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政治局，又稱中央臨時政治局，

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在共產國際指示下成立的臨時中央領導機構。

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曾兩次設立臨時中央政治局：

第一次是1927年，負責人為瞿秋白；（1927-7-27~1928-9-2）

第二次是1931年，負責人為博古。（存在2年另4個月）

此處，單說第二次臨時中央。

王明比博古早一期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因得到時任中山大學副校長米夫的器重，畢業後留校工作，一躍而成為中大秘書，並以米夫的翻譯的身份參加支部局的工作，實際控制了中大支部局，成為中山大學的“無冕之王”。在王明周圍，曾形成一個被諷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宗派組織，博古就是其中一員。

博古在蘇聯學習工作了四年，1930年5月，博古回國，在全國總工會宣傳部任幹事，編輯《勞動報》等工人報紙。

此前 王明已於1929-10從蘇回華。（1925-11~1929-10 莫斯科）

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是向忠發，但李立三是實際負責人。

1931年1月7日，中共在滬召開了秘密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

在這次會議上，留蘇歸來不到兩年、身份僅為中宣部普通秘書的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一步登天，當選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後不久補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躍進入黨的領導核心。

王明留蘇期的一位同學的命運也由此改變，這個人就是博古。

1931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都不足半數，在共產國際指示下，再次（第二次）成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

第二次臨時中央的背景需要簡單鋪墊一下：

① 李立三路線受到共產國際批判，米夫操作王明取而代之，

② 王明即將赴莫斯科擔任中共駐（莫斯科）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於1931-10-18離滬赴蘇。）

③ 周恩來即將赴瑞金蘇區。（周恩來於1931-12月上旬離滬，26到達瑞金）

正是在這樣的情境下，臨時中央政治局成立，王明將臨時負責權委託給博古的。

王明 1931-10 再次赴蘇前，在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下，在與周恩來商議並經共產國際批准後，決定由博古、陳雲、張聞天、康生、盧福坦、李竹聲等六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自此，博古在剛剛回國一年，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情況下，一躍進入中共中央領導層。這一年，博古24歲。

之所以讓博古任臨時中央的負責人，是王明的提議，因為二人投機，博古聽王明的，比誰都更聽話，好指揮控制。而且，這是王明的私人指定和交易，一旦萬一王明從共產國際回華，博古的臨時負責權利，歸還王明，至少這是王明的打算，很可能也是這樣交易博古的。所以，並未名正言順地 選舉或任命博古為（總書記），這是王明的心計。

白色恐怖籠罩上海，臨時中央無法在滬活動下去了，在項英（1930年底）、周恩來（1931年底）、張聞天（1933年1月）、先後離滬後，1933年1月，博古和陳雲也秘密離開上海，前往（遷往）江西瑞金中央蘇區。

博古到蘇區後，與幾位領導人決定將蘇區的中央局和臨時中央政治局合併在一起，成立“中共中央局”，博古為中共中央局書記，負責人。出席會議的除博古外，有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張聞天、陳雲、劉少奇，蘇區中央局委員項英、毛澤東、任弼時、鄧發。

博古檔案：

姓名字號：博古，原名秦邦憲，字則民

籍 貫：江蘇省無錫縣

生卒年月：1907年6月24日—1946年4月8日 卒年39歲

畢業院校：莫斯科中山大學

最高職務：中央書記處書記（之一）

博古到了瑞金蘇區，遵義會議，長征，陝北等經歷，此處略。

1946年4月7日，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向延安發電：

王若飛、博古、葉挺、鄧發同志於4月8日上午，由重慶乘飛機返回延安。

4月8日上午，美制C47式運輸機自重慶準時起飛，首先飛往西安加油和休息。途中，天空下起小雨。

飛機抵達西安後，博古等人又一次向延安發電，稱飛機將準時到達延安。

當天延安上空陰雲密布，雲霧繚繞。下午2時，天空還下起了濛濛細雨。直到下午4點，飛機也沒有出現，在機場等待的人們紛紛離去，毛澤東和朱德心中十分不安，立即指示向西安發電，詢問原因。

5點，西安回電稱：該機未曾返航。

其實，

4月8日下午2時左右，博古等所乘坐的美制C47式運輸機已轟然撞毀於黑茶山，全機17人全部罹難。

11日晚10點，中共中央得到飛機失事的報告，並將此消息告知烈士家屬。12日，《解放日報》刊登了博古等人遇難的消息。

4月19日，延安各界舉行隆重公祭大會。

同一天，在陪都重慶，由孫科、張瀾、吳鐵城、邵力子等119人發起3000人參加的追悼王秦葉鄧黃諸先生大會在中華路青年館舉行，

由民主同盟會主席張瀾做主祭 ，

郭沫若宣讀祭文：

秦公博古，南方之強，

守正不阿，寡默深藏，

為民請命，銳不可當，

言室滿室，言堂滿堂。

……

隨着顫抖的朗讀聲，郭沫若雙頰淌滿了熱淚。

周恩來在大會中報告遇難烈士的生平事跡，他聲音低沉地說：

“邦憲同志來渝從事憲草起草工作，為民主憲法的產生而努力，此次因憲草問題回延安報告，竟以身殉。……他們為了和平民主團結的事業走到最後一口氣，流了最後一滴血，以致粉身碎骨。……我們要把悲痛的心收起來，化成團結的力量，衝破黑暗，迎接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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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0月18日，王明和妻子在上海出發第二次赴蘇聯，

1937年11月29日，闊別六年之後，王明回到中國（延安）。

1956年，他又去蘇聯就醫，後留居蘇聯，直至1974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