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帕斯卡尔

2020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贸易脱钩”的声音此起彼伏，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导致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还使世界进入了 “大封锁”状态，全球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衰退之中。（来源：明清史研究辑刊/文：金观涛/江淳编辑）

正是在疫情期间，英国脱欧、“黑命贵”反歧视运动、美国新总统大选……都给世界带来了不确定性。其实，病毒本身并没有对人类的构成生死存亡的威胁，和历史上发生过的瘟疫相比，它绝不是最严重的。然而它对人类思想的冲击犹如滔天巨浪，并成为压垮当代世界秩序的最后一根稻草。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二十世纪初出现的第一波民族主义浪潮，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数十年的冷战。除了几千万人死亡，人类还饱受极权主义统治之苦。冷战后世界有了三十年的太平盛世，经济、科技有了惊人的发展。

在对二十世纪反思的过程中，人类重新审视现代性、民族国家、民主价值等问题，汲取了极权兴起的教训，这才有了第二次全球化。

然而，面对第二轮全球化暴露的问题，特别是面对当下动荡不安的世界，以往的社会与政治的哲学、治理与整合的经验，全都失效了。

社会撕裂、世界动荡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危机：人类事物的公共性正在瓦解。借用福山的说法，“人类政治面临全面的困境，即便是在老牌的民主国家之间，也无法就最基本的事实达成一致”。

没有共同价值的全球经济共同体是不可持久的。第二次全球化的价值基础正在动摇。

即便明知道“共同底线的破裂，将会导致世界战争、文明毁灭”，人们的心态还是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惨痛教训，被白白浪费了。

根源：哲学已死

人类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个困局？这要从人类的两场智力革命——科学革命、哲学革命——说起。

几个世纪来，科学呈加速度发展，颠覆性的科学革命相继发生。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产生后，很多人曾坚信还会发生新的科学革命，但100年多年过去了，这两根科学大厦的基石仍然牢不可破。

“科学革命为什么暂停了？科学革命的本质是什么？”20世纪的哲学家没能提出可靠的解释。

今天，新兴技术在各个领域快速普及和应用，我们却依旧缺乏对科学的宏观理解。我曾以生命科学的进展为例说明过这一点：今天，基因工程等新科技所引发的巨变无可阻挡，但是人对生命的宏观理解，都远远跟不上对生物细节知识的了解和操纵。

近几个世纪来，宗教伦理的公共权威日渐衰微，科学越发成为人类的新宗教。我们不能在宏观上理解“什么是科学”，技术主宰了整个科学领域。人类开始盲目自信可以扮演“造物主”的角色，结果就是科学被误用、滥用，乌托邦思潮必然再一次泛滥。

基因编辑婴儿“违背科学伦理、威胁人类安全”，被同行斥为“比纳粹的人工配种更恶劣”

而在政治社会领域，如果我们无法理解“全球化的价值基础是什么”，不清楚其背后的社会运行机制，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避免民族主义悲剧的重演、人类文明的倒退呢？

思考科学技术的基础，并以现代社会价值的形式阐释，这本来就是哲学的任务。但是今日的哲学家，既无法解释社会问题，也不理解现代科技。可见，无论是在科学领域，还是政治社会领域，哲学家的任务都非常艰巨。

哲学的困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非常讽刺，哲学的困境居然是二十世纪哲学革命的结果。

千万年来，人类通过语言（即符号系统）把握世界，使用语言（符号）讨论哲学、真理和历史，但是，什么是符号？为什么人可以使用符号？讨论符号有怎样的价值？人类一直没有去思考，直到维特根斯坦掀起语言哲学的革命。

我们可以用如下比喻来说明哲学革命：鱼只有跃出水面才能观看自己生存的世界，同理，哲学革命就是跃出我们生活的语言环境，以旁观者的视角观察人类的语言和意识。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人类思想的一场伟大解放，它是与二十世纪科学革命同等重要的革命。维特根斯坦是公认的哲学天才。遗憾的是在他英年早逝之后，哲学被阉割了，哲学的创造性被束缚在了语言分析的牢笼之中。

维特根斯坦

正如卡尔纳普所说，哲学家的工作竟然只剩下了语言分析：一方面，将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句子分拣出来；另一方面，剩余的有意义的句子被分成两类：一是可由逻辑和语法确定真假的句子，二是对世界进行描述的、具有经验意义的句子，前者交给数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分析，后者则交给科学家。这样的分析看似精彩，却使得“真正的哲学”走向死亡：人文精神衰落，导致“人”的萎缩，人的理想也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今日人类思想退回十九世纪，表面看是新冠肺炎疫情所致。更深层的原因是，支撑第二轮全球化的信念基石脆弱不堪。

人类在科学、政治和哲学领域遭遇的困境看似并无关联，但三者背后其实有着共同的本质：真实心灵的丧失。

分裂：人心为何越来越假？

什么是真实的心灵？

长久以来，人一直是三种真实性的载体：

第一，事实（包括通过广义的技术感受到）的真实性。每个人时时刻刻面对外部世界，可区分对象是否真实并对其做出判断和反应；

第二，价值的真实性。主体每天面对自己，自己作为一个行动和价值的载体，存在着行动意义和价值的真实感，；

第三，终极关怀的真实性。人是面对死亡的存在，在意识到死亡不可避免时，主体会面对生命终极意义之拷问，会做出回答，并伴随有相应的思考和行动。

真实性是人类生存的条件，也是人类在科学、政治社会和哲学领域进行探索的认识论基石。在传统社会，上述三个层次的真实性是互相整合的。

所谓“现代”，就是起源于终极关怀（圣经信仰）和认知理性（现代科学）的二元分裂，从此互相整合的三种真实性开始分离，并在各自的展开中发展出对自身的理解。

在现代社会早期，三种互相分离的真实性还能勉强维系。但是随着三种真实性互相维系机制的消失，每一个都会在发展中趋于畸变，其结果是真实心灵的解体。这就是几个世纪以来思想危机愈演愈烈之根源。

思考的尼采

十九世纪末，尼采就提出了“上帝已死”。二十世纪道德相对主义日益兴起，道德被等同于追求利益，在政治社会领域，终极关怀开始退出社会（政教分离）。

当终极关怀和价值真实性不再存在时，科技和经济便成为人类唯一的目标。但是科学技术所依赖的事实真实性就能一直存在下去吗？道德与信仰缺失的社会，科技和经济能否持续地发展？

换言之，人在满足物质享受之后，就真的不再考虑生前死后的问题了吗？如此一来，争权夺利的人还有什么底线可言？中央权力和民族主义的膨胀，正缘于此。

进入二十一世纪，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虚拟真实（virtual reality）的扩张，使得客观真实也处于瓦解之中，我们极有可能要生活在一个真假不分的世界中。一个真假不分的世界必然是混沌、动荡的。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当今世界在真实性判断上的混乱。

2019年4月10日，全球多国科研人员在全球六地同步发布了人类历史上首张黑洞照片：来自距我们有5500万光年之遥的近邻巨椭圆星系M87的中心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合理”的科学想象和“荒谬”的宗教事实。

2019年4月，全球多位科学家同时公布了黑洞的照片，这张照片是由二百多名科研人员历时十余年，从四大洲八个观测点“捕获”的视觉证据，证实了爱因斯坦100多年前广义相对论对黑洞的预见。

那么，我们看见的黑洞照片，是黑洞“真实”的形象吗？

根据以往的经验，照片上拍到的东西都是经验真实。但 “黑洞”在经验上是没有意义的，其真实性仅存在于数学符号的层面。科学家在拿出照片时，或许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我们在看黑洞照片时，混淆了数学真实和经验真实。

遵照同样的逻辑，请问：上帝真的存在吗？

根据二十世纪语言哲学，符号的真实性必须来自于经验，否则便无意义。这种意识已经深入人文、社会和宗教领域。数学是一种符号系统，自然语言是另一种符号系统，如果我们把上述例子换成自然语言的例子，人们很容易意识到混淆符号和经验是不妥的。

根据《圣经》，上帝是存在的。而在很多哲学家看来，上帝只是自然语言的一个符号，在阅读自然语言文本时，必须严格区分纯符号和代表经验对象的符号。前者不是真实的，后者才是真实的。

那么，为什么作为符号的黑洞是“真实”存在的，而同样作为符号的上帝却不存在呢？我无意探讨宗教问题，而是想借这个例子说明：这种二十世纪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导致人类陷于了严重的精神分裂。

对于推崇科学的人，他们的上帝是数学，宁愿生活在高级文明创造的虚拟世界中；而在另一些人心中，宗教信仰无疑是真实的，它不受理性的约束，甚至是反理性的。如何认识符号和经验的关系？在什么情况下，符号可以嵌入经验世界？在什么情况下不能？没有一个哲学家可以做出回答。

另一个例子是所谓“用数据说话”。大数据真的能使我们更准确、深刻地洞察世界吗？

美国天普大学数学系教授保罗斯指出，看似精密的疫情数据，其实参考价值极低：1.基本资料的不确定，如死亡率和感染率，到底有多少人是因为疫情而死亡？大量未经检测就接受治疗的人，以及可能感染但没有症状的人都无法统计。2.医疗机构和媒体报导这些数据的方式可能带来的歪曲。比如某日某地新增病例数一夜增加了十倍，这可能仅仅是因为先前病毒检测数量不足。

这些统计数字最终带来的是社会日益加重的撕裂和恐惧。不同的大数据之间也经常不自洽。因为不同的大数据背后，隐藏着不同文化、制度和传染病互动的不同模式。另外，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不是数字能体现的，它是一种催化剂和显示器，暴露出社会观念的巨变。

上述例子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当真和假、经验和符号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时，我们如何判断理论的对错或缺陷？如果说在人文和历史中根本不存在真实性，那历史的教训还有什么意义呢？

出路：寻回人的尊严

真实心灵的解体，是当今人类一切危机的总根源。

今天，我们身处繁华的物质文明，但反观人类的心灵，从来没有像今日这般贪图享受、缺乏勇气。人类的前途是暗淡的，我们将面临一个只有科技、没有文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科技的发展也是没有方向的。

人文学者当下最急迫的任务，就是寻回人的尊严、重建人类的真实而宏大的心灵，这个心灵可以与我们的技术相匹配，但绝对不可能从技术本身、或从科学专业研究之中就能产生出来。

如何才能建立一个让人类有尊严的社会？答案很简单，实现却很难——让每一个人努力活出自己的尊严。

在宗教伦理式微的今天，如何使终极关怀、价值、事实三种真实性互相维系，还能使人成为这三种真实性的载体？这是时代对哲学家的期待，也是我提出的 “真实性哲学”：

第一， 汲取真实心灵丧失的历史教训。通过历史研究揭示真实心灵解体的逻辑。

艾萨克·阿西莫夫

正如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科幻小说《基地》中所描绘的，文明可以倒退、科技可以被遗忘、现代人可能会生活在思想的黑暗中——即便这个丧失的过程是无法逆转的，但是汲取历史教训，至少可以让我们缩短这个“漫长的黑暗期”。

第二， 讨论现代社会真实心灵重建的可能性、方法论。

真实性存在着不同领域，但是每个领域的真实性都有经验和符号两个层次。

如科学真实（普遍可重复）、社会真实（对部分人可重复）和个人真实（对个人可重复）；不同的领域不一定相交，真实性标准并不相同。实现不同真实性领域和层次的整合，就是去建立它们之间的拱桥。一旦一座座拱桥得以建立，我们就能找到三种真实性之间互相维系的结构。如果这一分析正确，在现代社会重建真实心灵是可能的。

例如，上文提到的“滥用大数据”，是真实性丧失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是数学本身的问题。为什么每次科学革命，都必然伴随着数学的大发展？因为数学恰好是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的自洽扩张结构的符号表达。

因此，我们应该适当合宜地运用数学。例如增加控制变量集，在此基础上做新的受控实验，并且这一新的受控实验也是普遍可重复的。

第三，从不同层面尝试去发现“二十一世纪的真实心灵”。

随着现代性的兴起，传统社会的终极关怀不可避免地消失，但从真实性的整体结构来看，和传统的终极关怀等价的追求并不是虚妄的，只是哲学家从来不曾探讨过真实性的整体结构，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现代意义上的终极关怀或许可以重构，“基于自由意志”的现代终极关怀，或许可以和价值、事实的真实性整合，以构成现代人的真实心灵，从而为二十一世纪人类在科学、政治社会和哲学领域的探索，奠定新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