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凤凰卫视播放了一档节目《寻找传教士》，其中有一集是“司徒雷登”。节目重点讲述了他创办燕京大学的过程。说他物色到一块地，是军阀陈树藩的庄园，本来人家是不会出让的，他说买过来是创办一所大学，教中国人学习西方文明，就把地买过来了。这块儿地就是今天北京大学的燕园，未名湖就是司徒雷登命名的。

节目直白地说明，司徒雷登是受派到中国传教的，虽然他并不愿意做这项工作。可见西方传教士并非纯宗教行为。与其说传教是宗教行为不如说是政治行为。传教士都是西方宗教文化扩张主力，也是经济掠夺的先锋。

由于1840年以来主权的陷落，中国近代史打上了深刻的殖民文化烙印。先进者眼睛向西，奉行“师夷长技以制夷”，可是学着学着就变味了，只剩下前半句而忘了“制夷”了。洋人在中国趾高气扬，中国社会中上层以跟洋人扯上关系为荣。西方殖民文化的蔓延，传教士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上文说的司徒雷登办学就是一个重要手段。要改变一国的文化，没有比教育更有效的了。教育通过长期的思想文化灌输，直接作用于人的大脑，尤其重要的是，它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温水煮青蛙”、“润物细无声”，使人做了俘虏而不觉。学生不仅学习西方的知识文化，也沿袭西方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慢慢固化成习惯。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做了洋奴。

关于基督教在殖民文化中所起的作用，本人曾在《剥去基督教文明的外衣》等文中有专门论述。清、民两代，西方教会为配合殖民者的侵略扩张，在中国办了大量的教会学校。在1876年，单单美国在中国设立的中等以下学校，就有294所。基督教会1949年以前，在中国建有16所大学。其中燕京大学的文理科和工科解放后分别并入北大和清华。也就是说，北大清华都有教会学校的血统。而今天的清华最高学府“苏世民学院”依然有美国的影子，难怪如今的公知大都成为美国的应声虫或鼓吹者，清华北大等重点大学成为美国的人才供应基地。

除了办学，教会还办有大量报纸。基督教于1860年至1890年在中国发行的期刊多达76种。他们办的报纸当然是美化殖民掠夺、宣传殖民文化的。殖民者办学以奴化中国孩子，办报以教化中国社会（借以牢牢掌握中国的未来）。受影响最大的当然是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

办学是回报率最大的投资。用中国人的钱奴化中国人，是西方殖民者惯用的高招。这种掠夺方式至今还根深柢固地存在于美国人的思维中。被一些公知感恩戴德的庚子赔款的返还，不就是这样吗？

1900年，八国联军抢劫北京后，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向清政府勒索了4亿5千万两白银。1906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与司徒雷登一样，是美国派往中国的著名传教士）向罗斯福建议，用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学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于是美国人将从中国索取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来办学和文化事业（日本也是如此）。清华大学和“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中国基金会）就是庚子赔款建立的，还有协和医院。因此我说清华应该是中国耻辱的象征。美国侵略者退还部分战争赔款在中国办学，绝不是良心发现，而是为了更大的掠夺。清华事实上起到了影响和奴化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官僚）、将人才引入美国的罪恶目的。到1930年，美国成为吸引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

你不得不佩服美国人尤其是美国传教士的高明了吧？美国人的成功，英法等西方列强竞相效仿，纷纷以“庚子赔款”的名义设立留学基金，网络中国最优秀的人才为其效力。这就是今天中国文化教育沦陷的前兆。

到了今天，清华北大毕业生去美国者更占十之八九，一去不回者也是十有八九。清华的示范作用是惊人的。我的高中（普通县一中）同班同学至少有10个左右将孩子送出国留学，有些至今未归。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清华人”几近三分之一，工程院院士更多，高官也很多。美国藉中国的钱——庚子赔款，攫取了中国的人才，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引导了中国的政策，这是四两拨千斤的绝活！

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最大特点，是有记忆和思想。那些受洋教会教育、与洋人打交道的中国人，自然而然对西方有好感，他们不由自主地会回忆起过去的经历。这个世界有一个定理叫惯性定律，人也不例外，总习惯走自己熟悉的路（创新者寥寥无几）。那些受教会教育或殖民教化、与洋人打交道者，不经意就会把洋人和洋文化当成自己的熟人和熟文化，自然地生出好感（中国人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甚至于死心塌地为殖民者服务。现在不是有人为司徒雷登翻案吗？那些汉奸公知不都是这样堕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