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应对6.4负部份重责

        历史车轮飞快地向前，6.4悲剧竟已过去三十年了。现回过头来看那不平凡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不禁感叹当时思想解放活跃，改革风气清新，是令当今天朝社会比之大失色。这波社会积极向上的风潮，在八九民运的初期达到最高潮，而在6.4的肃杀中嘎然中止，令人为之扼叹。对八九民运6.4悲剧的评沦一直多不胜数，且大多则重于追究屠杀的责任。而我则想从另一角度议一下，当时处于权力高位的赵紫阳，与这悲剧原因的一些关联。

        首先要指出的是，赵紫阳是我十分尊敬的政治人物，我认为赵是迄今为止，是中共体制内最明谙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规律的领导人，他提出的经济改革政策，奠定了中国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而他提出的政治改革，更显示出他当时就站在了中共党内至今尚无人可比肩的高度。令人痛惜的是这么一位优秀的领军人物，竟折戟于6.4的风高浪急中。

        在89年初时，赵紫阳当时是中共执政党中名义上的第一把手，但大家都知道大事的最后决定权是在当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手中。那么，赵手中究竟有无实权，实际上是取决于邓对赵的信任程度。从现今来回看这一点，说法也颇具爭议。有说邓在八九民运之前一直信任赵，有说邓已在那时想办法要将赵拉下马。赵当时究竟处于如何的位置? 我们来看看有关邓说要将最后一个实权职位：军委主席一职过让给赵的两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先生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说，在六四之前邓小平对赵紫阳是很信任的。1989年春节，邓小平、李鹏等在上海，上海市委领导人（当时江泽民任市委书记，市长是朱镕基）向邓反映了赵紫阳不少问题，但邓小平当场明确表态，“不能倒赵”。而邓回北京后不久即向赵提出要把军委主席职务让给赵，自己完全退下来。第二种说法是当时赵的首要柲书鲍彤先生的讲法，也是说邓曾讲过要让赵当军委主席，但目的却是骗赵去朝鲜以便将赵拉下马。（网上搜索到的信息）这两种说法，都指向证明邓曾经说过要将军委主席一职过让给赵。我倾向于相信杨继绳先生的说法，因考虑到鲍彤先生当时的位置，其说法有利益冲突丶事后替自己开脱责任之嫌。杨继绳先生的说法，证明了赵紫阳当时是身在第一线完全得到邓的信任，确实是手握实权。但就算是采用鲍彤先生的说法，也会令人觉得，连邓小平想扳倒赵紫阳，都竟需要提前做许多铺垫准备，甚至要耍花招，这就反过来说明当时的赵紫阳确是很强大，确是很有实权。

      那么，手握实权很强大的赵紫阳，在八九民运的期间，做了那些与其位置相符的实际工作呢？很清楚很可惜的是：没有公开的处理工作。简单地回顾那场浩大运动：4月15日，胡耀邦逝世，4月17日开始天安门广场有集会悼念活动，4月20日警察驱赶在新华门聚集的学生，引起不滿，4月22日，约10万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北京的大学生们在4月23日成立北高联，而在同日，赵紫阳竟然出访朝鲜这样一个无关重要的国家！由此赵开始错失可较和平地结束运动的良机。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表明天朝中的另一派，已开始抢夺处埋运动事态的主动权。 5月13日学生开始绝食，该日有30万人在广场聚集，事态已近一发不可收拾。相信已意识到事态严重的赵，还不作最后一博，而只是在5月14日派亲信阎明复，而不是亲身到广场去与学生谈判，那阎明复谈判失败就是必然的了。此情此境下，5月16日赵在国际新闻媒体前公开对戈尔巴乔夫说，中共内有不公开的规定: 邓小平对大事有最后决定权。这在广大公众看来，尤其是在邓的眼中看来，赵紫阳是在推缷责任，是想把锅甩回给邓小平。由此激怒了邓，彻底失去了邓的信任，（由此我们可想象得到，6.4后为何有邓小平的家人十分憎恨赵的传说）于是，赵最后只能在5月19日在广场含泪对学生说，同学们，我们来晩了! 对，确实是晚了，赵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

         事后我们假设，如果4月23日那一天，赵能当机立断不去访问什么朝鲜，而是放下身段亲自去刚成立的北高联，去会一会北高联初被选上的领导人，趁那时学生们尚未分化，刚当选的那一拨召集人还有短暂的号召力，或许能谈出个好结果，确认运动的正义性，令八九民运和平结束，那将是天大的好事，中国的民主进程从此大踏步向前，赵或许因此虫蛹化作彩蝶，成就为伟大政治家。这样的好时机，若拖到了5月13日学生开始绝食时，则是已错失了。但就算是情形已急剧变化，赵若仍能不惜挺身而出，再加上各种手段配合，说不定还有一丝可能争取到如上海江泽民那般的结果。甚至即使如在西藏胡锦涛一般，早一点以强硬手段去结束运动进程，或者结果会比现时来得好。当然后面这一条，性质与后来的大镇压已无本质上的分别，赵会背上污名与血债。但如果明知镇压是无可避免，由赵执行早一点镇压可能会换来较少的流血，且更重要的是，由赵来主持运动后的善后工作，赵应该会较宽容运动参与者，不会毫不留情穷追猛打。若能更进一步与参与民众积极和解，让中国的民主进程得以慢慢恢复前行，这样历史也有可能放过赵的部分责任。说了上面那么多的可能，就是想表明，当时若赵积极有为，其结果无论如何都会比现实的好。甚至只要及时看到赵在广场奋力的身影，那怕仍是一事无成，最终还是现实的大流血结局，历史对赵的评价也会更好一些。但无情的是，历史不容假设，赵紫阳是要负起当时身处高位而不作为的责任的。

        也许有人说，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事后诸葛亮地去苛求当时的赵。这说法也不无道理，虽说身处高位，内部对其制肘究竟强到何等程度，我们外人不得而知。但既然到了5月19日，赵仍能亲身到广场去作失败谢幕，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此之前更早的日子，只要有决心，只要不顾个人名义地位的得失，赵是可以现身广场的，更可以选择不去朝鲜，留下来全力处理相关事宜。 赵紫阳作为在中共体制中对世界政治经济最有认识又是最有良知者，当时又处于那样高的重要位置，本来历史是对他寄以厚望的。赵在中共体制内浸淫了几十年，应深知中共的残暴成性，应深知执政权是中共的命根，应深知他所属的集团，是会不惜一切去残酷镇压任何威胁本身统治权的运动的。他应认识到是有责任，历史也希望他负责任地去避免残酷的镇压，去避免大流血出现，而且他身居其位应是有能力去做到避免，起码是减轻大量流血的。例如当时在上海的江泽民，就及时出现在示威现场，利用各种手段软硬兼施，缓和了事态的恶化。又如稍早时在西藏的胡锦涛，所作所为也应对赵有所启示: 若不及时用强力手段去阻止事态的恶性发展，就是对后来更大规模流血的受难者不负责任。但不知赵是在大风大浪中，已手足无措进退失据，还是自私地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想搭上自己的英名，而不肯对群众运动施加那怕是一丁点的强硬？说难听一点，赵去朝鲜，客观上是被看逃避处理运动的责任，此后再将邓抛出，也是会被看为逃避责任。部份地由于赵的不作为，八九民运越到后期越变味，民主运动被那些希望民众血流成河的野心家们所绑架，与中共残酷派最后合演了一场大流血惨剧。

         在6.4的惨淡收场中，赵紫阳的政冶生涯遭到彻底失败，日后更失去了人身自由，令人同情令人为其悲哀。但更应该得到同情悲哀的是在悲剧中丧身的无数受难者以及他们从此受无尽痛苦煎熬的亲人家属，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本来或许可以免于受难免于遭受终身痛苦的。

        我在此提出赵紫阳应负的责任，当然只是才不配位的责任，是在大风大浪中进退失据没有作为的责任，而不是血债，这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历史本来给赵紫阳成为伟大政治家的一个机会，而我也认为赵是具有伟大政治家所应有的才能。可惜的是他本人缺乏一种伟大人物所必须具有的品格特质：大事面前勇于担当。正是这缺乏，令赵在当时的大风大浪中进退失据，以至沉痾不起。因此，历史给的定位，赵只能是一位有良心的优秀政务官，而不是伟大的政治家。为赵可惜时，更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可惜，如果当年赵紫阳能堪当大任，中国的民主进程就不会命运多舛了。令人感叹的是，赵当年大力提倡政治改革，大力促进党政分家。现三十年过去了，政治改革难行如蜗牛，党政分家不但无从提起，更要走回头路，要什么加强党的领导等等...，中国的民主进程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重上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