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經濟危機已向金融業傳導

2022年4月起河南境內4家村鎮銀行——禹州新民生村鎮銀行、上蔡惠民村鎮銀行、柘城黃淮村鎮銀行、開封新東方村鎮銀行，在同一時間關閉了線上取款和轉賬渠道，由此引發儲戶的大規模擠兌。中國銀保監會指出，該案起因於銀行股東內外勾結，將公眾資金套取至第三方平台。據有關報道顯示，涉及近400億人民幣資金。

眼下，這個銀行業的危機事件仍然在延燒中。至此，在中國大陸，“村鎮銀行”的概念從提出到開始發放牌照經營允許設立，總共剛剛15年的時間。村鎮銀行的設立環境與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城市中偏地開花的“城市信用社”完全不同，城市信用社出現在改革開放初期，並且與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同步成長。“村鎮銀行”的出現，即是為了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和鄉村金融服務的缺口問題，也是民間經濟力量努力爭取進入銀行和金融業的強烈要求的結果。2007年1月規定，“村鎮銀行最大股東或惟一股東必須是銀行業金融機構”，“最大銀行業金融機構股東持股比例不得低於村鎮銀行股本總額的20%”。這本身即是一項極其畸形的規定。

起自1985年左右的全國偏地開花的“城市信用社”，城市信用社發展到過程中同樣出現了個別的倒閉、擠兌等現象，到90年代中期，對於城市信用社採取了整合為“城市合作銀行”的方法，從而化解了小規模的支付危機，當然，20世紀80—90年代的高速經濟增長和貨幣發行，本身就不會導致全面的支付危機的發生。

中國大陸自1980年代開始改革開放之後，到90年代，形成了以電信業、汽車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為三大支柱產業的結構。在這四大產業體系中，金融業的國有化程度最高，也是始終謹小慎微、不敢冒然向民營經濟開放的行業。而地產業的私營化程度最高，也是一個造就了一大批所謂的富豪的行業。現在，房地產業只能在困境中自生自滅。

我們看到，整體性的經濟危機已經開始向銀行和金融業傳導，而金融危機有可能充當經濟硬着陸的最後的一塊盾牌。如果發生系統性危機，必然導致大規模的社會動盪和政治混亂局面。

我的觀點依然是，只要中國大陸不發生大規模的社會政治動盪，就能夠化解目前出現的銀行與金融業的支付危機現象。但是，如果金融危機與政治危機交織在一起，那麼，中國大陸的社會景象將是混亂和悲慘的。當然，應該不會發生類似20世紀40年代民國垮台之前的紙幣現象。但是，人民幣的普遍大幅度貶值卻有可能再次出現。因為巨量的兌付危機會倒逼中央銀行再次超量發行貨幣。

中國大陸的銀行與整個金融業，依然是一個極其脆弱的行業，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銀行與金融機構始終充當現代化電子科技運用的急先鋒，在短時間內完全淘汰了傳統的珠算與手工記賬，成為現代化辦公手段最為先進的行業。

銀行與金融機構的快速膨脹，使得整個行業成為一個泡沫狀態，並且根基不牢。銀行與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過低，而且嚴重缺乏正常的補足渠道。內部經營更是存在着僵化與腐敗的現象。這導致中國大陸沒有一家可以進行“清盤”的金融機構。中國的銀行體制和金融業，是所有行業中最為脆弱的組成部分。

就銀行與金融機構的外在經濟環境看，產業結構的長期畸形，以及政策性原因而導致的分配不公，使得貨幣資金的流通和分配機制也嚴重畸形和不暢。

人民幣是純粹的國家信用貨幣，它從1948年發行起，從來不與黃金掛鈎，也不與任何其它的國外貨幣掛鈎。但是，在1980年改革開放過程中，人民幣逐步在國際匯市上扮演一個主要貨幣品種的功能。因此，現在必須注意人民幣在國際匯市上的各種風險。

在中國大陸，自1949年後，銀行即屬於一個公營部門。在1950—1980年長達30年的時間裡，中國大陸只有一家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它既是中央銀行也承擔為工商業和居民個人服務的功能。1980年改革開放開始後，在鄧小平“把銀行辦成真正的銀行”和“金融業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的思路的指導下，中國大陸的銀行和金融機構開始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尤其是在1990年設立滬深兩個證券交易所，發揮為國有企業融資的重要作用，也逐步成為城鄉個人投資的一個主要的渠道。

從現在起，中國大陸應該為未來的幣值改革設計可行的方案，同時設計完整的金融體系。而現在的關鍵，是有效控制銀行業的擠兌現象的發生，防治發生所謂的“系統性風險”。

可以肯定，以村鎮銀行為標誌的兌付危機，必將深刻加劇整體性的經濟危機，並且成為全局性的經濟金融危機的一個顯著的側面，銀行和金融業是防範經濟危機的最後一道防線。中國大陸必須嚴守金融穩定，由此才能夠度過眼前的這場經濟大蕭條的衝擊。

中國大陸在目前關頭面臨着多重性的社會任務：包括經濟結構調整、防範政治動盪以及重建社會的底層治理機制。危機是整體性和深層次的，華夏民族的一切智者和聖賢之士，需要勇敢的站出來並且為化解眼前的危機貢獻智慧和正確的方法。

徐國進

2022年6月22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