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youtu.be/yvVRp3yTQ4I
高振普 纪东 访谈 CCTV
http://cpc.people.com.cn/mediafile/200802/26/F200802261512332058556022.jpg | 1972年4月10日,从广州回京的飞机上,周恩来与随行人员合影。 左一站立者为高振普,总理身后为纪东。 |
高振普 1956年调中央警卫局,后任周恩来卫士。199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1998年退休。现任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 http://p2.itc.cn/q_70/images03/20210108/7b24100b26ae4311af4d20c1906bb08d.png
纪东, 1943年出生于河南商丘,1961年从西安应征入伍,周恩来总理的最后一任秘书,少将警衔。曾任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出版有《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和《非常岁月: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最后八年》两本回忆录。
张树迎 出生于1928年6月8日,河北省束鹿县人,194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4月入伍,总参警卫局办公室原副主任,曾任周恩来总理卫士长,2004年5月29日因胃癌在305医院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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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振普:1972年5月11日,一次为周总理做尿样化验中,发现了异常细胞。北京医院、协和医院、三〇一医院的几位专家初步认为是癌细胞。后来病情恶化,1974年6月1日,总理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五医院。从住院到逝世,总理共接受六次大的手术、八次小手术。他都忍受着多么巨大的痛苦,我们没有听到他叫一声痛。 住院期间,总理还是坚持工作。到后期,总理办公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基本上恢复了他的往常的工作时间,有时晚上工作到深夜。病房已成为他办公、开会的地方,医院也成为他会见外宾的场所。 我们后来统计,在他生命最后的五百八十七天里,我们的总理约人谈话二百五十四人次,这里面包括他主动约请和别的领导人要求来谈话的。而看文字材料、批阅文件、看书等所用的时间就没法统计。我们有这样一个印象:总理不像是在治病休息! 高振普:1976年1月8日这一天,我们和往常一样,总理的另外一名警卫张树迎向我交班,由我守在总理的病床前。我抚摸着总理干瘦的左臂。这是总理住院后期,我养成的习惯。他的手臂发热,我比较放心。此时总理还转过脸来,看看我。我很习惯地对总理点点头,他没说话。 约半小时后,乔金旺同志走过来示意叫我出去休息一会,我刚走出病房门口忽然电铃响了,这不是平时的电铃,而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显示,心跳七十几次,持续下跌。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采用了所有措施,呼唤、人工呼吸……都不起作用。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去得那么突然,走得太快太早了。 全体医务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总理的周围。病房里一片哭喊声。中央领导人接到总理去世的消息后都急匆匆地赶来了。李先念第一个走进病房,他弯下身子,双手紧握着总理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便再也说不出话了,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他悲痛得双手发抖,站都站不稳了。我们赶快把他扶到沙发上。他坐在那里双眼盯着总理的遗容,无言地抽泣着。 邓小平、叶剑英都来了。他们都怔怔地站在总理床前,深深地向总理鞠躬。11时5分,由邓小平带领,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陈锡联、张春桥、王洪文等走进总理病房,围在总理遗体前肃立。小平同志说:“恩来同志,安息吧!”然后向总理三鞠躬,目视着总理,缓缓地退出了病房。周恩来的遗体,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整理,于当日12时许转送到北京医院。 http://p6.itc.cn/q_70/images03/20210108/45f116135245469db4f3f320e83c722b.png
邓颖超约见高振普及夫人高秀英、儿子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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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在两位老人身边待了一共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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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迎 同志1928年6月8日出生于河北省束鹿县河庄乡张家营村一个农民家庭。194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4月入伍,在中央警卫团三营四连当战士, 1947年7月在中央警卫团当警卫员, 1949年4月在中央办公厅处三班当警卫员, 1949年9月任周总理值班室卫士, 1957年3月被组织选送到中央公安学院文化班学习, 1959年9月任周总理办公室卫士, 1965年3月任周总理办公室副卫士长, 1965年9月任周总理办公室副科长, 1969年12月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值班室一科科长, 1976年7月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办公室供应科科长, 1976年9月任中央警卫团办公室供应科科长, 1977年12月任总参警卫局办公室副主任兼供应处处长, 1982年4月离职休养,按副师职待遇。
-------- 1976年1月5日至7日,周恩来基本处于弥留之际;他多数时间昏迷,偶尔睁开失神的眼睛也没说什么事情,仿佛已经停止了思维。我和小高也停止为他读报读文件。
7日那天,在我值班的24小时中,病室里一直很宁静,除了定时为总理做例行的维持生命的医疗,没有其他大事。当陈医生按时将配制好的高营养高热量的流质食物输入他胃中时,我静静地在一旁看。我的泪早已流尽。病房里很清洁,四周围是那么静,那么静……晚11时,周恩来忽然睁开了眼。这种睁开眼的时间越来越少,每次睁眼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他凝视着,竭力聚集涣散的眼神。我们都贴近过去。
终于,总理眼里进出一星火花。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目光闪烁。他认出了我们之中的吴阶平医生。 “我这里,没什么事了……”总理缓缓地,声若游丝地说:“我,一个人,你们……管全局,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总理又昏迷过去。这是他一生讲出的最后一句话。
1月8日晨,早8点,小高像往常那样准时来接班。做了简单的交接,我准备离开了。在门口,我像每天那样回头再望一眼我一生为之服务的总理。他仍在昏睡。唉,他这一生睡得太少太少了!特别是近10年中,天下大乱,他平均每天睡不到3小时。什么叫全心全意?什么叫呕心沥血?什么叫不知疲倦?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总理身边一站你就全明白了……
我早已哭干的双眼忽然又潮湿起来,缓缓扭转头,轻轻掩上门,慢慢朝楼上休息室爬去。 躺下不到l小时,似睡非睡之际,楼道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来得匆促慌迫,我的心本能地一阵抽缩颤栗,立刻清醒了。我想跳下地,想喊,可是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握住了,一时竟动弹不得。
“卫士长,卫士长!”小高旋风似地卷进来,脸色煞白,紧张使他把两肘紧夹在肋旁,声音完全变了调:“快,总理、总理不好……不好了!”我像被抽了一鞭,从瘫软中一跃而起,提着裤子就往下跑;心脏忽尔抽缩凝固,忽尔膨胀滚翻;脑子忽尔一片空白,忽尔万念跃动,就这么一口气冲进了周恩来的病房。 医疗组的全体人员都集中来了,整个房间一片混乱,紧急枪救已经开始。屏风移开了,活动床头也卸掉……
“怎么了?怎么样?‘我失去了主张,小声讷讷着,瞪大受惊而失神的眼睛望望这个,又看看那个。没有人理睬我,个个拧紧了眉头;我也插不上手,不知能干什么,废物似地僵了半天,上下颚骨呷呷地抖颤不止。
片刻,我冷静一些,心神回归,看清病床旁只有几名专家,其余20来个专家医生已经稍稍后撤,环绕四周默立。我想起生命的标志,忙凑到示波器那里去看心电图。
还在跳!我的心刚一热,马上又凉:怎么不跳了?随即又热起希望:又跳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往常的心电图不是这样。我惊疑地看医生们的眼色,又看看屏幕上那条“脉搏”;我看到有人开始悄悄摇头,看到那“脉搏”越来越弱,越来越缓……
“总理,总理!”张医生一直摸着总理的脉搏,连连呼喊着。那一瞬间,我简直怀疑自己的眼睛了。用力凝视,没错,总理竟睁开了眼!“总理,”张医生喊叫着说:“让谢荣给你插个管子,把痰吸出来行不行?”
张医生的大喊大叫,奇迹般从总理的神经里唤来了反应,他真微微点了一下头。可是,马上又闭上了眼。当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谢荣准备插管吸痰,加压给氧时,心电图忽然嘟嘟,化作了一缕不再起伏的游烟……
“总理!”我受了巨大的紧张恐惧所驱迫,离开示波器,冲到周恩来的床边,一把抓住他的手,好象在抓着一个最伟大美好的生命,怕被别人夺走。我要尽自己一切力量拖回这个生命。“总理,总理!”我叫着,手掌却鲜明地感觉到他的手指凉硬了,那么快,那么突然。我慌极了,摸着,抚着,想把那手指温暖回来,却发现总理的整个手掌都在刹那间变凉变僵,并且退潮一样迅速凉到了胳膊。我急红了眼,仰起头,恶狠狠瞪着医生吼:“怎么了?大夫!大夫!快呀、快!总理的手凉了!……”我一边吼,一边匆匆地追踪总理的温暖。我的手已经追到总理的肩胛,我绝望地叫了一声:‘张大夫,凉到肩上了!你快点呀……“张佐良沉重地摇摇头,发出一声凄凉的叹息:“不行了……”我痴痴地睁大着眼睛,晕了;一切都像梦中,一切都浸入一种幽蓝的朦胧中,一切都在飘浮颤动。我听到陈医生那极轻微又极宏大,极遥远又极近切的声音:“35、36……48、49……停止!”四周围陡地静下来,世界彻底哑了一般!
我从来不曾遇过这种场面,茫然回顾:‘什么?什么停止?……‘这声音只有我自己能听到,我的嘴早已不会说话了。蓦地,我看清一圈脱帽肃立的人,一圈低垂的头。“停止、停止……”我的眼前模糊了。什么东西溢满了眼眶,丝线一样从眼角挂下来,连绵不断。当我喘过一口气时,便鲜明地感觉到,股巨大的锥心般的痛楚冲撞而起,迅速发散到全身。
“总理——!”我放声大哭,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放开了悲声。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我们从心底热爱的总理离开了我们。邓颖超在秘书赵炜陪护下已经赶到,汪东兴也赶来了。邓大姐在流泪,却克制自己没有哭出声。她的坚定刚毅使我没有被哀痛压垮,很快又投入了周总理的治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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