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瘟疫的結果：政治改革還是動盪沉淪？

眼下正在經歷的“新冠肺炎”的大瘟疫，自2019年底爆發至今，已經對於中國與世界造成明顯的負面影響。各國政府的防疫政策存在這明顯的差別。中國大陸採取了“動態清零”的防疫政策。現在，大瘟疫正在客觀上考驗着華夏民族的社會耐力與政治智慧。

回顧歷史，在1966—1976年“文革”過後，中國人民經過大致3年的痛苦思索，終於開啟了一場比任何一場政治運動都深刻千百倍的“改革開放”時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哲學文章，猶如一支報春的燕子，引導人們走出“兩個凡是”的思維窠臼，青年人向社會發問“人生的路啊，為什麼越走越窄？”，由此引發全社會廣泛參與的“人生意義”的大討論。可以說，在中國大陸從“政治掛帥”轉向“經濟中心”的歷史關頭，中國的官民雙方通過這些反思很快達成一種廣泛的社會共識。改革開放時期猶如一道五彩繽紛的彩虹，飛跨在中國20世紀和21世紀之間。

起自1980年的改革開放時期，在短短40年裡，驗證了華夏民族這個古老民族在社會發展與進步方面固有的、不可抗拒的能量。自1980年代以來，是中國大陸社會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對內搞活、對外開放”是這個歷史時期的基本的社會態勢。當然，改革開放時期同樣充斥着許許多多的社會缺點和形形色色的罪行。但是，總體上，這是一個堪稱偉大的歷史時期。可以與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相媲美。1980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時期，是華夏民族社會歷史的一道分水嶺，也是中國國運由衰轉盛的起點。在短短40年的時間裡，中國人創造的社會財富，要遠超以往4000年社會財富的總量。

從華夏民族有文字記載之後的宏觀歷史看，華夏民族在公元前8—3世紀的諸子百家爭鳴時期，是最為光輝燦爛的一個歷史時期，之後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20世紀的1980年，其政權的實質一成不變，社會經濟始終處於星羅棋布的村莊小農經濟形態中。大工業的發育自19世紀70年代“洋務運動”到20世紀，有着緩慢而巨大的發展，但是，總體的技術水平始終處於落後於西方的狀態。

顯然，大瘟疫並不一定為中國大陸社會帶來一場覆蓋全民的文明覺醒運動。當下，中國深陷於許許多多細微與具體的矛盾糾結中。而且，中國大陸社會已經在理論思維、價值理念、意識形態與整個精神素質方面顯現的極度沉悶和沉淪，而且表現的根本不具備文明的歷史觀與涉及現實社會的正確的價值觀。

經歷1980年之後40年改革開放時期的華夏民族，已經初步具備商業文明的雛形，人們普遍認識到，改變自身命運與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嶄新的商品與勞務，而不是所謂的黨的路線方針與政策，並且，文明價值在民眾的心中初步具備普遍性，因此，從社會意義上，已經不接受並且不允許傳統落後的治理模式。

中國大陸社會的社會成員中，從出生於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的三個世代的人群，完全成長於毛澤東時代，其理論思維的水平與科學知識的能力可以說普遍處於一種低下的程度。可以說，這三個世代的群體，即不能夠承擔起政治改革的歷史使命，也根本不具備自覺的進行社會產業革命的勞動能力。當然，不容否認，出生於20世紀40—60年代的三個世代，擁有許許多多傑出的人才，但是，普遍說來，這些優秀的人才沒有能夠各盡其才，也沒有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政治文化氛圍和社會條件。

從表面看，中國大陸仍然存在嚴重而普遍的“左與右”的政治分野，然而，這決不能夠代表就是中國大陸社會政治的實質。經歷了40年“經濟中心”政策與對外開放的中國，在事實上，其社會內部已經存在占多數的、沉默的文明的力量。只是這樣的力量無法形成組織性。中國大陸如果喪失了對於現實社會的科學的分析力，也就註定會喪失創造美好未來的能力。現在，對於華夏民族而言，這是極其可怕而又無可奈何的局面。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大陸走向政治文明的不可繞過的領導力量。中共對於公權力的壟斷深入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和方面。中國共產黨迫切需要一場在理論與實踐方面、政治倫理與制度設計方面的自新。以應對21世紀的未來社會發展與進步，而不是成為社會前行的阻礙因素。

    爆發於2019年底的“新冠肺炎”大瘟疫，持續到現在，已經成為一場涉及全社會的嚴重而普遍的內耗。不僅消弱了經濟活力和增長能力，而且在政治上帶來巨大而明顯的不確定性。2019年底以來的“新冠肺炎”大瘟疫，全面終結了中國在經濟上活力與社會各領域的創造力。

     大瘟疫客觀上充當21世紀中國歷史的一道明顯的分水嶺。瘟疫終結後的中國大陸社會，比將以不同的姿態而展現其面貌。

在大瘟疫之後，中國大陸社會應該在政治上的一場制度設計和創造、建樹和確立，並且完善企業機制和提升產業科技水平，以及在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實現根本性轉型。

可以預見，在21世紀未來20年，世界將進入一種由瘟疫和戰爭帶來的大動盪期。以美歐為主導的西方國家與以中俄為骨幹的國際力量的對決在所難免。現在可以說，這種對抗和對決已經初步形成。俄烏戰爭的短期結果，不會改變這種終極對抗的大趨勢。俄羅斯固然會因為俄烏戰爭而逐步轉向國運的衰敗，但是，這鐘衰敗不會立即一敗塗地，俄羅斯的衰敗是一個較長期的過程，同時，中國堅信世界處於“東升西降”的狀態，這種認知勢必嚴重影響並且決定中國的內政外交的各項主要決策。

由於華夏民族在社會意識形態和思維方式以及文化上的嚴重缺陷，至今為止，中國人對於改革開放時期嚴重而普遍地缺乏客觀與正確的認知對立。這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認知，不僅影響到中國大陸的社會未來，更直接影響到各種現實的政策選擇。

中國有一句似是而非的話語——多難興邦。事實上，華夏民族自有文字記載以來，經歷的形形色色的社會災難不計其數，然而，在“國家意義”上，卻始終處於嚴重缺失創造力和發展力的狀態中。無論傳說中的夏商周的更迭，還是東周時期的諸侯國的戰亂，尤其是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之後的“打一統”的局面，一直到20世紀終結的2300多年裡，我們這個以華夏民族為主題的民族國家，從來沒有自覺進行過持續而堅定的產業革命，更沒有爆發持久而普及性的科學技術革命浪潮。致使我們的社會直到20世紀末頁，在人口結構方面始終是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經濟形態也以一家一戶的小農耕種方式為主體。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只能是多智興邦、多勞興邦、多能興邦。

“新冠肺炎”大瘟疫無疑是正在發生和蔓延的一場大災難。這場大瘟疫已經造成許多生命的死亡，也對整個社會經濟造成了極其嚴重的衝擊。如果我們民族和國家的智者沒有對於這場災難及其後果的深刻認識，沒有對於社會治理方式的深刻反思，那麼，在大瘟疫過後，中國大陸社會也難以發生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進步和政治改革，更有可能是，大瘟疫會導致整個社會深陷動盪、墮落和沉淪的景象之中。如果是後一種結果，那麼，華夏民族便會喪失21世紀的剩餘時光。

中國大陸的聖賢之輩，社會中的智者和勇者，應該公開站出來引領方向。大瘟疫結束後，華夏民族必須表現出在社會文明方面的巨大而自覺的創造力、想象力。

我相信，經歷了1980年代改革開放時期的華夏民族，我們的社會中已經擁有無數位真正的智者和勇者。但願中國大陸社會具有文明素質的社會力量能夠聯合起來，從而開闢出21世紀華夏民族的一種全面文明升華的繁榮局面。通過這場大瘟疫，致使華夏民族在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上實現一場偉大的飛躍。

願天佑華夏民族！

讓我們珍惜華夏民族吧！

徐國進

2022年4月15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