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进论习近平与习近平时代

     目录

1、上书对策习近平主席

2、开创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之一至之十）

3、习习清风待近平

4、论习近平时代及其历史地位

5、论习近平的危难处境以及化解的途径和方法

6、论习近平时代的未来

7、习近平时代与共产党的方向
8、习近平三年执政纵横谈

9、 习近平与马英九——哥俩好

10、论习近平时代的历史主题与政策导向

11、论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

12、习近平——站在制定正确政策与开辟伟大时代之间

13、论习近平领导核心的形成与现实考验

14、再论习近平时代与中国出路

15、中国的社会现实与习近平的抉择

16、习近平的突破口与习近平时代的成型

上书对策习近平主席

      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的此刻，中国大陆社会又一次站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处，前面要么是坦途，要么是悬崖。这取决于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抉择能力。自从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的国际形势成熟后，中华民族已经契合于全球化的人类文明洪流，进行了30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现在，中华民族迫切需要能够站在邓小平肩头并且超越邓小平的政治领袖。

    在20世纪，中华民族经历了辛亥革命、国共内战、改革开放三次重大的社会转折。当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走到21世纪第二个年代，中国大陆社会必须进行并且实现一场整体性的社会升华。而且，这次转折的意义、复杂性和难度不亚于20世纪的任何一次重大转折。

       只有充分把握全球化的实质，以及全球化的国际局面与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联系，才能够为中国的下一步发展找到正确的方法、开辟崭新的途径。习近平主席应该成为一个为中华民族“万世开太平”的民族领袖，这需要如下的三个条件：一是他的个人勇气、信念和目标；二是拥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政治家团队；三是综合性的社会因素和趋势。习近平主席成就伟大政治领袖所需要的一切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已经具备，只要他选择正确的行动即可。

       中国社会的现实形势已经不容许我们继续迷失在盲目而愚昧的政治纷争中，也不容中华民族继续迷失和徘徊在低级的权力争斗中。

      总体上说，中华民族仍然是一个十分容易被公权力所引导的民族。只要我们的社会具备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的带领、引导和推动，中华民族就很容易持续地走在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道路上。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需要牢牢抓住并且做好如下三项工作：

      一、在价值体系方面，发动一场覆盖全民的社会文明运动。

       1、为全社会树立起以文明为核心概念的价值体系，这是社会文明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

    社会文明运动的目的是树立全民族的以文明委核心理念的价值观，从而矫正整个社会存在的一系列的不符合文明要求的价值观。

    进行一场覆盖全国的社会文明教育和普及运动，是改革开放时期进行了30多年后的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也是提升全民族文明程度的需要，更是中华民族走好21世纪以及更长远未来发展之路的需要。

    2、通过社会文明运动，推进中华民族社会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体系。

    历史上，我们这个以汉族人口为绝大多数的民族国家，在自身社会的知识体系方面，存在着极大的缺陷和不完整性，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并且通过著作翻译、教育交流和科技成果的引进，从西方引入了各个门类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一系列优秀的社会价值。

    可以肯定，21世纪的三大科学领域是生命科学、能源科学和空间科学。中华民族只有在这三大科学领域方面有所突破，才有可能为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事业做出属于本民族的独立贡献。

    因此，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是21世纪目前进行社会文明运动的第二个主要内容。

    3、终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开辟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综合性的文明发展时代。这是进行社会文明运动的第三方面的主要内容。

       在目前关头，中国大陆社会在理论上的一个具体而现实的问题是：必须对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做出全面而正确的总结。中国大陆社会的改革开放时期，就像一道绚丽的彩虹，飞跨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间。改革开放时期是开辟中华民族全新文明的一个波澜壮阔的序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 的21世纪第二个年代为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中国需要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一方面，必须对起自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做出全面而客观的历史习性总结，这需要申明改革开放时期的实质以及影响；另一方面，必须懂得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发展方向、前进步骤和正确方法，只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够赢得一种美好的未来。

       终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的结束。

       二、在制度体系方面，进行一场旨在社会幸福为目的的公平制度发明。

       从21世纪的现在开始，中国大陆社会必须进行一场自觉地设计和确立公平制度的工作。并且在上层建筑的一切领域创新整个国家运行的制度基础，这是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由于20世纪政党政治制度、政府职能、司法制度等一系列关键性的制度建设方面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的设计与发展。这就要求共产党的领袖人物自觉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同时对于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的历史和自身政党的历史做出客观的、正确的评价，放弃过时的、不合时宜的政治观念。

       中国大陆社会在政治改革方面的具体任务如下：1、重新设计和分配全国人大、政府、中共党委和政协四大机关的职能。2、有序推进和完善基层选举，从而以此确立起适合中国大陆社会的选举制度框架。选举必须成为中国一切政治活动的起点。3、依靠宪法，划定立法、司法、行政、军队等国家机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责任。4、建立公平的政党制度，把中国大陆社会的各个政党，放置在是法律中的平等的政治活动主体的地位。在条件成熟时，制定《政党法》。中国政党政治的制度基础必须重新构建。5、政府的唯一职能就是合理的、正确的、快速的解决民生问题。

       21世纪中国必须走自己独创的人类政治文明之路。21世纪初的公平制度建设是整个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然后，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科学技能都将得到最迅速的提高和改善，再造文明中国的理想即可实现。

      对于中国大陆社会而言，在现行的国家体制内进行一次平稳的职能转型和制度框架的调整，是代价最小的转型渠道。中国大陆社会政治进步的参照物不是前苏联，而是台湾。

    三、在产业体系方面，为中国大陆社会制定完备的21世纪产业体系发展规划。

    1、 企业制度的再整合与修正。

    21世纪中国必将是一个属于企业家的世纪。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严重缺乏企业精神的民族，但是，在中华民族远古文化中，却具有着鲜明的产业思想。比如《易经》中明确表达了“开物成务”、“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的价值观。只是在经历了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大致55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致使中国的文化形态严重萎缩，最终形成了“官本位”的文化。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把中华民族的企业精神重新焕发出来。而且，在中国经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在企业制度的设计方面已经奠定了比较完备的法律和规章程序。但是，就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而言，企业制度的建设仍然严重滞后于现实社会经济的需要，因此，在企业制度的设计上，中国大陆社会的各级政府必须自觉地适应市场化的趋势，政府本身必须充当经济健康发展的助力因素，而不是为经济发展添加障碍。

    2、打造超越工业革命形成的传统产业模式。

    人类社会的产业分工无非包括吃、穿、住、行四大领域，人类社会的产业分工也是在人类生命的需求基础上展开的。

    自从改革开放时期以来，金融业、电信业、房产业和汽车业四大行业，是深刻影响中国大陆社会生活和产业结构的领域。在金融业方面，自从1949年中国人民银行建立后，到1984年中国农业银行从人民银行的母体里分离出来，中国只有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它既办理个人储蓄，又为有国营的工商部门提供贷款服务。自从邓小平发出“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指示后，首先是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重建，到1986年又恢复交通银行，各类信用机构的大量涌现以及地方性中小银行的成立，使得金融业迅速形成一股重要的产业力量，并且，金融业充当了利用电子化办公的急先锋。在电信业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电信局是电话业务的唯一管理部门，在199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也只有固定电话业务，而且设备极其落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移动电话的引入，迅速改变了电信业的格局，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手机用户最多的国家，中国电信业的发展可谓铺天盖地。同时，互联网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并且成为深刻影响社会行为和消费形态的渠道。同时，房产业和汽车业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和出行方式。总之，上述的四大行业是改革开放时期迅速兴起并且最深刻影响到整个社会面貌的产业领域。

    在改革开放时期之初，中国就意识到必须避免走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老路，然而，在许多方面，意识到问题却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比如在环境污染上，由于中国整体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尚极其落后，因此，中国制造业也就成为破坏自然环境和污染的源头因素。

    超越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形成的产业模式，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承担的任务最为艰巨。中国必须在如下的方面有所作为：重新确定产业进步的动力机制，建设以科学发现、技术应用和知识传播为主导的产业发展形态；设计和建立新型的商品流通、交换机制，以及设计并建立新型的社会货币分配机制；着力发展符合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新产业领域，这必将是21世纪产业发展的根基与核心内容。 

    3、制定比较系统的的着眼于21世纪百年的产业发展规划。

    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水平和规模，才是这个国家的最真实、最基础的因素。在21世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国，必须在产业分工以及产业技术方面成为世界上的领先国家，才能够充当世界大国和强国，也才能够对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独特的贡献。

    现行的国际社会的产业结构和产业模式，是由首先起自英国的工业革命造就的，工业革命首先发源于18世纪50—60年代的英国，到20世纪50—60年代成熟于美国，其间大致走过了两个世纪的时间。而中国在最近的200年时间里，对于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几乎没有做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科技发明、制度创新和文化升华的重大事件。

    公元10世纪前后的宋代，是中国农业文明发展的最高峰，在宋代时期，中国社会已经涌现出工业和商业等崭新的经济因素的萌芽，然而，中华民族何其不幸，这种崭新的社会发展动力，由于北方蒙古族的崛起并且大规模南侵而中断，在元明清的三个朝代，中国的农业文明不可避免地逐步走向了衰败，直至20世纪初发生辛亥革命，才在形式上终结了以家族皇权专制的国家体制。

    社会的产业体系基于人类的吃、穿、住、行等基本生理需要。人类的四大产业系统包括：（1）、食品行业；（2）、服装行业；（3）、住宅行业；（4）、交通行业。这是涵盖人类社会吃、穿、住、行所有领域的四个基本方面。这四大产业分工领域是人类社会的外在形态，而实质上，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动力来自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等系统。

    不仅中国需要一个具有高度科技水平的农业体系，而且全人类也需要一种具有高度科技水平的农业体系。人类的产业革命必将回归农业领域，农业仍然将是人类生存的最基础的产业领域。在21世纪，人类必须创造出不同于现行的农业生产模式。并且根本改变现行的形成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工业生产模式。

    目前，人类社会的服务业在互联网的引领下，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的革命。人类的商品流通和交换方式已经与互联网出现之前存在极大的不同，而且，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发展到现在，已经使得人类初步看到21世纪产业结构的基本轮廓。

    在21世纪，中国必须在各种传统产业方面超越工业发达国家，同时创造出高于传统产业的技术和社会分工领域。

    总之，中国大陆社会的内政问题纷纭复杂而又千头万绪，然而，最重要的工作无非是文明价值体系的树立、公平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富于创新活力的产业体系的形成三个方面。中国大陆社会的宏观政策和微观措施，都必须着力于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因此，习近平主席必须自觉地抓住社会建设的这三个主要方面，从而开辟出一个真正属于习近平的时代。

    在外交方面，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将主导整个21世纪美国的外交。因此，中国应该把奥巴马总统提出的“重返亚洲”战略视为美国21世纪的长远外交指导原则和思想。同时，中国必须巧妙地通过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发展自己，而不是形成与美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对抗。

    中国大陆社会是一个拥有13人口的国家，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事业是全人类文明事业中最为光辉灿烂的事业。13亿人民迫切需要一大批伟大政治家的引领、教导和推动。21世纪中国必须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同时，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成就一个伟大的民族。

    继承邓小平，超越邓小平——这是习近平李克强为代表的一代中共政治家必须完成的使命。否则，中国大陆社会必将陷入深重的政治动荡，从而有可能丧失21世纪百年。中华民族再也不能失去21世纪百年的发展机会，如果21世纪中国大陆仍然作为一个失败国家的形象而展示给世界，那么，中华民族将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不可自拔。无疑，中国属于一个古老的国家，即所谓的“老大帝国”，但是，中国又属于一个新兴的国家，这个国家以在1949年10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命名，一直到1980年通过改革开放才走向新生并且真正的换发了生机。

    21世纪百年中国，将是一个全面的、综合型的社会文明的发展世纪。文明是21世纪人类社会运动的核心理念与基本要求。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事业，是全人类文明事业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事业中最为壮丽和引人入胜的部分。

    我们的时代需要并且呼唤伟大政治家的出现，全体中国人民也期待着习近平主席充当伟大政治家的代表人物。这当然取决于习近平主席的个人性格魅力、品德修养以及思想高度，希望习近平主席成为开辟中华民族社会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领袖。

    21世纪中华民族崭新社会文明形态的形成，需要一大批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和企业家的共同奋斗。

                                                       徐国进

                                                 2013年8月31日

    附文：关于上书和对策

    在百度上查关于“上书”的解释，大致包括如下的几层意思——1.向君主进呈书面意见。2.指给地位高的人写信。3.旧时塾师向学生讲授新课。

    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一次上书活动当属1895年5月初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1894年7月中日甲午海战爆发。1895年4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亿两，而此时，乙未科进士正在北平考完会试，正等待发榜。举人们得知消息后群情激愤、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公车上书”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一、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

    “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宣扬变法；组织强学会。随后在上海创刊《时务报》，1897年冬天，严复创建《国闻报》，到1897年底，各地已有33个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建立，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7年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1898年1月康有再次上书光绪帝，4月，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戊戌变法（百日维新）。而就在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的30多年前的1868年，日本开始进行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走上工业强国之路。到1888年，日本产业革命形成高潮。由此，日本的政治体制也实现了平稳的转型。

    其实，在公车上书之前的1894年6月，孙中山先生便有《上李鸿章书》，其中讲道——“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顾我中国仿效西法，于今已三十余年。育人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后先辉映矣。而犹不能与欧洲颉颃者，其故何哉？以不能举此四大纲，而举国并行之也。”“窃维今日之急务，固无逾于此四大端，然而条目工夫不能造次，举措施布各有缓急。虽首在陶冶人才，而举国并兴学校非十年无以致其功，时势之危急恐不能少须。”显然，在“洋务运动”大致进行了30年的1894年，孙中山先生把“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作为国家富强的“四大纲领”。

    现在，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从洋务运动到20世纪结束，大致进行了150年时间，商品、货币均得普遍的引入和借鉴，唯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中国大陆仍然排斥于千里之外。

    在中国，从中国文字被广泛使用起，对策文几乎就成为一种主导型的文体，并且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中国古代的经典作品，比如老子的《道德经》和孔子的《论语》，在内容上都存在着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论述，这其实就是一种对策文体。因此，在中国，对策文作为一种文体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到秦汉时代，对策文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文体。

    对策无非是通常所说的出谋划策。在中国古代，臣子向君王提出解决一系列具体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叫作“对策”。

    中国历史上几次著名的对策范例：

    1、秦代的李斯（约前280年－前208年）的《谏逐客书》。秦王政十年（前237年）由于郑国间谍入秦，秦王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被秦王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谏逐客书》中有言——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李斯的文章现传四篇，计为《谏逐客书》、《论督责书》、《言赵高书》、《狱中上书》。当然，李斯也是“焚书坑儒”的一个主要的责任人。

    2、汉代初年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的“独尊儒术”对策。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写《举贤良对策》，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

    在西汉时期，著名的对策文包括：晁错《贤良文学对策》，董仲舒《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三篇，公孙弘《元光五年举贤良对策》，魏相《贤良对策》，杜钦《举贤良方正对策》、《白虎殿对策》，谷永《建始三年举方正对策》、《复对》，杜邺《元寿元年举方正直言对》，申屠刚《举贤良方正对策》。在东汉时期，著名的对策文包括：马融《阳嘉二年举敦朴对策》，鲁丕《举贤良方正对策》，李固《举敦朴士对策》、《对策后复对》，养奋《举贤良方正对策》，张衡《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皇甫规《建康元年举贤良方正对策》、《永康元年举贤良方正对诏问日食》，刘淑《延熹八年日蚀举贤良方正对策》，刘瑜《延熹八年举贤良方正上书陈事》，荀爽《延熹九年举至孝对策陈便宜》。其中，西汉八人十二策，东汉九人十一策，共十七人二十三策。

    3、东汉末年诸葛亮（181－234）的《隆中对》。《隆中对》原名《草庐对》，是中国东汉末年诸葛亮与刘备初次会面的谈话内容，标题是由后人添加的。207年冬至208年春，当时驻军新野的刘备在徐庶建议下，三次到隆中（今南阳卧龙岗或襄阳古隆中）拜访诸葛亮，直到第三次方得见。《隆中对》中，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天下形势，提出先取荆州为家，再取益州成鼎足之势，继而图取中原的战略构想。这便是著名的“隆中对”，或称“草庐对”，当时诸葛亮只有26岁。此后，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成为刘备的军师（后为丞相），协助刘备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的“对策”后来成为指导刘备若干年行动的纲领。

    到中国南朝时期，刘勰（约公元465——520）撰写了一部优秀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该书成书于公元501—502年间。在《文心雕龙》的“议对第二十四”中，就对策文进行如下的论述——“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古之造士，选事考言”。

    现在，我们已经置身于一个全球信息化的时代。我认为，我们的时代也已经不再需要所谓的上书、劝谏或者对策。政治家本身就是站立于时代潮头的一个群体，他们对于时代的本质以及发展方向无不有着明确的分析、认知和把握。但是，政治家在制定政策和做出决策的过程中，仍然需要为他们出谋划策的智囊。

    我写这篇《上书对策习近平主席》，当然首先是出于对于中华民族的热爱之情，也怀着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一种由衷的期许。

    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政治家的责任最大，因为他们是掌握社会公权力的一群人。我希望中国大陆社会涌现出一大批伟大的政治家群体，并且在他们的引领和推动下，使得中国在21世纪里获得社会发展的成功，并且使得中华民族在21世纪里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

                                                             徐国进

                                                       2013年8月31日

开创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伟大政治家，为中华民族开辟了一个辉煌的改革开放时代，这个时代的主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的改革放开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就像一道绚丽的彩虹，飞跨在中华民族的20世纪与21世纪之间。

    现在，开创出一个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了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肩头。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主席在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参观了大型展览《复兴之路》之后，阐述了“中国梦”的内涵，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自觉开创出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即是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显然，这要比中国在1980年代由“政治挂帅”向“经济中心”的转型更艰巨、更复杂、更伟大。

    开创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迫切需要中国社会建立起良好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产业体系。因为价值、制度和产业是人类社会运动的三种主导性的和支撑性的力量。第一、在价值方面，21世纪中国必须确立起以文明、幸福为核心概念的价值体系。从而培育起整个社会成员的追求真理的精神。这才是中华民族社会对全人类做出应有贡献的一个支点。第二、在制度方面，21世纪中国必须完成一场旨在建立公平制度为目的的制度升华。由此奠定中华民族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的制度基础。第三、在产业方面，21世纪中国必须坚实地走在产业革命之路上，依靠科学、教育、文化、技术等领域里的不断发明和创造，推动整个社会产业体系的不断升级。

    从21世纪的现在开始，中国必须修好社会发展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产业体系。价值体系以文明为核心、制度体系以公平为根本、产业体系以创新需求为导向。

    中国社会又一次面临着21世纪初的一次最关键的历史抉择。开创一个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基本特征的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从而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这是实现21世纪中华民族社会持续繁荣的根本保障。站在21世纪全球化的时代，中华民族必须有充分的智慧正确地选择未来。

    徐国进

    2013年10月10日

开创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之二)

“中国梦”是习近平于2012年11月提出的，其主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站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的历史关头，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行走了3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是主体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时期是对“政治挂帅”的全面性的超越，同时，也比以往的任何一场政治运动深刻千百倍。可以说，改革开放时期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崭新社会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素质。

     只有正确认识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性质，并且正确评价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功绩和局限性，才能够为21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开辟正确的方向，并且提出和执行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习近平应该把中国社会带上一条整体性发展的道路，整体性发展不再是以某个或者某种单一的社会领域为“中心”，而是中国社会各种行业、各个领域和各条战线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当然，由于中国社会来说发展的不平衡性，我们的社会在发展程度的方面天然堤存在着巨大而明显的差别，因此，发展在客观上存在上不同的水平和质量，但是，21世纪中华民族社会的发展必须彻底摆脱“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的传统方式。发展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和综合型的，但是，发展本身却是整体性的和共同性的。

因此，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使命进步完成后，中国社会必须走上一条整体性的发展道路。

时值现在，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动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社会发展的动力已经转变为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主要因素。这些社会因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在不同的程度和范围内共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生命科学、能源科学和空间科学，是人类在21世纪的三大主要科技领域，中华民族需要在此三大科学领域中有所突破，由此才能够对全人类文明做出独特的贡献。

 人类在18世纪70年代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来，欧洲便充当着世界趋势的领导力量，工业革命到20世纪60年左右在美国完成，美国的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开创了人类的全球化时代。到目前为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然充当世界局势的领导者。

人类产业革命的发展没有止境。在21世纪，人类产业革命的任务有必要再次回归到农业领域。因为农业生产不仅仍然是一个效率低下的传统产业，而且是一个在工业革命后便被忽视了的产业。然而，吃饭问题却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重要的问题。可以预见，农业科技革命将是人类在21世纪进行产业革命的一条最重要的战线。中国应该自觉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当我们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发生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必须牢固而准确地把握住社会发展的崭新的动力。中国需要制定面向13亿人口的、完整的智力开发计划。由此，才能够从根本上全面提升中华民族的文明水平。城镇化的发展战略，是面对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现实的选择，中国农村社会的城镇化道路，大致仍然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

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发展，必须找到一条超越西方工业革命形成的社会模式。中国从现在起，必须彻底终结起自“洋务运动”的那种处处向西方学习的心态，也必须克服20世纪里的“赶超西方国家”的心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调整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理论思路和政策导向。

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必将为全人类开辟出一条不同与西方国家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社会进步之路。

在中华民族整体性大发展的时代，文明——是中华民族社会的核心价值。

                                           徐国进

                                          2014-3-15

开创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之三）

    习近平一代领导人面临着与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发展任务。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任领导人，他们的主要使命是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趋势不发生逆转、并且沿着改革开放的线路走下去即可。而习近平一代领导人所面临的任务，则不仅仅要维持改革开放的局面和成果，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起自1980年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从而为中国社会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和发展模式的使命。

    习近平一代领导人的历史使命是：带领中国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同时为中国开辟出一个整体性的、协调式发展的新时代，并且以此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持续发展奠定价值、制度和产业三个方面的基础。因此，习近平时代注定是一个攸关中华民族能不能走好21世纪百年之路的重要关头。

    全心致力于中国社会的内部发展，当然是习近平时代最重要的关注点。而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最需要的是正确的建设方法，在20世纪，从根本上说，中国不是失败在意识形态的选择、不是失败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而是失败在始终缺乏正确而持续的社会建设方法上。

    中国社会走到目前，客观上要求必须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事实上，中国的领导人也已经自觉而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从理论和实践的方面来说，一方面，需要从理论全面总结改革开放时期；另一方面，从实践上制定出一整套实现发展模式根本转型的政策措施。

    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社会发展，必然是一种为全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独立贡献的发展。因此，21世纪的中国社会形态，必然要超越西方工业革命形成的社会模式，从而为全人类的社会树立起一个崭新的文明发展的标杆。

    激发起13亿人劳动、创造、发明的热情，才是中华民族进步的真正内在动力。人类进步最需要正确的智慧和保证文明因素成长的社会制度。中华民族迫切需要具有崭新的文明素质的政治领导人。“反腐”只能是净化政治环境的一个具体的工作方面，不是涉及中国社会整体发展和进步的战略问题。“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必须与文明价值体系的树立和公平制度体系的设计紧密联系起来。否则，就将成为一种“雨过地皮干”的表面文章。

    中国需要准确对21世纪社会发展的目标进行定位，并且，需要准确判断和把握国际关系演变的趋势和结果。

    开辟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最需要正确的方法。

                                                            徐国进

                                                   2014年3月20日

开辟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之四）

    开辟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是需要面向21世纪长远未来，制定出适合中国社会运动特点的产业发展规划。 

 生活在太平洋西岸、喜马拉雅山西麓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具有成熟的农业文明的民族。大自然的地质裂变赋予了中华民族以得天独厚的良田沃土，使得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农业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因为“民以食为天”。公元10—13世纪的是宋代是中国农业文明发展的一个最高峰，然而，自此之后，由于北方蒙古族的兴起和大规模南侵，导致中国没有能够发生类似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工业革命。中华民族社会从哪个时期起，便逐步落后于欧洲国家的发展水平。

    在中国的政策史上，没有制定完整而具体的产业发展规划的传统。可以说，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进行产业发展规划的第一人。在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就以其无比的智慧和远大的目光，开始谋划中国的产业发展未来，然而，20世纪的中国内部，始终处于一种暴力革命、军事战争和政治运动的状态下，孙中山先生的宏愿始终没有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而在20世纪初的条件下，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还是一个粗线条的勾画。显然，制定一整套的涉及21世纪中国社会的产业发展规划，也是完成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

    在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走过了30多年的关头，我们已经具备设计和制定21世纪产业形态发展规划的客观条件和社会基础。如果中国不能够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里，制定出一整套适应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发展规划，那么，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就将仍然是盲目的和处于自然状态下，也就无从超越西方工业国家的前提。

其实，改革开放时期的开辟，是从企业体制的改革开始的。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即是中国社会的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的过程。但是，由于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里，中国社会严重缺乏系统的、精致的产业发展规划，不仅使得在经济增长方面造成严重的浪费，也使得经济质量的提升陷入一种困境之中，这也是经济增长丧失动力的根源之一。

不容置疑，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社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最剧烈的产业分工时期，当然，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产业分工的有机构成还处于极其低下的水平。

    21世纪中国社会的产业发展规律，将从实质上不同于欧洲国家的工业革命的轨迹。

    经过起自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的产业构成，呈现一种层次分明的共同发展的态势。目前，中国的各个产业领域，在生产方式上、生产力的技术构成上都具有明显的层次性，这种层次性形成中国经济形态的巨大差异化和不平衡性，中国社会的不同产业处于各自的不同的发展水平上，但是，却是呈现出一种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状态下。集多种产业在不同的劳动技术基础上的共同发展，是21世纪中国社会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各种差异巨大的产业体系的共同发展，是影响未来中国社会趋势的决定性因素。

    牢牢抓住这个社会产业发展的规律，并且因势利导地推动各个不同产业领域的共同发展，制定出一整套的相互促进与协同发展的产业规划，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需要。

因此，制定一个完备而可行的21世纪的产业发展规划，是习近平时代的一个具体任务。而且可以预计，在21世纪，人类的产业技术革新的方向，必然回归到农业产业领域上来。伟大的习近平时代的开辟，一项前提性的工作，即是在3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社会经济成果的基础上，抓住中国社会产业发展的特征和趋势，制定完整的产业发展规划。（1）、符合健康标准的粮食与食品产业；（2）、多样化的服装产业；（3）、适合居住和方便环保的住宅产业；（4）、轻型与快捷的交通运输业；（5）、建立起强大的教育、文化、科技领域。并且把教育、文化、科技等知识领域作为社会进步的基础性动力加以发展。

社会的产业分工形态，基于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财富需求逻辑上展开。

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在产业革新的所有方面做出实质性的飞跃，才能够把本民族的文明提升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上、才能够创造出一种超越西方基于工业革命的社会模式、才能够对全人类的幸福做出独特的贡献。

21世纪，是中华民族站在全球化的发展高度，进行自身社会全面的产业革命和升华的世纪。中国如果在这个基础性的社会领域做不出超越其他国家的成就，就无从获得走在世界最前列的条件。

开辟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一项必须的工作即是，在现有的社会产业发展水平上，制定出完整的面向21世纪的产业发展规划。

                                                   徐国进

                                                                       2014年3月27日

开辟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之五）

   开展一场覆盖全民的社会文明运动，是开辟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的现实要求。

 文明是社会价值体系中的最高概念。中华民族在3000年前就提出了“天下文明”的美好理想。天下文明——这句话语一经说出，即为人类生活确定了一个最高阶层的概念和价值。她不仅高于中华民族后来形成于公元前6—3世纪“诸子百家”的所有词汇，而且高于发源于13—16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概念。

目前，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于文明的谈论，处于一种庸俗的情景中，而哲学或者学术话语中对于“文明”概念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和误导，并且不得要领。比如，“不同文明”或者“文明不同”、“文明冲突”等等，即是现有人类语言中对文明问题误解的典型表现，以及按着不同民族或者历史上存在过的国家形态等等为依据划分文明的类型，也都是没有能够真正把握人类文明的实质的表现。

    人类生命一经诞生在地球上，地球上便拥有了一种独具文明属性的生命体。对于人类而言，不存在不同的文明，恰恰相反，人类文明的属性可以穿越时空，永远是一致的、相同的。对于人类的各个不同民族社会和国家而言，只存在社会发展程度上的不同、因地域不同产生的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因肤色不同而造成的外形的差别，等等，然而，地球上的人类，在其拥有的文明的实质上是相同的。

    文明首先是蕴涵于人类生命之中的一切美好的品质和正确的智慧。劳动是社会文明发生和形成的基石。然而，人类的劳动是基于自然界赋予的客观物质环境之中的劳动，劳动是人类利用自然界的最基础的社会活动。劳动具有个体和群体的两种属性。在劳动过程中，当人类把自身的劳动赋予知识的因素之时，我们便开始了不同与地球上其它生物体的独有的劳动过程。知识体系充当着一切民族社会全部文明体系的支柱，我们通常把知识体系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文学、艺术、法律等等众多部门。劳动是在创造需求的不同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的。实现劳动文明需要教育、科学、技术、信息等知识充当动力。所以，人类面临的经济问题不再仅仅是生产、消费、分配等问题，而是一种以提高劳动者综合智能的问题。

    良好的社会价值、政治制度和产业机制，属于一切能够把人类生命中蕴含的美好品格和智慧焕发出来的价值、制度和产业。在人类的生活中，一个人或者作为整体的民族和国家，其文明程度首先是由这个社会的总体发展程度决定的。

人类文明具有一致的、相同的属性。对于人类来说，文明是不分地域、种族、国家的通性。幸福是人类生活的唯一目的，而文明则是人类达成幸福目的的唯一通途和方法。在社会活动中，一切偏离文明的言论和行动，其结果都会偏离人类的幸福，甚至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不幸。  

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里，无论从中国的角度，还是从中华民族的角度，都迫切需要进行一场覆盖全民的社会文明运动。在20世纪里，虽然中华民族发生了巨大的进步，然而，从整体上说，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质量和高度以及社会建设的方式方法、理论思维等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和错误。21世纪必然是中华民族全新的社会文明体系的确立和形成世纪。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奠定了充分的物质保证和思想前提。但是，由于这个时代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时期，因此，同样为我们遗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不可绕过的社会问题。而欲要顺利化解我们的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诸多矛盾与问题，都需要制定和运用具体的文明方法进行解决。

文明运动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和具体实践，因为任何文明都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圈子里完成。社会文明运动必须从一开始就面向民众，以激发13亿人的劳动、创造和发明的热情和智慧。

     目前，中国面临着的问题，比开创改革开放时代的历史关头更为复杂，当然，这个历史关头要比1980年代由“政治挂帅”向“经济中心”的转型更加伟大。

总之，开辟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需要开展一场普及性的、全民性的社会文明运动。

                                               徐国进

                                           2014年4月2日

开创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之六）

   文明盛世是13亿中华民族成员的共同梦想和奋斗目标。13亿人的文明事业注定是21世纪全人类文明事业中最为引人入胜和波澜壮阔的事业。

   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盛世的到来，取决于13亿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发明力，取决于全体人民的良心、良知和良能。

   习近平时代即是整个30多年改革放开时期的继续，又必然是一个超越改革开放时期的崭新时代的开端。

   改革开放时期是21世纪中国社会向前的基础和背景，在这个基础和背景之上，开辟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盛世，需要一系列条件：首先，必须对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和长远未来的运动规律有着正确的认识，在准确抓住社会问题的实质的前提下，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方法；其次，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必须具备文明的价值观，并且推动中国共产党的与时俱进，从而设计出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体制框架；第三，最基础的工作，是重建出一个富于创新活力的产业体系；第四，把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视为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因素加以利用，并且制定出符合这些领域自身发展的政策；第五，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和企业家，充当中国文明进步的引领力量。如此，才能够凝集起中华民族的社会共识，使得中国牢固地走在人类文明的道路上。

   如果没有上述这些条件，开辟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就会成为一种空谈，其它一切也都会成为泡影。必须要知道，从整体上说，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还相当落后，并且，中国近30多年的社会发展处于一种极其落后的水平上。而且，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机制相当脆弱，如果发生普遍的社会危机，就有可能将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

    全球化是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国际背景，中国的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正迎合了全球化的发端和成熟的全过程。全球化的局面是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的结果，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发源于美国的硅谷，因此，美国是全球化局面的开创力量。人类的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而成熟于美国，工业革命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走过了大致190年的历程。

在人类的整个工业革命的进程中，中国始终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当中华民族走到20世纪80年代之时，第一次自信地进行改革开放之时，在短短的30多年间，便接纳了世界上主要的科技发展成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不仅充当了世界上最广阔的新兴市场，而且成长为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

中国21世纪的社会发展站在全球化基础上。因此，中国在21世纪的社会发展，必须抛弃和克服19世纪末叶的“学习型”的心态、也必须抛弃和克服20世纪中叶的“赶超型”心理。只有走上社会发明的自主性道路，中华民族才能够脚踏实地并且日新月异。

    开辟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盛世，是习近平时代的综合性使命。习近平倡导的“中国梦”，即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志士仁人们所怀抱的“盛世之梦”。盛世梦想，自古以来便是全体中国人的一种期许，当然，盛世之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有着不同的内容。在21世纪，中华民族的盛世之梦，必须是文明的盛世之梦。

   为21世纪中华民族社会的文明盛世奠基，是习近平时代的最重要的使命。这需要中国的新一代政治家，具有对中国全部历史的科学认知能力、懂得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正确方法，并且，怀抱对中华民族长远未来的清晰蓝图。政治家对于21世纪中国发展的责任最大，因为政治家的手中掌握着社会的公权力。伟大政治家属于哪些能够掌握社会运动规律并且按着符合文明的标准解决最重要的现实问题的政治家，属于哪些心系民族未来并且为人民群众树立崇高道德形象的政治家，属于哪些懂得权力的本质并且给予社会进步动力的政治家。

开辟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就是打造中华民族的文明盛世。

                                                 徐国进

                                                2014年4月9日

开创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之七）

中国20世纪百年里，世纪之初屹立着孙中山，世纪之末屹立着邓小平，孙中山和邓小平是中华民族的两座丰碑。孙中山先生在政治制度上终结了自秦朝开始的以家族为核心的皇权世袭专制，缔造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他是肇造民国的政治领袖；邓小平先生则在1980年代开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运行方式，他是中国第一位公开向贫穷宣战的政治家。

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然而，正如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时代一样，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同样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局限性和缺陷。时值目前，中国社会积3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的矛盾和问题于一身，中华民族迫切需要超越改革开放时期，以改革开放时期为一个历史发展的里程碑，从而踏上一个新的征程。

中共18大3中全会提出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是一个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的政府机构。习近平亲自出任领导小组的组长，这意味着习近平个人已将目前中国大陆社会最难推进的工作和深化改革的历史责任一肩挑起，显然，习近平个人对于中国大陆社会现实和未来所担负的责任最重。

 我认为，深改小组的一个重要的职能，在于扮演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思想库的角色，同时，要为21世纪中国大陆社会的发展绘制清晰的蓝图、制定正确的路径和方法。其中，思想库的角色最为重要，因为“深改小组”必须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够得到预期的成效。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大变局”中，事实上，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断裂，由于中华民族的语言体系的自身特点，在由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型过程中，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没有能够得到普遍的提高，这是中国没有能够走好20世纪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在21世纪初，中华民族树立起以文明、幸福为核心概念的价值体系的任务，就显得异常重要。只有文明的价值体系，才是真理与科学所需要的价值体系。而中华民族的先贤，在大致3000年前的《易》中，即提出了“天下文明”的美好价值。

然而，自从人类在地球上诞生以来的全部历史，不管有文字记载还是没有文字记载，都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一种十全十美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中始终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暴力、战争、欺诈、压迫和不平。然而，经过20世纪百年，我们也看到，人类文明进步的速度和规模正在处于加快中，特别是经历了“二战”后全球化的洗礼，人类的文明正在处于快速的升华中。

    习近平执政的关头，正处于中国在由“政治挂帅”转向“经济中心”的有一次重要的转型关头，可以说，这次转型要比中国在1980年代由“政治挂帅”转向“经济中心”更艰巨、更复杂、更伟大，必将深刻影响到21世纪中国的百年历史进程。在目前这个关头，中华民族必须赢得走好21世纪百年的充分必要条件。中国已经再也输不起21世纪的百年时光，如果中华民族在21世纪再次遭受内乱的挫折和蹂躏，那么，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将无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以一个成功的民族的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毫无疑问，习近平的个人魅力、智慧、品格，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习近平一代领导人，不仅肩负着必须正确解决改革开放时期遗留下的全部矛盾和问题的社会责任，更肩负着为中国21世纪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的历史使命。责任和使命如此分明地摆在面前，而且，困难和阻力同样是如此的巨大，因此，习近平必须具备大无畏的勇气。甚至可以说，勇气比智慧更加重要。

    习近平一代中共领导人，就站在21世纪中华民族前进的一个关键点上，面对着这样的历史性的抉择，欲要使中华民族坚实而恒久地走在人类文明的道路上，最重要的是树立文明的价值和选择正确的方法。在人类的一切社会事务中，只有文明的方法才有可能达成普遍的社会幸福的目的，而一切偏离文明的方法，则只能给我们的民族社会带来或多或少、这样那样的不幸。

最关键的是，选择和运用提纲挈领的正确方法。

                                                      徐国进

                                                  2014年4月14日

开创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之八）

开创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需要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理论升华、组织更新和职能再造。

   对20世纪百年历史的正确认识、对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准确定位以及完整的国家战略制定，都是开创习近平时代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工作。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新、组织自新和职能自新，客观上构成开辟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的重点和难点。

改革开放时期30多年来，一些具体领域的问题不断积累，并且存在存在着许多政策性的或者处理上的失败，尤其是公权力在经济领域里的牟利和腐败现象，严重而普遍的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和威信。中国共产党也已经认识到，她需要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那么，如何健全政党执政党制度基础，就是一项必须完成的工作。

政党的组织改革和理论升华的任务刻不容缓。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危机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中共内部。特别是在2012年薄熙来事件后，就为执政党提出了这样的严峻的课题。2012年的薄熙来案件以王立军进入成都美国领事馆而踢爆，这个事件的性质和意义，可以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相类比。经过了近两年的延烧，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正面临着一次历史性的抉择。

 中国在21世纪，将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这支政治力量的推动、领导和指引。不错，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中国社会中一支最核心的领导力量。因为没有其他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这是目前的一种现实，也是中国政治政策的社会结果。21世纪中华民族所需要的一批伟大政治家群体，必然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诞生出来，这也将被今后的社会发展所证明。中国大陆的执政党必须确立起核心的理论价值，当然要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吸取科学精神，更需要扬弃和超越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中，一切政党是特定的政治制度中的提出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她对于中华民族承担的现实的和历史的责任又是什么？她究竟需要制定和运用什么样的政策和策略推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提出和集中全党智慧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如何调整政党与社会、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如何调整执政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职能，是习近平一代领导人面临着的最严峻的挑战，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习近平个人的最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可以肯定，中国大陆最优秀的政治人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内。毫无疑问，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在现行体制的基础上进行，才能够做到稳妥、安全和代价最小。现行的政治框架中，包括中共党委、政协、人大、政府在内的“四大班子”组成，政治改革就是要合理设计这些政治结构的职能。

 中国在周朝之前的尧舜禹的“禅让制”，虽有文字的记载，都是基于传说的基础上，然而，不容否认的是，禅让制作为中国政治上的一种特有的权力转移制度的确存在过。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自从周朝开始，便是“家天下”的政治模式，到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以家族为核心的皇权世袭统治制度得到了固定化、系统化、价值化和法制化，直至1911年以辛亥革命为标志被推翻，20世纪是中国政治由“家天下”转型为“党天下”的世纪，政党制度的严重缺陷是导致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21世纪的中国政治注定是由“党天下”转型为“民天下”的世纪。

事实上，所谓的“一党制”或者“多党制”，并不是一种政治制度成败的关键。政治制度的成败，在于一个合理而稳固的法律框架，以及在这种框架之下制定正确的政策。中国是一个经历了2000多年的家族皇权专制政体的国家，这种体制从以开始就不赋予民众选举的权利，社会成员就像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不能通过选举选择官员。不具体基层民主经验和公平法治的传统，是中国在20世纪由“家天下”向“党天下”的转型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全球化的局面下，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建立一种以“一党制”为基本的政治制度框架？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的一个必须解决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改革，是开创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的不可或缺的政治前提。

                       徐国进

                    2014年4月20日

开创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之九)

  展望未来10年，习近平将成为中国的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这一点明确而可以预见。而且，未来10年注定将是对中华民族整个21世纪百年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年代。

在这个历史时刻，习近平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中国在未来10年里的成功，取决于习近平宏大的国际视野、制定正确政策的能力以及对中国现实事务本质的准确把握程度。就目前来说，“反腐败”理当是一桩重要工作，但是， 就中国大陆社会的内部情况而言，无论从历史的和现实的角度看，必须把“反腐败”的着眼点引向整体性的社会文明的轨道上。客观地说，中国大陆的公权力腐败皆来自于制度的设计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的不合理，或者，一项合理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缺乏严谨的监督机制，而不不主要的来自于个人因素。固然，就我们社会中普遍人们的心态而言，每当有“贪官”落马便是一阵阵的欢呼雀跃，然而，反腐败的根本却是需要政体和国体的合理的设计。试图不涉及或者绕开政体和国体的合理设计而取得“反腐”的成效，只会是缘木求鱼。

 在习近平从执政伊始，已经没有改革开放的“老本”可吃，相反，积3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却暴露无遗，而且，这些问题如果解决和处理不好，中华民族就将面临着丧失21世纪百年发展机会的危机。一方面，960万平方公里的自然环境因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崛起和经济的粗放增长方式而遭受到普遍严重的污染，我们的土地、水、空气等自然资源已经再也承受不起掠夺性的破坏；另一方面，就社会领域而言，由于制度性的不公平而导致的分配差距和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公权力的严重贪腐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普遍性的道德堕落等等问题，都极大地阻碍着我们社会的顺利进步和健康发展。

  肇造一个伟大的时代，一方面迫切需要核心的价值工具和理论体系支撑；另一方面则迫切需要具体的正确决策和政策执行。中国未来10年的当务之急是，必须为13亿人口的国家找到一个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崭新的社会模式，从而推动中国社会走上持续的、整体性的、综合型的内部协调发展之路。因此，习近平必须带领我们的国家开创出一种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模式，才能够赢得一个预期的美好未来。当然，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的进步而言，仅仅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远远不够，最主要的，还在于我们全体社会成员的创造力、发明力和想象力。

中国需要一个符合社会文明进步的政治机制，并且迫切需要一大批深通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政治家群体。中国不缺政党或者政府机构，相反，那些林林总总、层层叠叠的各类机构已经客观上成为社会进步的屏障，最为重要的，是一切国家机器必须具备的良好的职能并且按着这些职能行事。

     民生问题的核心是开发民智。13亿人民的劳动热情、追求真理的精神和致力于科学技术发明的意志，才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永恒的源泉和根本动力。在3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后，中国社会仍然是百业待举。而一个拥有13以人口的国家，在社会产业技术的革新方面，理当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展望习近平的执政未来，全体中国人民应该持有一份乐观的心理。然而，中华民族欲要持久而坚实地行走在人类文明道路上，尚有许许多多的基础性的工作要做。中华民族需要具有迎接未来挑战的智慧。

     当下，中国的产业基础以及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极其脆弱、中国的政治运行机制还极其不成熟，加之相当部分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的幼稚、肤浅和对立。而且，在全球化的国际格局下，国际上的战争因素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这一切问题的存在，都使得中国大陆社会的未来处于一种极端不确定的状态下。中国需要懂得，在我们国家的整个产业技术方面还不能引领世界潮流的情况下，中国不会成为一个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因此，在外交方面，中国需要致力于推动亚洲成为一个团结的大洲，中国在亚洲寻求战略平衡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同美国的关系。在整个21世纪里，中国必须以谨慎的合作姿态保持与美国的国家竞争态势，从而保证有利于亚洲局势的稳定与和平。

习近平一代政治家，肩负着重新塑造中华民族的社会形态的历史责任，不论在他们执政期间中社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的头脑中都必须存有一副中国未来的清晰的蓝图，并且掌握实现这张蓝图的正确方法。

                                     徐国进

                                  2014年4月24日

开创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之十结束语)

  盛世梦——这是自古以来尤其是20世纪里几代志士仁人们的共同梦想。宋代思想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典型的表达了古代圣贤对于社会生活的美好期许。

  回顾全部中国历史，可以说，公元10—13世纪的宋代是中国文明发展的一个高峰。然而，中华民族的不幸在于，就在公元13世纪，当着宋代的商业与科学出现新文明的曙光之际，却因北方迅速崛起的蒙古族的大规模南侵而中断。而在西方，大致正是从13世纪起，欧洲各国却开始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几乎同一个历史时期，地处世界东方的中国——这个以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却开始了她的逐渐沉沦的历史退化过程，直至1840年，西方国家为了开辟国际市场，用炮舰强行冲开了腐朽不堪的中国的大门。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的70年间，是中国社会农耕体系的全面崩溃时期。

 20世纪是中华民族为了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而艰难探索的世纪。但从整体上说，20世纪的中国始终以一个失败国家的形象而存在。当辛亥革命推翻了以家族为核心的皇权世袭专制的政体和国体后，中国内部的政党力量迅速兴起，然而，主要的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走上了一条依靠武装力量为生存基础的道路。这是一个没有良好的基层民主经验和法治传统的农业国家崩溃后的必然结果。直到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才是中华民族真正走向成功的开端。

时值21世纪第二个年代，中国大陆社会的改革开放自从1980年算起，已经进行了35个年头，然而整个中国却没有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社会氛围，相反，我们的民族恰似背负着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凝重心态。

     站在21世纪的目前关头，中国必须认真梳理、设计和确立起一种符合自身社会持续的文明进步的制度体系。这是习近平一代领导人最为迫切的一项具体的使命。

 在中国的国家内部，由于从来没有形成一种良好的权力产生制度，因此，也从来没有基于文明施政的统治者和基于实现文明的反抗者。在统治者和反抗者的对立关系中，我们的民族社会，从统治者方面而言，从来没有出现过“为万世开太平”的真正伟大的公平制度的设计者，从基层民众的方面而言，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反抗者。我们社会的统治者和反抗者都无一例外地崇尚暴力、主张暴力、使用暴力。此刻，经过了3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的今日中国，必须彻底结束这样的社会机制。

 我有一个中国的盛世梦。历史上，中国史书中曾经热情讴歌过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满清的康乾盛世等等。但是，毫无疑问，这些盛世都是被统治者御用的史学家们吹捧出来的，在我的心中，属于中华民族的真正的盛世尚未到来，或者，通过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属于中华民族的盛世正在步履蹒跚的向我们走来。在我的理想中，属于中华民族的盛世，就是要为全人类找到并且树立起一种崭新的社会模式。目前人类的社会模式，仍然以工业革命形成的范式为主导，这种模式即是西方为代表的社会体系。而中华民族需要通过21世纪或者更长久的努力，建筑起一种超越西方文明的社会模式。这才会以来属于中国的盛世。

毫无疑问，全人类的文明诉求与标准时一致的和相通的。人类文明不分地域、种族和国家。固然，人类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肤色并且隶属于不同的国家，而且，不同地域和国家的人们，其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是，这些都不是人类文明的不同，恰恰相反，人类文明的实质是无差别的属性。

反求诸己、自强不息——这才是21世纪中华民族社会进步所真正需要的品格。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已经极大地接纳了来自全世界的商品和劳务，并且把自身社会放置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上。但是，真正属于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物质财富和文化成果却依然寥寥无几，在改革放开时期的今天，中华民族迫切需要实现整体性的社会文明升华。

希望这个能够在习近平一代政治家的领导和推动下，使得中华民族的社会文明发生一场普遍的飞跃。

                                                                       徐国进

                 2014年4月25日

习习清风待近平

从2012年11月到2013年3月，习近平接手了中国最高权力。他在2012年11月中共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总书记，在2013年3月第12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

自2012年11月到现在的大致两年时间里，我们看到，习近平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已经把21世纪中华民族文明进步事业的重任一肩扛起。在习近平的肩头，负载着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责任。

我们看到雷霆万钧的“反腐败”斗争的开展，从2012年7月薄熙来被依法处理，到2014年7月对周永康的立案审查，中国的反腐斗争有进一步深入的势头，一方面，这是基层群众的共同愿望，另一方面，也是维护共产党政权的不二选择。

薄熙来、周永康事件与1976年10月粉粹“四人帮”事件相比，虽有某些历史的相似之处，但是，时隔近40年的时间，在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改革开放时期后，周永康事件与“四人帮”事件有着许多不同：1、“四人帮”是一个纯粹的政治联盟，而周永康却是代表着一个复杂的权力与商业利益的联盟；2、1976年之时，“文革”运动的罪恶已经昭然于天下，而在2014年之际，改革开放仍然是中国前进的旗帜和动力；3、“四人帮”是毛泽东“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为纲”的结果，而周永康的“权力贪腐”群体，在很多程度上则是许多现实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不当的产物。

2012年以来的“反腐”斗争，必将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命运发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反腐”应该成为“创制”的前奏曲，否则，反腐就会雨过地皮干，等风头一过，各种腐败现象便重新兴风作浪。无论如何，以处理周永康事件为标志，将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而带领中国走出并且超越邓小平开辟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才是习近平的历史使命和确立崇高历史地位的关键，也是历史赋予习近平的使命，同时是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需要正确的政策方法，而正确的政策又需要公平的制度体系的保障。因此，设计一整套公平的、具有恒久稳定性的制度体系，是中国大陆社会超越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总之，在2014年这个关头，从理论上和政策上终结改革开放时期，并且，在实践上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这是中国大陆社会面临着的最重要的任务。

可以说，在习近平一代领导人的肩头，负载着1949年10月以来共产党政权的全部包袱。习近平背负着60多年来诸多沉重的“负资产”，他必须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方能使得中国卸下沉重的历史负担。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树立起文明的历史观；二是需要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对于中国而言，最重要的任务还是正确解决和处理一系列攸关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现实问题。

在目前，中国社会从整体上面临着比1976年那次转折更复杂的局面。因此，反腐败只是一场战役、一种战术和一个方法，而不能够充当整体性的国家战略。在“反腐”取得重大成效之后，习近平一代领导人应该立即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对于宏观政策的制定和涉及中国长治久安的总体战略部署上来。习近平必须要有一整套的治国安民的良策。

“反腐”斗争必须充当中国社会公平制度设计和确立的前凑，才能够真正赢得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反腐”斗争的下一步重心工作，即是推动崭新的制度体系的设计和确立。习近平需要通过“反腐”斗争赢得人民的信任和崇高的威信，然而，最关键的，是在建立起普遍的信任和威信之后的正确行动——这才是习近平赢得长久的历史声誉和地位的关键。不过，习近平肩头的历史包袱，不会因一场严厉的“反腐”斗争而卸下。这是习近平面临着的最艰难的课题和历史悖论。

所以，在2012年开始的“反腐”斗争之后，习近平必须把中华民族引向以产业升级为轴心的科技发明之路。在21世纪，中国只有通过自身的科技发明、知识创新和价值传播，才能够走在全人类进步的前列。中国只有依靠超越西方工业革命形成的社会模式而引领全人类的文明潮流。从18世纪到1914年“一战”开始，人类文明的主导力量是英国，从1914年到现在，人类文明的主导力量是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希望美国继续领导世界100年。 对于中国来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面对西方都是一种学习、模仿和赶超的心态，我要说，从21世世纪第二个年代起，中国需要从文化心理、理论形态方面首先走出这样的固有心态的影响。

习近平一代领导人必须牢牢掌控住中国航船的正确方向。他们面临的大课题是：树立文明的价值体系、设计公平的制度体系以及开创富有创新能力的产业体系。中国必须建筑起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三个支柱——文明价值、公平制度和富有创新活力的产业体系，这才是中华民族进步和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

21世纪人类社会的产业发展，必然需要一场全面性的农业革命，具体地说，即是农业科技革命。可以说，直到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农业革命仍未发生，或者，真正带有实质性影响的农业革命正在发生但却极不成熟。因此，人类的产业革命需要重新回归到农业领域，而且，在21世纪，普遍影响到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产业革命，注定在农业领域里出现。

回顾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发展史，18世纪70年代发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得以真正走向成熟。工业革命的从发端到成熟，大致经历了190年的时间。直到现在，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仍然是由工业革命奠定的。从18世纪到现在，工业革命是造就社会模式的基本力量，工业革命首先决定了社会的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所有的经济运行模式，并且使得货币充当了第一资本的角色，由此支配了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当工业革命走向成熟后，在美国发生了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从而引领人类实现了全球化。美国是全球化国际局面的开辟国和潮流的引领国。中国是全球化国际局面的收益国，自1980年代起，中国伴随着人类全球化的趋势，走过了30多年的时间，而且，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深刻而全面地融入到全球化的行列中，在21世纪，中华民族应该充当完成全球化进程的核心国家，从而走向人类文明进步的最前列。

发达工业国的成熟产业向中国的移植，或者中国国内的一些成熟产业的建设与发展，都只是中国国内20世纪百年产业发展缺陷的一种补充。而决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须的战略需要，中国不可能通过接纳发达工业国的成熟产业而成为生产力领先的国家，中国只有通过自身的知识创新能力，才能够成为经济强国和人类文明的引领力量。中国的产业技术基础仍然十分薄弱。甚至可以说，在中国社会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方面，我们在相当程度上重复了西方工业化的老路。当然，中国的工业化大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比之欧洲国家的18世纪60—70年代的情况，具有不同的属性。

农业科技革命应该首先发源于中国，不仅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即是传统的农业国家，而且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各种现实的社会因素都要求中国必须充当21世界人类农业革命的领航者。

习近平必须深通21世纪中国社会产业发展规律及其对策。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对国际上先进的高新科技革命成果的适应力和应用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本国的知识体系升级和技术创新能力。中国的建设必须自觉底纳入到统一的国际分工的潮流中，依据全新的产业标准和战略安排自身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决不是在所有的产业领域都从头做起，如果那样，我们就会在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里一直跟在他国的后面拾人牙慧。

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生命本身的实质性的文明升华，仍然有待时日，并且将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期间仍将有可能经受一系列的意想不到的挫折甚至战争的局面。可以肯定在21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上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即将终结，或者说，经过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的洗礼，两大社会制度阵营的对抗已经终结。但是，在21世纪上半页，由于人类社会运动的巨大惯性特点的制约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人类尚不能立即找到和建立起超越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社会模式，这既是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可困境，也是人类面临着的一项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人类各国尚不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超越工业革命形成的崭新的社会模式，原有的国际格局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将仍然是困扰人类前进的障碍。

在20世纪，中华民族拥有两位伟大的政治领袖，前者是孙中山先生，他不仅是终结以家族为核心的皇权专制制度的伟大代表人物，也是为中国设计公平制度的第一人，后者是推动中国大陆社会进行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先生。习近平理当是这两位伟大的政治领袖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希望21世纪的习近平，成为超越孙中山和邓小平的政治领袖。

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社会接受人类文明并不难，我相信，习近平能够成为21世纪中华民族走向价值文明、制度文明和产业文明的标志性的伟大人物。毫无疑问，习近平的个人智慧、崇高追求、远大目光、博大胸怀，都将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中国社会21世纪的发展进程。习近平一代领导人的作为，关系着中华民族是否能够赢得21世纪百年未来，关系着中国社会的“万世太平”。责任就是如此重大。

习近平的艰难和风险显而易见。对于习近平的未来考验，注定是2017年香港的“普选”问题。这不仅一道中国内政的大砍，也是面对世界的一次严峻挑战。从现在到2017年，仅有两年多的时间，而国内的一系列棘手问题，不可能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获得解决，并且，重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而且，我们的时代早已不再是依靠政治强人解决问题的时代。这些都是习近平无法绕过的障碍，在这样如此严峻的考验下，所谓的国内外的“反共（敌对势力）”势力也会自觉地联合起来推波助澜。希望习近平不被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压垮，并且，能够在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上作出正确的决策；在国际关系上，不仅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平，并且，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赢得广阔的空间。

改革开放时期就像一道绚丽的彩虹，飞架在中华民族20世纪和21世纪之间。历史地说，这个时期是中华民族肇造崭新文明的开端。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这个历史时期后，其社会运动的方式和形态，已经与改革开放之前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的社会质变。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第一次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的过程。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即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主流国家中的一员。

中华民族崭新文明的形成，需要许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因素的促成。概括地说，即包括以文明概念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树立、以追求公平为目的制度体系的确立，和赋予持续发展活力的产业体系的形成。

在21世纪以及更长远的未来，我们可以肯定，中国不可能重复西方国家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站在西方国家发展的成果之上，走出一条从来未有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之路。

中华民族从21世纪开始，需要创建出一种建立在西方工业革命基础之上的社会知识体系。这是一项对于中华民族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带有根本性和前提性的问题。把创建中国社会的知识体系的任务，当成一向基础性的国家战略，这是中国在21世纪现在起必须着手去做的工作。而中华民族在吸纳全人类科技成果基础上的崭新的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正是中华民族走向人类文明最前列的奋斗过程。一旦中国在社会的知识体系方面整体性和尖端性的领域超越了西方，中国也便在“自强不息”实现了崭新社会模式的确立。在现有的社会发展环境中，创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文明所需的崭新的知识体系，需要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联合起来、共同努力。

我认为，习近平一代领导人面临的具体工作和亟需完成的任务如下：

第一：制定一个完整而可行的知识体系的创新战略。由此，推动中国在生命科学、能源科学和空间科学三大领域实现关键性的突破。从而，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最具有知识创造和更新能力的民族。

第二：确立以文明为核心概念的价值体系。文明和幸福——必须成为习近平一代领导人高举的旗帜。这也是中华民族走好21世纪以及更加长远的未来的不二价值。习近平应该选择这样的价值理念，并且在这样的价值指引下把中华民族的社会文明事业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第三：精心设计和部署21世纪中国的产业发展步骤。这需要把农业科技革命当成一个重点，21世纪人类的产业革命领域，将以回归农业革命的路径得以完成。

第四、设计崭新的社会分配制度。这是实现中国先贤“天下大同”理想的一个根基。

第五、为中国社会设计一种基于公平的制度体系。在政治上，保证在现行体制的基础上实现平稳地转型。这需要重新设计、调整和安排中共党委、政协、人大、政府四大国家机构的职能和相互关系。

在21世纪，中国必须拥有核心的国家战略，然后，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具体政策，都全力服务于和自觉支持这个核心战略目的的达成。只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够通过21世纪百年的努力而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伟大民族，中国才能够经过21世纪百年的奋斗而成就为一个伟大国家。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动力，不可能来源于任何外在力量的帮助，而必须是发端与自身社会的伟大想象力、发明力和创造力。

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中国已经站在一个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崭新起点上。 

让我们缅怀和继承邓小平！

让我们期待和支持习近平！

                                           徐国进

                                          2014-8-21

论习近平时代及其历史地位

     一、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

     二、习近平时代的特征与政策选择

     三、习近平历史地位的确立

在2012年中共18大召开到现在经过了两年的时间。可以说，这两年时间是习近平时代开启的一个序幕，现在，序幕已经拉开。

在20世纪，中华民族经历了一系列暴力革命、军阀混战和政治运动，到最后阶段才开始一个伟大的改革开放时期。历史已经不容中国在社会发展方面再次失败，因此，中国必须首先赢得20年代的成功，由此，我们才无愧于中华民族的历代先祖，并且无愧于后人子孙。

毫无疑问，21世纪的20年代是中华民族走好21世纪百年的极其关键的十年。中国社会面临着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和升华关头，前面要么是悬崖，要么是坦途。我们必须做出正确的抉择。

21世纪第二个年代注定是属于习近平的时代。在我们期待中国的一个崭新的时代的来临的时刻，让我们从理论上认识这个时代的实质、意义和结果。

一、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

历史上，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成熟的农业国家，汉民族深得大自然的厚爱，赐予了我们亚洲大陆最适宜耕种的良田沃土。黄河、长江水质优良、源源不断滋润着中华大地。然而，在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中，中国又是一个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长期停滞不前的国家。之于其中的原因，许多思想家和史学家都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和论述。

 20世纪百年，对于中国来说的确是一个历时弥久的“大变局”，整个百年时光都处于急剧变革的过程中。然而，总的说来，20世纪中国切始终以一种失败国家的形象而存在于世人的心中。直到1980年，中国才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政治领袖的推动下，坚定不移地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之路。中国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开辟，是基于对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的一种必然的矫正。

1978年12月中共的11届3中全会，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标志。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按着邓小平的说法，真正干起来是从1980年开始的，因此，20世纪80年代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时代的发端。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华民族第一次以自主自觉的姿态、大踏步地行走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道路上。可以说，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发展成果，要远远超过以往的3000年。

改革开放时期的主要成就包括：1、快速把中国的工业化推向成熟；2、使得社会的商业文明基本形成；3、健全了市场运行的法规和制度体系；4、全面接受并且运用了全球化的科技成果；5、为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正像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时代必然存在明显的缺点一样。在改革开放时期里，也存在着因粗放增长导致的环境污染、大量的局部政策的失误、社会分配的不合理和贫富差别的扩大、权力层面的普遍贪腐、普遍的社会道德的沦丧等等问题。有些问题甚至相当严重，足以威胁到我们社会的稳定和运行安全。

显然，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从18大以来，公开转变了以GDP指标为衡量一个地区社会发展功效的政策方法，并且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措施把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式引向更加良好的路径上。

站在目前的历史关头，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起自1980年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已经基本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中国应该从理论上全面总结改革开放时期的经验教训，并且给予这个伟大时代以准确的历史定位。

中华民族的改革开放是与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人即是邓小平。我把邓小平称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民族英雄”，邓小平的确是这样的一位英雄人物，他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是中国政治史上第一位公开向贫穷宣战的政治领袖。当然，邓小平仍然是距离我们时代太近的政治家，甚至我们仍然生活在他所开辟的时代里，虽然我们正在走出改革开放时期。因此，对于邓小平的认识，肯定会存在巨大的差别，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评价。这个不要紧，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已经坚定而稳健地走在人类文明的道路上。

    终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决不是要中国停止改革开放的脚步。改革和开放是中华民族永远需要的品格。在中华民族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洗礼后的今天，改革开放的品格已经深深植根在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骨子里。

而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终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就是要为中国社会开辟出一个超越“经济中心”的全面的、整体性的、均衡型的崭新时代，这是历史对于中华民族社会进步的根本要求。推动和引导中国走出并且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是习近平一代领导人担负的历史责任。

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带领中国走出“改革开放时期”，而进入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历史时期，是习近平一代领导人面临着的最为迫切的政治任务。因此，全面总结30多年来改革开放时期的经验、教训，即是一个现实问题又是一个理论问题。

     改革开放时期就像一道绚丽的彩虹，飞架在中国的20世纪和21世纪之间。这个时代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将永远是一个史诗般的瑰丽时代。

 二、习近平时代的特征与政策选择

     经过2012年中共18大以来的两年历程，以及雷霆万钧的“反腐”斗争取得的成果，我们可以说，习近平时代已经成型并且成行。习近平时代的开辟，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要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开辟更具有伟大的意义。当然，也要比改革开放时期的开辟更加复杂、更加艰苦、更加具有社会风险。从旗帜鲜明、雷霆万钧的“反腐”斗争到“依法治国”，这意味着习近平时代的一种必然的逻辑联系。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习近平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而且，即将于10月召开的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主要议程将包括，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这次会议是中共党史上首次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的中央全会。理当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明确标杆。我认为，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应该给予政协向各级政府推荐行政一把手候选人的权利，让政协在中国的政治程序和制度下真正发挥作用，而不是摆设的角色。这是中国大陆社会政治改革的最小代价的途径。政协组织中聚集了我们社会中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在政治人才的总量上仅次于中国共产党。政协作用的发挥，即是赋予它的向各级政府推荐行政领导候选人的权力，同时，在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中，合理地制定各级政府官员的编制，并且设计选举官员和任命官员产生程序。

     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了“两个百年”的目标，在建国100年的2049年，走到国际社会上生产力发展的引领者的角色，发挥世界生生产力的引领力量，到2049年还有35年，大致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时间相同。“两个一百年”是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两个一百年”作为奋斗目标铸就“中国梦”。“中国梦”的“两个一百年”分别是：第一个一百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而在实现这“两个一百年”的社会目标的过程中，习近平的历史责任最为重大。

对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法、道路与趋势的正确判断，需要科学理论。而理论的贫乏是中国继续前进的一道具体的障碍，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无限发展的空间，因为这个理论的基本要求是理论与现实相统一。可以肯定，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练的中国共产党内，必将产生出一大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中国在迫切需要伟大政治家的同时，也迫切需要一大批伟大思想家。

     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习近平一代领导人面临着三项重大的社会工程：文明的价值体系、公平的制度体系和富有活力的产业体系的建设任务。而终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开辟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新时代，是习近平面临着的一个具体的现实任务。习近平在共产党内所面对的情况，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同时也具有显而易见的难点。经过30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共产党本身从思想到组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执政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人类全球化的开辟者是美国。在21世纪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将仍然充当世界的领袖国家。

习近平时代处于人类的全球化已经基本成熟的国际环境下。全球化的实质在于她必将催生出一种全新的社会模式和国际格局。也就是说，人类必将生活在一种不同于工业革命形成的社会模式中。现在，我们还不能全面描述和透视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模式的全貌，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一种基于全球化的崭新的社会模式和国际格局正在快速地形成过程中。

中国必须迅速地适应全球化的趋势，并且正确把握全球化的发展方向，才能够成为21世纪的伟大国家。这要求中国必须制定一整套符合人类全球化发展的整体战略。

 21世纪的中国发展将始终处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过程中。显然，从理论上说，中国的许多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观点都需要转变。在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继续使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传统理论概念分析人类的社会问题，将会严重的脱离现实。

在20世纪里，以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为标志，逐步形成了国际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这两大阵营在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方面几乎处于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地步，这种对立直到以1991年前苏联的解体为标志而终结。但是，即使在现在，两大阵营遗留下来的许多遗产并未能够彻底的清除，许多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思维仍然沉溺于传统的、过时的20世纪的理论窠臼中。对于人类在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的实质和趋势认识不清。

    中国社会已经广泛而普遍地受到全球化国际潮流的影响。人类全球化在21世纪的演化进程，以及这种演化对于中国社会的关系，是认识中国社会运动趋势的一个关键点。而对于全球化实质及其规律的认识，就连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处于一种朦胧不清的状态下。

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化在21世纪的纵深发展，将引导人类开辟出一种超越现行社会模式的崭新的社会模式。现行的社会模式是以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经济上形成了以货币资本为核心的市场运行机制，在政治上接受源自于孟德斯鸠等伟大思想家设计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和普选的制度设计，在价值取向上宣扬和坚持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理念。在生产方式运行的能源方面，以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为基础能源。

中国必须成为一个正确把握全球化趋势的国家，从而在产业结构、经济基础以及政治制度等一系列社会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并且在人类的知识体系和科技发明做出独特的贡献，由此开辟出创建出一种超越工业革命为基础的社会模式，这才是中国21世纪的宏伟而具体的蓝图。

 三、习近平历史地位的确立

    我现在就提出“习近平的历史地位”问题，无疑有点过早。因为衡量一个政治家的历史地位，需要在他的执政阶段完成之后，但是，我必须现在就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习近平的历史地位问题，不仅是习近平主席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切关心中国命运和前途的人们共同的问题。我们现在把这个问题在理论论述清楚，极其有利于中国社会未来十年的发展。

     关于习近平的历史地位，当然首先来自于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透彻认识和正确把握。然而，一切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也有必要帮助他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讨。被誉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在2013年谈到习近平时，盛赞习近平具有宽阔的胸襟 、是曼德拉级别的人物。我们希望习近平不仅是我们时代的一个英雄般的人物，更是一个伟大的史诗般的人物，是超越孙中山和邓小平的政治领袖。

    在2012年中共18大上，习近平接任了总书记，自从18以来的两年多的时间的一系列事件，我们可以说，一个属于习近平的时代已经稳固地开辟出来，我相信，全中国人民都期待着继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中国能够继续改革开放的繁荣并且出现一个超越改革开放时期的崭新的发展阶段。

     毫无疑问，对于中国的整个21世纪来说，习近平时代必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一方面，中国的起自1980年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时期已经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一个超越改革开放时期的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辟仍然不甚明朗和清晰。中国站在自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的又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和十字路口。可以说，在20世纪的第二个年代，当辛亥革命推翻没落的家族皇权政体后，于1912年元旦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然而，事实上，中华民族没有能够走好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之后的道路，先是内部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的局面，后是发生了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再是1945年抗日战争后的国共内战。中华民族在20世纪付出了说不清的血与火的代价，才在1980年代开始了伟大的改革开放时期。

可以预计，在未来十年，中国的命运与习近平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习近平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里的政治作为，将深刻影响到中华民族社会未来的走向和面貌。中国需要全新的政治领袖，这种领袖的典型特质表现在：对于人类文明的自觉意识以及正确的判断力。

    在习近平的肩头，承载着中国共产党自1849年以来的沉重的历史包袱，同时，对现实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决策都必须正确，这双重压力的负荷无比巨大，无不严峻地考研着习近平的智慧、勇气和信念。而且，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于：历史的包袱和现实决策的重负都有可能把现行的体制压垮，而且，极其容易使领导人对形势本身以及未来趋势发生误判。

    当下，习近平必须合理应对“反腐”斗争形成的党内高层分裂。“反腐”成效不可能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成效，当人民群众发现众多贪腐官员的倒台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的时候，习近平与人民群众的“蜜月期”将随之结束，许多人会直接把反对的矛头指向习近平，这才是最可怕的一种结局。中国共产党依然是中国社会核心的领导力量，目前，执政党的团结至关重要。

    习近平的历史地位，必将取决于他能不能顺利地推动和引领中华民族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并开辟出一个综合型的均衡发展的崭新的历史局面。

开辟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代，面临着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巨大障碍，首先即是来自共产党内部的守旧势力的阻碍。同时，传统的理论已经过时，而确立崭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尚需时日，因此，落后的意识形态也是一大障碍。习近平亟需确立一个明确而易于表达的价值概念，这个概念即是“文明”，在文明的旗帜下，形成一种坚不可摧的习近平精神，从而凝聚起中华民族，并且把中华民族固有的创造力、想象力充分发挥出来。只有正确的智慧才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保障，只有文明的方法才能够达成人民普遍幸福的目的。

     在20世纪里，中国出现了两位世界级的伟大政治人物，一位是孙中山先生，一位是邓小平先生。邓小平一代政治领袖，带领中国走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时期，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法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改革开放时期。全中国人民都期待着，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领导人，超越改革开放时期，从而使中华民族恒地走在人类文明的道路上，并且一往无前。

 在21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重要的转折和升华关头，习近平面临着比邓小平一代领导人开辟改革开放时期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在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经过大致两年多时间的痛苦的思索，到1978年12月，以中共11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在党内和社会上形成了最广泛的进行经济建设的共识。一方面，1966—1976年长达十年的“文革”是一场浩劫，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另一方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必须结束。在1978年的关头，党内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政治勇气的领导人纠正了政治运动的错误和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这些都是当时理所当然的事情。目前的“反腐”斗争要比1978年的“平反冤假错案”更加困难、更加具有政治风险性。

 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个优秀民族，然而，在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多年历史中，我们的民族却是饱受形形色色的摧残和挫折，然而，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却生生不息的传承到现在。

中华民族社会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的洗礼，从现在开始，已经坚实地走上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可以预见，21世纪是中华民族社会的一个文明大飞跃的世纪，中国将经过21世纪的持续发展，成为走在人类文明最前列的民族。

    习近平将是中国21世纪第二个年代里最为光彩夺目的政治领袖。习近平具备成为伟大领袖的一切条件。习近平的文明高度，直接决定着中华民族的下一步的社会发展高度和整体走向。

    习近平必将是为21世纪中国发展和中华民族文明体系奠基的划时代的政治领导。

                                         徐国进

                                     2014年9月23日

论习近平的危难处境以及化解的途径和方法

    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依法治国是主要议题。会议提出要将各地法院独立出地方政府和地方政法委，拨款方式也将改变，这些改变是非常具体的改变，将为中国社会的更加良好的治理奠定坚实的前提。

    在比较中国政治制度和西方民主制度的时候，许多学者和专家们研究和争论的焦点，大多存在严重的偏差和缺乏实际价值。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设计、形成和确立，都深刻植根于这个民族社会的全部历史土壤中。对于一种政治制度优缺点的研究和比较，如果脱离开民族社会的历史背景，就只能是一种孤立的理论思辨。西方国家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就始终坚持民主和自由的治国理念，并且在其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领先权世界的成就，但是，文明可以肯定，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并不是民主和自由，而是文明与幸福。因此，文明与幸福是高于民主与自由的价值，也是人类精神领域的最高价值。幸福是人类生活的唯一目的，而文明是达成幸福的唯一方式方法。

    中国大陆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只要找到正确的政策方法，就会立即焕发出全社会的能量，并且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上创造出奇迹般的跨越。历史已经不容许中华民族在21世纪继续跎蹉岁月，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必须自觉地负起社会责任。而且，人民已经不容许重犯20世纪百年的那种错误。因此，如何发挥中国社会的治理方式的优势，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严峻的挑战。

    在雷霆万钧的“反腐”斗争取得巨大成效之后，习近平必须立即将政策的方向引向解决现实社会中一系列的不合理的体制问题和历史问题上，应该立即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纠正社会各个具体领域的失误上来。这需要制定一整套的系统的战略方案，由此推动中国社会的整体性文明升华。可以说，在习近平的肩头，背负着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以来长达65年执政积累下来的沉重包袱，同时，也承担着13亿人口国家现实决策的复杂重担。

    习近平一代领导人所面临的中国社会的局面，要比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的局面更加复杂、更加艰困、更加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和抉择。让我们把思绪返回到1976—1979年那个中国社会的艰难的转型关头，那个关头，长达十年的“文革”的全局性的错误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改革的共识相对比较容易达成，并且，中国必须走出“”政治挂帅已和“阶级斗争为纲”的状态而赢得新生。而且，从政策方法上，也相对于目前更容易做出决策，从解决“文革”

造成的最混乱的领域入手，即可以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在具体的政策方法上，首先是大力平反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再者是及时回复高考制度，并且在农村推行“土地承包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正是这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才赢得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

    在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如果仅仅是粉粹“四人帮”而没有之后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就不会有长达30多年的经济长足增长的辉煌。当然，粉粹“四人帮”为改革开放的开辟扫除了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华国锋在粉粹“四人帮”的关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个人，就不会有粉粹“四人帮”的政治事件，但是，华国锋注定没有邓小平那样的政治智慧以及把中国引向全面的改革开放的政治才干。

  而现在，30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多姿多彩的而又丰富生动的大发展时期，从这样的一个历史时代找出崭新的社会发展政策和开辟前进的道路，在这里，对中国社会未来轮廓的清晰而准确的认识、对世界格局及其演变趋势的准确判断，不仅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和远大目光，而且需要最为丰富的人类知识以及实用能力。因此，开辟习近平时代，同样需要一系列的、一整套的正确的政策方法的制定和贯彻。“反腐”可以作为开辟习近平时代的政治前提，而远不是成就习近平时代和奠定习近平个人的历史地位的最重要的内容。

     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是中国走向成功的最为关键的环节。对于目前中国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化解，关键取决于“反腐”之后的社会政策与发展途径的正确选择。“反腐”是赢得民心的立竿见影的措施，然而，却不是一种持久见效的方法，因为“反腐”的效果不能够直接惠及千万普通的民众。而正确的社会政策和发展战略能够是持久的惠及亿万人民群众的生活，并且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具有促进作用。

必须有效而及时地转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增长模式，把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转移到教育、科学、技术、文化等社会分工的领域上来。用教育、科技和文化的力量，带到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且调整社会分配制度的政策思路，设计惠及全民的分配制度和保障制度。

只有平稳过渡，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全部社会成就，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通过现行体制内部的职能和权利调整，而达到实现这个社会文明进步的目的，是社会代价最小的一种选择。21世纪中华民族社会民主的进程，不需要留下任何个人或者组织的鲜血。

    在政治上，既要充分集中在国防、外交和货币发行等方面的决策权，又应在内部社会方面有效地进行决策权的分散设计和执行。中央与地方的职权、职能问题，是一个贯穿改革开放时期全过程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仍然解决不好，注定会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常委制”，是一个自共产党在中国诞生而延续了几十年的体制。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和情况下，这样的体制设计已经不适应中国社会现实治理和未来发展的要求，需要作出极大的调整和改善。

政协机构是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同存在的机构。政治上最好的一个出口是，把政党的一些职能向“人民政协”结构转移，使得“政协”在未来3—5年内，在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政党的职能。1、把“政协”改组为一个政党联盟的工作机构；2、赋予“政协”向各级政府推荐候选人的职权；3、共产党从“政协”中逐步的退出，让政协通过有效的选举确立领导人；4、完成共产党由“领导党”向“执政党”的转型；5、从而完成中国大陆崭新政党制度的设计和确立。

    改革开放时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时期，毋庸避讳的是，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社会各个具体领域里的政策方法，都存在着大量的失误、不公平甚至方向性错误的成分。目前，各种理论上的困扰以及不适应新时代需要的观点有泛滥的趋势，都明确表现着人们对于这个历史时期的认识上的巨大差别。本来，意识形态在实际的政治决策的过程中并不起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中国，由于中国自秦汉以来的政治传统以及20实际50年代后的文化政策，意识形态对于整个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力显现的尤为重要。目前中国理论界的种种混乱现象以及各种不符合文明需要的观点的重新泛滥，以及所谓的“左右”派别的没有实际意义的争论，都直接反映着整个中国社会的矛盾。

 21世纪中国的社会建设与发展，必须克服自19世纪末叶的“师夷之技以制夷”的落后心理，也必须屏弃20世纪中叶的“超英赶美”的比拼意识。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的一个大国，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既不能简单地通过向他国的学习、接纳、吸收而完成，也不是社会本身的一种自然增长和转化的现象，而是全体中华民族成员共同发挥正确的智慧的过程，是在正确的智慧的指引下共同劳动、创造、发明的进程。

     文明的价值体系、公平的制度体系和富于创新活力的产业体系，才是中国在21世纪发展和进步的可靠保障。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是一项异常艰苦和需要政治智慧的工作，着需要准确把握国内社会发展的趋势并且对各种力量的社会力量进行大力引导、帮助和扶持。需要在价值文明、环境保护、教育改革、科技创新、公平分配、疾病防治、打击刑事犯罪等等具体方面，做出巨大的努力，从而形成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综合性发展的宏大格局，并且推动中国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

毫无疑问，在21世纪百年里，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世界发展中最为波澜壮阔的事业，中华民族的文明事业是全人类文明事业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习近平本人就站在中华民族的改革开放时期与21世纪崭新文明形态的临界线上。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习近平个人的政治智慧、雄心大志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正确选择。

    习近平必须高举起文明和幸福的旗帜，引领中华民族向着更高的社会形态进发。

只有超越邓小平，才能成就习近平。

                     徐国进

                 2014年11月2日

论习近平时代的未来

一、 习近平执政的国内背景与国际环境

二、 习近平时代的历史特点与核心任务

三、习近平时代制定社会发展战略的重心

改革开放时期不仅是中华民族这头睡狮醒来的时期，而且是中华民族再造社会文明的一个伟大的开端。更重要的在于，改革开放时期是一场不可逆转的社会运动，她一旦被发动，就不在可能被强制的停止下来。

21世纪第二个年代，对于整个21世纪百年具有关键性的和决定性的意义，一方面，必须推动中国走出30多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在这十年里，必须为21世纪百年发展奠定完整的社会基础。因此，习近平时代注定是开启21世纪中国社会新文明的一个枢纽时代，现在，习近平时代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和中华民族未来的中国人，都一个探讨和清楚21世纪第二个年代对于我们的重要性。

习近平时代必然是引领中国社会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并且矫正“经济中心”时期造成的各种社会恶果，并且，重新制定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发展方向的年代。

一、 习近平执政的国内背景与国际环境

起自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是习近平执政的全部社会背景。改革开放时期的30多年，中国社会无论在其发展程度还是发展规模的方面，都远远超过以往3000年。当然，这种对比本身可能很不恰当。

在中国的国内背景方面，存在两个方面的重点问题：

第一、中国经济需要崭新的动力机制，这是习近平执政的重中之重。

在20世纪90年代，以房地产业、电信业、汽车业和金融业等四大产业领域，充当了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四大支柱行业。自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21世纪的前十几年，这四大行业处于爆炸性发展和急速成熟的过程中，到2014年的关头，这四大行业都呈现出衰退的先兆，首先是城市房产的销售显现出疲态，而且库存过大，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的消化，更为严重的是，大量房地产的闲置占用着银行业的大量的信贷资金和社会其它领域里的资金，如果房地产价格发生跳崖式的降价，那么，将最严重地冲击银行业资金的安全和正常运行。汽车业明显呈现产能过剩的问题，本来，中国的汽车业就是照搬欧美各国的生产能力，中国汽车业的技术升级面临着十分紧迫的状况，新能源车是交通工具发展的唯一方向。从上世纪90年代的“大哥大”手机到现在中国成年人的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就开始明确地感受到电信业发展的迅猛规模，中国电信业的技术升级，比汽车业更加迫切。

在上述四大行业的发展趋缓或者开始走下坡路之际，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趋缓和下滑也在所难免。中国经济必须反求诸己，找到一条自我更新产业结构和技术能力升级的道路和方法，才能够在国际市场上逐步充当引领者的角色。货币金融政策对于中国自身的经济结构升级的刺激作用，已经不再像20世纪80—90年代那样立竿见影，因此，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超越货币金融政策，着眼于整个产业领域的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由此，才能够推动社会经济走上一条健康发展的线路。

     第二、中国必须克服和解决严重的权力腐败问题，这需要在法律、行政以及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重新设计政治制度。

共产党在今后一个时期里，仍将是一支无可替代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大陆的社会问题，至关重要的是共产党的问题。因此，共产党的自身组织、政策、理论等一系列问题，即共产党自身的“党建”问题，是一个攸关中华民族未来和整个国家前途的核心问题。

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后，不仅共产党自身组织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是它面临的国内社会环境和国际局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共产党必须重新寻找和确定自身在21世纪中华民族的使命，由此树立起适应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理论体系，从而找到和制定出一整套的社会制度、政策、法律等要件，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够引领中国走向成功。

显然，中国共产党还不能够完全适应现时代发展的需要，还不能够自觉地而准确地提出引导中国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和政策。中国共产党在自身的领导机制、决策程序以及社会理论以及意识形态方面，都必须实现一次全面的升华。

不容否认，中国社会再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层面，仍然是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的社会。但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已经把中国社会提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当然，这还是中国社会的最初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不可逆转和势不可挡的，现在，中国社会必须在社会政策方面自觉地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模式，转而促使中国沿着一条平衡增长、和谐发展的线路进步。

社会各个具体领域里的发展，构成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壮丽景象。中国已经迈向一个综合型的发展状态，中国社会内部的巨大差别既是发展的负担又是发展的导因，差异性既表现为地区差别，又表现为生产方式差别和思想观念上的不同追求，因此，弥合和解决这个社会巨大差别和不平衡性的方法也必须多样化并且富于灵活性。

21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是全人类不同民族社会中最富于魅力的舞台。中国发展是全世界发展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国际环境方面，199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段时间内土崩瓦解。国际格局迅速形成了美国一国多大的所谓“单极化”的局面，然而，中国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腾飞的，因此，在前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国际格局中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而迅速崛起，这决不是人类发展的一种历史宿命，而是一种必然。

全球化是中国在21世纪面临着的一个现实的发展环境。到目前为止，几乎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们都在不厌其烦地使用者这个概念，但是，却无法给出“全球化”简洁明了的定义。一般认为，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在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中日益凸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从物质形态看，全球化是指商品与资本的越境流动，经历了跨国化、局部的国际化以及全球化这几个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相应的地区性、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实体，以及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的跨国交流、冲突与融合。总的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一体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全球化”可概括为科技、经济、政治、法治、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等十个方面。无论如何，全球化是个富于吸引力的概念，拥护者憧憬它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空前的进步和繁荣；批评者断言它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贫困、战争甚至文化灭绝。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都在小心翼翼地探索着全球化的实质和行动方案，但是，直到目前，全世界对于全球化的实质和结果的认识仍然十分有限。回顾历史，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在二战后，人类未来避免大规模的战争，开始深刻思考和设计一种崭新的国际体制。这边有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一系列的国际机构，可以说，二战后设计和形成的国际治理体制运作到现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当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的局面成熟后，二战后设计的体制已经严重不适应人类全球化的现状，因此，人类必须找到并且确立起一种超越二战体系的崭新的国际机制。进入21世纪第二个年代以来，一些新的国际组织、机构和原则纷纷出现，这也意味着一种全球化化的国际体制必将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进入21世纪后，美国与2011年经历了“911”事件的严重打击，由此发起一场针对恐怖主义势力的“反恐战争”，而且，以2007年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是，必须承认，美国不愧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她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现在，美国正从上述两大事件中走出。至少，直到目前，我们仍然不能看到美国全面衰败的明确迹象。显然，美国的领袖地位决不是可以用一种单纯的社会力量能够取代，欲要超越美国，必须是一种国家综合实力的整体超越。

    中国在崭新的国际体制的设计和形成高潮中，需要发挥首倡者的作用和扮演设计者的角色。在这方面，习近平执政两年来的外交政策实践，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尤其表现在最近召开的APEC会议以及参与20国峰会。都发挥了显著的影响力。当然，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注定是涉及13亿人口的内政问题。

二、 习近平时代的历史特点与核心任务

习近平时代注定是中国坚定地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考察，“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都属于对于社会发展理解的偏激和实践的单极化、简单化，其结果必然不能够达到社会运行的一种比较良好的状态。人类社会存在中的任何一个单一的因素，都不能也根本无法解决整体性的社会发展问题，当然，一个特定的国家和民族，在其特定的社会阶段，都会存在着最重要的和核心的发展任务和问题，但是，化解社会问题的政策方法决不是简单地强扭。

文明进步的基础和根本动力，蕴涵在人民群众的智慧和行动中。在21世纪的目前，中华民族需要进行一场覆盖全社会的文明升华运动。由此，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

21世纪中国的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20世纪百年。

21世纪是中国社会文明全面升华的世纪。全面的文明升华，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将有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本转移为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信息等因素形成的联合动力。中国必须在“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过后，深刻反省和接受中国社会两个不同时期的经验教训，并且，在现实的社会基础上，着力健全中国社会恒久发展的动力机制。在社会政策方面，如果仍然企图按着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政策方式解决问题，注定会导致局部的或者全局性的失败。

21世纪是全球化的纵深发展的世纪，全球化不仅是一种由科技力量推动的趋势，更将形成一种崭新的社会体制和生活方式。全球化已经明确地向全人类展现了社会发展动力的转移，以及社会运行方式的根本转变。

中国社会已经处在全球化的成形初期以及向着纵深发展的成熟期。一方面，一种完整的全球化的产业结构和社会机制在大中城市基本成形，另一方面，幅员辽阔的农村社会继续向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方向发育，并且，农村社会的基础设施仍然处于相当落后的程度。用强有力的政策，极大地消弭和解决横亘在中国社会中的城市与农村“二元结构”的鸿沟，是习近平时代面临的一项艰巨而庞杂的社会工程。这种结构缘起于整个20世纪百年发展的不平衡性，同时，在1949年计划体制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诸如户口制度、分配机制以及一系列社会政策，对待城市和农村社会都存在明显的不同。

改革开放时期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里，中国人全面解决了在吃、穿、住、行方面的基本需求问题。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基础上，中国需要任何开辟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

    习近平时代的21世纪第二个年代，即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期，又是中国社会在经历了30多年高速增长后的一个喘息期。

中国社会的全民文明升华，构成习近平时代的典型特色。因此，习近平时代的显著历史特点，即是中国站在一个全面性的社会文明升华的入口处。全面的社会文明升华不是单纯的政治因素或者经济因素的发展，也不能够用单一的社会政策解决问题。而是社会各个不同领域、不同的社会组建的共同成长。

对于中国来说，政治权力的推动力和引导力依然相当重要。给予习近平时代历史特点的认识，我们可以确定，习近平时代的核心社会任务，即是引领中国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开辟出中国社会文明升华的崭新局面。

时至目前，可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在政治制度上极不成熟的国家。传统上，中国号称是“礼仪之邦”，同时，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社会精英阶层和整个知识分子集团的价值取向。然而，事实上，“礼义廉耻”和“仁义礼智信”的价值从来没有真正成为普通民众的社会行为规范。可以肯定地说，在一个短时期里，根本无法让整个的普通民众从行为和心理上摆脱“拜金”、“拜权”的习惯势力。

    在邓小平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基本形成了五年一期、以不超过俩届为限的制度，即十年为其的时间硬线。然而，对于中国这样如此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状况，如果真正找到了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的话，期限问题一个是可以延长并且不做硬性限制的。

     习近平的未来执政之路注定是不平坦的，21世纪第二个年代，对于整个21世纪的百年中国，也注定具有非凡的意义，并且，这个年代肯定是全部21世纪中国的一个枢纽般的年代。因此，这个年代对于中国走好21世纪具有坚定性的意义。

三、 习近平时代制定社会发展战略的重心

     中国最重要的并且具有领先意义的社会发展战略，是顺应和迎合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战略的制定。中国需要完整的科学技术战略和方向。可以肯定，在21世纪，人类科学的三大领域是：生命科学、能源科学和空间科学。在这三大科学领域的每一步重大的突破，都将为人类全新的社会模式的形成增添一块铺路石子。 

    人类的崭新社会模式的形成和成熟，正是需要在生命科学、能源科学和空间科学三大领域里的知识突破和普及性应用。

     回顾全人类的发展史和产业进步过程，我们知道，人类依然生活在由18世纪60年代以来蓬勃兴起的工业革命所造就的社会模式中。但是，有一种趋势也可以肯定，这就是，人类通过20世纪50—60年代的一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形成的全球化态势，这种局面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必将导致人类全面走出工业革命造就的社会模式，从而使得人类生活建筑在全新的社会环境中和科技条件下。

工业革命把社会的运行建立在以石油、煤炭、天然气为主流能源的基础上，并且运用这些不可再生的能源发电，又在大规模的电力基础上从事大规模的、标准化的生产。这样的产业基础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注定是建立在对于自然环境的大规模的破坏和污染为代价。现在，人类各国固然已经自觉意识到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的严重问题，但是，却找不到或者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把人类的产业建立在全新的科学技术基础上，这才是人类解决工业革命一系列负面后果的根本出路。工业革命与现代自然科学、产业技术的发展紧密地联在一起，现代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知识系统，既是社会经济的产物，也是工业革命的先导。

    在世界范围内，工业革命首发于英国的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使得英国迅速成为世界上的霸主，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英国凭借她的生产能力而运用军事力量为自己的国家在世界各大洲开辟殖民地，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对于英国的超越正是在20世纪初。20世纪是美国世纪，世纪之初，美国的企业精英和政治家一起发起了“进步运动”，从内部重整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且为美国赢得20世纪奠定了思想前提。以1945年“二战”结束为标志而形成的世界体制，是一种极其有利于美国巩固其在国际政治、经济的霸权地位的体制。但是，这不能被视为美国世界领袖地位的最重要的支点，而“二战”美国的科技发明能力的杰出表现，尤其在80年代以“硅谷”的崛起为标志，美国的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充当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最有力的支柱，同时使得美国的国际领袖地位更加稳固。

     中国需要完整而脚踏实地的科学战略，这必须极大地进行教育改革，形成一种有效的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科技体制和中国发展需要的知识体系。欧洲走在人类文明进步的最前列，深刻植根于欧洲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在知识上的阐述能力和发明创造能力，可以说，直到现在为止，欧洲是现代知识体系的创始者和引导力量。而中华民族在经历了公元前6—4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之后，随着秦朝的建立，在长达2100多年的时间里，在知识上的发明创造力从来没有得到良好的表现和发挥。

因此，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华民族，必须焕发在知识体系的发明和创造能力，成为一个知识的发现、阐发和创造的大国，由此，中国才能够成为在产业结构方面富有创新能力的大国。

中国亟需制定一则完整的21世纪的科技复兴计划和具体方案。并且把中华民族的科技发明和运用能力的提高，当做国家的持之以恒的战略方针加以执行和落实。

    中国对全人类做出独特的贡献，将取决于中华民族的科技发明力的极大发挥，同时取决于在社会的产业体系升华方面上的独特成就和文明价值的传播能力。

中华民族的社会升华，需要一系列和一整套的明确而正确的政策与战略。固然，在这方面，习近平个人的政治智慧、勇气和信念都占有重要的位置，更重要的，还在于客观形势的需要。

21世纪是中国世纪——这句话好说而难成。但是，不管多么难成也必须要成。而实现“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民族梦想，需要全民族的正确智慧和协调向上的行动力。

    一个民族领袖最重要的素质，在于能够提出和执行顺应社会潮流和发展要求的正确方法，在这里，仅仅持有良好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无济于事和无补于事。而欲要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正确方法，首先必须具备与现实生活相一致的的逻辑思维能力，并且掌握人类文明的价值。

                                         徐国进

                              2014年11月28日（农历十月初九）

习近平时代与共产党的方向

    正在展开的习近平时代，必将是中国21世纪百年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一方面，它将对21世纪中国百年发生重要的指标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直接决定和影响到共产党的命运和执政方向。

    2014年12月13日至14日，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指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媒体报道这是习近平首提“全面从严治党”。之前的2014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在要闻3版刊发王岐山的文章《坚持党的领导 依规管党治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证》，

    文章中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上述消息说明，习近平一代领导人已经明确无误地意识到共产党自身建设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现实和未来的重要性。我相信，经历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共产党，必然会涌现出一大批深通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伟大政治家。习近平应该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

    “反腐”是习近平时代开启的一个序幕。比反腐更加艰巨和复杂的工作是推动和引领整个中国社会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使得中国走上一条稳健的综合型、全面性的文明升华时期。

    显然，习近平面临的最困难和具有风险的工作，首先是如何提升共产党自身的质量问题？而提升共产党的质量，是一个涉及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制度框架和职能、现实政策的制定和贯彻以及党与整个社会的任何连结的方方面面。共产党必须在上述诸多重要的方面重新赢得民心，才能够继续对21世纪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发挥良好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必须为中华民族赢得21世纪的文明升华，并且在这个升华过程中毫不犹豫地顺应文明潮流并且站在潮流的最前列。只有如此，才能够不负历史的要求和民族的使命。

    可以肯定，共产党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仍然是中国的执政党以及社会生活的一支核心领导力量。但是，这个党的执政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无处不在和深入骨髓，如果共产党依然试图依靠在20世纪里取得胜利的经验面对21世纪的中国，那么，这个党就有可能被人民所彻底抛弃。因此，习近平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和带领共产党完成一场在组织、理论和制度方面的全面升华。使得共产党真正成为一个为着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而不懈努力奋斗的工作部门，而不是只是为了自身权力存在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变革方向，是以一种自觉的姿态推动和引领中华民族的社会文明进步。在20世纪里，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践都没有得到本国和他国的认可，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执政也存在着太多的错误、缺点甚至荒唐之处。在中国，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挽救共产党命运的一场战役，现在看，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时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增长模式同时带来许多负面的社会后果，而只有抓住克服和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关键点，才能够顺利地摆脱执政的困境。

    共产党需要找到一种适应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制度体系和决策机制。一方面，20世纪取得成功和胜利的经验已经不再适合21世纪的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内政治生态要求共产党必须做出变革。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中，政党是一个为了合理解决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而存在的工作团队，决不是占据整个国家政权的机构。

    中国大陆社会迫切需要重建政治制度。这需要对中国自身传统的政治文化的跨越，也需要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超越。中华民族社会需要的，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社会政治制度模式。西方的政治制度，基于工业革命形成的社会模式，本身都需要进行极大的改革和自新。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制度，肯定不能照搬西方的制度框架和模式，当然需要借鉴和学习。

    中国大陆需要公平的选举制度的设计和施行。在选举制度的设计方面，需要把选举制和统一的中央政权权威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基层（县级）施行普选制、在政府的高层施行提名式的委托选举制。把直接选举与委托选举结合起来，在不同的层次上推进，这是中国社会得到良好治理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和方法。

    县级政府是中国社会治理的一个关键的层面和环节，在整个中国社会的治理方面，没有一个公正而高效、清廉而正义的县级政府，中国社会的基层便不会拥有良好的运行。因此，必须着手设计县级政府的产生、运作和监督等一整套的崭新机制。选举制应该首先在县级政府的层面上推行。设计和建立起县级政府领导人的直接选举产生的制度，是推进中国社会民主的一个关键枢纽和重要法宝。

    目前，共产党应该把村民选举当做一件重要的基础工作进行组织和管理，这是中国社会基层民主的前提，村民选举能够为中国的选举制度提供基础性的实验。如果这项工作不被重视或者视如儿戏，仍然得不到真正的推行和落实，那么，整个中国社会的民主便得不到有条不紊地推进。

    基层社会自治将是中国的最优化的治理模式。中国如此众多的人口和社会事务，如果没有一种良好的基层治理结构，整个社会便不会具备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因此，探索和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和模式，对于21世纪中华民族政体的政治文明进步来说，是最为基础和重要的一环。

    全民普选国家领导人，中国大陆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文化都显得的极不成熟。20世纪中国的政党政治，以辛亥革命为标志，在政党制度的发展方面，走上了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制度的道路，也就是说，中国的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走上了一条为政党国家政权的自身军事化的道路。可以说，“一党制”在中国是家族皇权政体和国体崩溃后的自然而必然的历史阶段。

    站在21世纪第二个人年代，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再也输不起21世纪百年。而21世纪的习近平时代即21世纪第二个年代，对于整个21世纪百年具有最关键的影响力。回顾历史，在20世纪辛亥革命发生的1911年，当时的国内社会环境，由于起自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和中断，造成了辛亥革命不具备推动整个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经济基础。因此，辛亥革命在推翻了以家族为中心的皇权帝制后，共和国的政体和国体不具备在段时间内迅速建立起来的社会条件，中国的政权掌握在拥有军事武装力量的各地军阀手中，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局面，使得1912年元旦成立起来的“中华民国”根本无法实现政务的统一个国体的统一。

    辛亥革命后的历史状况是导致之后中国政党政治向着军事化方向发展的决定性原因，而政党的军事化，则导致中国政党制度建设的彻底失败。标志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在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三年多的内战。无论如何，在20世纪，中国政治实现了由“家天下”向“党天下”的体制和理论转型，21世纪注定是中华民族完成由“党天下”向“民天下”的政治文明升华。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中国的政党制度需要重新设计和规划。在中国大陆现行的政党系统中，包括执政的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它们以参政党的地位而存在在中国的政治程序中。任何发挥八个民主党派的参政积极性和社会作用？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新一代共产党的领导人需要大胆探索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具体途径。同时，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机制的健全和实施，是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必要步骤。

    毫无疑问，中国社会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在共产党内。然而，这些优秀人才作用的发挥却需要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只要拥有了公平和的干部制度，我们社会中的各类人才便会焕发出无比丰富的创造力，整个社会生活也便会充满活力。

    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考验着共产党的智慧，共产党必须适应在全球化的国际形势以及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世代的社会成员的要求，才能够获得自身存在的支柱和力量。

    徐国进

    2014年12月22日

习近平三年执政纵横谈

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中国大陆社会面临着的发展与转型任务千头万绪而艰苦卓绝。这个关头的中国，站在一次比1976年毛泽东死后更加复杂而困难的转折点上。在20世纪，中华民族在自身的社会建设与发展上，遭遇过全面性的失败和严重浩劫。而要弥补２０世纪百年的巨大损失，则需要中华民族文明实现一场全面的大跨越。

在文革结束后，中华民族开始了一场痛苦而深刻的反思，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世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哲学充当了改革开放时期到来的一支报春的燕子。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谈论，在胡耀邦等一批杰出政治家的直接推动下展开，到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终于成行。自1980年算起，中华民族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道路上行走了35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在２０世纪末全球化进程中的一支靓丽的景观和最为壮观的组成部分。

自从2012年9月中共18大习近平接任中国最高领导职务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和解决生活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有些变化属于社会历史运动的必然趋势，有些变化属于政治权力的强势影响和强制作为。总之，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显著而明确的变化。

对于习近平的三年执政，国内外媒体以及分析家们大多给予了极其正面的评论语评价，同时，也存在极其分明的不同的声音，甚至对习近平本人的诋毁性观点。当然，这些观点不会出现在国内的媒体上。

    孔夫子在讲“为政”时，曾经以三个月为期限，认为如果给他一个地方进行治理，他三个月即能够治理好并且做出明显的政绩。孔子也确实有三个月的时间治理鲁国，儒史对此倍加吹捧。然而，我认为儒家学派的记载肯定不符合史实。现在，习近平主席执政已满三年，因此，我站在一个中国大陆普通公民的角度，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上对于习近平执政三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趋势以及执政效果做出一个比较完整的评价。当然，准确揭示这三年来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实质是极其困难并且具有某种程度的风险的，而且很容易出现观察结论上的错误。但是，对于社会政策与执政者进行客观的分析，永远是一种理论上和政治学上的客观需要。同时，从大处讲，也有利于我们社会的文明进步以及执政者对决策做出改善。

毫无疑问，习近平已经客观成为攸关中国现实与未来各种重要使命于一身的领导人，因此，在中国21世纪20年代的这场大转型中，习近平的历史使命最为重大、责任最为重大。

习近平身负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全部历史包袱和现实使命，习近平理当成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一位具有全新形象的政治领袖。

     同样，习近平也背负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全部问题和矛盾，这其中大部分是负资产。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以来，在“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里，由于在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治理和决策过程中的政策失误与自身贪腐，已经到了一种积重难返的境地。中共已经面临着全面丧失群众基础的险境。在20世纪里，以1946—1949年国共两党的内战为标志，宣告了中国民主的政党制度发展的彻底失败。而习近平能否带领中华民族走出这个怪圈，至少目前尚没有确定的答案。

一个崭新历史时期的开辟，需要具备一系列社会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条件包括：1、一种明确的理论上的指导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的超越；2、一套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治理方式和政策；3、对未来具有清晰可辨的路径规划和宏观蓝图。而目前，中国在理论形态的表现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忽左忽右的现象，这使得整个社会难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尚未具备超越性的思路和政策取向；而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未来的蓝图同样不够清晰具体。

一个崭新历史时代的开辟，固然是多种崭新的社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但是，在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涌现出适应历史潮流和现实需要的伟大政治领袖。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中国已经具备了开辟一个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充分条件，而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则是习近平作为中国最高领袖的智慧、信心、勇气以及正确的选择力。

中国迫切需要全面超越1980年开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这就需要制定一整套正确而具体的政策、措施和对策，涉及社会宏观与微观的各个层面。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崭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并且，在这个时代，什么样的社会因素和力量是首要的和担纲性质的？

我认为，以中共18大为标志，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一种全面、综合、整体发展的崭新阶段。面对中国社会铺天盖地的综合型的发展局面，中央政府在宏观社会政策上，需要牢牢抓住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的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引导社会发展和未来趋势的教育、科技、文化、信息、医疗等因素；一是制约整个社会发展的“短板”——农业与农村社会的问题。在21世纪20—30年代，中国必须要从整体上解决“城乡社会的二元化”的问题，从而促成中国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

中国社会综合型发展的时代，必然是中华民族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时代。而习近平的责任，则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全面升华奠定基础。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如果说需要确定一个核心的社会因素的话，那么，可以把这样的时代定位在“以科技发明为先导”。“以科技发明为先导”的综合型发展时代，从本质上不同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更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时期有着天壤之别。

中国的教育改革迫切需要走上正途。因为教育是有关21世纪百年中国未来的大事业，教育如果不能够得到良好的变革，那么，中华民族就注定会丧失美好的未来。培养新一代科技知识分子的重任，必须具有良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原则。

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农业大国，然而，中国的农业却始终停留在“以家庭为主要的耕作组织”的小农状态下。这种局面至今未得到根本性转变。因此，在２１世纪，中国必须把产业革命的目光重新回归到农业领域，广泛而深刻地进行一场农业产业技术革命，中国应该充当２１世纪农业革命的领航国。如此，才能够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社会的文明升华，同时对全人类做出独特的贡献。

 “反复”斗争可以充当开辟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的切入点，但是，却远远不能够充当崭新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和核心策略。对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矛盾以及不公平、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必须依靠设计公平制度的方式逐步处理、化解和消弭，只有设计出并且确立起完善而公平的制度体系，才能够持久而有效地根治、杜绝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不符合文明进步需要的因素。

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于社会治理问题上，需要明确的职能与职权的分工，否则，各类涉及民生方面的具体问题就会越积越多，直到把我们的社会决策层压垮，致使发生整个体制的崩溃。中央政府在职能与职权的设计上，应该主要集中在国防、外交与货币发行三个主要的事务方面，而其他的一系列国内民生问题，应该全取交由地方政府无处理和解决，这样更有力于发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作用。

同时，中国存在着一个政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党政分开”是改革开放最初期邓小平便明确提出的一项改革任务，然而，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未能得到良好的解决。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整个体制框架的设计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结果。从目前的情景看，这个问题仍然无解。

习近平时代是一个攸关中华民族能不能走好21世纪百年之路的关键时刻。站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自然应该具有深远的历史目光和对现实问题的准确把控能力。习近平需要具备超越改革开放时期的决策智慧和远大志向。

　　　　　　　　　　　　　　　　　　　　　　　　徐国进

　　　　　　　　　　　　　　　　　　　　　　　2015/10/6

 习近平与马英九——哥俩好

对于台海两岸的普通民众而言，“习马会”的消息真是突如其来。2015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宣布，台海两岸领导人——习近平与马英九11月7日在新加坡会面的消息。此消息一出，立即在台湾引发轩然大波，同时，大陆网络对此也进行着热议。毫无疑问，为了这次会面，两岸的政治活动家们注定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接触和沟通。

11月7日下午，习近平与马英九如期相见。我认为，习近平和马英九都充分展现了政治家的智慧。并且说出了感人至深的话语。习近平说——我们应该以行动向世人表明，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并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马英九最后说——北宋大儒张横渠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习先生，为了两岸人民，让我们一起努力、“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中华民族开创更和平灿烂的未来。

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华民族的社会政治，从来就是“胜者王侯败者贼”，从来就充满着征服、战争、暴力、迫害、欺骗、阴谋，可以说，中国的政治史实一部最为血腥的历史。不仅夏商周如此，从秦朝末年的项羽刘邦、到20世纪的蒋介石毛泽东，更是如此。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习近平与马英九的平和相向、理性沟通。这的确标志着中华民族政治的一个质的飞跃。

 在20世纪，1949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具有断代意义的标志点。在哪时，成立于1894年的国民党和成立于1921年的共产党，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又经过1946—1949年三年大规模的内战，国民党的中华民国退居台湾，共产党在大陆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从哪时起，中国就一直拥有两个国号——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党中华民国政权退居台湾后，在蒋介石父子的统治时期，一直处于“戒严”的状态下，直到1987年，蒋经国在其去世的前一年，开放了“党禁”、“报禁”。到现在，已经完成了社会的民主制度建设，而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大陆，在21世纪注定要经历一场全面的政治文明升华和痛苦的制度再造过程。这已经是一个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只是来的快与慢的问题，不存在来与不来的问题。固然，13亿人口的社会需要政治稳定，但是，最好的稳定秩序是文明自由的秩序，稳定既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更不是权力者们宣传出来的。稳定的根基是社会公平、制度民主、价值文明，而如果失去了这些条件，一个社会就不会赢得稳定的秩序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1949年以来的中国大陆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全部实践历程，都需要进行重新的评估和评判。在台湾与大陆关系上，两岸关系的真正阻力并不来自于历史问题，而是来自于制度问题以及意识形态方面，尤其是在社会制度层面上，这才是两岸关系根本无法走向正常的根本障碍。马英九引用《尚书》的话——“非知之艰、行之维艰”。借古人之言，已经把两岸关系的艰难清楚地表达出来了。

马英九是台湾国民党（蓝营）政治家中的代表人物，他有着一种“大中国”的深厚情怀，无限忠于1912年元旦成立起来的——中华民国。马英九的任期到2016年5月21日行将结束，马英九与中国大陆领导人的会见，完全是一种出自他追求自身执政的历史地位的愿望。而对于台湾2016年大选后的政治局面，马英九个人不会再拥有主导权。“习马会”在台湾，马英九会遭遇朝野一些政治势力的公开反对，尤其是民进党的抵制和反对。而在大陆，习近平也同样会受到党内外一些反对力量的批评，但是这些批评不会被公开。

在21世纪，中华民族拥有台湾，而有了台湾，中国大陆定会赢得21世纪的成功。在未来30年左右，中国大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将主要的取决于自身社会内部的调整与政策选择。大国发展必须基于自身社会内部力量的先进生产力，而一切外部力量，都只能充当辅助因素。

习近平与马英九俩人，具有截然不同的成长背景，因此，这也决定了两人内心世界的巨大差别。然而，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不管目前台海两岸的政治情况与社会制度存在多么巨大的差异，他们应该对中华民族的未来有着一种默契和共识。

“习马会”是短促的，但是，它却昭示着巨大的历史意义。

上述是我对 “习马会”的门外闲谈。

                               徐国进

                                                2015/11/7

论习近平时代的历史主题与政策导向

以2012年中共18大为标志，一幅崭新的习近平时代的画卷正在我们每个中国大陆人的前面按部就班地从容展开。我相信，在中华民族经历了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后，这幅画卷注定是美丽的、绚烂的和壮阔的、恢弘的。

客观地说，起自1980年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已经基本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改革开放时期始终包括着两个方面：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在社会发展以及物质财富创造方面一个最辉煌的时期，她的成就甚至超过了中国有文字记载历史的3000年。现在，改革开放已经是中国发展的一种常态。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基础上，中国必须妖为走好整个21世纪百年创造更良好的条件。

我认为，习近平时代的历史主体是：实现中华民族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所谓文明的全面升华，是涉及到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一种进步状态。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产业技术构成的进步，也包括经济、政治与文化等核心社会部件的更新换代。

在这个时期里，中国具体的政策导向是：以科技发明为先导、以产业技术升级为轴心。在科技发明产业化的政策引领下，中国的产业技术基础才能够得到更加迅速的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才会更加坚实，社会生活才能够赢得更大的活力。

中国工业化的全面成熟与技术升级，仍将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而下一个30年，将是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主要的领域里巨大的震动期。中国人民需要为此做出充分的准备，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政治家们必须为此制定出一整套的正确的政策，并且在各个领域里的具体问题方面做出准确的决策。这不经考验着中国大陆政治家们的智慧，同时也考验着全体中国民众的智商水平和理性情怀。

改革开放时期可以被视为中国产业革命的一个奠基性和开创性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像改革开放一样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社会的商业文明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并且，各个产业门类获得快速的建立和健全。

因此，在改革开放时期后，科技发明以及科技发明的产业化，将始终是中国经济增长与整体社会进步的主要的带动力量。而促进科技发明，则需要中国各级政府与大学、科研机构的密切合作、相互促进，形成一种“政府—大学与科研单位—工商企业”的三位一体的紧密合作关系。

21世纪中华民族的活力将主要来自于基层民众的创造力和发明力。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崇尚发明和追求真理的国家，才能够实现自身社会的良好发展，以至于为全人类文明做出独立的贡献。

制定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的政策，是全部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同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另外一个与之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任务，是进行一场制度创新。没有制度创新，中国社会就不会赢得恒久发展的保障力。在制度方面，包括政党、政体、国体等方面，都需要进行“顶层设计”。

习近平必须牢牢抓住中国历史赋予自身的这个主题——中华民族全面的文明升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命题需要更加具体。站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结合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百年的发展与建设指明出路、找到正确方法。理论上的突破是一个关键，如果没有这一点，21世纪中国发展的脚步必将遭受挫折。因此，在我看来，理论突破加之正确方法，才是开辟伟大的习近平时代的两把最为重要的钥匙。

推动产业技术升级以及进行制度改造——此两者则是完成“全面文明升华”的具体方法。

目前，中共在执政方面的一个薄弱环节依然表现在理论上，而理论的重要性在于——理论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理论对于实际的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只有成为一个具有科学理论素质的政党，才有可能在领导21世纪中国社会进步方面取得杰出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取得了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占统治地位”的资格。但是，一种理论被一个政党接受比较容易，而赢得整个社会的认同则很难。正确的实践一种理论，并且使之为人民群众带来真正的幸福生活，更是难上加难。

习近平注定将是21世纪的载入史册的政治家，我希望，习近平成为一个能够引领中华民族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圣人级的政治领袖。而且，中国共产党组织内也的确需要涌现出一大批圣人般的政治领袖。

习近平需要高瞻远瞩、更需要高屋建瓴。如此，才能够顺利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增长模式，并且实现整个社会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的一场伟大转型。

21世纪中国的社会文明发展，必将是全人类文明事业中最为引人入胜的组成部分。现实地说，在这个世纪的百年里，中国仍然处于超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奠基性的世纪。

徐国进

2015/11/23

论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

2013年以来，习近平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出和强调了“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说明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站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认识国际社会的问题。同时，也展现了全球化下的中国高度。

    2015年10月12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要加强能力建设和战略投入，加强对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高度重视全球治理方面的人才培养。

对于中国，198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以积极而自觉的姿态融入世界的时期。自2012年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了“全球治理”的理念，可以说，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面向全世界提出的一种理念。标志着中国已经作为国际大家庭的核心成员，开始从全球化的角度思考和认识世界。

在20世纪的国际社会治理方面，1945年二战结束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代。二战结束后，在美国与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建立起了最有利于美国的世界治理体系，一是在货币金融体系上建立起“布雷顿深林体系”，二是联合国体系的创建。

时至今日，人类距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走过了70年的历程。这70年是人类文明发生巨大飞跃的70年，其显著标志是，通过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人类实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全球化的局面。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可以说，这是人类从根本上超越工业革命形成的社会模式的一个伟大的开端。

在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必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原有的国际治理体系有的已经过时、有的已经不复存在、有的迫切需要改革。严格的说，现行的联合国体系同样亟需进行革新和再造。

中国应该为全球治理提供一种崭新的体系框架，从而改善和超越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形成的国际治理格局。中美关系是建立崭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一对最重要的关系。在制定国际事务的治理规则方面，中美两国不可避免地将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而一个良好的全球治理体系，能够有效化解大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在未来几年里，中国应该把清晰的全球治理体系框架提供到全世界面前，阐述并且设计崭新的全球治理体系框架，是实现良好的全球治理的基础和保障。

   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首先需要向全人类提供崭新的价值观。在价值体系的建设方面，必须以文明、幸福为核心概念。文明是人类价值中的核心概念和最高阶层的概念，自由、民主等价值必须在文明价值的统领下，才能够成为有益于人类幸福的观念。
      建立起覆盖全人类的文明的价值体系，是建立全球文明治理体系的首要任务。而21世纪崭新的文明价值体系的建立，至少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任务：  

1、  有效促进全人类各个不同的语言系统的科学化。 

人类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才仅仅有大致5000年左右的时间。文字的发明与使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起点。人类开始使用文字，是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的一次最伟大的飞跃。文字的发明并且使用，不仅能够使得把自己的语言和活动记录下来，而且使得从事科学实践具备了条件。 
      目前，世界上的七大语种（也就是联合国工作常用的7种作语言）包括：汉语、英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法语、俄语、葡萄牙语（按人口地域应用性排名）。可以肯定，汉语和英语将是未来世界上人类生活所使用的两种最主要的语言。    人类在语言上的一致性，不仅是一种明显的文化趋势，也是全球化局面的结果。 
      2、创建崭新的知识系统、重新确定科学研究的内容和方向。 
     正确认识大自然并且利用自然界物质为人类服务，这是人类的全部知识、科学与技术进步的根本方向，也是唯一正确的方向和使命。
       建立全球化的科学研究体系，是21世纪人类面临着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文明价值以及科学知识的普及是两个关键性的社会任务。而在此基础上的科学知识的发现以及技术的更新与使用，则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但是，造福于人类的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不应该因为政治的原因而设定一个边界。 
     在科学方面，人类21世纪的三大领域是生命科学、能源科学和空间科学。人类在这三大科学领域的突破，将成为变革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力量，并且极大促进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善。显然，人类在21世纪的科学领域里，将以生命科学、能源科学与空间科学三大领域为主线。 人类在生命科学、能源科学和空间科学三大领域里必须现实重大的突破。这是推动人类生活质量升华和开辟美好未来的最重要的任务。 
     3、世界上各个主权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以及政治教育上的一致性。 
      目前，世界上现有200多个主权国家，而在有关国家的主权与领土、政权与外交等方面，已经明显地落后于全球化的现状。显然，人类需要对自己的有关国家的观念进行更新和升级，淘汰那些不符合文明要求的主权观念，从而在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崭新的国家观念。 
       国家在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宣传方面，统一地转向劳动、发明和创造的倡导轨道上来，转向树立文明、幸福和真理的价值概念上来。从而摆脱对于自由、民主等概念的巨大争议以及陈旧意识形态的窠臼。 
      第二，设计全球化下国际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 。
      全球化局面将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类有关国家的观念，由此也将根本改变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全球化具有超越国界的意义。 
      现行的人类社会的制度体系，基本上是围绕着权力和货币两大社会因素建立起来的体系。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人类制度体系走过了两种模式，一是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家庭制度模式，一是自17世纪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制度模式。 
     人类社会制度体系的基础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可以肯定，根深蒂固的主权国家观念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是建立统一的世界文明体系的主要思想障碍。然而，在全球化的局面下和已有的联合国机制的协调作用的发挥下，设计和实行一种对于世界各国的进步都具有促进意义的制度体系，应该是一项能够完成的任务。 
        21世纪国际社会崭新的制度体系的建立，其主要任务有二：一是设计并且确立起一个有效运行的类世界政府系统；二是在经济上建造一个有效地指导并且推动全球合理的交换机制和分配机制。因此，设计和建立超越主权国家的政治体制、设计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模式，这是人类建设全球文明体系面临着的第二个重要使命。 

第三，中国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将主要来自于在产业科技方面的贡献度。

21世纪人类在产业革新和发展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    1、超越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发生以来所形成的产业体系。 21世纪人类在产业体系发展方面的任务，是超越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革命形成的产业模式和经济运行方式。而回归农业生产科技革命是人类超越现行的产业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2、重新确定产业进步的动力机制，建设以科学发现、技术应用和知识传播为主导的产业发展形态。 设计和建立新型的商品流通、交换机制，以及设计并建立新型的社会货币分配机制。 着力发展符合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新产业领域，这必将是21世纪产业发展的根基与核心内容。 

       改变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也就极大的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内容和方向。重建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产业体系。在21世纪，人类必须改变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传统方式。把社会进步的动力建立在全新的文明自觉的思想前提下。 
      毫无疑问，身处21世纪初叶的70亿地球人类，需要一个崭新的文明开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运动方式以及根本变革历史的发展方向，站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人类必须制定一个全球化的社会发展方案和清晰的蓝图。因此，从现在起，人类必须为走好21世纪百年之路以及持续的走在文明的道路上，奠定坚实而可靠的价值、制度和产业体系。这就要求人类重新构建一种全球化局面下的文明体系。 

建立全球治理体系，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和责任。然而，这首先需要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对此付出自觉的规划和努力。目前世界的领袖国家当然是美国，因此，美国在重建21世纪全新的国际社会的文明体系方面，理当发挥首屈一指的作用、承担当仁不让的责任。 

 事实上，人类共同利益证明为一种客观存在，同时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并不否认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人类个体需求的重大差异。而是说，人类应该容忍自身社会内部存在的一切重大差异，并且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人类共同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然而利益永远是具体的和个体化的。因此，局部和个别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冲突仍会存在，最根本的在于解决这些矛盾冲突的方式应该服从于人类生活共同利益的要求。
    为了生存的更高标准，人类不断变革着自身社会的物质基础，社会生活的每一进步都体现为人类在自身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进步。
    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不是产生矛盾冲突的必然原因。相反，差异正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素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文知识的不断拓展，人类终久会自觉地寻求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人类不会再局限于以往的定式思维和习惯势力，而是将注意力更多地面向未来，把未来作为历史的自然必然的组成部分，按着未来的要求从事社会实践。 
   人类需要为自己创造美好的生活，不仅需要人类用自己的双手去劳动，更重要的，需要开发蕴含于自身的无穷的智力。人类的脑力不仅是自然科学的源泉，而且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因为它是一种对于人类一切活动起着支配和主导作用的因素。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特别强调智力的重要意义，脑力已经不再是依附于人体中的潜在成份，而是成为一种用之不谒的无形资源。从这种角度讲，人类利益的实现有利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并且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和规模。 

我相信，在未来中国的国际战略和社会内部发展战略上，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都将作为一种重要的指导原则而发挥作用。这种思想的正确阐述和贯彻执行，也将是引领中国崛起的重要的精神源泉。

  徐国进

                                           2015/12/16

习近平——站在制定正确政策与开辟伟大时代之间

最近，有两篇文章引起我的注意，一是中国青年网北京1月9日电（记者杨晓霖）发表的《习近平主政中国三年一举击碎的国外流言》，一是新华网北京1月9日电（唐斓）发表的《习近平眼中的民生短板有哪些？》。两篇文章的角度不同，但是，都比较生动地追述了习近平主政中国三年来的理念、政策与成就。

记得在2014年9月大学毕业30周年的时刻，与同学们谈论时局时，我明确地说：“我真为习近平捏着一把汗，因为局面太过险恶”。我们这代人——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总喜欢谈论政治，当然，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也是我们自身的缺点和落后的表现。

    让我们简单回顾1976—1979年的三年中国。有人曾经用——“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形容哪时的中国。其时，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可谓千疮百孔、伤痕累累。中国向何处去？1949年10月之后的政治运动全盘失败。

    哲学充当了中国改革开放来临之前的一支报春的燕子，这以1978年5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为标志，在政治领域，邓小平复出后，形成了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为代表的改革群体迅速形成。

    在具体的政策上：平反冤假错案、农村和农业领域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教育上的恢复高考、科技大会的召开、国有企业改革措施的制定、文化上一系列开明政策的实施，等等，终于促成了今天我们叫做“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已经进行了30多年。而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上的反思、探索和争论，在进入21世纪后便开始了。

毫无疑问，2012年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在这一年，习近平一代接过了中国的最高权力。而胡温两位领导人义无反顾地清除薄熙来，这是为中国社会清除了一个极大的政治隐患。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明确表现了他的“文革余孽”的嘴脸。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以“极左”观念为指导，而且在经济生活上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在此之后，从共产党的体制内清除了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严重的贪腐分子。

毋庸置疑，对于共产党组织的自身改造——这是习近平必须面对和勇于进行的工作。否则，习近平同样会被陈旧落后的体制所拖累，并且一事无成。然而，即使是伟大的政治领袖，在很大情况下也不得不向一系列传统的习惯势力而做出妥协和让步。在现有的机构与新设立的工作小组之间找到政策的平衡，并且使之有效地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这是一个难点。

无论是面对中国社会纷纭复杂的现实问题，还是面对21世纪中国的长远发展，我们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都已经严重不适应需要。中国必须立即进行一场重新设计行政、立法和司法等领域的相互关系架构，由此确立良好的职能，并且在促进中华民族文明方面发挥作用。

对于中国，在上层建筑方面面临的改革任务，甚至比经济改革方面的任务更加迫切。而且，如果不进行国体和政体两个方面的改革，经济改革不仅难以为继，而且30多年经济改革的成果还存在着毁于一旦的危机。

在现有的国家机构的组建上，包括执政党、政府、人大三大系统，“政治协商会议”没有在中国大陆中出现，但是，同时并列为中国社会领导机构。通常，上述四者被称之为“四大班子”。而重新设计和调整它们的职能与相互关系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否则，一方面，整个国家机器处于空转的状态，另一方面，还严重制约社会本身的进步。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创始人的观念中，政府应该是一种促进劳动者社会解放的工作机构。在21世纪，这种对于政府作用的认识仍然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而对于中国，如何把整个国家机器打造成为一种有效地实现劳动者解放的工作机构，仍然是一个最大的政治问题。

文明价值体系的树立和公平制度体系的确立——此两项是最为紧迫的现实任务。

在价值体系的建设方面，树立以文明、幸福为核心概念的价值体系，在文明价值的引领下，创建21世纪中国的知识体系。现代科学体系发端与欧洲17—18世纪。而中华民族对此的贡献可以说是微乎其微，21世纪的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创新人类知识体系的世纪，这是中国崛起的不二法门。如果在这点上跛足，中华民族就不会充当引领世界文明的领先力量。

在经济政策上，大力扭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增长模式。确立以科技发明与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经济形态的发展形态。在产业技术升级的过程中，形成“政府—大学与科研机构—企业”三位一体的促进力量。强化中国社会内在的科学研究和开发能力——这是一项基础性也是核心性的政策方向。

超越工业革命形成的产业结构和社会治理模式，这是21世纪百年赋予中国的历史使命。

美国的硅谷是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的摇篮，在中国，必须打造出一大批依托于中心城市和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为主力军的科学技术的研发基地，从而推动和引导中国经济基础和产业构成的整体升级。

显然，在习近平的头脑中，一系列有关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包括：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带一路、“四个全面”、精准扶贫、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等等。然而，这一系列概念与重要讲话精神仍然需要以全社会的共识为基础。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就个人而言，习近平迫切需要准确而谨慎地培育和选拔出一支优秀的思想家团队，由此充当提出政策、制定政策的智囊团队。而共产党内部，已经严重缺乏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从现实的意义上说，这是严重影响到共产党良好发展的一个严峻的问题。一方面，导致一系列理论与宣传同普通民众的意识和价值取向“两张皮”；另一方面，导致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政策滞后和缺乏准确性。

中华民族从来不缺智者和勇者，然而，中华民族严重缺乏关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正确的方法。开辟一个伟大时代，最关键的是做出顺应历史潮流的正确的选择和采取文明的方法。

伟大时代的开辟需要一系列正确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从外在社会环境看，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走向崭新历史时代的客观条件，因此，习近平也就具备了成就一个开辟崭新历史时代的外在社会基础。在21世纪，希望习近平一代领导人能够为中华民族奠定“万世太平”的制度框架，并且，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勇气和智慧，开辟出一个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伟大时代。

一个壮丽辉煌的习近平时代正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展开，全体中国人民期待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充满希望的时代和激情如火的时代。

                                       徐国进

                                      2016/1/10 

论习近平领导核心的形成与现实考验

自2012年中共18大之后的三年多来，就中国政治的实际局面而言，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体制。进入2016年，人民日报 1月18日发表——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治国理政新实践）。 同时，2016年新年伊始，湖北、安徽、天津、四川、陕西等几个地方领导人公开使用“习近平领导核心”的话语，表示“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1月27日，中办主任栗战书要求中央直属机关“强化核心意识”，1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事实上，18大之后的3年来，是习近平领导核心的快速形成期。这三年里，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的策略明确而具体，外交工作更具有“覆盖全球”之势，尤其是雷霆万钧的“反腐”斗争，对于公权力腐败的打击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书·舜典》中，有——“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的记载。孔子也讲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的话。通过2012年以来的3年时间，我们可以得出——习近平治国、三年有成的结论。

无论从21世纪中国宏观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眼前中国社会的现实局面判断，习近平一代领导人肩负的最主要的任务和重大的历史使命是——终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重塑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因此，在理论上对于改革开放时期进行一场全面而深刻的总结，是中华民族走好21百年的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因此，习近平如何带领中国顺利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从而为中华民族社会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这才是习近平一代领导人面临着的真正考验和严峻使命。

从中国社会运动与发展的现实逻辑而言，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起自1980年代以来的的改革开放时期之后，客观的要求必须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增长方式，不仅从实践上而且从理论上，都迫切需要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矛盾和实际困境。

改革开放时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是多方面和全局性的。包括经济领域里的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的不合理扩大、假冒伪劣商品的大量存在，社会道德上的普遍堕落，公权力的严重腐败，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客观存在，并且需要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的治理。由于许多具体领域里的改革存在着明显地失败和失误，使得人民群众已经普遍地认为自己并没有从改革开放中获得好处，因而把诸多不满归咎于改革开放，甚至直接针对执政党本身。而如何有效化解人民群众的普遍的不满情绪，使得整个中国社会对未来充满希望并且拥有极高的劳动热情，这是现实政策面对的最为坚困的问题。

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中国迫切需要进行一场社会文明升华的运动。社会文明运动首先是树立起以文明为核心概念的价值形态，在政治上建立起公平的制度体系，同时在创建起富于发明活力的产业体系。此三者不仅是引导中国社会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有效方法，也是整个21世纪中国顺利发展的坚实的基础因素。一个数学公理叫做“三点一面”，而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文明的价值体系、公平的制度体系和富于创新活力的产业体系，三者犹如社会前进的三个支柱，缺一不可。中华民族欲要走好21世纪百年，必须从现在起就自觉地修好社会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产业体系。

在21世纪，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善于运用权力和金钱这两种工具造福于人民的国家。显然，对于人民幸福而言，权力和金钱仅仅是两个必不可少的工具，只要运用的正确，两者就能够充当对于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有益的工具，反之，则会社会发展造成危害。因此，在21世纪，中华民族迫切需要重新设计社会的公权力产生制度，也需要设计有益于促进社会进步的货币金融体系和再造社会的经济制度。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就客观上意味着中国不仅必然面对着世界上最繁重的社会发展任务，而且对于全人类承担着重大的国际责任。

中国在有文字记载的3000多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经历过一场诸如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大变革、大飞跃和大成就。可以说，改革开放时期30多年中华民族在社会进步和发展方面取得的成果，甚至远远超过以往的3000年。在过去几千的历史上，中国的普通百姓的渴望，也就是能够吃饱穿暖，这几乎是中国老百姓的全部追求。而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13亿人口的中国，不仅满足了吃饱穿暖的基本需求，而且全面融入到全球化的国际潮流中，并且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21世纪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建设以及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必须要找到正确的切入点，从而设计和制定正确的路径。在中国的现代商业文明形态基本具备雏形的关头，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在我看来，政治制度的创新是习近平一代领导人必须直面的严峻任务。而这项任务又是触动中国最敏感神经的任务，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才能够保证21世纪中国的良好发展。

习近平一代领导人必须具备开辟崭新历史时代的政治智慧。而这种政治智慧既要充分借鉴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必须来自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在中华民族文化典籍的源头中，《周易》明确提出了——天下文明的主张和美好理想，之后的《礼记》中具体化为——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美好规划和愿望。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固然是经济运动的一种自然形态。然而，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却是对于习近平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这也同时构成对中国政治稳定的一场重大的挑战。在经济政策方面，中央已经制定了具体的对策。据报，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9日下午就“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讲道——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毫无疑问，自改革开放时期以来，中国还是第一次遭遇目前的经济困局，如何在经济增速下滑中制定正确的政策应对国内外复杂的局面，更加考验习近平的政治智慧和决策能力。

站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的关头处，实现由“经济中心”向社会的综合型、全方位的发展局面的转型，这是一场比1978—1980年那场转型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的工作。我的观点依然是：超越邓小平、才能够成就习近平。

20世纪中国百年历史给予中华民族无比丰富的经验教训。我相信，站在这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习近平一代领导人必将能够小心翼翼地维护中国社会的整体平衡，并且谨慎的选择和制定逐步超越改革开放时期的具体方法。

我希望，习近平不仅要成为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而且要成为引领中华民族文明升华的一代伟大领袖。

                                                     徐国进

                                                    2016/1/31

再论习近平时代与中国出路

从中国社会面临的发展阶段判断，习近平一代领导人站在终结与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转折点上。这个转折要比1976年10月以“粉粹四人帮”的转折更加艰巨和复杂，对于中国的21世纪而言也更加重要。毫无疑问，这个关头是决定21世纪百年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个重要的时刻，如果仍然进退失据、毫无章法、取舍难分的话，整个中国社会必将遭受严重的创伤。

回顾历史，在1976年10月粉粹四人帮之后，中国人民大致经过了三年左右的痛苦的回顾、反思与探索，到1979年底召开的中共11届3中全会上，终于确定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政策原则，一场比政治运动深刻千百倍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的大时代由此兴起。中国的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正是迎合了全球化的趋势，并且与全球化同步行进。21世纪必将是人类的全球化局面的纵深发展的世纪。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已经与世界完全融合在一起。

中国政治形态运作的一个核心优势在于：只要最高领导人的决策正确，那么，整个中国社会就能够快速跟进，并且由此换发出强大的的发展能力和创造力。这的确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显著优势，然而，宏观决策的正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理论和文明价值观的指导。

习近平自2012年中共18大接手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职位，在三年多来的执政上，建树卓著，从雷霆万钧的反腐斗争中可以得到明证。他不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展开了一场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惩治贪腐的斗争，这在整个中共的建政史上也前所未有。

习近平是一个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政治家。我相信，习近平具有办好中国事情的坚韧不拔的勇气、信心和愿望。然而，在意识形态以及理论方面，却依然陷入一种深深的困境之中。而如果在理论上继续目前的局面，整个中国将由可能陷入彷徨、徘徊、争议不断和具足不前的境况中。因此，做为习近平个人，需要一整套高超的形象设计、智囊机构、政策顾问、实行执行的团队。在这个团队中，思想家当然是最重要的。因为政治家如果缺乏了思想家的支撑，政治家便会沦为一个简单的权力者的空壳。

目前看来，在许多重大的个人形象设计、演讲稿的拟定，都表现着严重缺乏合格的政治顾问与严谨的思想导师。习近平团队在理论表达、演讲技巧与实际政策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与缺陷。从而严重影响到习近平个人在民众中的形象。近来的一些事件的发生，使得习近平的个人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害。的确，在目前状态和条件下，中共意识形态如何走向自新，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运用科学理论以及对时代生活实质的分析能力、制定正确的政策以及贯彻执行能力、对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与掌控能力，此三者，是一个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必备的素质。

习近平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上。因此，习近平一代领导人必须开辟出一个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阶段。——何如继承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成果？并且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增长模式？这才是现实的中国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在中国经历了1980年代以来的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下行态势已成定局，但是，这是中国经济调整的固有表现，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手段和方法加以解决。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是，经济困境向着社会政治领域的传导，也就是说，如果目前的经济困难不能够快速和有效的加以解决，就有可能导致政治动荡。

中国和中华民族，再也不能丧失21世纪百年时光了。如果我们仍然不能在21世纪百年的努力而立足于世界文明的前列，我们这群世世代代生活在地球东方的黄种人，将会自甘落后和沉沦。眼下，太平洋对岸的美国政治家们，又在以全民普选的方式进行竞选、辩论和争锋。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国家，在20世纪百年以来，美国至今是首屈一指的国家，但是，只有中国是一个存在于美国争雄的国家，这一点美国也公开认同。但是，中国圣者的智慧是“自强不息”、“不争无不争”。13亿人的中国只有做好自己，才能够对全人类作出贡献。

在中国这个严峻的转折与升华关头，我向习近平提出一些政治建议：

1、完整而系统地对改革开放时期做出一次历史性的总结性决议。实事求是地说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取得的社会发展成绩，同时指出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的缺点，由此在理论上为整个国家指明进步的方向。终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开辟中国社会的一个综合性的、协调性的发展新时代。

2、树立以文明、幸福为核心的价值概念，并且联合我们社会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企业家发起一场社会文明运动。习近平本人可以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在中央党校做一场务虚性的理论讲话，阐明一种以文明概念为核心的历史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必要的调整、改变与完善。事实上，社会主义理论与理想体现着人类对美好生活与制度的追求，是同一切人类文明的价值观相一致的理论体系。

3、清晰阐述所要采取的现实政策，谨慎而稳妥地规划中国的政治改革。首先从基层民主选举入手，推动基层社会的公平，并且在地方自治形态上走向成熟。中国大陆高层政治框架急需重新设计与职能创新。

4、外交最重要的工作是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可以预见的是，朝鲜的作为终会导致美国下定对其进行一次军事打击的决心，从而消灭朝鲜的金氏政权。韩国是否具备在金氏政权覆灭后接管朝鲜的能力，这应该是美国与韩国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具体问题。如果美韩军事打击朝鲜，将会极大地改变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中国必须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外交上，南海问题与朝核问题是两个棘手而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

5、在军事上，强调以和平为目的的中国军事发展的方向。

21世纪是人类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世纪，这个世纪注定会成为人类全部发展史上的重要的枢纽型世纪。由于以电子科技为先导的科技革命发生的产业影响力，人类在21世纪产业分工和社会发展上的成就，会远远高于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取得的成就。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技术升级，以及再造中国社会的知识体系，是贯穿整个21世纪社会进程的主线。

固然，一个崭新历史时代的开辟需要一系列社会因素的共振与协作才能够被打造出来，其中思想文化的开放与升华、科技成果的革新和运用、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调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在21世纪中国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此五位一体的社会群体，将始终发挥中流砥柱般的引导作用。

中国在伟大起来之前，首先需要一批伟大政治家。——这是中国和中华民族成就伟大的前提。正所谓“英雄造时势”。

中国大陆的人民，理当对习近平一代领导人充满期待与支持。

                                                徐国进

                                               2016/3/15

中国的社会现实与习近平的抉择

毫无疑问，试图用简短的文字概括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以及基本趋势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但是，欲要从理论上分辨出中国的前途与未来面貌，就必须对目前中国社会的实质问题做出理论上的回答。

我认为，中国面临着的实质问题是，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经济中心”的思维范式以及政策导向，从而引领整个社会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事实上，对于中国大陆社会而言，起自1980年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当然，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全部历史中最为光辉灿烂、绚丽多彩的一个时期。在中国的这30多年的发展阶段里，其创造的社会财富量要远远超过以往3000年的总和。不用说，任何否定改革开放时期的伟大功绩的观点和立场，都注定是站在一种狭隘立场上的偏见的结论。但是，任何伟大的历史时期，都同样会存在明显的局限和不足，改革开放时期同样如此。

 习近平站在必须终结和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转折关头，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升华的必然选择。21世纪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与进步，决不能再继续沿用“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的思路，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所有文明因素的相互协作与积极配合。

一个严峻的问题是，习近平有可能被现行体制所击垮。习近平要么被迫迎合或者适应目前中国的这种陈旧的体制，要么就奋力的主动为创建崭新的体制奠基，别无他途。从习近平执政三年来的结果看，在一些政策与策略的选择上，试图“左右逢源”的效果往往南辕北辙，甚至会严重影响自身的社会形象。而在意识形态上的高屋建瓴的能力与智慧至关重要。我的判断是：在习近平的政治团队中，尚严重缺乏优秀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高超的处理具体事务的操盘手、高明的形象设计师以及通晓国内外局势的政策顾问。

开辟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至少需要三种要素的协同共振：第一，准确选择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政策；第二，明确而能够被整个社会所接受的价值导向；第三，描绘一个清晰可辨的未来蓝图以及指明走向美好未来的方法。

鉴于最近三年多来的中国社会的种种表现，我对习近平的政治建议如下：

第一，集中共产党全体成员的智慧，对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做出一个历史性的决议。从而在理论上引导中国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奠定开辟崭新社会发展时期的思想前提。

第二，在意识形态方面，明确表达一种以“文明”为核心概念的历史观、社会观和世界观。从而引导中华民族在文化上树立起以文明为核心概念的价值导向，由此为中华民族确立持之以恒的价值体系。人类文明是相同的、一致的，文明只有发展阶段与程度的不同，没有实质上的差别。

第三，以产业创新与制度设计为突破口的具体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因此，正确的教育政策、科技政策与文化政策，此三者，才是赢得中国社会美好未来的最重要的工具。中国需要在这些领域的独特创新。

第四，在外交上，需要把谨慎地维持、修好、平衡与美国的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这才是21世纪百年中国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国际关系基础。

第五，在内政方面，明确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与权限，中央政府应该集中处理外交、国防与货币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而一系列具体的民生问题应该交由地方政府切实的负起责任。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而言，如果缺乏良好的社会基层自治的机制，整个社会也就丧失了起码的活力和创造力。

中华民族曾经饱尝20世纪百年的形形色色的苦难，暴力革命、军事战争、政治运动是20世纪百年中国历史的主要内容，最后终于在1980年代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这是“文革”结束后的正确抉择，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中国社会第一次全方位地换发出惊人的发展力和创造力，从而在30多年里取得了如此丰硕的社会成就。但是，爆炸般的发展已经表现出了不可持续性，并且导致了社会分配领域里的严重不公平、权力的普遍贪腐以及社会成员的道德沦丧等等事实。

站在20世纪百年历史的荒野上，中华民族理当拥有21世纪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充分智慧。眼下，中国正处于一种整体性、综合性和全面性的社会文明升华的起点上。中国再也不能重复20世纪的种种错误，中国必须赢得21世纪文明发展的成功。

                                               徐国进

                                              2016/3/30

习近平的突破口与习近平时代的成型

习近平是艰难的。习近平面临的中国问题，积毛泽东时代“政治挂帅”和邓小平时代“经济中心”60多年的全部问题于一体，这些问题错综复杂、彼此交织并且相互矛盾，共同构成中国现实的一幅幅社会画面。

面对起自1980年代中国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3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社会问题，习近平一代领导人必须找到并且找准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和有效方法。否则，21世纪中国社会将有可能再次遭遇重大的反复和挫折。中华民族是一个再也没有任何理由丧失21世纪发展的机会的民族，中华民族必须迎来一个创新和发展的全新的世纪。

眼下，总有一些人声称“中国处于一个十字路口”的论调。但是，我认为，“十字路口”的观点已经不适合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解读，更无益于对于现实决策的选择。中华民族必须坚定地走在人类文明的道路上，走社会文明之路——这才是中国的唯一道路选择。

  我认为，目前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有两个：一是在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超越资与社、左和右，确立以文明为核心概念的价值观；二是在现实政策的选择上，着力于公平制度的设计与创新。此两点，是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着的一系列问题的关键的突破口。

同时，习近平一代领导人应该把国内的诸多社会民生事务的处理权向下移，让省、时、县等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对本地区的民生负起责任，一方面减轻中央政府的决策压力，一方面使得中央政府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进行中国的外交、国防与货币政策三个主要领域的建树上。

习近平时代的主题是：中国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而为了实现中华民族文明的全面升华，需要开辟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综合性、全面性的发展时代。这个时代既不是“政治挂帅”，也不是“经济中心”，而是社会生活中一切文明的因素和力量的共同成长、协作发展的时代。

因此，习近平的形象应该是：一个矢志不渝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者、一个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事业的继承者、一个中国社会全面文明升华时代的开拓者、一个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丰富者。而改革开放的真正继承者、发展者和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增长模式的开拓者的角色最为重要。

习近平需要高举起社会文明和人民幸福的两面大旗。由此，便能够不断激发和唤起全体中国民众的劳动、发明和创造热情。

    从目前的状态看，习近平亟需有效地组建如下两个团队：一是组建起一支严谨而系统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团队；二是组建起一支能够提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政策和执行团队。

历史已经把中国的权杖交到习近平的手中，而如何运用这柄权杖造福于中华民族，这不仅需要习近平个人的正确的智慧，更需要全体中国社会成员的正确的智慧。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百年的挫折太多、失败尤甚，所以，中华民族必须赢得21—22世纪的两个世纪的发展鸿运，实现中华民族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和实质飞跃。并且，为全人类的文明进步贡献中华民族的独特成果。

我衷心希望，一个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习近平时代由此成行和成型。

                                           徐国进  201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