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赵本山文化”现象，就是以赵本山为首的一批当代中国文化界的艺人，以模仿和效法赵本山的舞台表演形式，突出赵本山的形体、语言表现特征的群体趋同现象。毫无疑问，“赵本山文化”现象，绝不是什么表演艺术的创新和突破，更不是什么先进文化的代表，而是在改革开放所营造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孕育出的一出“怪胎”。“赵本山文化”，作为中国社会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的一种特殊的现象，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处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道德方面的一种倾向和状况。
如果说，赵本山的表演算得上是一种艺术形式，那么，它就绝不是什么“阳春白雪”，而且连“下里巴人”都勉为其难。正像社会上一致认同的那样，赵本山舞台表现的看家本领（即突出特点），就是以丑陋、滑稽的肢体动作和怪样的面部表情，再配以内容平淡庸俗、形式奇特大胆的语言表述，来形成和达到他怪僻乖戾的艺术风格和哗众取宠的喜剧效果。作为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的喜剧，尽管它具有能够产生滑稽和幽默效果的多种艺术表现方法、手段和类型，但是，从艺术的纯洁性和高雅性上来讲，它绝不允许和接受，那种既缺少文化修养又没有专业艺术造诣的低级媚俗之作，以“自然”、“纯朴”和“贴近生活”的名义，混迹于神圣的精神文化殿堂。
喜剧的主要表现形式有：讽刺喜剧、幽默喜剧、欢乐喜剧、正喜剧、荒诞喜剧与闹剧等类型。在喜剧中，主人公通常以滑稽、幽默和对旁人无伤害以及不良影响的丑陋、乖僻，来表现生活中的或丑、或美、或悲的一面。一般说来，讽刺喜剧以社会生活中的否定事物为对象；欢乐喜剧则强调人的价值，提倡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正喜剧从表现生活的否定方面来展现生活中的肯定方面，“笑”不再用来针砭人性的恶习、缺点和卑下，而主要用来歌颂人性的美德、才智和自信；荒诞喜剧则把人生最深层的苦难与接近死亡的扭曲，送进颠倒的喜剧王国；而闹剧一般属于粗俗喜剧之列，即通过逗乐的举动和蠢笨的戏谑而引人发笑，它缺少深刻严肃的旨趣意蕴。对照与此，赵本山的喜剧应归属于“闹剧”中的一种，它以看似滑稽、怪诞和幽默而实为“媚俗”、“恶搞”和“恶作剧”的自我作践式戏耍，来刻画和反映现实中的人物和事件，展现生活当中既不美好也不丑陋而是“实用的”所作所为现象。通过这种具有浓烈“实用主义”色彩的表演，能够把历史封存于人们记忆中的经典的庄严、庄重、崇高、神圣和伟大等精神文化信念，从头脑中彻底地清除干净（即起到“洗脑”的作用），从而使人们在获得积存于心中已久的“思想负担”一旦被瞬时卸载之后，而产生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这种根植于人类生理结构和深层意识中的心理反应现象，却鬼使神差地被这个出身于农民的“小品王”，给意外地发现了、抓住了、琢磨透了和娴熟地掌握了，因此，他能够得心应手地利用人性的这种“致命”的弱点，把亿万观众玩弄于股掌之上和控制于一时之间，使任何一个看了赵本山表演的人（观众），不想笑也得笑，不想鼓掌也得鼓掌，何去何从，已经完全由不得你自己了。赵本山有了这把能够“洞悉人性”的金钥匙，就可以打开任何一扇被社会所封闭的“宝藏”大门。不是么，自赵本山在中央电视台“露脸”成名之后，一路春风得意，世人所垂涎欲滴的功、名、利、禄都被他占全了。所以，赵本山应当感谢这个崇尚功、名、利、禄的伟大时代，是这个伟大的功利时代造就了名、利双收的不同凡响的赵本山！
如果认为“赵本山文化”现象，仅仅是停留在以形体上的滑稽造型和荒诞的“搞怪”动作，再辅以语言上的“爆料设计”和诙谐戏谑，来迎合大众的低级趣味并达到“逗乐”的目的，那么，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在这些貌似“平常”的艺术表现形式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极不易为一般人所识破和觉察的阴暗心理动机，即借助于经过“嫁接”和“整容处理”后的语言对白，来表达、释放和发泄隐藏于其中的诅咒、憎恨和恶毒攻击之意。这种“暗中放箭”行为的背后，是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受压迫者，在统治阶级的层层重压下即在由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共同交织造成的社会罗网中，把那被践踏扭曲的人格和被畸变压抑的人性欲望，以“奇特喷射”的形式进行表现、释放和发泄的行为和行动。君不见，那句“感谢你八辈儿祖宗”和“要不，让他老爷来跟你说说”等类型的台词，除在形式上能够产生一点“逗乐”的效果以外，在本质上还蓄意潜藏了一种“恶毒”的攻击意向。这种“恶毒”的攻击意向，就是那些被欺凌和压迫的弱势群体，明面上不敢对社会的“权力阶级”和“强势群体”表现出敌对和不满，而在暗地里却早已经积聚起了强烈的攻击情绪和报复心理的准备。因此，一边是由社会的统治阶级和强势集团，披着各种阳光外衣所蓄意制造的剥削、压迫、奴役和虐待的禽兽行径，另一边是由社会的被统治阶级和弱势群体，所被迫聚积起来的隐藏于各种表现形式之下的反剥削、反压迫、反虐待和反奴役的敌对情绪，二者在赵本山的作品（小品）和表现艺术当中，都同时找到了进行“释放”和“发泄”的缺口，以至使两大敌对的社会人群，在观赏这类的艺术表演的时候，都能够迅速找到（对号入座）为各自心中所暗暗认同的真实存在和客观事实。
“赵本山文化”现象在政治上的空泛、无能和无为，恰好迎合了这一时代对上一时代进行颠覆、反叛和祸乱的文化政治需要。因为一方面，它能够从现实的角度，把存在于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丑陋和怪癖，和盘托出并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它非但不能对此做出正确的否定和批判，反而是以恭顺的行为对之大加赞美、宣扬和散布，结果，阴暗丑陋的东西“得道升天天”，阳光和美好的东西，相对地被冷落、嘲弄和诋毁，以致造成当代中国社会的既成现实是：“见义而不勇为”、“见利而忘义”、“人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金钱至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官商勾结，警匪一家”、“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洋人的屁比中国的香”、“笑贫不笑娼”、“人人自危，明哲保身”和“嘻嘻哈哈，你好我好全都好，绵羊豺狼一家亲”的人妖颠倒现象猖獗。这种由政治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所一手操纵和造成的反映到文化领域中的折中主义、实用主义、功利思潮和阶级调和论，把社会主义中国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所建立和确立的高尚的人文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彻底地颠覆、粉碎和破坏了，以致使这些至今仍然活动在社会的各个重要领域里的魑魅魍魉，还在以“十倍的努力和百倍的疯狂”，继续推进“赵本山文化”现象的泛滥和影响，他们所作所为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分裂中国、投靠洋人、建立“独立王国”和全面彻底地实现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的罪恶图谋。
赵本山连续三年（指01、02和05年）在春晚上的“卖拐”现象，充分说明“实用主义”是贯穿“赵本山文化”现象的思想灵魂，这在客观上与“黑猫白猫论”不谋而合。所以，无论是社会上的达官显贵，还是市井上的地痞无赖，都能够在“赵本山文化”现象上找到个人阴暗行为的合理支撑点，找到丑陋人生价值观在社会的主要媒体上被公然贩卖、宣传和承认的罪恶市场。观赏赵本山的表演，使那些卑鄙不法之徒，既能在当下的情境中，找到尽情释放猥琐、狎亵心理所带来的乐趣和快感，又能在事后的回味当中，看到自己品行当中尚存的“优点”与“长处”，从而更加坚定了他们那邪恶的立场和肆虐的信念，因此，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对之皆大欢喜，并一致把这个时代的宠儿奉为“上上宾”。
存在于中国某些特殊阶层人物上的那种由来已久的口蜜腹剑式的矫情伪装，在对待“赵本山文化”现象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即这些人在表面和口头上极尽吹捧和奉承之意，而在骨子里却又极端鄙视和轻蔑他的低能、浅薄和庸俗，这一点，在赵本山小品的自白中就不自觉地流露了出来：“咱到哪都不能忘了自己是个农民，不能丢掉农民的本色！”如果他们仅仅只是对待赵本山一个人而“口蜜腹剑”也就罢了，因为这不会伤及到更多的社会群体，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利用他“耍狗坨子”式的丑陋表演，把这种“瘟疫”传染给整个社会，即通过让他上“央视”、上“春晚”、进“政协”、飘国际舞台以及拍电影和电视剧，让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感染上“赵本山文化”的低级、媚俗、丑陋和奴气的“病毒”，以此达到抬高自己、愚弄百姓和驾驭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险恶目的。
今天，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果真是像赵本山一班人那样被抬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尊贵”层次了吗？其实，根本不然，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真正达到了今天所不能够达到的主人翁的崇高地位。看看铺天盖地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吧，看看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吧，看看他们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用的什么和住的什么吧，看看他们的子女上学、就业、就医和健康状况吧，尽管在最几年，新一届中央政府在解决农民工（“三农”）的问题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广大农民的社会地位还远远没有达到像赵本山的小品那样被“央视”连年推崇的特殊高度，如果有谁说达到了，那纯粹是胡说八道。铁的事实是，近几十年来，沿袭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传承下来的盘剥农民、欺压农民和愚弄农民的恶劣风气，又甚嚣尘上和卷土重来，那些被农民和农民工的血汗养得膏脂外溢的村长、乡长、县长、市长以及工头、老板、资本家和城市中各阶层的一切能够雇佣和欺压他们的人，在他（她）们的身上盘剥到的好处和寻到的开心还少吗？赵本山的“农民形象”之所以能够如此长时间地受到“全国人民”特别是“央视”的喜爱，这其中难道没有拿农民憨厚、朴实和外加一点狡黠的性格“开涮”以达到“开心”和“作乐”的动机在内吗？揭开和撕下什么“创新文化精神、活跃文化舞台、满足文化生活需要和上下同乐、雅俗共赏”等等一切冠冕堂皇的伪装和华丽的面纱，露出的恰恰是中国现行社会畸形、丑恶的不良心态：嘲弄弱者，曲解和丑化农民！
“赵本山文化”现象，正如同《红楼梦》中的刘姥姥现象一样，对那些深居简出的达官贵人、太太 和 小姐们来说，从乡下来的刘姥姥的粗俗鄙陋的言谈举止，正是他们这些饱甘餍食的寄生虫们，求之不得的“好玩耍、好笑料和好消遣”的去处，而刘姥姥也并非真正的木讷之人，她也深谙这些常年居住在深宅大院内的老爷、少爷、太太 和 小姐们的脾气、秉性和内心的需要，故此，她就半疯半傻和半推半就地发起“飙子劲儿”来表演给他（她）们看，这样，刘姥姥就越发变得逗（达官贵人们）人喜爱了。但是，《红楼梦》中的刘姥姥所使用的这点雕虫小技，只不过是为了贪图多得一些太太、小姐和丫鬟们穿剩下的一些旧衣服而已，而赵本山刻意表演给社会所赚取的却远远不只是几件旧衣服，而是在整个中国社会这样一个诺大地“荣国府”内的亿万商业利润。量她刘姥姥再有手段，注定也逃脱不了一个农村老妪的命运，而赵本山稍加“着意运筹”，就是一个腰缠亿万和富贾全国的大亨。同样的行为和同样的目的，由于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身份差别却以可比之于天壤，为此，有谁还会不顾历史的条件和社会的氛围，而片面地说：“赵本山所获得的一切，是由于赵氏表演艺术的精湛和先天具有的才华所带来的呢？”完全不会，这是把数百年前的腐尸从心灵荒芜的坟茔地里挖掘出来，再借助于我们伟大的“中央电视台”的文明科技的力量，把这腐尸的残渣、毒汁和毒气散布到了更远和更广的地方去，使更多的人受到毒害而已。
鲁迅 先生在评价《红楼梦》时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对于“赵本山文化”现象，道义和良知给出的评价是：“贪官污吏看到了勾结与盗窃，地主、资本家和买办看到了金钱和手段，商人和政客看到了交换和利益，文人掮客看到了阴谋和伎俩，科技工作者看到了虚伪和谄媚，工人看到了剥削和强迫，农民看到了付出和屈辱，未立业的少年看到的是好玩和逗乐，而地痞流氓则看到了软磨硬泡和暴力。”所以，三百六十行，行行皆能在“赵本山文化”的腐尸中，发现各为所用的“阴毒”成分。
“赵本山文化”现象，同电影《武训传》宣扬的奴才精神又是一脉相承的，“你们打（我）吧！打一拳给二个钱，踢一脚给三个钱”，武训出卖的是个人的人格和尊严，换取的是一点点屈辱的微薄利益，而赵本山在“中央电视台”公然装扮和表演的“瞎子”、“老太太”以及“卖拐”等恶俗小品，出卖的不仅仅是整个中国农民和弱势群体的人格、尊严和形象，而且还损毁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诚实守信、乐于奉献、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可贵精神。就是凭他的这等粗俗、低级和恶劣的表演，收获的竟然是名人、艺术家、政协委员和巨额的出场费、广告费、电视剧制作和出版权以及连年在社会的“公众”投票中获得“第一名”的头衔，任何一个有稍许良知和正义感的中国人，对此都能觉察到这是中国社会精神颓废、道德败坏和文化堕落的表现！这种因发生在经济领域中的拜金主义而导致的人格扭曲和心理变态的社会宏观事实，反映到精神文化领域，就形成了微观具体艺术细节中的低级、庸俗、下流和猥琐的落败现象，以致当国家和政府恣意放纵这种可以吞噬一切道德、良知和正义感的“恶行”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和民族就陷入一片醉生梦死的黑暗之中。
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涌现出的奇特文化小丑，同中世纪存在于欧洲宫廷中的“弄臣”现象相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古代宫廷中特别设置的“弄臣”是为满足封建帝王在闲暇无聊之余，消遣解闷儿和打发寂寞光阴而御用的，而今天效法“赵本山文化”现象，调教出来的一群文化小丑，难道就不是为了那些在新时代的土壤中滋长出来的一大批达官贵人，用来消闲解闷儿和从精神上玩弄、侮辱弱势群体而蓄意安排的吗？难道不是为了让那些深受社会的重压、遭遇生存的威胁和终日在精神紧张与体力透支的环境中苦苦挣扎的社会底层劳动者，在看到那“赵氏的”和“仿赵氏的”怪诞的、丑陋的和滑稽的表演的同时，通过“嘻嘻哈哈”式的精神放松，来忘记和了却社会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之不公正的罪恶现实吗？“欲取之，必先与之”这条厚黑学的处世之道，在今天的伟大时代，已经被这些披着人皮的魔鬼演绎得出神入化了，他们通过各种文化宣传的形式，比如：（伤痕）文学、（大腿、肚皮）歌舞、戏剧、电影、电视、（专家、专题）讲座、（典型、模范）演讲、（图片、成果）展览和示范等一切社会的媒体和公共的渠道，将精神麻醉的毒计注入每一个置身于这个社会环境当中的人的体内，使他们彻底丧失警惕和辨别的能力。
“赵本山文化”的现象，与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和人性状况是相适应的，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里应当更正为“人性状态决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主导上层建筑”。我们知道，“赵本山文化”的艺术表现特点是，以庸俗、残缺、丑陋、怪状、不协调和不完整的肢体动作与面部造型，配以简单、原始、直白和恶意嫁接的语言表达，来形成荒诞、滑稽和幽默的艺术效果。这正是赵本山善于发现人性的缺点（弱点）和利用人性的癖好的高明之处。通过语言的刺激、面部的表情以及肢体的动作，赵本山能够出人意料地瘙到人性的阴暗痒处，从而使他在一步步地诱导观众尽情地释放“人生的郁闷”中，如鱼得水地把现实的问题和人物的心理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以至给观众造成在视觉、听觉和心理的感受上，领略到了从未有过的“新奇”和“畅快”。一些貌似平平常常的言语和心理活动，在他那里经过一番跨习惯性思维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极具喜剧效果的艺术材料，这样，那种平素里潜藏于人性中的某些晦暗怪癖的动机和不良习惯，在偶遇到由他所创造和提供的以“艺术的名份”进行发泄和排解的契机中，产生了愉悦和快感，就达到了以迎合人性的需要为艺术的最高目的效果。所以，“赵本山文化”带给人的总体感觉是：通过排解和释放潜藏于人性之中的阴暗需求和不良动机，使人们在戏谑的爆笑中获得快感。但是，这种艺术有它最不可克服的浅薄之处，就是在人们捧腹大笑之后，难以在精神的深层激起涟漪，更不会促使人们以更为理性的思考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地反思，所以，他的“艺术作用”就像过年燃放的烟花爆竹一样，“砰”的一声过后，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就是这样一种造诣并不深厚，艺术价值并不很高的粗素、鄙陋之作，却能够最广泛地迎合和满足社会上那些原本就不高尚但却急需使之高尚的社会人群的心理需要，以致当他的小品连年在“春晚”上播出，并连年在网上公开征集社会投票的时候，他的得票率就能够一直高居榜首而不下，成为在改革开放数十年的时间里，被“一致公认”和“最受群众欢迎”的小品之王。
如果说在赵本山未成名成家之前，他还是一个“地道”农民，那么，在他出道成名以后，就绝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了，而是一个在名义上仍保留着农民的“本色”而在实际的行动上完全受现行社会各种力量的控制和制约的江湖艺人，所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特殊的人群需要，孕育出了赵本山的特别的文化现象，这就是今天风行于中国社会而经久不衰的“赵本山文化”现象之谜的根源之所在。
我们不能奢望赵本山自己会去解开“赵本山文化”现象之谜，这并不是因为他有能力去做而故意不去这样做，而是由于他想去这样做他也根本没有能力达到。所以，本文通过对“赵本山文化”现象的层层剖析，来深触社会的各种利害关系和政治的“玄机”，旨在希望广大的社会民众，能够认识和看清“赵本山文化”现象背后所深藏的“非赵本山文化因素”的驱动作用，以达到增强和提高自身明辨是非和判识善恶的能力。
形成赵本山庸俗文化的现象，不能完全归罪于赵本山本人，因为他也只不过是为谋生而在不经意间跻身于中国当代文化领域中的一介“村夫”而已。操度赵本山“成功”和“成名”的背后，是那蓄谋已久的对人民的仇视、对公平正义的仇视和对在毛泽东带领下的全中国人民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确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恐惧与仇很的心理，并在打出的“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和“娱乐生活”的华丽幌子下掩护下，推行旨在祸乱、践踏和摧毁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和正义、美好和善良、理想和信心、奋斗和意志的宝贵精神和文化素养的反动路线和纲领。“赵本山文化”现象的盛行，极其间接隐蔽和模糊晦暗地折射出，隐藏在当代中国社会主流阶层中的一伙，妄图从根本上颠覆人民的国家和政权、社会主义的制度和价值观、人生观，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导地位和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及文化思想体系，进而达到反人民的意志和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政治图谋。这伙社会的残渣余孽，经过几十年处心积虑的谋划、祸乱、破坏和安排，已经在经济基础的层面上基本上做到了他们想要做到的事情，完成了他们想要完成的第一步（即颠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全面私有化）；下一步，就是表现在当前正在逐步推行和阴谋实施的包括在政治思想和精神文化领域内，做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层面上的全面颠覆和彻底的改造活动。
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真正强大，首先必须是精神上的强大和意志上的坚定，然后，才能形成和造成永久性的物质上的繁荣与富强，因为如果缺少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思想和坚定意志做人本的基础和后盾，那么，任何得逞于一时的所谓的物质繁荣和经济发展，都只能是沙滩上的楼阁和水中的泥菩萨，长久不了。因此，人类社会一旦被一批既无正义头脑而又没有理性精神的猪狗之徒来掌握和统治，那么，他们只能把这个世界祸乱成“猪窝”和“狗圈”；相反，如果为一些具有高尚精神和非凡理性的卓越人物，来治理和规范，这个世界就将呈现出一派“公平正义、理性与祥和”的气象。所以，有什么品质的统治者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和结果。
回首人类历史，细品每一个不同的国度，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统治者具有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和性格特点，这个国家的文化精神和道德风尚就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和倾向，社会的物质生产也就会因这样的文化精神和道德风尚而形成不同的发展水平和状态。
一些结成阶级和集团的理性低能而物质欲望却极强的统治者，他们之所以挖空心思地通过各种渠道、方法和手段，向本国乃至世界的人民宣传、灌输奴才的精神和奴隶的思想，其目的就是要使人民老老实实地听从他们的摆布，为他们安安稳稳地永享荒淫无耻的生活和永坐“太平盛世”的江山，去生产一切物质之所需、去创造一切精神之所求、去满足一切癖好之所欲。社会的统治阶级，平日里总是道貌岸然和充满激情地高唱：“为了国家的振兴和民族的富强”、“为了人民的安居乐业”、“为例子孙后代的福祉”等等一切动听的曲调，可是，一旦到了整个民族、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同他们一小撮的阶级利益和集团利益相矛盾和抵触的时候，他们嘹亮的歌声就嘎然而止了，他们平日里那惺忪疲软的双目，此时立刻就会像“斗鸡眼”似地圆睁起来，凶狠贪婪的目光死死地盯住那事关自身利益的财富、权力和地位。所以，若要他们在本阶级、本集团和民族的、社会的乃至全人类的利益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他们必然放弃后者而选择前者，统治阶级的这种“口是心非”和“自私自利”的反动政治行径，完全是由构成该阶级的成员——当权者的自然本性所决定的。所以，作为在人性本质同一般的社会成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的情况下，统治者处在本阶级的地位上，无法“自我超越”政治的障碍和人性的局限，无法在自然人性基础上做出违反社会人性（即阶级性）的决定和选择。一切当权者，无论是作为阶级的人还是自然的人，当他们的人性尚未自觉地上升到理性人的境界的时候，永远都不会做出超越本阶级地位局限和摆脱受利己私欲束缚的有利于广大社会民众的政治抉择。这里要特别指出，在人类历史上能够自觉地超越本阶级地位局限和摆脱受利己私欲束缚的极少数人，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人应当排除在外。
由此看来，作为具有自然人性属性的社会统治者，由于他们无法自觉自动地超越本阶级的局限和限制，只能被动地依靠团结和觉悟起来的社会民众以暴力和强制的手段，对其进行从社会属性（阶级性）到自然属性（人性）的全面改造，即在生命结构的层次和意义上，把他们彻底转化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和有益于人类的人（无性人）”的时候，统治阶级固守于本阶级立场上的反动政治行径才会彻底地消失，这时，被脱胎重生的理性统治阶级作为人类实现新发展的规定性力量，才能够带领整个人类去完成由恩格斯所指出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最伟大的历史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