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國進論習近平與習近平時代

     目錄

1、上書對策習近平主席

2、開創一個偉大的習近平時代（之一至之十）

3、習習清風待近平

4、論習近平時代及其歷史地位

5、論習近平的危難處境以及化解的途徑和方法

6、論習近平時代的未來

7、習近平時代與共產黨的方向
8、習近平三年執政縱橫談

9、 習近平與馬英九——哥倆好

10、論習近平時代的歷史主題與政策導向

11、論習近平的“全球治理觀”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

12、習近平——站在制定正確政策與開闢偉大時代之間

13、論習近平領導核心的形成與現實考驗

14、再論習近平時代與中國出路

15、中國的社會現實與習近平的抉擇

16、習近平的突破口與習近平時代的成型

上書對策習近平主席

      在21世紀第二個年代的此刻，中國大陸社會又一次站在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處，前面要麼是坦途，要麼是懸崖。這取決於中國領導人的政治智慧和抉擇能力。自從20世紀80年代全球化的國際形勢成熟後，中華民族已經契合於全球化的人類文明洪流，進行了30多年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現在，中華民族迫切需要能夠站在鄧小平肩頭並且超越鄧小平的政治領袖。

    在20世紀，中華民族經歷了辛亥革命、國共內戰、改革開放三次重大的社會轉折。當中國的改革開放時期走到21世紀第二個年代，中國大陸社會必須進行並且實現一場整體性的社會升華。而且，這次轉折的意義、複雜性和難度不亞於20世紀的任何一次重大轉折。

       只有充分把握全球化的實質，以及全球化的國際局面與中國大陸社會的真實聯繫，才能夠為中國的下一步發展找到正確的方法、開闢嶄新的途徑。習近平主席應該成為一個為中華民族“萬世開太平”的民族領袖，這需要如下的三個條件：一是他的個人勇氣、信念和目標；二是擁有一個志同道合的政治家團隊；三是綜合性的社會因素和趨勢。習近平主席成就偉大政治領袖所需要的一切歷史的和現實的條件已經具備，只要他選擇正確的行動即可。

       中國社會的現實形勢已經不容許我們繼續迷失在盲目而愚昧的政治紛爭中，也不容中華民族繼續迷失和徘徊在低級的權力爭鬥中。

      總體上說，中華民族仍然是一個十分容易被公權力所引導的民族。只要我們的社會具備一大批優秀的政治家的帶領、引導和推動，中華民族就很容易持續地走在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道路上。

      我認為，習近平主席需要牢牢抓住並且做好如下三項工作：

      一、在價值體系方面，發動一場覆蓋全民的社會文明運動。

       1、為全社會樹立起以文明為核心概念的價值體系，這是社會文明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

    社會文明運動的目的是樹立全民族的以文明委核心理念的價值觀，從而矯正整個社會存在的一系列的不符合文明要求的價值觀。

    進行一場覆蓋全國的社會文明教育和普及運動，是改革開放時期進行了30多年後的中國社會現實的需要，也是提升全民族文明程度的需要，更是中華民族走好21世紀以及更長遠未來發展之路的需要。

    2、通過社會文明運動，推進中華民族社會建立起完整的知識體系。

    歷史上，我們這個以漢族人口為絕大多數的民族國家，在自身社會的知識體系方面，存在着極大的缺陷和不完整性，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標誌，中國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歷程，並且通過著作翻譯、教育交流和科技成果的引進，從西方引入了各個門類的自然科學知識和一系列優秀的社會價值。

    可以肯定，21世紀的三大科學領域是生命科學、能源科學和空間科學。中華民族只有在這三大科學領域方面有所突破，才有可能為全人類的文明進步事業做出屬於本民族的獨立貢獻。

    因此，建立完整的知識體系，是21世紀目前進行社會文明運動的第二個主要內容。

    3、終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開闢中國社會的整體性、綜合性的文明發展時代。這是進行社會文明運動的第三方面的主要內容。

       在目前關頭，中國大陸社會在理論上的一個具體而現實的問題是：必須對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做出全面而正確的總結。中國大陸社會的改革開放時期，就像一道絢麗的彩虹，飛跨在20世紀和21世紀之間。改革開放時期是開闢中華民族全新文明的一個波瀾壯闊的序幕。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到現在 的21世紀第二個年代為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史使命已經基本完成。中國需要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一方面，必須對起自19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時期做出全面而客觀的歷史習性總結，這需要申明改革開放時期的實質以及影響；另一方面，必須懂得解決當前中國社會問題的發展方向、前進步驟和正確方法，只有如此，中華民族才能夠贏得一種美好的未來。

       終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是因為這個時期的歷史使命已經基本完成。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改革開放的結束。

       二、在制度體系方面，進行一場旨在社會幸福為目的的公平制度發明。

       從21世紀的現在開始，中國大陸社會必須進行一場自覺地設計和確立公平制度的工作。並且在上層建築的一切領域創新整個國家運行的制度基礎，這是中國社會文明發展的重要條件。由於20世紀政黨政治制度、政府職能、司法制度等一系列關鍵性的制度建設方面缺乏完整性和系統性的設計與發展。這就要求共產黨的領袖人物自覺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同時對於20世紀中國政黨政治的歷史和自身政黨的歷史做出客觀的、正確的評價，放棄過時的、不合時宜的政治觀念。

       中國大陸社會在政治改革方面的具體任務如下：1、重新設計和分配全國人大、政府、中共黨委和政協四大機關的職能。2、有序推進和完善基層選舉，從而以此確立起適合中國大陸社會的選舉制度框架。選舉必須成為中國一切政治活動的起點。3、依靠憲法，劃定立法、司法、行政、軍隊等國家機器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和責任。4、建立公平的政黨制度，把中國大陸社會的各個政黨，放置在是法律中的平等的政治活動主體的地位。在條件成熟時，制定《政黨法》。中國政黨政治的制度基礎必須重新構建。5、政府的唯一職能就是合理的、正確的、快速的解決民生問題。

       21世紀中國必須走自己獨創的人類政治文明之路。21世紀初的公平制度建設是整個中國政治文明建設的基礎。然後，中華民族的文化素質、科學技能都將得到最迅速的提高和改善，再造文明中國的理想即可實現。

      對於中國大陸社會而言，在現行的國家體制內進行一次平穩的職能轉型和制度框架的調整，是代價最小的轉型渠道。中國大陸社會政治進步的參照物不是前蘇聯，而是台灣。

    三、在產業體系方面，為中國大陸社會制定完備的21世紀產業體系發展規劃。

    1、 企業制度的再整合與修正。

    21世紀中國必將是一個屬於企業家的世紀。在歷史上，中華民族是一個嚴重缺乏企業精神的民族，但是，在中華民族遠古文化中，卻具有着鮮明的產業思想。比如《易經》中明確表達了“開物成務”、“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的價值觀。只是在經歷了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大致550年的春秋戰國時期，致使中國的文化形態嚴重萎縮，最終形成了“官本位”的文化。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把中華民族的企業精神重新煥發出來。而且，在中國經濟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型過程中，在企業制度的設計方面已經奠定了比較完備的法律和規章程序。但是，就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而言，企業制度的建設仍然嚴重滯後於現實社會經濟的需要，因此，在企業制度的設計上，中國大陸社會的各級政府必須自覺地適應市場化的趨勢，政府本身必須充當經濟健康發展的助力因素，而不是為經濟發展添加障礙。

    2、打造超越工業革命形成的傳統產業模式。

    人類社會的產業分工無非包括吃、穿、住、行四大領域，人類社會的產業分工也是在人類生命的需求基礎上展開的。

    自從改革開放時期以來，金融業、電信業、房產業和汽車業四大行業，是深刻影響中國大陸社會生活和產業結構的領域。在金融業方面，自從1949年中國人民銀行建立後，到1984年中國農業銀行從人民銀行的母體裡分離出來，中國只有一家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它既辦理個人儲蓄，又為有國營的工商部門提供貸款服務。自從鄧小平發出“把銀行辦成真正的銀行”的指示後，首先是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的重建，到1986年又恢復交通銀行，各類信用機構的大量湧現以及地方性中小銀行的成立，使得金融業迅速形成一股重要的產業力量，並且，金融業充當了利用電子化辦公的急先鋒。在電信業方面，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電信局是電話業務的唯一管理部門，在1990年代之前，中國大陸也只有固定電話業務，而且設備極其落後，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移動電話的引入，迅速改變了電信業的格局，到目前為止，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手機用戶最多的國家，中國電信業的發展可謂鋪天蓋地。同時，互聯網的廣泛運用，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並且成為深刻影響社會行為和消費形態的渠道。同時，房產業和汽車業極大地改善了人們的居住條件和出行方式。總之，上述的四大行業是改革開放時期迅速興起並且最深刻影響到整個社會面貌的產業領域。

    在改革開放時期之初，中國就意識到必須避免走西方國家工業化的老路，然而，在許多方面，意識到問題卻不能夠真正解決問題。比如在環境污染上，由於中國整體製造業的技術水平尚極其落後，因此，中國製造業也就成為破壞自然環境和污染的源頭因素。

    超越18世紀60年代工業革命形成的產業模式，在世界範圍內，中國承擔的任務最為艱巨。中國必須在如下的方面有所作為：重新確定產業進步的動力機制，建設以科學發現、技術應用和知識傳播為主導的產業發展形態；設計和建立新型的商品流通、交換機制，以及設計並建立新型的社會貨幣分配機制；着力發展符合人類與自然界和諧相處的新產業領域，這必將是21世紀產業發展的根基與核心內容。 

    3、制定比較系統的的着眼於21世紀百年的產業發展規劃。

    一個國家的產業發展水平和規模，才是這個國家的最真實、最基礎的因素。在21世紀，擁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國，必須在產業分工以及產業技術方面成為世界上的領先國家，才能夠充當世界大國和強國，也才能夠對全人類的文明進步作出獨特的貢獻。

    現行的國際社會的產業結構和產業模式，是由首先起自英國的工業革命造就的，工業革命首先發源於18世紀50—60年代的英國，到20世紀50—60年代成熟於美國，其間大致走過了兩個世紀的時間。而中國在最近的200年時間裡，對於全人類的文明進步，幾乎沒有做出具有世界性影響的科技發明、制度創新和文化升華的重大事件。

    公元10世紀前後的宋代，是中國農業文明發展的最高峰，在宋代時期，中國社會已經湧現出工業和商業等嶄新的經濟因素的萌芽，然而，中華民族何其不幸，這種嶄新的社會發展動力，由於北方蒙古族的崛起並且大規模南侵而中斷，在元明清的三個朝代，中國的農業文明不可避免地逐步走向了衰敗，直至20世紀初發生辛亥革命，才在形式上終結了以家族皇權專制的國家體制。

    社會的產業體系基於人類的吃、穿、住、行等基本生理需要。人類的四大產業系統包括：（1）、食品行業；（2）、服裝行業；（3）、住宅行業；（4）、交通行業。這是涵蓋人類社會吃、穿、住、行所有領域的四個基本方面。這四大產業分工領域是人類社會的外在形態，而實質上，人類文明進步的核心動力來自於——教育、文化、科學、技術、知識等系統。

    不僅中國需要一個具有高度科技水平的農業體系，而且全人類也需要一種具有高度科技水平的農業體系。人類的產業革命必將回歸農業領域，農業仍然將是人類生存的最基礎的產業領域。在21世紀，人類必須創造出不同於現行的農業生產模式。並且根本改變現行的形成於英國工業革命的工業生產模式。

    目前，人類社會的服務業在互聯網的引領下，正在發生着一場深刻的革命。人類的商品流通和交換方式已經與互聯網出現之前存在極大的不同，而且，興起於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以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革命，發展到現在，已經使得人類初步看到21世紀產業結構的基本輪廓。

    在21世紀，中國必須在各種傳統產業方面超越工業發達國家，同時創造出高於傳統產業的技術和社會分工領域。

    總之，中國大陸社會的內政問題紛紜複雜而又千頭萬緒，然而，最重要的工作無非是文明價值體系的樹立、公平制度體系的確立和富於創新活力的產業體系的形成三個方面。中國大陸社會的宏觀政策和微觀措施，都必須着力於這三個方面的工作。因此，習近平主席必須自覺地抓住社會建設的這三個主要方面，從而開闢出一個真正屬於習近平的時代。

    在外交方面，美國的“重返亞洲”戰略將主導整個21世紀美國的外交。因此，中國應該把奧巴馬總統提出的“重返亞洲”戰略視為美國21世紀的長遠外交指導原則和思想。同時，中國必須巧妙地通過美國的“重返亞洲”戰略發展自己，而不是形成與美國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對抗。

    中國大陸社會是一個擁有13人口的國家，21世紀中華民族的文明事業是全人類文明事業中最為光輝燦爛的事業。13億人民迫切需要一大批偉大政治家的引領、教導和推動。21世紀中國必須成為一個成功的國家，同時，21世紀中華民族必須成就一個偉大的民族。

    繼承鄧小平，超越鄧小平——這是習近平李克強為代表的一代中共政治家必須完成的使命。否則，中國大陸社會必將陷入深重的政治動盪，從而有可能喪失21世紀百年。中華民族再也不能失去21世紀百年的發展機會，如果21世紀中國大陸仍然作為一個失敗國家的形象而展示給世界，那麼，中華民族將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不可自拔。無疑，中國屬於一個古老的國家，即所謂的“老大帝國”，但是，中國又屬於一個新興的國家，這個國家以在1949年10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命名，一直到1980年通過改革開放才走向新生並且真正的換發了生機。

    21世紀百年中國，將是一個全面的、綜合型的社會文明的發展世紀。文明是21世紀人類社會運動的核心理念與基本要求。21世紀中華民族的文明事業，是全人類文明事業中最為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是全人類文明事業中最為壯麗和引人入勝的部分。

    我們的時代需要並且呼喚偉大政治家的出現，全體中國人民也期待着習近平主席充當偉大政治家的代表人物。這當然取決於習近平主席的個人性格魅力、品德修養以及思想高度，希望習近平主席成為開闢中華民族社會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的政治領袖。

    21世紀中華民族嶄新社會文明形態的形成，需要一大批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教育家和企業家的共同奮鬥。

                                                       徐國進

                                                 2013年8月31日

    附文：關於上書和對策

    在百度上查關於“上書”的解釋，大致包括如下的幾層意思——1.向君主進呈書面意見。2.指給地位高的人寫信。3.舊時塾師向學生講授新課。

    中國近代最著名的一次上書活動當屬1895年5月初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1894年7月中日甲午海戰爆發。1895年4月，清政府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及遼東，賠款白銀二億兩，而此時，乙未科進士正在北平考完會試，正等待發榜。舉人們得知消息後群情激憤、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為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公車上書”提出了四項解決辦法：一、下詔鼓天下之氣；二、遷都定天下之本；三、練兵強天下之勢；四、變法成天下之治。康有為指出前三項還只是權益應敵之策，第四項才是立國自強的根本大計。

    “公車上書”拉開了戊戌變法的序幕。1895年8月，康有為、梁啓超等人在北京出版《萬國公報》（後改名為《中外紀聞》），宣揚變法；組織強學會。隨後在上海創刊《時務報》，1897年冬天，嚴復創建《國聞報》，到1897年底，各地已有33個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學會建立，新式學堂17所，出版報刊19種。到1898年，學會、學堂和報館達300多個。1897年12月，康有為第五次上書。1898年1月康有再次上書光緒帝，4月，同梁啓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詔書，宣布變法。新政從此日開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為止，歷時103天，史稱戊戌變法（百日維新）。而就在中國的戊戌變法失敗的30多年前的1868年，日本開始進行明治維新、“脫亞入歐”，開始走上工業強國之路。到1888年，日本產業革命形成高潮。由此，日本的政治體制也實現了平穩的轉型。

    其實，在公車上書之前的1894年6月，孫中山先生便有《上李鴻章書》，其中講道——“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顧我中國仿效西法，於今已三十餘年。育人才則有同文、方言各館，水師、武備諸學堂；裕財源則辟煤金之礦，立紡織製造之局；興商務則招商輪船、開平鐵路，已後先輝映矣。而猶不能與歐洲頡頏者，其故何哉？以不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並行之也。”“竊維今日之急務，固無逾於此四大端，然而條目工夫不能造次，舉措施布各有緩急。雖首在陶冶人才，而舉國並興學校非十年無以致其功，時勢之危急恐不能少須。”顯然，在“洋務運動”大致進行了30年的1894年，孫中山先生把“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作為國家富強的“四大綱領”。

    現在，中國對西方的學習，從洋務運動到20世紀結束，大致進行了150年時間，商品、貨幣均得普遍的引入和借鑑，唯在社會政治制度方面，中國大陸仍然排斥於千里之外。

    在中國，從中國文字被廣泛使用起，對策文幾乎就成為一種主導型的文體，並且形成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特色。中國古代的經典作品，比如老子的《道德經》和孔子的《論語》，在內容上都存在着為統治者出謀劃策的論述，這其實就是一種對策文體。因此，在中國，對策文作為一種文體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出現了。到秦漢時代，對策文已經是一種成熟的文體。

    對策無非是通常所說的出謀劃策。在中國古代，臣子向君王提出解決一系列具體的政治、軍事、經濟方面問題的方法和策略叫作“對策”。

    中國歷史上幾次著名的對策範例：

    1、秦代的李斯（約前280年－前208年）的《諫逐客書》。秦王政十年（前237年）由於鄭國間諜入秦，秦王下令驅逐六國客卿。李斯上《諫逐客書》阻止，被秦王所採納，不久官為廷尉。《諫逐客書》中有言——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李斯的文章現傳四篇，計為《諫逐客書》、《論督責書》、《言趙高書》、《獄中上書》。當然，李斯也是“焚書坑儒”的一個主要的責任人。

    2、漢代初年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的“獨尊儒術”對策。公元前134年，漢武帝下詔徵求治國方略，儒生董仲舒寫《舉賢良對策》，系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主張。

    在西漢時期，著名的對策文包括：晁錯《賢良文學對策》，董仲舒《元光元年舉賢良對策》三篇，公孫弘《元光五年舉賢良對策》，魏相《賢良對策》，杜欽《舉賢良方正對策》、《白虎殿對策》，谷永《建始三年舉方正對策》、《復對》，杜鄴《元壽元年舉方正直言對》，申屠剛《舉賢良方正對策》。在東漢時期，著名的對策文包括：馬融《陽嘉二年舉敦樸對策》，魯丕《舉賢良方正對策》，李固《舉敦樸士對策》、《對策後復對》，養奮《舉賢良方正對策》，張衡《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對策》，皇甫規《建康元年舉賢良方正對策》、《永康元年舉賢良方正對詔問日食》，劉淑《延熹八年日蝕舉賢良方正對策》，劉瑜《延熹八年舉賢良方正上書陳事》，荀爽《延熹九年舉至孝對策陳便宜》。其中，西漢八人十二策，東漢九人十一策，共十七人二十三策。

    3、東漢末年諸葛亮（181－234）的《隆中對》。《隆中對》原名《草廬對》，是中國東漢末年諸葛亮與劉備初次會面的談話內容，標題是由後人添加的。207年冬至208年春，當時駐軍新野的劉備在徐庶建議下，三次到隆中（今南陽臥龍崗或襄陽古隆中）拜訪諸葛亮，直到第三次方得見。《隆中對》中，諸葛亮為劉備分析了天下形勢，提出先取荊州為家，再取益州成鼎足之勢，繼而圖取中原的戰略構想。這便是著名的“隆中對”，或稱“草廬對”，當時諸葛亮只有26歲。此後，諸葛亮出山輔佐劉備，成為劉備的軍師（後為丞相），協助劉備建立蜀漢政權。諸葛亮的“對策”後來成為指導劉備若干年行動的綱領。

    到中國南朝時期，劉勰（約公元465——520）撰寫了一部優秀的文學理論著作——《文心雕龍》，該書成書於公元501—502年間。在《文心雕龍》的“議對第二十四”中，就對策文進行如下的論述——“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古之造士，選事考言”。

    現在，我們已經置身於一個全球信息化的時代。我認為，我們的時代也已經不再需要所謂的上書、勸諫或者對策。政治家本身就是站立於時代潮頭的一個群體，他們對於時代的本質以及發展方向無不有着明確的分析、認知和把握。但是，政治家在制定政策和做出決策的過程中，仍然需要為他們出謀劃策的智囊。

    我寫這篇《上書對策習近平主席》，當然首先是出於對於中華民族的熱愛之情，也懷着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一種由衷的期許。

    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政治家的責任最大，因為他們是掌握社會公權力的一群人。我希望中國大陸社會湧現出一大批偉大的政治家群體，並且在他們的引領和推動下，使得中國在21世紀裡獲得社會發展的成功，並且使得中華民族在21世紀裡成為一個真正偉大的民族。

                                                             徐國進

                                                       2013年8月31日

開創一個偉大的習近平時代

    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一代偉大政治家，為中華民族開闢了一個輝煌的改革開放時代，這個時代的主題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自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中國的改革放開已經走過了30多年的歷程。中國的改革開放時期，就像一道絢麗的彩虹，飛跨在中華民族的20世紀與21世紀之間。

    現在，開創出一個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的任務，已經歷史地落在了以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國新一屆領導人的肩頭。2012年11月29日，習近平主席在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參觀了大型展覽《復興之路》之後，闡述了“中國夢”的內涵，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自覺開創出一個偉大的習近平時代，這個時代的基本特徵即是中國社會的全面發展。顯然，這要比中國在1980年代由“政治掛帥”向“經濟中心”的轉型更艱巨、更複雜、更偉大。

    開創一個偉大的習近平時代，迫切需要中國社會建立起良好的價值體系、制度體系和產業體系。因為價值、制度和產業是人類社會運動的三種主導性的和支撐性的力量。第一、在價值方面，21世紀中國必須確立起以文明、幸福為核心概念的價值體系。從而培育起整個社會成員的追求真理的精神。這才是中華民族社會對全人類做出應有貢獻的一個支點。第二、在制度方面，21世紀中國必須完成一場旨在建立公平制度為目的的制度升華。由此奠定中華民族社會長治久安的堅實的制度基礎。第三、在產業方面，21世紀中國必須堅實地走在產業革命之路上，依靠科學、教育、文化、技術等領域裡的不斷發明和創造，推動整個社會產業體系的不斷升級。

    從21世紀的現在開始，中國必須修好社會發展的——價值體系、制度體系和產業體系。價值體系以文明為核心、制度體系以公平為根本、產業體系以創新需求為導向。

    中國社會又一次面臨着21世紀初的一次最關鍵的歷史抉擇。開創一個以社會的全面發展為基本特徵的偉大的習近平時代，從而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這是實現21世紀中華民族社會持續繁榮的根本保障。站在21世紀全球化的時代，中華民族必須有充分的智慧正確地選擇未來。

    徐國進

    2013年10月10日

開創一個偉大的習近平時代(之二)

“中國夢”是習近平於2012年11月提出的，其主旨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站在21世紀第二個年代的歷史關頭，中國已經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行走了30多年。改革開放時期是主體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時期是對“政治掛帥”的全面性的超越，同時，也比以往的任何一場政治運動深刻千百倍。可以說，改革開放時期為21世紀中華民族的嶄新社會文明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精神素質。

     只有正確認識改革開放時期的社會性質，並且正確評價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史功績和局限性，才能夠為21世紀中國的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開闢正確的方向，並且提出和執行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

     習近平應該把中國社會帶上一條整體性發展的道路，整體性發展不再是以某個或者某種單一的社會領域為“中心”，而是中國社會各種行業、各個領域和各條戰線的共同發展和進步，當然，由於中國社會來說發展的不平衡性，我們的社會在發展程度的方面天然堤存在着巨大而明顯的差別，因此，發展在客觀上存在上不同的水平和質量，但是，21世紀中華民族社會的發展必須徹底擺脫“政治掛帥”和“經濟中心”的傳統方式。發展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和綜合型的，但是，發展本身卻是整體性的和共同性的。

因此，在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史使命進步完成後，中國社會必須走上一條整體性的發展道路。

時值現在，中國在21世紀的發展動力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社會發展的動力已經轉變為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知識、信息等主要因素。這些社會因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並且在不同的程度和範圍內共同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和影響力。生命科學、能源科學和空間科學，是人類在21世紀的三大主要科技領域，中華民族需要在此三大科學領域中有所突破，由此才能夠對全人類文明做出獨特的貢獻。

 人類在18世紀70年代在英國發生工業革命以來，歐洲便充當着世界趨勢的領導力量，工業革命到20世紀60年左右在美國完成，美國的以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革命，開創了人類的全球化時代。到目前為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依然充當世界局勢的領導者。

人類產業革命的發展沒有止境。在21世紀，人類產業革命的任務有必要再次回歸到農業領域。因為農業生產不僅仍然是一個效率低下的傳統產業，而且是一個在工業革命後便被忽視了的產業。然而，吃飯問題卻是人類生存的第一重要的問題。可以預見，農業科技革命將是人類在21世紀進行產業革命的一條最重要的戰線。中國應該自覺認識到這一點。

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社會，當我們認識到社會發展的動力機製發生根本轉變的時候，我們必須牢固而準確地把握住社會發展的嶄新的動力。中國需要制定面向13億人口的、完整的智力開發計劃。由此，才能夠從根本上全面提升中華民族的文明水平。城鎮化的發展戰略，是面對中國農村社會的一個現實的選擇，中國農村社會的城鎮化道路，大致仍然需要半個世紀的時間。

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發展，必須找到一條超越西方工業革命形成的社會模式。中國從現在起，必須徹底終結起自“洋務運動”的那種處處向西方學習的心態，也必須克服20世紀裡的“趕超西方國家”的心理，同時，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須調整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理論思路和政策導向。

21世紀中國社會的發展，必將為全人類開闢出一條不同與西方國家工業化發展模式的社會進步之路。

在中華民族整體性大發展的時代，文明——是中華民族社會的核心價值。

                                           徐國進

                                          2014-3-15

開創一個偉大的習近平時代（之三）

    習近平一代領導人面臨着與前任江澤民和胡錦濤不同的社會環境和發展任務。江澤民和胡錦濤兩任領導人，他們的主要使命是保證改革開放的社會趨勢不發生逆轉、並且沿着改革開放的線路走下去即可。而習近平一代領導人所面臨的任務，則不僅僅要維持改革開放的局面和成果，而是要從根本上改變起自1980年以來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模式，從而為中國社會開闢出一個嶄新的歷史時代和發展模式的使命。

    習近平一代領導人的歷史使命是：帶領中國走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同時為中國開闢出一個整體性的、協調式發展的新時代，並且以此為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持續發展奠定價值、制度和產業三個方面的基礎。因此，習近平時代註定是一個攸關中華民族能不能走好21世紀百年之路的重要關頭。

    全心致力於中國社會的內部發展，當然是習近平時代最重要的關注點。而中國的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最需要的是正確的建設方法，在20世紀，從根本上說，中國不是失敗在意識形態的選擇、不是失敗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對壘，而是失敗在始終缺乏正確而持續的社會建設方法上。

    中國社會走到目前，客觀上要求必須改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模式，事實上，中國的領導人也已經自覺而明確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從理論和實踐的方面來說，一方面，需要從理論全面總結改革開放時期；另一方面，從實踐上制定出一整套實現發展模式根本轉型的政策措施。

    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社會發展，必然是一種為全人類文明進步做出獨立貢獻的發展。因此，21世紀的中國社會形態，必然要超越西方工業革命形成的社會模式，從而為全人類的社會樹立起一個嶄新的文明發展的標杆。

    激發起13億人勞動、創造、發明的熱情，才是中華民族進步的真正內在動力。人類進步最需要正確的智慧和保證文明因素成長的社會制度。中華民族迫切需要具有嶄新的文明素質的政治領導人。“反腐”只能是淨化政治環境的一個具體的工作方面，不是涉及中國社會整體發展和進步的戰略問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必須與文明價值體系的樹立和公平制度體系的設計緊密聯繫起來。否則，就將成為一種“雨過地皮干”的表面文章。

    中國需要準確對21世紀社會發展的目標進行定位，並且，需要準確判斷和把握國際關係演變的趨勢和結果。

    開闢一個偉大的習近平時代，最需要正確的方法。

                                                            徐國進

                                                   2014年3月20日

開闢一個偉大的習近平時代（之四）

    開闢一個偉大的習近平時代，一項基礎性的工作，是需要面向21世紀長遠未來，制定出適合中國社會運動特點的產業發展規劃。 

 生活在太平洋西岸、喜馬拉雅山西麓的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具有成熟的農業文明的民族。大自然的地質裂變賦予了中華民族以得天獨厚的良田沃土，使得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以農為本”的國家，農業是中國的立國之本，因為“民以食為天”。公元10—13世紀的是宋代是中國農業文明發展的一個最高峰，然而，自此之後，由於北方蒙古族的興起和大規模南侵，導致中國沒有能夠發生類似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和工業革命。中華民族社會從哪個時期起，便逐步落後於歐洲國家的發展水平。

    在中國的政策史上，沒有制定完整而具體的產業發展規劃的傳統。可以說，孫中山先生是中國進行產業發展規劃的第一人。在20世紀初，孫中山先生就以其無比的智慧和遠大的目光，開始謀劃中國的產業發展未來，然而，20世紀的中國內部，始終處於一種暴力革命、軍事戰爭和政治運動的狀態下，孫中山先生的宏願始終沒有得以實現的社會條件。而在20世紀初的條件下，孫中山先生的《實業計劃》，還是一個粗線條的勾畫。顯然，制定一整套的涉及21世紀中國社會的產業發展規劃，也是完成孫中山先生的未竟事業。

    在中國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走過了30多年的關頭，我們已經具備設計和制定21世紀產業形態發展規劃的客觀條件和社會基礎。如果中國不能夠在21世紀第二個年代裡，制定出一整套適應全球化條件下的產業發展規劃，那麼，中國在21世紀的發展就將仍然是盲目的和處於自然狀態下，也就無從超越西方工業國家的前提。

其實，改革開放時期的開闢，是從企業體制的改革開始的。國有企業的改革過程，即是中國社會的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的過程。但是，由於在整個改革開放時期里，中國社會嚴重缺乏系統的、精緻的產業發展規劃，不僅使得在經濟增長方面造成嚴重的浪費，也使得經濟質量的提升陷入一種困境之中，這也是經濟增長喪失動力的根源之一。

不容置疑，改革開放時期是中國社會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最劇烈的產業分工時期，當然，在整個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社會產業分工的有機構成還處於極其低下的水平。

    21世紀中國社會的產業發展規律，將從實質上不同於歐洲國家的工業革命的軌跡。

    經過起自19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社會的產業構成，呈現一種層次分明的共同發展的態勢。目前，中國的各個產業領域，在生產方式上、生產力的技術構成上都具有明顯的層次性，這種層次性形成中國經濟形態的巨大差異化和不平衡性，中國社會的不同產業處於各自的不同的發展水平上，但是，卻是呈現出一種共同發展、相互促進的狀態下。集多種產業在不同的勞動技術基礎上的共同發展，是21世紀中國社會產業發展的基本特徵。各種差異巨大的產業體系的共同發展，是影響未來中國社會趨勢的決定性因素。

    牢牢抓住這個社會產業發展的規律，並且因勢利導地推動各個不同產業領域的共同發展，制定出一整套的相互促進與協同發展的產業規劃，不僅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要求，也是中華民族美好未來的需要。

因此，制定一個完備而可行的21世紀的產業發展規劃，是習近平時代的一個具體任務。而且可以預計，在21世紀，人類的產業技術革新的方向，必然回歸到農業產業領域上來。偉大的習近平時代的開闢，一項前提性的工作，即是在30多年改革開放時期取得的社會經濟成果的基礎上，抓住中國社會產業發展的特徵和趨勢，制定完整的產業發展規劃。（1）、符合健康標準的糧食與食品產業；（2）、多樣化的服裝產業；（3）、適合居住和方便環保的住宅產業；（4）、輕型與快捷的交通運輸業；（5）、建立起強大的教育、文化、科技領域。並且把教育、文化、科技等知識領域作為社會進步的基礎性動力加以發展。

社會的產業分工形態，基於人類生存所需要的物質財富需求邏輯上展開。

21世紀中華民族必須在產業革新的所有方面做出實質性的飛躍，才能夠把本民族的文明提升到一個嶄新的水平上、才能夠創造出一種超越西方基於工業革命的社會模式、才能夠對全人類的幸福做出獨特的貢獻。

21世紀，是中華民族站在全球化的發展高度，進行自身社會全面的產業革命和升華的世紀。中國如果在這個基礎性的社會領域做不出超越其他國家的成就，就無從獲得走在世界最前列的條件。

開闢一個偉大的習近平時代，一項必須的工作即是，在現有的社會產業發展水平上，制定出完整的面向21世紀的產業發展規劃。

                                                   徐國進

                                                                       2014年3月27日

開闢一個偉大的習近平時代（之五）

   開展一場覆蓋全民的社會文明運動，是開闢一個偉大的習近平時代的現實要求。

 文明是社會價值體系中的最高概念。中華民族在3000年前就提出了“天下文明”的美好理想。天下文明——這句話語一經說出，即為人類生活確定了一個最高階層的概念和價值。她不僅高於中華民族後來形成於公元前6—3世紀“諸子百家”的所有詞彙，而且高於發源於13—16世紀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等概念。

目前，在很多情況下，人們對於文明的談論，處於一種庸俗的情景中，而哲學或者學術話語中對於“文明”概念的解釋，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着嚴重的誤解和誤導，並且不得要領。比如，“不同文明”或者“文明不同”、“文明衝突”等等，即是現有人類語言中對文明問題誤解的典型表現，以及按着不同民族或者歷史上存在過的國家形態等等為依據劃分文明的類型，也都是沒有能夠真正把握人類文明的實質的表現。

    人類生命一經誕生在地球上，地球上便擁有了一種獨具文明屬性的生命體。對於人類而言，不存在不同的文明，恰恰相反，人類文明的屬性可以穿越時空，永遠是一致的、相同的。對於人類的各個不同民族社會和國家而言，只存在社會發展程度上的不同、因地域不同產生的生活方式上的差異、因膚色不同而造成的外形的差別，等等，然而，地球上的人類，在其擁有的文明的實質上是相同的。

    文明首先是蘊涵於人類生命之中的一切美好的品質和正確的智慧。勞動是社會文明發生和形成的基石。然而，人類的勞動是基於自然界賦予的客觀物質環境之中的勞動，勞動是人類利用自然界的最基礎的社會活動。勞動具有個體和群體的兩種屬性。在勞動過程中，當人類把自身的勞動賦予知識的因素之時，我們便開始了不同與地球上其它生物體的獨有的勞動過程。知識體系充當着一切民族社會全部文明體系的支柱，我們通常把知識體系劃分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類。在現代社會中，存在着教育、科學、技術、醫療、衛生、文學、藝術、法律等等眾多部門。勞動是在創造需求的不同分工的基礎上進行的。實現勞動文明需要教育、科學、技術、信息等知識充當動力。所以，人類面臨的經濟問題不再僅僅是生產、消費、分配等問題，而是一種以提高勞動者綜合智能的問題。

    良好的社會價值、政治制度和產業機制，屬於一切能夠把人類生命中蘊含的美好品格和智慧煥發出來的價值、制度和產業。在人類的生活中，一個人或者作為整體的民族和國家，其文明程度首先是由這個社會的總體發展程度決定的。

人類文明具有一致的、相同的屬性。對於人類來說，文明是不分地域、種族、國家的通性。幸福是人類生活的唯一目的，而文明則是人類達成幸福目的的唯一通途和方法。在社會活動中，一切偏離文明的言論和行動，其結果都會偏離人類的幸福，甚至為人們的生活帶來或多或少、或輕或重的不幸。  

在21世紀第二個年代裡，無論從中國的角度，還是從中華民族的角度，都迫切需要進行一場覆蓋全民的社會文明運動。在20世紀裡，雖然中華民族發生了巨大的進步，然而，從整體上說，在發展的規模和速度、質量和高度以及社會建設的方式方法、理論思維等等方面，都存在着明顯的差距和錯誤。21世紀必然是中華民族全新的社會文明體系的確立和形成世紀。19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時期，為21世紀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奠定了充分的物質保證和思想前提。但是，由於這個時代是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歷史時期，因此，同樣為我們遺留下了許許多多的不可繞過的社會問題。而欲要順利化解我們的現實社會中存在的諸多矛盾與問題，都需要制定和運用具體的文明方法進行解決。

文明運動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事業和具體實踐，因為任何文明都不可能在一個封閉的社會圈子裡完成。社會文明運動必須從一開始就面向民眾，以激發13億人的勞動、創造和發明的熱情和智慧。

     目前，中國面臨着的問題，比開創改革開放時代的歷史關頭更為複雜，當然，這個歷史關頭要比1980年代由“政治掛帥”向“經濟中心”的轉型更加偉大。

總之，開闢一個偉大的習近平時代，需要開展一場普及性的、全民性的社會文明運動。

                                               徐國進

                                           2014年4月2日

開創一個偉大的習近平時代（之六）

   文明盛世是13億中華民族成員的共同夢想和奮鬥目標。13億人的文明事業註定是21世紀全人類文明事業中最為引人入勝和波瀾壯闊的事業。

   21世紀中華民族的文明盛世的到來，取決於13億人的想象力、創造力和發明力，取決於全體人民的良心、良知和良能。

   習近平時代即是整個30多年改革放開時期的繼續，又必然是一個超越改革開放時期的嶄新時代的開端。

   改革開放時期是21世紀中國社會向前的基礎和背景，在這個基礎和背景之上，開闢21世紀中華民族的文明盛世，需要一系列條件：首先，必須對目前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勢和長遠未來的運動規律有着正確的認識，在準確抓住社會問題的實質的前提下，提出一系列正確的方法；其次，以習近平為代表的新一代中國領導人，必須具備文明的價值觀，並且推動中國共產黨的與時俱進，從而設計出適合中國社會發展的體制框架；第三，最基礎的工作，是重建出一個富於創新活力的產業體系；第四，把科學技術、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視為社會進步的基本動力因素加以利用，並且制定出符合這些領域自身發展的政策；第五，湧現出一大批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教育家和企業家，充當中國文明進步的引領力量。如此，才能夠凝集起中華民族的社會共識，使得中國牢固地走在人類文明的道路上。

   如果沒有上述這些條件，開闢一個偉大的習近平時代就會成為一種空談，其它一切也都會成為泡影。必須要知道，從整體上說，中國社會的文明發展程度還相當落後，並且，中國近30多年的社會發展處於一種極其落後的水平上。而且，中國社會進步的動力機制相當脆弱，如果發生普遍的社會危機，就有可能將改革開放時期取得的發展成果毀於一旦。

    全球化是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國際背景，中國的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正迎合了全球化的發端和成熟的全過程。全球化的局面是以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革命的結果，以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革命發源於美國的硅谷，因此，美國是全球化局面的開創力量。人類的工業革命起源於英國，而成熟於美國，工業革命從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走過了大致190年的歷程。

在人類的整個工業革命的進程中，中國始終是一個落後的國家。當中華民族走到20世紀80年代之時，第一次自信地進行改革開放之時，在短短的30多年間，便接納了世界上主要的科技發展成果，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不僅充當了世界上最廣闊的新興市場，而且成長為經濟總量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國。

中國21世紀的社會發展站在全球化基礎上。因此，中國在21世紀的社會發展，必須拋棄和克服19世紀末葉的“學習型”的心態、也必須拋棄和克服20世紀中葉的“趕超型”心理。只有走上社會發明的自主性道路，中華民族才能夠腳踏實地並且日新月異。

    開闢21世紀中華民族的文明盛世，是習近平時代的綜合性使命。習近平倡導的“中國夢”，即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志士仁人們所懷抱的“盛世之夢”。盛世夢想，自古以來便是全體中國人的一種期許，當然，盛世之夢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里有着不同的內容。在21世紀，中華民族的盛世之夢，必須是文明的盛世之夢。

   為21世紀中華民族社會的文明盛世奠基，是習近平時代的最重要的使命。這需要中國的新一代政治家，具有對中國全部歷史的科學認知能力、懂得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的正確方法，並且，懷抱對中華民族長遠未來的清晰藍圖。政治家對於21世紀中國發展的責任最大，因為政治家的手中掌握着社會的公權力。偉大政治家屬於哪些能夠掌握社會運動規律並且按着符合文明的標準解決最重要的現實問題的政治家，屬於哪些心繫民族未來並且為人民群眾樹立崇高道德形象的政治家，屬於哪些懂得權力的本質並且給予社會進步動力的政治家。

開闢一個偉大的習近平時代，就是打造中華民族的文明盛世。

                                                 徐國進

                                                2014年4月9日

開創一個偉大的習近平時代（之七）

中國20世紀百年裡，世紀之初屹立着孫中山，世紀之末屹立着鄧小平，孫中山和鄧小平是中華民族的兩座豐碑。孫中山先生在政治制度上終結了自秦朝開始的以家族為核心的皇權世襲專制，締造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他是肇造民國的政治領袖；鄧小平先生則在1980年代開闢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運行方式，他是中國第一位公開向貧窮宣戰的政治家。

改革開放時期是中華民族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最為燦爛輝煌的時期，然而，正如歷史上一切偉大的時代一樣，中國的改革開放時期同樣存在着一系列明顯的局限性和缺陷。時值目前，中國社會積30多年改革開放時期的矛盾和問題於一身，中華民族迫切需要超越改革開放時期，以改革開放時期為一個歷史發展的里程碑，從而踏上一個新的征程。

中共18大3中全會提出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這是一個負責改革的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的政府機構。習近平親自出任領導小組的組長，這意味着習近平個人已將目前中國大陸社會最難推進的工作和深化改革的歷史責任一肩挑起，顯然，習近平個人對於中國大陸社會現實和未來所擔負的責任最重。

 我認為，深改小組的一個重要的職能，在於扮演中國社會文明進步的思想庫的角色，同時，要為21世紀中國大陸社會的發展繪製清晰的藍圖、制定正確的路徑和方法。其中，思想庫的角色最為重要，因為“深改小組”必須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才能夠得到預期的成效。在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大變局”中，事實上，中華民族在文化上發生了一次嚴重的斷裂，由於中華民族的語言體系的自身特點，在由文言文到白話文的轉型過程中，中華民族的理論思維沒有能夠得到普遍的提高，這是中國沒有能夠走好20世紀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因此，在21世紀初，中華民族樹立起以文明、幸福為核心概念的價值體系的任務，就顯得異常重要。只有文明的價值體系，才是真理與科學所需要的價值體系。而中華民族的先賢，在大致3000年前的《易》中，即提出了“天下文明”的美好價值。

然而，自從人類在地球上誕生以來的全部歷史，不管有文字記載還是沒有文字記載，都從來沒有真正存在過一種十全十美的社會形態，人類社會中始終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暴力、戰爭、欺詐、壓迫和不平。然而，經過20世紀百年，我們也看到，人類文明進步的速度和規模正在處於加快中，特別是經歷了“二戰”後全球化的洗禮，人類的文明正在處於快速的升華中。

    習近平執政的關頭，正處於中國在由“政治掛帥”轉向“經濟中心”的有一次重要的轉型關頭，可以說，這次轉型要比中國在1980年代由“政治掛帥”轉向“經濟中心”更艱巨、更複雜、更偉大，必將深刻影響到21世紀中國的百年歷史進程。在目前這個關頭，中華民族必須贏得走好21世紀百年的充分必要條件。中國已經再也輸不起21世紀的百年時光，如果中華民族在21世紀再次遭受內亂的挫折和蹂躪，那麼，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將無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21世紀中華民族必須以一個成功的民族的形象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毫無疑問，習近平的個人魅力、智慧、品格，會直接影響到我們時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習近平一代領導人，不僅肩負着必須正確解決改革開放時期遺留下的全部矛盾和問題的社會責任，更肩負着為中國21世紀的長遠發展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的歷史使命。責任和使命如此分明地擺在面前，而且，困難和阻力同樣是如此的巨大，因此，習近平必須具備大無畏的勇氣。甚至可以說，勇氣比智慧更加重要。

    習近平一代中共領導人，就站在21世紀中華民族前進的一個關鍵點上，面對着這樣的歷史性的抉擇，欲要使中華民族堅實而恆久地走在人類文明的道路上，最重要的是樹立文明的價值和選擇正確的方法。在人類的一切社會事務中，只有文明的方法才有可能達成普遍的社會幸福的目的，而一切偏離文明的方法，則只能給我們的民族社會帶來或多或少、這樣那樣的不幸。

最關鍵的是，選擇和運用提綱挈領的正確方法。

                                                      徐國進

                                                  2014年4月14日

開創一個偉大的習近平時代（之八）

開創一個偉大的習近平時代，需要中國共產黨自身的理論升華、組織更新和職能再造。

   對20世紀百年歷史的正確認識、對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準確定位以及完整的國家戰略制定，都是開創習近平時代的前提條件和基礎工作。而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自新、組織自新和職能自新，客觀上構成開闢一個偉大的習近平時代的重點和難點。

改革開放時期30多年來，一些具體領域的問題不斷積累，並且存在存在着許多政策性的或者處理上的失敗，尤其是公權力在經濟領域裡的牟利和腐敗現象，嚴重而普遍的影響到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和威信。中國共產黨也已經認識到，她需要實現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化。那麼，如何健全政黨執政黨制度基礎，就是一項必須完成的工作。

政黨的組織改革和理論升華的任務刻不容緩。中國大陸社會的政治危機最主要的還是來自於中共內部。特別是在2012年薄熙來事件後，就為執政黨提出了這樣的嚴峻的課題。2012年的薄熙來案件以王立軍進入成都美國領事館而踢爆，這個事件的性質和意義，可以與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相類比。經過了近兩年的延燒，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正面臨着一次歷史性的抉擇。

 中國在21世紀，將必須依靠中國共產黨這支政治力量的推動、領導和指引。不錯，中國共產黨仍然是中國社會中一支最核心的領導力量。因為沒有其他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國共產黨，這是目前的一種現實，也是中國政治政策的社會結果。21世紀中華民族所需要的一批偉大政治家群體，必然在中國共產黨組織內部誕生出來，這也將被今後的社會發展所證明。中國大陸的執政黨必須確立起核心的理論價值，當然要從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吸取科學精神，更需要揚棄和超越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歷史範疇。在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理論中，一切政黨是特定的政治制度中的提出政策和執行政策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在21世紀的發展方向是什麼？她對於中華民族承擔的現實的和歷史的責任又是什麼？她究竟需要制定和運用什麼樣的政策和策略推動中國社會的文明進步？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必須提出和集中全黨智慧回答和解決的問題。如何調整政黨與社會、政黨與政府的關係、以及如何調整執政黨的政治地位和社會職能，是習近平一代領導人面臨着的最嚴峻的挑戰，也是對中國共產黨以及習近平個人的最嚴峻的考驗和挑戰。

 可以肯定，中國大陸最優秀的政治人才存在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之內。毫無疑問，中國的政治改革必須在現行體制的基礎上進行，才能夠做到穩妥、安全和代價最小。現行的政治框架中，包括中共黨委、政協、人大、政府在內的“四大班子”組成，政治改革就是要合理設計這些政治結構的職能。

 中國在周朝之前的堯舜禹的“禪讓制”，雖有文字的記載，都是基於傳說的基礎上，然而，不容否認的是，禪讓製作為中國政治上的一種特有的權力轉移制度的確存在過。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自從周朝開始，便是“家天下”的政治模式，到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以家族為核心的皇權世襲統治制度得到了固定化、系統化、價值化和法制化，直至1911年以辛亥革命為標誌被推翻，20世紀是中國政治由“家天下”轉型為“黨天下”的世紀，政黨制度的嚴重缺陷是導致20世紀中國社會發展失敗的最重要的原因。21世紀的中國政治註定是由“黨天下”轉型為“民天下”的世紀。

事實上，所謂的“一黨制”或者“多黨制”，並不是一種政治制度成敗的關鍵。政治制度的成敗，在於一個合理而穩固的法律框架，以及在這種框架之下制定正確的政策。中國是一個經歷了2000多年的家族皇權專制政體的國家，這種體制從以開始就不賦予民眾選舉的權利，社會成員就像不能選擇自己的父母一樣不能通過選舉選擇官員。不具體基層民主經驗和公平法治的傳統，是中國在20世紀由“家天下”向“黨天下”的轉型失敗的根本原因。

 在全球化的局面下，對於中國來說，如何建立一種以“一黨制”為基本的政治制度框架？這是中國共產黨面臨着的一個必須解決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的自身改革，是開創一個偉大的習近平時代的不可或缺的政治前提。

                       徐國進

                    2014年4月20日

開創一個偉大的習近平時代(之九)

  展望未來10年，習近平將成為中國的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人，這一點明確而可以預見。而且，未來10年註定將是對中華民族整個21世紀百年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年代。

在這個歷史時刻，習近平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中國在未來10年裡的成功，取決於習近平宏大的國際視野、制定正確政策的能力以及對中國現實事務本質的準確把握程度。就目前來說，“反腐敗”理當是一樁重要工作，但是， 就中國大陸社會的內部情況而言，無論從歷史的和現實的角度看，必須把“反腐敗”的着眼點引向整體性的社會文明的軌道上。客觀地說，中國大陸的公權力腐敗皆來自於制度的設計和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的不合理，或者，一項合理的政策在執行的過程中缺乏嚴謹的監督機制，而不不主要的來自於個人因素。固然，就我們社會中普遍人們的心態而言，每當有“貪官”落馬便是一陣陣的歡呼雀躍，然而，反腐敗的根本卻是需要政體和國體的合理的設計。試圖不涉及或者繞開政體和國體的合理設計而取得“反腐”的成效，只會是緣木求魚。

 在習近平從執政伊始，已經沒有改革開放的“老本”可吃，相反，積30多年改革開放時期的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卻暴露無遺，而且，這些問題如果解決和處理不好，中華民族就將面臨着喪失21世紀百年發展機會的危機。一方面，960萬平方公里的自然環境因1980年代“鄉鎮企業”的崛起和經濟的粗放增長方式而遭受到普遍嚴重的污染，我們的土地、水、空氣等自然資源已經再也承受不起掠奪性的破壞；另一方面，就社會領域而言，由於制度性的不公平而導致的分配差距和不合理的貧富分化、公權力的嚴重貪腐以及特殊利益集團的形成、普遍性的道德墮落等等問題，都極大地阻礙着我們社會的順利進步和健康發展。

  肇造一個偉大的時代，一方面迫切需要核心的價值工具和理論體系支撐；另一方面則迫切需要具體的正確決策和政策執行。中國未來10年的當務之急是，必須為13億人口的國家找到一個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嶄新的社會模式，從而推動中國社會走上持續的、整體性的、綜合型的內部協調發展之路。因此，習近平必須帶領我們的國家開創出一種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模式，才能夠贏得一個預期的美好未來。當然，對於一個民族國家的進步而言，僅僅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遠遠不夠，最主要的，還在於我們全體社會成員的創造力、發明力和想象力。

中國需要一個符合社會文明進步的政治機制，並且迫切需要一大批深通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政治家群體。中國不缺政黨或者政府機構，相反，那些林林總總、層層疊疊的各類機構已經客觀上成為社會進步的屏障，最為重要的，是一切國家機器必須具備的良好的職能並且按着這些職能行事。

     民生問題的核心是開發民智。13億人民的勞動熱情、追求真理的精神和致力於科學技術發明的意志，才是中華民族文明進步的永恆的源泉和根本動力。在30多年改革開放時期後，中國社會仍然是百業待舉。而一個擁有13以人口的國家，在社會產業技術的革新方面，理當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展望習近平的執政未來，全體中國人民應該持有一份樂觀的心理。然而，中華民族欲要持久而堅實地行走在人類文明道路上，尚有許許多多的基礎性的工作要做。中華民族需要具有迎接未來挑戰的智慧。

     當下，中國的產業基礎以及經濟增長的動力還極其脆弱、中國的政治運行機制還極其不成熟，加之相當部分社會成員的意識形態的幼稚、膚淺和對立。而且，在全球化的國際格局下，國際上的戰爭因素存在着極大的可能性。這一切問題的存在，都使得中國大陸社會的未來處於一種極端不確定的狀態下。中國需要懂得，在我們國家的整個產業技術方面還不能引領世界潮流的情況下，中國不會成為一個最強大的軍事國家。因此，在外交方面，中國需要致力於推動亞洲成為一個團結的大洲，中國在亞洲尋求戰略平衡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同美國的關係。在整個21世紀裡，中國必須以謹慎的合作姿態保持與美國的國家競爭態勢，從而保證有利於亞洲局勢的穩定與和平。

習近平一代政治家，肩負着重新塑造中華民族的社會形態的歷史責任，不論在他們執政期間中社會發生什麼事情，他們的頭腦中都必須存有一副中國未來的清晰的藍圖，並且掌握實現這張藍圖的正確方法。

                                     徐國進

                                  2014年4月24日

開創一個偉大的習近平時代(之十結束語)

  盛世夢——這是自古以來尤其是20世紀裡幾代志士仁人們的共同夢想。宋代思想家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典型的表達了古代聖賢對於社會生活的美好期許。

  回顧全部中國歷史，可以說，公元10—13世紀的宋代是中國文明發展的一個高峰。然而，中華民族的不幸在於，就在公元13世紀，當着宋代的商業與科學出現新文明的曙光之際，卻因北方迅速崛起的蒙古族的大規模南侵而中斷。而在西方，大致正是從13世紀起，歐洲各國卻開始了偉大的“文藝復興”運動，幾乎同一個歷史時期，地處世界東方的中國——這個以漢族人口占絕大多數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卻開始了她的逐漸沉淪的歷史退化過程，直至1840年，西方國家為了開闢國際市場，用炮艦強行沖開了腐朽不堪的中國的大門。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發的70年間，是中國社會農耕體系的全面崩潰時期。

 20世紀是中華民族為了實現強國富民的理想而艱難探索的世紀。但從整體上說，20世紀的中國始終以一個失敗國家的形象而存在。當辛亥革命推翻了以家族為核心的皇權世襲專制的政體和國體後，中國內部的政黨力量迅速興起，然而，主要的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都走上了一條依靠武裝力量為生存基礎的道路。這是一個沒有良好的基層民主經驗和法治傳統的農業國家崩潰後的必然結果。直到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才是中華民族真正走向成功的開端。

時值21世紀第二個年代，中國大陸社會的改革開放自從1980年算起，已經進行了35個年頭，然而整個中國卻沒有一種“輕舟已過萬重山”的社會氛圍，相反，我們的民族恰似背負着一種“山重水複疑無路”的凝重心態。

     站在21世紀的目前關頭，中國必須認真梳理、設計和確立起一種符合自身社會持續的文明進步的制度體系。這是習近平一代領導人最為迫切的一項具體的使命。

 在中國的國家內部，由於從來沒有形成一種良好的權力產生制度，因此，也從來沒有基於文明施政的統治者和基於實現文明的反抗者。在統治者和反抗者的對立關係中，我們的民族社會，從統治者方面而言，從來沒有出現過“為萬世開太平”的真正偉大的公平制度的設計者，從基層民眾的方面而言，也從來沒有出現過以追求真理為目的的反抗者。我們社會的統治者和反抗者都無一例外地崇尚暴力、主張暴力、使用暴力。此刻，經過了30多年改革開放時期的今日中國，必須徹底結束這樣的社會機制。

 我有一個中國的盛世夢。歷史上，中國史書中曾經熱情謳歌過漢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貞觀之治、滿清的康乾盛世等等。但是，毫無疑問，這些盛世都是被統治者御用的史學家們吹捧出來的，在我的心中，屬於中華民族的真正的盛世尚未到來，或者，通過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屬於中華民族的盛世正在步履蹣跚的向我們走來。在我的理想中，屬於中華民族的盛世，就是要為全人類找到並且樹立起一種嶄新的社會模式。目前人類的社會模式，仍然以工業革命形成的範式為主導，這種模式即是西方為代表的社會體系。而中華民族需要通過21世紀或者更長久的努力，建築起一種超越西方文明的社會模式。這才會以來屬於中國的盛世。

毫無疑問，全人類的文明訴求與標準時一致的和相通的。人類文明不分地域、種族和國家。固然，人類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膚色並且隸屬於不同的國家，而且，不同地域和國家的人們，其社會發展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別，但是，這些都不是人類文明的不同，恰恰相反，人類文明的實質是無差別的屬性。

反求諸己、自強不息——這才是21世紀中華民族社會進步所真正需要的品格。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已經極大地接納了來自全世界的商品和勞務，並且把自身社會放置在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水平上。但是，真正屬於中華民族自主創新的物質財富和文化成果卻依然寥寥無幾，在改革放開時期的今天，中華民族迫切需要實現整體性的社會文明升華。

希望這個能夠在習近平一代政治家的領導和推動下，使得中華民族的社會文明發生一場普遍的飛躍。

                                                                       徐國進

                 2014年4月25日

習習清風待近平

從2012年11月到2013年3月，習近平接手了中國最高權力。他在2012年11月中共第18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總書記，在2013年3月第12屆全國人大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

自2012年11月到現在的大致兩年時間裡，我們看到，習近平以大無畏的政治勇氣，已經把21世紀中華民族文明進步事業的重任一肩扛起。在習近平的肩頭，負載着中華民族美好未來的責任。

我們看到雷霆萬鈞的“反腐敗”鬥爭的開展，從2012年7月薄熙來被依法處理，到2014年7月對周永康的立案審查，中國的反腐鬥爭有進一步深入的勢頭，一方面，這是基層群眾的共同願望，另一方面，也是維護共產黨政權的不二選擇。

薄熙來、周永康事件與1976年10月粉粹“四人幫”事件相比，雖有某些歷史的相似之處，但是，時隔近40年的時間，在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個完整的改革開放時期後，周永康事件與“四人幫”事件有着許多不同：1、“四人幫”是一個純粹的政治聯盟，而周永康卻是代表着一個複雜的權力與商業利益的聯盟；2、1976年之時，“文革”運動的罪惡已經昭然於天下，而在2014年之際，改革開放仍然是中國前進的旗幟和動力；3、“四人幫”是毛澤東“政治掛帥”和“階級鬥爭為綱”的結果，而周永康的“權力貪腐”群體，在很多程度上則是許多現實的經濟政策和制度安排不當的產物。

2012年以來的“反腐”鬥爭，必將對中國共產黨的未來命運發生直接而深刻的影響。“反腐”應該成為“創製”的前奏曲，否則，反腐就會雨過地皮干，等風頭一過，各種腐敗現象便重新興風作浪。無論如何，以處理周永康事件為標誌，將是一個嶄新時代的開端。而帶領中國走出並且超越鄧小平開闢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才是習近平的歷史使命和確立崇高歷史地位的關鍵，也是歷史賦予習近平的使命，同時是中國社會進一步發展的必然要求。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需要正確的政策方法，而正確的政策又需要公平的制度體系的保障。因此，設計一整套公平的、具有恆久穩定性的制度體系，是中國大陸社會超越和發展的前提條件。

總之，在2014年這個關頭，從理論上和政策上終結改革開放時期，並且，在實踐上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模式，這是中國大陸社會面臨着的最重要的任務。

可以說，在習近平一代領導人的肩頭，負載着1949年10月以來共產黨政權的全部包袱。習近平背負着60多年來諸多沉重的“負資產”，他必須以“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精神，方能使得中國卸下沉重的歷史負擔。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是樹立起文明的歷史觀；二是需要大無畏的政治勇氣。對於中國而言，最重要的任務還是正確解決和處理一系列攸關中華民族未來命運的現實問題。

在目前，中國社會從整體上面臨着比1976年那次轉折更複雜的局面。因此，反腐敗只是一場戰役、一種戰術和一個方法，而不能夠充當整體性的國家戰略。在“反腐”取得重大成效之後，習近平一代領導人應該立即把工作的重心轉移到對於宏觀政策的制定和涉及中國長治久安的總體戰略部署上來。習近平必須要有一整套的治國安民的良策。

“反腐”鬥爭必須充當中國社會公平制度設計和確立的前湊，才能夠真正贏得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反腐”鬥爭的下一步重心工作，即是推動嶄新的制度體系的設計和確立。習近平需要通過“反腐”鬥爭贏得人民的信任和崇高的威信，然而，最關鍵的，是在建立起普遍的信任和威信之後的正確行動——這才是習近平贏得長久的歷史聲譽和地位的關鍵。不過，習近平肩頭的歷史包袱，不會因一場嚴厲的“反腐”鬥爭而卸下。這是習近平面臨着的最艱難的課題和歷史悖論。

所以，在2012年開始的“反腐”鬥爭之後，習近平必須把中華民族引向以產業升級為軸心的科技發明之路。在21世紀，中國只有通過自身的科技發明、知識創新和價值傳播，才能夠走在全人類進步的前列。中國只有依靠超越西方工業革命形成的社會模式而引領全人類的文明潮流。從18世紀到1914年“一戰”開始，人類文明的主導力量是英國，從1914年到現在，人類文明的主導力量是美國。美國總統奧巴馬希望美國繼續領導世界100年。 對於中國來說，自1840年鴉片戰爭起，中國面對西方都是一種學習、模仿和趕超的心態，我要說，從21世世紀第二個年代起，中國需要從文化心理、理論形態方面首先走出這樣的固有心態的影響。

習近平一代領導人必須牢牢掌控住中國航船的正確方向。他們面臨的大課題是：樹立文明的價值體系、設計公平的制度體系以及開創富有創新能力的產業體系。中國必須建築起社會發展和進步的三個支柱——文明價值、公平制度和富有創新活力的產業體系，這才是中華民族進步和發展的最可靠的保障。

21世紀人類社會的產業發展，必然需要一場全面性的農業革命，具體地說，即是農業科技革命。可以說，直到現在，真正意義上的農業革命仍未發生，或者，真正帶有實質性影響的農業革命正在發生但卻極不成熟。因此，人類的產業革命需要重新回歸到農業領域，而且，在21世紀，普遍影響到人類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的產業革命，註定在農業領域裡出現。

回顧世界範圍內的產業發展史，18世紀70年代發源於英國的工業革命，到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得以真正走向成熟。工業革命的從發端到成熟，大致經歷了190年的時間。直到現在，人類社會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仍然是由工業革命奠定的。從18世紀到現在，工業革命是造就社會模式的基本力量，工業革命首先決定了社會的生產、流通、交換、分配等所有的經濟運行模式，並且使得貨幣充當了第一資本的角色，由此支配了人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當工業革命走向成熟後，在美國發生了以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革命，從而引領人類實現了全球化。美國是全球化國際局面的開闢國和潮流的引領國。中國是全球化國際局面的收益國，自1980年代起，中國伴隨着人類全球化的趨勢，走過了30多年的時間，而且，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深刻而全面地融入到全球化的行列中，在21世紀，中華民族應該充當完成全球化進程的核心國家，從而走向人類文明進步的最前列。

發達工業國的成熟產業向中國的移植，或者中國國內的一些成熟產業的建設與發展，都只是中國國內20世紀百年產業發展缺陷的一種補充。而決不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須的戰略需要，中國不可能通過接納發達工業國的成熟產業而成為生產力領先的國家，中國只有通過自身的知識創新能力，才能夠成為經濟強國和人類文明的引領力量。中國的產業技術基礎仍然十分薄弱。甚至可以說，在中國社會的產業發展和產業結構方面，我們在相當程度上重複了西方工業化的老路。當然，中國的工業化大發展的20世紀80年代，比之歐洲國家的18世紀60—70年代的情況，具有不同的屬性。

農業科技革命應該首先發源於中國，不僅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即是傳統的農業國家，而且因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各種現實的社會因素都要求中國必須充當21世界人類農業革命的領航者。

習近平必須深通21世紀中國社會產業發展規律及其對策。21世紀中國社會的發展：一方面取決於對國際上先進的高新科技革命成果的適應力和應用程度；另一方面取決於本國的知識體系升級和技術創新能力。中國的建設必須自覺底納入到統一的國際分工的潮流中，依據全新的產業標準和戰略安排自身社會的發展。中國的發展決不是在所有的產業領域都從頭做起，如果那樣，我們就會在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里一直跟在他國的後面拾人牙慧。

人類社會以及人類生命本身的實質性的文明升華，仍然有待時日，並且將需要極其漫長的時間。期間仍將有可能經受一系列的意想不到的挫折甚至戰爭的局面。可以肯定在21世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制度上以及意識形態上的衝突即將終結，或者說，經過起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的洗禮，兩大社會制度陣營的對抗已經終結。但是，在21世紀上半頁，由於人類社會運動的巨大慣性特點的制約和習慣勢力的影響，人類尚不能立即找到和建立起超越工業革命所形成的社會模式，這既是人類在21世紀面臨的最大可困境，也是人類面臨着的一項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也就是說，人類各國尚不能在短時間內建立起超越工業革命形成的嶄新的社會模式，原有的國際格局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裡將仍然是困擾人類前進的障礙。

在20世紀，中華民族擁有兩位偉大的政治領袖，前者是孫中山先生，他不僅是終結以家族為核心的皇權專制制度的偉大代表人物，也是為中國設計公平制度的第一人，後者是推動中國大陸社會進行改革開放的鄧小平先生。習近平理當是這兩位偉大的政治領袖的繼承者和發展者。希望21世紀的習近平，成為超越孫中山和鄧小平的政治領袖。

在我們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中國社會接受人類文明並不難，我相信，習近平能夠成為21世紀中華民族走向價值文明、制度文明和產業文明的標誌性的偉大人物。毫無疑問，習近平的個人智慧、崇高追求、遠大目光、博大胸懷，都將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到中國社會21世紀的發展進程。習近平一代領導人的作為，關繫着中華民族是否能夠贏得21世紀百年未來，關繫着中國社會的“萬世太平”。責任就是如此重大。

習近平的艱難和風險顯而易見。對於習近平的未來考驗，註定是2017年香港的“普選”問題。這不僅一道中國內政的大砍，也是面對世界的一次嚴峻挑戰。從現在到2017年，僅有兩年多的時間，而國內的一系列棘手問題，不可能在這短短的兩年時間獲得解決，並且，重大的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還有可能進一步惡化，而且，我們的時代早已不再是依靠政治強人解決問題的時代。這些都是習近平無法繞過的障礙，在這樣如此嚴峻的考驗下，所謂的國內外的“反共（敵對勢力）”勢力也會自覺地聯合起來推波助瀾。希望習近平不被國內一系列重大問題壓垮，並且，能夠在涉及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方面上作出正確的決策；在國際關繫上，不僅有效地維護世界和平，並且，為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贏得廣闊的空間。

改革開放時期就像一道絢麗的彩虹，飛架在中華民族20世紀和21世紀之間。歷史地說，這個時期是中華民族肇造嶄新文明的開端。中華民族在經歷了這個歷史時期後，其社會運動的方式和形態，已經與改革開放之前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這是一次歷史性的的社會質變。改革開放時期是中國第一次以一種積極主動的姿態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的過程。從宏觀歷史的角度看，這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即中國成為國際社會主流國家中的一員。

中華民族嶄新文明的形成，需要許多的社會條件和歷史因素的促成。概括地說，即包括以文明概念為核心的價值體系的樹立、以追求公平為目的制度體系的確立，和賦予持續發展活力的產業體系的形成。

在21世紀以及更長遠的未來，我們可以肯定，中國不可能重複西方國家的發展之路，中國必須站在西方國家發展的成果之上，走出一條從來未有的人類社會的發展之路。

中華民族從21世紀開始，需要創建出一種建立在西方工業革命基礎之上的社會知識體系。這是一項對於中華民族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帶有根本性和前提性的問題。把創建中國社會的知識體系的任務，當成一向基礎性的國家戰略，這是中國在21世紀現在起必須着手去做的工作。而中華民族在吸納全人類科技成果基礎上的嶄新的知識體系的形成過程，正是中華民族走向人類文明最前列的奮鬥過程。一旦中國在社會的知識體系方面整體性和尖端性的領域超越了西方，中國也便在“自強不息”實現了嶄新社會模式的確立。在現有的社會發展環境中，創建中華民族和全人類文明所需的嶄新的知識體系，需要中國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教育家、企業家聯合起來、共同努力。

我認為，習近平一代領導人面臨的具體工作和亟需完成的任務如下：

第一：制定一個完整而可行的知識體系的創新戰略。由此，推動中國在生命科學、能源科學和空間科學三大領域實現關鍵性的突破。從而，使得中華民族成為一個最具有知識創造和更新能力的民族。

第二：確立以文明為核心概念的價值體系。文明和幸福——必須成為習近平一代領導人高舉的旗幟。這也是中華民族走好21世紀以及更加長遠的未來的不二價值。習近平應該選擇這樣的價值理念，並且在這樣的價值指引下把中華民族的社會文明事業推向一個更高的境界。

第三：精心設計和部署21世紀中國的產業發展步驟。這需要把農業科技革命當成一個重點，21世紀人類的產業革命領域，將以回歸農業革命的路徑得以完成。

第四、設計嶄新的社會分配製度。這是實現中國先賢“天下大同”理想的一個根基。

第五、為中國社會設計一種基於公平的制度體系。在政治上，保證在現行體制的基礎上實現平穩地轉型。這需要重新設計、調整和安排中共黨委、政協、人大、政府四大國家機構的職能和相互關係。

在21世紀，中國必須擁有核心的國家戰略，然後，外交、軍事、經濟等方面的具體政策，都全力服務於和自覺支持這個核心戰略目的的達成。只有如此，中華民族才能夠通過21世紀百年的努力而成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偉大民族，中國才能夠經過21世紀百年的奮鬥而成就為一個偉大國家。中國社會的文明發展動力，不可能來源於任何外在力量的幫助，而必須是發端與自身社會的偉大想象力、發明力和創造力。

在21世紀第二個年代，中國已經站在一個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的嶄新起點上。 

讓我們緬懷和繼承鄧小平！

讓我們期待和支持習近平！

                                           徐國進

                                          2014-8-21

論習近平時代及其歷史地位

     一、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史使命已經基本完成

     二、習近平時代的特徵與政策選擇

     三、習近平歷史地位的確立

在2012年中共18大召開到現在經過了兩年的時間。可以說，這兩年時間是習近平時代開啟的一個序幕，現在，序幕已經拉開。

在20世紀，中華民族經歷了一系列暴力革命、軍閥混戰和政治運動，到最後階段才開始一個偉大的改革開放時期。歷史已經不容中國在社會發展方面再次失敗，因此，中國必須首先贏得20年代的成功，由此，我們才無愧於中華民族的歷代先祖，並且無愧於後人子孫。

毫無疑問，21世紀的20年代是中華民族走好21世紀百年的極其關鍵的十年。中國社會面臨着自身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轉折和升華關頭，前面要麼是懸崖，要麼是坦途。我們必須做出正確的抉擇。

21世紀第二個年代註定是屬於習近平的時代。在我們期待中國的一個嶄新的時代的來臨的時刻，讓我們從理論上認識這個時代的實質、意義和結果。

一、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史使命已經基本完成

歷史上，中國是世界上最早成熟的農業國家，漢民族深得大自然的厚愛，賜予了我們亞洲大陸最適宜耕種的良田沃土。黃河、長江水質優良、源源不斷滋潤着中華大地。然而，在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歷史中，中國又是一個在社會生產力發展方面長期停滯不前的國家。之於其中的原因，許多思想家和史學家都進行了大量的探討和論述。

 20世紀百年，對於中國來說的確是一個歷時彌久的“大變局”，整個百年時光都處於急劇變革的過程中。然而，總的說來，20世紀中國切始終以一種失敗國家的形象而存在於世人的心中。直到1980年，中國才在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政治領袖的推動下，堅定不移地走上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之路。中國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的開闢，是基於對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和“政治掛帥”的一種必然的矯正。

1978年12月中共的11屆3中全會，是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的政治標誌。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確定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按着鄧小平的說法，真正幹起來是從1980年開始的，因此，20世紀80年代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大時代的發端。改革開放時期是中華民族第一次以自主自覺的姿態、大踏步地行走在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道路上。可以說，改革開放30多年的社會發展成果，要遠遠超過以往的3000年。

改革開放時期的主要成就包括：1、快速把中國的工業化推向成熟；2、使得社會的商業文明基本形成；3、健全了市場運行的法規和制度體系；4、全面接受並且運用了全球化的科技成果；5、為社會的政治文明建設找到了正確的方向。

正像歷史上一切偉大的時代必然存在明顯的缺點一樣。在改革開放時期里，也存在着因粗放增長導致的環境污染、大量的局部政策的失誤、社會分配的不合理和貧富差別的擴大、權力層面的普遍貪腐、普遍的社會道德的淪喪等等問題。有些問題甚至相當嚴重，足以威脅到我們社會的穩定和運行安全。

顯然，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已經充分認識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和危害性，從18大以來，公開轉變了以GDP指標為衡量一個地區社會發展功效的政策方法，並且採取一系列正確的措施把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式引向更加良好的路徑上。

站在目前的歷史關頭，可以肯定地說，中國的起自1980年代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已經基本完成了她的歷史使命。中國應該從理論上全面總結改革開放時期的經驗教訓，並且給予這個偉大時代以準確的歷史定位。

中華民族的改革開放是與一個偉大的政治人物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這個人即是鄧小平。我把鄧小平稱為“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民族英雄”，鄧小平的確是這樣的一位英雄人物，他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他是中國政治史上第一位公開向貧窮宣戰的政治領袖。當然，鄧小平仍然是距離我們時代太近的政治家，甚至我們仍然生活在他所開闢的時代裡，雖然我們正在走出改革開放時期。因此，對於鄧小平的認識，肯定會存在巨大的差別，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評價。這個不要緊，重要的是中華民族已經堅定而穩健地走在人類文明的道路上。

    終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決不是要中國停止改革開放的腳步。改革和開放是中華民族永遠需要的品格。在中華民族經歷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的洗禮後的今天，改革開放的品格已經深深植根在我們每一個社會成員的骨子裡。

而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終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就是要為中國社會開闢出一個超越“經濟中心”的全面的、整體性的、均衡型的嶄新時代，這是歷史對於中華民族社會進步的根本要求。推動和引導中國走出並且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是習近平一代領導人擔負的歷史責任。

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帶領中國走出“改革開放時期”，而進入到一個更高層次的歷史時期，是習近平一代領導人面臨着的最為迫切的政治任務。因此，全面總結30多年來改革開放時期的經驗、教訓，即是一個現實問題又是一個理論問題。

     改革開放時期就像一道絢麗的彩虹，飛架在中國的20世紀和21世紀之間。這個時代對於中華民族來說，將永遠是一個史詩般的瑰麗時代。

 二、習近平時代的特徵與政策選擇

     經過2012年中共18大以來的兩年曆程，以及雷霆萬鈞的“反腐”鬥爭取得的成果，我們可以說，習近平時代已經成型並且成行。習近平時代的開闢，對於中華民族而言，要比“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的開闢更具有偉大的意義。當然，也要比改革開放時期的開闢更加複雜、更加艱苦、更加具有社會風險。從旗幟鮮明、雷霆萬鈞的“反腐”鬥爭到“依法治國”，這意味着習近平時代的一種必然的邏輯聯繫。

    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習近平強調，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的。找到全社會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而且，即將於10月召開的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會議主要議程將包括，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這次會議是中共黨史上首次以“依法治國”作為主題的中央全會。理當成為一個新時代的明確標杆。我認為，在政治制度的設計上，應該給予政協向各級政府推薦行政一把手候選人的權利，讓政協在中國的政治程序和制度下真正發揮作用，而不是擺設的角色。這是中國大陸社會政治改革的最小代價的途徑。政協組織中聚集了我們社會中一大批優秀的人才，在政治人才的總量上僅次於中國共產黨。政協作用的發揮，即是賦予它的向各級政府推薦行政領導候選人的權力，同時，在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中，合理地制定各級政府官員的編制，並且設計選舉官員和任命官員產生程序。

     中國共產黨已經制定了“兩個百年”的目標，在建國100年的2049年，走到國際社會上生產力發展的引領者的角色，發揮世界生生產力的引領力量，到2049年還有35年，大致於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時間相同。“兩個一百年”是共產黨的十八大報告重申的奮鬥目標，黨的十八大以“兩個一百年”作為奮鬥目標鑄就“中國夢”。“中國夢”的“兩個一百年”分別是：第一個一百年，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一定能實現；第二個一百年，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2049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而在實現這“兩個一百年”的社會目標的過程中，習近平的歷史責任最為重大。

對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方法、道路與趨勢的正確判斷，需要科學理論。而理論的貧乏是中國繼續前進的一道具體的障礙，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具有無限發展的空間，因為這個理論的基本要求是理論與現實相統一。可以肯定，在經歷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歷練的中國共產黨內，必將產生出一大批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優秀的繼承者和發展者。中國在迫切需要偉大政治家的同時，也迫切需要一大批偉大思想家。

     在21世紀第二個年代，習近平一代領導人面臨着三項重大的社會工程：文明的價值體系、公平的制度體系和富有活力的產業體系的建設任務。而終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開闢一個全面發展的社會新時代，是習近平面臨着的一個具體的現實任務。習近平在共產黨內所面對的情況，具有鮮明的歷史特點，同時也具有顯而易見的難點。經過30多年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共產黨本身從思想到組織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同時，執政的外部環境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人類全球化的開闢者是美國。在21世紀可以預見的未來，美國將仍然充當世界的領袖國家。

習近平時代處於人類的全球化已經基本成熟的國際環境下。全球化的實質在於她必將催生出一種全新的社會模式和國際格局。也就是說，人類必將生活在一種不同於工業革命形成的社會模式中。現在，我們還不能全面描述和透視全球化條件下的社會模式的全貌，但是，我們可以肯定，一種基於全球化的嶄新的社會模式和國際格局正在快速地形成過程中。

中國必須迅速地適應全球化的趨勢，並且正確把握全球化的發展方向，才能夠成為21世紀的偉大國家。這要求中國必須制定一整套符合人類全球化發展的整體戰略。

 21世紀的中國發展將始終處於全球化的縱深發展過程中。顯然，從理論上說，中國的許多傳統的意識形態和理論觀點都需要轉變。在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下，繼續使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等傳統理論概念分析人類的社會問題，將會嚴重的脫離現實。

在20世紀裡，以1917年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為標誌，逐步形成了國際範圍內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標誌，這兩大陣營在價值觀、政治制度、經濟模式方面幾乎處於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地步，這種對立直到以1991年前蘇聯的解體為標誌而終結。但是，即使在現在，兩大陣營遺留下來的許多遺產並未能夠徹底的清除，許多國家政治領導人的思維仍然沉溺於傳統的、過時的20世紀的理論窠臼中。對於人類在19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的實質和趨勢認識不清。

    中國社會已經廣泛而普遍地受到全球化國際潮流的影響。人類全球化在21世紀的演化進程，以及這種演化對於中國社會的關係，是認識中國社會運動趨勢的一個關鍵點。而對於全球化實質及其規律的認識，就連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都處於一種朦朧不清的狀態下。

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化在21世紀的縱深發展，將引導人類開闢出一種超越現行社會模式的嶄新的社會模式。現行的社會模式是以18世紀下半葉開始的工業革命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在經濟上形成了以貨幣資本為核心的市場運行機制，在政治上接受源自於孟德斯鳩等偉大思想家設計的“三權分立”、多黨競爭和普選的制度設計，在價值取向上宣揚和堅持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理念。在生產方式運行的能源方面，以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資源——煤炭、石油、天然氣等為基礎能源。

中國必須成為一個正確把握全球化趨勢的國家，從而在產業結構、經濟基礎以及政治制度等一系列社會方面領先於其他國家，並且在人類的知識體系和科技發明做出獨特的貢獻，由此開闢出創建出一種超越工業革命為基礎的社會模式，這才是中國21世紀的宏偉而具體的藍圖。

 三、習近平歷史地位的確立

    我現在就提出“習近平的歷史地位”問題，無疑有點過早。因為衡量一個政治家的歷史地位，需要在他的執政階段完成之後，但是，我必須現在就提出這個問題，因為，習近平的歷史地位問題，不僅是習近平主席一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切關心中國命運和前途的人們共同的問題。我們現在把這個問題在理論論述清楚，極其有利於中國社會未來十年的發展。

     關於習近平的歷史地位，當然首先來自於他自己對這個問題的透徹認識和正確把握。然而，一切關心中國命運的人們，也有必要幫助他進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討。被譽為“新加坡國父”的李光耀在2013年談到習近平時，盛讚習近平具有寬闊的胸襟 、是曼德拉級別的人物。我們希望習近平不僅是我們時代的一個英雄般的人物，更是一個偉大的史詩般的人物，是超越孫中山和鄧小平的政治領袖。

    在2012年中共18大上，習近平接任了總書記，自從18以來的兩年多的時間的一系列事件，我們可以說，一個屬於習近平的時代已經穩固地開闢出來，我相信，全中國人民都期待着繼改革開放時期之後，中國能夠繼續改革開放的繁榮並且出現一個超越改革開放時期的嶄新的發展階段。

     毫無疑問，對於中國的整個21世紀來說，習近平時代必然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時期，一方面，中國的起自1980年代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時期已經基本完成其歷史使命；另一方面，一個超越改革開放時期的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的開闢仍然不甚明朗和清晰。中國站在自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的又一個關鍵性的轉折點和十字路口。可以說，在20世紀的第二個年代，當辛亥革命推翻沒落的家族皇權政體後，於1912年元旦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然而，事實上，中華民族沒有能夠走好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之後的道路，先是內部陷入四分五裂的軍閥混戰的局面，後是發生了日本對中國的全面入侵，再是1945年抗日戰爭後的國共內戰。中華民族在20世紀付出了說不清的血與火的代價，才在1980年代開始了偉大的改革開放時期。

可以預計，在未來十年，中國的命運與習近平的名字緊密聯繫在一起。習近平在21世紀第二個年代裡的政治作為，將深刻影響到中華民族社會未來的走向和面貌。中國需要全新的政治領袖，這種領袖的典型特質表現在：對於人類文明的自覺意識以及正確的判斷力。

    在習近平的肩頭，承載着中國共產黨自1849年以來的沉重的歷史包袱，同時，對現實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的決策都必須正確，這雙重壓力的負荷無比巨大，無不嚴峻地考研着習近平的智慧、勇氣和信念。而且，一個嚴重的問題在於：歷史的包袱和現實決策的重負都有可能把現行的體制壓垮，而且，極其容易使領導人對形勢本身以及未來趨勢發生誤判。

    當下，習近平必須合理應對“反腐”鬥爭形成的黨內高層分裂。“反腐”成效不可能是一種帶有普遍意義的社會成效，當人民群眾發現眾多貪腐官員的倒台並沒有改善他們的生活水平的時候，習近平與人民群眾的“蜜月期”將隨之結束，許多人會直接把反對的矛頭指向習近平，這才是最可怕的一種結局。中國共產黨依然是中國社會核心的領導力量，目前，執政黨的團結至關重要。

    習近平的歷史地位，必將取決於他能不能順利地推動和引領中華民族走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並開闢出一個綜合型的均衡發展的嶄新的歷史局面。

開闢一個嶄新的歷史發展時代，面臨着一系列難以克服的巨大障礙，首先即是來自共產黨內部的守舊勢力的阻礙。同時，傳統的理論已經過時，而確立嶄新的意識形態和價值理念尚需時日，因此，落後的意識形態也是一大障礙。習近平亟需確立一個明確而易於表達的價值概念，這個概念即是“文明”，在文明的旗幟下，形成一種堅不可摧的習近平精神，從而凝聚起中華民族，並且把中華民族固有的創造力、想象力充分發揮出來。只有正確的智慧才是中國社會進步的保障，只有文明的方法才能夠達成人民普遍幸福的目的。

     在20世紀裡，中國出現了兩位世界級的偉大政治人物，一位是孫中山先生，一位是鄧小平先生。鄧小平一代政治領袖，帶領中國走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運動時期，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法開闢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的改革開放時期。全中國人民都期待着，以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新一代領導人，超越改革開放時期，從而使中華民族恆地走在人類文明的道路上，並且一往無前。

 在21世紀20年代中國社會重要的轉折和升華關頭，習近平面臨着比鄧小平一代領導人開闢改革開放時期更為錯綜複雜的局面。在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後，中國經過大致兩年多時間的痛苦的思索，到1978年12月，以中共11屆三中全會為標誌，在黨內和社會上形成了最廣泛的進行經濟建設的共識。一方面，1966—1976年長達十年的“文革”是一場浩劫，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另一方面，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運動必須結束。在1978年的關頭，黨內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政治勇氣的領導人糾正了政治運動的錯誤和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錯案”，這些都是當時理所當然的事情。目前的“反腐”鬥爭要比1978年的“平反冤假錯案”更加困難、更加具有政治風險性。

 中華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個優秀民族，然而，在有文字記載的三千多年歷史中，我們的民族卻是飽受形形色色的摧殘和挫折，然而，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卻生生不息的傳承到現在。

中華民族社會經歷了30多年改革開放時期的洗禮，從現在開始，已經堅實地走上了人類文明的康莊大道。可以預見，21世紀是中華民族社會的一個文明大飛躍的世紀，中國將經過21世紀的持續發展，成為走在人類文明最前列的民族。

    習近平將是中國21世紀第二個年代裡最為光彩奪目的政治領袖。習近平具備成為偉大領袖的一切條件。習近平的文明高度，直接決定着中華民族的下一步的社會發展高度和整體走向。

    習近平必將是為21世紀中國發展和中華民族文明體系奠基的劃時代的政治領導。

                                         徐國進

                                     2014年9月23日

論習近平的危難處境以及化解的途徑和方法

    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上，依法治國是主要議題。會議提出要將各地法院獨立出地方政府和地方政法委，撥款方式也將改變，這些改變是非常具體的改變，將為中國社會的更加良好的治理奠定堅實的前提。

    在比較中國政治制度和西方民主制度的時候，許多學者和專家們研究和爭論的焦點，大多存在嚴重的偏差和缺乏實際價值。任何一種政治制度的設計、形成和確立，都深刻植根於這個民族社會的全部歷史土壤中。對於一種政治制度優缺點的研究和比較，如果脫離開民族社會的歷史背景，就只能是一種孤立的理論思辨。西方國家自從文藝復興以來，就始終堅持民主和自由的治國理念，並且在其社會發展方面取得了領先權世界的成就，但是，文明可以肯定，人類精神的最高境界並不是民主和自由，而是文明與幸福。因此，文明與幸福是高於民主與自由的價值，也是人類精神領域的最高價值。幸福是人類生活的唯一目的，而文明是達成幸福的唯一方式方法。

    中國大陸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在於只要找到正確的政策方法，就會立即煥發出全社會的能量，並且在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上創造出奇蹟般的跨越。歷史已經不容許中華民族在21世紀繼續跎蹉歲月，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必須自覺地負起社會責任。而且，人民已經不容許重犯20世紀百年的那種錯誤。因此，如何發揮中國社會的治理方式的優勢，是對現實政治的一種嚴峻的挑戰。

    在雷霆萬鈞的“反腐”鬥爭取得巨大成效之後，習近平必須立即將政策的方向引向解決現實社會中一系列的不合理的體制問題和歷史問題上，應該立即把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糾正社會各個具體領域的失誤上來。這需要制定一整套的系統的戰略方案，由此推動中國社會的整體性文明升華。可以說，在習近平的肩頭，背負着中國共產黨自1949年以來長達65年執政積累下來的沉重包袱，同時，也承擔着13億人口國家現實決策的複雜重擔。

    習近平一代領導人所面臨的中國社會的局面，要比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後的局面更加複雜、更加艱困、更加難以做出準確的判斷和抉擇。讓我們把思緒返回到1976—1979年那個中國社會的艱難的轉型關頭，那個關頭，長達十年的“文革”的全局性的錯誤已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改革的共識相對比較容易達成，並且，中國必須走出“”政治掛帥已和“階級鬥爭為綱”的狀態而贏得新生。而且，從政策方法上，也相對於目前更容易做出決策，從解決“文革”

造成的最混亂的領域入手，即可以達到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效果。在具體的政策方法上，首先是大力平反堆積如山的“冤假錯案”，再者是及時回復高考制度，並且在農村推行“土地承包到戶”的農業生產責任制。正是這一系列具體的政策，才贏得了改革開放時期的到來。

    在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後，如果僅僅是粉粹“四人幫”而沒有之後的改革開放政策，中國就不會有長達30多年的經濟長足增長的輝煌。當然，粉粹“四人幫”為改革開放的開闢掃除了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障礙。華國鋒在粉粹“四人幫”的關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沒有這個人，就不會有粉粹“四人幫”的政治事件，但是，華國鋒註定沒有鄧小平那樣的政治智慧以及把中國引向全面的改革開放的政治才幹。

  而現在，30多年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為多姿多彩的而又豐富生動的大發展時期，從這樣的一個歷史時代找出嶄新的社會發展政策和開闢前進的道路，在這裡，對中國社會未來輪廓的清晰而準確的認識、對世界格局及其演變趨勢的準確判斷，不僅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和遠大目光，而且需要最為豐富的人類知識以及實用能力。因此，開闢習近平時代，同樣需要一系列的、一整套的正確的政策方法的制定和貫徹。“反腐”可以作為開闢習近平時代的政治前提，而遠不是成就習近平時代和奠定習近平個人的歷史地位的最重要的內容。

     正確的政策和策略是中國走向成功的最為關鍵的環節。對於目前中國社會問題和矛盾的化解，關鍵取決於“反腐”之後的社會政策與發展途徑的正確選擇。“反腐”是贏得民心的立竿見影的措施，然而，卻不是一種持久見效的方法，因為“反腐”的效果不能夠直接惠及千萬普通的民眾。而正確的社會政策和發展戰略能夠是持久的惠及億萬人民群眾的生活，並且對於整個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具有促進作用。

必須有效而及時地轉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增長模式，把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轉移到教育、科學、技術、文化等社會分工的領域上來。用教育、科技和文化的力量，帶到產業結構的升級，並且調整社會分配製度的政策思路，設計惠及全民的分配製度和保障制度。

只有平穩過渡，才能夠最大限度地保存“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的全部社會成就，並且在這個基礎上提升整個社會的文明水平。通過現行體制內部的職能和權利調整，而達到實現這個社會文明進步的目的，是社會代價最小的一種選擇。21世紀中華民族社會民主的進程，不需要留下任何個人或者組織的鮮血。

    在政治上，既要充分集中在國防、外交和貨幣發行等方面的決策權，又應在內部社會方面有效地進行決策權的分散設計和執行。中央與地方的職權、職能問題，是一個貫穿改革開放時期全過程的問題。這個問題如果仍然解決不好，註定會對中國未來的社會發展帶來顯著的負面影響。

 中國共產黨領導體制的“常委制”，是一個自共產黨在中國誕生而延續了幾十年的體制。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和情況下，這樣的體制設計已經不適應中國社會現實治理和未來發展的要求，需要作出極大的調整和改善。

政協機構是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同存在的機構。政治上最好的一個出口是，把政黨的一些職能向“人民政協”結構轉移，使得“政協”在未來3—5年內，在中國大陸社會的政治生活中發揮政黨的職能。1、把“政協”改組為一個政黨聯盟的工作機構；2、賦予“政協”向各級政府推薦候選人的職權；3、共產黨從“政協”中逐步的退出，讓政協通過有效的選舉確立領導人；4、完成共產黨由“領導黨”向“執政黨”的轉型；5、從而完成中國大陸嶄新政黨制度的設計和確立。

    改革開放時期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歷史時期，毋庸避諱的是，在這個時期里，中國社會各個具體領域裡的政策方法，都存在着大量的失誤、不公平甚至方向性錯誤的成分。目前，各種理論上的困擾以及不適應新時代需要的觀點有泛濫的趨勢，都明確表現着人們對於這個歷史時期的認識上的巨大差別。本來，意識形態在實際的政治決策的過程中並不起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中國，由於中國自秦漢以來的政治傳統以及20實際50年代後的文化政策，意識形態對於整個社會心理和價值取向的影響力顯現的尤為重要。目前中國理論界的種種混亂現象以及各種不符合文明需要的觀點的重新泛濫，以及所謂的“左右”派別的沒有實際意義的爭論，都直接反映着整個中國社會的矛盾。

 21世紀中國的社會建設與發展，必須克服自19世紀末葉的“師夷之技以制夷”的落後心理，也必須屏棄20世紀中葉的“超英趕美”的比拼意識。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世界上還從來沒有存在過這樣的一個大國，中國的發展和進步，既不能簡單地通過向他國的學習、接納、吸收而完成，也不是社會本身的一種自然增長和轉化的現象，而是全體中華民族成員共同發揮正確的智慧的過程，是在正確的智慧的指引下共同勞動、創造、發明的進程。

     文明的價值體系、公平的制度體系和富於創新活力的產業體系，才是中國在21世紀發展和進步的可靠保障。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是一項異常艱苦和需要政治智慧的工作，着需要準確把握國內社會發展的趨勢並且對各種力量的社會力量進行大力引導、幫助和扶持。需要在價值文明、環境保護、教育改革、科技創新、公平分配、疾病防治、打擊刑事犯罪等等具體方面，做出巨大的努力，從而形成中國社會的整體性、綜合性發展的宏大格局，並且推動中國走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

毫無疑問，在21世紀百年裡，中國社會的發展是世界發展中最為波瀾壯闊的事業，中華民族的文明事業是全人類文明事業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習近平本人就站在中華民族的改革開放時期與21世紀嶄新文明形態的臨界線上。在這裡，最重要的是習近平個人的政治智慧、雄心大志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正確選擇。

    習近平必須高舉起文明和幸福的旗幟，引領中華民族向着更高的社會形態進發。

只有超越鄧小平，才能成就習近平。

                     徐國進

                 2014年11月2日

論習近平時代的未來

一、 習近平執政的國內背景與國際環境

二、 習近平時代的歷史特點與核心任務

三、習近平時代制定社會發展戰略的重心

改革開放時期不僅是中華民族這頭睡獅醒來的時期，而且是中華民族再造社會文明的一個偉大的開端。更重要的在於，改革開放時期是一場不可逆轉的社會運動，她一旦被發動，就不在可能被強制的停止下來。

21世紀第二個年代，對於整個21世紀百年具有關鍵性的和決定性的意義，一方面，必須推動中國走出30多年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模式；另一方面，在這十年裡，必須為21世紀百年發展奠定完整的社會基礎。因此，習近平時代註定是開啟21世紀中國社會新文明的一個樞紐時代，現在，習近平時代已經在我們面前展開，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和中華民族未來的中國人，都一個探討和清楚21世紀第二個年代對於我們的重要性。

習近平時代必然是引領中國社會走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模式，並且矯正“經濟中心”時期造成的各種社會惡果，並且，重新制定中國的國家戰略和發展方向的年代。

一、 習近平執政的國內背景與國際環境

起自19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時期，是習近平執政的全部社會背景。改革開放時期的30多年，中國社會無論在其發展程度還是發展規模的方面，都遠遠超過以往3000年。當然，這種對比本身可能很不恰當。

在中國的國內背景方面，存在兩個方面的重點問題：

第一、中國經濟需要嶄新的動力機制，這是習近平執政的重中之重。

在20世紀90年代，以房地產業、電信業、汽車業和金融業等四大產業領域，充當了中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四大支柱行業。自上世紀90年代經歷了21世紀的前十幾年，這四大行業處於爆炸性發展和急速成熟的過程中，到2014年的關頭，這四大行業都呈現出衰退的先兆，首先是城市房產的銷售顯現出疲態，而且庫存過大，短期內難以得到有效的消化，更為嚴重的是，大量房地產的閒置占用着銀行業的大量的信貸資金和社會其它領域裡的資金，如果房地產價格發生跳崖式的降價，那麼，將最嚴重地衝擊銀行業資金的安全和正常運行。汽車業明顯呈現產能過剩的問題，本來，中國的汽車業就是照搬歐美各國的生產能力，中國汽車業的技術升級面臨着十分緊迫的狀況，新能源車是交通工具發展的唯一方向。從上世紀90年代的“大哥大”手機到現在中國成年人的人手一部智能手機，就開始明確地感受到電信業發展的迅猛規模，中國電信業的技術升級，比汽車業更加迫切。

在上述四大行業的發展趨緩或者開始走下坡路之際，整個中國經濟增長的趨緩和下滑也在所難免。中國經濟必須反求諸己，找到一條自我更新產業結構和技術能力升級的道路和方法，才能夠在國際市場上逐步充當引領者的角色。貨幣金融政策對於中國自身的經濟結構升級的刺激作用，已經不再像20世紀80—90年代那樣立竿見影，因此，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必須超越貨幣金融政策，着眼於整個產業領域的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由此，才能夠推動社會經濟走上一條健康發展的線路。

     第二、中國必須克服和解決嚴重的權力腐敗問題，這需要在法律、行政以及政治生活的各個領域重新設計政治制度。

共產黨在今後一個時期里，仍將是一支無可替代的政治領導力量。中國大陸的社會問題，至關重要的是共產黨的問題。因此，共產黨的自身組織、政策、理論等一系列問題，即共產黨自身的“黨建”問題，是一個攸關中華民族未來和整個國家前途的核心問題。

經歷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時期後，不僅共產黨自身組織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是它面臨的國內社會環境和國際局勢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共產黨必須重新尋找和確定自身在21世紀中華民族的使命，由此樹立起適應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需要的理論體系，從而找到和制定出一整套的社會制度、政策、法律等要件，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夠引領中國走向成功。

顯然，中國共產黨還不能夠完全適應現時代發展的需要，還不能夠自覺地而準確地提出引導中國走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理論和政策。中國共產黨在自身的領導機制、決策程序以及社會理論以及意識形態方面，都必須實現一次全面的升華。

不容否認，中國社會再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社會生活的各個主要層面，仍然是存在着嚴重的缺陷的社會。但是，30多年的改革開放時期，已經把中國社會提升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發展水平，當然，這還是中國社會的最初級的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是不可逆轉和勢不可擋的，現在，中國社會必須在社會政策方面自覺地走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模式，轉而促使中國沿着一條平衡增長、和諧發展的線路進步。

社會各個具體領域裡的發展，構成整個中國社會發展的壯麗景象。中國已經邁向一個綜合型的發展狀態，中國社會內部的巨大差別既是發展的負擔又是發展的導因，差異性既表現為地區差別，又表現為生產方式差別和思想觀念上的不同追求，因此，彌合和解決這個社會巨大差別和不平衡性的方法也必須多樣化並且富於靈活性。

21世紀的中國社會發展，是全人類不同民族社會中最富於魅力的舞台。中國發展是全世界發展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國際環境方面，1990年代前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在段時間內土崩瓦解。國際格局迅速形成了美國一國多大的所謂“單極化”的局面，然而，中國正是在20世紀90年代才得到真正意義上的經濟騰飛的，因此，在前蘇聯解體後，中國作為國際格局中一種不容忽視的力量而迅速崛起，這決不是人類發展的一種歷史宿命，而是一種必然。

全球化是中國在21世紀面臨着的一個現實的發展環境。到目前為止，幾乎全世界的經濟學家和思想家們都在不厭其煩地使用者這個概念，但是，卻無法給出“全球化”簡潔明了的定義。一般認為，全球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世界範圍在以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革命中日益凸現的新現象，是當今時代的基本特徵。從物質形態看，全球化是指商品與資本的越境流動，經歷了跨國化、局部的國際化以及全球化這幾個發展階段。在此過程中，出現了相應的地區性、國際性的經濟管理組織與經濟實體，以及文化、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精神力量的跨國交流、衝突與融合。總的來看，全球化是一個以經濟一體化為核心、包含各國各民族各地區在政治、文化、科技、軍事、安全、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多層次、多領域的相互聯繫、影響、制約的多元概念。“全球化”可概括為科技、經濟、政治、法治、管理、組織、文化、思想觀念、人際交往、國際關係等十個方面。無論如何，全球化是個富於吸引力的概念，擁護者憧憬它會給整個世界帶來空前的進步和繁榮；批評者斷言它會給發展中國家帶來貧困、戰爭甚至文化滅絕。
    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類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們都在小心翼翼地探索着全球化的實質和行動方案，但是，直到目前，全世界對於全球化的實質和結果的認識仍然十分有限。回顧歷史，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標誌，在二戰後，人類未來避免大規模的戰爭，開始深刻思考和設計一種嶄新的國際體制。這邊有了“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等一系列的國際機構，可以說，二戰後設計和形成的國際治理體制運作到現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當20世紀80年代全球化的局面成熟後，二戰後設計的體制已經嚴重不適應人類全球化的現狀，因此，人類必須找到並且確立起一種超越二戰體系的嶄新的國際機制。進入21世紀第二個年代以來，一些新的國際組織、機構和原則紛紛出現，這也意味着一種全球化化的國際體制必將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進入21世紀後，美國與2011年經歷了“911”事件的嚴重打擊，由此發起一場針對恐怖主義勢力的“反恐戰爭”，而且，以2007年的“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但是，必須承認，美國不愧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她具有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現在，美國正從上述兩大事件中走出。至少，直到目前，我們仍然不能看到美國全面衰敗的明確跡象。顯然，美國的領袖地位決不是可以用一種單純的社會力量能夠取代，欲要超越美國，必須是一種國家綜合實力的整體超越。

    中國在嶄新的國際體制的設計和形成高潮中，需要發揮首倡者的作用和扮演設計者的角色。在這方面，習近平執政兩年來的外交政策實踐，已經取得了很大成效。尤其表現在最近召開的APEC會議以及參與20國峰會。都發揮了顯著的影響力。當然，中國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註定是涉及13億人口的內政問題。

二、 習近平時代的歷史特點與核心任務

習近平時代註定是中國堅定地走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站在人類文明的角度考察，“政治掛帥”和“經濟中心”都屬於對於社會發展理解的偏激和實踐的單極化、簡單化，其結果必然不能夠達到社會運行的一種比較良好的狀態。人類社會存在中的任何一個單一的因素，都不能也根本無法解決整體性的社會發展問題，當然，一個特定的國家和民族，在其特定的社會階段，都會存在着最重要的和核心的發展任務和問題，但是，化解社會問題的政策方法決不是簡單地強扭。

文明進步的基礎和根本動力，蘊涵在人民群眾的智慧和行動中。在21世紀的目前，中華民族需要進行一場覆蓋全社會的文明升華運動。由此，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的意識形態問題。

21世紀中國的產業發展和社會進步，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於20世紀百年。

21世紀是中國社會文明全面升華的世紀。全面的文明升華，最重要的社會力量將有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本轉移為科學、技術、文化、教育、信息等因素形成的聯合動力。中國必須在“政治掛帥”和“經濟中心”過後，深刻反省和接受中國社會兩個不同時期的經驗教訓，並且，在現實的社會基礎上，着力健全中國社會恆久發展的動力機制。在社會政策方面，如果仍然企圖按着傳統的思維模式和政策方式解決問題，註定會導致局部的或者全局性的失敗。

21世紀是全球化的縱深發展的世紀，全球化不僅是一種由科技力量推動的趨勢，更將形成一種嶄新的社會體制和生活方式。全球化已經明確地向全人類展現了社會發展動力的轉移，以及社會運行方式的根本轉變。

中國社會已經處在全球化的成形初期以及向着縱深發展的成熟期。一方面，一種完整的全球化的產業結構和社會機制在大中城市基本成形，另一方面，幅員遼闊的農村社會繼續向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方向發育，並且，農村社會的基礎設施仍然處於相當落後的程度。用強有力的政策，極大地消弭和解決橫亙在中國社會中的城市與農村“二元結構”的鴻溝，是習近平時代面臨的一項艱巨而龐雜的社會工程。這種結構緣起於整個20世紀百年發展的不平衡性，同時，在1949年計劃體制下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諸如戶口制度、分配機制以及一系列社會政策，對待城市和農村社會都存在明顯的不同。

改革開放時期是一個“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歷史時期。這個歷史時期里，中國人全面解決了在吃、穿、住、行方面的基本需求問題。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在改革開放時期的基礎上，中國需要任何開闢一個更高層次的發展階段？

    習近平時代的21世紀第二個年代，即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期，又是中國社會在經歷了30多年高速增長後的一個喘息期。

中國社會的全民文明升華，構成習近平時代的典型特色。因此，習近平時代的顯著歷史特點，即是中國站在一個全面性的社會文明升華的入口處。全面的社會文明升華不是單純的政治因素或者經濟因素的發展，也不能夠用單一的社會政策解決問題。而是社會各個不同領域、不同的社會組建的共同成長。

對於中國來說，政治權力的推動力和引導力依然相當重要。給予習近平時代歷史特點的認識，我們可以確定，習近平時代的核心社會任務，即是引領中國走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開闢出中國社會文明升華的嶄新局面。

時至目前，可以說，中國仍然是一個在政治制度上極不成熟的國家。傳統上，中國號稱是“禮儀之邦”，同時，儒家的“仁義禮智信”是社會精英階層和整個知識分子集團的價值取向。然而，事實上，“禮義廉恥”和“仁義禮智信”的價值從來沒有真正成為普通民眾的社會行為規範。可以肯定地說，在一個短時期里，根本無法讓整個的普通民眾從行為和心理上擺脫“拜金”、“拜權”的習慣勢力。

    在鄧小平之後，中國最高領導人的任期基本形成了五年一期、以不超過倆屆為限的制度，即十年為其的時間硬線。然而，對於中國這樣如此龐大而複雜的社會狀況，如果真正找到了一個偉大的政治領袖的話，期限問題一個是可以延長並且不做硬性限制的。

     習近平的未來執政之路註定是不平坦的，21世紀第二個年代，對於整個21世紀的百年中國，也註定具有非凡的意義，並且，這個年代肯定是全部21世紀中國的一個樞紐般的年代。因此，這個年代對於中國走好21世紀具有堅定性的意義。

三、 習近平時代制定社會發展戰略的重心

     中國最重要的並且具有領先意義的社會發展戰略，是順應和迎合全球化趨勢的發展戰略的制定。中國需要完整的科學技術戰略和方向。可以肯定，在21世紀，人類科學的三大領域是：生命科學、能源科學和空間科學。在這三大科學領域的每一步重大的突破，都將為人類全新的社會模式的形成增添一塊鋪路石子。 

    人類的嶄新社會模式的形成和成熟，正是需要在生命科學、能源科學和空間科學三大領域裡的知識突破和普及性應用。

     回顧全人類的發展史和產業進步過程，我們知道，人類依然生活在由18世紀60年代以來蓬勃興起的工業革命所造就的社會模式中。但是，有一種趨勢也可以肯定，這就是，人類通過20世紀50—60年代的一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革命形成的全球化態勢，這種局面的進一步發展和成熟，必將導致人類全面走出工業革命造就的社會模式，從而使得人類生活建築在全新的社會環境中和科技條件下。

工業革命把社會的運行建立在以石油、煤炭、天然氣為主流能源的基礎上，並且運用這些不可再生的能源發電，又在大規模的電力基礎上從事大規模的、標準化的生產。這樣的產業基礎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註定是建立在對於自然環境的大規模的破壞和污染為代價。現在，人類各國固然已經自覺意識到氣候變暖和環境污染的嚴重問題，但是，卻找不到或者沒有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

把人類的產業建立在全新的科學技術基礎上，這才是人類解決工業革命一系列負面後果的根本出路。工業革命與現代自然科學、產業技術的發展緊密地聯在一起，現代物理學、生物學、化學等知識系統，既是社會經濟的產物，也是工業革命的先導。

    在世界範圍內，工業革命首發於英國的18世紀下半葉，工業革命使得英國迅速成為世界上的霸主，在工業革命的過程中，英國憑藉她的生產能力而運用軍事力量為自己的國家在世界各大洲開闢殖民地，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對於英國的超越正是在20世紀初。20世紀是美國世紀，世紀之初，美國的企業精英和政治家一起發起了“進步運動”，從內部重整了社會的各個方面，並且為美國贏得20世紀奠定了思想前提。以1945年“二戰”結束為標誌而形成的世界體制，是一種極其有利於美國鞏固其在國際政治、經濟的霸權地位的體制。但是，這不能被視為美國世界領袖地位的最重要的支點，而“二戰”美國的科技發明能力的傑出表現，尤其在80年代以“硅谷”的崛起為標誌，美國的以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革命，充當了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的最有力的支柱，同時使得美國的國際領袖地位更加穩固。

     中國需要完整而腳踏實地的科學戰略，這必須極大地進行教育改革，形成一種有效的推動中國社會發展的科技體制和中國發展需要的知識體系。歐洲走在人類文明進步的最前列，深刻植根於歐洲的科學家和思想家在知識上的闡述能力和發明創造能力，可以說，直到現在為止，歐洲是現代知識體系的創始者和引導力量。而中華民族在經歷了公元前6—4世紀的春秋戰國時期之後，隨着秦朝的建立，在長達2100多年的時間裡，在知識上的發明創造力從來沒有得到良好的表現和發揮。

因此，經歷了30多年改革開放時期的中華民族，必須煥發在知識體系的發明和創造能力，成為一個知識的發現、闡發和創造的大國，由此，中國才能夠成為在產業結構方面富有創新能力的大國。

中國亟需制定一則完整的21世紀的科技復興計劃和具體方案。並且把中華民族的科技發明和運用能力的提高，當做國家的持之以恆的戰略方針加以執行和落實。

    中國對全人類做出獨特的貢獻，將取決於中華民族的科技發明力的極大發揮，同時取決於在社會的產業體系升華方面上的獨特成就和文明價值的傳播能力。

中華民族的社會升華，需要一系列和一整套的明確而正確的政策與戰略。固然，在這方面，習近平個人的政治智慧、勇氣和信念都占有重要的位置，更重要的，還在於客觀形勢的需要。

21世紀是中國世紀——這句話好說而難成。但是，不管多麼難成也必須要成。而實現“21世紀是中國世紀”的民族夢想，需要全民族的正確智慧和協調向上的行動力。

    一個民族領袖最重要的素質，在於能夠提出和執行順應社會潮流和發展要求的正確方法，在這裡，僅僅持有良好的願望在很大程度上無濟於事和無補於事。而欲要找到解決社會問題的正確方法，首先必須具備與現實生活相一致的的邏輯思維能力，並且掌握人類文明的價值。

                                         徐國進

                              2014年11月28日（農曆十月初九）

習近平時代與共產黨的方向

    正在展開的習近平時代，必將是中國21世紀百年歷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時代。一方面，它將對21世紀中國百年發生重要的指標性的影響，另一方面，也直接決定和影響到共產黨的命運和執政方向。

    2014年12月13日至14日，習近平在江蘇調研時指出，要“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台階”。媒體報道這是習近平首提“全面從嚴治黨”。之前的2014年11月2日，《人民日報》在要聞3版刊發王岐山的文章《堅持黨的領導 依規管黨治黨—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供根本保證》，

    文章中說，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是一場輸不起的鬥爭。上述消息說明，習近平一代領導人已經明確無誤地意識到共產黨自身建設對於整個中國社會現實和未來的重要性。我相信，經歷了改革開放時期的共產黨，必然會湧現出一大批深通中國社會發展趨勢的偉大政治家。習近平應該是他們中的代表人物。

    “反腐”是習近平時代開啟的一個序幕。比反腐更加艱巨和複雜的工作是推動和引領整個中國社會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使得中國走上一條穩健的綜合型、全面性的文明升華時期。

    顯然，習近平面臨的最困難和具有風險的工作，首先是如何提升共產黨自身的質量問題？而提升共產黨的質量，是一個涉及黨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制度框架和職能、現實政策的制定和貫徹以及黨與整個社會的任何連結的方方面面。共產黨必須在上述諸多重要的方面重新贏得民心，才能夠繼續對21世紀中國社會的文明進步發揮良好的作用。中國共產黨必須為中華民族贏得21世紀的文明升華，並且在這個升華過程中毫不猶豫地順應文明潮流並且站在潮流的最前列。只有如此，才能夠不負歷史的要求和民族的使命。

    可以肯定，共產黨在未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仍然是中國的執政黨以及社會生活的一支核心領導力量。但是，這個黨的執政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全球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無處不在和深入骨髓，如果共產黨依然試圖依靠在20世紀裡取得勝利的經驗面對21世紀的中國，那麼，這個黨就有可能被人民所徹底拋棄。因此，習近平必須堅定不移地推動和帶領共產黨完成一場在組織、理論和制度方面的全面升華。使得共產黨真正成為一個為着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而不懈努力奮鬥的工作部門，而不是只是為了自身權力存在的政黨。

    中國共產黨的變革方向，是以一種自覺的姿態推動和引領中華民族的社會文明進步。在20世紀裡，世界範圍內的共產主義運動實踐都沒有得到本國和他國的認可，一些國家的共產主義政黨的執政也存在着太多的錯誤、缺點甚至荒唐之處。在中國，從歷史的角度看待，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是挽救共產黨命運的一場戰役，現在看，中國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時期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但是，“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增長模式同時帶來許多負面的社會後果，而只有抓住克服和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的關鍵點，才能夠順利地擺脫執政的困境。

    共產黨需要找到一種適應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制度體系和決策機制。一方面，20世紀取得成功和勝利的經驗已經不再適合21世紀的社會需要；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國際形勢以及國內政治生態要求共產黨必須做出變革。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理論中，政黨是一個為了合理解決一系列社會現實問題而存在的工作團隊，決不是占據整個國家政權的機構。

    中國大陸社會迫切需要重建政治制度。這需要對中國自身傳統的政治文化的跨越，也需要對於西方政治制度的超越。中華民族社會需要的，是一種具有超越性的社會政治制度模式。西方的政治制度，基於工業革命形成的社會模式，本身都需要進行極大的改革和自新。中國大陸社會的政治制度，肯定不能照搬西方的制度框架和模式，當然需要借鑑和學習。

    中國大陸需要公平的選舉制度的設計和施行。在選舉制度的設計方面，需要把選舉制和統一的中央政權權威有機地結合起來，在基層（縣級）施行普選制、在政府的高層施行提名式的委託選舉制。把直接選舉與委託選舉結合起來，在不同的層次上推進，這是中國社會得到良好治理的一個有效的途徑和方法。

    縣級政府是中國社會治理的一個關鍵的層面和環節，在整個中國社會的治理方面，沒有一個公正而高效、清廉而正義的縣級政府，中國社會的基層便不會擁有良好的運行。因此，必須着手設計縣級政府的產生、運作和監督等一整套的嶄新機制。選舉制應該首先在縣級政府的層面上推行。設計和建立起縣級政府領導人的直接選舉產生的制度，是推進中國社會民主的一個關鍵樞紐和重要法寶。

    目前，共產黨應該把村民選舉當做一件重要的基礎工作進行組織和管理，這是中國社會基層民主的前提，村民選舉能夠為中國的選舉制度提供基礎性的實驗。如果這項工作不被重視或者視如兒戲，仍然得不到真正的推行和落實，那麼，整個中國社會的民主便得不到有條不紊地推進。

    基層社會自治將是中國的最優化的治理模式。中國如此眾多的人口和社會事務，如果沒有一種良好的基層治理結構，整個社會便不會具備發展的活力和動力。因此，探索和建立起一種良好的基層社會治理機制和模式，對於21世紀中華民族政體的政治文明進步來說，是最為基礎和重要的一環。

    全民普選國家領導人，中國大陸的社會條件和政治文化都顯得的極不成熟。20世紀中國的政黨政治，以辛亥革命為標誌，在政黨制度的發展方面，走上了完全不同於西方政黨制度的道路，也就是說，中國的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走上了一條為政黨國家政權的自身軍事化的道路。可以說，“一黨制”在中國是家族皇權政體和國體崩潰後的自然而必然的歷史階段。

    站在21世紀第二個人年代，我們可以說，中華民族再也輸不起21世紀百年。而21世紀的習近平時代即21世紀第二個年代，對於整個21世紀百年具有最關鍵的影響力。回顧歷史，在20世紀辛亥革命發生的1911年，當時的國內社會環境，由於起自1860年代的“洋務運動”的失敗和中斷，造成了辛亥革命不具備推動整個中國實現政治民主化的經濟基礎。因此，辛亥革命在推翻了以家族為中心的皇權帝制後，共和國的政體和國體不具備在段時間內迅速建立起來的社會條件，中國的政權掌握在擁有軍事武裝力量的各地軍閥手中，辛亥革命後的軍閥割據局面，使得1912年元旦成立起來的“中華民國”根本無法實現政務的統一個國體的統一。

    辛亥革命後的歷史狀況是導致之後中國政黨政治向着軍事化方向發展的決定性原因，而政黨的軍事化，則導致中國政黨制度建設的徹底失敗。標誌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在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三年多的內戰。無論如何，在20世紀，中國政治實現了由“家天下”向“黨天下”的體制和理論轉型，21世紀註定是中華民族完成由“黨天下”向“民天下”的政治文明升華。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中國的政黨制度需要重新設計和規劃。在中國大陸現行的政黨系統中，包括執政的共產黨和八個民主黨派，它們以參政黨的地位而存在在中國的政治程序中。任何發揮八個民主黨派的參政積極性和社會作用？這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新一代共產黨的領導人需要大膽探索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具體途徑。同時，共產黨的黨內民主機制的健全和實施，是共產黨自身發展的必要步驟。

    毫無疑問，中國社會最優秀的人才集中在共產黨內。然而，這些優秀人才作用的發揮卻需要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只要擁有了公平和的幹部制度，我們社會中的各類人才便會煥發出無比豐富的創造力，整個社會生活也便會充滿活力。

    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考驗着共產黨的智慧，共產黨必須適應在全球化的國際形勢以及在改革開放時期成長起來的新世代的社會成員的要求，才能夠獲得自身存在的支柱和力量。

    徐國進

    2014年12月22日

習近平三年執政縱橫談

在21世紀第二個年代，中國大陸社會面臨着的發展與轉型任務千頭萬緒而艱苦卓絕。這個關頭的中國，站在一次比1976年毛澤東死後更加複雜而困難的轉折點上。在20世紀，中華民族在自身的社會建設與發展上，遭遇過全面性的失敗和嚴重浩劫。而要彌補２０世紀百年的巨大損失，則需要中華民族文明實現一場全面的大跨越。

在文革結束後，中華民族開始了一場痛苦而深刻的反思，1978年5月《光明日報》發表——世界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哲學充當了改革開放時期到來的一支報春的燕子。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談論，在胡耀邦等一批傑出政治家的直接推動下展開，到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終於成行。自1980年算起，中華民族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道路上行走了35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人類在２０世紀末全球化進程中的一支靚麗的景觀和最為壯觀的組成部分。

自從2012年9月中共18大習近平接任中國最高領導職務以來，中國社會的政治生活和解決生活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這些變化中，有些變化屬於社會歷史運動的必然趨勢，有些變化屬於政治權力的強勢影響和強製作為。總之，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一系列顯著而明確的變化。

對於習近平的三年執政，國內外媒體以及分析家們大多給予了極其正面的評論語評價，同時，也存在極其分明的不同的聲音，甚至對習近平本人的詆毀性觀點。當然，這些觀點不會出現在國內的媒體上。

    孔夫子在講“為政”時，曾經以三個月為期限，認為如果給他一個地方進行治理，他三個月即能夠治理好並且做出明顯的政績。孔子也確實有三個月的時間治理魯國，儒史對此倍加吹捧。然而，我認為儒家學派的記載肯定不符合史實。現在，習近平主席執政已滿三年，因此，我站在一個中國大陸普通公民的角度，認為有必要從理論上對於習近平執政三年來中國社會的變化、趨勢以及執政效果做出一個比較完整的評價。當然，準確揭示這三年來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的實質是極其困難並且具有某種程度的風險的，而且很容易出現觀察結論上的錯誤。但是，對於社會政策與執政者進行客觀的分析，永遠是一種理論上和政治學上的客觀需要。同時，從大處講，也有利於我們社會的文明進步以及執政者對決策做出改善。

毫無疑問，習近平已經客觀成為攸關中國現實與未來各種重要使命於一身的領導人，因此，在中國21世紀20年代的這場大轉型中，習近平的歷史使命最為重大、責任最為重大。

習近平身負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的全部歷史包袱和現實使命，習近平理當成為21世紀中華民族的一位具有全新形象的政治領袖。

     同樣，習近平也背負1949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全部問題和矛盾，這其中大部分是負資產。中國共產黨自1949年以來，在“政治掛帥”和“經濟中心”的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里，由於在社會的方方面面的治理和決策過程中的政策失誤與自身貪腐，已經到了一種積重難返的境地。中共已經面臨着全面喪失群眾基礎的險境。在20世紀裡，以1946—1949年國共兩黨的內戰為標誌，宣告了中國民主的政黨制度發展的徹底失敗。而習近平能否帶領中華民族走出這個怪圈，至少目前尚沒有確定的答案。

一個嶄新歷史時期的開闢，需要具備一系列社會條件。其中最為重要的條件包括：1、一種明確的理論上的指導思想以及意識形態的超越；2、一套不同於過去的社會治理方式和政策；3、對未來具有清晰可辨的路徑規劃和宏觀藍圖。而目前，中國在理論形態的表現上，仍然存在着嚴重的忽左忽右的現象，這使得整個社會難以做出正確的選擇；在社會治理方式上，尚未具備超越性的思路和政策取向；而走向一個什麼樣的未來的藍圖同樣不夠清晰具體。

一個嶄新歷史時代的開闢，固然是多種嶄新的社會因素共同發揮作用的結果，但是，在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湧現出適應歷史潮流和現實需要的偉大政治領袖。在21世紀第二個年代，中國已經具備了開闢一個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的充分條件，而其中一個關鍵的因素則是習近平作為中國最高領袖的智慧、信心、勇氣以及正確的選擇力。

中國迫切需要全面超越1980年開始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這就需要制定一整套正確而具體的政策、措施和對策，涉及社會宏觀與微觀的各個層面。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嶄新的社會發展階段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並且，在這個時代，什麼樣的社會因素和力量是首要的和擔綱性質的？

我認為，以中共18大為標誌，中國社會已經進入到一種全面、綜合、整體發展的嶄新階段。面對中國社會鋪天蓋地的綜合型的發展局面，中央政府在宏觀社會政策上，需要牢牢抓住直接影響社會發展的兩個關鍵因素：一是引導社會發展和未來趨勢的教育、科技、文化、信息、醫療等因素；一是制約整個社會發展的“短板”——農業與農村社會的問題。在21世紀20—30年代，中國必須要從整體上解決“城鄉社會的二元化”的問題，從而促成中國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

中國社會綜合型發展的時代，必然是中華民族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時代。而習近平的責任，則是中華民族文明的全面升華奠定基礎。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裡，如果說需要確定一個核心的社會因素的話，那麼，可以把這樣的時代定位在“以科技發明為先導”。“以科技發明為先導”的綜合型發展時代，從本質上不同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更與“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掛帥時期有着天壤之別。

中國的教育改革迫切需要走上正途。因為教育是有關21世紀百年中國未來的大事業，教育如果不能夠得到良好的變革，那麼，中華民族就註定會喪失美好的未來。培養新一代科技知識分子的重任，必須具有良好的教育體制和教育原則。

中國自古便是一個農業大國，然而，中國的農業卻始終停留在“以家庭為主要的耕作組織”的小農狀態下。這種局面至今未得到根本性轉變。因此，在２１世紀，中國必須把產業革命的目光重新回歸到農業領域，廣泛而深刻地進行一場農業產業技術革命，中國應該充當２１世紀農業革命的領航國。如此，才能夠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社會的文明升華，同時對全人類做出獨特的貢獻。

 “反覆”鬥爭可以充當開闢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的切入點，但是，卻遠遠不能夠充當嶄新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和核心策略。對於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出現的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矛盾以及不公平、不正常的社會現象，必須依靠設計公平制度的方式逐步處理、化解和消弭，只有設計出並且確立起完善而公平的制度體系，才能夠持久而有效地根治、杜絕現實生活中的一切不符合文明進步需要的因素。

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對於社會治理問題上，需要明確的職能與職權的分工，否則，各類涉及民生方面的具體問題就會越積越多，直到把我們的社會決策層壓垮，致使發生整個體制的崩潰。中央政府在職能與職權的設計上，應該主要集中在國防、外交與貨幣發行三個主要的事務方面，而其他的一系列國內民生問題，應該全取交由地方政府無處理和解決，這樣更有力於發揮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監督作用。

同時，中國存在着一個政黨與政府的關係問題。“黨政分開”是改革開放最初期鄧小平便明確提出的一項改革任務，然而，到現在為止，這個問題其實一直未能得到良好的解決。一方面，這是由於中國整個體制框架的設計問題；另一方面，則是由於“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的結果。從目前的情景看，這個問題仍然無解。

習近平時代是一個攸關中華民族能不能走好21世紀百年之路的關鍵時刻。站在中國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上，自然應該具有深遠的歷史目光和對現實問題的準確把控能力。習近平需要具備超越改革開放時期的決策智慧和遠大志向。

　　　　　　　　　　　　　　　　　　　　　　　　徐國進

　　　　　　　　　　　　　　　　　　　　　　　2015/10/6

 習近平與馬英九——哥倆好

對於台海兩岸的普通民眾而言，“習馬會”的消息真是突如其來。2015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宣布，台海兩岸領導人——習近平與馬英九11月7日在新加坡會面的消息。此消息一出，立即在台灣引發軒然大波，同時，大陸網絡對此也進行着熱議。毫無疑問，為了這次會面，兩岸的政治活動家們註定進行了長期的、反覆的接觸和溝通。

11月7日下午，習近平與馬英九如期相見。我認為，習近平和馬英九都充分展現了政治家的智慧。並且說出了感人至深的話語。習近平說——我們應該以行動向世人表明，兩岸中國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決好自己的問題，並共同為世界和地區和平穩定發展繁榮作出更大貢獻。馬英九最後說——北宋大儒張橫渠主張“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習先生，為了兩岸人民，讓我們一起努力、“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為中華民族開創更和平燦爛的未來。

自從有文字記載以來，中華民族的社會政治，從來就是“勝者王侯敗者賊”，從來就充滿着征服、戰爭、暴力、迫害、欺騙、陰謀，可以說，中國的政治史實一部最為血腥的歷史。不僅夏商周如此，從秦朝末年的項羽劉邦、到20世紀的蔣介石毛澤東，更是如此。今天，我們終於看到了習近平與馬英九的平和相向、理性溝通。這的確標誌着中華民族政治的一個質的飛躍。

 在20世紀，1949年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具有斷代意義的標誌點。在哪時，成立於1894年的國民黨和成立於1921年的共產黨，在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又經過1946—1949年三年大規模的內戰，國民黨的中華民國退居台灣，共產黨在大陸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從哪時起，中國就一直擁有兩個國號——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民黨中華民國政權退居台灣後，在蔣介石父子的統治時期，一直處於“戒嚴”的狀態下，直到1987年，蔣經國在其去世的前一年，開放了“黨禁”、“報禁”。到現在，已經完成了社會的民主制度建設，而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大陸，在21世紀註定要經歷一場全面的政治文明升華和痛苦的制度再造過程。這已經是一個無法阻擋的歷史潮流。只是來的快與慢的問題，不存在來與不來的問題。固然，13億人口的社會需要政治穩定，但是，最好的穩定秩序是文明自由的秩序，穩定既不是人為製造出來的，更不是權力者們宣傳出來的。穩定的根基是社會公平、制度民主、價值文明，而如果失去了這些條件，一個社會就不會贏得穩定的秩序

從宏觀歷史的角度看，1949年以來的中國大陸面臨着一個根本性的轉折點，而“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全部實踐歷程，都需要進行重新的評估和評判。在台灣與大陸關繫上，兩岸關係的真正阻力並不來自於歷史問題，而是來自於制度問題以及意識形態方面，尤其是在社會制度層面上，這才是兩岸關係根本無法走向正常的根本障礙。馬英九引用《尚書》的話——“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借古人之言，已經把兩岸關係的艱難清楚地表達出來了。

馬英九是台灣國民黨（藍營）政治家中的代表人物，他有着一種“大中國”的深厚情懷，無限忠於1912年元旦成立起來的——中華民國。馬英九的任期到2016年5月21日行將結束，馬英九與中國大陸領導人的會見，完全是一種出自他追求自身執政的歷史地位的願望。而對於台灣2016年大選後的政治局面，馬英九個人不會再擁有主導權。“習馬會”在台灣，馬英九會遭遇朝野一些政治勢力的公開反對，尤其是民進黨的抵制和反對。而在大陸，習近平也同樣會受到黨內外一些反對力量的批評，但是這些批評不會被公開。

在21世紀，中華民族擁有台灣，而有了台灣，中國大陸定會贏得21世紀的成功。在未來30年左右，中國大陸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將主要的取決於自身社會內部的調整與政策選擇。大國發展必須基於自身社會內部力量的先進生產力，而一切外部力量，都只能充當輔助因素。

習近平與馬英九倆人，具有截然不同的成長背景，因此，這也決定了兩人內心世界的巨大差別。然而，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子，不管目前台海兩岸的政治情況與社會制度存在多麼巨大的差異，他們應該對中華民族的未來有着一種默契和共識。

“習馬會”是短促的，但是，它卻昭示着巨大的歷史意義。

上述是我對 “習馬會”的門外閒談。

                               徐國進

                                                2015/11/7

論習近平時代的歷史主題與政策導向

以2012年中共18大為標誌，一幅嶄新的習近平時代的畫卷正在我們每個中國大陸人的前面按部就班地從容展開。我相信，在中華民族經歷了19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時期後，這幅畫卷註定是美麗的、絢爛的和壯闊的、恢弘的。

客觀地說，起自1980年代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已經基本完成了其歷史使命。改革開放時期始終包括着兩個方面：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改革開放時期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在社會發展以及物質財富創造方面一個最輝煌的時期，她的成就甚至超過了中國有文字記載歷史的3000年。現在，改革開放已經是中國發展的一種常態。在改革開放時期的基礎上，中國必須妖為走好整個21世紀百年創造更良好的條件。

我認為，習近平時代的歷史主體是：實現中華民族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所謂文明的全面升華，是涉及到社會生活所有領域的一種進步狀態。包括農業、工業、服務業等產業技術構成的進步，也包括經濟、政治與文化等核心社會部件的更新換代。

在這個時期里，中國具體的政策導向是：以科技發明為先導、以產業技術升級為軸心。在科技發明產業化的政策引領下，中國的產業技術基礎才能夠得到更加迅速的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才會更加堅實，社會生活才能夠贏得更大的活力。

中國工業化的全面成熟與技術升級，仍將需要30年左右的時間，而下一個30年，將是中國社會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個主要的領域裡巨大的震動期。中國人民需要為此做出充分的準備，一個關鍵的問題在於，中國的政治家們必須為此制定出一整套的正確的政策，並且在各個領域裡的具體問題方面做出準確的決策。這不經考驗着中國大陸政治家們的智慧，同時也考驗着全體中國民眾的智商水平和理性情懷。

改革開放時期可以被視為中國產業革命的一個奠基性和開創性的歷史時期。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像改革開放一樣的時期。在這個時期里，中國社會的商業文明得到了迅速的提升，並且，各個產業門類獲得快速的建立和健全。

因此，在改革開放時期後，科技發明以及科技發明的產業化，將始終是中國經濟增長與整體社會進步的主要的帶動力量。而促進科技發明，則需要中國各級政府與大學、科研機構的密切合作、相互促進，形成一種“政府—大學與科研單位—工商企業”的三位一體的緊密合作關係。

21世紀中華民族的活力將主要來自於基層民眾的創造力和發明力。中國必須成為一個崇尚發明和追求真理的國家，才能夠實現自身社會的良好發展，以至於為全人類文明做出獨立的貢獻。

制定中國產業技術升級的政策，是全部經濟政策的重中之重。同時，中國社會面臨的另外一個與之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任務，是進行一場制度創新。沒有制度創新，中國社會就不會贏得恆久發展的保障力。在制度方面，包括政黨、政體、國體等方面，都需要進行“頂層設計”。

習近平必須牢牢抓住中國歷史賦予自身的這個主題——中華民族全面的文明升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個命題需要更加具體。站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高度，結合當代中國社會的現實情況，為中華民族在21世紀百年的發展與建設指明出路、找到正確方法。理論上的突破是一個關鍵，如果沒有這一點，21世紀中國發展的腳步必將遭受挫折。因此，在我看來，理論突破加之正確方法，才是開闢偉大的習近平時代的兩把最為重要的鑰匙。

推動產業技術升級以及進行制度改造——此兩者則是完成“全面文明升華”的具體方法。

目前，中共在執政方面的一個薄弱環節依然表現在理論上，而理論的重要性在於——理論是行動的指南。馬克思主義者歷來重視理論對於實際的指導意義。中國共產黨只有成為一個具有科學理論素質的政黨，才有可能在領導21世紀中國社會進步方面取得傑出的成就。馬克思主義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取得了在社會意識形態方面“占統治地位”的資格。但是，一種理論被一個政黨接受比較容易，而贏得整個社會的認同則很難。正確的實踐一種理論，並且使之為人民群眾帶來真正的幸福生活，更是難上加難。

習近平註定將是21世紀的載入史冊的政治家，我希望，習近平成為一個能夠引領中華民族走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的聖人級的政治領袖。而且，中國共產黨組織內也的確需要湧現出一大批聖人般的政治領袖。

習近平需要高瞻遠矚、更需要高屋建瓴。如此，才能夠順利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增長模式，並且實現整個社會在21世紀第二個年代的一場偉大轉型。

21世紀中國的社會文明發展，必將是全人類文明事業中最為引人入勝的組成部分。現實地說，在這個世紀的百年裡，中國仍然處於超越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奠基性的世紀。

徐國進

2015/11/23

論習近平的”全球治理觀”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

2013年以來，習近平在不同的場合都提出和強調了“全球治理”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這說明新一代中國領導人站在全球化的視野下認識國際社會的問題。同時，也展現了全球化下的中國高度。

    2015年10月12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體學習時講話指出——全球治理體制變革離不開理念的引領，全球治理規則體現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離不開對人類各種優秀文明成果的吸收。要推動全球治理理念創新發展，積極發掘中華文化中積極的處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當今時代的共鳴點，繼續豐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主張，弘揚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要加強能力建設和戰略投入，加強對全球治理的理論研究，高度重視全球治理方面的人才培養。

對於中國，1980年以來的改革開放，是中國以積極而自覺的姿態融入世界的時期。自2012年習近平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後，在不同的場合提出了“全球治理”的理念，可以說，這是中國領導人首次面向全世界提出的一種理念。標誌着中國已經作為國際大家庭的核心成員，開始從全球化的角度思考和認識世界。

在20世紀的國際社會治理方面，1945年二戰結束是一個標誌性的年代。二戰結束後，在美國與西方國家的主導下，建立起了最有利於美國的世界治理體系，一是在貨幣金融體系上建立起“布雷頓深林體系”，二是聯合國體系的創建。

時至今日，人類距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經走過了70年的歷程。這70年是人類文明發生巨大飛躍的70年，其顯著標誌是，通過以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革命，人類實現了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信息全球化的局面。從宏觀歷史的角度看，可以說，這是人類從根本上超越工業革命形成的社會模式的一個偉大的開端。

在21世紀，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大國，必然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原有的國際治理體系有的已經過時、有的已經不復存在、有的迫切需要改革。嚴格的說，現行的聯合國體系同樣亟需進行革新和再造。

中國應該為全球治理提供一種嶄新的體系框架，從而改善和超越1945年二戰結束以來形成的國際治理格局。中美關係是建立嶄新的全球治理體系的一對最重要的關係。在制定國際事務的治理規則方面，中美兩國不可避免地將存在各種各樣的矛盾和衝突。而一個良好的全球治理體系，能夠有效化解大國之間存在的問題。在未來幾年裡，中國應該把清晰的全球治理體系框架提供到全世界面前，闡述並且設計嶄新的全球治理體系框架，是實現良好的全球治理的基礎和保障。

   全球治理體系的構建，首先需要向全人類提供嶄新的價值觀。在價值體系的建設方面，必須以文明、幸福為核心概念。文明是人類價值中的核心概念和最高階層的概念，自由、民主等價值必須在文明價值的統領下，才能夠成為有益於人類幸福的觀念。
      建立起覆蓋全人類的文明的價值體系，是建立全球文明治理體系的首要任務。而21世紀嶄新的文明價值體系的建立，至少包括如下三個方面的任務：  

1、  有效促進全人類各個不同的語言系統的科學化。 

人類有文字可考的歷史才僅僅有大致5000年左右的時間。文字的發明與使用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起點。人類開始使用文字，是人類文明進化過程中的一次最偉大的飛躍。文字的發明並且使用，不僅能夠使得把自己的語言和活動記錄下來，而且使得從事科學實踐具備了條件。 
      目前，世界上的七大語種（也就是聯合國工作常用的7種作語言）包括：漢語、英語、阿拉伯語、西班牙語、法語、俄語、葡萄牙語（按人口地域應用性排名）。可以肯定，漢語和英語將是未來世界上人類生活所使用的兩種最主要的語言。    人類在語言上的一致性，不僅是一種明顯的文化趨勢，也是全球化局面的結果。 
      2、創建嶄新的知識系統、重新確定科學研究的內容和方向。 
     正確認識大自然並且利用自然界物質為人類服務，這是人類的全部知識、科學與技術進步的根本方向，也是唯一正確的方向和使命。
       建立全球化的科學研究體系，是21世紀人類面臨着的一個最重要的任務。文明價值以及科學知識的普及是兩個關鍵性的社會任務。而在此基礎上的科學知識的發現以及技術的更新與使用，則既是經濟問題又是政治問題。但是，造福於人類的科學、技術、知識、信息等因素，不應該因為政治的原因而設定一個邊界。 
     在科學方面，人類21世紀的三大領域是生命科學、能源科學和空間科學。人類在這三大科學領域的突破，將成為變革人類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力量，並且極大促進人類生活方式的改善。顯然，人類在21世紀的科學領域裡，將以生命科學、能源科學與空間科學三大領域為主線。 人類在生命科學、能源科學和空間科學三大領域裡必須現實重大的突破。這是推動人類生活質量升華和開闢美好未來的最重要的任務。 
     3、世界上各個主權國家在意識形態方面以及政治教育上的一致性。 
      目前，世界上現有200多個主權國家，而在有關國家的主權與領土、政權與外交等方面，已經明顯地落後於全球化的現狀。顯然，人類需要對自己的有關國家的觀念進行更新和升級，淘汰那些不符合文明要求的主權觀念，從而在人類共同利益基礎上建立起一種嶄新的國家觀念。 
       國家在意識形態的教育和宣傳方面，統一地轉向勞動、發明和創造的倡導軌道上來，轉向樹立文明、幸福和真理的價值概念上來。從而擺脫對於自由、民主等概念的巨大爭議以及陳舊意識形態的窠臼。 
      第二，設計全球化下國際社會治理的制度體系 。
      全球化局面將從根本上改變着人類有關國家的觀念，由此也將根本改變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因為全球化具有超越國界的意義。 
      現行的人類社會的制度體系，基本上是圍繞着權力和貨幣兩大社會因素建立起來的體系。從宏觀歷史的角度看，人類制度體系走過了兩種模式，一是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家庭制度模式，一是自17世紀大規模工業化生產為基礎的制度模式。 
     人類社會制度體系的基礎必須進行根本性的改變。可以肯定，根深蒂固的主權國家觀念和狹隘的民族主義意識，是建立統一的世界文明體系的主要思想障礙。然而，在全球化的局面下和已有的聯合國機制的協調作用的發揮下，設計和實行一種對於世界各國的進步都具有促進意義的制度體系，應該是一項能夠完成的任務。 
        21世紀國際社會嶄新的制度體系的建立，其主要任務有二：一是設計並且確立起一個有效運行的類世界政府系統；二是在經濟上建造一個有效地指導並且推動全球合理的交換機制和分配機制。因此，設計和建立超越主權國家的政治體制、設計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制度模式，這是人類建設全球文明體系面臨着的第二個重要使命。 

第三，中國在國際治理體系中的作用，將主要來自於在產業科技方面的貢獻度。

21世紀人類在產業革新和發展方面的主要任務包括：    1、超越18世紀60年代工業革命發生以來所形成的產業體系。 21世紀人類在產業體系發展方面的任務，是超越自18世紀60年代以來工業革命形成的產業模式和經濟運行方式。而回歸農業生產科技革命是人類超越現行的產業體系的一個重要的突破口。  2、重新確定產業進步的動力機制，建設以科學發現、技術應用和知識傳播為主導的產業發展形態。 設計和建立新型的商品流通、交換機制，以及設計並建立新型的社會貨幣分配機制。 着力發展符合人類與自然界和諧相處的新產業領域，這必將是21世紀產業發展的根基與核心內容。 

       改變人類社會的發展動力，也就極大的改變了人類歷史的內容和方向。重建價值體系、制度體系和產業體系。在21世紀，人類必須改變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傳統方式。把社會進步的動力建立在全新的文明自覺的思想前提下。 
      毫無疑問，身處21世紀初葉的70億地球人類，需要一個嶄新的文明開端。為了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的運動方式以及根本變革歷史的發展方向，站在21世紀第二個年代，人類必須制定一個全球化的社會發展方案和清晰的藍圖。因此，從現在起，人類必須為走好21世紀百年之路以及持續的走在文明的道路上，奠定堅實而可靠的價值、制度和產業體系。這就要求人類重新構建一種全球化局面下的文明體系。 

建立全球治理體系，是全人類的共同使命和責任。然而，這首先需要世界上的主要國家對此付出自覺的規劃和努力。目前世界的領袖國家當然是美國，因此，美國在重建21世紀全新的國際社會的文明體系方面，理當發揮首屈一指的作用、承擔當仁不讓的責任。 

 事實上，人類共同利益證明為一種客觀存在，同時人類共同利益的存在並不否認人類生活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以及人類個體需求的重大差異。而是說，人類應該容忍自身社會內部存在的一切重大差異，並且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找到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人類共同利益是一種客觀存在，然而利益永遠是具體的和個體化的。因此，局部和個別利益主體間的矛盾衝突仍會存在，最根本的在於解決這些矛盾衝突的方式應該服從於人類生活共同利益的要求。
    為了生存的更高標準，人類不斷變革着自身社會的物質基礎，社會生活的每一進步都體現為人類在自身共同利益基礎上的進步。
    人類生活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並不是產生矛盾衝突的必然原因。相反，差異正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素質。隨着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人文知識的不斷拓展，人類終久會自覺地尋求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解決一切問題的方法和途徑，人類不會再局限於以往的定式思維和習慣勢力，而是將注意力更多地面向未來，把未來作為歷史的自然必然的組成部分，按着未來的要求從事社會實踐。 
   人類需要為自己創造美好的生活，不僅需要人類用自己的雙手去勞動，更重要的，需要開發蘊含於自身的無窮的智力。人類的腦力不僅是自然科學的源泉，而且已經成為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因為它是一種對於人類一切活動起着支配和主導作用的因素。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特別強調智力的重要意義，腦力已經不再是依附於人體中的潛在成份，而是成為一種用之不謁的無形資源。從這種角度講，人類利益的實現有利於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並且取決於科學技術的發展程度和規模。 

我相信，在未來中國的國際戰略和社會內部發展戰略上，習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觀”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都將作為一種重要的指導原則而發揮作用。這種思想的正確闡述和貫徹執行，也將是引領中國崛起的重要的精神源泉。

  徐國進

                                           2015/12/16

習近平——站在制定正確政策與開闢偉大時代之間

最近，有兩篇文章引起我的注意，一是中國青年網北京1月9日電（記者楊曉霖）發表的《習近平主政中國三年一舉擊碎的國外流言》，一是新華網北京1月9日電（唐斕）發表的《習近平眼中的民生短板有哪些？》。兩篇文章的角度不同，但是，都比較生動地追述了習近平主政中國三年來的理念、政策與成就。

記得在2014年9月大學畢業30周年的時刻，與同學們談論時局時，我明確地說：“我真為習近平捏着一把汗，因為局面太過險惡”。我們這代人——出生於20世紀60年代的人，總喜歡談論政治，當然，這是我們的義務和責任，同時也是我們自身的缺點和落後的表現。

    讓我們簡單回顧1976—1979年的三年中國。有人曾經用——“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形容哪時的中國。其時，文革結束後的中國可謂千瘡百孔、傷痕累累。中國向何處去？1949年10月之後的政治運動全盤失敗。

    哲學充當了中國改革開放來臨之前的一支報春的燕子，這以1978年5月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為標誌，在政治領域，鄧小平復出後，形成了以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習仲勛等為代表的改革群體迅速形成。

    在具體的政策上：平反冤假錯案、農村和農業領域裡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教育上的恢復高考、科技大會的召開、國有企業改革措施的制定、文化上一系列開明政策的實施，等等，終於促成了今天我們叫做“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

    目前，中國的改革開放時期已經進行了30多年。而關於改革開放的理論上的反思、探索和爭論，在進入21世紀後便開始了。

毫無疑問，2012年是中國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關頭。在這一年，習近平一代接過了中國的最高權力。而胡溫兩位領導人義無反顧地清除薄熙來，這是為中國社會清除了一個極大的政治隱患。薄熙來在重慶的“唱紅打黑”明確表現了他的“文革餘孽”的嘴臉。不僅在意識形態上以“極左”觀念為指導，而且在經濟生活上造成嚴重的不良後果。在此之後，從共產黨的體制內清除了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等嚴重的貪腐分子。

毋庸置疑，對於共產黨組織的自身改造——這是習近平必須面對和勇於進行的工作。否則，習近平同樣會被陳舊落後的體制所拖累，並且一事無成。然而，即使是偉大的政治領袖，在很大情況下也不得不向一系列傳統的習慣勢力而做出妥協和讓步。在現有的機構與新設立的工作小組之間找到政策的平衡，並且使之有效地制定政策和執行政策，這是一個難點。

無論是面對中國社會紛紜複雜的現實問題，還是面對21世紀中國的長遠發展，我們社會的整個上層建築都已經嚴重不適應需要。中國必須立即進行一場重新設計行政、立法和司法等領域的相互關係架構，由此確立良好的職能，並且在促進中華民族文明方面發揮作用。

對於中國，在上層建築方面面臨的改革任務，甚至比經濟改革方面的任務更加迫切。而且，如果不進行國體和政體兩個方面的改革，經濟改革不僅難以為繼，而且30多年經濟改革的成果還存在着毀於一旦的危機。

在現有的國家機構的組建上，包括執政黨、政府、人大三大系統，“政治協商會議”沒有在中國大陸中出現，但是，同時並列為中國社會領導機構。通常，上述四者被稱之為“四大班子”。而重新設計和調整它們的職能與相互關係的問題，已經成為一個現實的問題。否則，一方面，整個國家機器處於空轉的狀態，另一方面，還嚴重製約社會本身的進步。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創始人的觀念中，政府應該是一種促進勞動者社會解放的工作機構。在21世紀，這種對於政府作用的認識仍然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原則。而對於中國，如何把整個國家機器打造成為一種有效地實現勞動者解放的工作機構，仍然是一個最大的政治問題。

文明價值體系的樹立和公平制度體系的確立——此兩項是最為緊迫的現實任務。

在價值體系的建設方面，樹立以文明、幸福為核心概念的價值體系，在文明價值的引領下，創建21世紀中國的知識體系。現代科學體系發端與歐洲17—18世紀。而中華民族對此的貢獻可以說是微乎其微，21世紀的中國應該成為一個創新人類知識體系的世紀，這是中國崛起的不二法門。如果在這點上跛足，中華民族就不會充當引領世界文明的領先力量。

在經濟政策上，大力扭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增長模式。確立以科技發明與科技成果產業化的經濟形態的發展形態。在產業技術升級的過程中，形成“政府—大學與科研機構—企業”三位一體的促進力量。強化中國社會內在的科學研究和開發能力——這是一項基礎性也是核心性的政策方向。

超越工業革命形成的產業結構和社會治理模式，這是21世紀百年賦予中國的歷史使命。

美國的硅谷是以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革命的搖籃，在中國，必須打造出一大批依託於中心城市和大專院校、科研機構為主力軍的科學技術的研發基地，從而推動和引導中國經濟基礎和產業構成的整體升級。

顯然，在習近平的頭腦中，一系列有關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藍圖已經繪就。包括：中國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一帶一路、“四個全面”、精準扶貧、新常態和供給側改革等等。然而，這一系列概念與重要講話精神仍然需要以全社會的共識為基礎。否則，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就個人而言，習近平迫切需要準確而謹慎地培育和選拔出一支優秀的思想家團隊，由此充當提出政策、制定政策的智囊團隊。而共產黨內部，已經嚴重缺乏傑出的思想家和理論家，從現實的意義上說，這是嚴重影響到共產黨良好發展的一個嚴峻的問題。一方面，導致一系列理論與宣傳同普通民眾的意識和價值取向“兩張皮”；另一方面，導致一系列重大的社會政策滯後和缺乏準確性。

中華民族從來不缺智者和勇者，然而，中華民族嚴重缺乏關於社會進步和發展的正確的方法。開闢一個偉大時代，最關鍵的是做出順應歷史潮流的正確的選擇和採取文明的方法。

偉大時代的開闢需要一系列正確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從外在社會環境看，中國社會已經具備了走向嶄新歷史時代的客觀條件，因此，習近平也就具備了成就一個開闢嶄新歷史時代的外在社會基礎。在21世紀，希望習近平一代領導人能夠為中華民族奠定“萬世太平”的制度框架，並且，以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勇氣和智慧，開闢出一個真正屬於中國人自己的偉大時代。

一個壯麗輝煌的習近平時代正在每個中國人的面前展開，全體中國人民期待這是一個美好的時代、充滿希望的時代和激情如火的時代。

                                       徐國進

                                      2016/1/10 

論習近平領導核心的形成與現實考驗

自2012年中共18大之後的三年多來，就中國政治的實際局面而言，客觀上已經形成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領導體制。進入2016年，人民日報 1月18日發表——鑄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治國理政新實踐）。 同時，2016年新年伊始，湖北、安徽、天津、四川、陝西等幾個地方領導人公開使用“習近平領導核心”的話語，表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這個核心”，1月27日，中辦主任栗戰書要求中央直屬機關“強化核心意識”，1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 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事實上，18大之後的3年來，是習近平領導核心的快速形成期。這三年裡，習近平治國理政的一系列重大的策略明確而具體，外交工作更具有“覆蓋全球”之勢，尤其是雷霆萬鈞的“反腐”鬥爭，對於公權力腐敗的打擊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

在中國的古代文獻《書·舜典》中，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的記載。孔子也講過——“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的話。通過2012年以來的3年時間，我們可以得出——習近平治國、三年有成的結論。

無論從21世紀中國宏觀歷史的角度看，還是從眼前中國社會的現實局面判斷，習近平一代領導人肩負的最主要的任務和重大的歷史使命是——終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重塑中國社會發展模式。因此，在理論上對於改革開放時期進行一場全面而深刻的總結，是中華民族走好21百年的一個必須解決好的問題。因此，習近平如何帶領中國順利走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從而為中華民族社會開闢出一個嶄新的歷史時代，這才是習近平一代領導人面臨着的真正考驗和嚴峻使命。

從中國社會運動與發展的現實邏輯而言，中華民族在經歷了起自1980年代以來的的改革開放時期之後，客觀的要求必須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增長方式，不僅從實踐上而且從理論上，都迫切需要走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矛盾和實際困境。

改革開放時期積累的社會矛盾和問題是多方面和全局性的。包括經濟領域裡的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的不合理擴大、假冒偽劣商品的大量存在，社會道德上的普遍墮落，公權力的嚴重腐敗，自然環境的破壞和污染等等，這一系列問題都是客觀存在，並且需要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各個層面進行全方位的治理。由於許多具體領域裡的改革存在着明顯地失敗和失誤，使得人民群眾已經普遍地認為自己並沒有從改革開放中獲得好處，因而把諸多不滿歸咎於改革開放，甚至直接針對執政黨本身。而如何有效化解人民群眾的普遍的不滿情緒，使得整個中國社會對未來充滿希望並且擁有極高的勞動熱情，這是現實政策面對的最為堅困的問題。

在21世紀第二個年代，中國迫切需要進行一場社會文明升華的運動。社會文明運動首先是樹立起以文明為核心概念的價值形態，在政治上建立起公平的制度體系，同時在創建起富於發明活力的產業體系。此三者不僅是引導中國社會走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的有效方法，也是整個21世紀中國順利發展的堅實的基礎因素。一個數學公理叫做“三點一面”，而對於人類社會而言，文明的價值體系、公平的制度體系和富於創新活力的產業體系，三者猶如社會前進的三個支柱，缺一不可。中華民族欲要走好21世紀百年，必須從現在起就自覺地修好社會的價值體系、制度體系和產業體系。

在21世紀，中國必須成為一個善於運用權力和金錢這兩種工具造福於人民的國家。顯然，對於人民幸福而言，權力和金錢僅僅是兩個必不可少的工具，只要運用的正確，兩者就能夠充當對於社會發展和人民幸福有益的工具，反之，則會社會發展造成危害。因此，在21世紀，中華民族迫切需要重新設計社會的公權力產生制度，也需要設計有益於促進社會進步的貨幣金融體系和再造社會的經濟制度。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就客觀上意味着中國不僅必然面對着世界上最繁重的社會發展任務，而且對於全人類承擔着重大的國際責任。

中國在有文字記載的3000多年的歷史中，從來沒有經歷過一場諸如改革開放時期的社會大變革、大飛躍和大成就。可以說，改革開放時期30多年中華民族在社會進步和發展方面取得的成果，甚至遠遠超過以往的3000年。在過去幾千的歷史上，中國的普通百姓的渴望，也就是能夠吃飽穿暖，這幾乎是中國老百姓的全部追求。而19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時期，13億人口的中國，不僅滿足了吃飽穿暖的基本需求，而且全面融入到全球化的國際潮流中，並且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

21世紀中華民族的政治文明建設以及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必須要找到正確的切入點，從而設計和制定正確的路徑。在中國的現代商業文明形態基本具備雛形的關頭，政治體制的改革就成為中國社會順利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因此，在我看來，政治制度的創新是習近平一代領導人必須直面的嚴峻任務。而這項任務又是觸動中國最敏感神經的任務，必須做到萬無一失，才能夠保證21世紀中國的良好發展。

習近平一代領導人必須具備開闢嶄新歷史時代的政治智慧。而這種政治智慧既要充分借鑑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又必須來自於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之中。在中華民族文化典籍的源頭中，《周易》明確提出了——天下文明的主張和美好理想，之後的《禮記》中具體化為——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美好規劃和願望。

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固然是經濟運動的一種自然形態。然而，在目前，中國經濟增速的下滑卻是對於習近平執政能力的嚴峻考驗，這也同時構成對中國政治穩定的一場重大的挑戰。在經濟政策方面，中央已經制定了具體的對策。據報，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9日下午就“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重點進行第三十次集體學習。習近平講道——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着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毫無疑問，自改革開放時期以來，中國還是第一次遭遇目前的經濟困局，如何在經濟增速下滑中制定正確的政策應對國內外複雜的局面，更加考驗習近平的政治智慧和決策能力。

站在21世紀第二個年代的關頭處，實現由“經濟中心”向社會的綜合型、全方位的發展局面的轉型，這是一場比1978—1980年那場轉型更加複雜、更加艱巨的工作。我的觀點依然是：超越鄧小平、才能夠成就習近平。

20世紀中國百年歷史給予中華民族無比豐富的經驗教訓。我相信，站在這些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習近平一代領導人必將能夠小心翼翼地維護中國社會的整體平衡，並且謹慎的選擇和制定逐步超越改革開放時期的具體方法。

我希望，習近平不僅要成為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而且要成為引領中華民族文明升華的一代偉大領袖。

                                                     徐國進

                                                    2016/1/31

再論習近平時代與中國出路

從中國社會面臨的發展階段判斷，習近平一代領導人站在終結與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的轉折點上。這個轉折要比1976年10月以“粉粹四人幫”的轉折更加艱巨和複雜，對於中國的21世紀而言也更加重要。毫無疑問，這個關頭是決定21世紀百年中華民族命運的一個重要的時刻，如果仍然進退失據、毫無章法、取捨難分的話，整個中國社會必將遭受嚴重的創傷。

回顧歷史，在1976年10月粉粹四人幫之後，中國人民大致經過了三年左右的痛苦的回顧、反思與探索，到1979年底召開的中共11屆3中全會上，終於確定了“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政策原則，一場比政治運動深刻千百倍的經濟改革和社會開放的大時代由此興起。中國的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正是迎合了全球化的趨勢，並且與全球化同步行進。21世紀必將是人類的全球化局面的縱深發展的世紀。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已經與世界完全融合在一起。

中國政治形態運作的一個核心優勢在於：只要最高領導人的決策正確，那麼，整個中國社會就能夠快速跟進，並且由此換發出強大的的發展能力和創造力。這的確是中國政治的一個顯著優勢，然而，宏觀決策的正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科學理論和文明價值觀的指導。

習近平自2012年中共18大接手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職位，在三年多來的執政上，建樹卓著，從雷霆萬鈞的反腐鬥爭中可以得到明證。他不計個人得失、不顧個人安危，展開了一場改革開放以來從未有過的懲治貪腐的鬥爭，這在整個中共的建政史上也前所未有。

習近平是一個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政治家。我相信，習近平具有辦好中國事情的堅韌不拔的勇氣、信心和願望。然而，在意識形態以及理論方面，卻依然陷入一種深深的困境之中。而如果在理論上繼續目前的局面，整個中國將由可能陷入彷徨、徘徊、爭議不斷和具足不前的境況中。因此，做為習近平個人，需要一整套高超的形象設計、智囊機構、政策顧問、實行執行的團隊。在這個團隊中，思想家當然是最重要的。因為政治家如果缺乏了思想家的支撐，政治家便會淪為一個簡單的權力者的空殼。

目前看來，在許多重大的個人形象設計、演講稿的擬定，都表現着嚴重缺乏合格的政治顧問與嚴謹的思想導師。習近平團隊在理論表達、演講技巧與實際政策方面，還存在着明顯的不足與缺陷。從而嚴重影響到習近平個人在民眾中的形象。近來的一些事件的發生，使得習近平的個人形象受到嚴重的損害。的確，在目前狀態和條件下，中共意識形態如何走向自新，這是一項極其艱難的工作。運用科學理論以及對時代生活實質的分析能力、制定正確的政策以及貫徹執行能力、對中國未來發展趨勢的準確判斷與掌控能力，此三者，是一個傑出的國家領導人必備的素質。

習近平站在中國改革開放時期以來的一個最重要的轉折點上。因此，習近平一代領導人必須開闢出一個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史階段。——何如繼承改革開放時期的社會成果？並且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增長模式？這才是現實的中國問題的關鍵之所在。在中國經歷了1980年代以來的3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後，經濟增速下行態勢已成定局，但是，這是中國經濟調整的固有表現，完全可以通過一系列的政策手段和方法加以解決。一個最為嚴重的問題是，經濟困境向着社會政治領域的傳導，也就是說，如果目前的經濟困難不能夠快速和有效的加以解決，就有可能導致政治動盪。

中國和中華民族，再也不能喪失21世紀百年時光了。如果我們仍然不能在21世紀百年的努力而立足於世界文明的前列，我們這群世世代代生活在地球東方的黃種人，將會自甘落後和沉淪。眼下，太平洋對岸的美國政治家們，又在以全民普選的方式進行競選、辯論和爭鋒。美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一個國家，在20世紀百年以來，美國至今是首屈一指的國家，但是，只有中國是一個存在於美國爭雄的國家，這一點美國也公開認同。但是，中國聖者的智慧是“自強不息”、“不爭無不爭”。13億人的中國只有做好自己，才能夠對全人類作出貢獻。

在中國這個嚴峻的轉折與升華關頭，我向習近平提出一些政治建議：

1、完整而系統地對改革開放時期做出一次歷史性的總結性決議。實事求是地說明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取得的社會發展成績，同時指出這個歷史時期的主要的缺點，由此在理論上為整個國家指明進步的方向。終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開闢中國社會的一個綜合性的、協調性的發展新時代。

2、樹立以文明、幸福為核心的價值概念，並且聯合我們社會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企業家發起一場社會文明運動。習近平本人可以選擇一個適當的時機，在中央黨校做一場務虛性的理論講話，闡明一種以文明概念為核心的歷史觀。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做出必要的調整、改變與完善。事實上，社會主義理論與理想體現着人類對美好生活與制度的追求，是同一切人類文明的價值觀相一致的理論體系。

3、清晰闡述所要採取的現實政策，謹慎而穩妥地規劃中國的政治改革。首先從基層民主選舉入手，推動基層社會的公平，並且在地方自治形態上走向成熟。中國大陸高層政治框架急需重新設計與職能創新。

4、外交最重要的工作是處理與美國的關係。可以預見的是，朝鮮的作為終會導致美國下定對其進行一次軍事打擊的決心，從而消滅朝鮮的金氏政權。韓國是否具備在金氏政權覆滅後接管朝鮮的能力，這應該是美國與韓國需要認真研究的一個具體問題。如果美韓軍事打擊朝鮮，將會極大地改變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的政治格局。中國必須對此做好充分的準備。在外交上，南海問題與朝核問題是兩個棘手而必須妥善解決的問題。

5、在軍事上，強調以和平為目的的中國軍事發展的方向。

21世紀是人類全球化向縱深發展的世紀，這個世紀註定會成為人類全部發展史上的重要的樞紐型世紀。由於以電子科技為先導的科技革命發生的產業影響力，人類在21世紀產業分工和社會發展上的成就，會遠遠高於18世紀下半葉工業革命取得的成就。中國經濟轉型和產業技術升級，以及再造中國社會的知識體系，是貫穿整個21世紀社會進程的主線。

固然，一個嶄新歷史時代的開闢需要一系列社會因素的共振與協作才能夠被打造出來，其中思想文化的開放與升華、科技成果的革新和運用、政治制度的設計和調整，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在21世紀中國文明發展的進程中，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教育家、企業家——此五位一體的社會群體，將始終發揮中流砥柱般的引導作用。

中國在偉大起來之前，首先需要一批偉大政治家。——這是中國和中華民族成就偉大的前提。正所謂“英雄造時勢”。

中國大陸的人民，理當對習近平一代領導人充滿期待與支持。

                                                徐國進

                                               2016/3/15

中國的社會現實與習近平的抉擇

毫無疑問，試圖用簡短的文字概括中國社會的現實生活以及基本趨勢是一個極其困難的任務。但是，欲要從理論上分辨出中國的前途與未來面貌，就必須對目前中國社會的實質問題做出理論上的回答。

我認為，中國面臨着的實質問題是，必須從根本上轉變“經濟中心”的思維範式以及政策導向，從而引領整個社會走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事實上，對於中國大陸社會而言，起自1980年代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史使命已經基本完成。當然，毫不誇張地說，改革開放時期是中華民族有文字記載以來的全部歷史中最為光輝燦爛、絢麗多彩的一個時期。在中國的這30多年的發展階段里，其創造的社會財富量要遠遠超過以往3000年的總和。不用說，任何否定改革開放時期的偉大功績的觀點和立場，都註定是站在一種狹隘立場上的偏見的結論。但是，任何偉大的歷史時期，都同樣會存在明顯的局限和不足，改革開放時期同樣如此。

 習近平站在必須終結和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的轉折關頭，這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要求，也是中華民族文明升華的必然選擇。21世紀中國社會的文明發展與進步，決不能再繼續沿用“政治掛帥”和“經濟中心”的思路，中國社會發展的動力來自於所有文明因素的相互協作與積極配合。

一個嚴峻的問題是，習近平有可能被現行體制所擊垮。習近平要麼被迫迎合或者適應目前中國的這種陳舊的體制，要麼就奮力的主動為創建嶄新的體制奠基，別無他途。從習近平執政三年來的結果看，在一些政策與策略的選擇上，試圖“左右逢源”的效果往往南轅北轍，甚至會嚴重影響自身的社會形象。而在意識形態上的高屋建瓴的能力與智慧至關重要。我的判斷是：在習近平的政治團隊中，尚嚴重缺乏優秀的思想家和理論家、高超的處理具體事務的操盤手、高明的形象設計師以及通曉國內外局勢的政策顧問。

開闢一個嶄新的歷史時代至少需要三種要素的協同共振：第一，準確選擇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政策；第二，明確而能夠被整個社會所接受的價值導向；第三，描繪一個清晰可辨的未來藍圖以及指明走向美好未來的方法。

鑑於最近三年多來的中國社會的種種表現，我對習近平的政治建議如下：

第一，集中共產黨全體成員的智慧，對整個改革開放時期做出一個歷史性的決議。從而在理論上引導中國走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模式，奠定開闢嶄新社會發展時期的思想前提。

第二，在意識形態方面，明確表達一種以“文明”為核心概念的歷史觀、社會觀和世界觀。從而引導中華民族在文化上樹立起以文明為核心概念的價值導向，由此為中華民族確立持之以恆的價值體系。人類文明是相同的、一致的，文明只有發展階段與程度的不同，沒有實質上的差別。

第三，以產業創新與制度設計為突破口的具體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因此，正確的教育政策、科技政策與文化政策，此三者，才是贏得中國社會美好未來的最重要的工具。中國需要在這些領域的獨特創新。

第四，在外交上，需要把謹慎地維持、修好、平衡與美國的關係作為中國外交的首要任務。這才是21世紀百年中國發展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國際關係基礎。

第五，在內政方面，明確界定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職責範圍與權限，中央政府應該集中處理外交、國防與貨幣等三個方面的問題，而一系列具體的民生問題應該交由地方政府切實的負起責任。對於中國這樣的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而言，如果缺乏良好的社會基層自治的機制，整個社會也就喪失了起碼的活力和創造力。

中華民族曾經飽嘗20世紀百年的形形色色的苦難，暴力革命、軍事戰爭、政治運動是20世紀百年中國歷史的主要內容，最後終於在1980年代走上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這是“文革”結束後的正確抉擇，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政策的引導和推動下，中國社會第一次全方位地換發出驚人的發展力和創造力，從而在30多年裡取得了如此豐碩的社會成就。但是，爆炸般的發展已經表現出了不可持續性，並且導致了社會分配領域裡的嚴重不公平、權力的普遍貪腐以及社會成員的道德淪喪等等事實。

站在20世紀百年歷史的荒野上，中華民族理當擁有21世紀社會發展與進步的充分智慧。眼下，中國正處於一種整體性、綜合性和全面性的社會文明升華的起點上。中國再也不能重複20世紀的種種錯誤，中國必須贏得21世紀文明發展的成功。

                                               徐國進

                                              2016/3/30

習近平的突破口與習近平時代的成型

習近平是艱難的。習近平面臨的中國問題，積毛澤東時代“政治掛帥”和鄧小平時代“經濟中心”60多年的全部問題於一體，這些問題錯綜複雜、彼此交織並且相互矛盾，共同構成中國現實的一幅幅社會畫面。

面對起自1980年代中國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30多年改革開放時期形成的社會問題，習近平一代領導人必須找到並且找准解決中國問題的突破口和有效方法。否則，21世紀中國社會將有可能再次遭遇重大的反覆和挫折。中華民族是一個再也沒有任何理由喪失21世紀發展的機會的民族，中華民族必須迎來一個創新和發展的全新的世紀。

眼下，總有一些人聲稱“中國處於一個十字路口”的論調。但是，我認為，“十字路口”的觀點已經不適合對於當代中國社會的解讀，更無益於對於現實決策的選擇。中華民族必須堅定地走在人類文明的道路上，走社會文明之路——這才是中國的唯一道路選擇。

  我認為，目前解決中國問題的突破口有兩個：一是在理論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超越資與社、左和右，確立以文明為核心概念的價值觀；二是在現實政策的選擇上，着力於公平制度的設計與創新。此兩點，是解決中國社會面臨着的一系列問題的關鍵的突破口。

同時，習近平一代領導人應該把國內的諸多社會民生事務的處理權向下移，讓省、時、縣等各級黨委和政府切實對本地區的民生負起責任，一方面減輕中央政府的決策壓力，一方面使得中央政府把主要精力集中於進行中國的外交、國防與貨幣政策三個主要領域的建樹上。

習近平時代的主題是：中國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而為了實現中華民族文明的全面升華，需要開闢中國社會的整體性、綜合性、全面性的發展時代。這個時代既不是“政治掛帥”，也不是“經濟中心”，而是社會生活中一切文明的因素和力量的共同成長、協作發展的時代。

因此，習近平的形象應該是：一個矢志不渝的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弘揚者、一個堅定不移的改革開放事業的繼承者、一個中國社會全面文明升華時代的開拓者、一個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豐富者。而改革開放的真正繼承者、發展者和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增長模式的開拓者的角色最為重要。

習近平需要高舉起社會文明和人民幸福的兩面大旗。由此，便能夠不斷激發和喚起全體中國民眾的勞動、發明和創造熱情。

    從目前的狀態看，習近平亟需有效地組建如下兩個團隊：一是組建起一支嚴謹而系統的思想家和理論家團隊；二是組建起一支能夠提出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政策和執行團隊。

歷史已經把中國的權杖交到習近平的手中，而如何運用這柄權杖造福於中華民族，這不僅需要習近平個人的正確的智慧，更需要全體中國社會成員的正確的智慧。中華民族在20世紀的百年的挫折太多、失敗尤甚，所以，中華民族必須贏得21—22世紀的兩個世紀的發展鴻運，實現中華民族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和實質飛躍。並且，為全人類的文明進步貢獻中華民族的獨特成果。

我衷心希望，一個氣勢磅礴、波瀾壯闊的習近平時代由此成行和成型。

                                           徐國進  201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