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之聲》（36）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

無套褲漢作於2016年01月28日

哲學觀點如同宗教觀點一樣因人而異，不必強求，只需出於開闊心態去截長補短、從善如流就可以了。自大狂是不足取的，但是隨波逐流也不那麼好啊！

就個人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孰優孰劣或是一丘之貉的認識或主張，也同樣沒有絕對的定論，也是因人而異、因立場觀點和方法上的不同而不同吧？比爾•蓋茲自己有圖書館，讀書很勤，大概已經讀遍所有可讀的書了，唯一不喜歡卡爾•馬克思的。這是階級立場的問題，不是他個人的偏見或缺失。社會主義者的勞動階級立場、唯物主義觀點和辨證方法也同樣決定了他們的喜好或偏向，不必苛責。

就馬克思關於他的政治經濟學在立場觀點和方法上的優劣點和正確與否的看法來說，不能因為時過境遷就貿然斷言其說非是。資本主義制度歷時很長，但是它萬變不離其宗，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不但沒有減弱，反而與時俱進；同樣，資本霸權的擴張與深入發展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不宜片面斷言資本的本質已經變得面目全非，無復當日了，因此馬恩的理論過時了。事實上，世界上數以百萬計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至今仍然不能推翻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並得出關於解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嶄新理論來。這類似牛頓力學至今在其一定的使用範圍內未能被否定這一事實一樣。資本這一歷史發展中的妖魔不論如何變化多端、施展千奇百怪的誘惑、危害人間，但是無不被火眼金睛的孫悟空一一識破，其最後失敗的命運是不可避免的。當然，人類歷史發展絕不會就此終止它向前的運動：剷除了資本妖魔之後，還會出現新的妖魔鬼怪，例如以社會主義為名行資本主義之實的現代修正主義的資本主義復辟早就危害全球；可以斷言這種社會主義下的新型資本將會繼續不斷地以神出鬼沒的方式迷惑世界。這就是為什麼列斯毛在馬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礎上一方面發展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同時發展了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理論及其實踐，也就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或學說。如果可以對列斯毛的學說與實踐作為一種抽象的或表象的、非本質的對照，那麼就可以愛因斯坦在牛頓力學的基礎上發展出相對論那樣的前後關聯性來說明二者的聯繫。

至於領袖都是獨裁者的看法是不全面的。問題在於為誰的利益去奮鬥，如果為了大多數人的長遠和根本的利益奮鬥了終生，而自己和家族及後代沒有積累任何財富和權勢，做到了赤裸而生、赤裸而死，那麼這種領袖的獨裁或許比不獨裁而為少數人的階級利益奮鬥終生，並為了個人與家族後代積累了億萬財富和權勢堪比帝王的領袖，更為可取吧？

資本主義歷史長達6百年之久，儘管險象環生而至今無法取代，這說明資本主義制度有其存在的條件和優勢，例如人人可以變成資本家並致富這個事實，類似中國百姓歷來相信人人可以成佛一般普遍，這就是最顯然的存在優勢之一。“人民資本家”把人民的反抗或不滿消解到了無形狀態，老百姓甘心情願地俯首聽命，甘當僱傭奴隸，因為他們認為有朝一日，苦盡甘來，貧民也可以晉身資本家的行列；暫時貧困是可以忍受的，沒有政治權力也是不足憂慮的，只要下一代過上比自己這一代好的生活，例如下一代人擁有美國401K退休計劃（美國私人企業為雇員提供的一種最普遍的退休福利，雇員的退休福利由雇主和雇員共同負擔，投資風險由個人自己承擔）、微軟或阿里巴巴的幾十股證券、有一輛十幾年新的二手車等等就似乎接近資本家的行列，就完事大吉了，就日益媲美蓋茲或巴菲特、馬雲的股權了；雖然他們接連三四代人都一貧如洗，隨風而去，他們仍然看不到這些是自欺欺人的幻想，仍然繼續做着華爾街頭的美夢。

此外資本主義市場的作用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另一個優勢；市場把階級對立和壓迫的事實微妙地轉化為自然現象從而把人為的活動定性為自然事態，並把人的因素和階級的對立與市場至少在表面上區別對待開來，市場所造成的競爭性與強迫性買賣勞動力、生產活動、商品流通、交換、分配、資本周轉、金融等調節作用促成了分工和利潤最大化，並被認為是不可抗拒的、市場社會達爾文主義似的天然規律，被當作神靈一般膜拜的市場（資本拜物教），它一方面解除了勞動群眾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懷疑和困惑，另一方面又把所謂具有企業家或“動物精神”的雇主從貪婪、自私、殘忍等道德規範的斷頭台上，放回到適者生存的嚴酷的市場競爭現實下。市場的現實性（但不是必然性）是導致資本主義制度立於不敗之地的最重要因素。另外，消極性質的主觀因素例如“資產階級所以能夠支持，不僅依靠暴力，而且依靠群眾的不覺悟、守舊、閉塞和無組織”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資本作為一種政治行動和戰略性的社會力量快速地將二戰之後的社會民主擴散到自行調節的市場上。（資本）眼看就要出現誘髮式的危機，卻被消費者樂園裡那種意想不到的擴張和引誘一掃而空。結果1980年代的高度通貨膨脹及公眾債務就因此不曾觸發過大規模的關於資本主義制度正當性的危機。戰後資本主義與民主的融合所導致的穩步增長、有償付能力的資金和零落地散布在各處的微弱社會平等問題會繼續下去，以至永遠嗎？資本在社會民主主義的輔佐下會保證自己不被無產階級這個掘墓人所埋葬嗎？答案當是否定的。事實上，身擁獲利觸覺的資本作為行動者不願意滿足人們的社會民主的需求（分配性的利潤和優越的工資），而要儘可能地擴充其利潤。資本要創造條件，使自己的‘能夠反對來自下層的壓力，從而贏得制度中市場的信心’這一意圖具有免疫性，這也就是馬克思在1857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 一書裡所說的‘資本為了市場要去征服整個世界’。然而它走上推銷這種去社會民主化險途的同時，卻把自己捲入看不到盡頭的三重危機：銀行危機、公眾債務危機和‘實體經濟’危機之中。掘墓人用的鐵杴現在早已經交到資本自己狂妄自大的雙手中。當然，資本設想可以掘到解決方案而不是去準備自己的死亡。

戰後民主資本主義的危機不斷。

從1945-1975之間的社會民主福利國家的所謂黃金時代算起，資本主義已經忍受過三次大危機：1. 1970年代的高度通貨膨脹；2. 1980年代的公眾債務升級和3. 1990年代預算調整及私人債務急劇上升。

1. 高通脹使可持續增長躊躇不前。西方政府陷入尷尬境地，福利大縮水，失業激增。2. 雖然高通脹被征服了，但是由於利息率急劇攀高不下，美歐日各國的失業率增加到大恐慌以來的最高峰。於是我們走入新自由主義的醜惡可恨之屋的大門，這時里根和撒切爾夫人大搖大擺地登上世界舞台。塵封已久的哈耶克書籍急忙被掃除了灰塵準備表演一番。撒切爾夫人痛擊礦工工會，里根打倒了航空交通管制員工會，社會民主福利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壽終正寢了。通脹退卻，但是公債大幅增加，因為新自由主義各國必須借債來滿足給公民們的津貼和他們的服務需求，資本與民主之間的和平契約面臨斷裂和解體。資本這時只是在‘購買時間’。其實它正在挖掘一個極深的窟窿：債務必須支付利息而金融市場卻在盜取可觀的經濟權勢，要求回歸預算調整。3.  1992年克林頓上位為總統，他發展出一個‘緊縮政策’，大幅裁減公眾債務。從90年代一直到現在，收入不均急速增加，實行的是私有化的凱恩斯主義，即公債用私債取代。克林頓跟在里根後面學步，搞去管理化，結果使得富人少交高稅，愛玩弄陰謀的金融服務業取得大幅利潤。小布什搞的臭名昭著的次級抵押貸款轉移了巨額財富到占人口1%的巨富那裡，大批老百姓破產、失業。2008年國際信貸金字塔崩潰。‘因太大而不能失敗’的那些犯有金融罪的真正罪犯藉機死後還魂般地利用印刷大量鈔票的機會和所謂市場正義的胡說，賺了個盆滿缽滿。

德國社會學家沃爾夫岡•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給出的冷酷評語是：資本勝利了而民主失敗了。他告訴我們歐洲委員會和歐洲銀行這兩個機構竟然超過民族國家之上發號施令；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不經過與民商討就自行引進難民，民主早已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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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資本挫敗了它的反對派只不過是一場慘勝。

如果我們還不肯定資本死期已至，那麼施特雷克的固有論點就值得留意。他說：‘我們所知道的資本主義已經從反對利潤和市場角色運動的興起那裡獲得可觀的好處。社會主義和工會主義阻斷了商品化，並使資本主義避免破壞其非資本主義的基礎，即信賴、誠實、利他主義、家庭與社區內的團結，等等’。資本得到的是慘勝，因為資本主義如果仍然是完整資本主義的，那麼就無法存活下去。取得勝利的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了資本自己最厲害的敵人。資本主義即使在沒有任何替代物的情形下，也可能走向滅亡。當前的世界處於完全地無序混亂之中。新自由主義是一部專心致志於投機性投資而不事生產性投資的、遭了難的機器。新自由主義藐視人民要求做主動公民的權利、取得優質工作和安全的生存空間的需要。

難怪銀行和政府甚至對付一個極其微小的運動，例如占領華爾街運動，都被嚇得發抖。現在街頭巷尾到處都是燃燒着的火種，另一個料想不到的逆轉可能正在等待着我們”。（以上見Michael l Welton:http://www.counterpunch.org/2016/01/29/world-out-of-joint-wolfgang-streecks-vision-of-the-end-of-capitalism/ ）目前出現在政壇上的民主社會主義者伯尼·桑德斯正是受到包含這個微小運動在內的影響才競選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可見政治運動離不開群眾運動，後者是前者的物質基礎。

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也稱作庸俗）經濟學家數目當以百萬計，但是沒有一位專家的理論或先驗信息能夠解決資本主義制度特有的危機與難題，他們一般不使用危機二字而使用衰退代替危機。所以愈來愈陷於危機之中的經濟政治社會問題不得不另外尋找解決之道。這就是為什麼社會主義制度被美國的現代年輕人愈益重視的原因。如果從斯密以降到凱恩斯、弗里德曼…等人都對資本主義危機的解決方案束手無策了，那麼何以不能從馬恩列斯毛那裡尋找出路呢？

世上無成功的共產主義社會和國家，這是因為 “（把）事物相對靜止和絕對運動的辯證統一（這個觀點），運用到革命工作上，就是必須堅持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結合的原則。所謂不斷革命論，就是因為事物的運動是絕對的，必須根據事物運動發展的客觀情況，不斷把革命推向前進。所謂革命發展的階段論，就是因為事物運動有相對靜止狀態、有質的相對穩定性，因此我們搞革命不能超過事物發展的階段，必須根據事物發展的一定階段，制定一定的路線、政策”（參看天津市第四棉紡織廠工人理論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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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看看美國政治經濟社會的新情況。

由於資本已經把它的民主外殼剝離殆盡，剩下的是獨裁專政這個赤裸裸的反動內核，老百姓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怒火中燒，他們的憤怒特別對準了首都華盛頓特區及其主人，即華爾街這兩個惡魔，他們反對後者殘民以逞而得不到懲治和不對華爾街的流氓強盜銀行家們（即banksters）判刑這一懦弱表現，尤其激烈。他們再也不允許或默認惡魔們自行其是、為非作歹、不顧人民利益的獨裁霸權了。進步的選民當前要求政治領域必須做激進的變革，就是要求從下到上在一個開明和理性為基礎上進行改造；保守主義的選民則正在同樣地甚至聲勢更大地振臂一呼，要求對這一垂死的制度予以變革。二者之間的區別在於：後者的變革只限於營救制度，而不進行激進改造以產生嶄新的制度，這是一個重要的缺陷，因為保守性更容易增強獨裁而不是民主制度。正如同一位進步選民賈斯汀·侯里漢（Justin Holihan）所說：“我擔心日益增強的經濟不平等可能會把國家推向革命或者推向一個警察國家”。只要變革太過於局限那就會成為不切實際和失去意義，老制度就不可能壽終正寢，反而會起來進行垂死掙扎以至對人民造成長期困擾。革命與矛盾是緊密結合的，這些矛盾是由於經濟情況如此嚴重以至於沒有任何人能夠驅除矛盾所造成的危機而變得突出的。

美·大衛·科茲（David  M. Kotz）在2015年出版的新著The Rise and Fall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暫譯：《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興衰》 按：作為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的本質是代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利益的工具；是一種經濟自由主義的復興形式，自從1970年代以來在國際的經濟政策上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里說：“金融危機及其接連而來的大衰退令大多數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們感到驚訝” 。經濟大蕭條那樣的崩潰曾經被認為 “在現代資本主義時代中不再可能” 。但是他在書中重新解釋了這些經濟難題。其序言中說：

 “2008年美國爆發了一次嚴重的金融危機與廣泛的經濟危機。危機很快地遍布全球的金融和經濟系統…即便在危機開始期間的金融崩潰與經濟上的自由落體（目前）已經成為過去，然而隨之而來的是一個蕭條和經濟不穩定的時期…危機出自最近幾十年來的美國特殊資本主義形態，經常被稱之為自由市場或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出現在1980年左右，首先在美國和英國，它取代了之前的截然不同的 ‘調節式的資本主義’。它很快地傳播到其他許多國家，但不是所有的國家，而後便統治了這一時代的全球範圍內的經濟制度。

…簡而言之，在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下，市場關係和市場力量的運作相對較為自由，而且扮演着經濟上主要的角色。所謂調節式的資本主義指的是資本主義的這樣一種形式：在那裡，非市場機構即如國家、公司行號的官僚制度以及工會等扮演着較大的調節經濟活動的角色，並限制市場關係與市場力量，使之在經濟中僅僅扮演次要的角色…

2008年開始的危機不僅是一場金融危機，尤其是一場特別嚴重的衰退或者說是二者的結合。它是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形式中的一場結構性危機…這場危機跟一般性的商業循環的衰退不同，無法在當前的結構形式中得到解決…即使使用一個大膽的凱恩斯主義的預算擴張來大幅增加公眾開支，這雖然可以刺激出較快的經濟增長和創造出較多的工作職位於一時，然而就其本身而言即實質上說是無從解決潛在的結構問題的，這一問題妨礙一個長期營利及經濟擴大的正常軌道得以恢復。毋寧說經濟上的主要結構變革和社會上其他相關的情勢代表解決當前危機的唯一途徑，這個觀點是得到上個世紀30年代美國結構危機解決史的支持的” 。

換句話說，晚期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已經脫離了一般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及其商業循環軌道-危機、蕭條、復甦、繁榮、新的危機，然後周而復始的周期性質，晚期資本主義具有自己特殊的運動規律；這時的復甦即便出現，也極微弱，繁榮除非在特殊情況下（例如世界規模的戰爭,如同二戰毀滅了極多的過剩資本才使美國30年代的大恐慌經濟轉危為安，出現60年代的所謂黃金時代；或強迫使用化公為私的辦法取得繁榮等情況，例如中國）出現，否則根本不再可能了，這從2008年危機以後整個世界的經濟萎靡不振可見一斑。在這裡，世界市場的全面萎縮與限制是問題的重要環節；把危機的禍害轉嫁給殖民地、半殖民地勞動人民的老辦法也失靈了。但是相對於勞動群眾低下的購買力的生產（相對）過剩卻與日俱增，不變資本膨脹，引起勞動生產效率增加和工人失業增加，商品中凝結的剩餘價值雖然增加，商品價值和價格卻日益低落（即緊縮），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政策對於結構危機沒有發生解決作用，歐盟和日本的短期利息率降到負值，資本的投資渠道阻塞，並得不到在數字化輔助下提升商品新奇性所導致的利潤率的增加。因此，一方面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即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等矛盾有增無減，另一方面，世界市場飽和，不再能夠擴充，資本的社會平均利潤率下降，資本的盈利是以勞動力的無償占有為前提的，當勞動力過剩，工人就失業，所謂勞資雙贏的傳說純屬虛構，究其實際，贏者全贏、輸者全輸，貧富不均，社會震盪。

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矛盾是問題的樞紐。由於直接生產者的生產資料不能為自己所有，因此生產者變成為異化勞動者，而占人數極少的老闆們卻變成了他們的主人，如果沒有主人老闆雇用他們，勞動人民或者一個一個地死去，或者全部失業。資本積累過多，規模過大，投資不出去，過多的資本必然而且蓄意製造剩餘人口和失業後備軍，並走上投機道路，轉化經濟危機為金融危機。

前面介紹了“人民資本家”及其抽象性存在。實際上，資本為少數主要的股東也就是所謂風險共同承擔者、利益共享者或局內人所有，人民資本家不過是些企業控制者的應聲蟲，他們所持的股份完全無法改善其社會政治經濟地位。

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是作為一個因自己的成功註定走向失敗的制度的關係凸顯在歷史上的。舉例來說，相對於工人的購買力出現生產相對過剩是總危機的主要原因。這就是科茲所說的結構性危機，它與奴隸主所有制和封建地主或貴族所有制所經常出現的生產不足狀況是有着本質不同的。

對危機更為詳細的解釋應該以資本主義的價值危機作為基礎。

要點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障礙是資本自己”和“利潤率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推動力；那種而且只有那種生產出來能夠提供利潤的東西才會被生產出來”（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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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在當前的晚期資本主義制度里，高利潤和高利潤率（及增長率）之間是互相排斥的，要實現高利潤和高利潤率兩全其美是不可能的。在這個前提下，資本一般為了攫取近利而顧不得國內的利潤率。近30年以來，世界市場的規模和潛力上的局限及經濟體之間、同行業之間的競爭（不排除壟斷），促使資本大量投向不變資本，即生產工具，主要是機器和自動化生產工具，以便發展並增加勞動生產效率(美國企業勞動生產率自1980到2010年增加了60%，即30年來的年增率為2%)，降低生產成本，極大地提高利潤總量。導致：資本的有機組成（即預付的不變資本或固定資本c與預付的可變資本或工資加福利v的比，也就是c/v）不斷上升和因為縮減對勞動力的投資使得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代價：商品生產相對過剩，而資本積累絕對過剩；無風險或少風險的生產性投資渠道壅塞，資本的實現和擴大再生產遭受困擾；大量失業、貧困、破產以及工人階級的社會與政治地位的低落等等。結果：生產力越強大，平均利潤率及增長率越下降，以至於陷經濟於停滯並引發金融和債務危機。關於最近公布供的新資料，參看Michael Roberts: https://thenextrecession.wordpress.com/2015/12/27/the-marxist-theory-of-economic-crises-in-capitalism-part-one/

https://thenextrecession.wordpress.com/2015/12/29/the-marxist-theory-of-economic-crises-in-capitalism-part-two/

（參看：他寫的兩本書：“The Long Depression”2016和“Marx 200”2018.）

預算緊縮和刺激方案都不能解救危機。以前行之有效的解救辦法是通過戰爭、普遍毀約和沒收來毀滅生產、資本、通貨、財富、資產的過剩。但是在全世界資本處於風雨飄搖的今天，誰都拿不定主意，也不敢冒核戰的毀滅性危險。

除了上面所說的平均利潤率下降造成的危機之外，資本主義的生產危機似乎意猶未盡；一個更為深層次的危機―價值危機正在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最終殺手。

資本主義世界發現它自身墜入價格的兩個陷阱―其一是隨著下降的價值而擾動的商品價格，價值之所以下降是由於大量使用減少勞動量的機器，使得勞動者的工作日時間大部分消耗在為資本生產剩餘價值，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來為社會創造新價值；其二是作為商品所吸收的死勞動或物化勞動價值的機器磨損及原材料或能源消耗，都因為機器耐用性提高，以及原材料和能源低消耗、高效率，從而大為減低，因此商品的成本價格進一步地下跌。商品、生活資料、生產資料普遍貶值。機器和自動化的使用使商品廉價而過剩，世界市場萎縮。

由於資本價值隨時間遞減，房地產、債務、證券、商品及其他金融資產例如通貨無不隨著時間貶值。其價值的量度標準是黃金價值，而黃金價值則由黃金生產的勞動生產率決定。人們為了保有資產的價值，往往延長持有資產的時間，於是增加了資產的周轉時間，而債務和金融總危機因此變得更為頻繁而嚴重。

鑑於擁有高生產效率的工人階級把大量時間浪費在生產剩餘價值或利潤上，使得為社會創造新價值的時間普遍減少，商品、資本及通貨的普遍貶值產生了價值危機―商品及資本的價格緊縮而同時通貨膨脹，即緊縮與通脹並存的價值總危機。

一個顯著的矛盾是：一方面商品，資本及虛擬資本（即產權的資本化，包括銀行信貸，證券，股票期權，房地產，期貨，衍生產品，證券化資產及其他金融工具或對未來利潤的期盼等與勞動價值在表面上無關因此價值不確定的、而在內容上相關的虛幻資產）全部貶值，而在另一方面，同時並存着商品生產過剩，產能過剩及資本積累過剩。

銀行資本與實體經濟相矛盾，並使貨幣流向虛擬資本脫軌而去。銀行資本靠實體經濟為生，但是它對實體經濟不做貢獻而成為社會和大眾的一種巨大浪費、重擔與危機渠道和機制。

在過剩資本的威脅下，當前的價值危機日益無解，因為過剩資本必然蓄意打造一個人為的過剩人口及長期失業大軍。

壟斷資本培植國際壟斷金融資本來降低過剩資本帶來的不可忍受的負擔，從而使國際壟斷資本打開世界市場，以有毒的（應當讀作詐騙和一錢不值的）資產與債務的形式把過剩資本轉移出去。過剩資本已經把經濟危機金融化，即從事實上把經濟危機蛻變為金融危機。

延緩危機意即把作為投資主要障礙的過剩資本予以清除。這一觀察跟經典觀點―危機源自缺乏消費需求是相反的。資本毀滅的普通方法包括世界規模的戰爭，廣泛的破產和毀約，這些都有嚴重的副作用。唯一可行而無害的方法是：經由金融賭場組織及利潤共享的徵稅方式通過自然破產，使大銀行及其他大資本國有化。然而，“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趨向於保持資本的現存價值並促使自我擴張…”，其做法是通過以降低利潤率為代價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資本是會頑強抵抗使用毀滅或者收歸國有作為自我擴張或經濟恢復手段的。

隨著過剩資本的延緩毀滅，在增強的勞動生產效率的前提下，平均利潤率下降這一傾向性規律將會由於以下的矛盾使經濟長期停滯：

“現有資本的周期貶值，這個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固有的、阻礙利潤率下降並通過新資本的形成來加速資本價值的積累手段，會擾亂資本流通過程和再生產過程藉以進行的現有關係，從而引起生產過程的突然停頓和危機。”《馬恩全集》第25卷，第278頁，即《資本論》第3卷，第15章。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刺激、積累的條件和推動力的利潤率（即資本的相對增長率）會受到生產本身發展的威脅。然而資本主義的歷史任務和存在的理由卻是發展社會勞動生產力，從而資本主義不自覺地為一個更高級的生產模式創造着物質條件。（以上見拙著：《論價值危機》初版作於2012年3月18日 http://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zI1MzI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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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茲在一篇文章：Beyond Neoliberalism Lies Opportunity for Grand Restructuring（暫譯：《宏大的改革契機就在新自由主義所達不到的地方》）內認為：

“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的破產可能會帶領我們得到一個真實的代替物，即一個社會主義運動的再生——‘在可持續的環境下帶來一個提高全人類福祉的時代的民主的、參與的計劃經濟’。

2008年的金融危機似乎在當時的美國政治氣候中正在歡呼一個左轉傾向。政府假裝看不見幾十年來的自由市場說教，爭先恐後地迫使納稅人出錢幫助各大銀行擺脫困境，而同時一般房主們卻要自行解決他們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難題。政府的偽善多麼使人震驚。到了2009年春天，拉斯穆森（Rasmussen）調查公司發現30歲以下的問卷回答者中有1/3寧願選擇社會主義而不要資本主義，另外1/3還沒有做出決定。連那些主流媒體都從自由市場的崇拜中走開，有力地指明：也許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自我毀滅傾向的觀點是對的。（按：最近媒體調查發現：美國人有90%贊同瑞典實行的民主社會主義，有70%贊成比瑞典更為公平的社會主義制度）。

然而不到一轉眼功夫，這一契機就大變了。一旦各大銀行被美聯儲花人民的血汗錢從（沒有進去的‘監獄’里）保釋在外之後，當自由落體經濟經過政府大力干預得以停止之後，主流政治說教就向右轉了。新自由主義思想和政策借用經濟緊縮作為偽裝和藉口，轉而注意巨大的聯邦赤字問題，而這些都是金融危機和大衰退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結果。新自由主義的說教教訓我們說：慘澹無光經濟的指責對象不是那些破壞經濟、大發其財的銀行家們，而是公眾領域裡面的工人們，是他們因為得到過於慷慨的工資和退休金才起着推動會毀滅未來的政府赤字的作用的。

任憑新自由主義觀念和政策復活，有充分樂觀的理由相信未來幾年內的進步變革潛力。意圖復活並擴大新自由主義模式不能克服當前經濟停滯及恢復正常資本主義增長方面所作的努力是不能成功的，而一個沒有增長的資本主義制度就必然出現不穩定性。只要回顧一下歷史上的類似時期，就會提醒人們：那個1980左右年間盛行一時的自由市場形式的資本主義正在臨近生命的終點”。

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的障礙是資本本身”。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資本日益廣泛地和深入地使用人工智能與機器人進行自動化生產，儘量提高勞動生產效率，結果是商品的價值和價格下降，剩餘價值（包含公司利潤和執行長們的薪水及其補償在內）、失業、生產相對過剩、資本的投資渠道短缺都出現增加。資本已經不能駕馭這個高度無政府主義的生產與失業潮泛濫的制度。最終只能請求其對立面即勞動力來解救，否則只有滅亡一途。

 “市場全球化政權要能持續下去必須滿足三個條件：最後的經濟擴張繼續下去；美國維持住它的意識形態的、外交的和軍事的霸權；使用福利籠絡或公安方法制止住由於市場操作引起的社會騷亂。在這情勢變遷中間，我們大概可以把當前的這種全球化形式的生存再給予十年左右的存活期”參看：http://newleftreview.org/II/94/perry-anderson-incommensurate-russia#_edn47 ）。

美國社會歷史發展經驗有其特殊性，主要在於美國從來沒有經過長期國內封建主義、貴族王權的統治，而是從一個殖民地的奴隸制直接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這一特點具有政治革命史上的特異之處——無須像西歐諸國進行打倒封建貴族王權和僧侶階層的千年封建統治的資產階級革命，就可以直奔資本主義制度了。由於沒有經過資產階級革命血的洗禮，其歷史過程似乎可以直奔非革命的、民主的、參與的社會主義，也就是不經過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專政階段，而使用民主磋商、選舉等方式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如果這一結論是正確的，那就不但與數千年來處於封建主義統治下的俄中兩國，甚至與它的舊世界和宗主國——西歐各國的革命歷程具有理論上的不同。二百多年來沒有一個西歐大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因為它們沒有進行過無產階級革命專政。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專政之所以必須，在於馬克思不但借鑑了1789年法國大革命進行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專政的成功歷史經驗，也借鑑了法國封建主義復辟的失敗歷史經驗（1815波旁王朝復辟、路易十八復位；1830年7月法國人民推翻了復辟的波旁王朝，史稱七月革命，即擁戴路易·菲利浦登上王位的革命；建立的新王朝也就是金融資產階級統治的奧爾良王朝或“七月王朝”；他被迫於1848年退位，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成立，自此以後，沒有任何一位波旁王室及其分支成員能再次統治法國，而法國波旁王朝也正式落下帷幕）以及1871年巴黎公社作為無產階級建立政權的第一次偉大嘗試的、最終失敗的歷史教訓。事實上，近半個世紀以來的專政史告訴我們：革命專政的道路異常曲折和多變，往往在堡壘內部被叛徒和反革命一舉推翻，而勞動人民望叛興嘆，莫可奈何。實行專政得到的結局尚且這麼危險和功敗垂成，那麼不經專政的民主磋商、選舉等形式怎能保證不出現叛徒來與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勢力聯合起來推翻它並復辟資本主義呢？至少，一個獨立於資本霸權之外的社會主義革命政黨的存在顯然是有其必要的，除非降格以求，搞瑞典或丹麥式北歐民主社會主義，如同伯尼·桑德斯主張的。

我在這裡不厭其煩地追述歷史不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歷史的教訓勝過長篇大論。社會主義制度和革命為什麼必須經過長期的鬥爭，即便如此，仍然不能取勝？原因在於社會主義國家的階級矛盾極為深刻地根植於社會各個階層和階級內部與它們之間。社會精英階層——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一旦被革命摧毀了他們長期享受的特權，必然心懷不滿，敵視革命及其勞動人民主力，處心積慮地意圖復辟他們失去的（資本主義）天堂。主力中一部分上層分子也推波助瀾，急於多占多拿多享受社會的公共財產與公眾政治權力，後者的力量其實比前者尤為廣泛和深入，社會影響力更大。於是以前者為政治領導、以後者為群眾基礎的聲勢浩大的資產階級精英集團走上了歷史舞台，篡奪了社會主義的革命政權，這是社會主義革命全面失敗的客觀因素之一。上面提到的勞動人民望叛興嘆，莫可奈何，是革命失敗的主觀因素。這兩個互為表里的因素，源自專政與民主之間的對立統一關係沒有被革命理順、沒有適當地推向更合理社會的轉化、以至長期陷入孤立無援和坐以待斃的被動局面。革命專政政權最容易從內部擊破，因為政權掌握着武裝力量、政治力量、經濟命脈，俄中兩國的歷史經驗就是最確切、最深刻的說明與見證；更換政權（包含政變在內）一旦被叛徒集團所逞，社會主力既不能起來作有組織的反抗，也沒有武裝力量供他們使用，平時也沒有反奪權的演習、歷練與政治威望的事前培養，於是主力就作鳥獸散去，無條件投降，任人宰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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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復辟力量充分利用了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的援助，這也是一個復辟成功的重要因素。預計中的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革命沒有實現，特別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實現革命，以至於陷入孤立無援的不利局勢，而復辟力量反而得心應手，到處呼風喚雨，似乎長期立於不敗之地。這種不敗論當然是片面的看法，因為辯證法指導我們說：絕對不變的事物是沒有的，事物及其對立面無不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繼續革命論就建立在革命和民主的辯證關繫上。革命而沒有民主是錯誤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因為這樣的革命無非是少數人獨裁的藉口，沒有不失敗的。法西斯專政就是臭名昭著的既沒有革命也沒有民主的占人口極少數的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絕對的和公開的獨裁統治。

今年是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50周年，人們不應忘記四大民主權力——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在文革最初2、3年內的開展與影響。如果把民主歷練、反奪權的演習和群眾政治地位與社會影響力的充分培植與提高堅持下去，把民兵建設深入到基層，達到全民皆兵的要求，把解放軍專注國防而使它沒有內戰任務等等，事情必然不會陷入一敗不可收拾的地步。任何違反民主原則和拒絕民主實踐的政權當然會被要求民主的人民群眾所推翻，這既是歷史事實也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但是政權一旦對於民主要求採取葉公好龍式的遮掩或鄙視，使得民主要求空洞化、形式主義化，那麼到頭來只會自食其果，革命以失敗告終。俄中兩國人民由於在革命前沒有經過資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鬥爭經驗，都是以反對封建主義為主、反對資本主義為副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因此缺乏民主鬥爭的積極性和堅忍不拔精神。再加上，成立政權以後，國際環境惡劣，遭受帝國主義四面圍攻、圍堵、禁運、封鎖，不得不專注於專政而疏於民權的鞏固，造成政治上重大隱患與損失。

世界在變，變化急劇，以前那種維持現狀、得過且過的老舊狀態不能繼續下去了。變生是大勢所趨。美國政局中的大選初選看來是共和民主兩黨爭勝各有千秋。希拉里這位民主黨當權派的寵兒很不得人心。桑德斯咄咄逼人之勢猶如燎原之火，他在年輕人的熱情支持下，很可能勝出。更換政局的老舊狀態是大有可能的。他號召政治革命（實際上的政治革新）是頗得人心的創舉。美國帝國主義的狂傲不遜可能會有所收斂，因為人心變得清醒和明智些了。

當前美國兩黨初選勝出者（共和黨的特朗普和民主黨的桑德斯）之所以都以反對體制和當權派為號召並得到較為普遍的支持，其客觀原因之一是：自從2007到2009年美國金融海嘯引發世界經濟大衰退（即危機）以來，經濟沒有適應一般性的商業循環軌道達到危機、復甦、繁榮、新危機周而復始的循環，而是在半衰退狀態中徘徊不前至今。這就使得人們懷疑晚期資本主義具有自己特殊的運動規律，走上了經濟不歸路，於是他們迫切期待政壇上有人登高一呼，與體制和當權派決裂，甚至拋棄毫無用處的萬金油式療法，儘快解決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和就業等難題。趨勢如此不可阻擋，連紅脖子（即the Red Necks）草莽大眾也從長期接受資產階級宣傳員們的右傾灌輸而成的無知狀態中甦醒過來了。時代不同了，固有的觀念和判斷過時了。美國全國已婚白種基督教徒已經從1950年代占選民的百分之八十降到當前的百分之四十。在1940年代，百分之八十二的成年人屬於白種工人階級；而今，占比不到百分之三十。在南卡羅利納州的奧然吉博爾戈鎮，四個成年人中間就有一個生活在貧困中。杜磊小姐的女兒上了2010年的國家新聞，因為她把兩個剛學會走路的孩子悶死。她因為失業而絕望，以至覺得養不活她的孩子。（不禁令人想起貧困戶甘肅楊改蘭全家自殺身亡的慘劇）《紐約時報》報道：上一個十年嘗海洛英的人中，百分之九十是白種人。白種中年人走四分之一英里、爬十個樓梯台階、站立或坐兩小時、購物或社交活動就感到困難，而這些正是導致自殺的危險因素。

在美國45-54歲之間的白人中間，自殺率從1999年每10萬人有600人直線上升到2013年每10萬人有740人自殺，年增率為每年10人。南部、西部高於中西部、東北部，因為後者地區的自殺者周圍的人的教育水平比較高而且也有職業。

自殺意味着精神災難和生活困擾。

美國人越老越富有，平均到62歲，就變成百萬富翁了，而20出頭的人所擁有的資產少得可憐。這從一個片面說明：年輕人支持桑德斯，年老的支持希拉里，財富不均不但造成社會問題，而且影響了人們的政治取捨，以及改善命運機會的不均隨着財富不均而出現，壽命長短也隨之出現顯著的區別。平均而言，美國人中間，白人比有色人種更為富裕，特別是對黑人和拉丁裔族而言尤其如此；學歷越高越富有；得到遺產贈予越多越富有。這些說明資本主義制度先天固有的矛盾不是在制度內改良就可以解決的。

導致美國苦難鄉縣的7大因素：

美國10個苦難市縣沒有高中畢業的成年人平均占21%； 10個苦難市縣平均住房空置率16%；10個苦難市縣成年人沒有工作者平均占49%；中值收入占州的中值收入比平均為63%；2010-2013之間就業歲略有增長；但是商家數量大減，這說明生產過剩的危機跡象顯著。此外，美國大約有百分之八十四的年輕人大學畢業後買不起住房。美國的貧困戶數字可與中國一比：中國有五億人，即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八，2017年每天的收入在五點五美元以下。換句話說，生產總值再高也阻擋不住群眾貧困的浪潮。

這10個市縣從西到東為：Stockton 斯托克頓；San Bernardino 聖貝納迪諾；Memphis 孟菲斯；Milwaukee 密爾沃基；Cincinnati 辛辛那提；Toledo 托萊多；Detroit 底特律；Cleveland 克利夫蘭；Buffalo 布法羅；Newark紐瓦克。南方的太陽帶是苦難的州鄉縣重災區，此外也包含夏威夷州在內。

總之，在美國、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的沒落和社會主義的上升都是不可避免的。

[Mark Wain 2019-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