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们学校要求每个人至少一学期要做200小时的义务工作才能毕业。”看着进入高中，个头已经跟我平齐的女儿，我漫不经心地回答：“你能干什么？”

她开始在电脑上忙碌起来，一会儿就找出附近图书馆及几家小学的电话，一番联系后，她告诉我：“妈妈，今后放学后，我要去工作了！”

“工作？”我带点嘲笑地说“添乱吧？”

在我和老公看来，进入高中，就应该跟所有的“杂事”告别，专心致志地学习。除了保持高中学习科目的优良成绩外，还应该多拿一些大学预科课程—“AP”课程，这将对今后大学申请极为有利。但女儿却在高中阶段开始参加戏剧队，几乎每天都要排练；另外还参加了“南加州辩论队”，如此一来，还有多少时间用在功课上？？

此时的女儿，已经不太征求我的意见去行事，“先崭后奏”成为习惯。虽然我一再警告，她却“我行我素”。

我当时在洛杉矶加大医学院工作，苦恼时喜欢去找“过来人”请教。一位美国生物学教授，成功将一双儿女送进了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大学，他对我的规劝是：保持母亲的责任，让她感觉到你对她“无条件接受”的爱。至于如何去做，则以完成功课为主，课外活动为辅。

一位在我们实验室实习的医学生如此告诉我：“保持忙碌的时间表，是让你女儿远离毒品及性的最好方法。青春期的女孩如果无所事事，家长无法控制的事情就会发生。”他对我做了一个鬼脸，那意味深长地笑意中包含着让我害怕的内容。

是啊！当我跟老公都各自忙碌于工作和家务时，我们的孩子放学后在做什么？我们真的了解吗？

此时的我，每天都为医学实验的结果忙碌着，真的无法顾及女儿飞跃的思想发展！此时的她，知识大为增长，常常问些我们根本不了解的政治问题。

我跟老公都属于“埋头干活”的知识分子，来美国后更是没有时间去关心美国的政治，对时事也是一知半解。女儿则不然，在此接受全面训练，天文地理，政治历史，文学戏剧，她都涉猎很深。每个假期，都去社区大学选课。很快地，我们一家人聚合的晚餐时段，便成为她的“讲台”。欧洲历史，莎士比亚，佛洛依德，美国政治选举，，，我们只有听的份，不要说反驳，连讨论资格都没有！

“美国的高中生真的超过了中国大学生的水平！”老公感叹着，而我则开始担心她“博而不专”，“华而不实”。

为了培养她做事的细心和专心，我将她带进医学实验室，要求她帮助我将数十个小试管登记编号并写上记号。没想到，那个周末的上午，她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科室老板看到女儿做事的认真，高兴地说：“你可以来这里打工，我给你一个实验做，付钱哦！”

没想到她竟一口拒绝：“我的兴趣不是生物医学，宁愿去我喜欢的地方做义工！”我有些生气，美国老板却十分欣赏地拥抱了她：“好样的！你一定会达成心愿！”她又加了一句：“这里永远为你敞开，只要你愿意！”

这天晚饭时，我们就“工作的意义”又开展起一个讨论。

女儿说：“我不喜欢将钱放在桌上而感觉不开心，我要选择一份适合于我，能够发挥我潜能的工作。所以，我要多学多看多试.”这是典型的“西方自由教育模式”在女儿身上的体现。

老公不以为然：“这个世界不是为你而设计的，你必须顺应工作需要，否则会吃苦。”这是理性而带“东方传统”的思想。

我看着这两个血缘最近，但兴趣迴异的父女，深深领会到“代沟”和“中西文化冲突”的就在我们之间形成。

什么是“工作的意义”？其实也是我半生寻求的目标之一。如何发现个体的潜质并适时培养，是每个家长都应该学习的课题。

当女儿在“义务工作”中培养起“团队合作”，“学以致用”，“有始有终”及“服务他人”的能力和品德时，我对美国大学选择新生不是“一卷定终生”的方法深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