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块零一碗粥

Sat 2/10/2021 11:55 PM

1973年2月至1978年2月，我在北京读中学。时值文革时期，学工，学农，学商是教学的一部分。特别是学工和学农，几乎每年都有。学校在校园里建了两个校办工厂，并在北京郊区顺义县（已改成区）建有农村分校。所以学工学农有时是在校办工厂，农村分校，有时则直接去工厂，农村生产队。

大约是1975年，到北京某工厂的机械加工车间学工。其中的一个校办工厂，实际上是这个车间的一部分。用几台车床，象C616，C618等加工据说是北京212吉普车用的轴。工厂的这个车间要比校办工厂大很多。除了车床，还有很多其他设备象铣床，磨床，冲床等。来此工厂之前的上一年，我已在校办工厂锻炼过，小小年纪，可以单独操作C618车床生产产品。

此次下厂学工，我们要和工人师傅们一样，早班和中班两班倒。同学们都是两三个人一组，被分配到具体的设备，跟随操作设备的工人劳动锻炼。我原本希望能被分配到除车床以外的其他设备，开开眼界，长长见识。谁知，正式开始之前，老师和车间的团支书找我谈话，把我分配到其中一台C618车床。这倒不是因为我曾经操作过这种设备，而是操作这台车床的两位师傅都是问题人物。据介绍，一位是有“男女作风”问题，而另一位则是“三只手”。学工最初的目的，是通过劳动锻炼向工人阶级学习。天呐！分配给我的两位学习榜样，竟然一个是流氓，一个是小偷！

之所以把我分配给这两位师傅，因为我是班上的团干部，是“积极要求上进”的学生，相信我会“拒腐蚀，永不沾”，不会向两位师傅学习，变成问题学生。我那时是真“红”，不是现在的“粉红”，真的相信美好的共产主义会实现。別看文化课本没看多少，但马恩列的书倒读了一些，毛的语录就更不用提了。相信每一位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有体会。只是读后总觉得现实和书中说的不一样，也找不到答案什么地方不一样和为什么不一样。

两位师傅的尊姓大名，我早已忘了。为方便叙事起见，用“氓”师傅和“偷”师傅称呼二位，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真是流氓和小偷。在那个年代，随便安个罪名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例如，因某种原因，你正在拉稀跑肚，内急，随便撕了张报纸去厕所，如果这张做手纸的报纸上有伟大领袖的语录或者照片，有人看见并检举揭发你，你就可能因此而获得罪名，被批判甚至被下狱。所以，那个年代的罪名是万万不可轻信的。

听完了介绍，对“偷”师傅没什么反应，因为我们都是靠父母养活的穷中学生，身上除了乘公交车的学生月票，没有值得偷的东西。倒是“氓”师傅让我产生了警惕，班里有好多女同学呀，中班下班晚，是耍流氓的好时机。我迅速在心中制定了“绝不能让他得逞”的计划。

初次见面，“氓”师傅身材高挑，皮肤白净，留了个中分，不像做体力活的工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帅哥！俊男靓女的周围能少了异性的追求者吗？哪个年代都一样，那是人性。“偷”师傅看上去要比“氓”师傅年青几岁，是个小个头，但短小精悍，不知道是不是有是飞檐走壁的本领。

“氓”师傅很安静。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坐在车床旁边沉思。不知道他是在回忆前一天晚上干过的美事还是盘算着今天下班后将要做什么好事。总之，我从未看见他耍流氓。让我英雄救美的计划落空，化为泡影。

“偷”师傅正好和“氓”师傅相反。很少呆在车床旁边，干完了定额就离开了，不知道他是顺东西去了，还是踩点去了。下班之前才回来，收拾收拾东西，打个招呼回家了。我在工厂学工的几周，从未听说过车间里有谁丢了东西或者公家丢了什么东西。看来小偷的名字也不名副其实。当然也没准儿他专在外边干大的。

两位师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完成了产品定额后，就停工了，绝不多车一根。忘了当时定额的准确数据，好象是80根。活很好干，把毛坏轴卡在车床上，用三爪扳子卡紧，调好尺寸，自动走刀，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一根。他们每天只需要干4个小时左右就能完成定额。我总跃跃欲试，想多车几根轴，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但均被两位师傅阻止。

那是强调“共同富裕”的时代，当时整个工厂那一茬工人的工资都一样，没区别，月工资是四十块零一毛。被工人们戏称为四十块零一大毛。事实上，全中国那拨工人的工资全都是那个档次，只是行业和地区差别而己。

某天，跟“偷”师傅一块儿上中班。干完定额后，“偷”师傅没走，也许他不满意我总想多车几根的想法，留下来教育我。他给我算了一笔帐：工厂一根车轴卖8块钱，一天定额80根，共640块。我们的工资一个月四十块零一碗粥，这么多年了，从没涨过。我插嘴问道，不是四十块零大毛吗？一碗粥什么意思？他问：你没在食堂买过粥吗？一毛钱一碗。噢，原来如此。我天生不爱喝粥，从没买过粥。而且我主要是自己带饭，不具备经济条件每天在食堂吃饭。换了点儿食堂的饭票，是为了应急。我后来也听其他工人用四十块零一碗粥描述他们的工资。他接着说道：一个月30天，除去四个星期天休息，按26天算，40.01/26=1.54，每天的工资就是15碗粥，要按30天算，都买不了15碗粥。1.54/640=0.0024，你说这差哪儿去了？那钱都哪儿去了？你看看这车间里有多少人不干活儿？你再看看厂里边有多少当官的不干活儿？你再往大了看，北京市，全中国有多少当官的不用干活儿？而且我就是多干了，一碗粥也不会多给我，都是白白的为别人干。

“偷”师傅算的这笔账，没有一点水份，让我着实一惊。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中对剥削描述，这不就是掌握权力的少数人对广大的普普通通的劳动者的剥削吗？只不过“公有制”掩盖和美化了这种剥削。依我看，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上是权力所有制，掌握权利的人，控制了所有权和分配权，可以以各种名义豪夺巧取，诸如以革命及为人民服务的的名义享受各种特供，高级免费医疗，住房，汽车，各种津贴和补贴等等，甚至用手中的权力，以犯罪的手段攫取财富。一旦他们失去了手中的权利，也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一切，包括已经得到的财富。有太多官方公布的案例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官方公布的这些权利拥有者的贪腐数额，也间接回答了“偷”师傅当时问的“这些钱去哪儿了”的问题，毫无疑问，钱去了权力拥有者的私人腰包。

在我15岁的年纪，“偷”师傅如此简单明了的思考方法，让我学会并开始了依据客观事实，用常识和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这对我后来的思索和认识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1977年发生的大小官员们利用手中的权利，公开的，明目张胆的，大规模的让自己的子女逃避上山下乡，走后门当兵的事件（其中不乏真正的地痞流氓，社会混混，摇身一变成为解放军一员），让我明白了什么叫“挂着羊头卖狗肉”，彻底的认清了当政者只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一切都是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代着想。什么“理想”，“主义”那不过是操控，驯服的你手段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