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后国际社会普遍实施了制裁，但美国政府却担心中国倒向苏联，所以老布什总统当年7月就派特使（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密访北京，解释美国政府的制裁是基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国会压力而不得不实施的，希望北京能够宽大对待被捕人士，以便美国政府说服公众减轻制裁。邓强硬地回绝了美国的要求。

美国政府的这一态度使中国在此后多年都确信：西方需要中国，需要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合作和中国的巨大市场，不管中国国内人权问题有多糟糕，西方都不会太为难我们，因为“六四”屠杀他们都容忍了。同时，中国也想尽快搭上全球化的便车，利用市场经济机制改善民众生活，从而使民众迅速从“六四”镇压的愤怒中走出来并逐渐忘记这件事，用经济成功来压住所有政治反对。

接下来的演变大家都看到了，美国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放行，取消贸易与人权挂钩，帮助中国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对美国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时至今日，已经呈现出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全面竞争的态势，并已造成西方的深度恐慌和分裂。同时，中国国内人权状况日益恶化，专制进一步强化，而且再也不理睬西方对它的指责。

美国和西方本意也想利用市场和开放的力量，促使中国中产阶级成长从而制造出民主的内生力量，使中国和平演变成民主国家。这一设想忽视了“六四”与苏联解体后中共对和平演变的高度警觉，他们把一切可能导致中国人思想变异的因素都扼杀在摇篮里，包括牢牢控制住中产阶级的经济命脉，使他们无法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始终依附于政府和党。

可以说，“六四”后的三十年中，西方试图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努力并不成功，对中国本质的认知误区一直困扰着西方。

作者：《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现居美国新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