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宗教以及中国意识形态的选择

在公元前6世纪地球东方的古印度和古中国，分别走过释迦牟尼佛和孔夫子这样的伟大生命。佛陀称他的时代叫“五浊恶世”，孔夫子则说他的时代是“礼崩乐坏”，因此，佛陀致力于普度众生，孔夫子则专注于克己复礼。他们生活的时代，纸张尚为发明，然而，梵文（天竺语）和汉语已经能够系统地进行口头表达并且能够通过刻写的方式进行记录。
事实上，宗教的历史要比任何自然科学与理论科学更为悠久，人类自从在地球上生存的那一刻起，宗教意识便随之存在。当然，宗教的真实起源仍然在目前仍然是人类没有能够准确回答的一个问题。宗教决不是起源于古人的所谓的愚昧，而恰恰相反，是起源于古人的智慧。宗教作为人类精神最古老、最持久的意识，而且，各种不同的宗教无不作为我们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社会存在因素而确立下来，看看中国大地上比比皆是的寺院、佛塔以及基督教堂即可了然。
宗教意识是人类精神中不可或缺和不可剔除的天然成分。在人类短短的几千年以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宗教始终是嵌入人类生命最深层的一种精神素质。人类在历史和现实中从来没有脱离过宗教，即使在中国这个被认为的一个无神论的国度仍然如此。对于中国而言，许多的民间风俗与节日都来自于宗教，人们的日常话语直接来源于宗教，宗教渗透于社会每一个领域，可以判断，人类在未来决不会摆脱宗教的影响，人类只能在宗教的革新中走向精神世界的更高的阶段。
宗教属于人类社会的一种永恒的属性。到目前为止，不管科学技术本身如何发达、不管各种人文知识学科如何丰富，但是，宗教并没有呈现弱化或者任何消亡的迹象。相反，却呈现出不断强化的和继续深化的趋势。
公元前1世纪佛教从印度而东来中国，以及同一时期的基督教由东方的叙利亚而西去到达欧洲的意大利，可以说，宗教的传播史恢弘而神秘。基督教在欧洲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经历了艰难困苦的过程，耶稣受难即是明证。基督教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形成了政教合一的体制，并且对欧洲进行过残酷的统治，最终才在起自13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开始进行宗教改革，应该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促成欧洲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体系形成的前提条件。
佛教与基督教的创始人在出生之时，有着相同的传说，释迦牟尼佛的母亲梦白象而孕，耶稣基督的母亲是因圣灵而孕。在中国，有着完全相同的传说，即有邰氏之女姜媛因踩上巨人的足迹而孕，从而生后稷，是周朝人的先祖。但是，在中国，周朝并没有诞生出属于中国的宗教形态，在周朝的统治的800年，商朝人的巫术存在继续在民间存在，但是，已经远不如商朝时兴盛。
中国从周“易”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的几百年时间里，虽然姬昌在“易”中明确表达了“开物成务”的探讨自然界的思想，但是，后来的统治者们从来没有发扬这种以认知自然界运动规律为己任的探索精神，在“百家争鸣”中的各家学派中，对自然界表现出浓厚的研究精神的学派当属墨家，这有墨子的《光学》为证，在哪个时代，墨子便开始了对“光”进行科学研究，非常遗憾，墨家仅仅经历了短短的两代人的时间便成为“绝学”。在之后的2000年时间中，几乎没有后来者真心的继承者。墨家学派成为绝学，既有自身的原因，更多的是秦朝后中国政权的专制和愚昧所造成。
孔夫子在其生命的过程中，并没有显现诸如佛陀和耶稣哪样的神迹（超自然能力），但是，从《论语》的记载来判断，孔夫子并不是位纯粹的无神论者，比如他生病时也祈祷，他只是不轻言“怪力乱神”而已。可以说，汉人的天然的宗教传统，是从孔子起开始逐渐泯灭的，在孔子之前的商朝和周朝，尤其是商朝人，其实存在着浓厚的宗教意识，这从《诗经》中的许多句子中可以得出明证。比如“天降玄鸟”等等。在孔子之后，中国的主流的意识形态便没有走上宗教的方向，而是不断地提供为统治者集团服务的价值和治国方法，在经过秦汉两朝的文化与政权的相结合后，汉民族在文化上完全屈从与权力的需要，从而在思想力方面便不断地衰败和退化，根本无从诞生伟大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
秦汉皇朝不仅把以家族皇权为核心的专制政体确立下来，并且确立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与政治权力相互关系的固定模式，即统治者完全支配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模式。然而，统治者所确立的意识形态从来不能普遍地成为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民间只是因畏惧强权而表面上和口头上依附统治者宣传的意识形态而已，所以，这便形成了中国人的普遍的心口不一、表里不一的“说一套做一套”的现象，极端的物质主义以及表面上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事实上，儒学在统治者心中也只是一个工具，而根本不会成为其维护政权的价值原则，更不会充当其夺取争取的指导思想。
一般认为，汉民族是一个没有浓厚的宗教传统的民族，而其实不然，在古代，从现有的文献纪录中可以得到明证，在传说中的夏商两代，尤其是商代，中国的宗教形式表现为“巫术”，固然，从现代人的眼光看，“巫术”具有明显的迷信的色彩，但是，这正是汉民族古代宗教的最真实的表现形式。
中国的本土型的宗教形态，在周朝时期的历史发展中被中断了，可以认定，自秦朝执行的法家路线以来，是中断宗教的一大原因。虽然到公元一世纪即汉朝中期，佛教开始铺天盖地的传入中国，但是，在长达2000多年的崇佛或者灭佛的争夺中，宗教仍然显现了自身在民间社会的强大生命力。
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是复杂而又浅薄的。其浅薄的一面表现在仅仅为了“吃穿”二字而生，即所谓的“做官做宦为吃穿”，而普通民众更是把“吃饱穿暖”当成第一要务，而对于人类精神层面的追求，则表现的麻木和懈怠；就其复杂而深厚的一面而言，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包容着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与宗教意识，可以随时随地的改变并且加以利用，这便是中国人的“易”变。
因此，儒释道走上统一的线路，需要中华民族意识形态的升华和飞跃。
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汉族也是佛教传播最重要、最普及的一个民族。在公元1—6世纪，佛教深深融入到汉族社会的每个层面，其影响力和信奉的人口甚至比本土还大。佛陀在顿悟后，他生命的精神已经属于常人无法理解的状态。他能够观察三界情景、看到六道轮回、竟然一个人的前生、今世和来生。一句话，佛陀能够感知到三维时空之外的一切存在。佛陀讲述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着，但是，常人却无法感知和证明，因此，对于佛陀也只能采取“信则有不信则无”的态度。佛陀讲诸法平等，但是，只有有益于人类幸福生活的“法”，才会在人间结出善果。
继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之后，到20世纪中叶，随着共产党政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后，佛教在“文革”十年遭受到普遍而严重的打击，但是，随着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开始，也开始逐步恢复了生机。中华民族在意识形态方面，在公元1世纪其开始接受佛教，到20世纪中期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自清朝中期开始，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到现在，在中国民间也开始发挥相当程度的影响。历史地看，中国是一个极易接受外来意识形态的民族国家，这恰恰根源于专制统治对民众思想的严密控制。显然，对于一个民族社会来说，如果没有充分的自由思想，便没有充满人性光辉的意识形态，也便会丧失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创造力。
进入21世纪后，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潮流中，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呈现出“青山遮不住”的多样化趋势，基督教的各种习俗和节日纷至沓来，并且被青年人所普遍的接受和奉行，同时，佛教在20世纪80年代的气功热潮中尽显活力和影响力，其实，在中国，气功本属于一种道家的修身养性的功法，但是，在“文革”后，却与佛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影响中国民间社会的一支不可小觑的势力。
对于印度和中国而言，不管佛教和儒学多么伟大，而历史过程是，印度和中国都没有成为现代科学体系的发祥国，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而在欧洲，通过13世纪发端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宗教改革而逐步实现了宗教与科学的向融合。欧洲社会深厚的基督教传统与古希腊哲学中对大自然的浓厚的探索热情，是导致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工业革命的最直接的人文根源。
就科学家而言，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许多站在科学高峰之巅的巨人们，都曾经给予宗教以崇高的评价。在欧洲思想史中，马克思主义对宗教持明显的否定立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1844年）中指出——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 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这句话的翻译存在着不准确的成分。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历史观来判断，马克思否定宗教的立场是明确无误的。
佛教与自然科学的融合问题，是一个被爱恩斯坦等许多科学家提出的问题。然而，宗教与科学的如何结合？仍然是一个没有准确方向的问题。人类生命永远存在某种意义的神秘性、人类的精神世界永远存在巨大的差异性、人类生命与客观物质之间永远存在着难于完全诠释和通过实验而证明的现象——上述三个原因，是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主要理由。
佛教和儒家如何充当激发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发明的精神动力？这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儒家与科学技术力量没有较好的进行结合，而在21世纪，中华民族需要重新认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并且将宗教意识作为一种促进科学研究的能量，只有如此，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才能够走向健康的轨道。
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具有天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儒释道三教是客观存在、马克思主义也是客观现实，面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如此复杂多样的局面，在21世纪，中华民族必然需要确立起一个核心的概念，以为所有的意识形态确定共同的方向，并且提供一致的出路，我认为，这个核心的概念即是——文明。天下文明——这是起源于周文王姬昌《易》中的一个美好词汇和理念，在欧洲，直到大致17世纪才开始使用这个概念。文明不仅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最高层位的概念，而且是人类全部历史活动的本质。因此，在21世纪，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将会自然必然地归为文明。中国不仅要自觉地把文明的理念贯彻到自身的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而且应该把文明的理念传播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如此，中华民族的国家形象和族群形象才能够高大而光辉起来。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科学与宗教不存在必然的冲突，科学和宗教不应相互否定，而应自觉地相互融合。说到底，社会文明深深植根于人类精神对于自然界运动规律和存在实质的探讨热情。哪个民族如果缺乏这一点精神，就不会在科学发明上走的很远和持久。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理论科学，自身发展的一个原则应该建立在不排斥宗教的前提下。也就是说，科学不一个排斥宗教，而一个与宗教自觉地结合在一起。
在未来，人类社会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证明一个事实，即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后的现代科学体系，本身存在着巨大而明显的缺陷与不足之处。而弥补科学的缺陷和不足，正是宗教的价值之所在。而且，人类科学体系和内容的更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宗教提供强大的动能，因此，宗教可以充当科学的母体，崭新的人类精神可能只有在宗教与科学的奇妙结合中才能够诞生出来。
在21世纪，人类的精神时间仍然普遍需要从宗教中获得滋养，寻找安慰。人类社会的科学需要从宗教中寻求动力。 21世纪人类不仅将仍然需要宗教，而且，宗教定会充当促进社会文明繁荣的力量。宗教是比任何科学体系和理论主义更悠久、更深入人心的人类精神族谱。
从21世纪开始，中华民族需要继承和清理、重新认识和发展儒释道三大学派的共同的文明精髓。从而在现实社会中把中华民族的社会成员培育的富于科学探讨精神以及具有自觉的文明理念。可以说，我们这个以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多民族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容易引领的一个族群。关键的问题只有一个：必须确立公平的政治制度。同时，在文化上，中华民族迫切需要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群体。
中华民族必须坚定地走在人类文明的道路上，才能够最终走在全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前列。

徐国进
2017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