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和戰爭已經根本改變全球化及21世紀歷史走向

    目前，人類正在經歷大瘟疫的浩劫與俄烏戰爭帶來的嚴重的國際衝擊。這兩個事件以及結果，勢必從根本上改變全球化的態勢，並且影響到21世紀人類歷史運動的方向。

回顧20世紀百年，國際格局同樣由一系列大事件造成。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與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再到1937—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些事件主導了20世界上半葉的人類命運。在1945年二戰結束後造就的國際機制下，基本維持了70多年世界範圍的和平大局。可以說，自1945—2020年75年的國際形勢，是人類在二戰後設計的國際框架下的一個難能穩定的大格局中的發展與進步時期。在1945年二戰結束後，發生在美國的以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革命，為人類帶來世界經濟的一體化和信息共享的全球化。然而，這還僅僅只是人類在科學與技術方面的一小步。可以預見，到21世紀末頁，人類社會必將建立在嶄新的能源與產業結構的基礎上。能源取之不盡的陽光為核心要素，產業技術以更高的科技形態而體現。

同時，聯合國體系對於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發揮了相應的主導功能。應該說，聯合國體系的創建，是20世紀人類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後在國際治理觀念與實踐方面的一個偉大的飛躍。

在人類進入21世紀的22年裡，從2001年發生在美國的“911”恐怖襲擊事件到2008年“次貸危機”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機，這兩大事件同時發生在美國，並且是21世紀前20年的最重大的歷史事件。現在，全人類正在經歷2019年底開始蔓延的“新冠肺炎”與進行中的俄烏戰爭的衝擊，這一系列事件共同影響人類的現實社會生活，並且昭示着21世紀的未來命運。

目前，對於世界和中國而言，一個最重要和最關鍵的公共問題仍然是防疫。

可以說，大瘟疫對中國與世界格局以及經濟運行造成的負面影響，甚至不亞於一場世界戰爭。尤其是，大瘟疫對於世界經濟具有全面程度的殺傷力，其影響範圍涉及生產、流通等各個環節，以及人們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不僅對於中國，而且對於世界而言，大瘟疫直接社會結果是經濟的大萎縮、大蕭條與大停滯。美國與歐盟仍然是國際上最重要與最具有實力的經濟共同體。可以預見，當瘟疫與戰爭過後，必將仍然充當世界經濟的最核心的引擎與動力。

在中國，大瘟疫爆發後自2019年春節期間武漢封城至現在，疫情在客觀上對於整個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行造成極其嚴重的內傷。這種內傷甚至是要比傷筋動骨式的外在損失更加嚴重。大瘟疫在客觀上造成了中國大陸經濟增長速度的急劇下降，並且導致一種斷崖式的“硬着陸”的局面。這是中國大陸經濟自1980年代以來經歷的最為艱困的關頭，包括大量失業勞動力、產業鏈的斷裂、消費萎縮與供應不暢，等等。

中國經濟問題與困境必然向政治領域傳導。所以，另外一個並發的問題是，對於中國來說，這場大瘟疫極有可能在政治上帶來嚴重而普遍的衝擊，並且成為改變現行的政治制度的誘因和先導。一方面，大瘟疫對於中國大陸社會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所謂具有毀滅性、整體性和長久性；另一方面，防疫政策本身的諸多問題不僅對治療疾病無意，而且嚴重危機到社會穩定。

中國大陸的防疫現狀再次說明：中國迫切需要建立一種良好的基層自治體制。良好的基層自治不僅對於社會的文明有着重要的促進作用，也是增強全社會活力與創造力的一個關鍵點。

地方自治的思想與政治主張，在辛亥革命時期被孫中山先生在理論上系統的闡述過。1916年8月孫中山在杭州省議會講演時稱：“若地方自治已發達，則政治即可完善，而國家即可鞏固。”孫中山主張以縣作為最基本的自治單位，《建國大綱》中也規定“縣為自治的單位”。孫中山認為“中華民國之建設，必當以人民為基礎，而欲以人民為基礎，必當先行分縣自治”。縣自治說是孫中山地方自治說的一個突破。他主張必須強調縣的地位，以縣為自治單位，縣長民選，縣民意機關制定地方法規。在一省內，縣自治達到一定範圍和程度，省亦可自定憲法，但不能與國憲相牴觸。孫中山認為以一縣為自治單位的原因在於“事之最切於人民者，莫如一縣以內之事，縣自治尚未經訓練，對於中央及省，何怪其茫昧有知津涯”。他認為從與民眾利益的關切度，從實施的可行性來看，縣自治也是最適當的。

本來，中國大陸面臨着“經濟中心”政策施行40年後的一場最關鍵的轉折關頭，在這個節點上，中國遭遇了“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同時，也在國際上遭受來自美國的關稅與貿易制裁，許許多多的重要的國內和國外力量的擠壓，使得中國在走向未來的道路上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國大陸亟需嶄新的政治思維、發展戰略與行動方案。

至此，俄烏戰爭已經進行40多天。俄烏戰爭如果繼續升級，有可能演變成為21世紀一場世界大戰，既包括美歐各國直接參與其中的戰爭。如果美歐參戰，會直接導致一場核武為主要進攻武器的戰爭。這是目前尚無法預估全人類的生命損失的戰爭。而核戰之後的地球生態，更是無法想象和形容。

俄羅斯國內如果沒有迫使普京下台的政治力量，戰爭則無法終止，因此，俄烏戰爭勢必轉化為一場歷時數年的戰爭。即使在俄羅斯軍隊退出烏克蘭之後，兩國之間的零星戰爭仍將持續存在。

 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後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裡，美國和北約各國便向烏克蘭提供了大量的資金與武器支援，並且，使用最先進的武器迅速把烏克蘭武裝起來。美國和北約雖然沒有派士兵直接參戰，然而，直接支援烏克蘭和從經濟上嚴厲制裁俄羅斯，對於是另一種形式的參戰。美國不僅向烏克蘭提供空中防禦系統、海岸防禦系統、遠程火炮等重型武器，而且，美國的先進的科技企業保證了戰爭中烏克蘭的通訊系統的正常使用。

正是因為美國與北約集團對於烏克蘭的直接的軍事武器支援，因此，俄烏戰爭極有可能引發以美歐為一方與俄中為一方國際力量的全面戰爭。

有兩個方面的可能性：一是俄烏戰爭在不引發世界大戰的情況下結束，那麼，未來10—20年的世界格局，將主要集中並且表現在以美歐為主導的世界民主政體國家與因各種複雜的現實利益（包括意識形態的屬性）為一方的俄羅斯、中國、伊朗、朝鮮等國家的直接經濟、政治、軍事與意識形態的全面對抗。二是，如果俄烏戰爭由於美國和北約集團的參與而爆發世界大戰，那麼，戰爭應該在5年左右的時間內結束，由此，俄羅斯的國家形態將會經歷巨大的改變，甚至於傳統意義上的俄國是否存在都有可能經受考驗，同時，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必將得到實質性的轉型，中華民國（台灣的政治範式）必將充當21世紀下半葉中國的主導形態。當然，中國大陸即使以台灣為榜樣，也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間的艱難的重建過程，至少需要20年左右。

 戰爭的結果應該是：在美歐主導下，設計一種擁有超越國家主權性質的“世界政府”體制。職能主要如下：1、統一管理現有的分散的主權國家管轄下的核武器；2、全球性的防禦與抗擊自然災害；3、對於世界性的環境治理與各種人道災難的管理。世界政府的職能應該集中在上述三個基本的方面。

無論從長遠的觀點，還是戰爭結束的事實結果判斷，俄羅斯從戰爭發動的那一刻起便已經失敗。

顯然，核能與核武都具有雙面性。核電廠的危害，在俄烏戰爭過程中再次顯露出來。在21世紀，人類能夠自由地把陽光轉化為動力和能源的時代，到21世紀末頁終會實現。

起自1980年代的世界經濟一體化與信息技術主導的全球化態勢，經歷大致40年的過程。現在看，世界經濟的融合與信息共享的技術雖然極大的改善了人類各國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然而並沒有成為改善國家之間相互關係以及政治、軍事與意識形態對抗的決定因素。俄烏戰爭再次證明，當某個主權國家尤其的一個大國，如果在價值體系和政治制度方面不具備人類文明的實質要求的情況下，便會試圖採取戰爭的方式解決問題。戰爭仍然是人類不能避免的一個具體問題。

在大瘟疫和戰爭結束後，人類必將在精神和意識形態方面重新探尋和思索，人類的精神必將從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對立中掙脫出來，最大的可能是：人類精神回歸到佛教和基督教的最美好的追求上來。從而人類的科學與技術領域充當實證宗教揭示的基本原理的手段和途徑，並且，人類的科學也會得到一場巨大的升華。尤其是在生命科學、能源科學和空間科學三大領域，實現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重大突破。從而把人類社會建築在嶄新的能源基礎至上。

在大瘟疫和俄烏戰爭結束後的未來10年至20年裡，國際格局與世界治理機制將面臨一場較之1945年二戰結束時的巨變和再造。包括聯合國體系的一系列重大改變、國家陣營的明確的劃分、世界經濟運行方式與產業結構的轉變、產業技術的關鍵性升級以及供應鏈的重組等等，都是直接影響21世紀未來走向的實質性因素。

對於全人類，最重要的儘快終結大瘟疫的蔓延與終止俄烏戰爭戰爭，回歸到正常的勞動、創造、發明的軌道上。

徐國進

2022年4月9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