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Creadres.Net）20周年有奖征文稿件

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这样唱道：浪奔 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

万里江河终入海，于是有了潮起潮落。过去的六十多年，我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几个大潮，耳闻了我所存活的这个世界其它地方的无数潮涌潮退。借着这次“万维二十周年征文”的机会，讲一讲自己的故事和见闻，分享这一段超过半个世纪的经历。

一、回国潮

一九四九年之后，神州大地改弦易帜，旧貌换新颜，身处海外的华人怀着各种心情关注着这片热土上所发生的一切。我的父亲与几位同仁，奔走于侨居地的华人商贾之间，筹集了一笔资金，办起了一张华文报纸，向侨居地的同胞广泛宣传新中国的新风貌。父亲是国际工运的积极参与者，曾在邻国被军政府逮捕，关押了一段时间之后被驱逐出境，移居到了这个国家。看到“英特纳雄耐尔”在一片广袤的土地上结出硕果，心情自然是高兴的，想要把自己的喜悦与同胞们分享的愿望也毫无疑问。报纸办起来了，父亲却没有参与日常运作，只是把自己收发电报的技术传授给了我的母亲，让她在报社里当了一个报务员，然后又是常年不见他的身影。于是，我小时候有时会在电码滴滴答答有节奏的韵律中睡着，那是因为母亲太忙，顾不上把我送回我的小床。报社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哥哥姐姐“回祖国”工作或学习（我在这里使用了双引号并没有别的意思，是因为在那个时期，“回祖国”在我们的圈子里是一个令人艳羡的潮流）。只要有人回国，报社总要开联欢会送行。联欢会上少不了吹拉弹唱，《大刀曲》、《咱们工人有力量》自然是有的，苏联歌曲也必不可少，尤其那首《青年团员之歌》更是保留曲目。

说实在的，我的童年生活中，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少之又少。他总是来去匆匆，在家里呆不了几天又不见了人。然后就听说他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在当地治不了，于是送回广州医治。过了一段时日，广州传来消息，说是父亲由于当年被前一个侨居地军政府拘捕之后，遭受严刑逼供，落下了病根，过后又没有好好治疗，这次病发不治，已经去世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遵照父亲的遗愿，回到祖国这个革命的大熔炉。据说，当年关于我的落脚处在北京还是广州，还有过一番讨论。最早的方案是把我送到北京，交由相关部门照顾。早先与父亲在海外一起工作，后来回到广州当了某单位领导人的布伯伯极力反对，他主动要承担起把我抚养成人的责任，一方面减轻国家的负担，另一方面希望我仍然能有一种“家”的感觉，于是我就留在了广州。当时的我对这些事一点都不知道，都是我长大之后，从其他长辈口中听来。尽管布伯伯的理想很丰满，落实到我的身上，却是一种骨感的现实，因为我在广州，一直都是住在学校宿舍里。为什么会那样呢？原因是布伯伯本身没有儿女，作为单位领导人，又精通业务，党政一把抓，忙得不得了，干脆就住在单位里。布伯母则住在单位租用的一幢宿舍楼，只占一个小单间，连厨房都要与其他住户共用，不具备让我入住的条件。虽然如此，布伯伯的恩义我一直深深的铭记于心。

由于上述原因，我就读广州“华侨小学”的时候，和其他家人在国外的学生一样，全年都住在学校里。“华侨小学”除了招收国外回来的华侨学生，还有一些在国内出生的“侨眷”。记得学校进门的大厅有一个展示牌，上面是一幅世界地图，地图上插满各种颜色的小三角旗。插了旗子的地方就表示有学生来自那里，在我们学校就读。那些“侨眷”同学，大多是走读生，少数家住得稍远的也住校，只在周末和假期才回家。有些同学，父亲仍然在海外，却由母亲在广州“陪读”，母子或母女俩就住在华侨新村自家的住宅里，生活状况各有不同，有的住在带花园的宅子，有的住在专门兴建的公寓楼，和我们学校一样，同处广州“华侨新村”。由于华侨学生的特殊性，入学的年龄有一些弹性，因此同学间的年龄差距比较大。我的中文基础比较好，所以在班上年龄最小，在全年住校的同学中也属于年龄小的那一拨。由于来自不同的生活圈，加上年龄的差距，我逐渐接触到与我原先所处生活环境很不一样的事物，也锻炼出一种透过表像看本质的能力。这种能力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却也由于自己的幼稚带来了不少挫折。

刚回国的时候，虽然还不是少先队员，我却时时、事事以少先队员为榜样。在课堂上，我仿效苏联画报上的少先队员那样，双手交叉在后腰上，挺直了身子坐着，双眼正视老师，专心听课。发问的时候，把右手从身后抽出来，手肘支在书桌上，小臂呈九十度角，手掌笔直向上。同学们对我的这些举动纷纷报以窃笑，我不为所动，认为他们觉悟不高。最令我气馁的是，老师对我的行为不仅没有丝毫鼓励，我甚至还从他们欲笑又止的表情上看出些不以为然。由于“小资产阶级的不坚定性”，我坚持了不长的时间就放弃了。这是我最早体会到现实生活与书报上所展现的生活的不一致，而且促使我在往后的生活中时时注意这种差异。 

在广州过了两年，布伯伯觉得应该给我提供一个更好一些的环境，于是为我转学到广东省南端的一个地级市，托付给一位我从未谋面的“大姨”。这位大姨一家原先也在海外，大姨父是当地著名社会活动家，也是国际共运的一个领导人。大姨父被当地军政府逮捕杀害之后，大姨和她的三个孩子被接回了国内。大姨是一个机关的领导人，大女儿也在机关里工作，二女儿还在念中学。小儿子与我同年出生，比我小几个月，因此我有了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我们一家就住在机关大院里。我和弟弟在同一家小学里上学，但不同班。那时正好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恶果蔓延全国的年份，我们在机关饭堂里吃的饭一样要“以粗代细”，也就是说三两或四两米饭里头要有一两是粗粮 - 番薯或芋头。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番薯或芋头算是好东西，但当时大家肚里油水有限，吃粗粮毕竟不及米饭扛饿。大姨的级别可以享用“小灶”，于是经常把她的主食和菜肴分给我与弟弟。在那里又过了两年，我的母亲回国看望我，认为在小城市里发展空间有限，又把我弄回了广州。事后我才知道，为了把我的户口从地级市迁回广州，长辈们很费了一番力气。户口问题解决了，又面临入学的难题。我当时念初中一年级，较为有名气的学校都不收插班生，又是动用了不少关系才把我塞进了一所很不错的中学。由于布伯伯和布伯姆的生活条件和两年前一样，我还是长住在学校里。我们那所中学有一个特点，有相当大比例的干部子弟、军干子弟和华侨子弟。据说当时广州有些学校还在用广州话授课，我们学校已经是所有科目都使用普通话（只有一位年纪特别大，教高中年级的语文老师，实在不会普通话，可以豁免），甚至课余活动同学们也大都用普通话交流。我们学校的硬件也很好，有一个四百米跑道的足球场和多个篮球场；有一个大礼堂、还有化学实验室和物理实验室。在那个年代，即使是省会城市，能有这样设备的中学毕竟不多。虽然具备了这样的条件，由于“三年自然灾害”，我们的学校食堂还是供应了一段时间的“双蒸饭”。说到“双蒸饭”，年轻朋友们可能一点概念都没有。所谓的“双蒸饭”，就是当饭蒸熟了，揭开盖子洒上水再蒸一次。第二次蒸饭，盖子必须盖得紧紧，不得漏气，让蒸汽把饭粒泡胀。经过第二次蒸煮，米粒加倍膨胀，看起来饭盅满满，感觉上能使肚子更充实。“双蒸饭”是中央级学府“清华大学”的专利研究成果。

在这所学校里，我遇到了人生中一位重要的反面教员，我的班主任。班主任当时三十来岁，教我们班政治课，又身兼学校团委副书记和少先队大队总辅导员。班主任的丈夫是海军的一个连职干部，驻扎在青岛，因此班主任长年住在学校宿舍。

我刚转到她的班上时，她对我还是比较重视，要我与其他两位同学负责编辑制作每周一次的“短命黑板报”。“短命黑板报”当然不是正式的叫法，只因为那种黑板报的存活时间特别短，只是供同学们在“早读”期间看上两眼，早上的课程开始之前就要擦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充分的编辑自主权，主题一般围绕“击落U2飞机”，“乒乓球队大获全胜”之类的时闻，而且有小文章，有打油诗还有画，因此老师相当满意， 直到某一天的主题“一棵小树的控诉”才捅了马蜂窝。事缘上一周的周末劳动，班干部小林一时来了兴致，跳起来抓住一棵树的横枝晃荡起来，没想到树枝支撑不住他的体重，断了。我们在“黑板报”上再现了这个事件，并作了严肃的批评。结果班主任认为我们的主题起了“打击班干部威信”的不良效果，在全班同学面前指出我们三个人行为不当。我们三个人于是消极抵抗，不再给她卖力，班主任借坡下驴，把那“短命黑板报”给停了。

第二个学期的班干部“选举”上，我与班主任再次起了冲突。所谓“选举”是等额选举，由班主任框出“候选人”，同学们只不过是给他们分“官帽”。那次选举，上一个学期的班长孟同学被选为“学习委员”，另一位黄同学被选上“班长”。上一任班长孟同学学习成绩很好，为人也正派，只是太严肃，不太爱与同学们互动。新被选上的那位黄同学，父母早年间前往美国定居，由于某种原因把她留在了广州，托付给亲戚。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父母在美国办妥各项手续，准备接她前往美国。在班主任的悉心开导下，黄同学主动放弃了前往美国的机会，甚至不肯到香港去见在那里等她的父母（当时中美还没建交，她的父母不敢回大陆）。黄同学因此被作为“抗腐蚀”的标兵人物。按道理说，两个女生都是班主任的爱将，本来不应该有太大的差别，但是班主任愣是说同学们对“选举”不严肃，不认真，于是宣布选举结果无效。然后，班主任召集班上的积极分子开小会，做思想工作，要求在新一轮的“选举”中确保孟同学能连任班长。当时我并不明白为什么班主任会厚此薄彼，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我对班主任的观察，我才感觉到，黄同学是当了一把秋天的扇子。因为，黄同学头上的光环已经渐渐褪色，而孟同学是干部子弟，在班主任心中仍然有发展潜力。虽然当时我不明白引发“重选”的真正原因，但我是真心厌恶班主任那种做法，于是公开反对，因此与班主任之间的嫌隙又加深了。

班主任喜欢在晚饭后，晚自习开始前带着几个“追求进步”的小女生在校园里散步。她们谈些什么，外人自然不能得知。但是有一个现象从一开始就引起我的注意。班主任身体不好，天气稍凉她就要穿外套。印象中，她穿得最多的是那件暗红底子带细黑格子的外套。那件外套的右前臂靠近手肘的部分有一处破损，估计是被勾破的，呈一个小三角形，像一面小旗子在晚风中轻轻地晃动。我一直留意着，班主任什么时候会把那个豁口补上，结果四个学期过去了，那面小三角旗依然在风中摇曳。在毕业前，我终于忍不住，把我的“研究结果”对同学们讲了。我认为，即使班主任忙得顾不上，她身边那些追随者也应该主动帮老师把那个破处补上，之所以那么长时间保留原状，只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为了显示她“艰苦朴素”。我自以为很聪明，其实恰恰是把自己往枪口上撞，因为我的推论很快就传到班主任的耳中。过不久，就有传言说班主任对班上的积极分子讲，像我这样思想落后的学生，绝对不能升上高中，应该到农村去改造思想。我对到农村去并没有丝毫抗拒情绪，天真地以为不过像是“农忙”时节学校里组织的“体验生活”那样的活动。在“大沙头”乘船离开广州的时候，看到本校或外校一些同学与家长抱头痛哭，我还觉得莫名其妙。这种幼稚病在农村里很快就被彻底治好了，这是后话。

这一章收尾前，应该提一提我重回广州那些年，通过与同学，亲友的交谈得知，在1965年印尼排华导致大量海外华人被动回国之前，除了我这类从海外回国就学的华侨学生之外，各行各业也有不少海外华人回国参加工作。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文革之后又成了回流海外的主要成分。至于那位在“选班长”事件中的那位黄同学，八十年代终于出了国，定居在哥斯达黎加。

二、去国潮

古今中外，但凡引起人口大规模迁徙的，不外乎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大因素。国外的不说，看看中国历史上的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以及走西口、闯关东，还有粤、闽沿海居民下南洋等等，都是很明确的证据。这一章主要讲述我比较熟悉的上个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广东地区的“去国潮”。

根据现有资料披露，1962年曾经有一次较大规模的逃港潮，以致周恩来要为此发出重要指示。广东省委的对应行动是“为了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而“ 1962年5月22日，广东省的一万余官兵开始集中清理逃亡者，51395人被送返家中”（凤凰网 “揭秘上世纪深圳不为人知的逃港风波”2008.12.24）那时我还小，听过这类传闻但对个中详情并不清楚。直到我下乡之后并亲身参与了某些逃港行动，才算是对去国者的心路历程和具体措施有些较为深入的了解。

与我一起下乡的一位朋友，是一个意志坚定的逃港者。我把他的原型写到“烤葱岁月”里，用的是这样的句子：黄德懋在农场里呆的时间最短，如果要总结他上山下乡这段经历，可以概括地归纳为“准备和实施偷渡计划直至成功”这样一句话。

这位朋友真姓黄，他的祖父是广州的一个企业家，有工厂留给后人，然后经过“公私合营”，工厂归了公家。他的父亲开始的时候还是在厂里工作，参与经营，后来渐渐淡出，并在1962年逃到了香港，一直再也没有回过广州。黄同学与母亲和妹妹一家三口在广州生活，由于房子是自家的，还有父亲每月的汇款，加上凭着侨汇券可以购得一些市面上买不到的稀缺物资，日子可以说是过得比很多家庭优裕。但是黄同学一门心思要到香港去，和父亲一起打拚，对于“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豪言壮语他是说也不屑于说。我们到农场落户一个多月之后，黄同学就不辞而别，过了几个月后才被押送回农场，他的第一次偷渡行动以失败告终。接下来的两年多，他相对老实，在农场里呆的时间比较长，却仍然是忽然间不见了人，过一段时间又回来。在他偷渡成功之前，还有一次失败的尝试，由于那时正是文革时期，造反派和保皇党们都有很多大事要办，顾不上对付他这种小鱼小虾，他得以轻松地过了关。又到了一年春耕时节，在春播的前一天晚上，各队职工集中在分场开“动员大会”。散会之前，黄同学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散会之后他就会去与在另一个农场当知青的女朋友会合，一起偷渡香港。他说来开会之前已经把蚊帐放了下来，如果有人发觉他不在宿舍的话，请我帮我打掩护。前一年的冬天特别干旱，开春之后却是阴雨连绵而且气温很低，我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信心满满地说不怕，他们带得有花旗参。那次他成功了，与女朋友一起游到了香港。黄同学到了香港，白天在父亲的建筑基础公司里打工，晚上到夜校学英文。英文程度达标之后，再修读理工大学的专业课程，终于在九十年代接下老父的班子，让老父安然退休。又把母亲接到香港，一家团聚。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部分广州知青间的热门话题是“起锚”。“起锚”是偷渡的隐语，说是隐语也不准确，毕竟连街道大妈们都懂，不过这样说似乎更为时髦。广州有几处“冰室”是偷渡客的热点，譬如“顺记”、“的彩”、“美利权”等等常常晃动着一些不安分的知青和社会青年的身影。

我在农场总共呆了差不多八年，由于喜欢交朋结友，休息日除了与本队农友结伴同游之外，还经常到其它分场串门。当时农场的十一个分场里，几乎都有我认识的人，因此对于知青朋友的动态比较了解。刚下乡的时候，部分高中生知青还带着“复考”的幻想，随身带了全套的教科书，农作之余拼命复习。文革中，由于有“造反派”冲击“农垦厅”，抢得部分知青档案，使得他们知道考不上大学并不是自己的成绩不好，而是另有其它政治原因，他们的幻梦彻底破灭。六十年代末，农场的部分知青认为自己的前途不是留在农场里，却没有走后门参军或获得招工名额的机会，加上同场知青偷渡成功的案例鼓舞，偷渡渐渐成为改变命运的选项。早期偷渡成功的知青，有些人会把自己所走的路线和沿途民兵布防概况记下来，写信寄给自己的朋友供他参考。有一次，我到其它分场找朋友玩的时候，见到他手上有一份很细致的路线图，把一路上所经过的村庄都标注了出来，还注明狗凶不凶，是否遇到民兵巡逻等等。我立刻找了几本书，把一块玻璃板架在书上，玻璃板下面放一只手电筒，将那张图仔细地描了一份，回到队里再复制了几份，送给那些有需要的朋友。我们那里的知青循水路偷渡是一件相当耗费体力的事。在抵达水边之前，先要经过一些村庄。下水的时间还要拿捏好，必须在退潮的时候下水，顺流游向大海中的一个岛，在天亮之前在岛上躲起来。第二天的晚上趁着涨潮，反方向往回游，运气好的话，没碰到边防巡逻艇，基本上就能游到目的地。由于自己的泳术不好，身体素质也不强，我当时并没有偷渡的胆量，路线图只为那些有能力的朋友准备。我不知道那份路线图是否对他们有帮助，但是与我一起分配到同一个生产队的那一批人中，偷渡成功的比率是百分之九十以上。

不过，无论是从宝安县循山路逃港或是经由水路偷渡，除了被抓的风险，还要面对坠崖、台风、鲨鱼等等不可预知的危险。前面说过，我的泳术不佳，身体素质也有不够好，一直没有偷渡的念头，直到宿舍里的双层木架床一张接一张地空下来，我才开始对逃港的可行方案动起了脑筋。有一次回城过“探亲假”的时候，与同队一位学长的弟弟说起这个话题，他说认识一个番禺知青也有这样的意向。我们三人找了一个中间人，合资请他帮忙买一条小木船。计划是用番禺知青作掩护，在番禺错综复杂的河道上练习，然后挑个日子，带备干粮和水再出发。过了不长时间，那个中间人说小木船买好了，暂时停在番禺某处，过几天就带我们去取。我们等了一天又一天，那个中间人再也不见踪影，我们才知道受骗了。接下来我要回农场销假，只好把这件事放下。过了几个月，我在农闲时份偷跑回广州，没想到在一家冰室看到那个中间人正在与人谈事。我趁他发现我之前，赶紧找到住在冰室附近，一直赖在广州的那位番禺知青，两人返回那家冰室把那个骗子抓住。那个中间人一再解释，说他不是要骗我们，实情是小艇被当地民兵发现，没收了。我们不信他的鬼话，只要他退钱，面对他的新客户狐疑的眼光，他只好乖乖地把应该退给我们的钱拿了出来，从此我打消了偷渡的念头。又过了几年，国家政策有变，于是我走上了“申请出国”的征途。虽然申请出国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经过大约两年的多方努力，我终于在下乡的第八个年头登上了开往深圳的火车。比起那些冒风险、拼体能逃港的朋友们，我是一个幸运儿。比起那些逃亡过程中丧失了生命的人，我更要感谢上天的眷顾。

曾经和我合伙买小木船的那个学长的弟弟，就是葬身大海的一缕亡魂。我的那位学长与我同校，比我高三个年级。他的父亲曾留学美国，学的是农业化学，49年以后回国效力，在广州某大学当系主任。他的叔叔是国际知名的农业化学专家，主要从事植物病毒研究及防治。学长当年学习成绩优异，但是由于“思想反动”，所以被人为地摒除于大学校门之外（“农垦厅”被抢的知青档案中有他的高考成绩和老师的评语）。刚下乡的时候，学长很认真地参加劳动，各样农活都很快就上手，不像有什么思想抵触。直到他的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又得知自己在考大学的时候遭遇的不公平对待，他才下决心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他与同队的两位知青一起偷渡，一次就成功了。按当时的不成文规定，他下了乡，弟弟就可以留城。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弟弟后来却去了海南建设兵团。我们那次追回了被骗的钱之后，我把他的那一份退给他，他就回海南了，以后再也没见到他。我到了香港之后，联系上那位学长才知道，他的弟弟有一次想要回广州，但是兵团不批假，他尝试游过雷州海峡，结果一去不回。

还有一段故事发生在另一位知青朋友的哥哥身上。他的哥哥没有下乡，在街道工厂里当小工，七十年代中的时候与女友一起偷渡香港，他们选择从大鹏湾下水，直接游往香港的西贡，没想到在相当接近陆地的时候，他的哥哥被鲨鱼咬断了一截小腿，血流不住。哥哥的女友拖着他哥哥奋力向前游，终于摆脱了鲨鱼，游到了陆地。当地居民发现他们，赶紧报警，可惜的是当救护人员和警察到达现场，朋友的哥哥已经由于失血过多而死了。警察为那个女孩子录口供，问她登陆的时候，男友是否还有生命迹象？她说：“我不知道。即便他在海中已经死去，我也要把他的尸体拖到香港，了他的心愿。”

据《偷渡香港》的作者，原先也是一位偷渡客的陈通教授在他书中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有大约 70% 的逃亡这是失败的，20%的逃亡者死在路途上，大约只有10%的人会成功。这样说来，我们队的逃港者成功的比例绝对是特例。我们一起被分到一个生产队的时候共有四十一人，28 个 男生，13 个女生。我所知有偷渡行动的共有十二人，全是男生，成功的有十一个，第十二个被抓了回去之后就放弃了，后来也回了城。当时，因为偷渡香港被抓的人，一般先要关到就近的“收容所”，落实了身份之后再通知相关单位来领人并押送回原单位。偷渡行为可以被定性为“投敌叛国”，也可以从“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角度来进行批判。最近听说有迹象把那些逃港行为改称作“赴港就业”，是耶非耶？且看是否有进一步明确的证据。

个人认为，七十年代国门重开之后，把通过正常手续申请出国的人称为“赴港就业”大概是可以接受的。文革之前，因私出国一直都有，广州居民到香港探亲也不是太难的事。记得我们学校有些同学的父母住在香港，假期他们都会被批准赴港探亲。记得有一位男同学初三上学期终了之后，到香港探亲就再也没有回来。七十年代申请出国到了香港的人，有相当数量是早些年回国求学或就业的印尼华侨。由于印尼政府对于从中国出来的华人心存疑虑，对这批想要回到印尼与家人团聚的前“归国华侨”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因此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最后就都滞留在香港。

不管是“投敌叛国”或是“赴港就业”，不少人通过他们的努力，为香港那个年代的经济发展多多少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譬如“牛仔裤大王”杨钊，著名作家倪匡，著名影艺人夏雨，先偷渡到香港，现居美国的慈善家关惠群等等。至于前面提到那些滞留香港的印尼华侨，由于有不少原先在国内从事文艺工作，到了香港之后，为香港的文艺界注入了一股新生力量。譬如“文革”前就到了香港的林祥园先生，多次主办由他的学生为主体的“民歌聚唱”音乐会，又和香港本土音乐家合作演出了中国歌剧《甜姑》、《易水送别》、《第一百个新娘》等等。同时期来自中国的麦青、丁倩以及七十年代从国内来到香港的张汝钧、周允祯、颜添英等等，在香港掀起了一股学唱中国民歌的潮流。为当时以欧西流行曲、台湾“时代曲”、日本改编歌曲为主流的香港乐坛注入了新的元素。

根据现有资料显示，撇开发生在1962年新疆伊犁和塔城两地超过六万人逃往前苏联的“伊塔事件”不算，广东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逃港事件。计有1957年6月底至9月底持续了三个月的经由宝安县逃港的行动。1962年4月26日开始，牵涉到全国12 个省、 62 个县（市）超过五万人从宝安县涌向香港，港英政府对于来势汹汹的人流感到惊恐，极力堵截，把抓捕到的逃港者一一遣返。在这一波逃港潮中，宝安县公安局还派了14个人假扮外流群众，进行研究和考察。除了成功抵港的人士之外，这一波被抓捕遣返的人数就有 51,395人。这一波外流的人群还包括了一些公职人员。以致1962年6月19日，东莞县委发出过这样的指示：“对参与外流的国家机关干部、教师一律开除公职，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对参与外流的农村基层干部，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停止职务的处分。”

迈进七十年代，虽然国门渐开，仍然有规模不小的外逃行动，譬如在1979 年，深圳刚刚建“市”，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越境逃亡香港的事件，人数共计十万余人，逃亡成功人数4万余人 。（以上关于逃港人数数据来自 凤凰网 2008 年12 月 24 日“揭秘上世纪深圳不为人知的逃港风波”）

三、回国掘金潮

到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新风带来另一个潮流。由于优越的地理条件，香港部分人首先感觉到了春江的水暖了，他们开始小心翼翼地回流神州大陆寻找机会。在那个年代，国内的资讯渠道还是比较单调，对于来自外界的“商人”还不具备足够的认识。因此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那些花一点小钱在香港注册一家贸易公司，手拎一个“占士邦箱”的“外商”络绎于途。他们起先是在各沿海城市活动，以后又逐步深入内陆。这些后来被称为“皮包公司”的先行者各有不同动机，有些限于商业知识的匮乏以及资金不足，雷声大雨点小，很快就被淘汰出局，有些还真成就了一番事业。至于那些一心行骗的个案也并不少见。仅就我所知道的这类有喜有忧的故事写上几个，为那段历史留点印记。

话说有一位早年间偷渡到香港的广州居民，一直在酒楼里工作，由“企堂”（服务员）逐步升级当了“部长”（服务员领班）。在工作中认识了一位生产“卡式录音带”的商人，通过交谈得知商人对原先一个配件供应商不满，他就毛遂自荐为那位商人到国内找供应商。他先花了点钱注册了一家贸易公司，然后带着那个商人提供给他的那个小配件到广州。那个小配件不是什么需要精密加工的东西，只不过是卡式录音带两个转盘之间，带有一小块海绵的那条小金属片。他在广州找了一家街道工厂，请他们仿制并报价。香港商人接受了这家街道工厂的产品及价格，这个中间人就成了街道工厂与香港厂商之间的纽带，建立起稳定的供销合作关系。这家“皮包公司”从这一桩业务起步，逐渐扩大业务范围，经过几年的时间，终于“鸟枪换炮”，从最初的 one man band 发展成为一家有几个雇员的贸易公司。这样的例子在八十年代并不是个别事件。

这类利用香港“窗口”地位给国内单位牵线搭桥的业务到了九十年代有了质的变化，有的所谓“港商”利用国内的关系搞“中外合资”，把生意越做越大。国内单位招商引资业绩辉煌，港商自然也水涨船高，盘满钵满。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一些外商利用国内单位对海外市场的了解不足，给合作单位设套的事例。话说日本曾经是中国农林产品的一个大买家，国内某些商品的价格往往由于日本买家的需求增减而起伏，譬如鳗鱼苗、蕨菜、松茸、魔芋等等产品都发生过暴涨和急跌的市况。这里讲一个利用魔芋加工设备挖坑设局的故事。魔芋古称蒟篛，在日本的需求量很大。这种植物日本也有，但是产量不足以满足市场的需求，长期从中国进口。早先日本主要从中国购进魔芋干，运回日本之后再进行深加工。后来发现在中国做深加工成本更低，于是也从中国采购经过加工的魔芋粉。有一位台商向中原某省的生产单位介绍日本这个采购新动向，并表示自己手头有日本商家的长期订单，建议那个单位与他合作经营这个项目。那个生产单位认为计划可行，同意了。这时，那位台商表示国内现有加工设备所生产的魔芋粉不能达到日本客户的要求，建议他们采用进口设备，并请了相关决策人员到国外对设备作考察。国内生产单位算了一下投入与产出的经济帐，认为有利可图，于是一路绿灯，很快就申请到外汇额度，把设备买了回来。经过调试试产，把第一批样品生产出来运到日本，据台商反映，客户非常满意。国内生产单位信心满满，在国内到处收购魔芋干，准备大量生产以满足日方的巨额订单。没想到，台商原先答应的购货合同迟迟没有落实，由于国内生产单位并没有与日商直接签订购销协议，生产单位没法直接与日商交涉。与台商接洽商讨，台商先是归咎于种种客观原因，后来直接就邈如黄鹤，再也联系不上。出了这样的纰漏，上级自然是要调查，调查结果就是进口的设备价格严重虚高，估计作为中间人的台商从中揩了很大一块油。还好魔芋粉在国内有一定的销场，不至于血本无归，这个单位只是交了高昂的“学费”。

不过，“交学费”的不全是国内单位，对国内政经关系不熟悉，误踩地雷的外商也时有所闻，有人甚至丢了性命。我七十年代初就到了香港，在亲戚的悉心安排下，到了一家贸易公司“学生意”，第二年就回广州参加“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我曾经涉足的行业包括粮油食品、土特产、棕榈油、钢材、铁矿石。有一个时期，一些“商业掮客”热衷于为港商介绍高干子弟合作经营，不止一次有人要为我介绍某总理、某部长的儿子，我自知小买卖供不起那些大神，一一婉言推拒。还有一次更为搞笑，一个朋友的哥哥找我谈话，说要给我介绍一桩稳妥的买卖。这位朋友的兄长曾经是广州“主义兵”的一员猛将，在广州“红旗派”占上风的时期，与几位“战友”为了避风头，自费跑到越南“打美国鬼子”。说自费也不准确，因为据他们被劝说回国之后向有关部门交代的资料显示，他们是从红卫兵抄家过程中收缴的财物里拿了一些盘缠才上路的。这位老兄对我说，他为某部门工作，工作重点是为争取独立的非洲兄弟提供必需的物资，他说经过周密调查，认为我值得信任，于是打算利用我的公司负责收取应收帐款。我首先感谢他对我的信任，然后直言我胆子小，担不起这样大的责任，让他另请高明。这位老哥一付恨铁不成钢的表情离开了，从此再也不与我联系。

下面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位利用国内“有关人士”的关系，短时间发了大财的香港人和他最后的遭遇。这个香港居民七十年代末从国内一个地级市循正常审批途径到了香港，是香港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他到香港之前和那个地级市市委书记的儿子是同学，关系还不错。九十年代，国内对进口钢材的需求量很大，于是这个香港居民和那位市委书记的儿子合作做进口钢材的生意。香港居民负责寻找货源，市委书记的儿子负责批文及通关。他们进口了不少乌克兰的螺纹钢、盘元，几年间积攒了过千万的财富。后来被海关查出来，他们进口的钢材用的是假批文或者直接通过走私的方式，违反了国家的法律，于是两人同时被捕。经过一段时间的审讯，市委书记的儿子由于积极配合调查，主动退赔了一百多万人民币，获得宽大处理，那个香港居民则由于“情节严重”被判处了死刑。

这样的故事，同样不是绝无仅有的单一事件。在那个年代，“外商”作为对外贸易的桥梁发挥过作用，但是一味低头“掘金”不看路，甚至不惜违法违规带来的后果会很严重。

四、出国避险潮

国门重开以后，由于政策的转换，除了把外商请进来，国内单位也开始“走出去”。最早的尝试是由广东的县市级外贸单位派出三五个在职干部持“来往港澳通行证”到香港设点。办公地点或租或买，人员编制开始的时候一般是轮换制。这样设点的好处是直接面对市场，能够把商品市场的需求和变化及时反馈给上级单位，以便随时作出有效的反应。经过一段时间的经验积累，这种做法逐渐被广泛采纳，许多内地外贸公司乃至省市级政府部门纷纷把可以调动的人员和资金调到香港，以“办事处”的形式进行商贸以及招商引资的平台。由于这类公司的资金比前期到港澳的那些县级单位丰沛，他们甚至可以购入整栋大厦，并取得命名权，既有了自己的据点，也从港澳的房地产市场分得一些份额。开始的时候，这些人员外派及境外投资的活动所呈现的是“单兵作战”的状况，因此并没有相关的法规和限制使其规范操作。记得当时国内某个行业的“总公司”在香港有一个窗口公司，公司的决策人眼光独到，积极参与香港地产投资而声名鹊起，没想到被某驻外机构向上级机关举报，罪名是“跨行业经营，不务正业，造成市场混乱”。据说曾受到部里的“通报批评”，幸好没有实质性的处分 ，这家窗口公司后来还发展成一个上市公司集团。随着更多公司、机构参与到各式各样投资项目之中的现实，也许是基于“法不责众”的习惯，再也没有人把这些与本行业无关的投资行动看成违规操作了。不过，这种无序的投资热潮事实上也产生了不少弊病，以下一个发生在九十年代中的例子只不过是豹子身上的一个小斑点。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香港骆克道有一幢约二十层的商业楼宇求售，西北某省级买家与经纪人洽谈多时，终于达成交易意向，只待签约作实。没想到横刺里杀出一个中原省级买家，主动加价抢购。经过一轮的争夺，那幢商业楼终于被中原省级单位买走，价格比先前的销售意向高出百分之五。表面上看，卖家在那桩买卖上多赚了不少钱，但根据熟知内情的人士透露，刨去给中原买家经办人员支付的“好处费”以及政府税负，实际收入与先前所议定的价格差不了多少。至于这笔“好处费”最后被划进相关单位的“小金库”还是经办者的个人帐户，外人却无从知晓了。

按道理说，走出去的目的就是为了贴近市场，为国家，为单位争取最大的利益，然而关于那些“窗口公司”被当作冤大头的故事却时有所闻。也许是因为企业界那一句流行语“做大做强”，不少人把这句话当作金科玉律，用作行动的准则。然而凡是越大的项目，所牵涉的各方面因素必然也大。有些单位处于不甘人后，想要尽快出成绩的主观意愿，对于一些投资项目的前期调查工作做得不够细，只着眼于项目的预期回报率，没有对项目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有足够的考虑，当市场发生变化的时候往往不能及时拿出应对方案，于是一次又一次地交付巨额“学费”。譬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际船运的运费持续走低，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买船不如租船”，但是某个国内机构的窗口公司却大举洽购大型运输船。理论上说来，在市况低迷的时期，买家有充分的议价优势，买船也无可厚非。问题是航运市场萎缩的时期，没有足够的运货量，还要支付船队的应付利息和日常费用，那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这桩买卖，业界流传着一个未经证实的信息是，该公司的负责人已届退休年龄，于是作出这一个稍稍有违常规的决定，通过买船这一事件，为个人谋取了实质性的利益。至于日后船队所要面对的种种问题，自有接任的人负责解决。我并不知道这个传闻有没有被反映到上级部门，也不知道传闻是否属实。我所知道的是那家窗口公司为了这支船队担负了沉重的债务。

当国内的资本市场日渐成熟，过往的一买一卖经营方式就显得落后了，于是“上市”、“并购”的行动成为了潮流。在国内上市圈钱还不够高端，到国外排队上市一时间成了“实力”和“进取”的象征。可以理解的是，大型企业在海外上市或收购的行动，一方面能够达到“做大做强”的目标，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境外公司获得外汇收益。理论上这类境外收益无需融汇到国内银行系统，企业对外汇的使用就可以避开了外管局的监管。因此无论是国企或者是大型的私人企业都热衷于进行这类境外上市和并购的行动。要在海外收购，首先就要有外汇“筹码”，由于国内银行系统对国企放贷一向有倾斜度，他们的融资阻力相对要少。至于私人企业的融资，自然也是大企业较小企业有优势。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内保外贷”之类方案可以为企业提供一定程度的后援，至于有能力与银行签订“无跨境担保、无跨境支付，内存外贷”方案的企业，因为那种放贷模式由始至终没有发生资金跨境转移，自然游离于外观监控之外，在外汇的使用方面有更进一步的弹性。只因有了这种种“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的戏剧性情节，中央对于资金外流的种种限制性政策才显得事倍功半。

上一段说的是企业的资金出国避险，最后这一段简略讲一讲非组织性的出国避险情意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邓小平先生“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目标已经收到明显效果，除了一些暴发的土豪之外，通过新科技、创新的营商模式也造就了不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普通工薪阶层的富有人群。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群体中的部分人对于未来有一种不确定的担忧，想要为自己和家人寻找一道避险的安全阀门。最普遍的做法是把子女送出国外求学，寄望孩子将来能在国外立足，进而协助全家移民外国。这是一条相对踏实但相当漫长的路，中间也还会面临各种变数。也有人直接在国外购置物业，先让部分家庭成员移居国外，自己留在国内继续“掘金”。这样的人为数不少，甚至包括了一定数量的国家公务员和官员，也由此产生了“裸官”这一个特定名词。至于那些实在“不差钱”的小部分人，他们会选择按照接纳移民的国家所开出的条件，把巨额资金存放在该国，不用通过语言考试，不必在当地住上一段长时间就能获取当地居民的身份，然后潇洒地回到自己的主场继续该干嘛干嘛。这样的故事仍然每天都在发生，报刊、网络上也常有相关的报道，这里就不必细说了。

这正是：六十年潮来潮去其来有自

     刹那间云卷云舒播散无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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