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政治家必须是文明理念的践行者 一个国家的政治家集团,应该是为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开辟道路和寻找方法的队伍。这个队伍对于社会发展具有最能动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社会公共权力,而且有关于社会事务的话语权。 在中国,新型的政治家的责任是引领人民在先进的劳动组织中积极而能动地创造生活需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而发展社会成员的文明的个性素质。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枪子杆里面出政权”已经不仅是陈旧落后的观念,而且也成为一个必须被抛弃的政治理念。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任命行政官员的方式更需要改革。各个级层的政治领导人必须产生于广泛的人民群众的如同度。 在新型的政治系统里,必须发挥舆论对于政治领导人的监督作用。而不是像现在的这样,舆论丝毫不能触及和批评领导者的作为。因此,在中国,政治改革一个先行的措施就是新闻的独立自由。这是在西方国家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而在中国却是一个新问题。 在1980—2000年改革开放时期,我们的国家并没有出现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交相生辉的局面。这是由于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造成的。在当代,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和确立我们对于历代政治家的评价标准,否则,我们的民族就会继续迷失在一个固定的认识政治家的误区里。事实上,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甚至于思想理论界,仍然运用一种不符合文明发展需要的标准来宣传着许多政治家,这样,会把人们的观念引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只能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不利。 新型的政治家必须在民间产生,并且充当民族文明发展的播种者。在21世纪,这些政治家必然首先产生于政党组织内部。在20世纪,孙中山先生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先行者而出现的,他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是我们兼收并蓄的民族精神的庞大体系,而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接受,一方面带有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痕迹;另一方面也是国内传统农业文明全面破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结果。20世纪的政党,都试图为中国社会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但是,政党政治发展到20世纪中期,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所领导的军队,在1946—1949年的三年,却开展了一场有史以来的规模最大的战争。这是我国政党政治发展失败的表现,也是一个在经济上长期停滞的民族国家的必然结果。 无疑,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型,需要伟大的政党。历史上,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同样是军事家。一直到20世纪的蒋介石和毛泽东,也同样的首先是一个军事家。手无兵权的孙中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会获得和掌握国家的实际权力。而且,自古以来,从孔子开始,一切优秀的、闪烁着人性光辉的思想家都做不成中国社会的政治家。显然,对于21世纪中华民族来说,我们的国家迫切需要一大批富于个性的、充满着光辉人性的政治家的产生和出现。同时,他们必须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人物。 从秦始皇到毛泽东,无数个充满着传奇故事的政治家书写了我们民族的历史,也给我们这个忍辱负重的民族带来许许多多悲欢离合。现在,历史应该也必须清算我们自己民族历史中的政治家。我们的时代也已经具备了产生新型政治家的条件与环境。 一个古老国家的革新需要从容不迫的正确方法,新型的伟大政治家必然会在解决中国社会21世纪面临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产生。新型的伟大政治家自然的也必然的是人类文明理念的践行者。
徐国进 2006-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