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找到了南大文革受難老婦的名字，重刊舊聞

並另附一文

    憶文革，瞿秋白堂妹赴刑場

   記憶中有她那令人刻骨銘心的幾秒鐘的神情； 我能做的就是： 讓歷史為生命的尊嚴留下些痕跡和字符！   當我在中文網上流覽新聞的標題，看到了 《瞿秋白繼女百歲老人瞿獨伊獲七一勳章提名》 這個標題後，令我如鯁在咽地繼續往下讀此文章： “為慶祝建黨百年，中共今年將首次頒授“七一勳章”。5月31日，中共《人民日報》刊登29名“七一勳章”提名建議人選公示，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的繼女瞿獨伊上榜。”

       之所以這條新聞使我如鯁在咽，就因它當即觸發了我少年時代 (文革中) 那個雖只有短短的幾秒鐘，卻深埋在記憶中幾十年來都揮之不去的一個真實鏡頭--------12 歲那時的我，以自己非常恐懼、悲憐的神情面對着一雙用語言無法形容的眼睛（用盡千言萬語也概括不了的那種神情）。那是一位老婦人的眼神，她的生命在走上刑場前還剩下不到一小時，最後對着她曾經生活過的這個宇宙世界用千言萬語也說不透的那種眼光審視着周圍的一切 ------   公審大會主席台後邊的一條由石頭鋪的小路-------停着的一輛軍用吉普囚車------幾位押送的武裝軍人（公判大會剛結束，會場後台還沒多少人）。碰巧她又用不足1 秒的時間側視斜角的上方-------在十多米遠處的小樓窗口上，露出一個少年男孩驚恐、同情、悲憐的目光，然後老婦人沒有表情地垂下了她的眼睛。

         我至今也沒有查到那位老婦人的名字。（註：此文刊出後時隔2年，終於找到她的名字：瞿郁文，特此補上  ）但那天公審大會的喇叭傳出的宣判人的聲音里，多次提到的另一個大名鼎鼎的人物----瞿秋白。（後來才知道這位老婦人是瞿秋白的家人，其堂妹)。我模糊的記憶中還有那宣判人令人畏懼的鐵一般的音頻：

     “------- 她為大叛徒瞿秋白鳴冤叫屈-------，------她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當前深挖‘五一六’ 運動心懷不滿，多次投遞反革命匿名信，惡毒攻擊謾罵偉大的----和--副統帥-------。   ------徹底滅除她的囂張氣焰-------立即執行！”       

         1970年9月29日，是一個入秋後陰沉、霧雨綿綿的日子。文革進入了又一個恐怖的階段------“一打三反”和“深挖五一六運動”。按文革時期的老規矩每當大型節日（國慶）前總要突顯一下專政鐵拳的威嚴，決不讓階級敵人亂說亂動，甚至讓普通老百姓都危襟正坐。可誰又能想到：一個並非南京大學師生員工的南大家屬（家庭婦女）會成為整個文革期間在南京大學大操場數次公判大會上唯一一位被剝奪生存權直接從會場上拖出去立即執行的人。

       我從兒童期（小學生）就知道這位老太婆，她家位於南大南園宿舍區的一個有7-8 戶人家居住的小樓里。但那時就連大人們也都不知她還與大名鼎鼎的黨內十次路線鬥爭第二次的人物瞿秋白有什麼瓜葛。很早以前人們誰也不會對這位矮小（1米4左右）、圓臉、和靄、文靜、一口吳儂軟語（常州）的家庭婦女多看兩眼。她的那位同樣矮小、頭髮花白、說話更加輕聲細語的老伴是南大體育教研室的辦公室職員，人們稱他小老頭兒（註：現已查知，瞿郁文是南京大學體育教研室辦公室職員 劉新源 的妻子，家庭婦女。劉新源曾在民國政府教育部任職，1949年後，歷次政治運動都受到審查。文革時他已60多歲，因那時沒有實行退休制度，所以還在學校上班。清理階級隊伍時，被隔離審查）。

     那時我家和她家並不是鄰居，（我家住在南大北校園），但我的一位葉姓小學同班玩伴剛好住她家對門。我們幾個放學後貪玩不急着回家的小學生們經常到葉姓同學家的小洋樓外的台階上邊玩耍邊攤開紙張寫講用稿或批判稿。我至今腦海中能憶起這位老太婆生前在平和的生活中給人最深的印像是：她拿出一把鈅匙遞給葉姓玩伴，並告之其父母囑咐過，一進家門就要先打開煤爐門煮希飯。然後老婦人彎腰在台階旁擺弄着一個竹扁上她自製的的紅蘿蔔乾，還一邊餵食幾隻小母雞。

        那時我家住在南京大學北校園內，位於大操場的主席台背面30米的地方，是靠近西邊門的幾座小樓之一， (  1986年後都被拆建，現今為“邵逸夫”樓。但不遠處的另一座小樓卻名揚四海被當作“國際文物”保留，因為1930年代獲諾貝爾文學獎《大地》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曾居住並在此小樓里創作出以中國皖北蕭縣農村為題才的故事——《大地》的長篇小說。)。我家東面的窗戶正對着南大操場（田徑體育場），我從小就看慣了各種體育賽事、文藝表演和後來文革中的批鬥、公判大會。人們都說中國的文革中心在北京（非北大和清華校園莫屬）。那麼江蘇的文革中心就在南京，南京的中心非南大莫屬，而南大的文革中心有兩個：大操場和文革樓（現今的教學大樓）。我的兒童、少年、青年都整個貫穿了文革的十年動亂，親身目睹、經歷了文革激烈的各種腥風血雨場景。但最令我驚心、寒心、噁心的就是1970年9月29日的那個下午2點鐘的公判大會。

     我閉上眼睛那令人刻骨銘心的、短短十幾秒的一慕極其悲恐的鏡頭就出現了：

老婦人那無法用語言描述的眼神-------兩名全副武裝的軍人-------刺刀閃亮的步槍-------，雙手被反捆的老婦人像拎小雞一樣被扔進帆布頂棚的吉普囚車------，她滾掉在囚車內，她試圖以一個姿勢按穩住身體，-----她選擇了背朝上，面朝下的跪姿----

最後在我的印象中，她像一隻進窩巢下蛋的母雞那樣抬頭把四周左看看右看看確信沒問題了，就什麼也不想看了！-------

為了我的這段記憶留下文字並證實此並非是我的虛構和夢幻，我努力從網上查找與南大文革史有關的所有記錄。最後只找到了一篇訪談記錄。如下是訪談錄的文摘：

文革與劣根性有關 ——王繼志教授訪談（節錄）

 訪談者：董國強

訪談對象：王繼志

 時間：2007 年 2 月 27 日上午 地點：南京大學歷史系 416 辦公室

 王繼志，（南京大學退休教授，江蘇省寫作學會常務理事，1993 年起享受國務院 特殊津貼。文革爆發時是南京大學越南留學生班青年的輔導教師，文革中曾任南大造反 派組織“紅四聯”-----即 “ 紅總” 的核心組成員，南大革命委員會委員。）

王：    ”五一六”專案在南京大學最白色恐怖氣氛是1970 年。

      --------- 學校里是由省革委會“公檢法”三方面的頭頭 都進駐在南大，“生殺予奪”就在他們一句話。

          --------  比如校體育室一位老職員的夫人是瞿秋白的堂妹，因對清查“五一六”運動不滿，寫了一封匿名信給《新華日報》。 結果很快就被查出來了。隨之軍宣隊就在一次全校大會上宣布了她的“罪狀”， 然後直接從大操場拉出去槍斃了。這是為了“殺一儆百”。不久他們又把物理系 的一位“紅四聯”成員朱日昭判了重刑。後來，那位接替方敏擔任校革委會主任的王勇和擔任 副主任的軍代錶王良才拿着手槍和手銬來到我的專案組，對我威脅說：“你王繼志現在正在向‘老虎橋’（南京城裡的一座監獄）鋪路，已經鋪到老虎橋門口了。 就憑我們已經掌握的材料，馬上就可以宣布逮捕你，我們現在留給你最後一個機 會。----------

       另附 一文  （南京1970年的記憶）    ：  

              南京的四書生四十年祭

－－作者：從維熙

中國進入歷史新時期之後，昔日被流放於東西南北中的文化囚徒，平反歸來重新聚首之後，劇作家杜高對我說起1970年他浪跡南京時的一件往事。一天，他走在大街上，見一輛押往刑場的囚車匆匆而過，他駐足觀看街上的布告，才知拉往刑場的囚徒中，有與我們一起勞改過的三個老右。他們的名字是：姚祖彝、王同竹、孫本喬。筆者曾為此在南京報紙發表《金陵尋夢》一文，尋找幾個殉難者的歷史真跡。真是“不找不知道，一找嚇一跳”，南京讀者告訴我，另一老右陸魯山，因其與被處決的三個苦難書生有說不清的關係，也在同年遭遇了滅頂之災。嗚呼！這四顆苦難冤魂，都與我在同一個大炕上睡過覺，在同一塊土地上勞改過，因而當2010年來臨－－四書生離世四十周年之際，難以平復的歷史傷痛，讓筆者提起筆來，為這四個難友留下真實的靈魂寫照。歷史不能忘卻，這不是一句空話，無論是月圓的歡歌和月殘的悲歌，都是中華民族自身的形影；報喜更要報憂，才是真正的求真務實，才更有利於中華民族的成長……

1970～2010年，時間已經跨越了四十個年頭了。在1970年文革的“一打三反”期間，知識分子中的受難群體，受到了生命中最為嚴酷的煎熬。

我是在這年被戴上手銬的，上廁所無法自理，還得讓同號為我擦屁股，可謂丟掉了一切自尊；去了新疆勞改的老地下黨員陳野，是在這一年接受赤腳走蒺藜狗子的懲處，滿腳血痕累累之後，被吊在房梁上打，一直打到他躥了稀屎湯子為止；也是地下黨員的張滬這年在曲沃服了敵敵畏，想奔天堂而未果，棺材板都釘好了，她又從陰曹地府還了陽；老革命加老書生朱希，這一年在長治被判為死刑，而自己竟渾然不知，多虧林彪早於處決他墜機溫都爾汗，不然他將因反林彪而被槍決於晉陽大地……儘管，這幾個都是右派群體中的不幸兒，但是對比起在這一年先後被以反革命罪處決的姚祖彝、王同竹、孫本喬、陸魯山四個右派來說，還屬幸運兒之列－－因為不管前者承受了多麼大的時代高壓，但畢竟活了下來，筆者言及的四個老右，可謂悲情之最。他們在這一年被處決在南京的刑場，倒在了昔日雨花台烈士殉難的聖土，不僅增加了雨花台濃濃的血色，還給後來人帶來一個無法迴避的叩問：他們為什麼會遭遇這般厄運？

在我的勞改生涯中，曾有幸與這四個同類為伍。姚祖彝畢業於老燕京大學，在外貿部工作時馬失前蹄；王同竹畢業於武漢大學俄語系，在中央編譯局工作時被打成右派；剩下的孫本喬和陸魯山，分別是北京工業學院和北京農機大學的學生，他倆是沒有完成學業就被戴上一頂右字號鐵帽，送進了勞改隊裡來了。該怎麼敘說這段往事呢，讓我先從年紀最大的姚祖彝落墨吧。

哭祖彝

記得，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之初在團河農場勞改時，我們曾被勒令修建一個人工湖，幾百個赤背裸胸的老右，在方圓二百多米的平地上挖土造湖。當時，精通英語的姚祖彝，負責為工地挑着水桶送水、併兼顧打掃駐地衛生，他雖年長我幾歲，不僅身上沒有老氣，反而學生氣十足。記得，挖湖人在勞動的間隙喝水時，我曾看見他躲在樹蔭之下，偷偷翻看外語辭典。那本書雖然很厚，但體積很小，可以隨時裝進口兜，以逃脫專政的視線。這在勞改隊的大染缸中，稱得上一奇：人都掉進井裡了，耳朵還掛得住？倒是有苦中作樂的同類，拿一些兒童看的連環畫冊打發日子，在幾百名右字號的同類中，也不乏英語的頂尖之材，如曾留學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劉祖慰和新華社專事英語作的劉乃元、杜友良，他們似乎都告別了自已昔日的專業，專心致意地進入被改造的角色，姚祖彝與他們不同，他的生命指針，似仍在沿着自已定向的羅盤運轉。

為此，我曾詢及過他：“體力勞動加腦力勞動，你不累嗎？”

他很清淡地回答：“現在讀ABC，可以轉移痛苦；我想總不能改造一輩子吧，外語這東西不比中文，一日丟下就難再拾起來了。”

從他的冋答中，我似乎覺察到他心裡還揣着一個夢想：那就是憧憬着未來的某一天，能重回他的外貿部，干他熟悉的工作。知識分子天生愛做夢，在姚祖彝身上，這一點體現得尤為明顯。除了這個與眾不同的特點之外，在我的記憶里，他是一個多愁善感、悲天憫人的人。當時正值大飢餓年代的尾聲，集中到這裡的右派，一些沒有家庭探視的老右，在飢餓年代留下的飢餓後遺症，還像影子一樣緊緊追隨着他們。記得，鋼鐵學院來的大肚漢徐繼和以及骨瘦如柴、當過人民教師劉岳，毎天收工之後，便環繞着伙房亂轉，他們難以割捨胡吃海塞的積習，常常撿些菜幫、菜葉一類的東西往嘴裡塞。那鏡頭不僅丟盡了知識分子傳統的清高，說得更形象一點，就像舊社會的癟三和乞丐，兩隻眼睛的視力，總在搜尋街頭巷尾的西瓜皮那般，尋找着可以裝進肚皮里的食物。

姚祖彝因為負責清潔衛生，這些被伙房扔出來的東西，屬於姚祖彝清理衛生的範圍，因而無法避免與他們發生接觸。他先是用大道理勸阻這些肚飢的人，不要胡吃海塞，吃了不乾不淨的東西，得了病還得到公安醫院云云，後來當他發現勸說失效之後，另一種人道情懷便油然而生：就借着打掃衛生的機會，把伙房擇下來當垃圾處理的菜幫和菜葉，用自來水洗淨收藏起來，留給幾個永不知什麼叫飽的飢餓號充飢。

有一天，他正在干着這種十分埋汰活兒的時候，被勞改隊的高元松隊長看見了

“你這是在幹什麼？”

姚語塞了半天，只好說出實情。

“他們糧食定量不夠吃嗎？”

“現在，雖然比在別的農場糧食定量高了，但有些人還是不夠吃。”姚老實地回答隊長詢問之後，出於人道情懷，話鋒一轉，提出了他的臆想，“既然高隊長您問到這個問題了，我覺得這有損於專政機構的形象，如果有可能的話，能不能再給他們加點‘鋼’。”

“鋼”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的特殊角落，是糧食的代稱。姚祖彝作為被專政的對象，對執行專政任務的勞改幹部提出這樣的意見，儘管口氣十分婉轉，但內心還是捏着一把汗的，因為這等於變相對執行專政的機構，提出增加糧食定量的請求。是命運使然？還是憑着他的聰明，選對了訴說的廟門？他自己也說不清楚，反正聽了他這番話的隊長高元松（綽號高善人），不但沒有批評姚祖彝的請命之舉，還把他的話逐級上報，場部領導居然破例給右派隊裡每人每月增加了二斤糧食定量。記得，在宣布這一消息時，那幾個飢漢手舞足蹈，但是誰也不知道此事的淵源，在於姚祖彝那顆悲憫人生的心

直到一個星期天，我和姚祖彝同在院子裡洗衣服，閒聊時他才向我低語了這件事。說實話，我當時對此事也並不完全信實。之所以如此，因為他是老燕京大學的學生，人道心腸似乎可以理解，但是會不會“下里巴人”地去為幾個飢漢清洗爛菜，並為此向“高善人”請命，是個待解的問號。我每天出工在外，不知監號院子裡的事情，為此事，我特意到伙房去詢問炊事人員，雖然得到了他們的證實，我還是覺得像“天方夜譚”，直到有一次高隊長召開右派開會，在會上公開表揚∫姚祖彝打掃生盡職盡責之餘，還關心別人生活之後，我才開始對姚祖彝有所認識。

我和他住的屋子，只有一牆之隔。在炎熱的夏日，為躲避屋子裡的悶熱，晚飯大都端到院子裡來吃，我看見他把自分到的窩窩頭，送給石油學院來的大肚漢劉士康吃，當劉推讓時，姚祖彝說他的理由是：我干的是往工地送水的活兒，比你們流汗少。有一天，我吃飯時與他坐在一起，他突然用勺子往我窩窩頭上抹上了一塊黃黃的東西。我定睛細看，才發現那是一塊黃油，我沒有詢問他何以會有這種高級營養品，在那個年代能吃上這人間罕見之物的，一定是家中非常富有之人。事實證明我推論的絕對正確，後來我知道這是他的家人，從南方郵寄到勞改隊的。繼而，我知道了他的老家在浙江，屬於書香門第出身，由於與我的家庭出身近似，彼此便有了更多的接觸。

記得，有一天我倆閒聊時，他突然問我這樣一個問題：“你為什麼從文？這個行當自古就多災多難！”

我說：“可能與家庭影響有關，叔叔畢業於輔仁大學國文系，少年時代我讀過他發表在天津《大公報》上的‘十四行詩’。”

“你父親呢？”

“他畢業於老北洋大學，學的是機械和採礦。”我說，“可惜的是，他思想激進，曾參加過‘一二•九’運動。年輕時就被國民黨關進監獄，肺病發作而亡。”

他說：“我和你的情狀太近似了，家裡過去還拿出錢來，支援過‘地下黨’的活動，可是現在……”

“別說了。”

我們的閒談因涉及了反右，便像受了電擊那般談話立刻中止。雖然，我們內心深處，都潛藏着對反右的不解，但從不影響勞動表現。有一天，他挑着熱開水到挖湖工地上時，還沒有到勞動的休息時間。他放下水桶，就到工地上來揮鍬挖土，當時正逢抬土的打擂比賽、看誰的肩膀最能負重。我剛剛壓斷了一根扁擔，他就推開了我，並在筐繩中間插進去一條新扁擔。由於在右派群體眼裡，他並非正常的勞動力之故，幾百雙老右的視線，都投向了他的身上。很遺憾，他根本沒能抬起那三四百斤重的泥筐，雖然他失敗了，人們還是報以熱烈的掌聲。之所以如此，因為他並非勞動的正規軍，能主動請纓來“力拔山兮”，足以證明他心中的火焰，並沒熄滅。

當天晚上，我們坐在一個大炕上學習時，我向他耳語說：

“你體力不行，今後千萬別干力不從心的活兒。”

他小聲回答說：“我常常這麼想，應該多給國家添磚加瓦。但是我要聲明一點，絕不是出於贖罪之心，我們沒有罪可贖，完全是對民族的一腔赤子之情。”

我相信他的真誠。後來我們被分散到各個勞改隊去了，他激於滿腔血熱，在新疆勞改單位來人，動員無家室牽連的人，去新疆開墾邊疆，他應徵到西北邊陲去了。我和他再也沒有相見之機緣，但他對我傾吐的肺腑之言，我始終牢記於心，這樣一個清純誠實的學子，被劃成右派已然是時代的悲情，到了1970年，怎麼會被拉向了死亡的刑場呢？！

在歷史跨過去三十多個年頭之後，有一天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我在北京西山腳下的一個公寓，碰到了中國文化部原電影局局長、詩人石方禹和他的夫人盧粹持女士，他們夫婦倆昔日也是從燕京大

學畢業的學生。他們曾讀了我的《走向混沌》，在談起這部書的時候，便談起了姚祖彝之死，儘管其書中只是一筆帶過，但這倆燕大校友，都為之感嘆不已。方禹夫婦當時雖然和他讀的並不是一個系，但姚祖彝其人，他們還是知其一二的。他當時給方禹夫婦留下的印象，是個清高而正派的學子。為了讓我知道他更多的情況，石方禹的夫人，還特意用快遞給我送來《燕京大學校友紀念專刊》。校刊封面印有“雄哉！壯哉！燕京大學”題字和校園內未明湖畔林木深深的圖片，其中在有關姚祖的條幅里，留下如是的幾行文字：

姚祖彝，浙江餘杭人，1927年生，1946年入學，1950年畢業於經濟系。曾在1949～1950年上半年任燕京大學學生會副主席。參加工作後，歷盡艱難，終於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含恨逝世。歿年不詳。

在簡介之前，還印有一張姚祖彝風華正茂的半身照片：他身着深色西裝，眉宇之間飛溢出一股英爽之氣。他兩眼的目光，沒有射向天空，而是向下凝望。在這座當年的洋學府，心比天高的學者雅士，幾乎無一例外地認為自己是天之驕子，是穀子地里的高粱，但是姚祖彝的肖像氣質平和，兩眼在向下凝視。難道這個時候，心懷報國之志的他，就在尋覓地獄之門？抑或是冥冥中的地獄之神，在預示着他並不美好的未來呢？

這不是已然為他的青年時代定位了。如果不是對新中國的滿腔血熱，他當時是不會成為燕京大學學生會副主席的。在燕京大學的驕子是學經濟的，英語又是他的特長，可惜他生不逢時，如果他晚落生二十年，在改革年代裡不正是他大展才華的時候嗎？但是人不能選擇出生的年月，他趕上了中國歷史的蠻荒年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像風中的樹葉，完全沒有自主生活的權利。

據難友告知，他是在他上海姐姐家中被抓走的。當時，雖然是文革的混亂年代，他也未能預料到這一走，就是與人世永別。因而，他當時還對他的姐姐說：“過些天，我再來看你！”嗚呼！他就這麼走上了死亡之旅。僥倖活過了那個年代的我，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向你地下的亡魂致哀！

祭同竹

王同竹君的臉雖然不失為清秀，但眉宇間深藏着一種不可名狀的悲楚。從這張遺像上，我們不難看出他有着苦澀的學生時代。我和他有緣在一度時間內成為在勞改隊中的難友，除了命運的近似之外，對文學的愛好，當了我們的“紅娘”－－在眾多右派同類中，他是有過作品問世的。

遠在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我在《北京日報》當編輯、記者時，就知道了他的名字。當時，蘇聯元帥伏羅希洛夫要來華訪問，報紙副刊要配發一篇有關這位鐵血元帥在二戰時的有關事跡。記得，在副刊召開編務會議的時候，負責翻譯作品的老編輯，提到在編譯局工作的王同竹的名字。不久，我在副刊上讀到占了大半個版面的王同竹的譯作《鐵甲列車》（筆名王竹），當時覺得此人文筆流暢，是個才子型的譯者，但是未曾謀面。“不是冤家不聚首”，我做夢也想不到1960年在大牆之內，我們同時成了同一個鐵瓮之囚。

記得，我和他初次見面時，是在編織“作繭自縛”的鐵絲網。由於牢房人滿為患，幾百名老右初到這個地方時，住的房子是過去監獄的獄警養警犬的狗舍，與田野間隔，因而我們需要為我們下榻的監號，編織與外界隔絕的鐵絲網。其實我與王同竹不在一個小隊，但是他抱着一捆帶刺的鐵絲，居然走到我旁邊來∫，並說：

“你是從維熙，我給你打下手吧！”

我非常吃驚。這倒不是因為他道出了我的字號，而是出於對他的陌生。因而我說：“你不是我們小隊的人吧？串隊幹活是違反紀律的。”

“你應當知道我，一定知道我。”他自報姓名說，“我是《鐵甲列車》的譯者王同竹……”

這個名字，一下把我和他的距離拉近了。但我還是心存障礙，不敢把他留在我的身邊幹活，因為勞改隊長正站在院子中央，監督着我們編織鐵絲圍牆的勞動。他似乎看出我的心緒，低聲地為我解疑說：“初來乍到，隊長還認不出來張三和李四，你顧慮的是不是太多了一點？”

是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他不害怕，我則感到不是一個勞改小隊的人，越過隊界來找我一塊兒幹活（實為聊天），容易引發事端，所以我當天還是給他潑了盆冷水：“日子長着哩，我們有時間再聊吧！”他顯得十分無奈，只好抱着那捆鐵絲無聲地離開了我。

這是在勞改隊中我們第一次見面。當時，他留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一個敢於跨越樊籬的同類。為了這次的失禮，我內心難過了很久，並決心彌補上我的心理失衡，便在一次出工的路途上，我走到他的身側，對他說：“請原諒那天，在眾目睽睽之下，我怕引火燒身。”他說：“我這個人太感情質了，事後我也考慮到了我的失態，你是對的。”從這天之後，我和他常常在出收工的路上，彼此走在一起低聲傾吐心聲。之所以如此，因為在幾百號人行進的隊伍中，我們走在一起，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

記得，他給我印象最為深邃的，莫過於他痛苦的學生時代了。他從小熱愛文學，在湖北襄陽中學讀高中時，與他的弟弟王同策便在學校里編輯一塊名為《晨曦》的牆報。同時他個人在《湖北文藝》、《工人文藝》等文學刊物上，開始發表詩歌。用他自己的話說，他熱愛新中國，並決心為她高歌一生的。但是這時，一件對他致命的打擊不期而至：他在學校當老師的爸爸，因歷史問題被抓走後槍決於刑場。他的母親和他的妹妹，被押送還鄉，城市裡只剩下他和弟弟——可能學校出於兩兄弟表現還不錯的緣故，讓他們留在學校讀書。年僅十八歲的他，經受了人生的第一次思想和感情的磨礪：第一，父子的血緣感情，不是揮刀就能立刻斬斷的，但是出於對新中國的熱愛，他相信政府對他父親的處理是有依據的，但是需要一個消化過程；第二，離開父母后，他和弟弟沒有了經濟依靠，如何繼續學業成了棘手的問題。王同竹是這樣描繪當時的困頓生活的：“我和弟弟上課之餘，幫人幹活打工，不夠糊口時便靠向親友賒借，充填飢腸轆轆的肚子。”當然，填不飽肚子是經常的事情，他便和弟弟到街頭菜場撿拾些菜葉菜頭一類的東西，煮熟代替糧食充飢。事隔多年之後，王同竹當年的一位女同學、今天武漢第十四中學退休的高級語文教師夏順萌著文回憶說：

在1952年初春的一個下午，他從我門前走過，曾有氣無力地囁嚅地對我說：“你……有飯嗎？給我一點好嗎？”我立刻意識到向一個不太熟悉的女同學開口討飯吃，生活一定到了無奈的地步。我當即點頭表示同意，讓他走進我的家。其實我當時的生存條件，不比他好多少，僅有半碗米飯當作晚餐。但是看他那個模樣，我顧不得這些了，便到亂柴堆里翻出一個糠了心的蘿蔔，切好放在鍋里和米飯一塊兒炒給他吃。等他吃過飯，把碗還給我時，我看見他的胳膊細如竹竿，一套黑布棉衣褲，薄如麻片……

這是當年對他充滿同情心的女同學，描繪出的高中時代王同竹的一幅肖像。但是王同竹沒有被艱辛的生活壓倒，憑着他性格中的堅毅，走過了他乞討般的高中生活。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在高中畢業後他順利地考取了武漢大學俄語系，抒寫了一首他個人的苦難童話。在武漢大學由於其口語出眾，不僅深受俄羅斯籍教授的喜歡，他還沒有從學校畢業，就常常被武漢外事部門調去當俄語翻譯。王同竹憑着優異的學習成績，畢業後就被調入北京馬列編譯局工作。一個受了許多苦難的湖北娃子，做夢也沒想到會來北京，但是他當真步入了首都。

“在我看來，這是飛天。我覺得學生時代的噩夢已然結束了。因而在馬列編譯局，拼命地工作。在《北京日報》上發表的譯作《鐵甲列車》，就是我的成果之一。”他說，“除此之外，此時愛情也向我飛來。我和一個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工作，來自西藏的姑娘相愛了。不僅圓了我的愛情夢想，還連我的文學夢一齊圓了－－我和她一起把西藏的童話《公主與鐵匠》和《美女的心願》編譯成漢語，在《民間文藝》上發表……”

王同竹對我回敘這一段青春往事時，是在周日的休息時間。我們彼此交心的地點，選擇了院子的自來水下水池旁邊－－他洗他的衣服，我洗我散發着汗臭的被單。在我記憶中，那是他最為歡快的時刻，嘩啦啦的流水聲中，夾雜着他的歡聲笑語。之所以記憶得如此清晰，因為中間發生了這麼一個小小的細節：他洗上衣時，口兜里裝着的那個與他結為連理的藏族姑娘的照片，差點兒被他揉搓成碎片。多虧發現得早，他匆忙地將浸了水的妻子照片，從濕衣口袋裡掏了出來，因而我有緣看了一眼他的妻子的形影。這個鏡頭讓我終生難忘，身着藏裝的美麗姑娘的影像，雖然被揉成幾道褶皺，但當他把照片撫平之後，我還是清晰地看到她那清秀的面容。

“你真是福氣不小，家裡有這麼一位等着你，你改造中該有動力了！”勞改隊中難得有片刻的快慰，我開他的玩笑說，“人生得一紅顏知己足矣，我祝賀你有這樣一位佳麗相伴！”

他背過身去，沒有回答。我以為他是逃避我的目光，藉機把那張沾水的照片裝進口兜。可是我想錯了，當他重新回過身來，把目光對準我的時候，兩隻眼睛裡湧出淚水。不用他解釋，我也能猜出個大概來了：許多家庭，因為其中出了個右派禍水而解體，王同竹大概也沒能逃脫這個時代的定律，很可能已然你東我西了。我無意間說出的那句祝願的話，正好扎在他的心靈傷痛之處，為此我連連向他道歉，從而更深層里了解到凡是來到囚瓮里的人，心裡都揣有一本苦難經文。為了轉移他的精神，我開始和他說俄國文學中列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他到底是性情中人，用自來水洗了把臉後，對我實言了至今還心悸的鏡頭：¨一天，我被公安人員戴上手銬，從家裡帶走。情急之下，她追了出來，一步踩空了，從樓梯上滑落了下來，致使已然懷孕幾個月的娃兒，因為妻子墜樓而流產。”他說他所以保留下她的照片，是寄託對她的內疚和懷念－－他甜美的家，早被1957年的那場強颱風，撕成碎片了。

我雖然安慰了他一番，自知我的言語是無力的。儘管如此，我從王同竹的身上，看見了知識分子難以言喻的悲哀。也許正是這個誘因，我和他的接觸漸漸多∫起來。我們悄聲地談論社會的畸形，評說時代文學的貧血。記得，談到文學時我們議論最多的是浩然，覺得他雖然生活樸素，但是似乎得了“目盲”，大飢餓年代的中國，明明餓死了成千上萬的庶民百姓，他居然寫出了《金光大道》一書，真是知識分子的良心被狗吃了。這是我們交談的一面。另一方面，我們身在囚瓮之中，並沒有因為我們的身份，而對國家喪失青年人的熱情。按着勞改隊的慣例，每到各種節日，都要鷽歌燕舞一番，因為我過去頭上戴過青年作家的桂冠，因而無可逃避地要按着隊長的指點，編寫個節目什麼的。1962年的國慶前夕，我又接受了一個光榮任務，寫篇詩歌在會上朗誦，我說我口齒不清，建議隊長讓王同竹擔任該詩的朗誦，推薦的理由十分充足：他多才多藝，不僅會拉手風琴，而且有一副好嗓子。隊長同意了我的意見，於是在我的往事庫存中，留下了與王同竹合作的記憶。

他的認真態度，讓我吃驚。勞改隊長為了讓我們的演出成功，特意給了我們一天的時間，讓我們排練。在空蕩蕩的監舍中（別人都去勞動了），他反反覆覆吟誦這首詩歌之餘，還不斷地修改詩中的個別段落。我提醒他沒有多少時間了，我寫的這首狗屁歪詩，不值得他那麼投入。但是他反駁我說：“誰讓你推薦我登台呢，我是個完美主義者。要麼不干，干就得干出個名堂來。”我依了他，並為他去食堂打飯，以節約他的時間。記得在排練時，他的鏗鏘有力的聲音，驚動了在院子裡打掃衛生的姚祖彝，他隔着窗玻璃為王同竹鼓掌叫好之餘，還高聲詢問王同竹說：“喂！你是不是當過演員？憑這水平，就是在人民大會堂演出，也會獲得滿堂彩聲。真的！”

姚祖彝這一句助興的話，卻使王同竹頓時失音。

我說：“你怎麼了？”

他自言自語地說：“那兒是天堂，這兒是勞改隊。”

“真是一個敏感的文學坯子。”我說，“你是不是想撂挑子不幹了？”

他端起水杯，咕嘟咕嘟地喝了幾口涼開水，用袖口一抹嘴巴說：“誰讓咱們生不逢時，趕上個反右呢，不然的話，你我都是文化界的A角。也怨我們老祖宗屈原，給我們留下到自投汨羅江時，仍然熱愛楚國一草一木的相思傳統。誰讓我是他的子孫呢！哎——”

他長嘆了一聲之後，又附加了幾句充滿悲涼詩意的自我表達：

儘管我經受了

許多磨難和屈辱

黃土地啊

我是你根上的葉

無法割捨

葉對根的依戀

我為他的詩外詩而動情地鼓掌。

姚祖彝隔着窗子連連喊道：“好——好——”

這個排練中的小小插曲，讓我永生難忘。因為它不僅是王同竹的精神自白，也是這個受難群體，在那個年代的一幅集體肖像－－那就是儘管沉淪為囚，但仍然斬不斷與國家民族的苦戀與相思。

到了10月1日的晚上，我的神經非常緊張，生怕他哪根神經鬧妖，再來一次突然失語，那可就砸鍋了。在國慶節這個關口上，如果他突然中斷他的朗誦，那將不是生活問題，而是個嚴肅的政治問題。與我的擔心相反，他在大隊部搭起的舞台上，朗誦得十分放鬆；不僅勞改隊的成員們為他鼓掌，就連坐在前排的隊長們也混淆了階級界線，情不自禁地為他的演出拍起手來。

這是王同竹人生命運線中的高峰時期，不僅讓近千名勞改人員知道有個多才多藝的王同竹，就連監管幹部，也知道勞改的右派群體中藏龍臥虎。這是我與王同竹一次難忘的合作，也是我們歡樂的頂峰。時隔不久，我和他先後被解除勞動教養，身份從“大勞改”升格為“二勞改”。我去農場的百畝桃園，他到農場的千畝葡萄園去勞動－－我們從此勞燕分飛，各去了各的巢穴。雖然彼此不住在一起了，但由於桃園與葡萄園僅有咫尺之遙，有時還能匆匆地見上一面。大概是到了1965年夏天，我和他在一個商店裡不期而遇，他和我咬耳朵說：“我問你個新聞，聽說潘漢年曾在桃園附近軟禁，你聽說沒有？”我說：“有這麼回事，他常在桃園對面的小河坡上垂釣，總是空竿而回。”他說：“你怎麼沒找老頭子聊聊？”我說：“我們是普通勞改犯，他是特殊的勞改犯，楚河漢界怎麼可以隨便跨越？”他立刻認真地詢問我說：“他住在桃園旁邊的哪座樓？”我開他的玩笑說：“你真是又一次生不逢時，現在已經‘人去樓空’了！老人去了哪兒，只有公安部知道。”他狠狠地捶∫我一拳：“真是孬種，要是我早就……”他的話雖然沒有說完，我已然揣測出的他的意思：他要是在桃園勞動，早就與潘漢年老人結識了。

當時，我沒有特別在意他的這段話，只是感到他生命中，潛藏着一種的突破羈絆的力量。這與我們初到這個勞改驛站時，他抱着用以“作繭自縛”的鐵絲，突然出現在我的身旁，出自於同一生活理念：既然活着，就要敢於突破羈絆。記得，文革開始之後的1966年炎夏，新疆勞改系統來農場招募去新疆支邊的勞動人員。其條件十分優厚：凡是去那兒墾荒的成員，經過一段勞動之後，都可以改變政治身份，成為真正的公民。面對“由鬼變人”的巨大誘惑，相當多的老右報名參加到去新疆的行列，王同竹又是走在支邊隊伍前面的一個。事後，據與他同去新疆並在同一勞改隊裡的難友哈長林在信中告訴我，面對大沙漠，他在艱苦的勞動之餘，學起了維吾爾語。之所以如此，王同竹想紮根邊陲，在那兒干出成績，寫出新疆的詩章來。縱觀王同竹的一系列行為，都表明他是個熱血男兒，放在哪兒都是能發光的金子。

但是事與願違，去農場招募支邊人的許諾，沒有得到任何兌現不說，對於去到那兒開墾沙漠的受難知識分子，還任意凌辱。其中最為典型的事例，是讓曾是老地下黨的陳野，赤着腳板在撒滿蒺藜的道上跑步，然後吊在房梁上抽打，直打到陳野順着肛門躥岀稀屎湯子為止。此事件發生之後，在右派群體中掀起軒然大波，許多勞改支隊中的右派，都準備逃離這塊“山高皇帝遠”的沙漠。隨着成為真正公民的企盼完全落空，王同竹就是在這個節骨眼的時刻，與孫本喬一塊兒逃離新疆的。臨行前夕，王同竹找到哈長林，問他是否也一起離開這塊令人傷痛的土地，哈長林與來自礦院的於立仁、清華大學來的張逢甲，商量了一下，覺得文化大革命一團亂，跑到哪兒都不安全，還是靜觀之後再說。哈長林在信中這樣寫道：“真是命運不該我死，我決定留在新疆，如果我隨着他們去了南京，那麼被槍決的名單中，便又多了我一個倒霉蛋。”他的信上接着寫道：王同竹離開新疆的當天早上，天下着霏霏細雨。傍午時分，哈長林正在田裡幹活的時候，王同竹、孫本喬與一個並非右派同類、名叫陳儀剛的上海人，一起經過他的身旁。王同竹朝他笑笑，以示告別，哈長林還以微笑，算是對他們的送別。哈長林沒有想到，這是他們訣別的微笑，那天飄落的小雨，竟然是老天為之而哭的淚雨。

王同竹和孫本喬一行，離開新疆後先到王同竹的湖北老家，想在農村以務農為生，但到了老家的第二天，胳膊上戴着紅箍的人，對他們進行了盤査。為了謀生，他們不得不另找落腳之地，孫本喬生在南京的外祖母家，便從湖北調頭去了南京，在這座古城裡隱居下來，謀求生存之計。據家住在上海、原北京礦業學院學生卓景星告訴我，王同竹於1969年底從南京到上海時，曾夜宿在他的家裡，王同竹說他和孫本喬以及後來也逃到南京的姚祖彝、陸魯山，為了謀生，不得不從事各種體力勞動：大到當搬運的力，小到車胎的修修補補，人間的三百六十行，凡是能用以糊口的，他們都涉獵過了。王同竹告訴他，他們雖然生活十分艱辛，但比在新疆為囚，多了幾分人的自由。他這次來上海，是來購買照相器材，用照相維持生計。闊別多年的難友相見，親上加親，卓景星好好招待了王同竹，並送他坐上返回南京的火車。想不到的是，卓與王的見面，竟然是人生的水別－－1970年7月，王同竹與在困頓中求生存的孫本喬、姚祖彝一塊兒血灑南京。

這四個殉難者，都與我在昔日的勞改營中有過往來－－特別是其中的王同竹，因為文學媒介的作用，曾與我一往情深。在這裡，筆者只能把這一紙祭文，寄往天堂漢河。遙祝他的文魂永生，並在天堂里抒寫人間的悲情與苦難，以警示歷史的今朝和來世……

吊本喬

在我的印象里，孫本喬與王同竹判若兩人－－他來自北京輕業學院（現在更名為北京理工大學），是個沉默寡言、十分內向的人。在勞改隊中，我和他接觸很少，但是流傳於同類之間有關他的軼事，卻常有耳聞。其中讓我最為驚奇的，是說他是自願鑽到囚瓮里為囚的。雖然古語中早就留下“大千世界，無奇不有”之說，但是在階級鬥爭時時講、天天說的歷史年代，自願鑽進囚瓮為囚、甘當無產階專政對象，還屬於中國奇聞。一個高等學府的學子，何以會自願到被專政的囚瓮中來的呢？

記得，那是四個小隊的右派集中在一起，奮戰在人工湖的日子。午休時刻，我看他坐在樹蔭下喝水，便也拿着一隻喝水杯子走到他的身旁，詢問這個傳說的可信性。他看了看我，只回答了這麼幾句話：“這是謬傳，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愚人，但沒有一個人願意進監獄的。你們小隊的張永賢，與我是同學，你問他就一切都清楚了。”

張永賢與我同住在一個監號，我向他垂詢其事時，他對我說起了孫本喬進局子的經過。他說：“孫本喬是個十分聰慧的人，在學校時就智商過人。1957年馬失前蹄後，與我一起在清河制呢廠勞動改造。當時我們的活兒非常之輕，天天干的是把新疆羊毛分成一二三類，以供制呢時使用。按說這類活兒，男人是干不過女人的，但是讓我吃驚的是，他的那雙巧手，每天他分揀的羊毛數量，總是超過了車間的女工，不僅我吃驚，連車間女工也覺得不可思議。為此，在那段日子裡，他經常受到車間頭頭的表揚。”除此之外，在張永賢的心中，孫本喬還是書蟲子。在清河制呢廠改造時，廠里每月發給被監督勞動的右派十八元錢生活費，他竟然拿出十六元錢，在書店裡買了一套四卷本的法國文學名著《約翰•克利斯朵夫》。為此，他不得不常常勒緊肚皮，喝稀粥吃鹹菜。孫本喬本來就長得單薄瘦弱，還要節衣縮食買書，身體越來越糟。後來，監督勞動的項目不再是分揀羊毛，而是讓右派分子去遠郊琉璃河水泥廠扛運沉重的水泥，他因扛不動那幾十公斤重的水泥袋子，不得不向領導提出身體適應不了，要求改換工種時，一頂“罷工”的帽子，便落在了他的頭上。先是讓同類們對他進行批判，孫本喬不服，據理力爭，結果是爭到大牆裡來了。除他之外，凡是以人道情懷同情孫本喬的右派，也同孫本喬的命運一樣，被公安人員押解着離開清河制呢廠，送到囚瓮里來了－－張永賢就是其中的一個。

聽了張的這番話，我理解了“自投囚瓮”的含義了：孫本喬並非真正“罷工”.只是因其勞動強度，超出了他的體能負荷，便鋼印一蓋按罷工論處，關進局子裡來了，此為孫本喬的軼事之一。其軼事之二，則不是來自張水賢的陳述，而是我親眼目睹。在周日勞改隊歇工的日子，從我對面監號里，常常聽到“當頭炮”、“車沉底”的吆喝聲。起始我認為是勞改號們在用棋盤解煩，因為勞改犯的生活非常枯燥，除了鐵鍬和籮筐之外，沒有用以精神解脫的東西，下上一盤象棋，並在行棋之間喊上兩嗓子，宣泄一下愁楚心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而並沒引起我的注意。但是有一次我去找王同竹，走進他們的監舍一看，“楚河漢界”之戰的口號聲，雖然依然此起彼伏，但是卻看不見棋子和棋盤。我詢問王同竹說：

“這是演繹孫子兵法還是排練：‘劉三姐’的對歌？”

他笑而不答，讓我猜猜看。

我說：“我聽起來像是吟唱《縴夫曲》，可是又沒有水和船。”

王同竹反問我說：“你是真不知道，還是裝糊塗？”

“是苦中作樂，抒發心中鬱悶吧？”我說。

“他們是在下棋”

“沒棋子和棋盤，怎麼下棋？”

王同竹斜了我一眼：“這就是你這個秀才少見多怪了。棋盤和棋子，都裝在雙方心裡。”

昔日讀過的古書裡，曾讀到過智聖下棋時，桌上不設棋盤，而把棋盤攤在雙方心裡。這是智商和記憶的對陣，古書上將其稱之為“盲棋”。此時，面對這樣的場面，我驚愕地愣住了，我無論如何也意想不到，在這個衣衫襤褸的苦難的群體中，在土炕上演繹着古代智聖們的遊戲。也就是在這個瞬間，我看見下盲棋的雙方，一個是來自北京大學的楊路，與其進行心戰的對方，就是沉默寡言的孫本喬。王同竹之所以不能與我多言，他在用筆記錄着雙方棋子移動的位置－－換句話說，他在充當這場高智商競賽的裁判。這個驚奇的發現，讓我對孫本喬的印象陡然升華，原來這個貌不驚人的孫本喬是我們這個受難群體中的智星之一。我從小就是數學中的低能兒，小代數曾經得過零分，而他的那顆腦袋，卻能記下每一步棋子的移動不說，還要運籌帷幄地爭取勝算的戰機，這是何等複雜的智商運動，他居然能演繹得那麼輕鬆。因而，這可以稱得上孫本喬的第二個奇聞軼事了。

記得，我當時久久不願離去，想看看兩個人之間，誰是最後的勝者。儘管後來孫本喬敗於楊路手下，但是他雖敗猶榮，因為他的對手是楊路，當年北大數學系來的右派（今天的數學家）。多少年後，張永賢事後回憶說，孫本喬不僅聰明絕頂，還是一個十分忠厚的人，他解除勞動教養較早，從“大勞改”升格到“二勞改”後，還惦記着留在瓮里的同類。他從每月十幾元的勞動收入中，拿出錢來為他們買來整瓶的香油和熟肉，以增加難友的身體熱能。當然，對於經歷過大飢餓年代的右派來說，這只是杯水車薪，遠遠解決不了難友營養匱乏的問題，但是在那個年代，能做到這一點的只有孫本喬了。當難友對此表示謝意時，他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這就是孫本喬在那個年代的一幅悲天憫人的靈魂肖像。

當時，與他交往最多的是王同竹，孫本喬每次來右派隊看望同類，必有王同竹相伴。但是誰也想象不到的是，孫本喬與王同竹成為患難中的莫逆之後，在那困頓的年代，王同竹竟又把自己的妹妹王同筠，介紹給了孫本喬，成了孫本喬患難友人中的唯一異性知己，經過時間的磨合，後來成了夫妻。這種生命鏈環的對接，在勞改隊中是絕無僅有的，在那個年代，幾乎所有的社會女性，都像躲避瘟疫一樣遠離勞改犯，但是王同竹的妹妹卻挑戰當時的政治時尚，貼近了孫本喬的心靈。因而這樁婚姻，在一度時間內，成了勞改隊中流傳的佳話。

但是他們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這種有悖階級鬥爭學說的聯姻，給他們自己埋下禍根－－到了1970年處決孫本喬的前夕，不僅孫本喬的弟弟孫本岳隨之入獄，就連他妻子王同筠也被反覆隔離審查，家中被掘地三尺。因而，當今天筆者追蹤歷史往事、打通她家電話尋找他青年時代的照片時，她說已然沒冇任何一張照片了。

憶魯山

初識陸魯山是在大飢餓年代的茶淀勞改農場。那是1961的寒冬時日，可謂飢餓年代之頂峰。

在我的記憶中，他是一個冷色與暖色集於一身的人。初冬的一天，我和同類在西荒地的蘆花盪里，干着割蘆葦的勞動，由於那兒的蘆葦長得十分粗壯，有“鐵杆蘆葦”之稱，因而不斷要去磨鐮刀。在磨刀石旁邊，與正在另一塊磨刀石上磨刀的陸魯山，有過一次交談。話題是由蘆葦談起的：

“你是搞文學的，過去在筆下出現過這樣的蘆葦嗎？”他說。

我告訴他在文章中出現過，因為我的故鄉也有蘆花盪，但沒有這樣方圓幾十里、粗壯得像小樹般的“鐵杆蘆葦”。我沒想到的是，他一下子把蘆葦人格化了：“你是不是覺得，我們活得還不如它們？”

我聽得出來，他在評說我們這個右派群體。我沒有立刻回答，因為在這兒磨鐮刀的人不只我一個，在歷史大蒸鍋里蒸煮的知識分子，正在分化變形，而他的話，顯然是針對知識分子失重而表達的理念。我沒有回應他的質詢，萬一有人匯報上去，連我也會成為被批判的靶子。他似乎並不理解這一點，繼續表達他的生存觀念：“當然啦，再硬的蘆葦，也硬不過鐮刀，但那蘆葦畢竟像個漢子似的活過，不像我們每天要夾着尾巴做人。”

從他這段精神自白中，我覺得他是一個充滿陽剛氣質的人，因而結識了他。我和他之所以一度成為患難中的知音，還有身世上的原因：我從小喪父，形影里只有母親，他也在年幼沒了父親，也是由寡母餵養大的。這種命運上的絕對近似，讓我和他更加親密起來。

記得，在大飢餓年代、勞改號儘管勞動強度極大，但是早飯沒有乾糧進腹，只供給定量的稀粥。吃早飯時，炊事員用一個大木桶給囚號們發粥，炊事員一手拿着個木勺，一手拿着一根木棍，把木勺里的粥用木棍刮平，才往領粥人的碗裡傾倒，以示惜糧如金並向領粥人表示發粥人的絕對公平。有一次我與來自農機學院的陸魯山，排在隊尾打粥，待等我倆領完那碗晨粥之後，幾個飢餓的刑事犯，便一擁而上手拿膠皮鞋底或把頭伸進粥桶去抹吃殘留在粥桶邊上的粥黏，由於腦袋往粥桶里鑽的人太多，致使那個木製粥桶先是被外力傾倒，後來那圓圓的粥桶，便被搶粥人弄得滿地滾動起來，那些飢餓的流氓與小偷，便索性趴在地上像一條條蠕動的莽蛇那般，拼命往粥桶里鑽，渾身上下被粥黏糊得像糨糊一般。右派們出於自我尊嚴和書本的教育，雖然飢腸轆轆，但還沒有下作到這個地步。但這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一個得了浮腫病的右派，因為遲到了幾分鐘，沒有趕上發粥，抱着一隻空碗在地上發呆。陸魯山走了過去，把他剛剛喝了兩口的粥，遞給了那個同類。那身患了浮腫病的同類，推卻了半天，陸魯山還是讓他接過了那碗粥。他說：“我比你結實，你比我更需要熱能。我出工能到田裡覓點野食，你都快走不動路了。”由於年代久遠，那老右派的名字，我已然無從記起，但是陸魯山這一幕，之所以能讓我牢記於心，除了社會底層展示出的人性之美，對我強烈的震撼之外，也還有着其他的外在因素，讓我將其銘刻於心。陸魯山和我，都是少年喪父，是含辛茹苦的守寡母親，把我們餵養成人的；此外，我和他還一度在勞改隊中，當過右派隊的籃球代表隊隊員，他長得人高馬大，個子比我要高上一頭，試想在那個冰冷的年代裡，他是多麼需要熱量充實體能之需，因而我把他的送粥之舉，看成是他的靈與肉的寫真，因而無法忘卻。

除此之外，在我記憶中，他是個性情中人。記得最為清楚的一件事，是因為丟失食品而引發的。當時，我的母親來勞改隊探視我，她是兩隻白薯腳（即小時候纏過足），要先坐汽車，後坐火車，最後要步行幾十里路才能到達勞改農場。這對她來說已然十分艱辛，由於當時是中國的飢餓年代，她每次來探視我，身上還要背着許多的食物、以防我得了當時流行的浮腫病，可以說這些遠途而來的每一塊糕點上，都沾有母親的心血。

可是有一次，我母親為我背來的食物，在我出工後，被留守在家裡的浮腫號偷吃了。我對此十分沮喪，但陸魯山表現出來的卻是憤怒。他說：“偷吃這些東西，就等於吞噬你老母親的心血，你老母親把這些東西背到這兒來，流多少汗不說，心恐怕也在流血，怎麼能原諒這樣沒人性的惡賊呢！”

行了，只當是進了你我的肚子算了，”我說，“這個賊一定是腹內空空，只當什麼也沒發生，下次我出工也把食物帶到勞動現場去，賊就沒有空子可鑽了。”

他急了，瞪圓雙眼與我爭吵了起來：“你這個人是不是個基督教徒？人家打你左臉，你把右臉又伸給人家？”

我自知這種讓步是一種軟弱行為，但我生怕陸魯山鬧出什麼亂子來。因為長着“三隻手”的人，都沾有流氓習氣，一旦事兒鬧大了，後果不堪設想。但是充滿血性的陸魯山，還是去懲罰了那個偷吃的賊。事隔多年，他在勞改隊裡是如何扮演福爾摩斯，尋到那個偷我食物的賊，我已然無從記憶，可是其事件的收尾，我卻一生難以忘卻。那是一個周日，勞改隊休息的日子，他到我的囚室里把我叫了出去，說是去見一個人。由於丟失食物之事，已經過去了半個多月，我已淡忘了此事，因而不知他要我去見誰。走到後院老殘隊後，我們在院子裡的一個偏僻角落站下。

“你帶我來這兒幹嗎，我們都是快要去‘天堂’報到的人了？”我不無詫異。

“是啊，我原來以為是咱們隊裡的小偷，偷吃了你的糕點。後來才知道是老殘隊的人員，溜到咱們囚室，干的這個勾當。我本想狠狠揍他一頓，可是下不去手－－他快死了。”說着，他推開一間破屋的屋門，土炕上躺着一個患浮腫病的枯瘦老人。

“你說，是不是你偷的？”

老者有氣無力地“嗯”了一聲。

我仔細看了看他的臉，認出他是地、富、反、壞、右中的反革命。由於是老殘隊的成員，他寒冬時經常圍着棉被在房根下曬太陽，我有一次在得病休息時，曾在牆根下與他有過幾句交談，從而知道他曾是國民黨中的一個軍官。在我和他目光對視的瞬間，他似乎也認出我來了，眨了眨枯澀的眼皮，算是對偷吃我食物的道歉。

至此，我不想再多看一眼他的臉，拉着陸魯山的衣袖，走出了他的屋子。

“謝謝你！你找賊居然找到老殘隊來了！”

陸魯山說了一句：“只當我們是積了善德吧！”

因而，在我的印象里，雖然體態長得五大三粗，像個古羅馬斯巴達克斯角斗場上的鬥士，但他的心田中的冷色，卻常常被暖色所淹沒。這就是當年在勞改農場陸魯山的一幅精神肖像。後來，隨着勞改隊的不斷調動，我沒能與他再次相遇。我只是從一些難友口中得知他也去了遙遠的新疆－－想不到的是，這麼一個個性鮮明的患難友人，也殉難於1970年的南京。據知，他不是與姚、王、孫同時殉難的，姚、王、孫於7月被處決之後，他本來可以躲過滅頂之災的，但他的個性決定了他在劫難逃－－他不斷為這三個難友鳴冤叫屈，於1970年的冬天，他終於也踏上了不歸之路。

將心比心，我無法想象他老母親的心情－－因為她只有這麼一個兒子！我回到京城後，曾多方探詢他老母親的情況，結果毫無所得；又在昔日患難友人中間搜尋他的照片，但沒找到他的遺照，因而只能以此簡短文字，祭悼這位患難中的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