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七：日本 1. 日本在庚子拳乱时，出兵22000人，是八国联军中出兵最多的国家，但其获得的赔款占总额的7.73%，比美国稍高，共计3479.31万两白银。所以相对来说，日本的索赔是比较客观的，日本外务省甚至认为日本的赔款不足以弥补其损失。 2. 美国退回庚子赔款，对日本朝野触动很大，日本政府决定仿效美国，退回庚子赔款，以在促进中日亲善之目的。1918年9月21日，日本外相后藤通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日本将于适当时候，放弃对庚子赔款的请求权。 3. 1923年3月20日，25日，日本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对支特别会计法案”。其主要内容是： （1）从庚子赔款余额7210.8776万日圆中，提取1570万日圆作为胶济铁路补偿金； （2）提取232.1635万日圆作为山东矿山会社补偿金； （3）提取556.7784万日圆作为青岛公有财产及制作业补偿金； （4）以上述补偿金的生利所得，赞助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医疗事业，每年以250万日圆为限，余款作为公积金存储。 （5）政府应每年制度预算，列入政府总预算中，交国会批准。 4. 中国获知此法案后，朝野均表示反对。北京政府希望日本政府改变方法，提出退回庚款应由中国人管理，或参照美国，设立中日委员会。退款用途应以设立永久性文化事业为主，如设立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等。在广州的孙中山南方政府则提出以此退款扩充广东大学经费，设立医院，研究所和图书馆等。 5. 1923年12月，北京政府派朱念祖，陈延岭赴日本，连同驻日公使汪荣宝一起，同日本外务省对支文化事务局局长出渊胜次等官员洽谈，31日日方同意用庚款补助在日中国留学生，每年320名，每人每月补助70日圆。1924年1月6日，双方签订协议，主要内容为： （1）庚款用于中国的文化事业，山东学校和医院，以及日本团体在华经营的文化事业，由山东项下资金支出； （2）在北京设立图书馆和人文科学研究所； （3）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 （4）将来退款基金有积余，再在适当地点设立博物馆，在济南和广州设立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 （5）对上述各项事业，设立评议委员，共20名，中日各10名，中方任主席。 （6）在北京设图书馆和研究所，中方无偿提供土地。 6. 1924年3月至1926年12月，国立东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社，全国教育联合会，中华教育改进社等教育界团体，纷纷发表声明，反对日本对支文化事业，认为是日本假退回庚款之名行对中国文化侵略之实，并上书教育部和外交部，要求取消此协议。 7. 1925年4月6日，教育部向北京政府内阁会议提出，应设立中日两国总委员会，以管理日本退回之庚款。5月4日，外交总长沈瑞麟同日本公使芳泽达成谅解备忘录，决定设立总委员会，其中中国委员有熊希龄，胡敦复等11名，大部分为政界人士，日本委员7名。 8. 1925年10月，总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中日双方委员同意日本国会通过的172万日圆作为北京图书馆的建筑设备费。但在下列两点发生严重分歧： （1）日本国会通过之539万日圆，于1924年4月起开始拨付，至1929年中国完成。中方委员要求即日拨付给总委员会，但日方委员表示应在1929年后方可拨付。 （2）委员会名称，中方要求为“中日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日方委员认为与国会特别会计法案相抵触而加以反对。 次年，日本单方面定名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 9. 1925年11月，上海自然科学委员会成立，中日双方委员各10名。中方委员有秦汾，朱家骅，胡敦复等。 1926年12月，自然科学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会议，商议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组织大纲，中日双方发生争执。秦汾，胡敦复两人宣布辞职。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为抗议日军的残暴行径，中方委员全部退出。 10.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向日本提出，要求修改中日文化协议。其要点为： （1）退回庚款由国民政府大学院（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时设立大学院为全国教育主管机关，不久改为教育部）管理； （2）取消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另组织委员会，由中日两国专家学者担任委员。 11. 1929年11月6日，教育部咨文外交部，要求废止中日协定，由中国政府聘任中国学者6人，日本学者3人组成委员会，管理退回之庚款。 12. 1929年12月1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教育部，废止中日文化协定，撤销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和上海自然科学委员会全部中国委员，不再参与。25日，外交部发电驻日公使汪荣宝，要求其同日本商洽。日本方面表示反对。 13. 1930年6月18日，中国外交部致函日本外务省，提出退回庚款之2/3 为生利事业之用，作为教育基金。1/3直接拨充文化教育之用。日方仍不予同意。 14.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中断此事的会谈。日本退回庚款一事乃化为泡影。 （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