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與21世紀中國 一、共產黨與改革開放時期 二、共產黨與中國現實社會 三、共產黨與21世紀中國 四、關於中共自身的幾個問題 1、理論再生 2、制度重建 3、黨員管理與幹部選拔制度改革 五、總結 21世紀第二個年代，註定對於整個21世紀百年有着重大的影響。 經歷了30多年改革開放時期的共產黨，理當具有進一步發展和豐富馬克思主義理論能力，理當對於中國的全部歷史與現實社會趨勢有着科學的認識和正確的把握，理當對中國和世界在21世紀的運動規律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和寬廣的視野。 實際的情況是，目前中國社會體制內的理論家們沒有能力提出嶄新的思想價值以及對策幫助政治家進行決策，並且引導普通民眾正確認識目前社會生活的實質和意義，而所謂體制外的許多人文學者、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等等，對於現實整個社會的認識無不存在着極大的偏差，並且，幾乎所有的批判觀點和建議都失之偏頗。而政治家們也根本沒有時間顧及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問題，哪些政客們是根本不需要進行理論思考的，也不會關心一系列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他們只需隨聲附和上級的意圖即可萬事大吉。這就使得我們的社會嚴重缺乏理論上的引導力。而任何一個民族社會的進步，無不需要正確的理論的灌輸、指導和引領。21世紀的中國正是亟需傑出的思想家群體的關頭，然而，可悲的卻是，以往的幾十年來的歷史生活從來不具備養育出偉大思想家的土壤。 毫無疑問，中華民族需要傑出的思想家，當然，中國共產黨更急需一批具有科學世界觀、文明歷史觀的理論家隊伍。如此，這個黨才會具有正確的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的方法和方向感，也才能夠獲得政黨發展的活力和動力。中國共產黨喪失科學的理論思維能力是非常可怕的。 本文試圖說明中國共產黨以現實社會的聯繫、以及共產黨在21世紀的應有作為，並且對共產黨自身組織的思想升華提出一些建議。 一、共產黨與改革開放時期 一方面，共產黨推動、引領和塑造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個歷史時期——改革開放時期；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也從最廣泛的意義上改變着共產黨自身以及共產黨的社會基礎。 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是一個造福於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時期。當然，這個歷史時期同樣存在着許許多多的缺點。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個時期是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社會運動方向的時期，其典型的特質在於一切社會實踐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通過30多年的發展，使得全體中國人在食衣住行等基本需求方面得到了滿足。改革開放時期把中華民族放置在了一條正確的道路上，而且，由此形成的社會潮流具有不可逆轉的屬性。當然，必須看到，在這個時期里，普遍的說來，中國人的追求和行為被拜金、拜權等非常低俗的欲望所支配，從而使得我們的社會呈現一種低級的“物慾橫流”的境況。歷史帝說，中國是一個經受了幾千年貧窮的國度，人們的最主要的要求即是吃飽穿暖，因此，改革開放時期“一切向錢看”的現象，是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必須懂得，改革開放時期是中華民族嶄新社會文明的一個偉大的開端。現在，大幕已經拉開，中華民族面對着無比廣闊的21世紀的舞台。 改革開放時期構成整個21世紀前進的前提和基礎。中國21世紀的一個必然邏輯是，沿着起自1980年代改革開放的道路和局勢而展開。這就要求共產黨以及全社會接受並且繼承改革開放時期的各種優秀作為，同時自覺克服改革開放時期的形形色色的不良遺產。 權力腐敗是改革開放時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副產品，腐敗現象極大地腐蝕和侵吞着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並且深入骨髓般地侵蝕着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和正確性。 每個人都是社會制度下的個人，因此，我們不能過分誇大或者把貪腐行為歸咎為個人責任，而必須深刻反思和探尋形成權力腐敗的制度根源。只有踏踏實實地從改變不合理的權力制度入手，才能夠形成良好的官德、官風，從而引導中國社會整個社會政治風貌和精神素質的根本改變。 二、共產黨與中國現實社會 在21世紀第二個年代後，共產黨的執政將主要的面對完全成長在改革開放時期的新型社會成員，也就是說，出生於20世紀70—90年代的社會成員，將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勞動力，他們成長在全球化的時代，他們具有比他們的前輩更加優良的教育水平、更加優秀的知識儲備、更加開闊的國際視野、更加活躍的思想能力，因此，他們註定比他們的前輩人更加富於創造力、想象力和發明力。事實上，成長於改革開放時期和全球化條件下的新人已經或者正在成為中國社會進步的動力。然而，在現實中的各行各業中，他們仍然需要接受出生於20世紀40—60年代的人們的領導，這是一個明顯的現實又是新一代的無奈。客觀地講，出生於20世紀40—60年代的人，基本上屬於被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影響了寶貴年華的群體，他們的身上固然存在着許許多多可見的優點，也湧現了一批優秀的人物，但是，從整體上說，上世紀40—60年代的人，由於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教育機制和政治宣傳以及國際格局的影響下，他們形成了固有的思維模式和價值觀、歷史觀，大多數人仍然被階級鬥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私有制、左與右等等非此即彼的對立觀念所占據，這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中國21世紀進步和發展的實際障礙。在現實的中國社會裡，這樣的兩類成長於不同社會環境和政治背景下的群體間的巨大鴻溝，客觀上充當着阻礙中國前進的羈絆。 在21世紀，企業將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最具活力的勞動組織。 現實中國社會的基本趨勢包括：1、企業組織作為最基本的勞動組織正在走向價值觀上的成熟，它們是社會多樣化的促進力量，並且開始具有明確的政治訴求；2、教育、文化、新聞媒體、網絡傳媒的發展，對中國社會普遍的社會心理帶來極大的影響力，它們正在成為維護社會公平的重要的力量；3、科技發明與產業結構的升級將更加緊密的結合在一起，由此把整個社會帶向更高的文明程度；4、由於社會分工的裂變加劇，一大批嶄新的產業領域會快速興起，於此同時，一些行業將會消亡；5、與上述種種趨勢相關的是，中國固有的傳統的政治心理和理念將發生實質性的改變。 牢固抓住這些深刻影響並且主導中國社會未來面貌的趨勢，是共產黨執政的首要任務。 一個事實是，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中國身上，在國際上，他國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對於中國的評價，一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觀點。與“中國崛起”的看法相併列，存在着“中國行將崩潰”的觀點。 中國社會的全面文明升華，決不意味着我們的社會再同一個起點上齊頭並進式的發展，恰恰相反，中國社會卻是處於一種極其巨大的反差下的發展。中國社會在21世紀第二個年代的典型的特點，依然是社會存在的不平衡性和差別性。 共產黨具備了管理一個現代社會的基本素質。中國在21世紀上半頁，仍然處於一種三個不同的產業形態的交相發展時期，即傳統農業—現代工業—科技產業——這三種不同的產業力量並行存在且差別很大，彼此促進同時也相互掣肘。客觀上，這不僅是三種不同的產業形態，也分別代表着在社會心理、價值觀念以及文化追求上的三種明顯不同的力量。甚至彼此時常發生明顯的矛盾和利益衝突的情況。 因此，中國社會的整體性的發展，決不是整個社會的不同領域在同一個起點上的齊頭並進式的發展，而是在不同的起跑線上共同向着文明的方向衝刺，從而克服社會不同行業和不同領域的巨大差別。 現實的中國社會龐大而複雜，一個社會的整體成功，來自於每個社會組件的正常運作和良性發展。 三、共產黨與21世紀中國 歷史上，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曾經面臨過多次社會文明升華的機會，但是，中華民族何其不幸，在每一次社會革新的機會面前，都無一例外地失敗了。比如，公元10—13世紀的宋代，是中國農業文明發展的一個高峰，而且，宋朝社會已經具備了傳統的農業文明向工商業文明轉型的基本條件，但是，卻遇到了北方的蒙古族的崛起，蒙古族的南侵打斷了中國的主流社會向工商文明轉型的步伐，之後的元明清三朝，都頑固地維持了小農生產方式和經濟基礎，並且在文化上鞏固了專制體系。直至1840年的鴉片戰爭，使得古老的中國猛省，開始向西方學習，直接導致洋務運動的興起，最後卻以1898年戊戌變法的失敗而告終。而日本卻因1868年的明治維新走向了工業化的道路，並且在之後的20世紀，成為一個在亞洲與西方工業國並列的經濟大國和軍事強國。 21世紀中國社會運動的主線包括兩條：其中，產業技術的升級將構成整個中國21世紀一條主線，另一頭主線是科學技術的發明與普及運用。這兩條主線並行不悖而且相互呼應、相鋪相成。共同構成21世紀中國走向全面文明升華的核心要素，同時也是21世紀中國知識體系創新的中心點。 改革開放時期在客觀上為中國成為一個科技發明大國奠定了物質條件，國家政策應該自覺而不遺餘力地推動科技發明並且充當科技應用的支持力量。 回看整個西方社會的工業化和國家制度的發展里程，13世紀發端與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是西方社會贏得產業創造力和科技、文化發明力的開端。期間經歷了痛苦的宗教改革過程，最終首先在英國形成工業革命的潮流，工業革命最初期以紡織業的技術革新為先導。工業革命把英國推上了世界最強國的地位，為了擴大世界市場，英國的商品和炮艦走上全世界開闢殖民地。從18世紀60—70年代到20世紀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英國充當着世界領袖的角色。在20世紀裡，美國取代英國而成為世界領袖國家。20世紀美國是由企業家們創造的，從20世紀初的卡耐基、福特、摩根斯坦利等等，到80年代以微軟、蘋果味代表的新型的科技公司，美國的商品和勞務服務組織對全人類生活方式發揮最重要的影響力。 21世紀中國崛起的邏輯，將是一種以智力發明為主體的道路。中華民族需要站在現有的科技知識體系之上，充當豐富和發展人類知識體系的先鋒，並且在人類文明價值的傳播和社會制度的設計方面富於創新活力。 因此，共產黨必須大力培養和造就出一支充滿知識創造活力的知識分子隊伍。在這個過程中，使得黨的成員都擁有豐富的知識和勞動技能，一個知識型的政黨，才能夠成為中國社會進步的助力。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共產黨從現在開始即面對2017年香港普選問題的困擾。可以預判，在未來的幾年時間，共產黨必將經受來自內外兩個方面的嚴峻考驗。近日《環球時報》發錶王海運的一篇短文——西方代理人階層在中國已形成。文中認為：“第一，中國已經被西方國家首先是美國認定為“專制國家”“獨裁國家”，鎖定為顛覆對象。策動“民主動亂”，企圖搞亂中國。第二，西方代理人階層在我國已經形成，而且氣焰囂張。第三，我國基本具備了顏色革命的社會土壤。”因此，“必須看到，一旦顏色革命發生而又未能制止於始發階段，在內外敵對勢力勾連管道十分暢通的現實條件下，完全有可能擴大為大規模的社會動亂。如是，中國的發展環境將嚴重破壞，甚至存在中華崛起再次被打斷的危險。”——然而，在我看來，這樣的文章和觀點本身不符合科學的理論思維的基本要求，但是卻代表着相當一部分中國大陸人的立場。 共產黨的存在，應該充當中華民族走好21世紀百年的可靠保障。 四、關於中共自身的幾個問題 美好未來來自於對於社會趨勢的正確把握和文明力量的普遍成長。對於一個民族社會而言，如果文明的社會力量得不到制度的保障、法律的保護和權力的支持，那麼，這個社會就註定不會擁有一個美好的未來。中國社會從秦始皇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2100年裡，在社會的生產力和經濟基礎方面幾乎是停滯不前，根源就在於任何社會文明都被權力所壓制和破壞，文明的社會因素從來無法獲得生長和成熟的可靠條件和土壤。從而，權力本身的專制和邪惡卻一再得到鞏固和加強。 中華民族需要一個偉大政黨的領導，這一點不應該有異議。但是，成就一個真正偉大的政黨，必須具備一系列的條件和前提，1、能夠被基層民眾所接受的理論和價值觀，2、一個基於公平的制度系統，3、高效且正義的行政能力。 1、理論再生：世界上的一切政黨，都擁有一種核心的理論概念，理論構成一個政黨的實踐綱領和行動指南。 從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催生了第一個共產主義政黨組織的開始，馬克思主義就是共產黨的理論。中國共產黨需要從理論上解決任何繼承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問題，反過來說，這個問題也是：馬克思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應該如何豐富與發展，並且繼續充當共產黨的社會實踐的理論基礎？ 儒家價值得到全社會的認可和宣揚，但是，客觀地說，儒家無論是作為一種學術語言還是作為一種價值觀念，都無力支撐起21世紀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更何況，即使是在孔夫子的時代，儒學本身也不是整個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中的最優秀的學派，占在我們今天的社會，我們可以可以肯定，墨家學派不僅在當時的時代已經在價值智慧和科學思維的方面遠遠超過了儒家學派，而且，即使現在說來，墨家仍然是一個沒有得到充分繼承和發展的學派。 共產黨在價值體系的建設方面，必須全面了解和掌握中華民族全部優秀文化的核心，這些價值就是：天下文明、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價值理念。這些價值是源自於《易經》中的古老價值，然而，卻要高於西方文藝復興時期形成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價值。 因此，中國社會需要把文明、幸福、大同、真理等概念作為21世紀的核心價值。客觀上說，文明——這個概念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最高層次的價值概念，中國共產黨有責任把這樣的源自於我們民族自身的價值發揚光大。 2、制度重建： 共產黨必須從內部找到一種真正比西方代議制民主政體更加優化的制度體系和價值體系，並且使得這種體制被中國人民所普遍的接受。20世紀初，在孫中山為中國社會設計政治制度時，包括兩個方面的創造，一是“五權憲法”的政體，一是地方自治的構想。然而，這兩個方面的規劃在中國的主體部分從來沒有得以實現。時至今日，辛亥革命後已經走過了100年，中國仍然需要在公平的社會制度建設方面花大力氣。中華民族在祖國大陸的這部分，是中國的主要的和主導的部分，13億中國大陸人民必須生活在公平的制度體系中。 為中國大陸社會設計公平的制度體系，這是共產黨面臨着的一個具體而迫切的任務。而且，公平的制度體系是中華民族走好21世紀百年的最可靠的保障，是中國長治久安的基石。 3、黨員管理與幹部選拔制度改革 葛蘭西（1891—1937年）在1921年1月幫助建立了意大利共產黨（PCI） 。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強調，政黨不應是發動革命的組織者，而是歷史變革運動的先進代表的良知，是雅各賓式的領導者。否則，政黨即使有可能奪取政權，它的行動卻可能是“反革命的”而非革命的。這樣，政黨實際上就不會是群眾不斷自我教育的手段，而是變成了他們新的引導者。在知識分子與政黨的關係方面,他認為,知識分子應該是政黨的基礎，政黨成員應該是知識分子，作為“現代君主”的政黨，不僅要造就自己的有組織的知識分子還要將傳統知識分子轉化為有組織的知識分子。 在黨建方面，2013年6月18日啟動第一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教育活動時間一年左右，活動要緊緊圍繞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按照“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總要求，自上而下在中共全黨深入開展。其指導思想是為民、務實、清廉。切入點是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重點對象是縣處級以上領導機關、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第二批活動於2014年1月開始進行，預計於2014年10月結束。 在未來，共產黨對於黨員的管理需要更加開放型的方式，關鍵在於黨的領導幹部的選拔和任命制度的改革。 五、總結 對於中國這樣的身負無比沉重的歷史包袱和現實困境的大國來說，從最實際的角度講，中國共產黨如果搞不好自身的理論建設、組織建設和理論建設的話，那麼，對於21世紀中華民族的發展和進步就將非常可怕。 中國需要社會文明因素的全面成長和成熟，因此，中國需要一支文明的政治力量的引導和推動。中華民族的整體的、全面的社會文明升華，需要站在人類文明前列的偉大精神元素作為嚮導和指針。 看現實，共產黨的自新將是一場無比艱難的戰役。而如果共產黨不打贏這場戰役，就將無法贏得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全局勝利。共產黨的自新需要一系列條件，包括擁有具有全新價值理念的領袖、對公平的社會制度的設計和打造、對現實社會問題的合理的解決方法等等，中華民族對於自己統治者的寬容，正如一個家庭中父親對於兒子的寬容一樣。然而，在21世紀，中國最需要公平的社會制度。可以肯定，以着眼於政權的維護和延續的一切政策思路和方法都已經過時，因此，一切制度的設計和政策的制定都必須基於社會的公平。 中國的政治文化必須完成一場由“打天下坐天下”轉向“選天下富天下”的升華。 13億人民的心聲，固然看不到摸不着，然而，卻的確存在，並且終將匯集成一種摧枯拉朽的洪流。人民的心聲是社會文明的種子。 共產黨必須做人類文明的覺悟者和先行者。只有如此，才能夠有資格繼續充當資格充當中華民族的領導者。從21世紀第二個年代開始，中華民族的一個全面社會文明升華的時代已經到來！ 徐國進 2014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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