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喜鹊

Fri 20/08/2021 11:13 PM

8月是澳洲冬季的最后一个月，在原本就不很冷的冬季，天气开始转暖。从8月初到10月下旬，正是澳洲喜鹊忙着产崽护子的季节。

喜鹊在中国的文化里象征着春和喜。要是有喜鹊朝着你头顶飞过来，说不定有什么喜事将要降临。可澳洲的喜鹊就不一定了。大多数情况下，要是冲着你头顶扑过来，轻则是让你受皮肉之苦，重则恐怕会让你身体某个部位留下终生残疾。澳洲各地喜鹊伤人的事件每年都有报导。这种喜鹊属于澳洲受保护的鸟类。喜鹊可以伤你，但你要是伤喜鹊，恐怕你就要摊上大事儿了。喜鹊之所以发动攻击，都是伟大的母性使然，附近一定有她的家，而家中有需要她保护的孩子。在这个时节，任何进入她领地的人和动物，都有可能被看作是入侵者而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凡事都有两面，极少数情况下，她的降临可能真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喜讯。

1990年7月，从布里斯班的英语学校“毕业”之后，我决定去悉尼。有好几个因素让我做了这个决定。每个因素的后面都有一段故事，例如寻找“革命组织”。八九六四之后，海外民运如雨后春笋，“革命圣地”遍布全球各地。悉尼便是其中之一。我后来义无反顾的“自动脱党”了，究其原因，是我对“同志们”的所作所为除了失望，还是失望。这是题外话。当时最直接的原因，是要寻找下一个学费便宜的课程，延续我的学生签证。悉尼的选择比布里斯班多得多。我后来如愿以偿地找到了一个即便宜又实惠还能灵活安排上课时间方便打工的12个月的商校课程。来到悉尼之后，落脚在福建人的群里。这是英语学校的一位女同学介绍的，这几个福建人之一，是她的大学同学。福建人很抱团儿，通常会排斥局外人。但我很感谢我碰到这几位。特别是其中一位，很快为我提供了一个每天约3个小时，每周能挣108澳币的半职工作 ——装饰甜圈圈的杂工。这位朋友当时是炸甜圈圈的厨师，甜圈圈出锅之后，我要趁热在甜圈圈上沾各种颜色的糖或巧克力以及洗刷厨具等杂活儿。这是个小店，老板是菲律宾人。白天只有他一个人看店。顺带说一句，我当时的工资约每小时六澳币。这比当时华人店杂工的工资高许多，甚至翻倍。如果“剥削程度”，“用人最狠”等可以量化，华人老板的得分绝对位于世界各民族之首！这也许是为什么国人，特别是广大的劳工阶层偏爱“公有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好景不长，我的这份小工作也没了。原因是老板要自己干。90年代初，澳洲正处于经济大衰退时期，老板没那么多生意，所以必须自己亲自动手，节约开支。我又不得不开始找另外一份工作以维持我的生活。祸不单行，丢了那份儿小工作之后不久，我又被客气地“请”出了这间福建人的“集体宿舍”。因为当初介绍我来的那位女生，也要来悉尼。留学生男多女少，有女生要搬到男人堆儿里来，那男人们会多兴奋啊！尤其是福建男人，甭管美丑，只要是女的就行。新找的住处，房租比这儿贵，这无形增加了我的压力。那段时间，我每天大概清晨5点起床，乘火车去工厂区，希望能找一份儿较稳定的工厂工作。澳洲的工厂开工很早，下班后我还可以去学校上课。

大概是10月的某天，我找工回来，路过Paramatta公交站附附近的一个被三条主路环绕的三角形岛（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环岛），面积不大不小，岛上是一片绿草地，按规则，行人过马路，要走相应的人行横道，不能穿越此地。象往日一样，那天一无所获，情绪低落，拖着疲惫的身躯，忽然想去这个无人小岛中心做一会，晒晒太阳，散散心，去去这段时间的晦气。

上了岛，往中间走的途中，突然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黑白相间的大喜鹊，煽动着两只大翅膀，冲着我的头顶扑来，我当时对澳洲喜鹊一无所知，不知道他会攻击人，但本能让我双手护头，急速的弓腰下蹲，头是躲过了，但后脖颈子挨了重重的一啄。请相信我，绝对不是轻轻碰一下的感觉，真的很疼！本以为会就此打住，谁知，她马上又折返回来，来势更凶猛，我开始用双手反击，可那两扇大翅膀呼煽呼煽的，让我的头抬不起来，眼睛也时睁时闭看不清。周围三条路上的车都很多，一时又过不了马路。我只好用双手捂着头，弯着腰，小跑着在岛上转着圈儿躲避。好多路过的车按喇叭，还有的摇下窗户伸出胳膊边笑边叫，明显是看热闹不嫌事大。不知是谁招惹了这只大喜鹊，让她把我作为报复对象。就像飞机俯冲攻击地面的目标一样，她一次一次的飞走，又一次一次的飞回来反复攻击。我终于找了个机会，抱着头跑过了马路，逃出了小岛。用抱头鼠窜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我坐在路边等车的椅子上，望着那小岛，惊魂未定。正好碰见了那位刚下班的甜圈圈厨师，即原来一起分租的那位福建室友。看我的囧样，问我发生了什么。听我说完之后，他哈哈一笑因为他那时己经知道这种喜鹊会在这个季节攻击人。他邀请我回老地方看看，聊聊天儿。

到家之后，他先去洗澡。我在客厅里看当天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因他在浴室，让我帮着接一下。没想到这个电话是找我的。是一家面包房的老板，他说他现在有早班的职位，问我愿不愿意去。如果接受，马上去见他谈具体上班事宜。我一口气儿连说了好几个“yes”。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原来，从布里斯本刚来到悉尼时，我曾去那个商场找过工作。挨门挨户的问，也在他那儿留下了我当时住的这个地址和电话以及希望早晨或上午工作（因为下午要上课）。真没想到，搬离这里己有些时日了，要是没有喜鹊之事，也就不会碰到我原来的这位室友，我也不可能再回到这里，当然也不会接到这个电话，毫无疑问会错过这个机会。要知道，当时澳洲正处于经济危机衰退时期，找工作的人比工作机会要多的多！这份工作即可以净钱又不耽误学习, 对我是多么重要！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另一次和喜鹊相遇发生在一年后的10月。大约是在1991年9月商校毕业前后（记不清具体时间了），我决定留下来，递交了转换身份签证申请。学生签证可以每周工作20小时，但递交新的转换身份签证之后，学生签证自动终止。在新的签证结果出炉之前，会有一个过桥签证。我那时天天盼这个过桥签证。因为这牵扯到是否能打工之生存问题。这是我登陆澳洲之后体会最深的。作为在澳洲的外国人，别提有多难了，处处受限。就连最脏，最累的工作，没有工作许可，你也不能做。如果你做了，那就是违法。如果被抓到了，就会被递解出境。我周围直接和间接认识的人之中就有这种因无许可或打工超时被抓，违反签证条例被驱除出境的。反观自己的祖国，整好和澳洲相反。外国人，那是人上之人！对外国人的关心无微不至，至于外国留学生，不仅吃住比本国学生好很多，据报道，现在还会为男留学生配女学伴呢。如果有来世，能再年轻一回，冲着女学伴，我也一定要去中国留学！

那时漂泊不定，时不时会搬家，不象现在，手机随身（91年手机还未在市场上出现呢）， 随时随地都可联系。为确保和移民局官方通信渠道畅通，所以就和朋友在Paramatta合租了一个信箱。那天是去信箱查看邮件。那是条小路，很静，路上只有两个人，我和前边儿一个澳洲女孩儿。突然觉得脑袋后上方有股风袭来，接着感到被啄了痛。因为有第一次的经历并有了些知识，我意识到可能是喜鹊。我还是双手护头，弯腰，然后扭头查看。前边儿那女孩儿捂着嘴笑着跑到马路对面去了。而我则双手捂着头，弯着腰，赶紧往前小跑！这只喜鹊比上次那只小很多，而且没有不依不饶。我只朝前跑了几步便躲开了。

惊悚之余，我忽然想上次被啄之后，有那么好的事降临，这次是不是也不该白被啄吧？果然，这次喜鹊又给我带来了喜讯。打开信箱，我看到了移民局的来信，拿到了A类过桥签证，并可以无限制的工作。当时，比无限制工作许可更重要是，它给我带来了希望！

贪婪也是人的本性。有了这两次经历之后，我就一直希望我能被啄第三次，因为我还有一个伟大的“中国人的梦”，准确的说是所有人都可能会做的梦—— 赢六合彩！每到这个季节，我有意无意的去接近喜鹊。有时，看她站在树枝上，我路过时特地放慢了脚步，希望有一天喜鹊能突然扑向我的头，我还是惊慌失措，双手护头，弯腰，然后......。

不瞒你说，努力这么多年了，这事儿再也没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