时下，当“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的话题在网上热议时，公众号“城市数据团”发表了一篇爆文《逃离你终将衰落的家乡》。文章以各省人口流动的大数据为依据，得出了一个残酷的结论：大都市就像抽水机，不停地从落后省份抽取劳动力，或许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就会像今天的日本一样，无数村庄和城镇凋零衰败，但东京和大阪都市圈繁华依旧。在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大都市将毫不留情地吸干周边地区的血液，以便自己能够生存。这现实残酷吗？不，因为这是年轻劳动力自己用脚投票所投出来的结果。

      的确，中国贫富差距情况严重到了不忍目睹的程度——有钱的越来越有钱、穷人则越来越穷。大都市和县城农村相比，商业资源、教育资源、人力资源相差甚远，无数年轻人离开家乡、涌入大都市，以期改变生活现状。但是高房价和户籍制度又令他们几乎梦碎，结果又把很多打工者又赶出大城市，或者他们的下一代再次复制着他们的生活模式。

      闻名世界的中国高成本教育，又导致家庭收入成为进入大学的一个极高门槛，从而贫穷家庭大学入学率大幅下降。于是在前途无望之际，穷人们无可奈何形成“拾荒大军”或屈居地下室……甚至愤然上演自杀或互残社会大悲剧。

      其中的典型悲剧有，今年8月份甘肃外出打工者李克英的28岁妻子杨改兰，被发现给4个孩子喝了农药并用斧头砍伤他们之后自杀。李克英在附近城市打工，每年寄回家三、四千元人民币，这是一家六口一年的生活费。然而，仅因为这三、四千元钱，当地官员取消了他们的低保资格。

      另有典型悲剧是，香港开放网本月16日报道，在北京有16万“拾荒大军”，有的在那里过着同样生活已经20年。文章用“贫穷的瘟疫正在跨代蔓延”来形容他们的情况。对这类人群的孩子来说，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北京开设打工子弟学校，但是一旦校长换人就可能随时取消资助，甚至向他们索要以前的学费。

      公开资料显示，没有北京户籍的家长们如果想要送孩子在北京上学，需必须持有“五证”，分别是家长的“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的户口簿、在京暂住证、家长的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而有传媒今年8月末报道，非北京户籍人士要想集齐“五证”并非易事，而且政策细节随时变化，甚至会被要求证明“这个孩子真的是我的孩子”等。

      另据中原市场研究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北京的北漂一族中，平均每天有2.5户选择购买地下室，大多数的是为了让孩子上学。数据显示，8月份北京地下室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33700元，比二手房价格低28%。其中40%的地下室成交单价为每平方米3万至5万，25%为每平方米2万以内，20%在2万至3万。

      《凤凰财经》在文章中提到，“对于底层人民而言，教育的高成本，低收益，导致了他们对教育的绝望”，一些农村贫困地区的民众甚至放弃了高等教育。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在1978年至2005年间，北京大学的农村学生人数越来越少。80年代中后期，北京大学内来自农村的学生占30%；90年代后期人数比例开始下降；2000年后仅占到10%左右。

      另外，农村学生的人数比例与学校知名度有关，而知名度的低的大学的就业前景不佳。2012年复旦大学来自农村的新生占比为10.36%，同济大学占比18.98%，天津大学28.14%，吉林大学32.27%，西北师范大学59.85%，南昌大学43.68%，喀什大学（原喀什师范学院）56.98%。

      还有学生或家长因无法支付大学学费，选择自杀。2002年，陕西宝鸡市的丁先生，在儿子拿到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7,000多元的学费清单时，从7楼跳楼身亡。

      2003年夏天，陕西省榆林县53岁的农民景统仕，女儿以高分考上东北师范大学，但第一年学杂费为1万元人民币。景统仕喝下农药，并在临死前告诉家人：“我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

      2004年8月2日，辽阳农民孙守军，因交不起儿子每年5,308元的学费，在家中喝下杀虫剂自杀，并留下遗书“我儿⋯⋯只因为我没有能力让你上学，没有脸对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谢罪。”

       公开资料显示，1990年代相继进行的“高校扩招”和“教育产业化”，导致中国教育界成为一个暴利行业。1993年至2003年的10年间，中小学乱收费高达2000亿元；大学学费暴涨了20倍，本科四年最少花费2.8万，相当于一个贫困县一个强劳力35年的纯收入。

      对此，“微信号水木然”发贴说：“大部分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像我一样的穷人，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穷，并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我根本就无法选择你所在的圈子和环节。同样，你会看到很多有钱人，他们显得那样的毫不费力，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努力。”就此话题，“微信号水木然”还展开来畅谈。

      晋惠帝执政时期，有一年发生饥荒，百姓没有粮食吃，只有挖草根，食观音土，许多百姓因此活活饿死。消息被迅速报到了皇宫中，晋惠帝坐在高高的皇座上听完了大臣的奏报后，大为不解。“善良”的晋惠帝很想为他的子民做点事情，经过冥思苦想后终于悟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曰：“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美国废除黑奴前，美国南方种植园的白人奴隶主特别喜欢榜出一个黑人模范，说他辛苦工作，任劳任怨，所以每个月可以多获得一些粮食和报酬。而对于那些吃不上饭，对奴隶主不满的人则批评他们工作不认真，没法养活自己的家人是因为自己工作不够努力。

      这两个故事，前一个傻，后一个坏。“为何不取消对穷人的补贴和福利以激励他们上进”这一问题就兼有前者的傻劲和后者的坏劲。它不仅把穷人之所以穷完全归结于穷人不努力不上进，是活该，而且认为只要取消了对穷人的补贴，穷人就会上进努力工作，整个社会的效率就会为之提高。我想，他们大概是把自己当成奴隶主了。

　　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喜欢标榜自己的痛苦。比如说早上七点钟起床去上班，晚上十点才回家，比如说为了考研笔记做了整整一抽屉，一大早去图书馆占座，把真题集一页页翻过去，唰，唰，唰......可是，他们困了可以靠在办公椅上休息一会，饿了可以去学校食堂吃一顿再回来工作，在温度适宜的空调房里书桌里电脑前，做着和书籍有关的事情。

      难道，这就叫“努力”和“痛苦”了吗？

      请问可悲可笑可耻的“祖国的暖男”们：你知道太原富士康流水线员工忙的时候每个小时要加工900个产品，平均每个产品的加工时间不能超过4秒，整整10个小时的上班时间里，每一秒钟都必须站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做着机械又重复的工作，很多员工说“感觉像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吗？

      然而他们不会离开，因为他们知道富士康就是流水线工厂中的麦肯锡，离开了这里他们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单位了。几十米之隔的富士康保安常常羡慕地看着他们，表示自己也想去做工人，但因为犯错太多，只能来做保安。2012年，一个普通的富士康工人如果一天只工作10个小时，那么他的工资是“令人羡慕”的1800元。所以他们平均每周工作时长超过60个小时。　

      大同黑煤窑的工人的工资就稍微要高一点。每天6点天没亮就要下去拉煤，一直拉到晚上没办法工作了为止。从地下七八百米的地方把几十斤重的煤运上来，一名工人每天可以得到一百元左右的报酬，大致等于什么事都不用做的实习生每天的报酬。除了工作环境艰苦，工人们还要面对矿难塌方、老板拖欠工资、自己身体扛不住等风险。即使如此，在被问到是否辛苦时，从四川农村来的陈姓工人还是这样说：“这里比在家乡要好上１０倍，这儿干一年，比得上在家乡干６年”　　

      珠穆朗玛峰脚下的夏尔巴人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提供向导服务，他们为登山者背负行李辎重，遇到危险的难以翻越的障碍搭人墙让雇主通过。这样，他们每年可以赚取4000美元的工资。为了这换算成人民币4万元不到的收入，许多夏尔巴人都死在了登顶珠峰服务的路上。“我的朋友和兄弟都死了，事实上最后能活下来都靠运气。”夏尔巴人巴桑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唯一赚钱的方法。”　　

      那么，当你吹着空调、坐着地铁、上过大学、用过电脑，在城市里做着还算体面的工作时，面对着这些为了基本的生存挣扎的底层人民，又有什么理由说：“应该取消穷人的福利来激励他们上进呢？”而且，社会即将分层，阶层正在固化，而你们这些“饱汉哪知饿汉饥”的“祖国暖男”，你们仍能继续无知无畏的高歌"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