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影(先父文集) 卷首题跋 先父少时遭逢抗战乱世，幼失依怙，幸赖堂兄忆祖公倾力扶持，千里携其流亡求学，终考入同济大学研习外科医学，学成本可留沪执教行医，前程可期。 抗美援朝战事兴起，先父怀报国之心，毅然舍弃沪上安稳生涯，请缨赴朝行医四载，历严寒炮火初心不改。归国后终身投身军旅，以军旅立身数十载。 先父一生历经时代跌宕，品性温厚重义，感念堂兄半生提携之恩，古稀之年亲笔著成《往事如影》手稿，记述少时流离之苦、家族四代兴衰、手足深情与一生阅历，既是追忆至亲，亦是留存家风、启迪后辈。 先父生前多次嘱托刊印此书，因俗务迁延多年未能如愿。壬寅年先父百岁辞世，至今已逾四载。今谨遵原稿一字未易誊录编印成书，愿后世子孙展卷知来路，铭记先辈求学之艰、报国之志、手足之情与立身之德，家风永续、薪火相传。 整理子嗣 谨识 公元二〇二六年仲夏
往事如影 （二〇〇〇年三月十日 撰） 岁月悠悠，往事如烟如影，有的忘却，有的模糊，有的却相伴相随，挥之不去。 我家是个大家族，四世同堂，兄弟姐妹共十六人，但使我终生最难忘怀的和最敬重的唯大哥而已。 虽然他是我的堂兄，却是我一生命运之所系。虽然最后分手，那也是历史造成的，是时代的悲剧。 “不思量，自难忘”，虽然大哥已作古多年，总如影似幻的活在我的眼前。他还是过去那样的英俊、挺拔、圣洁，牢牢的占据我整个心灵，好像时间早已凝固。 我出生在农村，自幼失养，正规小学还是大哥带我去太平集读了半年。后来大哥去外地读书，我零零碎碎的上了些村学，没有人带领，没有人管束，我又生性好玩，很少用心在书上。这样一直混到十三岁，又是大哥回来带我考进了全县唯一的县立中学。那时能进入这所学校，在农村中更是凤毛麟角，而我有幸成为中学生是做梦也不敢遐想的。那时的农村落后、愚昧，绝大部分孩子上不起学，即使能读得起书的，老人们认为能认识几个字，记记账也就够了，甚至有的人一生连十五公里以外的县城都未去过，说他“鼠目寸光”，一点不过。我们一家也是如此，何况孩子又那么多，哪有钱都送出去读书，若非大哥的鼎力相助，我这一生也和芸芸众生一样，土生土长，最后终老在那几十里范围内的土地上，或夭折于天灾人祸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人生的路上，总是祸福相继。学了不到三个月，“七七事变”爆发，日寇长驱入侵，华北沦落，京沪失守，蚌怀危急，哀鸿遍野，学校停课，莘莘学子，顷作鸟云散。正当迷茫不知去路之际，又是大哥托孙为龙回家接着眷属时，将我从九死一生中解救出来，于河南信阳和大哥相会，形同隔世。 干戈遂飞蓬，随着战场的失利，我们在危难中节节后退。经过汉口，直到长沙，等待孙希文（贵州民政厅长，是孙为龙的亲叔叔）派车来接往贵阳。奈何人心叵测，没有料到，车到后，他们背着我们，悄然离去。这一打击犹如晴天霹雳，使我们顿失去路，回顾茫茫，痛何如矣！ 我们在困难中挣扎，在人海里飘零。生活的艰辛使我慢慢认识大哥的伟岸，面对困难从未向我抱怨过什么。在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大哥为了我们放弃了已经考上的国防医学院，放弃了相约去延安的机遇。现实生活也使我这个十三岁的孩子提早懂得一些事理，我开始感到对不起大哥，由于我这个累赘，牵连了他，使大哥失去对人生美好的选择而深感愧疚。我崇敬大哥的高风亮节，我感激大哥对我的关爱和无私无悔的人品，这可能是我永远忘不了他的真情所在。 漂泊能无浪，他乡自有春。大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得知国立三中在长沙、武汉招收战地失学青年。几经周折，总算报上了名，被接收下来，暂时卸下大哥身上一个沉重的包袱。 不久我离开了大哥，湘江岸别时，不知流了多少泪。一个从未离开过家的十三岁孩子，开始了独自闯荡天下。若非战乱所迫，生活所困，绝不会让我探险单飞的。 后来我随学校船队过洞庭湖，沿沅江到达晃县，再步行九十里终于抵达学校所在地——铜仁，前后约两个多月。虽一日三餐不愁，但孤苦的心始终平静不下来，常常呆坐船头望着东去的江水，发出无限幽思。大哥啊！你在哪里？故乡啊！我要漂泊到何年何月？ 学校是临时组建的，老师和同学一千五百多人均来自全国各沦陷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聚何必曾相识。所幸一切学费全免，只是零用钱尚靠大哥补给。 在这里度过了两年半相对稳定的生活，初中毕业后，由于党争的牵连及反对陈某某贪污案而被迫退学，不能直接升入高中，再次陷入歧途和绝境。 这几年，大哥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先到农村搞些救护工作，后来因经济困顿，被他一个同学拉入国民党军队中谋生，两年后因看不惯军中贪污、腐化，毅然离去。为了生存，在重庆又被人介绍到中统局做文字工作。当时对这个单位的性质，并不清楚，我也一直蒙在鼓里。因此，误上贼船，而不能自拔。 大哥虽仅读完高中，但自初中始，即崭露出其文学天才。毛笔字更是百里挑一，其苍劲挺拔、俊秀洒脱，一生中很难见有几个人能让我如此倾倒的。也正因为如此，决定了他一生大部在做笔墨工作，如文书、秘书及带“长”的文字工作。 我的失学，再次给大哥带来震荡和冲击。但他没有冷待我，批评我，仍以长者之风安慰我、鼓励我，让我暂去贵阳找他在医学院念书的同学，再作图谋。 离开母校时，虽然是个弃儿，但却依依不舍。因为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她收留了我，既解脱了大哥身上的包袱，也让我有个学习的机会。所以在离开县城，跨过铜江河时，真是黯然销魂，一步三回头，泪湿青衫袖。 因为铜仁对外无公路，去贵阳尚有千余里，先步行至湖南晃县，才有公路通向贵阳。然而囊中空空，到了晃县，买不起车票，整日在车站转悠，那种失魂落魄的滋味，孤苦无援的处境，至今回忆起来，仍不寒而栗。古人天相，正当我飘零无靠时，一个山东失学青年，高中毕业后流落在车站工作，了解到我的遭遇后，愿大力协助。第二日，即找到一“黄鱼”车司机，让他免费带我去贵阳，介绍我是他的“弟弟”，司机当即唯唯喏喏。三天后，我平安的到了贵阳。令我终生遗憾和愧疚的是我没有记下他的姓名和地址，受人之恩无以回报，使我悔恨终生，而今人海茫茫，更是无处寻觅。 这时学校都已开学，无处报考，贵阳也难以立足。为了生活，不得不到惠水县叔父处，因遭到不满又到处求职。然而在那人欲横流，僧多粥少的战乱年代，哪里有可栖之地。后来听说惠水县招公务员，我前往一试，幸被录取。但面试时，见我还是一个“孩子”，不愿录用，经苦苦哀求，总算网开一面，下放到一个苗寨的破庙中任小学老师。 这个苗寨学校热情地接纳了我，庙中的尼姑见我孤幼无依，也欣然邀我共餐。经过风风雨雨，总算在苗族地区暂得一枝之安。 万难磨一志，我这个十六岁的孩子，历经磨难始终没有忘记要奋斗，要自强不息，否则，有负于大哥，有负于家庭。除了教书以外，我发奋自学，第二年暑期，连考三所国立高中（有公费）均被录取。经选定，先后就读于交大附中、中大实中。 高二时，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当时政治腐败，国事日非，另一方面亦受到激进师生的影响，暗暗的参加了学校的进步组织“青友会”，立志革命，报效中华。 就在同一时期，大哥的思想信念也受周围的感染，慢慢的在改变，他越来越忠于他的那个党和他所从事的工作。但他在给我所有的信中，从不提他的工作，他的理念，也不谈政治和党争。可能他一直把我当成“孩子”，不让其它属于大人的事来干扰我的学业和我的成长，总之他很尊重我。 一九四四年夏，我高中毕业后去了重庆，和大哥湘江一别已七年过去了，这次见到大哥，他还是那样英俊、挺拔，别人都有了“抗战夫人”，他为了我们仍独身一人，住在集体宿舍里，过着简朴无华的生活。 难啊！在重庆那个醉生梦死的大染缸里，能洁身自好，在官场中，确实少见。何况大哥的早年婚姻并不满意，一个受父母之命，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怎能心心相印，两情相属呢？何况大哥一个朋友告诉我，曾经有一个高级官员的千金，品貌端秀，待字闺中，多少人登门求婚，均被婉拒，因看中大哥的品德、才华，多次托人提亲，大哥并可因之青云直上。然而大哥终不为所动，这种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在国民党中实属罕见。 这年的夏天，我在重庆住了两个多月，对大哥的情况有所了解，对大哥所从事的工作也略有所知。他虽然仍做文字工作，但所在的单位令我感到无奈和迷茫。人生的路是那么令人捉摸不定，难以掌握，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这个单位院落很大，但见到的人不多，使我感到阴森、可怕。每天大部分时间我都躲进中央图书馆去浏览古今中外名著，直到闭馆始怏怏而回，这是我一生中饱读文学书籍最多的时期，令我终生受益。 入秋后，学校开学，我离开了大哥，离开了重庆，逆江而上，至四川宜宾李庄就读同济大学，生活学习条件虽极艰苦，却在学习中得到充实和满足。 第二年暑期，我父亲亲来到重庆，大哥在张家花园租了两间房子，每天下班后也来“家”住，总算结束了八年的独居生活。这年我回到了重庆，与家人团聚。又恰逢日本投降，抗战八年，终于得到胜利，可谓双喜临门。记得当时的情况，我们蹦啊、跳啊，在街上随着人流狂奔啊、叫啊，还有人高喊“蒋委员长万岁”，好像八年苦水一泻千里，淹没了整个山城。八年来的仇与恨，也顿时化为热泪，流啊、流啊……谁也没有注意流了多少，这是一个不眠之夜。 全城的人民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感到一切有盼头了。当时大哥与父亲谈得最多的是如何返里，如何重建家园，如何为祖父报仇。整天憧憬着未来，好像将来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连天都不会再转阴似的！ 大哥是一个十足的孝子，自祖父在一九三八年动乱中被害后，即改名为“忆祖”。直到一九八七年病逝台北时，还留下遗言，死后骨灰一定要送回大陆，安放在祖父的坟侧，伴随先祖于地下，其赤诚之心感人至深。 据父亲讲，大哥为官一身清廉，刚直不阿。经常有人送礼送钱给大哥，他从不收受。有一次发现来访者将钱偷偷留下，立即被他扔出窗外。其疾恶如仇，两袖清风，一直保持终身。去世时仅有诗文专著，送往寺庙保存，别无遗产传后，可谓洁来洁去，在那个黑金社会中，真乃凤毛麟角。 大哥的人品对我是有影响的，我们一生通信也最多，每次来信我都捧读再三，可惜这些信在战乱中都已散失，现追悔莫及！ 胜利后总想一步飞回故里，可是当时的重庆，出省公路只有一条，水路也仅有长江，除此之外还有几架破旧的飞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状况并无根本改变。这点交通工具一下子都被权贵、富商、接收大员和抢占地盘的“英雄”们捷足先登了。我们这些一介斯文，普通草民，只好面对涛涛江水，无奈的等待啊！ 当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时候，大哥先回到了南京，后来父亲等也陆续返里。我们因上海旧校址已全部毁于战火，新接收的房子尚未完全落实，加上学校员工数千人，一时也难找到那么多的交通工具，故一直等到一九四六年八、九月份，我才有机会随着学校的先遣队返沪。 因长江上的运力有限，我们不能乘船顺流东下直抵上海，无奈在重庆换乘汽车，经过千辛万苦到达西安后改乘火车，这时内战已在陇海路两侧展开，我们日夜担心，怕铁路中断，总算上帝保佑，途经蚌埠时，我顺道下车探家。到怀远后，方知无法回归故里，因农村已被“八路”所占，家人纷纷逃往县城，散居数处，仍过着“流亡”的生活，天天无所事事，坐吃山空，面对这一现实，“抗战胜利”的喜悦早已烟消云散了。目睹这种情景，真是欲哭无泪，感慨无限惆怅和凄凉，过去的憧憬与梦想，一下子化为乌有，灾难深重的中国啊，何时才是个尽头啊！ 我不愿多看故乡的惨景，更不愿意再看那满目疮痍的血染河山又被战火重燃！在家住不几天，便悄悄的离去。 到了上海，看到的是纸醉金迷、洋人横行，我们这些“土老二”，处处遭受白眼。随着内战的扩大，物价的上涨，工潮、学潮不断，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慢慢的我也被融入这一时代的潮流中，思想、信念、追求和大哥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但大哥从不干涉我，左右我，或有任何说教。记得一九四七年，上海学运高峰时，大哥曾来信说，他单位有一个人想与我建立联系，问我同意不同意，遭到我严辞拒绝后那人没有来，大哥后来说不和这些人交往也好，免得麻烦，从此再没有向我提过学运的事。 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大哥一直是尊重我的。四十年后，他在台湾病重时还来信提到：“你的选择是对的”。我深深感谢大哥对我的相知相爱，兄弟之谊远远超过党争和政治理念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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