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七：日本 1. 日本在庚子拳亂時，出兵22000人，是八國聯軍中出兵最多的國家，但其獲得的賠款占總額的7.73%，比美國稍高，共計3479.31萬兩白銀。所以相對來說，日本的索賠是比較客觀的，日本外務省甚至認為日本的賠款不足以彌補其損失。 2. 美國退回庚子賠款，對日本朝野觸動很大，日本政府決定仿效美國，退回庚子賠款，以在促進中日親善之目的。1918年9月21日，日本外相後藤通知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日本將於適當時候，放棄對庚子賠款的請求權。 3. 1923年3月20日，25日，日本國會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通過“對支特別會計法案”。其主要內容是： （1）從庚子賠款餘額7210.8776萬日圓中，提取1570萬日圓作為膠濟鐵路補償金； （2）提取232.1635萬日圓作為山東礦山會社補償金； （3）提取556.7784萬日圓作為青島公有財產及製作業補償金； （4）以上述補償金的生利所得，贊助中國的文化，教育和醫療事業，每年以250萬日圓為限，餘款作為公積金存儲。 （5）政府應每年制度預算，列入政府總預算中，交國會批准。 4. 中國獲知此法案後，朝野均表示反對。北京政府希望日本政府改變方法，提出退回庚款應由中國人管理，或參照美國，設立中日委員會。退款用途應以設立永久性文化事業為主，如設立圖書館，博物館，研究所等。在廣州的孫中山南方政府則提出以此退款擴充廣東大學經費，設立醫院，研究所和圖書館等。 5. 1923年12月，北京政府派朱念祖，陳延嶺赴日本，連同駐日公使汪榮寶一起，同日本外務省對支文化事務局局長出淵勝次等官員洽談，31日日方同意用庚款補助在日中國留學生，每年320名，每人每月補助70日圓。1924年1月6日，雙方簽訂協議，主要內容為： （1）庚款用於中國的文化事業，山東學校和醫院，以及日本團體在華經營的文化事業，由山東項下資金支出； （2）在北京設立圖書館和人文科學研究所； （3）在上海設立自然科學研究所； （4）將來退款基金有積余，再在適當地點設立博物館，在濟南和廣州設立醫科大學及其附屬醫院； （5）對上述各項事業，設立評議委員，共20名，中日各10名，中方任主席。 （6）在北京設圖書館和研究所，中方無償提供土地。 6. 1924年3月至1926年12月，國立東北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科學社，全國教育聯合會，中華教育改進社等教育界團體，紛紛發表聲明，反對日本對支文化事業，認為是日本假退回庚款之名行對中國文化侵略之實，並上書教育部和外交部，要求取消此協議。 7. 1925年4月6日，教育部向北京政府內閣會議提出，應設立中日兩國總委員會，以管理日本退回之庚款。5月4日，外交總長沈瑞麟同日本公使芳澤達成諒解備忘錄，決定設立總委員會，其中中國委員有熊希齡，胡敦復等11名，大部分為政界人士，日本委員7名。 8. 1925年10月，總委員會在北京召開第一次會議。會上，中日雙方委員同意日本國會通過的172萬日圓作為北京圖書館的建築設備費。但在下列兩點發生嚴重分歧： （1）日本國會通過之539萬日圓，於1924年4月起開始撥付，至1929年中國完成。中方委員要求即日撥付給總委員會，但日方委員表示應在1929年後方可撥付。 （2）委員會名稱，中方要求為“中日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日方委員認為與國會特別會計法案相牴觸而加以反對。 次年，日本單方面定名為“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 9. 1925年11月，上海自然科學委員會成立，中日雙方委員各10名。中方委員有秦汾，朱家驊，胡敦復等。 1926年12月，自然科學委員會在上海召開第一次會議，商議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組織大綱，中日雙方發生爭執。秦汾，胡敦復兩人宣布辭職。 1928年濟南慘案發生後，為抗議日軍的殘暴行徑，中方委員全部退出。 10.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向日本提出，要求修改中日文化協議。其要點為： （1）退回庚款由國民政府大學院（南京國民政府剛成立時設立大學院為全國教育主管機關，不久改為教育部）管理； （2）取消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另組織委員會，由中日兩國專家學者擔任委員。 11. 1929年11月6日，教育部咨文外交部，要求廢止中日協定，由中國政府聘任中國學者6人，日本學者3人組成委員會，管理退回之庚款。 12. 1929年12月19日，國民政府行政院訓令教育部，廢止中日文化協定，撤銷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和上海自然科學委員會全部中國委員，不再參與。25日，外交部發電駐日公使汪榮寶，要求其同日本商洽。日本方面表示反對。 13. 1930年6月18日，中國外交部致函日本外務省，提出退回庚款之2/3 為生利事業之用，作為教育基金。1/3直接撥充文化教育之用。日方仍不予同意。 14.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日兩國中斷此事的會談。日本退回庚款一事乃化為泡影。 （未完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