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 几乎所有的信息传播, 都由官方统一垄断. 如果不想听来听去都只有一种声音, 除了读禁书外,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收听境外的电台广播. 但这是一种比读禁书风险更高的方法, 境外电台当年被称为"敌台", 假如胆敢收听, 一旦被逮住, 可真的要被拉上台, 在大会小会上被批斗的. 然而, 正值青葱岁月的毛小子, 通常都会有叛逆心理, 越是不让干的事, 越是想干. 当然, 想收听敌台, 又不想被批斗, 那就只有偷听了.
      但是, 偷听是要有条件的. 第一, 自然是要有接收性能良好的半导体收音机, 这玩意当年可是既贵重又稀罕. 我家境贫寒不可能有. 第二. 偷听时必须在绝对的私密空间, 连家人朋友都不能知道. 所以在中学时期, 我没办法偷听. 直到过完了四年中学(初中高中各两年)的生活, 到了工厂工作生活, 我才找到偷听的机会.
      那时中学时代一结束, 就要被赶出城市了. 很多同学选择了下乡, 而我选择了当时的政策视为等同于下乡的另一条路, 就是去仍在建设中,条件较艰苦的山区三线工厂. 那时当局为了备战, 把不少重要的工厂建在大山沟里, 花了大把冤枉钱.  其实后来证明了, 若从个人要回城的目标来看, 下乡才是正确的选择. 下乡的同学后来全都被招回城里了, 而三线工厂本来就是在体制內, 想回城就不是招工而是调职, 对没有后门可走的小老百姓来说很难很难. 如果不是通过了高考, 我恐怕要长期蜗在那山沟里的.
      在工厂, 是四个人一个房间, 还有专属于自己的木板床, 条件真比在学校下乡劳动时好太多了. 一齐住的都是同时进厂的年青人, 自然很快就混成了铁杆兄弟.  同房的一位哥们, 家里境况非常好, 竟拥有一部"高级"的半导体收音机. 在一齐时间长了以后, 老铁们之间的东西, 那还用分什么你的我的? 于是乎, 打那以后, 我常在深夜中躲在被窝里偷听敌台广播. 音量调到很小贴着耳朵来听(那年代还没听说过有耳机),当然是要非常小心的, 不然的话不单单自己会出事, 还会连累到收音机的主人老铁.
      那冒着这么很大的风险, 究竟是收听什么? 多年后, 与一些当年也曾偷听的朋友交流, 发觉他们大多是不滿只有八个样板戏看, 转而在敌台中收听娱乐节目. 而我那时却偏爱收听时政文化的相关内容. 具体内容到现在自然是大部份都忘了, 然而还有那么一点点却仍然记住. 
      其中之一是对自己当时所属的工人阶级的评价. 文革时期当局经常宣讲, 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 是领导阶级. 而我在进厂后不久, 就听说了维修部门的师傳们, 坚决反对在建设中的生产线安装较为先进的电子式仪表, 而要沿用以往旧式的机械仪表, 提出的理由真是简单粗暴: 我们只会修机械式的, 不会修电子的. 这那像先进的代表? 这故事令我对工人阶级最先进的论述开始产生了怀疑. 不久我就在敌台听到了对"工人阶级最先进"的批判, 并以一项工程的开展作为例子, 中间说到工程进行时, "工程师是先知先觉, 工头是后知后觉, 工人则是不知不觉." 这样一句话, 当时觉得非常新奇, 竟根本性地颠覆了官宣的说法, 故几十年后我仍记忆清晰.
      还有一个仍记住的內容是敌台关于对(滿江红 怒发冲冠)之作者是否岳飞的质疑, 那时我已能熟背这首滿江红了, 对质疑的说法自然很感兴趣. 其实那个质疑很简单, 理据贫乏苍白, 就是说岳飞本人已是大英雄, 对金戈铁马, 闯敌千军万马中如入无人之境的英勇壮举, 自己本身可能觉得稀松平常?  而某些文人书生, 虽不是英雄, 却有可能在胸中激荡着英雄的豪迈气概, 因而更有可能写出这样的传世之作. 这牵强说法虽难以令人信服, 却倒也别具一格, 容易留下深刻印象.
      偷听电台, 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无奈之举, 也说明了, 用专政高压的方法, 企图切断信息的传播交流, 结果是徒劳的. 正如当下, 墙内的人不滿网上的封锁, 翻墙去接触外面的世界, 用行动证明这封锁也是徒劳的. 每次回故乡, 听到后辈们与我谈起翻墙的经历与心得, 我都会回想起当年的偷听, 会惆怅地想, 什么时候接受信息的交流,  才可不必这般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