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應對6.4負部份重責

        歷史車輪飛快地向前，6.4悲劇竟已過去三十年了。現回過頭來看那不平凡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不禁感嘆當時思想解放活躍，改革風氣清新，是令當今天朝社會比之大失色。這波社會積極向上的風潮，在八九民運的初期達到最高潮，而在6.4的肅殺中嘎然中止，令人為之扼嘆。對八九民運6.4悲劇的評淪一直多不勝數，且大多則重於追究屠殺的責任。而我則想從另一角度議一下，當時處於權力高位的趙紫陽，與這悲劇原因的一些關聯。

        首先要指出的是，趙紫陽是我十分尊敬的政治人物，我認為趙是迄今為止，是中共體制內最明諳世界政治經濟發展規律的領導人，他提出的經濟改革政策，奠定了中國幾十年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而他提出的政治改革，更顯示出他當時就站在了中共黨內至今尚無人可比肩的高度。令人痛惜的是這麼一位優秀的領軍人物，竟折戟於6.4的風高浪急中。

        在89年初時，趙紫陽當時是中共執政黨中名義上的第一把手，但大家都知道大事的最後決定權是在當時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手中。那麼，趙手中究竟有無實權，實際上是取決於鄧對趙的信任程度。從現今來回看這一點，說法也頗具爭議。有說鄧在八九民運之前一直信任趙，有說鄧已在那時想辦法要將趙拉下馬。趙當時究竟處於如何的位置? 我們來看看有關鄧說要將最後一個實權職位：軍委主席一職過讓給趙的兩種不同的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新華社資深記者楊繼繩先生在《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說，在六四之前鄧小平對趙紫陽是很信任的。1989年春節，鄧小平、李鵬等在上海，上海市委領導人（當時江澤民任市委書記，市長是朱鎔基）向鄧反映了趙紫陽不少問題，但鄧小平當場明確表態，“不能倒趙”。而鄧回北京後不久即向趙提出要把軍委主席職務讓給趙，自己完全退下來。第二種說法是當時趙的首要柲書鮑彤先生的講法，也是說鄧曾講過要讓趙當軍委主席，但目的卻是騙趙去朝鮮以便將趙拉下馬。（網上搜索到的信息）這兩種說法，都指向證明鄧曾經說過要將軍委主席一職過讓給趙。我傾向於相信楊繼繩先生的說法，因考慮到鮑彤先生當時的位置，其說法有利益衝突丶事後替自己開脫責任之嫌。楊繼繩先生的說法，證明了趙紫陽當時是身在第一線完全得到鄧的信任，確實是手握實權。但就算是採用鮑彤先生的說法，也會令人覺得，連鄧小平想扳倒趙紫陽，都竟需要提前做許多鋪墊準備，甚至要耍花招，這就反過來說明當時的趙紫陽確是很強大，確是很有實權。

      那麼，手握實權很強大的趙紫陽，在八九民運的期間，做了那些與其位置相符的實際工作呢？很清楚很可惜的是：沒有公開的處理工作。簡單地回顧那場浩大運動：4月15日，胡耀邦逝世，4月17日開始天安門廣場有集會悼念活動，4月20日警察驅趕在新華門聚集的學生，引起不滿，4月22日，約10萬學生進入天安門廣場，北京的大學生們在4月23日成立北高聯，而在同日，趙紫陽竟然出訪朝鮮這樣一個無關重要的國家！由此趙開始錯失可較和平地結束運動的良機。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表明天朝中的另一派，已開始搶奪處埋運動事態的主動權。 5月13日學生開始絕食，該日有30萬人在廣場聚集，事態已近一發不可收拾。相信已意識到事態嚴重的趙，還不作最後一博，而只是在5月14日派親信閻明復，而不是親身到廣場去與學生談判，那閻明復談判失敗就是必然的了。此情此境下，5月16日趙在國際新聞媒體前公開對戈爾巴喬夫說，中共內有不公開的規定: 鄧小平對大事有最後決定權。這在廣大公眾看來，尤其是在鄧的眼中看來，趙紫陽是在推缷責任，是想把鍋甩回給鄧小平。由此激怒了鄧，徹底失去了鄧的信任，（由此我們可想象得到，6.4後為何有鄧小平的家人十分憎恨趙的傳說）於是，趙最後只能在5月19日在廣場含淚對學生說，同學們，我們來晩了! 對，確實是晚了，趙不可避免地走向失敗。

         事後我們假設，如果4月23日那一天，趙能當機立斷不去訪問什麼朝鮮，而是放下身段親自去剛成立的北高聯，去會一會北高聯初被選上的領導人，趁那時學生們尚未分化，剛當選的那一撥召集人還有短暫的號召力，或許能談出個好結果，確認運動的正義性，令八九民運和平結束，那將是天大的好事，中國的民主進程從此大踏步向前，趙或許因此蟲蛹化作彩蝶，成就為偉大政治家。這樣的好時機，若拖到了5月13日學生開始絕食時，則是已錯失了。但就算是情形已急劇變化，趙若仍能不惜挺身而出，再加上各種手段配合，說不定還有一絲可能爭取到如上海江澤民那般的結果。甚至即使如在西藏胡錦濤一般，早一點以強硬手段去結束運動進程，或者結果會比現時來得好。當然後面這一條，性質與後來的大鎮壓已無本質上的分別，趙會背上污名與血債。但如果明知鎮壓是無可避免，由趙執行早一點鎮壓可能會換來較少的流血，且更重要的是，由趙來主持運動後的善後工作，趙應該會較寬容運動參與者，不會毫不留情窮追猛打。若能更進一步與參與民眾積極和解，讓中國的民主進程得以慢慢恢復前行，這樣歷史也有可能放過趙的部分責任。說了上面那麼多的可能，就是想表明，當時若趙積極有為，其結果無論如何都會比現實的好。甚至只要及時看到趙在廣場奮力的身影，那怕仍是一事無成，最終還是現實的大流血結局，歷史對趙的評價也會更好一些。但無情的是，歷史不容假設，趙紫陽是要負起當時身處高位而不作為的責任的。

        也許有人說，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我們不能以今天的眼光事後諸葛亮地去苛求當時的趙。這說法也不無道理，雖說身處高位，內部對其制肘究竟強到何等程度，我們外人不得而知。但既然到了5月19日，趙仍能親身到廣場去作失敗謝幕，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此之前更早的日子，只要有決心，只要不顧個人名義地位的得失，趙是可以現身廣場的，更可以選擇不去朝鮮，留下來全力處理相關事宜。 趙紫陽作為在中共體制中對世界政治經濟最有認識又是最有良知者，當時又處於那樣高的重要位置，本來歷史是對他寄以厚望的。趙在中共體制內浸淫了幾十年，應深知中共的殘暴成性，應深知執政權是中共的命根，應深知他所屬的集團，是會不惜一切去殘酷鎮壓任何威脅本身統治權的運動的。他應認識到是有責任，歷史也希望他負責任地去避免殘酷的鎮壓，去避免大流血出現，而且他身居其位應是有能力去做到避免，起碼是減輕大量流血的。例如當時在上海的江澤民，就及時出現在示威現場，利用各種手段軟硬兼施，緩和了事態的惡化。又如稍早時在西藏的胡錦濤，所作所為也應對趙有所啟示: 若不及時用強力手段去阻止事態的惡性發展，就是對後來更大規模流血的受難者不負責任。但不知趙是在大風大浪中，已手足無措進退失據，還是自私地太愛惜自己的羽毛，不想搭上自己的英名，而不肯對群眾運動施加那怕是一丁點的強硬？說難聽一點，趙去朝鮮，客觀上是被看逃避處理運動的責任，此後再將鄧拋出，也是會被看為逃避責任。部份地由於趙的不作為，八九民運越到後期越變味，民主運動被那些希望民眾血流成河的野心家們所綁架，與中共殘酷派最後合演了一場大流血慘劇。

         在6.4的慘澹收場中，趙紫陽的政冶生涯遭到徹底失敗，日後更失去了人身自由，令人同情令人為其悲哀。但更應該得到同情悲哀的是在悲劇中喪身的無數受難者以及他們從此受無盡痛苦煎熬的親人家屬，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本來或許可以免於受難免於遭受終身痛苦的。

        我在此提出趙紫陽應負的責任，當然只是才不配位的責任，是在大風大浪中進退失據沒有作為的責任，而不是血債，這是不同性質的兩回事。歷史本來給趙紫陽成為偉大政治家的一個機會，而我也認為趙是具有偉大政治家所應有的才能。可惜的是他本人缺乏一種偉大人物所必須具有的品格特質：大事面前勇於擔當。正是這缺乏，令趙在當時的大風大浪中進退失據，以至沉痾不起。因此，歷史給的定位，趙只能是一位有良心的優秀政務官，而不是偉大的政治家。為趙可惜時，更為中國的民主進程可惜，如果當年趙紫陽能堪當大任，中國的民主進程就不會命運多舛了。令人感嘆的是，趙當年大力提倡政治改革，大力促進黨政分家。現三十年過去了，政治改革難行如蝸牛，黨政分家不但無從提起，更要走回頭路，要什麼加強黨的領導等等...，中國的民主進程不知要等到何時才能重上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