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革命与文明——这两个概念都首先出自于汉语，最早出现在《周易》中，《易》中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这样的表达人类社会美好理想的警句， 也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样的评价历史事件的名言。可见，革命与文明——这两个概念，从姬昌时代算起，在中国的汉语中已经出现了3000多年。
商汤（约公元前1670年—前1587年），即成汤，子姓名履，又名天乙，河南商丘人，汤是契的第十四代孙，主癸之子，任商族首领17年后灭夏，又13年而卒。他是商朝的开国君主。
姬昌（前1152年―前1056年），姬姓名昌，周太王之孙，季历之子，周朝的奠基者，岐周（今陕西岐山）人。其父死后，继承西伯侯之位，故称西伯昌。西伯昌42年，姬昌称王，史称周文王。姬昌在位50年，在位期间，“克明德慎罚”，拜姜尚为军师，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建都丰京（今陕西西安）。姬昌是周礼的创始者，故孔子称文王为“三代之英”。姬昌死后葬于毕原。周公庙遗址位于陕西宝鸡岐山县凤凰山南麓）。前1046年，姬昌嫡次子周武王姬发灭商建周，追尊姬昌为文王。
从商汤到周文王大概经历了500年，而从姬昌到孔子又大致经历500年，因此孟轲讲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应该有一定的时间推算上的依据。
在《易经》中，姬昌阐发了许多产业革命的思想，比如“开物成务”、“日新富有”、“厚德载物”等等语言，皆是表达有关的产业和劳动的意识。
在欧洲，革命、文明——这两个词汇的使用，尤其是作为一种政治术语的使用，大致是17世纪的事情。
应该说，对于汉民族而言，并没有能够真正继承姬昌在《易》中所表达的许多思想，虽然孔子的儒学是推崇《周易》的，但只是从周礼的角度去继承。孔子在生命的晚年才接触到《易》，以至于他十分后悔的讲道，如果50岁开始学习《易》，便可以不会犯大错了。事实上，儒学的《论语》丢弃了《易经》表达的许多产业思想。
在董仲舒于公元前134年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并且得到汉武帝刘彻的执行后，儒学便开始充当中国政权的核心意识形态并且向全社会推广，然而，实际上却使得儒学走上了越来越狭隘的伦理意识的线路，在现实中对于行政权力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事实上权力者的作为也绝不会按着儒学的“仁义道德”而行，而且，对于社会成员的良好的道德价值的培育，并不能真正发挥深入人心的影响力。
儒学从公元前134年董仲舒提出而被确定“独尊”地位到汉明帝刘庄刘庄 （公元28-75）执政时期（公元57－75年在位）“夜梦金人”开始的佛教盛传中国，在时间上还不到200年。自从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便以不可遏止的铺天盖地之势而来，到公元5—6世纪，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的影响力，都远远超过儒学。儒学只充当了一种统治者的教化工具和普通人家读书识字的途径而已。
在中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许多同辈的先贤就对于孔子儒学提出过中肯的批判。比如晏子以及师出孔门的墨子等等，都对儒家人士的社会主张及其实际作为提出了批评意见。事实上，儒学存在着两个方面的明显缺陷，一是缺乏对大自然的探索精神，二是缺乏对劳动的应有热情。前者使之末能向科学领域转化，后者使之成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最伟大的学派是墨家，然而，这个学派在秦朝建立之前便成了"绝学"，21世纪中华民族亟待恢复墨家的科学精神和人文品格。
当佛教从印度西来后的公元5世纪，整个汉民族社会事实上便处于佛教意识的最广泛的影响之下，儒学的价值体系根本无从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最广泛的教育作用，更无从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贯彻执行。
到20世纪，对于汉民族社会社会和国家而言，自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后，由于社会形态的长期停滞不前和原地打转，以及国家政权的腐烂不堪，革命的问题又一次不得不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11年的辛亥革命便是20世纪汉民族社会在政治上的一次伟大的飞跃。
在宏观的中国历史进程中，20世纪百年注定对于中华民族具有分水岭般的意义。一方面，20世纪中国在政治上实现了“家天下”向“党天下”的深刻转型；另一方面，一系列的革命思想使得整个社会与传统价值完全割裂。一方面是20世纪中国的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专注于学习西方；另一方面则是在国内的政治制度设计上严重滞后和不适应。一方面是试图用一种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抵抗国外文化因素的侵入；另一方面又是不可抗拒的走上国际化的道路。20世纪中国是复杂的，中华民族的主体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整个中国社会从此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之路。
在20世纪中国，当辛亥革命建立起一种共和国的政体后，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对于整个社会的重整任务，共和国政体难以在很短的时间实现对于整个社会的统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积贫积弱，积2000多年的沉珂，根本没有基层民主的经验与国家法治的良好传统，因此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几乎是一种必然。而中华民族在辛亥革命后在国际上遭遇的一个局面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号称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共产主义思想与组织很快深入中国，并且直接影响到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国在1921年7月诞生了一支共产主义的政党组织——共产党。从此，共产主义在中国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政治势力，并且，在1949年10月赢得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20世纪中国是是一个充斥着暴力革命的世纪。“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上述是1925年初毛泽东的一段话语。这段在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为全中国所有的成年人耳熟能详甚至倒背如流。然而，这种话语正是误导全中国人民的犹如流毒般的语言，只能把人们引向歧途甚至邪恶的道路。
在20世纪初的1925年，毛泽东有关革命问题的认识已经彻底的片面化、庸俗化、极端化和暴力化。毛泽东既没有理解和继承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理论的实质，更对于革命的根本问题——产业技术升级的问题完全无知和盲目。毛泽东把革命只是理解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以及用暴力的方式武装夺取政权，根本不理解产业分工的性质与意义以及对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作用。
毛泽东把对于革命问题的一系列错误的认识直接带到1949年10月后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实践中，从而造成了20世纪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场弥久而巨大的社会灾难。毛泽东基于他对革命问题的认识，在其1949年10月后的社会实践中，即1949、10—1976、9的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是中国有文字记载历史中的一场最大规模的破坏性时代。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在文化上的一个深坑教训即是：任何单一的文化主张都不能够对于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主导和决定的作用。社会进步与发展需要文化的多样化和各种学派的平等争论。
在21世纪，中华民族仍然需要继承革命与文明这两个本源性的哲学概念，并且使之赋予丰富的社会涵义。21世纪中国社会革命的首要问题仍然是致力于科技发明产业化的革命，即产业革命。产业革命是人类社会的一项永恒性的使命和任务。革命与文明——中华民族必须在21世纪赋予这两个美好的哲学概念全新的内涵。从而保证中国社会持续进行文明的革命以及在文明的革命中实现文明。
革命必须以文明为标准，实现文明必须充当一切形式的社会革命的核心目的。只有如此，革命才有助于促进文明的发展，文明才能够通过革命而得以确立和成型。
社会文明的进步需要在继承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并且站在这些成果上进行创新与发明。同时，以一种自觉的态度和立场扬弃一切制约和阻碍文明进步的因素。所谓革命，即是运用一些必要的手段对于一切不文明甚至反文明的社会存在进行清除。革命决不是简单的暴力，更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行为。
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固然可以说出很多，历史上，我们这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社会的发展失败，其主要原因之一便在于社会公权力的专制与滥权、愚昧和腐朽。
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社会的基本的劳动组织——企业——已经有了一种持续的发育和壮大，但是，形形色色的制约和限制劳动组织发展的落后的制度设计、不适当的政策措施以及陈旧的道德意识等等因素，都构成企业组织发展的阻力和障碍。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著名的理论观点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在健康的劳动组织中得以达成和实现。没有良好的企业组织，便无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人必然是具有高度劳动技能、科学知识和美好道德的人。
徐国进
2017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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