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和刘主席夫人握手--滴! 》 忆儿时的一段趣事 (一)
1964年我六岁，是南京市第三幼儿园大班的一名学前儿童 （ 那时要满了7足岁才能上小学 ）。大多数人对自己儿童时代较清晰和完整的记忆都是从3-5 岁才开始的。也有一些人当被问起对儿童时代的回忆时，他们却好像是从出生后，一下子就跳到了小学三年级。 我还能记得3周岁时第一天上幼儿园全托（一周六天都不能回家）的情景：从早哭到晚。第二天醒来一睜眼看到的不是在自己家，及周围是许多不认识的面孔时，又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还诧异地望着那些不哭的小朋友们，心里很生气地想着: 你们和我一样，爸妈都不要咱了，给扔在这里，为什么不和我一起放声哭啊？ 后来的每个星期一早晨，去幼儿园前我都赖着不愿走出家门，总是在哭声中被我妈拽着路过南京第十一中学的大铁门，然后又进了旁边另一扇栅门，门里已站着让我畏惧的幼儿园老师们。她们和颜地送走我母亲后，就立刻对我变了脸色，在哭声中我又被拽进了那座乳黄色的小楼。一进门就是大饭厅或称作大会议室，看到靠东面一排窗户墙的上方那四幅马，恩，列，斯的伟人画像后，我暂时停止了哭声， 心里想起了同班的小朋友们吃饭时经常都争论不休的老问题：他们四人中谁最大？（想想也真怪，儿童的心理上就固有了等级之分，凡事要按照小的服从大的来排顺序的）。可我总会对斯大林的那幅画像多看几眼，因为他与其他人的服饰不一样，军服上那副肩章显得特威武，所以我认定斯大林应该是最大的。走过大饭厅进了教室后，满屋子已坐成两排悄无声响的同龄小朋友们，他们都瞪大眼看着泪痕未干的我，这又触发了我那伤心的劲。这时老师会对我说: “你要是还哭就站到最后边去！” 于是我只好哼唧唧地走到教室的最后排，与那位先到了的，还一声不吭地坐在痰盂上的韩姓小女孩为伍（全班小朋友都嫌她控制不住小便），我的自尊又如此降了好几级。儿时多少个这般让我难忘且倍感屈辱的星期一上午，我抽泣着变麻木了为止。但就在这过程中，我嘴里虽还在哼唧着，可我那颗幼稚的心却正随着我的双眼思考另一件事，那就是：正面墙上挂的两幅照片。 老一辈人都知道，刚解放时游行队伍前都高悬两个领袖人物-----朱，毛的照片。从1962 年（三年困难时期刚开始好转）后， 渐渐的许多地方也挂起了两幅领袖照片----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就连我们幼儿园的教室内也是如此。记得当时幼儿园的那位受人尊重的聂主任（小朋友们都认同她那慈母一样的关怀，家长们都认同她极具责任性，且才艺超群），她还专门到班上来给我们讲了一堂有关这两张领袖照片的课，让我们幼小的心中虽然弄不清领袖们的名字和丰功伟绩，却通过那两张照片都记住了毛主席和刘主席的面容。 我望着正面墙上两张领袖的挂像，如同我在大饭厅里看到的那4 个伟人画像时一样，心里产生了与许多小朋友们那时都共有的疑问： 他们俩谁大？对此问题，同班小朋友们也常争论。很久以后，结论从一位王姓老师那儿得到：毛主席最大，刘主席也大！ 直到上了大班，顶上再也没有年龄比我大的小孩欺凌了。 我们班的那个头将（班老大，名叫刘X 钦）他哥哥也毕业走了。我终于在重新排座次的比摔跤中，把这个多年来向全班人索要贡品 ( 星期一各自从家中带上好吃，好玩的交到他手中 ) 的头将压在身下，大声问：认不认输？得到他终于喊出了声-----“我当你的二将还行啊？”-------“呸！你什么将也当不上了！” 从此我再也没哭着去上幼儿园，感觉是彻底解放了！但那位丢掉了头衔的小家伙却时刻想夺回他往日的荣耀，不久在他的身边又聚集了几个小跟班。老话说得好： 从小看大。儿童时代的每个人显现的秉性也多少会表现在各自成年以后。我时常怀旧，揣摩着: 当年那个失去头衔的小家伙才4-5 岁就具备了黑社会的秉性（ 通过小跟班们向周围的人索取贡品），这秉性又是从哪一路来的呢？（我虽不是儿童心理师，但知道不外乎三个路径：家庭父母；社会环境；天生具备）这倒是个研究人性的大课题！ 到了1964 年的秋天，刚上幼儿园大班的我心情特别好，这不仅是小朋友间的重新排座次后再没人敢欺负我，而且班上换了新老师（胡，褚两位老师）。在学前课的教学中，我被新老师当作全班表帅，每周都获得奖励。那几个小“黑社会”们却在班上你争我赶 的学习竞赛中被边缘化，很多要选出优秀生去参加的活动也没他们的份。这些活动如：全市幼儿文艺汇演；去十一中和鼓楼消防大队，还有到南京市鼓楼医院这些单位演出等。所有演节目的人员挑选，编排和服装道具都是由那位多才多艺的聂主任指导和亲手做的。（90 年我出国前又遇到了这位聂主任，她的相貌几乎还是我幼童期记忆中的那样，没太大变化。与她交谈中方知：她抗战期间就在蒋经国和宋氏三姐妹的军属战地服务队中当保育员，照看那些国军前线将士的遗孤）。 时间来到64 年11 月的某天，是个星期五，第二天是星期六，傍晚才能回家。（准确的日子应该是11月6日。我来美后，上网搜到了有历史记录的这段《新华日报》当天发出的报导，见后文）。吃中饭前，幼儿园的正副主任（聂，梁俩位）向全体大，中，小，小小班的小朋友 们宣布大事。前几次俩位主任一起来宣布的多半不是好事，诸如：外面正流行传染病脑膜炎，因此全体小朋友2-3周或一个月内都不能回家等等。此刻一见她俩又同站在台上，小朋友们惯性地撅起小嘴，皱起眉头就准备拉开架势再来一次集体抗议被“封城隔离”的群哭------。 只见主任们以喜悦的神情宣布：“今天吃过中饭后睡午觉，看谁表现最好，最先睡着！下午就带他们出去参加一项很好玩，也很有意义的活动，是要坐大汽车去的哟！（那个时代的孩童们如能坐在大汽车上，一路看着车窗外变化不断的人和物，可算是极其享受哦！），在幼儿园留下的小朋友们，各班的老师也要带你们进行园内的遊艺活动。” 午睡时，小朋友们都紧闭双眼争当表现最好，最先睡着的，盼着去坐大汽车呢。我也一下子落入午睡的梦中， -------做着比坐汽车外出参加活动更好的事儿呢--------正吃着南京大三元美味的油炸糖散子------，就被胡老师轻声地摇醒了，看见有几位同班的男女“好学生们”已经起身。大家轻手轻脚地被老师们带到走廊上，每人换上平时自己最显亮丽的衣服。我和我的同胞哥哥都穿上了那件爸妈为我们专门从当年在南京算得上高级服装店的“北极”买来的颜色鲜艳的绿毛衣外套。渊声巷的路口停着一辆大客车，被选中的小朋友们都上了车。上车后我才发现：我们大班的只有男女各4 人，这正好是上台表演 “红军长征”歌舞的8 个人。我就又纳闷：要去演出却没有拿服装道具呀，怎么能行呢？再看车上其他人，只有聂主任带着小班的一男一女俩孩，梁副主任带领我们大班的，没有其他老师。车上的小朋友们都急着问：我们去哪里？去干什么呢? 聂主任回答说：去中山陵，迎接外宾！小班的那个小男孩紧接着问: 外宾是什么呀？ 大班的小孩都笑了抢着回答：就是黄头发，就是蓝眼珠，大鼻子。我也加了一句： 就是看起来和我们都不一样，长得像鬼一样的人！ “不能这样说的噢！” 梁主任瞪了我一眼。一路上虽不是“让我们荡起双浆，小船儿轻轻漂荡”，但那种让人兴奋的感觉绝对超过划小船儿的百倍。所有小朋友和我同一种心思：这车子永远不要停，最好能一直开到我们都变成了白胡子白眉毛，这一辈子就住在这不停，永远开着的车上该多好！ -------（二）的续文再等几日和刘主席夫人握手（二） 到了中山陵 ，小朋友们恋恋不舍地下了车，十多辆大客车也载来了许多大，中学生和小学生还有老师们。我们顺着中山陵的339级台阶向上爬到中途一个宽大的，两边长着绿草坪的平台后，就被分开：聂主任只领着小班的两个小孩去了西边大草坪，梁主任带领我们大班的都在东草坪。两边的草坪上都有许多胸前别着南师附中和南京大学校徽的学生们在打板羽球和排球，很是热闹。 不一会儿，听见大人们喊着: 来了来了！周围出现了照相机发出的闪光，人群立刻退向两边，有序地形成了很宽的夹道。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站在最前面，我看到聂主任手牵着小班的俩孩也站在正对面的夹道前排。我们后排的几个中学生指着台阶的高处，我才注意到那儿已经架起了摄影和有闪光灯的照相机，几个中国和外国的摄影师们开始从上向下拍照。然后大家又转头看向台阶的下方，等着从台阶下面走上来什么人。我睜大眼睛盯着那个台阶的阶面看，最先看到一个光秃顶慢慢地冒出台阶面，然后看清了这是一个身上披着那种军用黄毯拖到地面的外国人，他虽没长着黄发和蓝眼珠，但有和我们中国人不一样的尖突的鼻子。他的身旁有两个戴着大盖帽的外国军人迈着正步，敬着礼。我大声地向同班的小朋友们喊: 他们就是外宾！人群鼓起了震耳的掌声（没有口号）。 注：这与我后来1971年上小学六年级的那两次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周总理陪同的齐奥塞斯库来南京时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西哈努克亲王万岁！毛主席万岁！”-------“热烈欢迎罗马尼亚贵宾！热烈欢迎----齐腰塞塞裤！（拗口的外国人名，南京人都有办法，居委会主任对一群大妈们说：这个不难记，你就想着穿裤时要干嘛----齐腰塞塞裤 ----嘛！”）文革中，欢迎人群都是载歌载舞喊口号的。 秃顶的那位外宾走上平台后，径直朝我们正对面聂主任牵手的那两个小班的小孩走去，接着他弯腰用双手举起了那个小女孩。记者们用各种长短镜头围着拍照，可这位穿着鲜紫蓝色外套，脸儿胖乎乎的小女孩压根儿不给力，咧开嘴大就-----哇！，一双小腿在空中还猛蹬。这惊人的一幕还来不及让我多想，另一幕又展现在眼前：跟在秃头身后上来的俩位女士（一中，一外）朝着我们这边前排的小朋友走来，后排的大人们都拚命鼓掌。俩位女士伸出手来，边走边和站在我左边大班的女孩们握手；（4 位女孩的名字：王大丽，王美荣，庄雅，范克文 ），然后走到我们哥俩前停下。不知是因为从未有过这样的紧张兴奋还是我们都太小太傻，根本没来的及去看女士们的脸，只注意看她们伸过来的手和手腕上挂着的小包。模糊的印像中第一位女士发式高高的，尖鼻子，红色的长指甲，精致的手提包还有闪闪发亮的小东西在上面，很快就松了手。第二位女士不仅握手时间长，而且她另一只手还抚摸我们的头。可惜对她的发式是否也是高高的无法判定（小朋友们后来对此争论不一）。但有一点大家都认定：她没有红色的长指甲，手腕上的小包也没有闪闪发亮的小东西！而且她的手透出一种让小朋友感到特别热情温暖的东西，和第一位的那个红指甲的手不一样。 --------坐在回程的大客车上，大家七嘴八舌地交流着这第一次让我们这些小朋友们感到激动不已的事儿，却都忘了问那个秃头和倆位女士究竟是何人？梁副主任倒是发话了：“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啊？------他们是阿富汗国王和王后，和你门握手的是王后和刘主席的夫人！”-----“哦！就是教室墙上挂的刘主席像的刘主席吗？”-----“对！就是这位刘主席，他的夫人名叫王光美。你们今天真幸运和光荣啊！能和刘主席的夫人握手！” -------“ 嗷！欧！今天我们和刘主席夫人握手喽！” 我比其他小朋友们叫得更起劲，因为这时我刚改变了对坐汽车的意愿，不再想要一直开到变成白胡子白眉毛了，而要赶快开回到第三幼儿园门口。在那里，大家已经猜到会有什么样的人正等着我们呢！这次我要让“小黑社会”们享受到真正的“羡慕，忌妒 ，恨”。--------啊！真爽啊！快！快开！大客车在渊声巷口停下，我们这一群就向着那扇曾让我厌恶和畏惧的大栅铁栏门冲去，每个人嘴里喊着同一句话-------“今天我和刘主席夫人握手滴！” 大门里正扒着栅门的铁栏杆向外看着我们的各个年龄的小朋友们，他们的那种神情，我至今一闭上眼就能看到。但令我更难忘的却是站在人群后面不远处的那个小“黑社会”头子和那几个跟班。这刘姓小家伙心理素质绝对老练，他都不正眼看我们，只派他的一名跟班上前来问：你们今天出去干什么啦？-----“ 我们今天坐大汽车到中山陵和刘主席夫人握手滴！”。说完这句话后，我们都等着看那小头子的神情到底能否撑得住仍面不改色。只听他哼了一声，不削一顾地说：“ 这有什么稀奇巴拉的啊，原来你们只到了中山陵哦，我们今天去参加的活动比你们高级多了，不是嘛？”那几位小跟班一听，也换了神情，频频点头说：比你们的高级！高级！ （诸位读者看到这里，请你一定不要笑话我当时的认知水平和分析能力）我一听就急着问：你们参加什么高级的活动啊？------“哼！-----我们今天都到了苏联和斯大林握过手了！”--------啊？！！！！我一听简直气炸了，真后悔去了中山陵而没有去苏联！ 我又转念一想这不太可能，那句“我有一分钱，骑马到苏联”的儿歌告诉我们，怎么地也得骑马才能到苏联。他们既没有马，也不会骑，怎么可能一个下午就来回苏联一趟呢？我就问：那你们坐的什么去的呢？这么快就回来啦？--------“我们坐火箭去的”小头头连想都没想，嘴唇都没大动，就溜出了答案。“哎，对！ 对！我们坐的火箭，火箭！”小跟班们接着说完，都望着面无表情的小头头。 哎哟！这下我们这帮等着看别人“羡慕，忌妒 ，恨”的，却没想到这么快就轮到自己来享受这种心理上的煎熬！读者们尽可笑我们当年的无知。第一，从来没人告诉我们：斯大林早就不在了；第二，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火箭是画在纸上人还不能坐的（儿童画报上手握炼钢铲的工人叔叔和肩扛稻穗手举镰刀的农民阿姨就是骑在火箭上一冲飞上天的）；第三，谁会想到那个小“黑社会”头子竟如此地胸有城府，天大的谎话他也能做到面不改色！ 受了一夜的煎熬后，我们几个不甘如此失去幸运的小朋友们追着问梁主任：为什么我们没有像另外那几位坐火箭去苏联和斯大林握手，而只是坐汽车去中山陵和刘主席夫人握手呢？梁主任一听，哈，哈大笑说：别听他们胡说！没有火箭坐，斯大林也不会和他们握手滴！ 后记: 1964年11 月6日，《新华日报》： 阿富汗国王和王后在董必武和王光美同志的陪同下于11月6日到达南京参观访问。当天下午在王光美同志以及江苏省委领导和南京军区负责同志的陪同下，阿富汗国王和王后遊览了中山陵，沿途受到南京市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三年后（1967年的秋季）一位从上海出差路过南京的亲戚来我们家，他说：王光美在北京被批斗之后，又被押到上海，在南京路的大马路上，公开遊街示众，任人上前吐口水和砸土块，她被反绑双手，脖上挂着涂黑的乒乓球串（项链）。那时侯的我们谁也不敢再说出那句让我们自豪的话：今天我和刘主席夫人握手滴！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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