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全国性的喜欢说假话。比如文革三年，却被说成十年。三年困难事情基本上没有人饿死，却被说成饿死三千万。明明日本人有巨额的经济赔偿，偏偏说放弃了赔偿。明明毛泽东是领土扩张最大的汉人领袖，偏被说成丢失大片领土。

周恩来常常吃国宴，痛饮茅台，常常与文艺工作者平易近人，还被说成什么圣人，大儒。毛泽东也就吃点小灶，红烧肉，身边也就几个护士与秘书，却被说成淫乱不堪。太假了。

日本人是世界各民族【除中国人外】公认的最认真的民族，他们为什么根本都不屑与和中国人讨论严肃问题？又蠢又假，还喜欢以胡说八道的假装方式来套取知识。

另一个问题就是不能以战时媒体的文宣报道当作事实来读。

日本人起初的确有右派提出当时南京的户籍人口才55万人，打战了，逃出去很多人，国民政府都搬走了，怎么可能杀那么多人？而日本左派人士总是强调侵略是事实，这种数字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而后来中国政府决定和日本人认真研究这个历史问题时，中方参加者基本上很快就发现中方的说法基本上没有可靠的根据，而日方的说法基本上有坚实的根据，也符合常理。

基于这种现实，中方决定采用邓小平发明的对待文革的最牛逼策略，宜粗不宜细，这样就把一个比较和平年代的十年变成了浩劫，日本人就这样也被邓小平理论给钉死了。其实毛泽东时代对日本人比较友好的原因在于他们知道得到东北那么大的日本产业，基本上相当于至少五个上海的工业规模。

中国得到的日本赔偿是最高的，远远高于除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日本海军的军舰基本上都给了民国政府。

关于数字问题首先要强调邓小平上台后基本上就是和数字干上了，他似乎特别反感毛泽东时代的文字描述特点，并且特别喜欢大跃进时代的那种数值夸张，起初还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官员来说也提供了一种表述的便利方式，用数字表达事态的程度。比如邓小平一手操作的统计局在事后三十年统计出当年饿死三千万人，其实基本上没有人饿死，用饿死三千万表达当年大家非常饿而已，就和喊万岁是一个道理。江泽民1990年代访问日本,义正词严地对日本媒体说，中国人民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有7千万人伤亡，这还有什么讨论的意义，日本人基本就理解为江泽民仅仅在表达愤怒，而不是一个严肃的伤亡数字。中国文人发言权很大，但特愚昧，政治家除毛泽东,基本上都容易受骗。

国家统计局投桃报李，对邓小平四川龙门阵的第一个贡献就是统计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这个谎言。

四川龙门阵的制度性背书部门，就是国家统计局。毛泽东对邓小平说过，大意是，你想吹吹牛，就自己吹嘛，力度不够可以用人民日报，不必搞个庞大的部门增加吹牛成本。邓小平的意思是说，上了税的吹牛，可以把中国右派知识分子唬弄得满地打滚。

邓小平带来的四川龙门阵为主力的文宣与地下谣言系统的可恨之处在于他们动不动还要以数字说话。国家统计局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就是他们创建的两个祸国殃民的部门。讲统计局的荒谬吧。国家统计局局长面对易富贤对中国人口总数的质疑，伸出五个指头，铿锵有力地说，“送你三个字，胡说八道！”

邓小平带来的四川龙门阵派的另一个致命弱点就是他们基本上是信奉“活神仙”的，有点类同世俗化的活佛，邓小平推崇金庸的武打神功小说，高层知道他的这个价值取向，所以他一上台，推动了耳朵听字的神童唐雨，一指禅的海登法师，带功报告的严新，以及吃空气的李一等等，都是四川神人。钱学森以特异功能来为他背书。整个80年代的解放军都把练气功当作主要军事训练。其实就是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改革开放版，据说现在升级为“量子科技”新包装。

四川龙门阵的愚昧性在于，这群家伙还充满自信地在中国大肆推广，本来一根烟枪一根鸟枪地打劫国军仓库的川军也没有这么大危害。

易富贤关于中国现有人口总量的估计，直接挑战了中国的经济规模的统计数字。

是的，中国知识分子多数是受中国虚假教育，受影响更深，受骗更厉害，被四川龙门阵玩得失去方向感。

还有亩产万斤粮食的问题。当时，农民文化程度低，他们基本上没有亩产多少斤的概念，只有自己的地里打出多少担谷，多少斗玉米等概念，城市居民更没有概念。邓小平杨尚昆等四川人就利用四川的红星人民公社推出亩产万斤粮食的龙门阵，整个浮夸期间都是在玩大家都不太了解的亩产概念，而在总产量方面就要理智得多，最浮夸得河南省也仅仅是把总产量300多亿斤夸张至700亿斤。就好像近些年的GDP问题，本来GDP的统计模式主要是为了对付大萧条用的，总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国家之间没有什么比较意义的，因为多数产品没有可比性，本国内的各省市因为不是独立的关税区，实际是不存在独立的GDP总量的，GDP只有在判断是否衰退时才意义重大，本国的GDP数据只有在比较上季及去年同期时得出是否过热，或繁荣时有些意义。正因为是民众不太明白的指标，才任他们吹，几十年不变，而在国民可支配收入方面他们就理智得多。总之四川龙门阵得玩法就是特别愚昧，特别讨厌。

我有很多批驳四川龙门阵历史性造假的意愿，只是机会不足，很多事情一说出来，若没有说透，还传播不足，反而会被四川龙门阵派无底线地造谣破解，把问题搞得更加迷糊。比如他们总是挑战雷锋的故事，但从来不去提及四川人邱少云火烧着身体居然能够一动不动，不发出任何声音，边上有水沟都不滚，多么荒谬。四川人黄继光肉身堵机关枪眼的可能与作用问题。雷锋仅仅是做好事的英雄，明显更可信一些。

问题出在知识分子身上。东西方，或华洋派，本来可以各自发扬光大，一旦有一方自动倾斜，就意味着失去民族自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裹挟中国民众继往开来的倾斜，造就了中华民族文明被围剿的灾难。

中华民族如果真想复兴，第一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

可想而知，落后的知识分子阶层有多么的不愿意。这就是为甚么知识分子极力反对文革的根本原因。

有知识分子说，54运动以来，知识分子一直在努力唤醒民众，到了文革才发现唤醒的是暴民，自身还受到暴民威胁，还不如和官方合作，让民众再次沉睡千年，贪官吃肉，我们时不时也可以和他们一起吃肉。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的三大主流派基本上是创造性地配合官方愚民化中国民众。

邓小平带来的四川龙门阵宣传手法是非常洗脑的。比如他们在宣传中把他们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夸大为全民的遭遇，他们挨批了就是全民挨批了，所以官员受迫害了，就是几亿人民受苦了，逻辑愚蠢，但又对于处于被威逼利诱的大多数民众有效，人们真的与他们有了感同身受的心态。最后几亿人下岗，失地，被阉割，杀婴儿，再看他们独吞性地贪婪，找外国人，台湾人，港台人分享本该属于全体国民的财富。触目惊心，有人问我有什么办法再进一步稳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我笑着说，在全国各地大建“转运庙”，让老百姓彻底奴化，象鸦片战争之前的满清高压下的汉人一样，麻木的奴隶。他们真的敢这么干！

不能因为“大鸣大放”的失败而否定言论自由的努力，更不能用阴谋诡计来解释这种尝试，而是要理智地总结言论自由的边界问题，由法制来规范。人民在文革期间的结社自由，反对自由，两派政治都是积极的尝试，同样不能以被毛泽东利用了来否定这些积极的尝试，更不能人民大众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官僚们的政治利益为考量准则，束缚自己的造反权利。

毛泽东时代讲得非常明白，党内民主选举，就是中央委员会，党代表等等的选举。在言论自由方面，人民自由结社方面，他都真正的在尝试着做了，但不成功，党内的高层人物应该有刻意的破坏行为，毕竟他是反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等级制度的新的阶级压迫的，而当时的台湾还是白色恐怖的列宁党统治模式，也是刻意破坏的。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共产党的基层干部是不会自动放弃自己的政治特权经济特权和社会地位的，哪怕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暴力冲击。

你提的非常准确，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讲的是一种法制原则。西方讲的是民主选举。不是一个东西。

是的，民主这个东西并无范本。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与其他各称的民主并不一样。当世界再进步一些的时候，才能分出优劣，进而形成一个范本。

中国精英选择把中国定位在一个完全反动的国家，与文明社会对立，这在宇宙观方面的原理就是，这个世界正负成对，当最大的反动国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世界老二，说不定还可以干掉老大。但他们若被老大干掉了呢？所以他们强调有核武器的大国不发生战争，要和平，要缓和。

只有把毛泽东作为共产党高层唯一正确的人物，才能推动中国走向民主与进步。

不从文化上集中揭批中国三大邪门主流精英，中国难得有进步。

我们想一想毛泽东听林彪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时会有多气愤，中国官员的一些赞美语是故意的，这也使得最高领导人忙于应付。所以中国政治是非常肮脏，虚假的，在文明社会这种人根本就不可能得到从政机会的，政治还是要光明正大的，这是基本要求。

我把他们分为三大主流来批判是能够提高针对的准确性及概括效率的。现在不但有中国在朝与在野的三中全会派，还有明居正这样的台湾的三中全会派，基本上就是被邓小平的龙门阵玩傻了的台湾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他们得到的邓小平以来的四川龙门阵言说多是假故事。

你看看《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与邓小平的三中全会派的争论就应该理解毛泽东在中国对付这么庞大的愚昧的中国反动精英多么困难，多么需要智慧与勇气。也理解到日本精英根本就不屑于和中国精英争论任何政治问题。

因为在邓小平安排的海外假反对派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是动不动就骂几句毛泽东，这是非常狡诈的四川龙门阵手法，转移人民的关注焦点。他们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喜欢独吞经济利益。虽然习近平在经济利益分享方面，及政治思维中考虑更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没有稳定的民主制度，贪官们很有机会再次窃取权力的，想想浙江帮福建帮会不贪婪？所以落实主权在民更加重要。

我们不去争论行政效率，国家大政方针，等等，主要强调的是主权在民的落实方式问题，不要欺骗人民大众的问题。

因为中国在胡景涛时代根本就不打算搞政治改革，而在野的三中全会派，贺卫方等老是强调民主会带来经济发展，政治进步，国家繁荣等等，这很好笑，基本上就是邓小平设计的假反对派。我就强调民主是一种主权在民的选举制度，不带来性高潮，而极少数人控制的政治选举制度就是寡头政治，这是邓小平上台以来的一贯状态。我是从民主的定义出发谈论的。这冲击到了邓小平设计的正反两面玩弄的寡头政治的论说基础。这也是他们后来用几年时间修改“民主”这个词的定义，处心积虑地往指鹿为马的方向。

democracy指的就是民选政治领导人及政治代表人的一种政治制度，因为一人一票，所以就是主权在民的制度。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毛泽东后来搞人民民主，这是一个新词，“人民民主”与“民主”不同。

本来，民主这个词是来自于日语，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引进大量的西方概念，造了很多汉字词语，其中‘民主’就是对应于英语的democracy，其实中文中没有这个词，满清时代的留日学生把这个词引进到中国，取代“德莫克拉西”这个英译词语。

这件事说起来话长，走到这一步，我感觉到自己还是有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