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詞源學的角度考察，革命與文明——這兩個概念都首先出自於漢語，最早出現在《周易》中，《易》中有“見龍在田、天下文明”這樣的表達人類社會美好理想的警句， 也有“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樣的評價歷史事件的名言。可見，革命與文明——這兩個概念，從姬昌時代算起，在中國的漢語中已經出現了3000多年。
商湯（約公元前1670年—前1587年），即成湯，子姓名履，又名天乙，河南商丘人，湯是契的第十四代孫，主癸之子，任商族首領17年後滅夏，又13年而卒。他是商朝的開國君主。
姬昌（前1152年―前1056年），姬姓名昌，周太王之孫，季歷之子，周朝的奠基者，岐周（今陝西岐山）人。其父死後，繼承西伯侯之位，故稱西伯昌。西伯昌42年，姬昌稱王，史稱周文王。姬昌在位50年，在位期間，“克明德慎罰”，拜姜尚為軍師，使“天下三分，其二歸周”；建都豐京（今陝西西安）。姬昌是周禮的創始者，故孔子稱文王為“三代之英”。姬昌死後葬於畢原。周公廟遺址位於陝西寶雞岐山縣鳳凰山南麓）。前1046年，姬昌嫡次子周武王姬發滅商建周，追尊姬昌為文王。
從商湯到周文王大概經歷了500年，而從姬昌到孔子又大致經歷500年，因此孟軻講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應該有一定的時間推算上的依據。
在《易經》中，姬昌闡發了許多產業革命的思想，比如“開物成務”、“日新富有”、“厚德載物”等等語言，皆是表達有關的產業和勞動的意識。
在歐洲，革命、文明——這兩個詞彙的使用，尤其是作為一種政治術語的使用，大致是17世紀的事情。
應該說，對於漢民族而言，並沒有能夠真正繼承姬昌在《易》中所表達的許多思想，雖然孔子的儒學是推崇《周易》的，但只是從周禮的角度去繼承。孔子在生命的晚年才接觸到《易》，以至於他十分後悔的講道，如果50歲開始學習《易》，便可以不會犯大錯了。事實上，儒學的《論語》丟棄了《易經》表達的許多產業思想。
在董仲舒於公元前134年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並且得到漢武帝劉徹的執行後，儒學便開始充當中國政權的核心意識形態並且向全社會推廣，然而，實際上卻使得儒學走上了越來越狹隘的倫理意識的線路，在現實中對於行政權力的影響力十分有限，事實上權力者的作為也絕不會按着儒學的“仁義道德”而行，而且，對於社會成員的良好的道德價值的培育，並不能真正發揮深入人心的影響力。
儒學從公元前134年董仲舒提出而被確定“獨尊”地位到漢明帝劉莊劉莊 （公元28-75）執政時期（公元57－75年在位）“夜夢金人”開始的佛教盛傳中國，在時間上還不到200年。自從佛教開始傳入中國，便以不可遏止的鋪天蓋地之勢而來，到公元5—6世紀，無論在官方還是在民間的影響力，都遠遠超過儒學。儒學只充當了一種統治者的教化工具和普通人家讀書識字的途徑而已。
在中國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時代，許多同輩的先賢就對於孔子儒學提出過中肯的批判。比如晏子以及師出孔門的墨子等等，都對儒家人士的社會主張及其實際作為提出了批評意見。事實上，儒學存在着兩個方面的明顯缺陷，一是缺乏對大自然的探索精神，二是缺乏對勞動的應有熱情。前者使之末能向科學領域轉化，後者使之成為統治者服務的工具。其實，在春秋戰國時期，最偉大的學派是墨家，然而，這個學派在秦朝建立之前便成了"絕學"，21世紀中華民族亟待恢復墨家的科學精神和人文品格。
當佛教從印度西來後的公元5世紀，整個漢民族社會事實上便處於佛教意識的最廣泛的影響之下，儒學的價值體系根本無從在社會生活中發揮最廣泛的教育作用，更無從得到真正意義上的貫徹執行。
到20世紀，對於漢民族社會社會和國家而言，自從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後，由於社會形態的長期停滯不前和原地打轉，以及國家政權的腐爛不堪，革命的問題又一次不得不重新提到議事日程上來。1911年的辛亥革命便是20世紀漢民族社會在政治上的一次偉大的飛躍。
在宏觀的中國歷史進程中，20世紀百年註定對於中華民族具有分水嶺般的意義。一方面，20世紀中國在政治上實現了“家天下”向“黨天下”的深刻轉型；另一方面，一系列的革命思想使得整個社會與傳統價值完全割裂。一方面是20世紀中國的政治領袖和社會精英專注於學習西方；另一方面則是在國內的政治制度設計上嚴重滯後和不適應。一方面是試圖用一種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抵抗國外文化因素的侵入；另一方面又是不可抗拒的走上國際化的道路。20世紀中國是複雜的，中華民族的主體部分，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了一場深刻的社會轉型，整個中國社會從此走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之路。
在20世紀中國，當辛亥革命建立起一種共和國的政體後，在短時間內根本無法完成對於整個社會的重整任務，共和國政體難以在很短的時間實現對於整個社會的統領，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積貧積弱，積2000多年的沉珂，根本沒有基層民主的經驗與國家法治的良好傳統，因此辛亥革命後中國陷入軍閥混戰的局面幾乎是一種必然。而中華民族在辛亥革命後在國際上遭遇的一個局面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號稱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而，共產主義思想與組織很快深入中國，並且直接影響到當時社會的知識分子，中國在1921年7月誕生了一支共產主義的政黨組織——共產黨。從此，共產主義在中國成為一種現實的社會政治勢力，並且，在1949年10月贏得了中國大陸的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20世紀中國是是一個充斥着暴力革命的世紀。“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嚮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上述是1925年初毛澤東的一段話語。這段在1966—197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更為全中國所有的成年人耳熟能詳甚至倒背如流。然而，這種話語正是誤導全中國人民的猶如流毒般的語言，只能把人們引向歧途甚至邪惡的道路。
在20世紀初的1925年，毛澤東有關革命問題的認識已經徹底的片面化、庸俗化、極端化和暴力化。毛澤東既沒有理解和繼承經典馬克思主義關於革命理論的實質，更對於革命的根本問題——產業技術升級的問題完全無知和盲目。毛澤東把革命只是理解為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力的行動，以及用暴力的方式武裝奪取政權，根本不理解產業分工的性質與意義以及對於社會文明進步的作用。
毛澤東把對於革命問題的一系列錯誤的認識直接帶到1949年10月後中國大陸社會的政治實踐中，從而造成了20世紀中國發展過程中的一場彌久而巨大的社會災難。毛澤東基於他對革命問題的認識，在其1949年10月後的社會實踐中，即1949、10—1976、9的毛澤東時代，可以說是中國有文字記載歷史中的一場最大規模的破壞性時代。
對於中華民族而言，在文化上的一個深坑教訓即是：任何單一的文化主張都不能夠對於社會的文明進步起到主導和決定的作用。社會進步與發展需要文化的多樣化和各種學派的平等爭論。
在21世紀，中華民族仍然需要繼承革命與文明這兩個本源性的哲學概念，並且使之賦予豐富的社會涵義。21世紀中國社會革命的首要問題仍然是致力於科技發明產業化的革命，即產業革命。產業革命是人類社會的一項永恆性的使命和任務。革命與文明——中華民族必須在21世紀賦予這兩個美好的哲學概念全新的內涵。從而保證中國社會持續進行文明的革命以及在文明的革命中實現文明。
革命必須以文明為標準，實現文明必須充當一切形式的社會革命的核心目的。只有如此，革命才有助於促進文明的發展，文明才能夠通過革命而得以確立和成型。
社會文明的進步需要在繼承歷史上一切優秀的文化成果，並且站在這些成果上進行創新與發明。同時，以一種自覺的態度和立場揚棄一切制約和阻礙文明進步的因素。所謂革命，即是運用一些必要的手段對於一切不文明甚至反文明的社會存在進行清除。革命決不是簡單的暴力，更不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社會行為。
中國社會發展緩慢的原因固然可以說出很多，歷史上，我們這個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多民族社會的發展失敗，其主要原因之一便在於社會公權力的專制與濫權、愚昧和腐朽。
中國自1980年代以來，社會的基本的勞動組織——企業——已經有了一種持續的發育和壯大，但是，形形色色的制約和限制勞動組織發展的落後的制度設計、不適當的政策措施以及陳舊的道德意識等等因素，都構成企業組織發展的阻力和障礙。
經典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著名的理論觀點是“人的全面發展”的觀點。而人的全面發展必須在健康的勞動組織中得以達成和實現。沒有良好的企業組織，便無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全面發展的人必然是具有高度勞動技能、科學知識和美好道德的人。
徐國進
2017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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