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鳳凰衛視播放了一檔節目《尋找傳教士》，其中有一集是“司徒雷登”。節目重點講述了他創辦燕京大學的過程。說他物色到一塊地，是軍閥陳樹藩的莊園，本來人家是不會出讓的，他說買過來是創辦一所大學，教中國人學習西方文明，就把地買過來了。這塊兒地就是今天北京大學的燕園，未名湖就是司徒雷登命名的。

節目直白地說明，司徒雷登是受派到中國傳教的，雖然他並不願意做這項工作。可見西方傳教士並非純宗教行為。與其說傳教是宗教行為不如說是政治行為。傳教士都是西方宗教文化擴張主力，也是經濟掠奪的先鋒。

由於1840年以來主權的陷落，中國近代史打上了深刻的殖民文化烙印。先進者眼睛向西，奉行“師夷長技以制夷”，可是學着學着就變味了，只剩下前半句而忘了“制夷”了。洋人在中國趾高氣揚，中國社會中上層以跟洋人扯上關係為榮。西方殖民文化的蔓延，傳教士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上文說的司徒雷登辦學就是一個重要手段。要改變一國的文化，沒有比教育更有效的了。教育通過長期的思想文化灌輸，直接作用於人的大腦，尤其重要的是，它的作用是潛移默化的。“溫水煮青蛙”、“潤物細無聲”，使人做了俘虜而不覺。學生不僅學習西方的知識文化，也沿襲西方的思維和生活方式，慢慢固化成習慣。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是這樣不知不覺做了洋奴。

關於基督教在殖民文化中所起的作用，本人曾在《剝去基督教文明的外衣》等文中有專門論述。清、民兩代，西方教會為配合殖民者的侵略擴張，在中國辦了大量的教會學校。在1876年，單單美國在中國設立的中等以下學校，就有294所。基督教會1949年以前，在中國建有16所大學。其中燕京大學的文理科和工科解放後分別併入北大和清華。也就是說，北大清華都有教會學校的血統。而今天的清華最高學府“蘇世民學院”依然有美國的影子，難怪如今的公知大都成為美國的應聲蟲或鼓吹者，清華北大等重點大學成為美國的人才供應基地。

除了辦學，教會還辦有大量報紙。基督教於1860年至1890年在中國發行的期刊多達76種。他們辦的報紙當然是美化殖民掠奪、宣傳殖民文化的。殖民者辦學以奴化中國孩子，辦報以教化中國社會（藉以牢牢掌握中國的未來）。受影響最大的當然是知識分子等社會精英。

辦學是回報率最大的投資。用中國人的錢奴化中國人，是西方殖民者慣用的高招。這種掠奪方式至今還根深柢固地存在於美國人的思維中。被一些公知感恩戴德的庚子賠款的返還，不就是這樣嗎？

1900年，八國聯軍搶劫北京後，簽訂了不平等的《辛丑條約》，向清政府勒索了4億5千萬兩白銀。1906年3月6日，美國傳教士明恩溥（與司徒雷登一樣，是美國派往中國的著名傳教士）向羅斯福建議，用清政府的“庚子賠款”在中國興學和資助中國學生來美國留學。於是美國人將從中國索取的庚子賠款的一部分用來辦學和文化事業（日本也是如此）。清華大學和“中國文教促進基金會”（中國基金會）就是庚子賠款建立的，還有協和醫院。因此我說清華應該是中國恥辱的象徵。美國侵略者退還部分戰爭賠款在中國辦學，絕不是良心發現，而是為了更大的掠奪。清華事實上起到了影響和奴化中國高級知識分子（包括官僚）、將人才引入美國的罪惡目的。到1930年，美國成為吸引中國留學生最多的國家。

你不得不佩服美國人尤其是美國傳教士的高明了吧？美國人的成功，英法等西方列強競相效仿，紛紛以“庚子賠款”的名義設立留學基金，網絡中國最優秀的人才為其效力。這就是今天中國文化教育淪陷的前兆。

到了今天，清華北大畢業生去美國者更占十之八九，一去不回者也是十有八九。清華的示範作用是驚人的。我的高中（普通縣一中）同班同學至少有10個左右將孩子送出國留學，有些至今未歸。在中國科學院院士中，“清華人”幾近三分之一，工程院院士更多，高官也很多。美國藉中國的錢——庚子賠款，攫取了中國的人才，影響了中國的文化，引導了中國的政策，這是四兩撥千斤的絕活！

人區別於一般動物的最大特點，是有記憶和思想。那些受洋教會教育、與洋人打交道的中國人，自然而然對西方有好感，他們不由自主地會回憶起過去的經歷。這個世界有一個定理叫慣性定律，人也不例外，總習慣走自己熟悉的路（創新者寥寥無幾）。那些受教會教育或殖民教化、與洋人打交道者，不經意就會把洋人和洋文化當成自己的熟人和熟文化，自然地生出好感（中國人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甚至於死心塌地為殖民者服務。現在不是有人為司徒雷登翻案嗎？那些漢奸公知不都是這樣墮落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