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进——掉念与评价邓小平的文章

必须沿着邓小平之路稳步向前

中国：必须站在邓小平的肩膀上、攀登社会文明的新高峰

1、邓小平：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民族英雄

2、纪念邓小平   超越邓小平

3、论邓小平与习近平的历史联系

4、论中国20世纪的孙中山、邓小平与21世纪的习近平

5、习近平须从孙中山邓小平的历史遗产中吸取政治智慧

6、千古邓小平  中华向文明

邓小平：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民族英雄

邓小平是20世纪中国百年历史中最后出现的一个政治伟人。他具有胸怀博大、意志坚定又充满耐性的个人品格，同时具备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政治品格。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方面，他对中国发展的贡献远远超过他的前辈毛泽东。邓小平一生同中华民族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紧密相联，他始终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而奋斗，但是，可以肯定一点的是，即使在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组织消亡后，而邓小平的名字却仍然会与世长存并且闪闪发光。毛泽东是他的领袖，他是敬畏毛泽东的，他认为毛泽东的错误中也有他的一份。因此，他反对个人崇拜也从不搞个人崇拜。不过，直到1979年以前，他仅做为共产党队伍中的一员对中国历史发挥作用。而在1978年12月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已经步入晚年的邓小平成为推动中国进行经济改革的领导者，并且成就了他历史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地位，从而深刻地影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最终使他成为超越毛泽东的历史伟人。他的晚年是光辉灿烂和光彩照人的。 
　　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二：一是邓小平把中国历史拉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正是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古老的汉族国家终于在走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确定了一个比任何文化革命和政治运动深刻百倍社会实践——经济改革。而在中国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之前，经历的种种的暴力革命、军事战争和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而这一切都流于形式或者失败。最后，是邓小平用他的政治智慧推动中国回归到了运用经济手段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的道路上。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具有复杂性质的政治运动，也是整个汉民族国家表现的在关于革命问题的幼稚理解与对权力的疯狂追求时期。“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整个运动中的口号。对于这场政治错误的校正是成就邓小平的历史的地位的基本条件。邓小平个人是这场政治运动的受迫害者，因此，他对政治运动错误的认识最为直接。是中国人民有幸，让邓小平这个“口里说不翻案而心中想着要翻案”的政治家保留了下来。他的政治经历让我们后来人想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名言。 
　　二是邓小平改变了自古以来中国政治的传统生态。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事实上具有一脉相承的政治文化血统，而邓小平却是思想崭新的政治家。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没有把自己放在国家“一把手”的崇高位置上。当然有人也批评他做“太上皇”，但是，应该为他辩护一句的是：在“文革”之后和改革之初的衔接过程中，历史是允许他这样做的。最后，他在交出权柄时完成了领导人在生前和平交接。这个政治现象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历史地充当着中国新型的政治秩序和新型政治家出现的开端。现在，世上已无邓小平，世上最缺邓小平。 
　　历史上，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暴动，结果都是打翻一个朝代又建立起一个新的朝代，中国政治形式表现为朝代的轮回并且在如此的轮回中原地踏步。而使得中国历史真正走出历史轮回和朝代兴亡循环的政治伟人是邓小平。邓小平是开创中国社会永不停息向前发展的第一人。自从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时代后，中国历史的面貌才真正的焕然一新，而且是一往无前了。此后，中国人再也不会重复没有变化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了。因为人类需求的无限性决定了人类劳动创造的永无止境。 
　　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新文明的开端。公平的制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和生产力发展的保障。同时，公平制度的设计是中国走向民主的前提，因为民主必须由公平的制度体系作保障。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为中国社会实现民主奠定了物质基础。一方面，社会生活已经由“政治中心”转移为“经济中心”。这个转移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从此，中国历史的面貌与以前完全不同。而推动中国实现这种变化的历史巨人则是邓小平。另一方面，社会生活的多样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首先是人们生活方式选择的多样性。 
　　设计和建设公平的制度体系，是21世纪初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社会政治任务。如果执政党不从公平制度建设入手推动和引导中国的政治文明进步，中国内部动乱的根源也就无法消除。可以肯定，在改革开放时期后的21世纪初，中国必须进行一场涉及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公平的制度建设。公平制度建设涉及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各个方面，没有这个阶段，中国就不会走好21世纪的百年。这个阶段应该在21世纪前20年内完成。否则，中国发展将会受到制度的障碍并且有可能发生内乱。因此，在改革开放时期后的21世纪初，中国必须经历一次公平制度的设计与建设时期，从而对中国发展万世开太平。 
　　继承邓小平的遗产，要比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纠正毛泽东时代的错误容易的多。因为在经过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后，全体中国人都具有了一种开放的意识，人民已经懂得，改善自己生活的因素是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增加，而不是权力。对于中国人，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 
　　历史地看，邓小平理论的提出无论作为一个概念或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并没有实质性的历史价值与意义。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当然，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着自己的理解，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阐述的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他超越了任何机械的、简单的、形而上学式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在21世纪初，从政治观念上，汉民族国家必须从“打天下”转向“选天下”。因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以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代“打天下”的领袖人物基本上都退出了政治舞台。实质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国家政权再也不应该依靠“枪杆子”来获得。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初的一个最重要的政治使命是：实现国家政权的从“打天下”到“选天下”的转变。共产党新一代领袖应该从现在开始，就自觉地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如果非等人民起来强迫完成这个任务的话，中国社会的民主就仍然存在流血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必须避免悲剧的发生。1989年春节的学生运动，是改革开放时期发生的一次不成熟的民主运动。但是，经过这场学运，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步伐仍然发生停滞的现象。又是邓小平在1992年的春天站出来，才推动中国进入到第二轮的改革开放中。 
　　当然，任何历史时代都必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和缺陷。而缺乏公平制度的设计与建设，是改革开放时期使表现出来的最大的缺陷。改革开放时期所取得的经济增长成果以及一切社会进步都需要依靠制度来保障。 
　　毋庸置疑，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现代政治体制的雏形已经具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已经形成了包括中共党委、政协、人大和政府在内的四大部分。可以预计，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改革也必须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一个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重新设计和确定这四大政治组件的职能。显然，政协和人大是需要加强的部分，并且必须从法律的角度赋予两者实际的政治权利和国家职能。政协和人大不应继续成为共产党和政府领导干部退养的场所，两者需要发挥独立的国家职权。前者应该作为一个政党联盟体系而发挥政党的作用；后者则应该发挥立法和选举的作用。 
　　西方伟大的思想家为人类设计的政治制度是“三权分立”的。在20世纪初，孙中山提出的中国政治制度是“五权分立”的宪政民主制度。但是，孙中山先生设计的“五权宪法”，最终被淹没在军阀混战和政党战争的炮火之中。“五权宪法”这一概念最早是1906年孙先生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的。其产生的背景源于西方议会制各国对代议制政体的批判，彼时瑞士的政体一度成为改革的样板。1905年左右，尤其是美国盛行的进步党运动，更是把直接民权的范围扩大到联邦政府一级。孙先生参照美国的地方自治法，认为直接民权是发展方向，地方自治为建国基础。这也是袁世凯和他的“洪宪帝制”一同进入坟墓，共和国失而复得后的沉重教训所致。因此，从政体上看，孙中山要求对间接民权的流弊和缺点予以“根本之刷新”，主张在县自治和直接民权的基础上，造一个受人民支配、为人民谋幸福的万能政府。在孙中山看来，“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人民有权（人民掌握四大政权，即选举权、罢免权、法律创制权、法律复决权）、政府有能（政府掌握五大治权，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权能分治、均权主义和地方自治是“五权宪法”的核心内容。孙中山十分重视人民公意和参政权的实现，要“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在他理想化的设计中，国民大会和立法院都由人民选举产生，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是“管理政府”的，是“管理国家大事”的，而且国民大会行使立法权和对政府的监督权比立法院更具权威，国民大会是更高的权力机关。立法院虽然拥有立法权，但国民大会因有对法律的创制权和复决权，不仅可以独立创制法律，而且可以废除立法院通过的法律，可以通过立法院未予通过的法律；立法院虽然对总统提出的司法、考试、监察三院院长的批准权，但三院院长并不对立法院负责。而包括行政、立法在内的“五院皆对于国民大会负责。各级人员失职，由监察院向国民大会弹劾，而监察院人员失职，则由国民大会自行弹劾、罢黜之”；国民大会拥有的对中央政府官员的选举权和罢免权是更重要的对政府的监督权。可见，孙先生的“五权宪法”理论完全是建立在人民主权论基础之上的。 
　　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宪政建设仍然没有达到孙中山设计的高度。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然而，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影响下，1957年以后民主法治受到严重破坏，至“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结束，中国人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保障，连共和国主席手捧《宪法》都保护不了自己。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2年，新的宪法颁布；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宪法修改中明确规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新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条款。 
　　但是，由于立法权不具备独立的性质和地位，正像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说的那样“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可任意蹂躏的妓女”。 
　　目前，政党制度改革仍然是中国大陆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问题。共产党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失败后，在政治价值、文化观念和整个意识形态方面都没有成功。而在1992年启动的第二轮改革开始后的权力腐败逐步升级，从组织和思想的一切方面都冲击到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甚至于，“新西山会议派”的自由主义学者已经提出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显然，共产党21世纪初面临者生死挑战。 
　　而在许多情况下，关于政治文明建设的宣传还是在空喊口号和仍然愚弄人民群众。政治必须成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文明活动才有意义。它包括：传播文明进步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设计和落实先进的制度、保证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平衡。而中国的政治活动几乎等同于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和权力象征。正是因为政治活动的落后性，逐步使得整个民族国家和社会丧失了创造力。 
　　从根本上说，政党间在公平的法律制度下的竞争是现代国家所必须。而政党之间的竞争则是政见与施政实践的竞争。对权力的公开追求和竞争、对一切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公平讨论，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文化形态，是造就新型政治文明的关键因素。 
　　可以说，中国政治制度建设已经不缺乏文明的原则、理论和观念，中国社会缺乏的是一大批真正热爱中华民族和懂得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家，他们必须是一批对人民群众的热爱高于对权力本身热爱的人。从理论上说，历史的批判必须让位于现实的批判，汉民族才能够在理论思维方面普遍的成熟起来。 
　　在经历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后，汉民族关于国家建设的具体方法和未来轮廓应该是清晰可辨的了。我认为，在邓小平逝世后的十年，中国已经走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也已经完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任务。 
　　“为万世开太平”的公平制度建设是最现实的历史要求。改革开放实践的历史性成功取决于公平制度的保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事实上已经存在许多具体领域政策措施的失败和不成功。这些因素无不为人们否定改革开放时期制造了素材。从2004年理论界开始的关于改革的争论，已经充分表明了改革失误形成和积累的社会矛盾。 
　　历史已经超越了邓小平开创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已经走进一个全面的、综合性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的主要的政治任务，就是为中国社会发展设计和确立全面的公平制度。这是中国历史在经历了改革开放时期后必然也必须要经历的阶段。如果中国发展战略不能够进行这样的选择，中国就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时代生活使得中国再也不需要巨人，而是需要能够为人民提出和建设公平制度的政治家。 
　　天降大任于21世纪初的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必须为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以及更长远的未来找到具体的方法。就像它在为了夺取全国政权而找到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一样。但是，历史已经宣告了这种夺取政权方式方法的终结。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时期为中国社会民主化在经济基础方面准备了前提。 
　　邓小平将永远做为一个自觉地、不遗余力的推动中国发展的伟人而活在人民心中。邓小平的名字已经镶嵌在中华民族为了实现自身文明而奋斗的历史中。邓小平的奋斗与业绩属于所有追求光明的中国人。 
                                                   

徐国进 [2007-2-17]

纪念邓小平  超越邓小平

邓小平是拉开中国社会根本变革序幕的哪个人。邓小平为中国大陆社会的实现富强，起到了奠基般的作用。他使用的具体的政策方法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法，强力矫正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挂帅”，并且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社会的航向，使得中华民族恒久性走在了一条正确的前进道路上。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1980年至今的改革开放时期，还仅仅是中华民族社会大发展的一个序幕，站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的现在，我们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序幕已经完毕，中华民族必须以一种崭新的姿态演出21世纪社会大发展的正剧。眼下，正剧已经开始上演，然而，许多人却依然沉侵在以往的形形色色的争扭中不能自拔，但这是错误的。

完全可以说，在20世纪百年历史中，不论是1911年后的中华民国时期，还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华民族都付出了无法用语言进行表述的惨烈代价。而抚平20世纪的百年伤痛的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即是以勇往无前的立场态度、坚定不移的真理信念和准确无误的科学方法去开辟中国社会的美好未来。

自1980年中国大陆社会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走过37年的历程。中国再次站在一个重要的社会转折关头，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型到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的理论和实践上来，并且，为此制定出完整的社会文明全面升华的具体政策和长远规划。中华民族需要全新的政治领袖。

中国大陆需要从整体上矫正许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思路所造成的种种不良后果，从宏观角度来说，这些不良后果包括严重而普遍的环境污染以及社会的不公平等两个方面问题。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方面走出和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

1949年10月以来中大陆社会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既不能够简单地依靠“政治挂帅”来实现，也不能够简单地依靠“经济中心”来完成。人类社会的进步必须持续地建立在文明价值以及科学真理的基础上，并且以此设计和确立公平的制度体系，由此打造完善的产业分工体系，只有在这样的条件具备后，一个社会才能够赢得持续进步的动力。文明价值、公平制度以及产业创新——此三者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三大基石。

21世纪注定是中华民族的社会文明全面升华的世纪，所谓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即是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个主要领域的共同进步和平衡发展，而不是仅仅注重某一个领域；全面文明升华的具体方法，是社会依靠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因素致力于开发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智力资源，并且依靠科技产业化的方式推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因此，中国大陆社会在经历70年的“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后，必须彻底摆脱一系列不合时宜的具体政策和理论思维，从而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确立永恒的正确方向和方法。

中华民族需要自觉地走进一个社会文明全面升华的历史时代，这要求中国大陆的政治领袖们必须首先改变观念和政策思路。毫无疑问，中国大陆社会亟需一大批既具备文明的价值观念，又能够设计公平的制度体系，并且深通社会产业运动规律的政治家群体，这个群体首要的任务是，能够公平合理地解决当前社会面临着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和矛盾。

只有运用文明的方法才能够达成幸福的目的。人类的社会生活即是全部人性的客观表现的结果。人类社会中客观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文明因素和不文明、反文明因素，而人类社会的进步，即是建立在一切文明因素的不断成长的基础上。文明的社会因素的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也是一切不文明、反文明的社会因素的不断减少和消亡的过程。文明是依靠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劳动、发明、创造来实现的。

中华民族的文明事业，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事业。这个事业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 邓小平是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个明确的向社会贫穷宣战的政治领袖。我们纪念的邓小平，是希望中华民族超越邓小平，从而开辟出一个崭新的、中华民族文明全面升华的历史时代。

徐国进

                                                                           2017/2/19

论邓小平与习近平的历史联系

邓小平与习近平是中国大陆社会两位相距很近的政治领袖。邓小平在20世纪末页的1980年代，开辟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发展阶段——改革开放时代；习近平身处21世纪第2个年代，面临着为中国大陆社会开辟出超越邓小平时代的历史重任。习近平成长与成熟在邓小平开辟的时代里，习近平肩负着开辟中国历史的崭新时代并且超越邓小平的历史使命。

因此，邓小平和习近平的一个极其相似的历史使命是，两者都面临着为中国大陆开辟崭新的历史时代的任务。邓小平对中国历史发挥巨大影响力的关头，是在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中国社会被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摧残的体无完肤和遍体鳞伤，中华民族必须及时而迅速地走出政治运动的泥淖，同时摆脱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习近平在2012年接任中国大陆最高领导人之时，中国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已经走过30多年，这30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一方面使得中国社会的发展取得了超越以往3000年的物质财富总量；另一方面也使得社会生活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包括自然环境污染、社会道德沦丧、公权力的严重贪腐等等。因此，中国大陆社会亟需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思路，并且引领整个社会生活从“经济中心”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中走脱出来。

相对而言，以邓小平为代表领导人，在开辟改革开放时代的关头，面临的困难相对习近平一代领导人开辟崭新的历史时代要容易一些，因为在1976年毛泽东死后的关头，全中国的社会成员普遍认识到政治运动的错误和荒谬，并且深受其害，整个干部队伍也急于探寻新的政策出路，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形成普遍的社会共识。而在21世纪第2个年代，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的认识出现严重而深刻的分化，其典型的表现是，一些人在对于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进行否定的同时，又开始对毛泽东进行歌功颂德。仿佛中华民族在1949—1976年长达28年经历的形形色色政治运动的创伤不曾存在过，显然，中华民族对于毛泽东个人的历史罪行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

习近平开辟崭新的历史时代，需要从思想理论以及政策决策两个方面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模式。

习近平欲要成为21世纪初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政治家，需要具备如下的几个条件：1、引领中国大陆社会走出并且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从而超越邓小平；2、开辟21世纪中华民族整体性、全面性的社会文明升华的新时代，从而为中国奠定万世太平的政治基础；3、明确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方法和途径，这个方法和途径是推动中国走以科技发明产业化的线路；4、为中华民族树立以文明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上的根本转型；5、引领中华民族创建完整的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体系。

中国大陆社会面临走出和终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关键关头。此刻不容中国大陆社会走错路，这里的关键是正确的方法，而正确的方法源自于科学理论指导下对于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深刻认知。因此，如果缺乏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以及对于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准确把握，那么，中国大陆便有丧失21世纪发展机会的可能。

    习近平的施政背景必须面对整个邓小平时代，当然，中国大陆社会仍然面对着一个十分突出的政治问题，哪就是如何彻底清算毛泽东的问题。在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邓小平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后人，而且，邓小平强调“不争论”，在不争论中求得中国社会经济的大发展，这是邓小平的一个具体操作和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体现着邓小平的大智慧。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起自198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走过近40年的现在，中国大陆上仍然存在着盲目崇拜毛泽东的思潮和现象，邓小平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过一场“彻底否定文革”的政治教育活动，但是，事实上哪时不彻底的，因为当时绕过了对于毛泽东个人的彻底否定，而彻底否定文革如果绕过否定毛泽东，便成为一种没有具体的对象的抽象。

把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并列是目前国内外宣传的一个事实。而对于中国大陆，如果不从理论上真正弄清三者的历史联系以及重大差别，那么，中国大陆社会在21世纪的进步就有可能发生不必要的反复和挫折。习近平无法完全割裂与毛泽东、邓小平两代人的联系，然而，必须在理论上和历史观的方面，真正认清自身一代与前两者的实质差别，从而引领中华民族走好21世纪的百年之路。

在1949年后，对于中国大陆社会来说，历史运动的必然逻辑是：政治挂帅—经济中心—全面文明升华。习近平面临着的历史使命，即是引导中国大陆社会顺利实现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向中华民族文明的全年升华的转型，目前，中国大陆社会正处于这种转向的最初期，如果从理论和实践的两个方面都能够明确而顺利的话，中国社会不仅能够成功地摆脱“经济中心”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和矛盾，并且为顺利走好21世纪百年发展之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邓小平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法，强力扭转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把中国历史的船头转向了经济发展的轨道上。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而且，经济建设要比任何政治运动深刻千百倍，并且，这是一条不能回头的社会运动之路。

处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的中国大陆，自1980年代算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已经行进了近40年。在改革开放进行了40年之后，中国面临着终结改革开放时期、开辟一种全面性、平衡性的社会文明升华的历史关头，这便是习近平一代领导人的历史任务，中华民族的社会文明需要综合性的、整体性的、平衡型的全面升华。而开辟这样的历史时代，是习近平的历史使命。面对21世纪中国，习近平只能是一往无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因此，习近平只有在真正认清毛泽东、邓小平两代领袖的根本缺陷的前提下，才能够为中国社会开辟出美好的未来。

21世纪中华民族只有实现文化形态的根本转型，才能够赢得21世纪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真正成功。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必须在文明价值体系的指导下进行，从而站在全人类的科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上，致力于创建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完整的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体系。崭新的知识体系的创建是中华民族走好21世纪百年乃至更长远未来的可靠法宝。

邓小平站在中国20世纪末页，是20世纪末页伟大的政治领袖，习近平身处中国21世纪初叶，前面是21世纪百年的历史。习近平欲要成为21世纪初中华民族伟大的政治领袖，就必须要像孙中山先生哪样，为中华民族设计和创建一种最适合文明进步的制度体系。由此，习近平才能够奠定自己在全部中国历史上的崇高的地位，并且成为中华民族一个崭新文明体系的开创者。

                                                                               徐国进

                                                                        2017年8月29日

论中国20世纪的孙中山、邓小平与21世纪的习近平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1916年9月）

我们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再等了——邓小平（1992年1月）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2012年11月）

在20世纪百年的中国历史中，孙中山和邓小平分别是屹立于世纪之初和世纪末的两位伟大政治领袖。

可以说，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孙中山和邓小平两位政治领袖的事业，仍然是中华民族的未竟事业，因此，习近平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必然是，必须继承、弘扬、光大孙中山和邓小平两位政治领袖的事业。

李鸿章这位清朝的杰出大臣，在1872年5月（同治11年）上书皇帝的——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即意识到古老的华夏民族的国家面临着一场——三千余年之大变局。20世纪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验证了李鸿章在1872年的预言。

一

中国20世纪的成因极其复杂。从历史的角度看，1840年以鸦片战争为标志造成的传统农业社会体系的整体崩溃是中国20世纪历史面貌的重要成因。从20世纪的构成来说，辛亥革命后政党政治的兴起与政党的军事化与国内战争、1949年后在名义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政治运动以及1980年开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这些共同构成20世纪百年中国历史面貌的主要内容。从时间上可以按如下的年代进行划分：1911—1949年的中华民国时期、1949—1976（1980）年的毛泽东时期、1980—200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些不同的历史时期，共同构成中国社会20世纪的历史内容。当然，这些不同的历史时期还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更加具体的阶段。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直接而深刻影响到20世纪中国命运的国际事件。在共产国际的参与与指导下，中国在1921年成立了共产党，这个政党在1949年后成为决定中国社会的现实面貌的决定性政治力量。至今中国大陆的执政党仍然是中国共产党。

孙中山是推动20世纪中国历史发生巨大进步的革命家和政治领袖，他为中华民族社会的民主事业奋斗了40年，而事实上，孙中山从来没有真正获得过对整个中国的实际统治权，1911年后的1912年元旦创建起来的“中华民国”后，孙中山于1925年春辞世，期间，中国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各地的军阀手中，孙中山一直为中国实现真正的共和国政体而奋斗，中华民国在孙中山辞世后的1928年以张作霖的易帜才在名义上实现了统一，其时台湾仍然属于日本的殖民地，在1945年二战结束才收归中华民国。同时，还发生了外蒙古的独立事件。

孙中山作为20世纪初的政治领袖，在理论上为中华民族贡献了“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结合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20世纪中华民族提供了民主、科学两大理念，在实践上通过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创建起中华民国，为中华民族奠定了实现共和国的坚实的历史基础。

可以说，孙中山首倡的“三民主义”仍然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必须继承和发扬的理念，“三民主义”虽然深刻打着20世纪初的时代烙印，但是，其中表达的许多思想都闪烁着人类文明的光辉。

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一位最伟大的社会制度设计者和规划者。他在《建国方略》中，从三个方面提出中国社会建设的规划方案：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其中社会建设即是孙中山在政治制度上对中国政体和国体的具体设计。

1895年孙中山因 广州起义流产而逃亡，他开始深入探究国外社会制度，提出“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由此，三民主义在孙中山头脑中始得成型，十年后的1905年春，孙中山由美赴欧，先后在巴黎、柏林宣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号召留学生加入革命组织，加入者共有七十多人。1906年12月2日在东京发表演讲《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标志着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成熟《建国方略》是孙中山于1917年至1919年期间所著的三本书——《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的合称。《孙文学说》（《知难行易的学说》），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实业计划》是孙中山提出的一副产业革新的蓝图，，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民权初步》又名《会议通则》是关于民主政体的具体设计方案。在20世纪初，孙中山在理论、制度、产业等层面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和步骤。

因此，孙中山是20世纪进行制度设计的第一人。历史上，自由明确的文字记载的周朝开始，中国的国家体制完全模仿家庭结构，国家即是家庭的扩大版，而儒家门徒在汉朝初期即按着周礼的架构设计了“家天下”的政体，秦汉王朝之后，中国的政体一直延续家天下的模式。直到1911年后，才拥有了孙中山这样的伟大的制度设计者。孙中山设计的政体和国体，是对于“家天下”的彻底超越，也是中华民族实现政治文明的前提条件。

孙中山是一个为着美好的社会理想而不懈奋斗的革命家和政治领袖，只要理念和政治目标一致，他不在乎权力掌握在哪个人的手中。可以说，孙中山从来没有能够真正掌握中国的实际权力，他的“大总统”职位只是名义上的称号。孙中山在1925年辞世，其实中华民国仅仅走过13个年头，中国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各地的军阀手中，中华民国在1928年以东北张作霖的易帜在名义上实现了统一。然而，1931年日本开始了首先对中国东北的占领。积贫积弱的中国被迫开始对日本的长期抗战。直到1945年8月随着二战的结束而结束。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华民国立即于1946年制定《宪法》。1946年宪法以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五权分立的设计而制定，这是20世纪中国最好的一部宪法，至今仍然在台湾沿用。

孙中山开辟了中国政党政治的先河，但是，在整个20世纪里，中国的政党制度发展却走上了军事化的生存之路，也就是说，由于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家天下”政体，整个社会从来没有确立公平的选举活动和良好的法治传统，政党成立后为了存在和赢得政权，都采取了组织属于自己政党的武装队伍的方式。可以说，20世纪中国政党发展的军事化以及专政化，是20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最大的失败。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以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在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即《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制定了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各党派平等的问题上达成共识。然而，《双十协定》公布后的1946年年初，国共两党便展开了中国有史记载以来的最大规模的内战。直到1949耐你9月，中共在大陆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退守台湾。中国仍然属于分裂的国家，海峡两岸属于20世纪中叶内战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至今难以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解决的方案。

二、

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内的一些进步的思想家便开始认真的学习欧洲国家。这样的思想建立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前提下。自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至洋务派“师夷长技以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及至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再到孙中山、黄兴等民主主义革命家,包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陈陈独秀、李大钊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直到20世纪末的改革开放时期，完全可以说，中国的官方和民间精英分子学习西方的社会心理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直贯穿着整个20世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来后，毛泽东一代中共领导人仍然把“超英赶美”作为一种国家目标。不过，毛泽东的“超英赶美”完全是盲目的，他对于西方社会产业革命的精髓更是不得要领，甚至于完全无知。毛泽东运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的方式，不仅彻底阻断了20世纪上半页辛亥革命取得的民主成果，而且把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也连根拔起，毛泽东时代是20世纪中华民族在社会发展道路上走的最大弯路。

1957年毛泽东年在回应 赫鲁晓夫的苏联要15年赶超美国说法，提出要让中国主要工业品在15年内赶超英国。在1958年又提出了“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甚至更为大胆的“二三年”赶超英国等说法。在经历了“大跃进”的严重失败后，毛泽东在 1962年七千人大会讲话中把超英赶美的时间放宽到了一百多年。之后的1966年，中国大陆再一次遭受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革”十年浩劫。

1981年中国大陆社会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最初期，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指出——（２２）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早在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文革期间，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为了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一定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现在，我们面临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又有许多新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把它学会，特别是要学会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学会科学的经济管理方法”。

     毛泽东时代以1976年10月粉粹“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中国人民又通过两三年痛苦的思考和探索，一场比任何政治运动都深刻千百倍的解决改革和对外开放时期开始了。邓小平被认定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是20世纪末页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开辟者，可以说，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说，邓小平坚定的继承和执行了孙中山在20世纪初便提出的经济建设战略与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方针。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方略极大地激发出整个中国社会的致富热情，把几千年来中国人追求丰衣足食的致富热情迅速激发出来。一个问题是：整个社会追求物质生活富裕的愿望在短时间内被焕发出来后，“一切向前看”的口号即被转化成为“一切向钱看”。在生产领域里的“假冒伪劣”商品，“三鹿”毒奶粉事件发生于2008年，而然起潜伏期已达至少5年之久。

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坐标中，改革开放时期是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个历史阶段。这个时期既是全部中国历史积累以及社会停滞不前的结果，也是以20世纪百年未直接背景的大发展时代，更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实践完全失败后的探索。

即使从最宏观的历史角度看，改革开放时期也可以充当全部中国历史的一道明确的分水岭。

可以肯定，在这之前与之后的中国，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和不同。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发展是全部中国历史停滞不前积累的结果，尤其是20世纪前80年的暴力革命、军事战争和政治运动积累的结果。改革开放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商业文明的兴起与普遍意义上的发育，一方面，是中华民族基层民众强烈追求丰衣足食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政策的结果。从外部国际环境来说，是对于世界上一切先进的商品和劳务兼收并蓄的接纳和拿来的结果。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城市规模呈现急剧的扩大的态势。中国的城市建设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才开始注重建筑的质量和品位。20世纪上半页的中国城市，在许多方面都带有殖民地的明显的色彩，东南沿海的城市如此，东北地区的城市也是如此。在传统意义上，中国没有现代定义中的城市概念，只有“城”的概念，而“城”主要是根据政治统治的需要和军事上的需要而修建起来的，结构包括城门、城墙、护城河等等，生活在城中的人们，主要是官吏、士兵，商业是城的辅助的部门。可以说，改革开放时期赋予城市发展权新的定义和价值，把城市的各种经济功能全部发挥了出来，同时在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也逐步显现重要的作用。

中国大陆社会在改革开放时期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中共15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的伟大意义，在于他是一位以无比坚定的历史责任推动中国人向贫穷宣战的政治领袖。邓小平首先一位伟大的社会实践家，事实上，他在思想上超越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界限。他在1987年2月6日讲道——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1992年早春，邓小平做了一次南巡，南巡期间的谈话更加明确地表达了他的一些理论观点，包括：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注意培养人，按照“四化”标准选拔人才进入领导层。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在198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基础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之后，中国共产党亟需崭新的理论形态。在21世纪初，中国在政治上一个十分迫切的具体任务，是设计一种适应于21世纪全球化局面的制度体系，从而为中国社会的万世太平奠基。事实上，在人类进入21世纪后，欧洲的宪政民主政体本身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体制也走到了一个需要再造的历史关头。2016年美国大选中川普的获胜，一方面固然表现了美国政体的强大活力和生机；另一方面同样也表现了美国政体在解决许多现实的社会问题时的不合时宜。事实上，世界各国的社会都面临着明显而巨大的问题，这说明全人类的政治制度需要重新设计与更新。

邓小平屹立在20世纪中国历史的末页，改革开放时期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现在，在21世纪第2个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刻，应该说，中国大陆社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必须走出“经济中心”的增长模式和政策思路，从而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时期犹如一道飞架在中国20世纪与21世纪之间的绚丽的彩虹，更像一条贯通中国20世纪与21世纪之间的桥梁。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历史第充当着中华民族创造崭新社会文明形态的一个恢弘的序幕。

三、

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的1912年，距习近平在2012年接任中国大陆最高领导人整整相隔100年时间。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时，从国际形势而言，工业革命的重心已经由英国转移到美国，美国经济处于一种蓬勃增长的局面下，然而社会却存在着许多腐败的现象，美国的企业家首先发起并且联合政治家，发起了20世纪初美国的进步运动。对于美国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力。

习近平站在21世纪之初的中国，眼下，中国正处于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向社会文明全面升华的最初的、关键性的转折点上，可以说，对于21世纪百年中国，习近平的工作是为21世纪崭新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的奠基时期。

应该说，习近平在政治上的一个极其艰难困苦的工作，是为中国设计并且奠定一种能够保证社会的万世太平的政体与国体。习近平面对这整个20世纪百年中国社会运动的成就与痼疾，同时，也背负着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来的沉重包袱。

孙中山在1917—1920年三年间，借辛亥革命后的三年时间，写出了著名的《建国方略》，距此，《建国方略》的写作时间已经整整过去100年。现在，中华民族的政治领袖是习近平，因此，习近平更需要面向21世纪百年未来，科学阐述中国社会在21世纪百年的发展规律，并且正确制定出系统的推动和引导社会文明进步的方法。

在21世纪初，习近平必须继承20世纪孙中山与邓小平两位政治伟人的全部落实遗产，为中华民族的百年未来以及更加长远的未来开创出万世太平的政治体制，树立其天下文明的价值理念，在此基础上打造出赋予创新活力的产业分工形态。

21世纪是全球化的纵深发展的世纪，首先发端于美国的电子科技成果，为人类开辟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局面，同时开创了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整体交融的全球化的局面。自1980年以来，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正迎合了国际上的全球化潮流。在21世纪，中国需要充当世界经济的最重要的促进力量，同时把信息经济形态引向成熟的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会成为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会在文化上、政治上充当全球文明的最核心型的引领国家。

在21世纪初，习近平必须继承孙中山和邓小平，前者为中华民族终结了绵延2100多年的家族皇权专制政体，而后者为中华民族开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其实，孙中山在20世纪初书写的《建国方略》中，就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辛亥革命后的实际社会状况，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没有获得落实和执行的政治环境。应该说，孙中山的经济战略和对外开放思想，直到邓小平时代才得到了真正的贯彻执行。 

   四、

21世纪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背景即是20世纪的全部历史遗产。也就是说，20世纪中国历史是21世纪中国发展的社会基础。

站在21世纪初，习近平面临的历史使命与孙中山有着极其相似的成分。习近平历史地站在了孙中山与邓小平的肩膀上，必须从孙中山和邓小平这两位历史巨人的身上吸收营养，从而为开辟中华民族社会找到并且确立万世太平的根基，中华民族文明数千年来生生不息、艰难前行。习近平更需要“筚路蓝缕”精神开创21世纪中华民族文明全面升华的崭新时代。

在21世纪之初，习近平需要继承和超越孙中山与邓小平两位20世纪伟人的全部政治遗产，并且在两者的基础上面向21世纪在中国的未来，提出崭新的思想理论，并且制定出符合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政策方针，由此，才能够为中国在21世纪百年的良性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并且能够为中华民族的万世太平创造充分的条件。

在21世纪，如果我们仍然把中国与西方进行必要的社会学角度的比较的话，可是说，在许多的社会领域中国已经实现了对西方国家的超越，但是，整体上说，中国还属于在生产力的一切方面以及科学、技术、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落后性，不过，经过198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实现自身社会的全面文明升华的前提。

在21世纪，影响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因素是：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上二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的重建、国内重新调整1980年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思路和经济增长模式。

21世纪中国社会的三条主线包括：在文化上的树立以文明概念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在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在经济上坚定的以科技发明产业化为主轴。

21世纪注定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再造世纪，因此，习近平一代领导人注定要勇敢而自觉地承担其中华民族的社会文明再造的历史使命。

从孙中山到邓小平，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百年进程，走出了一条哲学上所揭示的“否定之否定”的曲折的历史线路，在20世纪百年里，中华民族未来探寻人间正道，付出了不可言喻的巨大代价，在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致力于抚平20世纪的百年伤痛，关键是要面对实现做出正确的选择，由此才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是站在21世纪初中华民族新一代的政治领袖，他的身后是从孙中山到邓小平遗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历史财富，包括精神上和物质上两个方面，而在他的面前，则是21世纪中华民族发展的长远未来，在习近平的肩头，担负着全体中国社会成员的重托，而最重要的是必须对于眼下的许许多多社会问题和矛盾进行有效的化解、处理和矫正，中国大陆社会处在一个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向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的转折点上，历史第说，这个转折比之1976年毛泽东死后中国社会由“政治挂帅”向“经济中心”的转型任务更加艰难、意义更加伟大、影响更加深远、前途更加远大。

从20世纪与21世纪中国历史的联系角度衡量，站在21世纪初的习近平，犹如身处20世纪初的孙中山那样。20世纪百年的中国历史，是由孙中山一代政治领袖奋斗、牺牲开创出来的，孙中山是屹立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一座高峰和伟大的政治丰碑，21世纪百年的中国历史画卷，正在中国人民眼前展开，而谱写这幅画卷的政治领袖社会习近平，习近平必将是屹立在21世纪初中国历史中的一座崭新的政治高峰。

在21世纪，孙中山和邓小平两位政治伟人的历史光芒，会不断地激发出中华民族创造崭新的社会文明形态的意志，并且激发中华民族建设美好社会生活的智慧。21世纪中国需要孙中山和邓小平这样的政治领袖，确立我们时代生活的主题、制定可行的发展方略、明确社会运动的正确方向，为中国大陆开辟出一种崭新的历史发展时代。

习近平一代领导人，犹如20世纪初的孙中山哪样，因此，在习近平的肩头，承载着21世纪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重担。习近平时代注定是中华民族21世纪崭新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奠基时期，习近平需要继承孙中山和邓小平两位先贤的政治智慧，有效化解当前中国大陆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由此为中国前行确立正确的方向。

习近平时代是为中华文明走到世界最前列的奠基性时代。中华民族属于地球东方的黄色人种，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共有四种不同的肤色：白种人、黄种人、黑人以及少数的红种人。前三种肤色占世界人口总数的绝大多数。中国修好自身社会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产业体系，这是中国超越西方、实现黄种人社会在文明程度上领先于超越白种人社会的基础条件。

在21世纪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必须要把20世纪伟大的孙中山和邓小平联结起来，把孙中山和邓小平两位政治伟人的历史遗产继承下来并且发扬光大。由此，中华民族才能够较为顺利地化解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才会拥有一个无比美好的未来。

五、

历史地看，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中，从来没有一种完美的制度，并且依靠这种制度达到人类的所有目的。当然，自从人类使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社会生活后，人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都曾经阐述和表达过对美好社会的种种理想，中国才姬昌早在3000多年的《易》中就表达了“天下文明”的价值，到西汉初年的《礼记》中则有了“天下为公”和“天下大同”的明确愿望，在西方，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乌托邦》，再到共产主义，同样是人类的思想家对于美好社会理想的明确表达。

     21世纪初的国际社会现状表明，在18世纪下半叶人类开始工业革命以来，全人类社会的政治机制需要再造，一方面，超越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制度范式；另一方面，为人类开创崭新的文明体系。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21世纪的发展竞争，已经不简单的属于国家范畴的竞争，而是不同种族之间的文明竞争。历史上，白种人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始终处于领先的程度，中华民族固然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但是比之白种人，从有文字记载以来都是落后的。

全部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文明必须通过一代又一代人持续的劳动、发明、创造才能够获得进步与发展。人类的幸福生活只能通过文明的言行换取。而人类文明本身则要依靠对于自然界运动规律的认识以及对社会本身运动规律的正确把握。

21世纪中华民族社会，必须确立以文明为核心概念的价值体系，以科技发明产业化的方式不断提升整个社会的产业创造能力，在政治制度方面，设计以公平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在经济上，中国必须要走以科技发明为先导的产业分工负责之路，在政治上创建以公平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在文化上为社会树立其以文明概念为中心的价值体系。

21世纪必将是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转折性世纪，这是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个枢纽型世纪。21世纪必须成为中华民族的好运的起点，而赢得中华民族社会发展的好运，只有通过正确的智慧来实现。美好未来决不会在等待中到来，也不会在盲目的梦想中实现。

一个能够创造出有益于全人类文明成果的民族，才有资格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历史地充当着中华民族创造崭新社会文明的一个短短的序幕，21世纪百年注定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正剧。但愿21世纪是史诗般的世纪。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与进步都是不断选择文明、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华民族已经有了20世纪百年孙中山和邓小平两个激情奋发的进步时代，21世纪中华民族必将通过几代人的劳动、创造和发明，从而把我们的社会建设的美好和幸福。

                                                                          徐国进

                                                                     2017年9月19日

习近平须从孙中山邓小平的历史遗产中吸取政治智慧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1916年9月）

我们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再等了——邓小平（1992年1月）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2012年11月）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在社会建设策略和方法上的探索性世纪。在百年的探索过程中，中华民族付出了无法用任何数据统计的、不可言喻的代价。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开辟的共和国的趋势，不管孙中山是否掌握过中国的真实的最高权力，这种政治潮流正是全民族的政治追求，是任何人也不会根本阻止的趋势。虽然在短时间内会出现许多反复、反动，遭遇许多坎坷、挫折，但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潮流不会改变。中华民国建立起来后，孙中山把权力移交给袁世凯，1916年发生袁世凯称帝的反复，其结果是，不管袁世凯在推翻满清王朝的过程中做过多大的贡献，中华民族都不会允许袁世凯复辟帝制。

20世纪初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标志的民国时期和1980年为起点的改革开放时期，是20世纪中国两个界限分明的社会进步时期。前者自1912—1949年，后者自1980年至今。前者是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以来一场最为伟大的政治文明进步，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皇权统治，从而推动中国政治体制实现了由“家天下”向“党天下”的巨大转型。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政党组织纷纷成立，据说当时中国境内大致有300个左右的政党。20世纪是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终结“家天下”的政体和国体，并且从理论和实践的两个方面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的世纪。中国政治由“家天下”向“党天下”的转型是极其不顺利的，甚至是残酷的和血腥的。辛亥革命后，中国事实上陷入了军阀混战的状态，孙中山在段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掌握中国的实际权力，而且他在辛亥革命爆发13年后的1925年即辞世。然而，孙中山却是中国20世纪初叶的一座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丰碑，同时也是一座至今尚未逾越的崇高山峰。

因此，辛亥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经历的两场巨大的社会进步，前者实现了中国政治由“家天下”向“党天下”的转型；后者把中国历史的方向引上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之路，这是一条比任何政治运动都深刻的社会变革之路。

通过20世纪百年的探索、挫折、成功与失败等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社会建设与文明进步的方略上，必须要有一场实质性的思想升华和方略的改变。中国绝不能再犯20世纪那般的许多错误，再次经历20世纪类似的失败，再次发生20世纪那样的人道灾难。

人类生活永恒的主题与方向是文明，当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于文明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知。对于人类而言，幸福和获得幸福是一切社会行为的根本目的，而只有文明的方法才能够达成幸福的目的。一切偏离文明的言行都会或多或少损伤幸福。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以来，全部由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内容，存在着许许多多、数不胜数的不文明、反文明的事实，而且，许多的不文明、反文明的事实依然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对于这些不文明、反文明的现象，有些甚至还会被许多人当成正常的现象来解释，甚至坚持。人类历史不是单纯的一部文明史，但是，实现文明、走向文明却是人类社会的不可阻挡的力量和潮流，而且如何因素也不可能长久地阻止文明进步的步伐。

文明、真理、幸福、大同——这些概念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闪烁着人性光辉、代表着人类生活的崇高智慧的概念。这些概念理当作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概念，并且由此为基础创建多元化的价值体系、科学体系和文化体系，

全球化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最活跃的催化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不会熄灭的熊熊火炬。

人类的政治活动应该也必须成为社会实现文明和走向文明的活动，在社会中，政治权力也理当充当人类实现文明、赢得文明和走向文明的核心的引导、支持、领航般的力量。政治包括政治理念、体制框架、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等许多重要的侧面。在中国历史上，从政治制度方面来考察，在由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在政治制度上的模式大致经历了如下两个主要的模式：家族为核心的皇权模式、一个政党为核心的政党专政模式。前者我们叫做——家天下，后者则被称为——党天下。

文明价值会引导出一种公平制度、公平制度的运用能够打造出一个良好国家、良好的国家才能够引领出一个美好的社会、而一个美好的社会才会成就一个伟大的民族。——人类政治的逻辑就是这样的逻辑。

习近平个人的胸怀、勇气与智慧，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现实和未来。当然，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未来决不是由习近平个人的品德所决定的。最关键的因素是执政党的政策、方针、路线的正确。在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加之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奋斗，才能够打造出中国社会的美好现实，中华民族才能够拥有一个可以期待的美好未来。    

孙中山与邓小平分别是开辟20世纪中国社会两个进步时代的两位伟大的政治领袖。

孙中山和邓小平属于深通社会运动方向的建设者，他们分别站在20世纪初和世纪末的两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处，以自己的政治智慧推动中国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和进步。

在中国经历了20世纪百年的暴力革命、内部战争、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的事变和时期后，习近平需要致力于为中华民族树立起以文明委核心概念的价值体系，并且引导中国大陆社会平顺地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从而开辟出21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崭新的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的历史时代。这才是习近平一代领导人最重要的历史使命，也是习近平肩负的当仁不让的时代责任。

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继承孙中山、邓小平两位伟人的历史遗产，由此才能够注入社会进步的动力。习近平必须从孙中山、邓小平的历史遗产中吸取政治智慧，从此深刻认识和掌握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且提出和制定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对策和政策。一方面21世纪中华民族的社会政治，必将经历一场从“党天下”向“民天下”的伟大飞跃；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最重要前提是创建完善的知识体系，从而引领中共社会走上以科技创新为支柱的发展之路。

21世纪注定是中华民族实现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的世纪，在人类现有的社会文明基础上，中华民族必须面向全人类做出属于本民族的杰出贡献。站在21世纪之初，面对整个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懂得做什么？怎么做？习近平一代领导人必须致力于开辟出中华民族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的局面。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不是某个具体的社会侧面作为重心，也不是把社会的某个具体的领域当成最重要的工具，而是着眼于社会的整体性、综合性、平衡性的进步，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为着社会文明的实现而共同努力。

习近平站在21世纪初，此刻，中国社会处于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向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的转折点上，而推动和引领这样的转折，从而开辟21世纪中华民族社会的全面文明升华的崭新时代——这是习近平的历史使命，也最为考研习近平的政治智慧。

                                                                            徐国进

                                              2017年9月21日

 千古邓小平 中华向文明

20世纪百年，中华民族饱受摧残，中国社会灾难深重。20世纪中国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四个不同的阶段：1、1900—1928年军阀混战、1928—1949年民国统一、1949—1976年共产革命、1978—2000年改革开放。从政治角度上，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可以说，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的今天，中国人仍然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中。

邓小平是一位屹立在20世纪百年历史最末端的政治伟人。1976年10月粉粹“四人帮”宣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结束，也同时昭示着中国一个大时代的开始。然而，在1976年，整个中国在备受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折磨之后处于无比的彷徨和迷茫状态中。1977年4月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再次复出工作，他主动承担起管理教育、科技工作的领导职务，1977年8月4—8日， 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决定立即恢复高考。其时，中国的高等学校已经停止长达10年的正常招生，师资队伍遭到严重的破坏而七零八落。恢复高考不仅成为一项激励年轻人发奋学习的政策，而且为之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建设提供了百千万优秀的人才。同时，邓小平也把科技工作的重要性和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为中国迎来了一个崭新的科学的春天。

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11届3中全会上，邓小平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其时，他已经是一位年满73岁的老人，而他正是在自己的晚年岁月里，毕其全部心智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从而使得改革开放时期成为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历史中社会发展最迅速、进步最辉煌的历史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成就了邓小平晚年岁月的崇高和伟大，也使得邓小平在人生的晚年散发出一位政治领袖的无限光辉。

1977—1997年，邓小平在他的20年的光辉灿烂的晚年岁月里，以崇高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向前，并且把中华民族整体上引向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之路。这条路是比任何政治运动都深刻千百倍的社会发展之路，而且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

中共11届3中全会提出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可以视为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个政治上的起点。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从1978年到1982年这个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为之后一系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依据。1981年6月27日中共11届6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史决议》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并且，在这份《历史决议》的指导下，进行了一场“彻底否定文革”的政治教育宣传活动。

     在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初春，邓小平视察了南方多地，并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谈话。邓小平的南巡谈话犹如一剂强心针，为中国90年代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注入了思想动力。他指出：“要看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此，三个“有利于”成为党政工作的根本标准。邓小平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据说，邓小平讲到“不要搞政治运动”这句话，然而，当时媒体并没有把这句话披露出来。

1992年2月的南巡谈话，标志着邓小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高度，证明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在思想上已经超越了传统上有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私有制和公有制、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左和右等相互对立的观念。

1997年9月中共15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接称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是与中华民族的改革开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政治领袖，邓小平自觉地致力于向社会贫穷宣战，并且最清晰地认识到只有房子经济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事实上，邓小平的理论思维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私有制、左派和右派、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总之，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需要在一种“不争论”的状态下进行一场巨大的发展。没有发展便没有一切。

改革开放时期是全部中国历史中一个最重要的枢纽型时期，通过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性质与历史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远远超过过去3000多年全部社会财富的总和。40年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社会崭新文明的一个开创型时期，也是中华民族走向盛世的开端。21世纪中国的命运正是站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基础上展开的一幅画卷。

    人类社会的前进，需要历史巨人的擘划、指导和统领。在2017年，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向一个新时代。中国历史把超越邓小平的使命交于了习近平一代政治领袖，习近平一代领导人面临着一场比1976年中国实现由“政治挂帅”向“经济中心”的转型关头更加艰巨的责任，事实上，在目前的关头，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中国需要在政策上根本转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从而把中国社会引向一种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的崭新时代。因此，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是我们时代的最典型的特征。在中国经历了1949年以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两个时期之后，中国社会应该也必须走向一种协调性、综合性、整体性的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时代。在社会意识上以文明价值为核心、同时设计与确立公平的制度体系、创建富于活力的完整的产业体系。

     习近平注定是21世纪中国最富于历史影响力的政治领袖。在习近平的肩头，担负着开辟中国社会崭新发展时代的重要任务，而终结改革开放时期，开辟社会文明全面升华的新时代，是习近平的使命。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必将成就习近平的伟大。习近平理当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事业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并且，站在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社会成果的基础上，为中国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

身处21世纪初的中国人，注定是为中华民族崭新的文明形态奠基的一代人。中国的建设没有一个固定的样板，中国的面前没有一道已经画好的航线。但是，中华民族应该具有勇往无前的追求真理的精神，为着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以及子孙后代的美好生活，坚定不移的采用一切符合文明标准的实践，从而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邓小平犹如矗立在20世纪末页的一座崇高的山峰。中华民族需要奋勇向前并且超越这座崇高的山峰，从而走上21世纪中华民族文明升华的坦途。

于今，邓小平逝世已经21年，中国在邓小平辞世后的21年里，仍然延续着改革开放的恢弘事业，然而社会生活又发生了显而易见的一系列变化。2018年中国正处在一个将会深刻影响到21世纪未来社会命运的转折点上，这场转折要比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中国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转型更加艰苦卓绝和意义伟大。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是产业技术的升级与产业结构的不断完善，同时，中华民族更需从根本上转变民族文化的基因，使之更加适应科学与民主的趋势。

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事业，站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以全部的改革开放时期为了背景。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事业是人类最为波澜壮阔和引人入胜的伟大事业。因此中华民族必须在自强不息精神的鼓舞下，沿着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道路走下去，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增长模式，走向崭新而崇高的文明境界。改革开放时期犹如一道宏伟的桥梁，飞跨在中华民族20世纪与21世纪之间，而邓小平则是这条桥梁的主要的铺设者。他的伟大在于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让整个中华民族认识到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才是改变社会的真正动力。在邓小平之后，中华民族的社会面貌完全焕然一新了。

当下，中国必须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增长模式，从而走出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走向一个社会文明全面升华的崭新的历史时代。

超越邓小平、中华向文明！

                                                                                 徐国进

                                                                           2018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