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4日上午，在北京西三環一座簡陋的禮堂里，一個顫巍巍的老人站在講台上，他的第一句自我介紹就博得滿堂彩：“我是梁漱溟，今年二十九。”

        哄堂大笑，然後是熱烈的掌聲。

        這是我唯一一次見到梁漱溟先生，據說也是梁先生在1953年與毛髮生當面衝突以來的第一次公開講課。梁漱溟先生在兩個多小時的講座中不斷重複一句話：“諸位有什麼問題，歡迎到我家裡來談”，並且還詳細介紹了自己家的地址。那個時候自己太年輕，再加上八十年代的北京各種思想潮流風起雲湧，游弋在這座充滿了新鮮思想的都市裡，每天都感到應接不暇，當時雖然記下了地址，但講座過後就丟到一邊了，錯過當面拜訪梁先生的機會。不過，從那之後，我對於有關梁先生的軼聞和典故都是十分留意的。

        1938年初，梁漱溟先生訪問延安，見到毛澤東後，說：很榮幸能夠結識毛先生。毛澤東則笑道：梁先生，我們早就認識。梁漱溟驚道：毛先生何出此言？毛澤東說：梁先生還記得二十年前北京豆腐池胡同楊家嗎？梁漱溟說：當然記得，那是我的北大同事楊昌濟教授家，我經常去拜訪的。毛澤東說：梁先生每次敲門，總會有一個住在耳房裡的青年來開門。那個青年就是在下。毛澤東的這段開場白讓梁漱溟不免有些尷尬，因為他當時根本沒有注意到給他開門的是誰。

        實際上，梁漱溟生於1893年10月，毛澤東生於1893年12月，兩人是同齡人。但在1918年，梁漱溟已經是名滿天下的北大著名講師，而毛澤東則是一個操着難懂的湖南口音的北大圖書館小職員，借住在後來成為他岳父的楊昌濟教授家，兩人之間的地位相差極大。

        梁漱溟與毛澤東之間那次著名的衝突發生在1953年9月，其時朝鮮戰爭已經結束，毛澤東心氣正盛，再加上在戰爭中痛失愛子，肝火也盛。梁漱溟在中央政府召開的會議上批評中共的農村政策，毛澤東大為惱怒。周恩來講話時，毛澤東屢次插話，對梁漱溟大加鞭撻：蔣介石是槍桿子殺人，梁漱溟是筆桿子殺人；梁的“工人在九天，農民在九地”的說法是徹底的反動思想；梁是野心家、偽君子；等等。梁漱溟想講話解釋，“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毛澤東說：“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這次衝突後，梁漱溟被毛定性為“思想反動分子”，但還不是“反革命”，保留了他的政協委員身份。

      梁毛衝突，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民間知識分子與中共最高領袖毛澤東之間的直接言語衝突，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梁漱溟也因此被譽為中國最有風骨的知識分子。

        實際上，梁漱溟先生的風骨其來有自，面對毛澤東的雷霆暴怒如此，面對海洋上的驚濤駭浪和日本軍機的轟炸也是如此。

        1940年5月，梁漱溟在重慶，碰上日軍飛機轟炸，警報響起，眾人匆忙鑽入防空洞，只有戴一副無邊框眼鏡、身穿長袍的梁漱溟一人從屋裡端出一把藤椅，坐在操場上平靜讀書。梁漱溟坦言：“雖泰山崩於前，亦可泰然不動；區區日寇，不足以擾我也。”

        1942年1月，在日軍占領香港後，梁漱溟先生與范長江夫婦等5人搭乘一艘小帆船渡海北上，一夜間狂風巨浪、日軍巡邏艇探照燈閃爍，同船之人不由得驚恐萬狀，只有梁漱溟在船上呼呼大睡。小帆船清晨到達北岸，梁漱溟也從睡夢中醒來。同行的人問他為什麼不擔心船覆人亡，梁漱溟說：“怕什麼？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國怎麼辦？”事後，他給兒子寫信說：“孔孟之學，現在晦澀不明，而弘揚重光之任，除我外，當世亦無人能做。”

        現在的人說起儒家，都以為是酸腔酸調、臉色蒼白的書生，卻不知孔子開創的儒家在中國歷史上是由以布衣之身擔當天下的儒者所組成的。所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所謂“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無畏精神，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求真精神，“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行》）”細讀這些孔門弟子傳承下來的孔子的話語，再對照梁漱溟先生的言行舉止，便可知真正儒者的本來模樣。

        在中國歷史上，“風骨”是屬於儒者的典型特徵。但對照現代英語，竟然找不到“風骨”一詞合適的翻譯詞意。“風骨”、“氣節”、“青白眼”等等描述中國知識分子不畏權貴、傲視流俗的詞彙，雖然在當代中國依然是知識分子經常談論的話題，但在現代西方社會卻找不到對應物，這真是一種文化與制度差異的尷尬。

        所謂“風骨”，也許用孟子的這段話概括最為貼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但是，這種“風骨”在現代西方人看來卻有點莫名其妙。在現代民主社會，每個人都具有基本的尊嚴，平民與高官或富翁，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基本權利，各過各的日子，相逢一笑，雲淡風輕，沒有人覺得自己高人一等或低人一等。實際上，太有錢的人往往有負罪感，需要用做慈善的方式去自我救贖；而高官往往在平民面前更顯謙卑，因為他們需要討好自己的選民。在這樣的社會，“風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其實，從孔子到梁漱溟，他們用特立獨行的“風骨”所追求的，不就是一個真正的人人平等的社會嗎？這種平等不是財富的平等、能力的平等、結果的平等，而是人格的平等、機會的平等、社會權利的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有了這些平等，不需要權貴施捨“雅量”，也沒有富豪仗勢欺人，還要“風骨”做什麼呢？

        從1953年到1985年，作為學者和師長的梁漱溟失去了對社會發言的權利、失去了教書育人的權利，同樣也失去了一個儒者身體力行地去追求社會理想的權利。在那個特殊的十年裡，他更是經歷了被抄家、被毆打、被凌辱的地獄般的生活。他用儒者的“風骨”努力護衛自己的尊嚴，但是，他也在三十多年的時間裡失去了用自己的學問與信念改造社會的機會。當他在1985年中國文化書院的講台上用蒼涼的嗓音奮力說出自己“今年二十九”的時候，九十二歲的他已經知道他的生命快到盡頭了。

        三年後的1988年6月23日，九十五歲的梁漱溟走完了他的一生。他的骨灰一分為二，一部分埋在故鄉廣西桂林，一部分埋在山東鄒平縣小黃山，那裡是他壯年時代推行“鄉村建設運動”的地方。

        在中國，有風骨的人免不了命運的悲涼，就像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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