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从来是一场严酷的生死斗争！

在中国历史上，改革家好像都没有好下场。远者，如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废旧立新的变法，最后落得车裂的酷刑；近者，如清末康、梁等的“戊戌变法“，更是发生了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斩首菜市口的惨案。改革和反改革，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你死我活的搏斗。这里，摘录本博旧作《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融》中的一段，看看当时亲历“戊戌变法”全过程的梁启超所记述的情况。梁曰：“综全国大臣之种类而论之，可分为数种类：其一、‘瞢然不知’的愚民。告以外国之情，则曰：‘此汉奸之危言悚听耳！’其二、亦知国势之可忧矣，然自顾已七八十之老翁矣，风烛残年，但求此一、二年之无事，以后虽天翻地覆，而非吾身之所及见矣。其三、以为即使吾及身而遇亡国之事，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则吾之富贵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论一倡，则吾目前已失舞弊之凭藉。且自顾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见退黜，故出死力以争之，终不以他年之大害，易目前之小利也。呜呼！全国握持政柄之人无一人能出此三种之外者，而改革党人乃欲奋螳臂而与之争，譬犹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衄也得乎！”又 曰：

           戊戌三月，梁启超等联合举人百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书达于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达于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不代奏。当时会试举人，集辇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

            二月间，康有为大陈变革之方，大约以革除壅蔽，釐定官制为主义……举京师谣言纷纭，不可听闻。皆谓康有为欲尽废京师六部九卿衙门。彼盈廷数千醉生梦死之人，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办事之难，可以概见矣。

  皇上于五月间下诏书，将天下淫祠悉改为学堂，于是奸僧恶巫咸怀咨怨。北京及各省之大寺，其僧人最有大力，厚于货贿，能通权贵，于是交通内监，行浸润之谮于西后，谓皇上已从西教。此亦激变之一小原因也。

    至七月间，候补京堂岑春煊上书请大裁冗员，皇上允其所请，特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及广东、湖北、云南巡抚，河东总督，各省粮道等官裁撤。此诏一下，于是前者尸位素禄、闒冗无能、妄自尊大之人，多失其所恃，人心皇皇，更有与维新诸臣不两立之势。（见《饮冰室专集。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民国26年2月再版，第69——72頁。）

革故，废除祖宗之法，特别是要变更专制政治体制，这对皇权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灭顶之灾。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深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决定对改革派采取血腥镇压手段。九月二十一日，顽固派发动政变，幽光绪皇帝于瀛台，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于菜市口，通电全国缉拿康有为和梁启超，宣布一切恢复旧制，新政全部作废。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维新顿成泡影。            

     今红朝的改革，也不例外。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总书记稍有改革之念，即相继倒下（一被批判当场气死，一遭软禁折磨而亡）。胡、温至习、李执政，中央数十次讨论官员财产公示，均因多数反对而告吹（据世界银行公布，2013年之前已有137个国家实行此项规定），由此可见阻力之巨大。目前习、王反腐，各利益集团紧密勾結，明里暗里使尽各种阴谋卑鄙手段进行反制——造谣、污蔑、离间、攻击，甚至暗殺、政变，非要置其死地而后快。在表面平静的假象下面波涛汹涌，改革和反改革正缠绕着一场恶斗。究竟最后鹿死谁手，外界一时尚难判定。至于一方得胜之后会否真正实行宪政，与世界接轨，那就更不好说了，还得看将来的实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