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全國性的喜歡說假話。比如文革三年，卻被說成十年。三年困難事情基本上沒有人餓死，卻被說成餓死三千萬。明明日本人有巨額的經濟賠償，偏偏說放棄了賠償。明明毛澤東是領土擴張最大的漢人領袖，偏被說成丟失大片領土。

周恩來常常吃國宴，痛飲茅台，常常與文藝工作者平易近人，還被說成什麼聖人，大儒。毛澤東也就吃點小灶，紅燒肉，身邊也就幾個護士與秘書，卻被說成淫亂不堪。太假了。

日本人是世界各民族【除中國人外】公認的最認真的民族，他們為什麼根本都不屑與和中國人討論嚴肅問題？又蠢又假，還喜歡以胡說八道的假裝方式來套取知識。

另一個問題就是不能以戰時媒體的文宣報道當作事實來讀。

日本人起初的確有右派提出當時南京的戶籍人口才55萬人，打戰了，逃出去很多人，國民政府都搬走了，怎麼可能殺那麼多人？而日本左派人士總是強調侵略是事實，這種數字的討論是沒有意義的。而後來中國政府決定和日本人認真研究這個歷史問題時，中方參加者基本上很快就發現中方的說法基本上沒有可靠的根據，而日方的說法基本上有堅實的根據，也符合常理。

基於這種現實，中方決定採用鄧小平發明的對待文革的最牛逼策略，宜粗不宜細，這樣就把一個比較和平年代的十年變成了浩劫，日本人就這樣也被鄧小平理論給釘死了。其實毛澤東時代對日本人比較友好的原因在於他們知道得到東北那麼大的日本產業，基本上相當於至少五個上海的工業規模。

中國得到的日本賠償是最高的，遠遠高於除美國之外的任何國家。日本海軍的軍艦基本上都給了民國政府。

關於數字問題首先要強調鄧小平上台後基本上就是和數字幹上了，他似乎特別反感毛澤東時代的文字描述特點，並且特別喜歡大躍進時代的那種數值誇張，起初還真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對官員來說也提供了一種表述的便利方式，用數字表達事態的程度。比如鄧小平一手操作的統計局在事後三十年統計出當年餓死三千萬人，其實基本上沒有人餓死，用餓死三千萬表達當年大家非常餓而已，就和喊萬歲是一個道理。江澤民1990年代訪問日本,義正詞嚴地對日本媒體說，中國人民在日本侵略中國期間有7千萬人傷亡，這還有什麼討論的意義，日本人基本就理解為江澤民僅僅在表達憤怒，而不是一個嚴肅的傷亡數字。中國文人發言權很大，但特愚昧，政治家除毛澤東,基本上都容易受騙。

國家統計局投桃報李，對鄧小平四川龍門陣的第一個貢獻就是統計出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三千萬人這個謊言。

四川龍門陣的制度性背書部門，就是國家統計局。毛澤東對鄧小平說過，大意是，你想吹吹牛，就自己吹嘛，力度不夠可以用人民日報，不必搞個龐大的部門增加吹牛成本。鄧小平的意思是說，上了稅的吹牛，可以把中國右派知識分子唬弄得滿地打滾。

鄧小平帶來的四川龍門陣為主力的文宣與地下謠言系統的可恨之處在於他們動不動還要以數字說話。國家統計局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就是他們創建的兩個禍國殃民的部門。講統計局的荒謬吧。國家統計局局長面對易富賢對中國人口總數的質疑，伸出五個指頭，鏗鏘有力地說，“送你三個字，胡說八道！”

鄧小平帶來的四川龍門陣派的另一個致命弱點就是他們基本上是信奉“活神仙”的，有點類同世俗化的活佛，鄧小平推崇金庸的武打神功小說，高層知道他的這個價值取向，所以他一上台，推動了耳朵聽字的神童唐雨，一指禪的海登法師，帶功報告的嚴新，以及吃空氣的李一等等，都是四川神人。錢學森以特異功能來為他背書。整個80年代的解放軍都把練氣功當作主要軍事訓練。其實就是義和團刀槍不入的改革開放版，據說現在升級為“量子科技”新包裝。

四川龍門陣的愚昧性在於，這群傢伙還充滿自信地在中國大肆推廣，本來一根煙槍一根鳥槍地打劫國軍倉庫的川軍也沒有這麼大危害。

易富賢關於中國現有人口總量的估計，直接挑戰了中國的經濟規模的統計數字。

是的，中國知識分子多數是受中國虛假教育，受影響更深，受騙更厲害，被四川龍門陣玩得失去方向感。

還有畝產萬斤糧食的問題。當時，農民文化程度低，他們基本上沒有畝產多少斤的概念，只有自己的地里打出多少擔谷，多少斗玉米等概念，城市居民更沒有概念。鄧小平楊尚昆等四川人就利用四川的紅星人民公社推出畝產萬斤糧食的龍門陣，整個浮誇期間都是在玩大家都不太了解的畝產概念，而在總產量方面就要理智得多，最浮誇得河南省也僅僅是把總產量300多億斤誇張至700億斤。就好像近些年的GDP問題，本來GDP的統計模式主要是為了對付大蕭條用的，總量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國家之間沒有什麼比較意義的，因為多數產品沒有可比性，本國內的各省市因為不是獨立的關稅區，實際是不存在獨立的GDP總量的，GDP只有在判斷是否衰退時才意義重大，本國的GDP數據只有在比較上季及去年同期時得出是否過熱，或繁榮時有些意義。正因為是民眾不太明白的指標，才任他們吹，幾十年不變，而在國民可支配收入方面他們就理智得多。總之四川龍門陣得玩法就是特別愚昧，特別討厭。

我有很多批駁四川龍門陣歷史性造假的意願，只是機會不足，很多事情一說出來，若沒有說透，還傳播不足，反而會被四川龍門陣派無底線地造謠破解，把問題搞得更加迷糊。比如他們總是挑戰雷鋒的故事，但從來不去提及四川人邱少雲火燒着身體居然能夠一動不動，不發出任何聲音，邊上有水溝都不滾，多麼荒謬。四川人黃繼光肉身堵機關槍眼的可能與作用問題。雷鋒僅僅是做好事的英雄，明顯更可信一些。

問題出在知識分子身上。東西方，或華洋派，本來可以各自發揚光大，一旦有一方自動傾斜，就意味着失去民族自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裹挾中國民眾繼往開來的傾斜，造就了中華民族文明被圍剿的災難。

中華民族如果真想復興，第一步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革命。

可想而知，落後的知識分子階層有多麼的不願意。這就是為甚麼知識分子極力反對文革的根本原因。

有知識分子說，54運動以來，知識分子一直在努力喚醒民眾，到了文革才發現喚醒的是暴民，自身還受到暴民威脅，還不如和官方合作，讓民眾再次沉睡千年，貪官吃肉，我們時不時也可以和他們一起吃肉。所以現在的知識分子的三大主流派基本上是創造性地配合官方愚民化中國民眾。

鄧小平帶來的四川龍門陣宣傳手法是非常洗腦的。比如他們在宣傳中把他們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誇大為全民的遭遇，他們挨批了就是全民挨批了，所以官員受迫害了，就是幾億人民受苦了，邏輯愚蠢，但又對於處於被威逼利誘的大多數民眾有效，人們真的與他們有了感同身受的心態。最後幾億人下崗，失地，被閹割，殺嬰兒，再看他們獨吞性地貪婪，找外國人，台灣人，港台人分享本該屬於全體國民的財富。觸目驚心，有人問我有什麼辦法再進一步穩固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我笑着說，在全國各地大建“轉運廟”，讓老百姓徹底奴化，象鴉片戰爭之前的滿清高壓下的漢人一樣，麻木的奴隸。他們真的敢這麼幹！

不能因為“大鳴大放”的失敗而否定言論自由的努力，更不能用陰謀詭計來解釋這種嘗試，而是要理智地總結言論自由的邊界問題，由法制來規範。人民在文革期間的結社自由，反對自由，兩派政治都是積極的嘗試，同樣不能以被毛澤東利用了來否定這些積極的嘗試，更不能人民大眾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共產黨官僚們的政治利益為考量準則，束縛自己的造反權利。

毛澤東時代講得非常明白，黨內民主選舉，就是中央委員會，黨代表等等的選舉。在言論自由方面，人民自由結社方面，他都真正的在嘗試着做了，但不成功，黨內的高層人物應該有刻意的破壞行為，畢竟他是反對蘇聯式社會主義等級制度的新的階級壓迫的，而當時的台灣還是白色恐怖的列寧黨統治模式，也是刻意破壞的。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共產黨的基層幹部是不會自動放棄自己的政治特權經濟特權和社會地位的，哪怕是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暴力衝擊。

你提的非常準確，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講的是一種法制原則。西方講的是民主選舉。不是一個東西。

是的，民主這個東西並無範本。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與其他各稱的民主並不一樣。當世界再進步一些的時候，才能分出優劣，進而形成一個範本。

中國精英選擇把中國定位在一個完全反動的國家，與文明社會對立，這在宇宙觀方面的原理就是，這個世界正負成對，當最大的反動國家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成為世界老二，說不定還可以幹掉老大。但他們若被老大幹掉了呢？所以他們強調有核武器的大國不發生戰爭，要和平，要緩和。

只有把毛澤東作為共產黨高層唯一正確的人物，才能推動中國走向民主與進步。

不從文化上集中揭批中國三大邪門主流精英，中國難得有進步。

我們想一想毛澤東聽林彪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時會有多氣憤，中國官員的一些讚美語是故意的，這也使得最高領導人忙於應付。所以中國政治是非常骯髒，虛假的，在文明社會這種人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從政機會的，政治還是要光明正大的，這是基本要求。

我把他們分為三大主流來批判是能夠提高針對的準確性及概括效率的。現在不但有中國在朝與在野的三中全會派，還有明居正這樣的台灣的三中全會派，基本上就是被鄧小平的龍門陣玩傻了的台灣人，他們根本就不明白他們得到的鄧小平以來的四川龍門陣言說多是假故事。

你看看《大國空巢》的作者易富賢與鄧小平的三中全會派的爭論就應該理解毛澤東在中國對付這麼龐大的愚昧的中國反動精英多麼困難，多麼需要智慧與勇氣。也理解到日本精英根本就不屑於和中國精英爭論任何政治問題。

因為在鄧小平安排的海外假反對派的一個特點就是，他們都是動不動就罵幾句毛澤東，這是非常狡詐的四川龍門陣手法，轉移人民的關注焦點。他們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喜歡獨吞經濟利益。雖然習近平在經濟利益分享方面，及政治思維中考慮更大多數人的利益，但沒有穩定的民主制度，貪官們很有機會再次竊取權力的，想想浙江幫福建幫會不貪婪？所以落實主權在民更加重要。

我們不去爭論行政效率，國家大政方針，等等，主要強調的是主權在民的落實方式問題，不要欺騙人民大眾的問題。

因為中國在胡景濤時代根本就不打算搞政治改革，而在野的三中全會派，賀衛方等老是強調民主會帶來經濟發展，政治進步，國家繁榮等等，這很好笑，基本上就是鄧小平設計的假反對派。我就強調民主是一種主權在民的選舉制度，不帶來性高潮，而極少數人控制的政治選舉制度就是寡頭政治，這是鄧小平上台以來的一貫狀態。我是從民主的定義出發談論的。這衝擊到了鄧小平設計的正反兩面玩弄的寡頭政治的論說基礎。這也是他們後來用幾年時間修改“民主”這個詞的定義，處心積慮地往指鹿為馬的方向。

democracy指的就是民選政治領導人及政治代表人的一種政治制度，因為一人一票，所以就是主權在民的制度。這是沒有什麼疑問的。毛澤東後來搞人民民主，這是一個新詞，“人民民主”與“民主”不同。

本來，民主這個詞是來自於日語，明治維新後，日本為了引進大量的西方概念，造了很多漢字詞語，其中‘民主’就是對應於英語的democracy，其實中文中沒有這個詞，滿清時代的留日學生把這個詞引進到中國，取代“德莫克拉西”這個英譯詞語。

這件事說起來話長，走到這一步，我感覺到自己還是有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