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人生舞台》之七《后台》             作者：弘魁

    金木水火土  命运我做主    我行我素我自知  苦亦甘来甘亦苦                人生一出戏  唱唸做打舞    歌罢曲终人散尽  细品功过荣与辱

第九章：气大伤身后悔晚，不想生气难上难

过了些日子翟铸铭对我说，北京小关有个老中医看病特别灵，外号苏一趟，在北京可有名了！我总请假回北京看病，单位拿我也没办法，人在那儿摆着呢，瘦得皮包骨，光剩两只大眼睛，只要我请假单位就准假。分管报销的主任卢文虎老先生，对我真是十二分照顾！不管听什么人说，哪儿有个大夫看得好，我就跑去看病，无论是在医院抓的药，还是在药店买的药，他都给我签字报销，我真的很感激他！按年龄讲应该叫他叔叔，不知老人家是否健在。回到北京，起个大早来到北郊小关时，排队排到十五号。翟铸铭嘱咐我要带大提包，这个大夫药方剂量大。我终于见到这位久仰的神医了，老头儿八十三岁，眼不花耳不聋，自己号脉自己开方，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说的症状完全对路，病因就是生气，而且是吃饭时生气，他告诉我这是万万使不得的！以后一定要改。我想：这回真是遇到了活神仙！老人家认真开了药方，药取出来时我惊呆了！一剂草药居然五百六十克！十三剂捆成两个一米高的大药包，提包根本塞不进去。我提着两捆药回家，天天熬药喝药，普通药锅没法煎，只能用蒸馒头的大蒸锅。这药真是猛烈！服了药肚子绞肠子一样疼，然后就呼噜噜地泻肚，一天能拉二、三十回，吃什么拉什么。这期间爹不问妈不管，父亲还没退休，母亲在居委会打针卖药，挣一份工资还能拿回扣，老有所为母亲高兴得很。

几年来，我被肚胀折磨得死的心都有。现在不肚胀了，我决定坚持吃苏一趟的药。一直吃到第九副，实在没法儿吃了，我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喝一口水都马上拉出来。来不及去街上的公厕，而且也没有粪便，拉出来的是清水！我躺在床上看苏一趟开的药方，才发现他给我开的竟是虎狼药！一副药光山楂就三百克，大黄三十六克，别的我没记住，只记住了这两味。母亲在红医站当医生，家里有医书和药书，看了药书吓我一跳，山楂虽是消食化积的，但是多用久用会伤正气。三百克实在太多了！大黄用的更是吓人，常用量是三克到六克，大量是九克，极量是十五克，苏一趟竟然给我用极量的两倍还多六克！这不是要人命吗！从那以后我是病上加病，以前只是肚胀，现在又加上肚子疼。天天胀夜夜疼，这四十年，真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没有一天是舒服的，没有一会儿是好受的！什么好东西也不能吃。插队和上学时候吃不饱，好不容易结婚成家，什么东西都有生活水平提高了，我却什么都不敢吃！好玩的地方没精神去，有意思的事情也没兴趣，整个一个活着的木乃伊！和李xx分手八年的时候，我想让她看看如今的我！就去曲沃县找她，她没有请我去她家，因为她的丈夫是同班同学。她看见我就哭了，我也很委屈地哭了。她惊讶地问我：你怎么瘦成这样啦？我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儿揉眼泪。她见我不说话叹了口气说：我听说你爱人挺好的，是个正派人。什么也不要想了，回去好好过日子吧。这就是我们的命！认命吧，人不认命是不行的。看来一切她都知道，我点点头擦干眼泪走了。

回到临汾继续看病，有个大夫说的话我觉得有道理。他说：人的肚子就像火炉，当炉子着火的时候，往里边添好煤也着，添赖煤也着，扔块石头都能烧红。但是，咣咣浇两盆水把火浇灭了，再拿报纸沾煤油往里塞它也不着了。你就是让苏一趟把脾阳给闹没了。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形象，是啊，人常说谁吃得多消化快，就说他是火化食。这个火化食的能力就来自于脾阳，苏一趟的药伤了我的脾阳。道理是对的，可是我怎么办呀？刚三十岁出头儿。大夫说：正因为你年轻才没让他把你弄死，你要是四、五十岁，这十三副药真能要命啊！你是去不了第二趟的！我也知道个中缘由，十三副药我只吃了九副，剩下四副没吃，不是我不相信药，是我爬不起来自己煎药了，虽然北京有父母和兄弟，但是没人管我。因此我对母亲也有想法，儿子瘦成那样回来看病，你是红医站的大夫，问也不问理也不理，真够差劲的。

但是，回到临汾就不一样了，莲青有多少不好的表现，唯独一样挑不出她的不是，那就是给我煎汤熬药，不管什么时候她都会把药给我熬好，并按时督促我喝下去。有时候我也想，她爱你其实就是占有你，只要你属于她，是她的男人就行；你高兴不高兴，你痛苦不痛苦，你喜欢不喜欢，她根本不在乎。那么，我干嘛非在一棵树上吊死人？在我长期看病的经历中，有个别大夫这样说：其实你这病就是心病，你总看不上媳妇，怎么看她都不顺眼。加上你们俩没有共同语言总生闷气。根本的办法就是离婚，离了婚病自然就好了，长痛不如短痛。我这人耳软心活，觉得大夫这话有道理，仔细想想我的病的确跟着急生气有关。摊上这么一个混账老婆，一时一刻也乐不出来。她不会营造好的环境，只会破坏人的好心情。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她喜欢我，却不能让我也喜欢她呢？我不是女人也不了解女人。但是，我觉得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起码都是人，按说应该能沟通。连西安那个同性恋小伙子，我只要说：离我远点儿。他马上就跟我拉开距离，而且一点儿不恼。不知不觉他又离我近了，笑嘻嘻地挨上来。我只要不满地叹一口气，他马上道对不起赶快离开我。我觉得爱一个人应该是这样啊，不说什么奉献不奉献，起码不能叫人家讨厌。很普通的一件事，下班只要是我先到家，她进门时绝对是用脚踹门。我问过她多少次你怎么啦？跟谁生气了？我什么事惹你啦？她说没有啊，谁也没让我生气呀。我说那你就不能用手推门吗？干嘛总是用脚踹门？这时她总是不吭气，既不说改也不说不改，下回还是用脚踹门。睡觉时拉灭电灯，我说一句话，她不吭声；我说两句话，她还不吭声；我说第三句话时，她居然打起了呼噜。我非常讨厌女人洗脸噗噜噜地吹泡，我越说她吹得越响。我讨厌女人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她坐椅子上总是伸出双腿，一间房子空间小，我从她面前走过她也不把腿缩回去，有时差点儿绊我摔一跤，我还没说她，她反倒厉声说：走道就不瞧着点儿！

我讨厌她的地方很多，比如我的家庭历史问题。这本来已经不是问题了，我上大学也参加了工作。但是她总拿出来说事儿，三番五次地说：瞧你爸这点儿破事儿多讨厌！人家我姐是党员，我姐夫也是党员，我也是党员，要是没有你爸这事儿多好。我因为这件事跟李xx分手，结束我的初恋伤了我的心。我们三年没有红过脸，也没有大声讲过话，我们感情很好。因为父亲的事不得已分手，这是我身上一个不能碰的伤疤，而且我也告诉过莲青，她第一次说这事我就明确地讲，你要是嫌弃这一条我们可以不谈。她说这不是闲聊天儿吗？一说这个你就急。我说我哪一样也不比别人差！就这一条是天生的，我有什么办法？她说我也不是嫌弃你，这不就是没事儿说着玩儿嘛。我生气地说：你这是玩弄人的感情！你这是在玩儿人！你不要让我心寒，一旦心寒事情就不好办了！她总说这话我很生气，她让我干多少活儿，不知道心疼人，我都不一定生气，就是这件事不能提！但是她反反复复多次讲，直到她在我面前说到第五次时，我忍无可忍哭着说：你不愿意你早说！我不难为你。现在有了女儿你老提这个让我怎么办？我并没有骗你，更没有瞒你，你真是太会折磨人了！

她有一个法宝就是不吭声，不管你说什么她死不吭声。道一声对不起比登天都难！因为我父亲出轨母亲恶毒地报复，我在婚姻上绝不能走他们的路！自从有了女儿我一定要负起责任来。幸好女儿很乖，喜欢画画儿，我教她画什么，画不好她不去睡觉。学画画儿让孩子有一技之长，将来好找工作，不用靠男人吃男人；做个手艺人靠手艺吃饭，不看脸子不用拍马屁。我是什么人我知道，我也愿意女儿跟我一样，不管世道变成什么样，也不管人心坏到哪里，我们凭的是良心！幸好女儿非常喜欢画画，让我多少有几分欣慰，维持这个家庭和孙莲青在一起，完全是为我的孩子有爸有妈有人疼，有一个完整的家！我在院子里种了几棵草莓，女儿看到草莓开花结果，天天蹲在跟前看盼着草莓成熟，没等到成熟她偷吃了一个。草莓开几朵花结几个果我当然知道，但是我没有骂她而是问她：草莓熟了应该是什么味道？女儿想了一下说：应该是甜的。我再问：要是不熟呢？女儿说：那就是酸的。我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女儿红着脸笑了，我笑着问：是不是你偷吃了一个呀？女儿点点头。

小时候听姥姥说：从小看大三岁到老。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我觉得不论是我还是二弟三弟，我们的脾气秉性真是那时定型的。我听话，耳软心活，胆子小。二弟笨，死心眼儿，宁死不屈。三弟淘气，小心眼儿多，经常用哭骗人。小时候我从外边回家，看见老二和老三打架自然申斥老二，老二就说我偏向。我说你是哥哥，你比他大应该让着他。老二说：你偏心眼儿！你向着他。我解释说：什么时候大的都应该让着小的，终不能俩大的合起来欺负一个小的吧？老二居然说：难道我老比他大？赶明儿他要是长大超过我呢？对于这种混账话我也只能说：他长大了你更大，他永远超不过你，他永远是你的弟弟，你永远是他的哥。除非你死了他才能在年龄上超过你，那你也是他的哥哥。老二还有话说：老三就是爱哭，其实都是装的，他骗你哪！老三确实爱哭，动不动就抹眼泪，是不是装那时我没看出来，几十年后我才弄清楚，老二说的果然不假。我觉得女儿很大程度上象我，尤其是心灵手巧有耐心，做什么事既用心也肯出力。我想只生一个算了，我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再说弟兄多，无论谁生了男孩儿，都不会出现绝户的局面，老家的大哥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因为朝鲜战争我们这代人生多了，到我们生育的年龄就不能不控制了，有限的土地养活不了更多人，这浅显的道理我当然懂。于是，我在报社里申报了独生子女，领了独生子女证。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第一批响应号召只生一个孩子，报社发给我二百块钱奖励。

我又瘦成了皮包骨，想起在双桥住院四十八天长了四十一斤肉，我还想住院治疗，但是双桥太远不方便，我就托人住进了安定医院，住院部在南锣鼓巷。入院第一天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男性大夫，姓陈戴眼镜，身材不高稍微有些驼背。他让我随便写个东西，我就写了住院第一天的所见所闻。第二天，他带着一个军人实习大夫来找我，他对军人实习大夫说：你看他头脑很清楚吧？他写的东西你也看了，但是他的病情很不稳定，这种病人很容易给你一个错觉，他俩转身边走边谈去医生办公室了。中午饭后陈大夫给我两片粉色糖衣药，让我喝下去，下午我听见母亲在隔壁院子里哭喊：你们让我看看儿子！你们把我儿子关到哪儿啦？我找护士说母亲来了让我见见母亲。护士说：胡说八道！你妈没来，今天不是探视日。我说明明听见我妈在那边哭，护士说哪儿有哭声啊？还问其他病友听见没有，大伙儿都说没有哭声。我急了说：你们不让我见我妈，我就碰死在你们眼前！一个男护士有些嘲笑地问：你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二话不说往后退了十几步，然后低下头向墙跑过去，咚地一声用头撞向墙壁。男护士赶紧抱住我，然后叫几个人把我绑在病床上，在我身下放了一块木板，他们把一个缠住布的东西塞进我嘴里，顿时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事后有病友告诉我，那是在给我过电。第二天上午陈大夫又给我吃了两片药，我闹得更凶了，白天黑夜不睡觉，明明床上什么都没有，我却看见许多潮虫，我就不停地打扫。再有就是听见母亲哭，我要和母亲见面。护士就给我每天过一次电，五天以后我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其实那就是幻觉，陈大夫给我吃的是致幻药，两次四片我闹了三天。后来听病友们说，医院为了保证满床率，病人好了也不让出院，给你吃两片药你就产生幻听幻觉，他们就有理由不让你出院。在精神病医院吃药是不由自主的，不论给你什么药，病人必须无条件地吃。父亲来探视看见我更瘦了，我悄悄告诉父亲这几天的遭遇，父亲找大夫坚决带我走，医院只好同意我出院。

我经常回北京看病，上班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是只要上班，我还是尽力把工作做好。有一天，社长张国柱对我说：洪洞县交通医院出了事故，你去调查一下。现在中央有精神，干四化的受气，不干四化的得意。有个大夫被人打了，你去看看怎么回事。伏天下雨，我打着伞坐火车去洪洞县，以往县委宣传部会有人来接，这次却没人接。我站在火车站愣住了，忽然跑来一个年轻人，说他是通讯组的，接我到招待所住下，我和他约好第二天早晨在县政府门口见面。第二天我们谁都找不到，按照程序应该和当地党委和政府联合调查，但是宣传部没人，交通局也没人，我只好直接到交通医院，找医院的党支部书记，他找来几个人异口同声说没打人。我找当事人内科医生，是他给报社写的信，他摞起袖子让我看胳膊上的伤，背上也有伤。但是医院书记说那是他自己碰的。调查进行不下去，我只好回临汾向领导汇报。张国柱说：你去一趟还能白跑？总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嘛。

我只好二次来到洪洞县，决定去县印刷厂调查。因为是印刷厂厂房倒塌，砸伤许多人，大伙儿把伤员抬到交通医院。但是外科门锁着没有人，人们乱哄哄地吵，内科大夫见伤员需要包扎，重伤员还要转院，他就砸开外科的窗户，取出一些脱脂棉、酒精和纱布，给伤员包扎。这时外科大夫回来了，据说是县政府某领导的公子，人们谴责他擅离职守，他恼羞成怒打了内科大夫，很多人都谴责他才罢手。我找到印刷厂支部书记，他叫了几个受伤的人和我座谈。他们纷纷作证外科医生确实打了内科大夫，我记录下事实经过，让参加座谈的人签名。拿上这份调查我来到交通医院，找支部书记要他签字他不签；我要找当事人外科医生，书记说他今天放假。我只好去找挨打的内科大夫，他看见我写的调查激动得抹眼泪，掏出一块钱说如果报纸刊登了，让我买五份报纸寄给他。我把调查报告交给张国柱，然后等着报纸刊登。一连等了好几天报纸也不刊登，我有些纳闷去问张国柱：那个东西怎么还不发？张国柱回答再等两天，我又等了几天还是不发。我再去问，张国柱说那个东西不发了。我问为什么不发了？张国柱说：你这娃也是的，我说不发就不发，有啥为什么？我奇怪地问：这是你给我的任务，我跑了两次好不容易写出来，你说不发就不发了？总得给我个理由吧？张国柱大声说：有啥理由？我说不发就不发！我这个社长连这点儿权力都没有？我就不信！我说：对，你有这个权利。可是人家给我一块钱要买五份报纸，我怎么办？张国柱说：你退给他不就完了，这种事情还用问我？我生气地说：好，钱我退给他，你有权利不发稿子！但是我也告诉你，再有这种事情你可不要找我！找我也不去！说完我用力一摔门走了出来。张国柱气得大声叫喊：赵志刚，你竟敢摔我的门！你回来！你再摔一回！

我才不去呢，老子懒得看你那副嘴脸！后来我才知道打人者的父亲是洪洞县级干部，他跑到报社说情张国柱答应了。我为这事顶撞领导真的很傻，因为那年要评职称，全省新闻单位都集中到临汾。我的同学都来了，他们住在第二招待所准备考试。我没时间也没精力，爱给什么职称就给什么职称。没想到省里又来指示取消考试，一律按新闻工龄和业绩评。这时我想回北京看病，又有同学介绍了一位大夫，据说看肠胃病最拿手。吴广信的儿子吴鸣捷和陈毅琳都劝我：志刚，要评职称了，你最好不要走，因为你是外地人，不要给你弄个初级职称。我说随他去吧，凭良心，爱评什么评什么。临汾报社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八七年，在《人民日报》上发稿的只有我一个人，连社长带总编，没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个字。我在一九八三年发表了一个豆腐块，题目是“识别西药名称何其难”，针对制造一种西药就造几个生僻怪字的现象，没想到发表了。此前，山西省搞过一次好新闻大赛，地区评的第一名参加省里评比，我写的人物专访，主题：“土耶？政耶？”副题：“访台湾归来定居的牛祥麟先生”在评选中获得一致好评，如果被评为一等奖就能参加省里的评比。张国柱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他写了一篇“县委书记学照相”反应平平，地委考虑他多年兢兢业业，快退休了也拿不上奖，就把我的文章评了二等奖，把张国柱的评为一等奖送到省里。好多人想不通这件事，他那种东西到省里也评不上奖，倒显得临汾报社没有人才。转业军人郭成富对此愤愤不平，他对我说：志刚，这回你可是吃了大亏！都是因为张国柱。我对郭成富说：组织上考虑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他干了大半辈子新闻，退休之前有个安慰也无不可。我还年轻，以后机会多得很。郭成富笑了说：难得你倒想得开。

我想这次评职称，张国柱不会难为我。我在《人民日报》发过稿子，我还是报纸复刊的元老，我的新闻工龄最长，报纸改版我有付出也有成绩。改革开放印刷厂不管报社了，报社得不到地委的财政支持，只能靠发行量和广告养活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领导决定把周六的报纸，全部给四版文艺副刊使之成为周末版，可以单独订阅；同时提高周末版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以促进报纸的发行量。另外，各个部门和版面都要自己想办法增加收益。张国柱说：我们报纸发行量最多时六万份，现在下滑到三万份，日子没法过了。我们只要争取到四万份，报社就能养活大家，各个科室各个版面，每个人都要积极行动起来，把咱们的发行量搞上去。还要想办法搞多种经营，积极创造经济效益。大家的身家性命都和报纸紧密地联系着，谁不努力都不行！卢文虎主任问我做什么买卖最赚钱，我说开当铺。他笑着说：这种业务和咱报社不合适。我说：您问我做什么买卖最赚钱，并没有问我报社应该做什么。因为我喜欢工艺美术和文物古董，要是报社开当铺我当评估师，就能学好多知识，也能见到好多东西。卢主任没说什么笑了笑，后来摄影记者于鲁军承包了照相器材门市部。周末版由副科长韩斌负责，我负责一版社会新闻，刘长青负责四版文学，王燕负责三版各地文摘，二版归刘吉玲负责生活百科。报纸印出来，为了扩大影响还得上街去卖，这真是一个挑战！满街都是熟人，那时候没有市场经济，谁也没有卖过东西？我有插队时卖风车的经验，觉得在大街上卖不了，最好去长途汽车站，等车的人很无聊肯定会买报纸看。果不其然，我到汽车上吆喝：喂，看报来看报来，看带把的鸡蛋，看庄则栋怎样离婚。每辆车都能卖七、八份，一百张一会儿卖光。我回报社再拿一百又是一会儿卖光，我来回跑了三趟，一上午卖了四百五十份报纸。年终总结会上张国柱说：有的人看不起人家，说人家是工农兵学员，算不上真正的大学生。可是人家一上午卖四百五十份报纸，你们俩人才卖十五份！凭什么瞧不起人家？嗯？这回副刊干得不错，值得表彰和鼓励。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经过大家的努力，咱们的发行量上到了四万五，还有八千份单独定周末版。不管怎么说，在临汾报社我是尽了力的。果然，评职称我起步就是中级职称，临汾报社领导还是比较正派的。

 女儿画得越来越好我动心了，我从小喜爱美术但是没有人关心我。女儿喜爱美术，我不能耽误她。但是，我认为自己不懂儿童心理学，山西幼教条件也较差，北京有少年儿童美术馆，有从事少儿美术教育的专业老师。我决心把女儿送回北京学习美术。没想到，这铸成了我今生难以挽救的大错！后来，在电视里看到儿童教育专家讲：孩子在五岁到十二岁的年龄段，一定要在父母身边生活，这几年是受父母影响最深、和父母建立感情最佳、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然而我却做错了！并且一辈子无法改正！女儿每天从幼儿园回来先要画画，叫她吃饭光答应不动弹。我让她照样子临摹，开始有点儿难度，她把握线条的能力不太好。我一直鼓励她：第二张比第一张画得好，这里画得很好，这里差一点，如果这样画就更好了。每张画我都给她修改，并且讲清为什要这样改。孩子有悟性，再画就好多了。我说要把她送回北京，女儿不愿意离开我们。我说北京有更好的老师教她画画，她就不反对了，于是我把女儿送回北京。和平门第一实验小学有个水墨画学习班，父亲送赵馨到那儿去学。每礼拜一次，爷爷奶奶轮换送她去，风里来雨里去坚持了六年，爷爷奶奶付出很多辛苦。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老师总夸奖赵馨画得好，好多家长也很羡慕。父母就对人家说：我们孙女三岁就画画，她爸爸教她。那些家长说：怪不得，人家孩子有基础，有个会画画的爸爸。女儿送走后我很寂寞，跟莲青一句话也没得说。担心女儿受委屈，我给家里写信，信中说：希望各位叔叔婶婶看在孩子小，父母不在跟前的份上，不要跟她计较。她若是淘气不听话，该打的时候骂几声，该骂的时候说几句，求叔叔婶婶大人不记小人过，看在我们的面子上，不要和小孩子一般见识。写到这里心里忽然很难过，从来不求人的我如今为了女儿，竟然低声下气地说好话，我伏在桌子上悄悄哭，哭一会儿再接着写。莲青在外屋聚精会神地看电视剧，我哭着写信她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是大学生莲青总不服气，她忽然想上学了。临汾地委党校招生毕业算大专，莲青准备功课想考地委党校。我真佩服她这股劲头儿，每天晚上吃完饭她不看电视剧了，坐在写字台前一本接一本地看书，一直看到夜里一点，催她睡觉她也不睡，后来果真考上了地委党校。在党校学习这段时间里我俩吵架比较少，她经常带同学来我家，同学们都羡慕她有个美满的家庭。因为女人居多，让我很不舒服也不自在。我还是礼拜天到村里去，有时骑行一百多里，山西的公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回到家里再整理收集来的东西，这时候莲青虽然不支持，但是也不反对了，她知道这些东西拿到北京能卖钱。此时，山西省要成立钱币协会，大学同学刘兆林在省人行工作，太原市有一批搞钱币收藏的人。临汾也有工商行储蓄科的刘建民，他收藏的品种虽然不多，但是他竟然有空首布！他有银行工作的优势，送给我十张绿色五三年版的老三元，虽然品相不太好，在当时也是很难搞到的。刘兆林让我去当钱币协会秘书长，他看到我收藏的钱币连连说：真想不到，志刚这几年下了不少功夫，收集的品种真不少。但是我不愿去钱币协会，理由一是我搞钱币收藏，再搞公家的收藏，这样就分不清了，我做不到公私兼顾。二是处理掉我的钱币我又舍不得，每个钱币都有来历或故事，我对这些东西有很深的感情，不是钱的问题。三是不管什么官儿，我都不愿意当官儿。我就愿意当编辑记者，完成任务就开溜，谁也管不着，闲云野鹤来去自由。大学毕业有些同学想留在太原，我不喜欢那个地方，原因是那几年小偷特别多。我在北京都没丢过钱，却在太原被小偷掏了钱包，偷走一个月的生活费，我对太原没有好印象。

有一次，我和胡太平去太原重机学院，看望他舅舅吉登云老师。回来时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头，等车的人没几个，但是电车一停，拥上来几个小伙子挤来挤去，我和胡太平被他们挤分开了。看见两个小偷把胡太平夹在犄角，我大声叫喊他的名字，吓了小偷一跳，我说：你过来，这边宽绰。但是胡太平说：没事，这儿也不挤，我就在这儿吧。我心说小偷已经把你看死了，我挤到跟前小声对他说：摸摸口袋看钱包还在吗？他一摸钱包果然没了就叫喊起来：车上有小偷！我问他钱包里有钱吗？没有钱就别叫了。他说：哪有钱呀？只有这个月食堂的饭票。这时我发现不仅车上有小偷，跟着电车还有两个骑自行车的同伙。他们只要在车上得手，马上把钱包扔出车外，根本抓不到他们。我小声埋怨胡太平：既然没有钱你叫喊什么？弄不好咱俩今天就得挨顿揍。我俩的谈话让小偷听见了，把钱包扔在了车上，胡太平低头惊讶地说：咦，钱包怎么在这里？他捡起钱包打开看，什么也没丢。我知道今天非得挨揍不可！我俩怎么办？怎么甩掉他们？本来说好到终点各回各校。车开到迎泽公园时，我发现后边一趟公交车是开往医学院的。等电车到站后，下车的下车上车的上车，就在电车要关门还没关门的时刻，我突然拽着胡太平跳下车，电车“砰叽”一声关上门开走了。车上两个小偷来不及下车，后边的人也没有跟到，我俩上了后边的车，终于甩掉了他们。

那年头儿小偷纯粹就是抢。有一次我在五一广场坐电车回山大，前边坐一个老头儿，一个胳膊上搭着衣裳的家伙靠在老头儿肩膀上，我用脚在座位下边踢老头儿的腿，可是老头儿什么反应都没有。过了两站小偷下车了，我扒着肩膀问老头儿：刚才那个家伙是小偷，你知道不？老头儿平静地说：我咋不知道。我问：偷走你的钱了吗？老头儿说：没有，钱在我手心攥着，他抠了半天没抠走，他手劲儿没我手劲儿大。在太原不能穿白衬衫，一天领子就黑了，太原是这个样子，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所以我没去钱币协会当秘书长，工商行的刘建民去了。协会成立那天刘兆林发请柬，请我参加山西省钱币协会成立大会。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副省长白清才，刘兆林悄悄指给我。白清才认真地在一枚铜板跟前看了很久。刘兆林对我说：一会儿你也过去好好看看，那是一枚很珍贵的铜板，上边有山西两个字。目前只发现了三枚，省博物馆一枚，省人行一枚，咱们协会一枚。你看白清才那眼神儿！我问刘兆林：这个省长还有这雅兴？刘兆林点点头。后来学生闹学潮，有人偷了白清才的家，并打电话告诉公安局，省委宿舍被盗，脏物在大门外垃圾桶里。警察拿到脏物，却没人去公安局认领，也没有人承认家里失盗。学生游行的标语上写着黑色大字：白清才，财不清。照片上了山西日报，后来白清才调到陕西省反而成了正省长，仕途就是这样龌龊。我觉得干编辑记者挺好，哪儿我也不想去。没多久报社给我一个任务，北京开展首届戏曲梅花奖大赛，临汾青年蒲剧团参加，我是随团记者。一是我的孩子在北京，领导让我和孩子团聚。二来让我去北京出差，住家里给报社省钱。

临汾青年蒲剧团演的是两出折子戏，一出是郭泽民的《徐策跑城》突出帽翅功；另一出是任跟心的《挂画》，以前表现演员的跷功，三寸金莲是封建取消了跷功，现在只表现椅子功，这两出戏都是青年团的拿手好戏。大赛期间我采访了当时的名角、唱昆曲《林冲夜奔》的裴艳玲，看过她演电影《宝莲灯》里的沉香，能打三十六个旋子。后来才知道她能打四十三个，导演嫌重复删掉了几个。正好那天有她的演出，我先到后台找她，她很客气地对我说：没问题，这回我先上，一会儿就下来，下来咱们再好好聊。说完锣鼓响她上场了，一声叫板满堂彩，演出很成功。卸妆的时候我先对她说：您对临汾青年蒲剧团的演员什么看法。她说：不错，年轻人能演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戏曲呀是门儿艺术，可不能把它弄成杂技，你要是一个劲儿耍杂技，参加戏曲大赛干嘛？参加杂技比赛不就得了吗？我听她这话心生几分懊恼，没等我说话她问我：这位记者，你对我的演出什么看法？有什么说什么没关系，对我也是一个提高。我想也没想就说：您的演出很成功，给我的感觉是：好像一朵纸花扎得特别像真花，甚至有人凑到跟前去闻有没有香味；又好像一朵真花开得特别像假花，谁不认真看都说是假的。我就是这个感觉，不知说得对不对。这话令裴艳玲很意外也很惊奇，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她望着我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还是没听明白您的意思。假的象真的，真的象假的，还是头回听见这种评价。您直说吧，您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这个意思，真真假假，亦真亦假，不真不假，半真半假，这就是艺术。话说道这儿没法再谈下去了，我起身告辞走出来。我想：戏曲是综合艺术，是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结合，怎么可能离得开杂技呢？难道杂技就比不上戏曲？解放前把艺人看作下九流，但是身为艺术工作者，就不能把艺术再分三六九等了。其实乾旦和坤生都有讨巧之嫌，因为人们知道这是一个男人，但是他长得演得比女人还要柔美，这是其大受欢迎的原因。再说女老生，人们知道这是一个女人，但是她演的比男人还阳刚，让七尺男儿都惭愧，能不叫好吗？更何况男孩儿都要倒仓，经过倒仓好嗓子没几个。女老生嗓子天生比男老生高，身体的柔韧性也比男性好，再加上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名角不是什么难事。后来，裴艳玲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无戏不艺，无艺不技。我理解的意思就是，没有任何一种戏剧离得开艺术，没有任何一种艺术离得开技术。我觉得裴艳玲到底是大名角，对戏曲已经悟透了，不愧是一位艺术大家。

老四是我家唯一没受文革影响的，春末夏初我回北京，进门儿母亲喜眉笑眼地对我说：哎，你还别说，老四长得小眼子巴扎，人缘还怪不错，班上好几个女生都追他。他眼下正走桃花运哪，对象一下子搞了俩！一个叫陈丽丽一个叫黄丽丽，俩人长得都挺俊的。我听了心里真腻歪！我对母亲说：他马上要高考了，这样能考得上大学吗？母亲拉下脸来说：你当哥的管这干嘛？这是人家的本事！自己没本事还嫉妒人家。听了这话，我什么都懒得说了。母亲兴致勃勃地说：俩小姑娘争小毅子哪，俩人比赛着往咱家跑，用不了几天你都能看见。正说着，老四带一帮人来到家里。母亲说：这是他们班的前十名，学习不好的他看不上。西屋里一群人叽叽喳喳说话，老四到南屋端了一盆苹果，母亲心疼地说：你看你看，他就这么不懂人事！你给我寄来的苹果，他就一盆一盆给人家吃。你说把我心疼的呦！一说他还贼横，反正我是管不了他。

每年我买一百斤苹果寄回北京，一是山西苹果便宜，我认识果园的人。二是女儿在北京，寄点儿苹果大伙儿吃，指望母亲给孩子买水果，她绝对舍不得。我很了解母亲，她认为有鸡鸭鱼肉，大米白面就足够了，水果是奢侈品。我还买几十斤核桃和大枣寄回北京，但是母亲为街道的事奔忙，根本顾不上吃，大枣和核桃生了虫，最后都扔了！老四这帮同学坐了一个钟头，吃了两盆苹果，母亲也不敢说什么。过一会儿来了一个小姑娘，母亲冲我挤眼儿小声说：这个叫黄丽丽，个头儿稍微矮一点儿。老四插上屋门拉上窗帘，一会儿，屋门突然打开黄丽丽哭着跑了，老四追出去。第二天上午又来一个，不用说一定是陈丽丽。老四又插上门拉上窗帘，一上午没露面儿，饭是老四端进去，吃完又将空碗端出来。过了一会儿，俩人嘻嘻哈哈笑着走了。我生气地对母亲说：这是干什么呢？这样子能考上大学吗？再说了，也不能一下搞俩呀？这叫什么事儿？这个乐着来那个哭着走，成了二八月狗闹窝啦！母亲生气地说：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一个当哥的哪能这么说弟弟？

我不管他心里放不下，就去大栅栏买了几米尼龙绸，挑临汾没有的漂亮花色，趴在缝纫机上做了五十个尼龙袋，我对老四说：改革开放了，暑假你没事，去临汾把这些尼龙袋卖了。本钱是三块五一个，五块肯定能卖掉。以后是市场经济，体验一下市场对你参加工作有好处。我给他买了火车票，老四只好走了。母亲对我说：你让他去也白搭，这儿有勾魂的，他能在那儿呆长吗？用不了一个礼拜准跑回来。他果然只住七天就回来了，我问他尼龙袋子好卖吗？他说有人问没人买，两天才卖三个，五块钱俩都处理了。母亲对我说：怎么样啊？我没说错吧？你是赔上钱搭工夫，他什么也干不下去，整天就爱跟小姑娘起腻，既然如此我只好不管了。没想到高考公榜，前十名九个考上大学，唯独他没考上。这下他就疯喽！在西屋里打着滚儿哭闹，跳着脚儿要摸电门，母亲求他父亲哄他都不管事，气急了父亲跑到南屋骂我：你他妈也不是好东西！你就躺着看热闹什么都不管！我坐起身来说：爸，亏您还是读书人，岂不知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有爹妈在世，轮得着我管吗？要是没有你们，看我管不管？我先砸折他的腿！还有脸闹？拦着他干嘛？叫他死去吧！本来他就多余活着！我这番话一下伤了两个人，一个是老四，另一个是母亲，她认为我对老四有看法，对她也瞧不起，虽然当下没说什么，但是仇恨的种子却埋下了。

二弟结婚打家具，母亲不让他用我买的木料，他和母亲矛盾很大，母亲对我说给二弟盖房的事。女方在派出所里有熟人，二弟厂子倒闭家里不让他住，他岳母让警察在小马厂找了一块空地，可以盖一大间大房子，分成两半，朝南向阳的大间住人，朝北的背阴小间当厨房，南北各有一个小院。男方出人力，三弟是建筑工人，叫一帮哥们儿去帮忙。母亲愤愤不平地说：你是没见老二那个贱劲儿呢！他丈母娘什么都不干，坐在阴凉地儿喝茶，我跑前跑后给大伙儿张罗，老二一会儿跑到他岳母跟前，趴到耳朵跟前嘀咕几句，一会儿又跑过去嘀咕几句，还给他岳母沏茶倒水，连理我都不理，真他妈恨人呀！盖完房子要打家具，想用你买的木料，我不让他用他就跟我摆邪，你越摆邪我越不让你用！我倒要看看是谁怕谁？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我们哥嫂买木料，不用老人出钱，他用完我们可以再买。那么多黄檗罗和东北榆，三合板和五合板，母亲一点儿都不许二弟用。不知道二弟什么事情得罪了母亲，母亲竟然如此绝情。所以二弟的心倒向岳母家，我也能理解。弟妹坐月子我从山西回来，买了十斤鸡蛋和两只老母鸡给二弟送去，二弟感动地说：妈来坐了一小会儿，没你买的东西多。房子虽然在结婚之前盖好了，地面和厨房还有很多活儿，我跑过去帮二弟干。那天一进门，见弟妹坐在床上哇哇大哭，一边哭一边诉说：赵志强呀赵志强，我真惹不起你呀！九条牛拉你也不回头，你怎么这么犟、这么矫情？趁着年轻赶紧离婚，我可跟你着不了这份急！二弟一句话也不说，我不好问原因只低头干活儿，弟妹见我忙着干活儿就不说了。本来，他俩做童装给菜百送货卖得挺好，但是他俩没有夫妻缘分。实话说，我弟弟只是长得比弟妹漂亮，其他方面远远不如人家，不论是人品还是心性，二弟太奸诈。他俩离婚我自然偏向弟弟，法院裁决不许我进法庭，我等了两个钟头才把二弟等出来，我问房子怎么分的？他说朝南的大房间给她；我问孩子判给了谁，他说也判给了她；我问做买卖挣的钱判给了谁，他说全都判给了女方。我的肺都气炸了！看见弟妹从法院里走出来，我就破口大骂。人家不急不恼地说：大哥，您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进去问，骂骂咧咧有什么用。说完转身骑车子走了，我气得浑身哆嗦。世界上有这么离婚的吗？房子没得到，孩子没得到，钱也全都拿走了！二弟反倒很平静，他劝我说：算了吧，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二弟离婚母亲解了恨，对我说：不是拿你妈不当人吗？不是拿岳母比妈还亲吗？看看这回是谁亲！这个二行子，我早就断定他长不了！他跟谁结婚都长不了！他太懒呀，连你一半也跟不上！他太食亲！吃起东西来头不抬眼不争，跟抢一样！他太矫情，矫情得你火冒三丈，气得我恨不能抽自己嘴巴！他说给我做了四年饭，那你干嘛不去插队？你哥去了山西，你兄弟去了红星农场，为什么你就赖在家里不走？不说自己怕吃苦受累，反而腆着脸在我面前表功。红魁我告诉你说，人奸了没饭吃，狗奸了没屎吃！他活该叫人家踹出来！反正我不要他，爱上哪儿上哪儿，进我的门儿休想！我问：您不叫他进门让他上哪儿？母亲说：我这儿正发愁呢，你说我不要他又怕邻居说闲话，要他吧我是真讨厌！好不容易滚蛋啦，现在又滚回来了，真是愁死我了！二弟回来不久，母亲给他找一个对象，是个黄花大闺女，在牛街医院工作。婚后女方不嫌弃二弟没工作没房子。二弟分的那间小厨房只有六、七平方米，她也住进去了，母亲这才不发愁了。母亲跟我念叨：你说这个老二吧，又笨又懒又矫情，你说也不随谁？我说：不随爹就随妈，反正随不了外人。母亲闹不清我什么意思，二弟的性格既像父亲也像母亲，馋懒像父亲，矫情像母亲。父亲在家里最小，上边三个姐姐一个哥，没经过历练性格绵软；他有历史问题，新社会受排挤不吃香，母亲欺负父亲一辈子。一边是爹一边是妈，谁欺负谁我都不愿意，最好是平等相待和平共处。

三弟过了三十岁，对象还没有着落，母亲很着急，女孩儿见了很多，没一个他看得上的，母亲生气地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副德行！找什么样的呀？让我没完没了地得罪介绍人。三弟跟我说他见过一个姑娘：长的那叫一个面呼！那叫一个漂亮！看电视时三弟指给我看，原来是王刚的妹妹王静，后来嫁给了聂卫平。我才知道三弟心气儿这么高！夏天热晚上睡不着，老三没回来，我坐在大门口纳凉。十一点老三才回来，他把车子支好蹲下对我说：大哥，哎呦！今儿我可真是开了眼喽！我们一同事是回民住牛街。自己的私房，前院后院整十间！你猜怎么着，我进屋这么一看呀，就他妈跟进故宫一样！全都是红木家具！老头儿真有心，俩闺女一个儿子，他给儿女准备了三套，什么什么都是三件。你就说吧，顶箱立柜、八仙桌、太师椅、大条案、写字台、麻将桌，连琴桌画案都是三套。人家成分好，这些家具都是文革时三块五块、十块八块买的，当时没花多少钱，现在可值老鼻子了！我问老三：你怎么回来这么晚？老三说：我办公桌对面的同事叫尹懿，今儿既没请假也没上班，头儿给我一个地址，让我下班去尹懿家问问怎么回事。这不我就去了吗？闹了半天她们家是这样！我说：不早了睡觉去吧。时间不长老三结婚了，媳妇果然是尹懿。又赶上我在北京，那天备了几桌酒席，我蹲在院子里洗了一天碗。我对母亲说：老三干嘛找回民媳妇？多不方便呀。母亲也说：可不是吗，亲家来了连口茶水也不喝，真别扭！老三的意图我明白了，他想通过婚姻得到想要的东西。婚后老三把户口转到牛街去了，将来孩子就近上学，少数民族高考有照顾，拆迁是私房肯定给产权房，回迁还住在城里，好处大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