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进论马克思主义》

目录

1、经典马克思主义

2、中华民族迫切需要确立文明的历史观
    ——兼谈文明史观的含义、内容以及应用

3、儒学、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4、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局限及其与中国的联系

5、马克思主义能否继续充当“中国芯”？

6、21世纪中国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

7、习近平时代与马克思主义

经典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欧洲。这种理论的产生背景是欧洲（以英国为代表）资本主义社会发育阶段中阶级分化最剧烈的时期。因此，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是影响到马克思本人世界观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在她确立后，经过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者的实践，特别是通过1919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直接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的人类生活，从而把世界历史的格局改变成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在21世纪初，虽然人类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但是，无论是现在还是在今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她还会依然如故地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或者激发人们的理论热情，并始终成为每个不同社会形态下人们所普遍关注的一个意识形态对象。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产生150多年以后的今天还会有这样大的魅力呢？因为马克思说明了在他以前和他所处时代的社会运动规律，从而在思维方法方面为以后的人们认识自己的时代生活提供了一把永不生锈的钥匙。固然马克思身后一百多年的世界状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是，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要对身边的现实，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进程，要取得一种准确的认识，还必须向马克思求教，以获得观察当代事务的基本方法和能力。因为马克思按着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创造了我们的精神世界，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生活形态。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于20世纪中华民族现实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影响力，已经成为了中西方历史交合地的一种非常奇特的文化奇观。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始终包含着一个同社会先进的物质生产力结合在一起的能动的历史主体，在马克思本人所处的时代，这个主体当仁不让地就是工人阶级。在历史上，工业作为一种产业力量，大规模地取代农业的地位，成为影响和决定人们生活的最普遍的力量。工业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而工人阶级则是伴随着大工业的出现而出现的。同时，也是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不断获取自身的利益和改善生活的状况。在世界范围内，从生产力先进国家的经验来判断，工业占产业的主导地位从18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其核心地位大致持续了190年时间，现在，经过20世纪50—60年代的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活已经走出传统工业经济的历史范畴，但是，对于人类历史的理解和说明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因此，要研究社会现实生活，则依然需要这种理论的指导。在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中，工人阶级自然地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社会主体，各个阶级间社会地位高低、在产业关系中的人数改变以及经济作用的提升或者降低受到了来自社会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医疗卫生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以判断，在历史运动的每个不同的阶段上，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也是一种变量。但是，必须明确的一点是，这个变量肯定是和先进的物质生产力结合在一起的部分。
    自18世纪60年代算起，到马克思主义产生的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经历了大致一百年的时间。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19世纪40年代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最全面、最彻底、最科学的理论觉醒。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以及她对于后来的20世纪人类历史的巨大影响力，才能够帮助我们得出正确的结论。   

当然这一切并不单纯因为马克思个人的伟大，而是因为成就他个人伟大的那些事业本身，这个事业是如此深远地影响到人类历史的进程，以及如此深刻地用这种理论变革了人类历史。马克思创立了认识世界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为每个人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开辟一个途径，而且，这种方法是不能回避的。对于中国来说，必须选择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怀疑和犹豫的余地。既然如此，就需要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详加说明，既不能采取空洞地说教，更不能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就忘言她的过时。    马克思首创的社会分析方法即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在马克思本人具体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就充分显现出来了，并且随着他身后每一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它都无不显现出自身的独立性质。对于探索社会生活的内在实质和根本动力起着世界观方面的指导作用。运用马克思的思维方法产生出来的理论不仅能够揭示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而且能够成为我们实践赖以遵循的原则，这是马克思的方法对理论本身的要求。   

 然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不仅仅作为认识方法上的一个至高点，同时在它的内容之中包含有一个创造着历史能动的主体，正是这个社会主体所发挥出来的真实的历史作用，才使马克思主义贯穿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去。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个主体理所当然是工人阶级。既使在我们的时代，在中国目前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工人作为一支基本的劳动力量依然承担着最主要的创造历史的任务。固然，工人阶级自身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曾经讨论过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问题，我认为，如果需要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确立一个出发点的话，那么，这个出发点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马克思本人就是为了世界工人阶级的解放奋斗了一生。   

至于马克思本人，还必须把他放置于他所处的全部真实的历史联系之中。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无法用一个简单的定义来表示，我们所需要的首先要站在时代生活的最前沿的一个至高点上，对大海的全貌有一个整体的轮廓。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在对于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事务的认识方面达到真理的彼岸，并且获得社会实践上的成功。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不需要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说，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存在于马克思学说的整个体系中，任何机械的和先验的定义都有可能导致错误。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科学，自身存在着思想前提和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就前一方面来说，我认为不能就马克思主义本身去认识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必须研究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前提和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具有如下共同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对待客观事物的辨证态度，辩证法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从一个神秘的字眼变为一个可以应用的科学方法。这是由马克思的理论性质决定的，辩证法把任何事物都看成是一个运动的过程，在事物自身运动中寻找事物内部的矛盾属性。它认为事物内在的本质是能动的和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和停滞的。因此，它为研究对象提供了最一般意义上的规定性。   

这样，在马克思视野之内的人类历史的本来面貌就揭开了它云覃雾绕的面纱。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基本因素—— 唯物史观。用唯物主义确定人类历史，本身就提供了人类历史的一种崭新形象，这个形象是真实的和不容置疑的。唯物史观所强调的是人们在自身物质基础之上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活动在历史中处于中心作用，它是对于其它的社会活动的支配力量，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在生产活动的各个不同物质基础上的阶级关系，处于相互矛盾和斗争的关系之中，从而推动人类历史的进化。人类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因此，唯物史观对每个具体历史阶级的正确分析就是对唯物史观的理论上的发展。唯物史观是对全部人类历史的一般意义上的规定，但是，如果唯物史观在这里止步，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就不会对人类历史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马克思完成了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进程，把这种研究人类历史的方法运用到对具体的、现实的资本义社会形态的研究中去，从而得出关于资本义社会的总体看法和证明了资本义社会的运动规律。这样，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从现实的和理论的两个方面对唯物史观提供了最完整、最系统、最科学的证明，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三个本质标记。从方法论的角度实现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全过程，这一过程的理论基础是坚不可摧的。因此，就连马克思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理论体系的坚不可摧的逻辑性。   

 最后，从一切对现实生活研究的结论中得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的预言。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了实践的力量和素质，共产主义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结果的基本判断，社会理论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分析结果，它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最明显的行动性和革命性。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构成异常庞大。如果中国人掌握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质，那么，对于解决困惑我们自身的理论和现实的问题来说，就是把握了一把万用万灵的钥匙，但是，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廉价的，要学习她、掌握她并且运用她则需要为之献出毕业精力。一般来说，在这里我所提到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之根，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之源。所以，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不遗余力的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去。 

（一）唯物辩证法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首先从表象出发开始对认识客观事物，这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语言上面。每个人的语言都最直接地提供出这个人的思想面貌及世界观。然而，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的存在，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定性，我们就必须深入地探讨事物的内在和外在的全部联系，事物的联系是真实的存在，这种联系本身是一条看不见的线，它处于事物存在的不同状态中。唯物辩证法就是最符合事物本来面貌的哲学意识和思维方法，因此，不是客观事物适应于辩证法，而是恰恰相反。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就是如此，它把自己自觉地建立在一种科学思维方法的基础上，并且使这种哲学贯穿于它的全部著作之中。做到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著作家来说都是十分困难的，它需要的不仅是为了科学的无畏的献身精神，更重要的，需要对客观存在事物的全部内在联系有一个最清醒的认识。因此，从唯物辩证法入手开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重要理由之一，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全部著作都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而且是产生马克思的一切思想的最重要的契机。的确，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懂得她的唯物辩证法，而现在，对于辩证法问题的研究，整个方面都存在着庸俗化的倾向。   

（二）唯物辩证法体现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单一的和确定的含义。因此，在这里，需要的是对辩证法采用循序渐进的步骤，最后才能确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以及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是怎样运用的。   

（三）“辩证法”这个词溯源于希腊文中，是表示对话的一个术语，指相互交换意见、反复不断追问、直到把概念弄明白为止。在各种不同类型的辩证法的核心中，我们都发现继承了那种不断询问，与对立的知识材料积极交锋的内容，柏拉图以苏格拉底这位古典哲学中辩证方法的伟大倡导者的人称和口吻对这一点作了令人难忘的描绘。在哲学发展史中，辩证法在唯心主义意义上通过黑格尔达到了再也没有发展余地的高度。因此，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也就从此结束。   

辩证法同样需要自己的哲学基础和现实前提，也就是说，辩证法作为一种思维方法不能独立的存在和发挥作用，因为思维方法必须诉诸于一定的对象，不管这个对象是客观的还是被主观的确定的。就经典马克思主义而言，她在确立辨证思维方法的前提和基础之后，对参与社会实践的主体力量采取能动的和唯物的态度。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对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中得到最完整的体现。但是，如果不研究社会的生产和流通、分配和消费，经济就只是混纯一体，而对于生产过程的研究，如果不说明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等，生产就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通过马克思的揭示，辩证法依次寻找客观事物依存的条件和内容，使某项具体的社会活动处于相互联系的整体之中。   

但是，一切物质（包括自然界和社会事物）不仅是存在着，更重要的，它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存在着，我们将物质运动的观念运用到观察和说明一切事物的实质中去，就能够了解到客观事物内在变化的原因。这种观念为我们给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下定义提供了前提，也为说明辩证法究竟是什么提供了一个基础前提。正是在这里，即研究物质运动成为辩证法的出发点。同时，它也是辩证法的本质标记之一。黑格尔的辩证法把客观事物的运动观念化，认为运动就是客观精神的运动，而马克思则把这种颠倒了的关系颠倒过来，并它赋予理解客观事物的科学性质。   

既然一切存在着的事物都处于运动之中，那么，就有必要寻找事物运动的原因、条件和基础。这样，理解矛盾就成为理解辩证法的关键。它帮助我们认识自然界的变化和发展，也帮助我们认识社会存在的运动规律，也就是帮助我们认识历史，矛盾意味着在客观事物处在统一体中，同时存在着相互不相容的对立力量，这些不同成份的因素不断克服和不断保留，彼此在相互斗争中得到消长和更新。   

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里，矛盾的范畴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具备了矛盾的观念，就能够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事实上，就其产生并反映着这种制度的矛盾性而言，是有某种辩证逻辑的。但是，在运用辩证法的观念进行探讨时，我认为有必要提了出两点告诫：   

第一，社会内部存在的不和谐现象或冲突并不完全构成哲学意义上所理解的矛盾。矛盾是指那些对特定过程或客体有必要同时又起破坏性作用的对立面。因此，进行辨证研究的工作并不是要大肆宣扬矛盾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有，而是要在整个社会过程中存在具体矛盾趋势时去加以认定。总之，唯物辩证法开辟了一个看问题的视野，提供了一面观察社会的透视镜。不过，它并不需要预告在社会运动中要发生什么，如果这样，就是对于矛盾理解的庸俗化和对事物运动变化分析中先验论。   

第二， 第二个告诫是，唯物辩证法不是一种简单的、机械的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而是对客观事物构成一切内在联系进行动态的揭示和考察。辩证的研究方法并不致力于说明那些使矛盾趋势展现出来的实践的实际结果，但它能够使人们准确无误地在任何社会形势中认定矛盾的力量和相互间的真实联系，这样就为人们说明矛盾藉以对社会制度产生影响的一系列事件提供了前提。   

在说明了辩证法的基本概念之后，就到了对辩证法下一个大致的定义的时候。唯物辩证法对方法论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就是它在发现客观事物内在的和外在的相互联系问题上的做法，就在于它形成概念问题上的作法。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种方法的堪称最杰出的范例。在《资本论》形成之前的经济学手稿中，他写道：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存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人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了。”   

 对于马克思的思维方法来说，这样概括的论述已经是十分明确了，她从事物存在的表象追溯到表象的基础因素，随后再在内容非常充实的情况下对原有的材料进行一翻重新构造。然而，当我们的探求用以实现这种方法的作法（关于上升到抽象或返回到具体的每步骤的具体批示和细则、实施指南）时，困难又产生了。在这时我们发现在每一个阶段必须作出极其重要的决策、决定要探求哪些抽象的因素，把“决定性的”联系和表象性的联系区分开来，确定分析或重新的过程，判断最后结果的有用性如何。例如，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决定，人口最初应该分为两个社会阶级组成的，还是由二个或更多的社会阶级组成的？我们又根据什么标准来判断把劳动分解为几个要素，“规定”是准确的还是不准确的，是完整的还部分的？如果要捍卫辩证法的效果，驳倒来自于经验主义或其他论点的攻击，就不能通过这类问题。这类问题无论如何也难不到科学辩证法，因为，她天然的就是客观事物本身的反映和表现。而解决这样的困难问题的方法是辩证法法的逻辑和历史和统一的原则。这个原则作为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思维原则，寄托着解决上述提问的方法，同样也是解决一切思维自身问题的根本方法。   

 总之，唯物辩证法表现为探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的哲学思维方法，表现为获得正确认识的一种态度；它强调事物的普通联系和变化发展，把这种的观念作为认识一切客观事物的基本的观念；它把概念作为代表着客观事物的“许多规定的事实总体”而加以形成和研究，而不是进行纯经验的揭示或描绘。
    唯物辩证法不仅是人类哲学文化通向科学的最好途径，也是人类进行改变客观世界一系列实践的认识工具。   

（二）唯物史观   

经典马克思主义不仅代表着一种具有鲜明历史特色的哲学立场，而且是明白无误地为一个先进阶级的劳动解放服务的理论体系。但是，作为行动指南的科学理论，进行纯粹的哲学探讨从来不曾是她的一项中心任务。马克思主义者们从来都不仅把注意力集中于对人类社会历史运动规律的一般分析上面，而是把理论思维的重点放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重大的现实问题方面。所以，马克思本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分析才是成就经典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坚实的现实依据。   

所以，如果我们首先的直接从哲学探讨开始考察经典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运动公里的论述，那就是不懂得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创作过程和思维方法的表现。马克思的社会分析，力图透过制度的表面现象，指示其隐藏于这个制度背后的本质，但是，马克思并不是一开始就直截了当的对资本主义的社会隐而不露的本质进行分析，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规定一个明确的前提，这个前提是关于人类历史的一般结论。所以，单单具备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还不足以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身的科学分析，这里必须具备唯物史观的前提。因此，研究历史就成了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实现社会的入场通道，这不仅要回顾资本主义从以前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过程，而是要开辟一个视野，没有这种视野，我们便不能理解资本主义是什么。同样，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的一般结论和唯物辩证法完全一致。   

这种对人类历史一般规律的考察就是我们所说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在自己追忆的研究过程时，对此做了如下的描述：“我所得到的，并且已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级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确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法制约着整个社会和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把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同它的对立面即唯心主义历史观加以对比，我们可获得最为鲜明的印象，在黑格尔这样的伟大的唯心主义者的眼中，历史完全不同于马克思认为的那样。不是物质生活而是思想使历史具有意义，使历史能够为人们理解并且具有发展力量，具有“本质”。根据这样一种见解，是观念“创造”历史，决定历史的形态，而历史本身（也就是人类的记叙）必须被看作是通过事件得到实现的观念的体现。因此，马克思称黑格尔在历史观念上是用头立地，宣称要让黑格尔用脚来站立。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使历史具有意义的、可理解性的和本质性的原因是人民群众（被划分为不同阶级）与他们的物质环境打交道的实际活动，这首先就是必须不断重新创造用以延续他们自己生命的物质需要。从这种唯物主义的历史的物质环境之外。不管这些思想能够对物质环境产生多大的影响，有多么大的促进作用，但它们首先必须产生于物质环境之中，而且总的说来必须与物质环境相适应。   

 这就提出了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这种唯物主义对人类历史的说明既强调生产过程和现实的生产方式，那么它是不是把全部历史总结为经济决定论了呢？不是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 一切社会变化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求之于人们的头脑中，也不应该求之于人们对于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长的理解之中，而应该求之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过程之中；这些内在原因，不应求之于哲学，而应求之于该时代的经济。”   

 从这种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基础的进步被唯物史观确定为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但是，经济基础的进步也是一个各种历史因素间相互辩证作用的结果。既然如此，首先考察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来进行历史研究的中心范畴即生产方式这个概念，从而探求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能够取得很好效果。   

生产方式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首先被用来确立和明确区分种不同的社会形态、生活方式及分配形式，例如马克思曾谈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生产方式、封建制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等。在马克思那里，生产方式的唯一涵义就是用来作为区别各种不同的经济生活（而非政治生活或上层建筑）制度的历史划分标准。   

更为有意义的是这些生产方式的内部构造。一切生产方式，不管在其他方面存在多大程度和性质的不同，但都共同分为两个方面，它的内部划分的两个方面，其一是马克思称之为的生产力，用以指社会的物质再生产手段人口、技术、产品等，另一个是在生产活动的持续过程中同等重要的构成要素叫做生产关系。这是指支配生产力和分配产品的社会制度安排，这里是指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一切上层建筑的因素和各种统治的机构，这些因素是在各种生产方式中都能发现的社会阶级。它主要根据其成员对生产和分配过程的共同关系给这些阶级下定义（奴隶、地主、农民、资本家、工人等等）。这些阶级存在的特点是彼此之间具有不平等的地位而且通常是处于相互对抗性的关系。   

可见，无论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不是狭义的经济概念，而是用以进行社会分析的基本范畴，要对任何社会进行全面的分析，都离不开完整地揭示该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面貌。   

恩格斯在1890写的一封信，对马克思和他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作为阐明：“......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者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抽象、荒谬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权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权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时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倡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确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青年们有时过份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点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统统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解理论并且立即就能够应用它了。”   

 这说明，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任何机械主义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如果只是简单地把这一原理运用到说明一个具体的历史时代，那也必然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只有把唯物史观当成探讨人类历史的科学工具，才有可能得到各种现实的社会历史关系的正确知识。   

 唯物史观特别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对于历史进步的意义。这是从唯物史观的辨证因素中产生于生产方式的一种属性，这就是任何生产方式下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不平等关系促成的极端紧张的相互关系。从这种不平等的整个事实中产生出了历史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现行的财富和分配形式受到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人们的抵制和反抗，同时也受到那些作为剥削和压迫阶级的维护。斗争的结果，是一个阶级的失败和另一个阶级的胜利。然而，阶级斗争也只是社会形态内在运动规律支配下的表现方式，社会形态更迭的最终决定性因素是生产方式的推动。   

 阶级斗争的观点在唯物史观中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辨证法相联系。因为，它揭示了一切生产方式中的内在矛盾的一种形式，这个矛盾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生产力要求主要的社会进行协作，以便能够更新和维持物质存在，生产关系则反映出我们刚才提过的那样的阶级间的对抗。这样，就会再生产它自身，但只有在破坏本社会的经济结构的条件下才有够进行这种再生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却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写，不仅是说明了历史上一系列实质性的戏剧性的事件，而且也指示了一种辨证过程的渠道，使我们的历史观能有尖锐深刻的洞察力。   

 阶级斗争的内在本性是辩证法在考察历史时的主要理论见解。它使我们看出阶段斗争是根源于生产方式的结构属性，阶级斗争会出现在一切生产方式之中，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斗争是夺取某种阶级利益。   

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看法并不就是说阶级斗争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只在人类存在，斗争就将继续下去，相反，这种斗争最终将获得结束它本身所需的条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的研究，目的就在于建立起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社会统治，实现无产阶级的社会。在这里，已经结束了的但我们每个人依然记忆犹新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一句话的解释，片面理解唯物史观中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导致这场错误运动的主要的理论根源。   

 阶级斗争的主题之所以有力，是因为使人们注意到历史的积极参与者本身可能并不十分了解的一种社会活动和意识形态的历史。阶级斗争是构成历史主体的各个不同的部分的活动。   

另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还来源于它的辩证法，历史不仅是充满冲突的，而且是内在充满冲突的；历史的冲突因素只有在我们把它们理解为辨证结构中的“矛盾”时才具有意义。马克思还指出，人类创造历史和自身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完全要靠自身的努力。任何其他的历史研究都没有象马克思主义这样自觉地以掌握历史运动的方向为目标。仅仅是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就值得我们相信和尊敬。   

 总之，唯物史观对于历史的理解是引人入胜的。只要你潜心钻研它，并运用它理解历史现实的运动，你就会发现它散发着真理的光芒。在这里需要明白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同时需要联系现实的社会实践研究事物的态度。   

（三）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   

在对唯物史观进行了一般性的说明之后，我们需要阐明马克思主义存在的理由，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前面所讲的一切，可以说只是为了说明马克思作为他毕生工作出发点的前提条件，不过，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已经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本身了，他的一切辨证见解和历史说明，都用来为他毕生从事的中心工作，为任何形式的社会经济组织所作过的最仔细、最彻底、最全面的考察服务的工具。但是，为什么只有在完成了对人类历史的一般看法时即形成了唯物史观之后，才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规律呢？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需要用唯物辩证法和人类创造的全部思想方法来说明，在这里，隐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之谜。   

 马克思在这个任务中为自己规定了一个明确的历史性目标，即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固有的运动规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马克思按着自己的发现的科学的哲学思维方法——唯物辩证法，首先确定了研究资本义社会的出发点的起始范畴。这个出发点直接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结果。 

  资本主义的运动是从它的隐蔽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在帮助人们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方面，马克思做出了重要和最永恒的贡献。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本质上是历史的，他总是自觉地高度警惕性的不要用没有历史具体性的抽象名词来描写这个社会制度，在他的眼中，资本主义是漫长的人类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他在《资本论》中开宗名义地规定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起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从分析简单的开始”，同时，在政治经济批判中也是这样规定的。无论从事那项科学研究，起点范畴的规定都是十分重要。这说明，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既不能从资主义社会制度的历史起源开始，也不能从这个制度本身开始。   

那么，为什么选择商品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的入口，而不选择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独特组织形式的企业呢？为什么不选择主宰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并同赋予这种经济生活以如此显著的资本主义特色的市场呢？为什么不选择这个制度整体的抽象模式，先把全部概念提到我们面前，然后再加以详细说明呢？简要的答案是，这些只是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设施，而不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产生的真正原因。   

 在马克思来看，只有在我们掌握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性质以后才能理解它的本质，而商品则是我们能够借以发现这个制度本质的最简单和具有丰富的具体规定的社会存在，本质就包含在商品的双重属性这个特质中，商品体现着对人类的有用性或者满足的物品。马克思随着古典经济学家把它称作使用价值，但是商品同时还体现着交换价值，即在日常生活的交易中支配其他物品的货币的能力。   

 然而，马克思选中商品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的入口，不是因为它的使用价值，对资本主义的真正的社会分析是由商品拥有的交换价值提出的，因为，商品的这一属性并不象使用价值那样富于商品内部，确切地说，商品所拥有的交换价值是由社会加给它们的，而交换价值的全部秘密就是这种社会规定怎样产生，它本质上代表着什么。在商品双重性的基础上，就可以展开对商品体的分析，在这时马克思的分析开始表现出它活跃的力量。因为他的论证指示了，需要有特别的历史环境才能产生出这样一种特别“抽象的”劳动。   

 马克思在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分析中指出，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在所有商品内部有一种共同劳动的假定，只是为价值问题提出了问题，而不是得出答案。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手中因此不仅仅是了解交换价值的秘决，它对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还为展示整个掩盖着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提供了线索。   

对商品的社会分析使我们首先注意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商品不仅是物品，而且还包含看不见的社会关系。在马克思之前，正是商品的这种双重性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现实感到迷惑不解。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标明，每一件商品都由各种互相斗争而不是合作的力量所构成。因此，关于商品的任何解释再不能按其表面价值接受了。马克思对商品的解剖就这样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明察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社会分析的见解。凝结在商品体中的二重性是由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人类劳动最直接地体现为人同自然的关系。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不仅创造物品的使用价值，它还同时创造这种物品用以进行交换的价值。这样，劳动也就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地划分为两个方面，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形成交换价值的劳动，马克思把前者则作具体劳动，把后者则作抽象劳动，以同商品二重性相对应，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   

我们已经说明了劳动所具有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赋予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特殊性质。现在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考察马克思对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本身的分析。象所有的商品一样，人的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成为一种可利用特殊商品，它也有两个方面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是，马克思发现了劳动力具有一种使它与所有其他商品不同的特殊属性，就是劳动力可以创造超出它之外的“剩余价值”。劳动力之所以有这种特殊属性，是因为，它的使用价值寓于劳动者在劳动期间为资本家生产的产品中，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的条件之一，劳动力成为商品具有两个条件，首先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他可以把自己的劳动力向这个资本家出卖，也可以受另外的资本家的雇佣；另一个条件是，劳动者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一无所有，这样的生活状况使他不得不到商品市场上出卖自身的劳动力。   

马克思就这样把劳动分成两个组成部分对资本家而言的使用价值，它由劳动所创造的产品的最后交换价值所决定的，和对工人的劳动力而言的交换价值，它由劳动者需要维持生存的工资所决定的。这种划分就发现了资本主义家最深处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剩余价值不是在商品市场里进行不等价交易的结果，而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是由资本构成中的可变资本创造的。   

 剩余价值理论对马克思的社会分析非常重要。这个观念的核心是劳动和劳动力之间的差别。对剩余价值的考察已使人们深入到资本主义的内部，但是我们还没有遇到表明这个制度身份的因素即资本。因此，对剩余价值的考察就需从说明资本开始。   

 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是自行增值的价值”。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要想到马克思所认为的商品内部包含着社会关系。资本远不止是一堆设备，体现在机器中的过去的劳动在和现在的劳动一起工作时，是活劳动支配和运用死劳动机器设备。    我们应该在知识为核心的经济形态中如何理解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不仅是当代社会发展迫切解决的问题，也是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者所需要回答的课题。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中知识技能与整个头脑的作用这么高出体力本身，而且，劳动组织的改变对于劳动者个人同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革。相反，死劳动机器是作为主人出现在活劳动的面前，活劳动必须使它的动作适应死劳动的要求，而这些要求不是提高活动的经验和技能，而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活劳动来创造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和资本的源泉。   

可见，资本不是物，它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即资本家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是在所有社会中都能看到的社会阶级结构的等级制的表现。   

在对资本进行了考察之后，现在我们扼要简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运动规律，这一规律就表现为无休止地追逐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律。马克思把剩余价值划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使资本主义得到不断发展和维护的条件，但它的最终结果却是为建立起工人阶级和全社会劳动者占统治地位的崭新社会准备了社会物质前提。在这里，我认为无需不厌其烦地说明了两种剩余价值究竟是怎样生产出来的问题了。   

 在长达一千页的《资本论》每卷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命运只做了一次展望：“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集体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和平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用而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隶、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是炸毁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马克思关于资本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分析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世界规模的变化方向。这种分析的洞察力是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的和最为杰出的不朽成就。它使我们从本质之处理解了似乎完全不能理解的社会，使我们认识到社会生活中的人本身究竟是什么，而这一切又是认识人自身将要成为什么的必要前提。   

（四）共产主义的伟大预见   

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必须说明马克思为我们指出的伟大社会理想。而且，这个理想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一个多世界的实践，这个理想就是建立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的思想及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赋予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已经知道，世界历史的第一个主题，是生产力的进步和不断发展，而关于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之上的新社会阶段的经济、技术、制度或文化，无论马克思是恩格都没有做出过所谓的预见，但毫无疑问，他们相信，这种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之上社会形态将使得人类生存的性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首先表现为劳动本质的变化，劳动对马克思来说是人类行为中最具特色的活动。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本质的活动和改变人类自身的活动，然而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受到了极大的否定。因此，共产主义的第一目标，就是恢复人的自由劳动的社会属性，使劳动成为人类的实现的能力。马克思从来没有抽象地空洞地谈论过自由，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相对于个人的社会自由而言，自由就是必须使个人摆脱社会强加给个人的经济需要的束缚，这要求对人们与自然和人们相互之间的活动进行有意识的指导，以取代经济生活的盲目的自然力量。   

 因此，重新确立真正意义上的劳动的价值就成为共产主义的肯定无疑的目的。在《资本论》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的劳动者的联合体”和“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人们能够自由调节自己的劳动、决定自己与自然界交流的条件。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的形象是什么，他本人非常谨慎，他从来未去从事“乌邦式的”设想。他只是从现实的社会状态中看到未来。对于这个问题，我不准备做更多的探讨，因为共产主义还没有成为我们社会的现实，我们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观察发生在社会中无为实事和现象，同时也感受我们自身。   

 最后要说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真正革命的社会性质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必须继续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为共产主义的前进指引道路，予它以新的生机和活力，完成这个使命已是建设中的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现责任。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久经考验的科学世界观将能够继续为人类自己创造常用常新的思想财富。我们时代的变革正在证实着这一点。   

（五）马克思留给中国的遗产   

 在我们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时候，我们深刻地了解到，马克思创建的不仅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学说，而且它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中国是实践马克思学说的一个东方大国，在这里我要回答的是，马克思究竟给中国以及我们这代人留下什么遗产？    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来说，完全可以讲，马克思主义是创造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的伟大主题旋律，自从中国工人阶级产生以后，自从马克思主义通过俄国的十月革命传入中国以来，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封建王朝的覆灭以及整个农业文明崩溃的局面，从历史的逻辑来说，20世纪中国必然是一个暴力革命的世纪，由于社会生活在封建的政治与文化的统治下停止滞的太久，就比必须进行一次持久的长期革命，20世纪中国的革命运动是由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来主导并相继完成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皇权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他为国民党确立了“三民主义”的思想原则，同时，“三民主义”也构成国民党的理论基础，但是，“三民主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思想体系，它本身是融合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和人权意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等各种思想的大杂烩。然而，“三民主义”开辟了政党进行思想教育的先河。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进行了同军阀的战争，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并进行了抗日民族战争。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到1936年领导的红军抵达陕北之前，这个政党几乎完全处在“白色恐怖”之下，但是，它却通过南方广大地区农村的武装斗争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工农武装力量，在1928年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已经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武装力量，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群山环抱的延安，这个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成熟，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继承与发展。但是，毛泽东头脑中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主要的表现在阶级斗争方面，一方面，这由于中国革命的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环境，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看，《共产党宣言》是首先影响到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的著作。而且，实践与理论结合在一起，就必然主要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这种理论倾向也明显地影响到1949年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方面的政策选择和发展决策。
    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中，中国人民孕育了自身的两个精神大海：一个是鲁迅精神，一个是毛泽东思想，这两大海又是联成一片的。两者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树立了一座完整的、健康的和伟大人格的丰碑，鲁迅精神代表了中国新文化的方向，而毛泽东思想则成为中国人民解放的象征和鲜艳旗帜。两位伟人都从20世纪初“五四”运动的洪流中成长起来，但是，鲁迅先生却以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生命的终点，毛泽东则以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奋斗的起点。鲁迅精神是在白色恐怖中英勇树立起来的斗争和正义的品格，毛泽东思想则是在陕北群山中诞生的。不管他们的个人命运多么不同，然而他们都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最紧密地历史地联系在一起。鲁迅精神和毛泽东思想成了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文化素质和科学品格。在世界观的方面来说，两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系统中的光辉成果。鲁迅精神和毛泽东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遗产的一部分，也不仅作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文化，而且更重要的，两者合在一起，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现实。因此，一切愿意继承马克思的中国人，首先必须懂得鲁迅和毛泽东这两个拥有无穷宝藏的思想真理。鲁迅精神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及其发展的必然结果，两者是统一的。可以肯定的说，他们是继承中国优秀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产物。无可否认，在鲁迅精神和毛泽东思想中，都缺乏对中国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而使经典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的正是她的经济学说即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析。然而，中国历史在鲁迅和毛泽东的时代，其主要的任务是革命、是战斗。当然，从那时起，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实上也就已经开始了。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认识社会历史现实的最科学的思想工具，而且，马克思主义还具备科学预见未来的杰出意义，这是马克思科学理论的自身素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任何人都不应忽视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等待我们这代人完成的事业是进行社会现代化建设。我们现在的任务既要继承，又要发展，既要批判，又要创新。我们的时代为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开辟了无比广阔的理论的和实践的课题。我们应该自觉地发展和丰富这份最为珍贵的遗产，去创造和把握中国社会的未来！而目前来说，我们的任务既要认识世界，又要变革与发展我们自已。
    从正统的观点看，我们说，鲁迅精神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以及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方面的起着衔接作用的环节。但是，由于中国20世纪历史的特殊性，在20世纪百年中，中国人的主要的历史使命是革命，而不是主要的从事经济建设与推动经济增长。因此，鲁迅精神和毛泽东思想在汉民族20世纪的革命过程中，都缺乏经济建设和科学系统的素质。
    不容否认，由于20世纪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是暴力革命，也由于我们民族的思维特点，当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并且在被共产党人应用的过程中，主要的受到《共产党宣言》中阶级斗争理论观点和十月革命的实践的影响，因此，也就历史地一直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倾向。这就需要我们站在21世纪之初的历史高度，选择正确的、批判性的态度对待我们自己的全部历史，尤其需要科学地对待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中国历史。我们说，鲁迅和毛泽东是20世纪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下产生的伟大人物，但是，这决不是说，作为个人的鲁迅和毛泽东没有缺陷和历史局限性，相反，我们必须站在21世纪初中国社会发展的至高点，认真总结鲁迅和毛泽东的历史局限性。甚至，在他们的身上，还存在着许许多多不符合文明标准的素质。历史的发展同样要求我们超越鲁迅和毛泽东。当我们面对20世纪全部中国历史以及中国共产主义实践的时候，特别是站在21世纪之初中华民族创造新文明的关头，我们就更需要全面的和辩证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

                                                               徐国进

中华民族迫切需要确立文明的历史观
       ——兼谈文明史观的含义、内容以及应用

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都必然伴随着人类历史观的巨大进步和实质性飞跃。无疑，21世纪初的现在，中国社会又一次对历史观表现出来研究和探讨的热情。事实上，中华民族要走好21世纪百年之路或者为更长远的未来文明打下坚实的精神基础，就必须在科学思维方法的指导下，为我们的民族确立起文明的历史观。
     历史观是人们对历史事实（包括现实与未来）的看法、态度、立场以及处理实际问题表现出来的行为的总和。历史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支配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以及制约着人们如何选择未来的方向。可以说，在社会生活中，一切理性的活动都是基于一定的历史观下的行动。
      因此， 历史观的重要性在于，对于人们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的方法以及如何走向未来的选择，都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从理论上说，一个具有文明的历史观的民族才能够成为具有远大发展前途的民族。因为文明的历史观能够为一个民族解决眼前面临的各种社会事务提供合理的、可靠的方法，并且能够让一个民族具有远大的未来目光。事实上，中华民族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直到20世纪百年，始终缺乏系统的、完整的和逻辑性的历史观。在20世纪里，孙中山先生开辟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先河，并且在理论上创立了“三民主义”、在国家政权制度方面提出了“五权宪法”的构想。但是，在辛亥革命后，中国却重新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中，1921年共产党的成立，在理论上接受了通过十月革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然而，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接受、理解和运用始终十分有限。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最终随着1966—1976年长达十年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结束而告失败。
     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对中华民族具有桥梁般的意义，改革开放时期飞架在中国20世纪和21世纪之间，不仅给古来的中国注入了无限的发展活力，同时伴随着全球化的趋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可以说，改革开放时期为中华民族确立崭新的历史观提供了基础、创造了前提、准备了条件。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过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整体性、综合性的发展时期，知识、科技、教育、文化、信息等因素将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导性因素，这也将导致社会发展动力随之发生实质性的转化。
     在21世纪初，中国对新的历史观的需要不仅是一个迫切的理论任务，而且是一个十分迫切的现实需要。因为崭新的文明史观对于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与生活进步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新的历史观是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继续发展与进步的根本要求。在政治方面，中国社会最需要有效的组织，而另一方面，公权力在人民中的威信却丧失殆尽。政治改革是经过了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后的首要社会任务，也成为中国大陆社会面临的一项最具体的政治工作。但是，这项工作的进展却迟迟迈不开步伐或者进展缓慢。
    在经济方面，当着中国社会采取以资本为导向的企业改革后，社会分配的差别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文化方面，以权力意志为中心的文化已经转向多元化。
中国必须为改革开放时期开辟崭新的发展途径、提出崭新的发展方法和社会目标。
    

一、在中国形成新的历史观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在中国，思想界以及普通的人们对历史观的探讨热情，又一次随着对许多现实问题和历史事件的关注而被激发出来。当韩寒、袁腾飞现象出现后，标志着对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已经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在21世纪的当前，一场关于历史观问题的争论已经不可避免。从大的历史运动来说，这也注定是中国文化发生重要转折的时刻。

  　身为北京日报社社长的梅宁华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辛亥革命百年回眸》，试图对目前发生在中国社会里的一系列文化现象和思想表现作出评价和反击。但是，从梅宁华文章所表达出来的思想观点看，他只能是适得其反。因为他并没有真正把握住我们时代生活的实质和方向。他所试图阐发的历史观也是落后的、枯燥的和陈旧的。　　
　　梅宁华在文章中所表达出来的观点，几乎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对中国20世纪百年历史做出的一种说明。但是，他的理论结论注定是苍白的和贫乏的。因为他持有的历史观，只是一种政党意识的老调重弹，既不足以帮助中国人正确地认识20世纪百年历史，也不能够阐明一种中华民族需要的新的历史观。显然，梅宁华是没有战斗力和说服力的，他的理论观点说服不了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诸如韩寒、袁腾飞等人，也不会对中国在20世纪百年的史观不足以表达20世纪中国历史的本质，更不足以说明人类未来的运动方向。
     按着权力者的思维逻辑解释自身的历史生活，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是官本位条件下的意识形态的特色。梅宁华的文章，无非是通篇的已经被重复了多次的官方意识。梅宁华的文章一出，网络上便有批判文章的出现。天涯社区里有 笔刀侠的《旗帜鲜明地反对梅宁华的历史观》。但是，就我看来，双方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以及思想深度而言，还不足以阐述出崭新的历史观。着是中国人理论思维能力落后的表现。而按着恩格斯的定律，中华民族欲要站在科学的高峰上，就必须首先站上理论的高峰。
     我们可以把目前思想界关于许多历史问题的争论以及表达出来的思想视为崭新历史观出现和确立的一个引子。事实上，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都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打破传统。回顾中国历史，百家争鸣奠定了农业文明的以伦理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当然，这种思想体系归根结底是由小农经济基础的产物。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社会的基本劳动组织是以家庭为基础，家庭（包括家族成员）按着辈分大小依次排列，而在政治方面，国家政权也直接模写了家庭结构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农业社会，一切大规模的工程、建筑以及公共设施都由政府主导承建。在政府之外，既不允许存在独立的政治力量，也不允许存在独立的经济力量。百分之九十的农业人口和百分之十的官僚及其它阶层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这样的社会构成具有超稳定型的性质，任何社会分工力量都无法突破。
    继人类17世纪的工业革命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基于电子技术的信息化所形成的全球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超越工业革命的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工业经济从发生到20世纪50—60年代的成熟用了大致两个世纪的时间，在中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算起到现在，也走过了近150年的时间。但是，中国的整个制造业仍然不能够算作一种成熟的领域。制造业的成熟可能还需要21世纪上半叶50年的时间。
     中国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正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中推进的伟大历史事件。这个时期是中国产业分工近乎裂变的时期，通过这个时期，中国产业分工的基本模型已经初步具备，但是，整个产业构成中的科技成分还处于相当落后的状况。
     全球化的世界趋势为人类阐明全新的历史观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并且，也使得人类对新的历史观成为必然需要。因为人类的生活形态和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人类对自己历史的认识必须发生巨大的升华。

在中国形成新的历史观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这些条件包括：1、经过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全球化的潮流中。这个动向是不可逆转的。2、在21世纪初，需要形成新的历史观的思想性事件已经发生，从2005年起，思想界开始对改革开放进行反思，民间对毛泽东的批判声浪的高涨以及毛泽东崇拜者的反击剧烈地进行着。 3、公开的、公正的批判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并且批判邪恶的权力是中国文化转型所需要的一个基本条件。
     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时期正好对应着世界的信息化和全球化趋势。信息化和全球化固然是中国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外因，但是，如果从世界一体化的角度去看，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完全是中国本国的事情。
     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内部社会分工最剧烈、最迅速是时期。不过，整个制造业的落后使得中国部可能成为引领人类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主要力量，但是，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由于人口优势却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经济体。
      社会多样化是中国国内意识形态多样化的直接导引。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2的宗教传统的国家，佛教对中国的影响悠久而深刻，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则相对要晚得多。客观地说，宗教从来不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因素和主流因素，而是中国文化中的外因和支流。
    从流传下来的《易经》这一中国文化的源头判断，体现着汉字在周代之前的发展状况和记录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水平。同时最直观地反映着古人在行动之前对于事件结果的预见性。
    中国的文化形态以百家争鸣为成熟的标志，在此之后，中国文化的积淀其实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飞跃，直到1919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开始发生巨大的转型。一是书写方式有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二是借鉴西方价值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概念。但是，中国人的理论思维方式却始终没有真正完成实质性的升华，同时，在政治思维与观念方面一直坚持着权力至上，致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始终处于陈旧的和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状态。
    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结果，直接导致工业革命的兴起，同时，在社会制度方面，以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开始为社会研究并且设计理想的政治制度，这种理论上的探讨直接是以公权力为对象的，而在中国，权力却始终是一个皇族或者政党的私有物，“天下为公”的理想始终没有能够落实到具体的良好的国家制度方面。
    中国处于农业、工业、科技业等多种产业的共同发展中。任何单一的产业分工都不可能担当整个社会发展的重任，只有在整体性的产业分工相互促进的局面下，才能够发挥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

二、文明史观的基本含义与主要内容

     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客观地描述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而历史观则是要解决形成历史的原因以及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

传统上，我们把经典马克思主义表达的历史观叫做唯物史观，按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事实上，仅仅强调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却是片面地强调了人的实质，因为人不仅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首先是与自然界关系的总和。
    其实，唯物史观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向世人昭示的一个朴素而平凡的真理。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这样的论述同样存在，只是由于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性和数据性，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对历史观的表述显得零散和支离破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马克思身处的社会环境，正是西方工业国家阶级分化最剧烈的年代，而马克思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并且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去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得出了剩余价值的理论结论。
    站在目前人类文明的发展高度，我们已经可以做出的结论是：经过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信息化和全球化后，人类历史正在逐步走出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但是，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是不会过时的，我们欲要理解现时代生活的本质，还必须运用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思维方法。而经典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承人是经过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具有文明素质的劳动者。

我把中华民族需要的新的历史观定性为文明史观。因为文明是人类无差别的品质。把文明作为新的历史观的一个核心的观念来使用和阐述，在世界思想史的范围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思想家像这样做过。之所以把文明作为当代人类思想与理论的一个核心观念，是因为这个概念可以涵盖人类一切有益的实践与美好的品格。对于文明问题的揭示，不仅能够说明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与意义，而且为人类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找到一把可靠的钥匙。
     人类精神力的实质是文明，文明的实质与目的在于使得人类生活幸福。因此，按着如此的逻辑来理解和研究社会文明规律，才能够从理论上为人类实践确立起明确的方向和找到正确的方法。
    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与自然界的联结构成一种最为复杂的系统。人类便是不断地依靠利用自然物质和认识物质运动规律而改善并且提升自身的生活质量的。在研究人类文明问题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把社会生活中一切美好的品质复述一遍，而是需要揭示和阐明文明的生成规律和本质规律。
    阐明一种历史观是需要一系列经济条件、理论准备和思维方法为支撑的。通过人类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信息化和全球化，这一趋势刚开始远未结束，仍然将在21世纪的上半叶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容和方向。
    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关于人性的认识从来就被划分为截然不同的性本善与性本恶两种。对此，中国人争论了上千年。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史学从司马迁开始就是一种显学。但是，站在我们今天社会发展的高度看，从历史观的角度来说，中华民族却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但却严重缺乏科学的历史观的民族。缺乏科学历史观的文化，是导致中国社会发展发展停滞的一个思想根源。

揭示与表述一种新的历史观的理论任务，已经客观地落到了经过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肩头。经济的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与发展为中国人提出了诸多的理论任务。一系列社会现象以及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都需要首先从理论上解决历史观的问题。
     中华民族最需要文明的历史观的引导。文明史观是以全部人类知识、科学以及符合人性需要的美好价值为基础的。人类生活的两个方面的永恒主题：一方面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是人类结成的社会关系问题。而文明史观则首先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出发探寻社会的发展之道，而不是仅仅从社会关系的方面认识人类生活的实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才是人类生存最本质的体现。
     文明史观的主要内容包括：1、人类是自身与全部自然界关系的总和。2、人类所结成的一切社会关系是以生物本能为基础的，必须符合并且遵循人性文明的基本要求。3、美好人性的运用、发挥和完善，首先通过人类自身的智力劳动开始。4、一切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必须以服务于民众生活质量的提高为准则。5、人类幸福的达成是建立在美好本性实现的原则下。获得幸福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
     文明史观认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是通过与自然界的关系体现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得不得根本的改善，那么人类的社会关系也就得不得改善。在自然界中生存的能动性是人类生命的主要特征与实质标志，而在实践中的自觉选择性则是人类智慧的主要标志。
     文明史观是对人类以往的历史生活确立起真理的评判标准，也是对人类未来找到必然性的方向。文明史观认为，由于现实的实践直接决定并且影响到未来的社会生活，因此，必须按着人类文明的要求进行一系列社会实践。
     文明史观是对人类有史以来的历史观的超越。在对人类生活的理解方面，把人视为是与自然界与社会两个方面关系的总和。人类首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界的关系式首要的和第一位的关系。
     文明史观强调文明在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和发展价值。文明体现在人类的全部劳动过程中。中华民族在历史观方面的伟大进步已经开始，身处21世纪初的中国人正面临着历史观发生实质性飞越的一个开端，一切关注中国文化变迁和思想界动态的人们，其实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个趋势的到来和潮流的强劲。这是不可遏制的趋势和潮流。
     文明史观是对以往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切优秀理论的继承，并且站在全部历史基础上的发展。文明史观是以文明的标准来衡量人类实践。

三、用文明史观指导21世纪中国社会建设

   中国21世纪的成功发展，取决于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通力合作。在这些因素中，必须具备系统而正确的理论指导、完善而细致的规划方案、积极而公平的制度体系，此三者对于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不容否认，20世纪中国是以一个失败的国家形象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这种失败也是由多种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因素造成的。细致，中国人必须有承认过去失败的勇气，更重要的是，需要具有总结历史上社会发展失败的智慧。
     在20世纪初的1911年，当辛亥革命推翻了家族皇权专制体制后，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中，直到1928年，国民党才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国民党的理论基础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严格地说，三民主义并不是一种系统的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的理论体系，而是集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想的大杂烩。孙中山先生的最杰出的贡献——“五权宪法”的政治构想，却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1921年7月成立的共产党，在思想上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而体系在《中国共产党一大章程》中的，主要表现在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和共产主义等等。由于中国社会严重缺乏良好的法律传统，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自己的成长中，都走上了一条一武装力量为依托的道路，这是20世纪政党制度建设的失败根源。

一个外国人曾经讲过大致如下的话：在列宁之后，在世界范围内有两个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是陕北群山中的毛泽东，一是狱中的葛兰西。在我看来，狱中的葛兰西的确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十分确切的注解，而陕北延安的毛泽东，起内心深处却与中国历代皇帝的思维如出一辙。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点已经被1949、10—1976、9期间的历史无情地证明。
    按着毛泽东的说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共产党在中国的成立，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具体的政治实践力量。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极其片面和浅薄的。体现在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到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是所谓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期，以《实践论》和《矛盾论》等文章为标志。从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开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提出，到延安，毛泽东走过了大致12年的人生历程。但是，在一个如此长的时间里，毛泽东从思想上基本上是延续着中国专制文化传统的血脉，而他在延安几年里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也仅仅是通过苏联的哲学教科书。毛泽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他公开发表文章的一开始到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革”中提出的“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等口号中，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只是披着一张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衣的类似皇帝的统治者。他的所有的政治实践无不是运用阴谋的方式和暴力的手段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已。而中国是一个根本没有坚实的基层民主经验的社会，人们非常习惯于跟着权力者的言行走而不是首先去判明是非。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20世纪民主革命的背叛者。他以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把法律置之脑后并且根本不顾，法律只是他手中的玩具，同时，也通过历次政治斗争或者叫做路线斗争，把自己凌驾于整个国家机器之上，而“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一人的领导。而在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诸如柳亚子则是“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郭沫若则是“有雄文四卷、为民立吉”的歌颂声。其实，在毛泽东的心中，所谓的知识分子是连脚上沾满牛粪的农民都不如的社会成员。知识分子阶层是被毛泽东改造的对象，然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却运用了政治迫害的方法。
    中国共产党试图把毛泽东晚年的所谓错误（在我看来是罪行）与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其实，从理论上说，这种区分没有任何意义，只能导致越描越黑的结果。共产党（包括邓小平）不能够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原因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完全不是认识不到毛泽东个人所犯的累累罪行。

马克思主义被毛泽东简单化合极端化为“阶级斗争”、“公有制”等几个硬生生的观念。毛泽东歪曲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不仅是对中国人民20世纪里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否定，也是对落后的权力观念的延续。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如果把毛泽东归为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中，那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和极大嘲讽。毛泽东心中的阶级斗争，事实上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政治斗争的继续，而根本不是马克思从哲学的角度阐述的阶级斗争。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对于任何社会来说，决不是一场无休止的暴力冲突和矛盾，相反，马克思正是为了探寻克服人类社会在阶级斗争的状态下的方法和出路，才提出共产主义的伟大设想。恩格斯阐述了共产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理论转化过程。
    共产主义实践在中国的失败，必然导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开始。这便是1980年代由邓小平为代表的进步政治家推动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
    21世纪是中华文明再造的世纪。新文明的再造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同时必然会伴随着一系列巨大的社会苦痛。新文明的再造甚至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回顾历史，我们知道，中国的百家争鸣延续了近5个世纪的时间，而西方起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延续了3—4个世纪。我们可以认为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华民族文明再造的一个伟大的序幕，现在，序幕已经拉开，我们可以预见，从21世纪开始，是中华民族社会文明的再造核心叫做新文明的形成时期，至于这个过程要延续多长时间，将主要地取决于中华民族何时成为世界各国的知识和科技的领先国家。
     但是，知识、科技、信息是无国界的人类共同的文明需求。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要消亡的一种力量，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国家作为人类社会分工的一种存在，可能将一直存在下去，但是，国家的存在方式以及国与国间的关系却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成熟而发生实质性的转变。
    从21世纪开始到未来的2—3个世纪，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整体的、综合的、全面的社会文明再造的过程。20世纪百年已经给予了中华民族许许多多血泪教训和经验。新文明的形成需要所有的符合社会进步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而不是单纯地依靠某个社会领域去带动发展。从1949年算起，共产党执政的60年基本上可以划分为“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在21世纪，这种试图简单地依靠某一社会领域进行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方式已经彻底成为过去。
    21世纪中国政治文明的再造是为社会奠定一种稳固的、公平的制度框架，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借鉴的对象，但是，由于历史文化的巨大差异，中国肯定不会照搬其制度。
     21世纪中国发展的实质是社会的整体性、综合性和全面性的发展。发展是由多种产业力量共同促进的局面，是农业、工业以及以科技、教育为核心的第三产业领域的共同成长，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的相互促进，任何单一的社会力量都不能够替代其它领域的发展与进步。按着对文明时代生活的本质的理解，就需要中国制定出“以人为本”的发展方略，说到底，社会的一切发展都首先来自于人本身素质的发展，而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才是人类历史发展生力军。
    目前，中国在社会发展政策的选择方面，必须有效地矫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不良后果，这个后果最明显地表现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在企业改革和其它一切社会政策方面，选择了资本主导型的经济增长之路，而没有真正走上以劳动者的发明创造为主的增长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正在走着西方国家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老路。而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是极其可怕的现象，如果不能够得到及时的调整，社会政治危机将不可避免的发生。
     30年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历程需要全面的总结，最关键的是，通过对伟大的改革开放时期的成败经验的总结，去为中国社会开辟一个更加可靠的发展道路。
     从现在起，中国必须确立以文明立国的伟大战略思想。中华文明的再造必须站在全人类的发展高度并且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未来。

                                                                徐国进
                                                                                      2010-5-25

儒学、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儒学是属于汉民族本土的一种文化流派。在春秋末年有孔丘创立，孔丘 （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鲁国人。其核心价值是“仁”，“仁义礼智信”构成儒学的基本理念。在政治态度上，主张恢复周礼，在学术立场方面，强调“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在春秋战国时期，该学派仅仅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当周朝的体制四分五裂后，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出现了许多个基于大的家族为核心的小国，然后它们之间不断地为了争夺地盘而进行武力战争，到后来形成了战国七雄的局面，最后以公元前221年秦朝的统一为结束。
    在秦朝灭亡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得儒学逐步被历代统治者推崇为“万世师表”，在1911年清朝覆灭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后，在1919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儒学才被视为腐朽没落的文化而开始受到批判。儒学这样的伟大的、散发着无限的人文光辉的意识形态，由于统治者的利用、束缚和教条，最终走向一种腐朽的“站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最终被大众所抛弃。
    儒学深刻地影响了她之后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以家族为核心的专制政治体系中，儒学在汉武帝后，就一直充当了维护统治者利益的说教。鲁迅先生《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则是对儒学作用的一种最生动的描述。

在20世纪里，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最深刻影响到人类历史进程的两个理论体系。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在文化上对中华民族做出的伟大贡献，当然，她是一种缺乏系统的逻辑思维的理论体系，同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形势和内容上完全不同。
     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分别被国民党和共产党所使用的理论。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由民族主义(Principles of Nationalism)、民权主义(Principles of Democracy)和民生主义(Principles of People's Livelihood)构成，简称“三民主义”，直到现在仍然是中国国民党信奉的基本纲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的具体的理论作为。是在中华民族未来寻找20世纪的出路时，在国内和国际形势的相互影响下的选择。就国内而言，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吼声中，儒学已经不具备转型为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条件，而新兴起来的政治力量——政党，则必须具有一种明确的思想体系，在这中情况下，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以提出“三民主义”的思想为自己政党的理论，而共产党则选择了接受从前苏联十月革命中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曾经讨论过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问题，有人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有人认为“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当时，我写了一篇《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文章。直到现在，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理论出发点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马克思正是站在世界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并且由此出发，书写了一生未能完成的巨著——《资本论》，而《资本论》成为世界工人阶级的“圣经”。马克思一生奋斗的目的是让工人阶级活动劳动解放和政治解放，因此他倍加推崇“巴黎公社”，认为那是能够让工人阶级获得劳动解放的政府形态。
    在历史观的方面，《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的认为自从有阶级以来的人类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是，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为了探寻和回答如何消灭人类在阶级斗争状态下而生活所做的努力。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袖们，恰恰没有领悟到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根本要义。

20世纪中华民族没有能够较好地解决文化（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两个方面的问题。在意识形态方面，政党极力推崇和宣传自己的理论，其结果是与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完全脱节，在政治制度上，每个政党都顽固地维护者自己的一党专政。这就是20世纪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基本状况。
     而事实上，汉民族的意识形态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就已经得到解决。只是由于中国政治始终没有完成一场制度性的革命，即用合理制度的方式限制权力本身的革命，使得20世纪中华民族在文化的转型方面，也没有能够获得根本性的成功。因此，中国的问题主要的还不是文化的或者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体系的问题。
    中华民族具有优秀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传统，但是，却在政治领域始终未能走上一条真正的民主之路，这个任务的完成已经留给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21世纪的新一代。  

直到21世纪初，中国仍然是一个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自身社会意识形态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之后，经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共产党第四代领袖提出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事实上，都是执政党在进行自说自话的一种状态，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丰富发展来说，其理论贡献都是微乎其微甚至南辕北辙。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遭遇到的境况，已经与本民族自身的儒学，具有了相同的性质。即成为了并且仅仅作为一种官场话语而存在，只起着鲁迅先生笔下的描述的“敲门砖”的作用。这其实最根本的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悲剧，而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悲剧和社会发展的悲剧。 

回顾西方国家的历史，文明知道，通过3、4个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西方主要国家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精神。同时，在这样的思想原则的指导下，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们开始探讨国家制度的设计和合理构成的问题，最终由孟德斯鸠、洛克等人为代表，从理论上形成了一种系统的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即以多党制、普选制和三权分立为原则的国家体制。
    中华民族的思想方式必须发生一场根本性的转型，即由伦理思维转向逻辑思维、由利益思维转向真理思维、由立场思维转向正义思维。

单纯从文化的角度来说，21世纪需要儒学、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驾齐驱的发展。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最需要的是进行一场以设计和建立公平制度为准绳的伟大跨越。没有一种真正的符合了人性文明发展需要的制度体系，任何优秀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都可能沦为强权的奴婢。
    只有一个伟大的制度体系，才能够承载伟大的文化，并且在这种伟大文化力量的指导下进步。中华民族的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全部历史已经明确的告诉今天的我们，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伟大、光荣、正确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民族，但是，中国却失之于从来没有以限制权力为目的的公平制度的建设。伟大的文化能够永恒，而任何依靠武力和强权制造出来的国家政权，却都有可能随之发生危机和崩溃。
    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于20世纪中华民族的命运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这两种理论仍然将对中国21世纪的发展发挥作用。在21世纪初，历史已经客观地提出和要求中华民族必须超越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任务的完成，应该由成长于中国1980—2010年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代中国人中的优秀的思想家来完成。
    中国在文化价值的选择方面，可以定为在文明、幸福、大同等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又能够融入到现代生活语言的概念。这些概念即包括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的文明观念，又能够涵盖起自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光辉的价值。
    中国最迫切的是进行一场覆盖全民的文明教育运动，同时，完成政治制度的跨越。当中华民族具备了一种伟大文明力量的指引的时候，当这种文明的价值具备了可靠的政治制度保证的时候，中国的发展才能够恒久、持续和长远，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才指日可待。
    经过了3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华民族，已经具备了首先向全人类贡献一种文明史观的理论能力。在文明的历史观的指导下，运用文明的智慧去劳动、创造和发明，中华民族就会对地球上的60多亿人做出巨大的贡献，而人类中的13亿中华民族成员，也就会生活的幸福和文明。
    13亿中华民族成员中孕育着无限的创造力，而发挥这种创造力，则需要公平制度和文明价值两个可靠的因素来保障。
    伟大的社会发展来自于我们头脑中是否具备伟大的价值观念，也来自于我们为了自身社会的良好发展而设计出来的合理的制度体系。
    中国的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源于对邪恶的政治运动的反思、否定和纠正。从大的历史范畴上说，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华民族从根本上走上人间正道的开端，也为中华民族全新文明形成拉开了一个序幕。但是，改革开放时期所存在的缺点必须及时发现、纠正和解决。
    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这个时期经济学和法学成为两大显学。然而，在民间，却兴起着各种各样的宗教势力和巫文化形态，在20世纪80年代的气功热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和引导。从形形色色的气功大师道眼前的李一，都表明我们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在意识形态方面严重落后的国家。但是，健康的力量在形成和成长成熟的过程中。
    改革开放时期为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成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和开辟了途径。这个时代把人性中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召唤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然而，到现在为止，中华民族已经开始懂得，金钱和权力决不是人类赢得文明生活的最实质的因素，而只是人类社会运行所必须具备的两个工具，而人类文明最需要的品质是：真理与科学。
    可以肯定，中华民族形成于确立起崭新文明只有一步之遥。而儒学、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产遗。

理论必须找到她的实践力量，才能够成为影响人类生活的现实品格。而以文明、幸福、大同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文明史观的形成于确立，将为中国在21世纪开辟出一条通向幸福的坦途。


                                                          徐国进
                  

                                                                               2010-8-25

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局限及其与中国的联系

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深远地影响到人类社会实践的理论形态。这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40年代的必然结果。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到马克思时代，其产业结构已经基本成熟、阶级分化已经完成，在资本主义成长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因素表现的全面而充分，资本主义的历史现实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准备了一切必要的条件。

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者都自认为自己属于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无情地批判了宗教本身和宗教信仰，同时，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也十分彻底。

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后，在世界范围内，各国思想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和论述可谓达到汗牛充栋的地步。然而，真正从某个方面合作某个角度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确如凤毛麟角。更不要说从整体上超越马克思主义体系了。然而，到21世纪初的现在，全球化为超越从超越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历史的条件。

一、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社会生活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站在特定的工人阶级基础上，以工人阶级获得劳动解放为理论目的，并且为了使得全世界的劳动者求得解放而产生的崭新的世界观体系。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产生后，代表了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认识的理论高峰，因此，她为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争取劳动解放提供了思想指导和行动策略。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为人类研究自身社会的运动规律、发展方式提供了一种最具价值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

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产生，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工人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而需要一种鲜明的理论表达，这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阶级基础；二是英国的经济学、德国的哲学以及欧洲的社会理论，而诞生一种崭新的世界观提供了思维方法。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轮廓包括：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法、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和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之上的剩余价值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贯穿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全过程中；唯物史观吧人类历史的基础视为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吃穿住是最基础的因素，在此基础上，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剩余价值论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具体的分析，认为剩余价值是有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阶级无偿占有的那部分价值。

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社会生活的贡献，主要体现如下三个基本的方面：

首先，马克思为全人类贡献了一种恒久弥新的具有无限发展力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被马克思具体地运用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基本要素作用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个人对人类理论思维方法的伟大贡献。

其次，马克思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以阶级利益为基础的认识历史的方法，进而阐发出一种完整的历史观。

第三，马克思为工人阶级获得劳动解放提供了一种社会实践的途径。

欧洲的尤其是英国的19世纪上半叶的工人运动成就了马克思主义。反过来，马克思主义又成为在理论上、思想上指导世界个人运动方向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在英国与共产主义同盟密切地结合起来，为同盟起草章程，从而促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并且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6月在伦敦成立，是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1847年初，正义者同盟派J.莫尔邀请K.马克思、F.恩格斯加入并决定按他们的主张改组同盟。1847年6月在伦敦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拟定章程，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口号代替“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在伦敦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审查并批准章程，明确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无阶级、无私有制的新社会。大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同盟纲领，产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的主要思想：一是把人类历史视为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样就确定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二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制度体系把整个社会分裂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三是对共产党的使命和社会理想、行动方向提出了基本的理论轮廓；四是阐明了共产党人与其他一系列社会组织即政党的关系。由此，《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的历史性文献。它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而做的一篇标明共产主义者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的宣言。而“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一条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

唤起工人阶级即当时欧洲社会的主要的劳动者的阶级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一大贡献。因为马克思的理论工作，世界工人阶级才拥有了本阶级的《圣经》般的著作——《资本论》。同时，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的分析，提出了工人阶级的社会理想，在《资本论》的最后，提出的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设计。

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本人的理论贡献，我在这里不进行过多的论述，因为不想把这篇文章写的太长，也不想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做重复的论述，因此只是点到为止。

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局限

站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阶级的立场上，阐述自己的理论并且建立起大海般的理论体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首创。马克思把工人阶级视为他所在时代的最先进的阶级，并且是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因此，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基于世界工人阶级获得劳动解放。而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够最后解放自己。马克思是人类有史以来站在劳动者立场发表理论观点的最伟大的思想家。这样的思想家，在世界东方的中国，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到20世纪，都是从来没有过的。

牢固的和自觉的无产阶级立场，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转向剩余价值论的最重要的条件。马克思的理论目的和明确使命，是为工人阶级获得劳动解放而进行理论工作。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特殊的历史使命，但是，工人阶级必须首先解放全人类，才能够最后解放自己。因为工人阶级是这个社会最基本的劳动者。

但是，任何理论，都跳不出自身历史的局限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局限性。

首先在历史唯物论的方面，马克思在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上，把“人”规定为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认为“人只能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使得唯物史观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对历史运动的被动性。关键的问题在于，马克思在对于人类生存的实质的探讨中，忽视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是第一的和首要的一对关系，把人们之间结成的社会关系视为“人的本质”，这样，就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天然的一个缺陷，即只是强调社会关系而不能够面对自然界研究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而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是比人们结成的社会关系更为基础、更为前提、更为核心的一对关系。

其次，对资本主义解决运动规律的认识，在劳动价值论之后，向剩余价值论的逻辑转化时，过分强调了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性，而对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社会性和生产力本身的超阶级性认识不足。从商品出发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整个经济运行系统进行分析，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理论研究的一开始，就确立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起点。这个起点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一个“物”—由工人制造出来—对人们有用—并且必须是人们通过交换获得—的物，这个物叫商品。

在劳动价值论向剩余价值论转化的过程中，马克思的经济思维开始脱离商品的一个固有的本质属性，即商品不仅是资本家通过雇佣工人的劳动产品，也不仅是被资本家占有利润的物，而且是对社会尚一切人都有用的物。商品的一般属性——有用性——在交换的过程中超越了他的阶级属性。

马克思在经济理论的中心点和《资本论》整个大厦的枢纽是劳动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向剩余价值论的经济观点的转折，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的思维方面走向不符合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商品生产的普遍规律的开始。不仅在以货币作为资本形态的社会经济运行体系中，而且在人类社会所有的社会形态下，人类生活都需要创造出大于自身消费的哪部分财富，以维持全人类的生存必需。

分工发展的规律是基于生产力进步而得以实现的。历史证明，人类社会的运行不可能消灭分工，而至于分工的劳动差别和不同分工之间产生的阶级在社会尚的地位差别，是可能通过公权力调节下的分配机制的改变而逐步缩小或者趋于合理的。人类的分工规律和科技在生产力进步的作用等因素，不仅不能够在现实的方面对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给予佐证，而且，从纯粹的理论上讲，也不能够给予剩余价值论以充分的理论支持。显然，剩余价值论的理论结论，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分工规律和现实社会的分配逻辑。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把工人阶级做为最先进的社会阶级，事实上把社会生产过程简单化了。任何社会的生产过程都是一个复杂的因素构成的综合体，单一的社会力量徽章阶级力量不可能充当整个生产过程的主导。只是在某些环节、某些方面扮演主导的徽章决定性的因素。

《资本论》这部鸿篇巨制，是马克思一生都未完成的著作，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按着马克思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完成。列宁成就讲过大致如下的话，马克思没有留下自己的逻辑著作，诞生《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逻辑性，《资本论》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然而，沿着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后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我们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会看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与人类历史的实际状况，并且把两者进行对立，我们会发现，《资本论》作为一部经济理论著作本身的逻辑固然无懈可击，然而，当我们把她放在人类社会运动的进程中进行检验时，就会发现《资本论》与社会运动实际过程的巨大差别，一是，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进程并不符合《资本论》阐述的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的观点，二是当资本主义完成工业革命的历史使命后，整个经济运行转型到科技的道路上来，三是对共产主义以及“公有制”构想的简单化。

事实上，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使命和目的是基于世界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劳动解放为宗旨而写作的。因此，《资本论》虽然全面而彻底地解释了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秘密，然而，却忽视了人类社会分工的无限发展性和逐步丰富对于两大阶级的影响。

马克思经过对资本主义体系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先进的阶级，是代表着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最先进的生产力。因此，马克思的全部理论研究，是站在工人阶级的阶级立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处处代表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并且试图为工人阶级获得劳动解放找到可行的社会方法和出路。历史证明，站在一个阶级并且以某个社会阶级的利益为基础的理论形态，虽然具有强大的实践力和现实活力，但是，由于社会阶级构成本身的复杂性，其在改造社会的方法方面，注定会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由此，导致社会实践走向片面和偏激的状态。

《资本论》在以商品为研究的起点开始自己的理论思维以及进行伟大的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对于商品实质的论述以及商品与货币的关系的研究，都具有杰出的方法论的贡献，并且对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认识方面都提供了最直观的出发点，并且从对于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研究，一直从理论上走到“劳动价值论”，这一系列观点都是符合历史与逻辑的相统一的要求。然而，在“劳动价值论”之后，马克思的理论思维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对于剩余价值的理论阐述，便开始表现出自身历史观的巨大缺陷。

我们假设，马克思在理论上走到劳动价值论时，着重点转向对于人类社会产业分工规律的揭示，并且对各个不同的阶级在产业分工中的作用进行论述，那么，《资本论》便会从整体上到今天也不会过时。马克思在写作他的《资本论》的时候，就谈论过“担心资本论写成后就已经过时”。后来的结果是，一方面，人类社会的进步决没有人类在思想价值上面的进步和成熟来的更快，事实上，社会的整体的生产力状况、经济形态以及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的进步，都是落后于人类现时代最进步、最文明的思想体系的；另一方面，社会形态的发展与变迁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和不可超越性。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维逻辑上，通过马克思主义1883年逝世后的又120多年的人类历史进程，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人类在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成果下实现了全球信息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后，剩余价值论就更显现的不符合当代社会运动的实际。

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而言，试图用强行的方法或者暴力的方式消灭或者取消任何一种社会存在因素，都是在现实中做不到的。只能通过合理或者最接近合理的方式方法进行改造。

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体系批判的基础上的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研究，揭示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性，而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和必然走向灭亡的结局。然而，在任何社会的生产过程中，劳动及其分工都具有明显的共性规律。

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观和对资本主义经生产过程的分析方面的漏洞，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补写《资本论》的第二、三卷时，包括恩格斯晚年写作的其它一系列文章，都试图进行弥补。然而，恩格斯毕竟是马克思的同代人和最紧密的理论发明上的合作者，他终究没有能够从思想上超越马克思的高度。

三、21世纪中国需要超越马克思主义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没有那个国家会想中国一样，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完成一场历史性的总结和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伴随着洋务运动后中国向西方的学习而开始的，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中国找到了实践的力量，这便是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之后，尤其是在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超过了中华民族本身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然而，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海的认识，又是极其贫乏和无知的。

如何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峰？这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初仍然面对的一个严峻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任务。对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的大海做出一个全貌性的俯瞰和历史评定，这是21世纪中华民族面临着的一个理论任务，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曾经是如此深刻和全面地影响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和精神，更因为中国欲要走好21世纪以及更加长远的未来之路，必须从理论上跨越马克思主义的高峰。

在人类范围内，1980年全球化局面的形成和成熟，总体上说，人类社会已经开始从整体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方面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到1980年代，距离马克思1883年逝世大致100年的时间。在马克思身后的一个世纪时间里，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本身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因此，这就需要中国人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上，阐明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成熟与1980年代的全球化，已经历史地标志着人类历史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人类需要从思想理论上、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大制度的分野，从而为人类找到在统一的、一致性的文明道路上共同进步的途径、方法和目的。

在中国政治与学术理论的关系方面，把一种理论当成为主导型的意识形态使用，这是从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就开始了。从那时起，儒术成为历代统治者教化人民的唯一的意识形态体系，然而，也正是从那时起，生机勃勃的儒学价值被统治者的“独尊”所毁灭。因为，统治者虽然口口声声家叫喊这“仁政”、“德政”等等词汇，而其实，却在行动上处处充满着残酷的杀戮和压榨，因此，这不仅使得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下，同时，久而久之更使得普通百姓对统治者倡导的儒家学说充满了厌恶和憎恨。儒学是毁于统治者之手而决非儒学本身。

事实上，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之后，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始终未能走上一条真正的科学之途，所走的线路，是一种以维护统治者利益的权谋之路。中国人对西方的学习，起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然而，由于中国社会的整体上的制度僵化、观念陈旧，在政治制度的建设方面，始终没有能够试图建立起以约束权力为目的的政治制度框架。

在20世纪里的辛亥革命后，政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从而取代了以家族皇权为核心的“家天下”的体制。中国政党的发展，由于2000多年的专制统治，中国根本没有形成基层民主的传统和法治理念，20世纪的主要政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一条军事化的线路，因此，在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初期，就缺乏法治的规范和必要的制度设计，政党的军事化是中国20世纪整个国家发展失败的主要成因。政党活动不能建立在公平制度的框架下，也没有公平竞争的制度保证，最后，能够生存下来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依靠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国共两党对于国家政权的争夺，毫无例外地走向并且运用了战争的方式。1946—1949年国共两党主导的大规模的内战，历史地标志了中国20世纪政党制度发展的失败，也宣告了中华民族在自身发展方面和向西方国家学习的破产。

在20世纪里，孙中山先生开辟了中国政党政治的先河。国民党的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而共产党则从十月革命的炮火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事实上，经过前苏联传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已经不是原版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而是接受的列宁和斯大林两位苏共的领导人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当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家族为核心的专制帝制后，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制度选择有二：一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然而，中国是一个没有基层民主经验和良好的法治传统的民族国家，因此在历史的选择面前，国内各种势力本能地抵御和防范资本主义的体系；二是学习和模仿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十月革命虽然从实践上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但是，从辛亥革命到俄国发生十月革命的几年里，中国事实上并没有解决好社会制度的选择问题，包括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在内的民族精英们，都处于一种制度选择上的迷茫和彷徨境况下，孙中山先生虽然提出了“五权宪法”的制度构想，但是，在国内，现实上并不具备实施“五权宪法”的社会基础。不管孙中山是不是实际上提出过“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主张，事实上在对20世纪初世界局势的认识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局限性：一方面，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资本主义尚未克服自身的固有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欧洲范围内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批判前提下形成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工人阶级都对共产主义理想心存向往和实践的强烈要求。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在自己社会辅助道路的选择中，国内的各种社会力量自然地被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

在20世纪的后半叶，尤其是在1949—1976年的毛泽东时代，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是列宁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是全面的和深刻的。但是，在我看来，这并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力，而是中国共产党从前苏联移植到中国的整个社会制度模式决定的，毛泽东把自己看做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事实上，应该是秦始皇在前而马克思在后，甚至可以说，毛泽东本质上是属于秦始皇的，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海的认识和观摩，连一个在海边上捡石子的小孩子的水平都不如。毛泽东只是拉来马克思主义的名头，进行自己认为正确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而已。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究竟是什么？应该怎么样按着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指明的方向进行社会实践？毛泽东根本是一窍不通。毛泽东的在延安时期写出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只是抄写了前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的一些内容，并且加之于运用中国的一些口语而已，几乎没有任何哲学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在共产党的第一代人中，毛泽东的理论水平还算是最高的一个，主要是他在1935年遵义会议后的共产党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击败了他的一系列对手，毛泽东便自封为孩子被封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的代言人。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者。但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一是在经济上执行所谓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一是在社会方面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最终的结果是毛泽东发动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次长达十年的政治运动，不仅把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破坏殆尽，同时也彻底打破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正确实践的进程，进而将中华民族经过民主主义革命而培养起来的共产主义理想全部粉碎。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列宁主义在俄国出现，列宁对国家的解释是“国家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并且在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上，把资本主义划分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阶段，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在暴力革命的方向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在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后，代1937年代的延安时期，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于有国外的理论家做出过大致如下的评论：在列宁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两个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个是陕北群山中的毛泽东，一个是狱中的葛兰西。

在中国共产党的解释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袖，尤其是毛泽东个人，是一个不懂得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中国共产党试图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区别开来，同时，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必须把1949年10月之前的毛泽东与之后的毛泽东区别开来，把中国共产党组织与毛泽东个人区别开来。当然，做这样的区分本身或者就没有意义，并且也是在客观上做不到的。然而，从理论上做出这样的区分，至少对于后人认识历史那个起到有益的作用。
      时至目前，在国外的网站上，一篇叫做《马克思的成魔之路》被传的纷纷扬扬。而我看了这篇文章，心中犹如五味翻卷。在《马克思的成魔之路》通篇都是对马克思个人成长历程的歪曲，也充满着对马克思思想愿意的篡改。

其实，马克思只是一个生于1818年的德国人、一个男人、丈夫和父亲，一个欧洲工人运动的思想领袖、一个理论家或者思想家、一个去世于1883年的始终生活在贫困中的人。马克思声言“人所共有的我都具有”，并且当马克思在世时，对那些明显歪曲了他的基本的理论观点的人讲到“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理论本身以及马克思主义，如此深远的影响到他所在的时代以及其身后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这是人类历史发展到20世纪初的自然也必然的结果。正像产生与中国本土的儒学被统治者选中做为“国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也是政治权力选择的结果。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一系列失败，我们应该认识到，错误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而在于毛泽东这样的权力独裁者。

在中国国内，2009年中国华东政法大学张雪忠教授发表《中国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的文章，列出了“中国去马克思主义化”的理由：1、哲学上的独断。2、避免暴政未必得消灭宗教。3、解放生产力未必须摧毁私有制。4、取消马克思在中国的神学地位。在文章的最后，张雪忠写道：“在经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惨败之后，中国已经在经济领域进行了三十年去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但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为了维护一种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政治体制，马克思主义仍被用于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扭曲成学舌的鹦鹉和理智的侏儒。”“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在政治、文化和教育领域启动去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但这并不是要禁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是要取消其在中国的神学地位，以恢复中国人理性和良知的至高无上的权利。让13亿中国人，以一种全民族集体自虐的方式，彻底臣服于一个西方人的哲学体系，并成为一种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的幻想的奴仆，这既不合乎理性，也不合乎道德。”

张雪忠的《中国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提出了中华民族面临着的一个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在21世纪，中国还究竟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这决不是张雪忠教授个人的思想，而是代表着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思潮，即“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思潮。
      回顾20世纪中华民族的思想史，中国的20世纪是由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开辟的，三民主义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到1949年10月，主导了中国20世纪前半叶的民族意识，直到1949年中国分裂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三民主义在台湾仍然是主导性的思想体系；在孙中山先生传播和倡导“三民主义”的稍后或者同时，中国在1919年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旗帜是“民主”与“科学”，时值五四运动爆发，俄国的十月革命已经于1917年发生，由于俄国毗邻中国，十月革命的发生仿佛为正在寻求社会发展道路的中国树立起了一盏灯塔。而且，共产国际迫切需要中国的共产主义力量成长起来，因此，共产党的在中国成立，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五四运动时期，在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之间进行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双方的代表人物是胡适之和李大钊两位中华民族20世纪的先贤。
    对比五四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的愤怒呼声，我们在看眼前的“中国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的思潮。其实，这都表现着许多中国人在理论上的幼稚性、肤浅性和表象性。因为这些观点貌似正确而实质上却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点。比如在五四运动中喊出的“打倒孔家店”到70年代的“批林批孔”，不仅是对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儒学价值毁灭，而且毁灭了中华民族之芯。使得整个民族普遍的而严重缺乏文明的价值理念，只能懵懵懂懂地、盲目的跟着政治权力走，即使这个政治权力是邪恶的，也失去了最起码的分辨是非的能力。这就是从文化上“打倒孔家店”造成的后果。而“中国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的提出，则是一个类似“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实质上，在中国20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中，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后，共产党人在促进中国基层社会的民众觉醒和民主成长方面，从1921—1949年的阶段，尤其是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都做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比如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执行的“三三制”，就是对中国基层民主的杰出的贡献。而书写《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时期的毛泽东，也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进步力量。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严重缺乏基层民主经验和良好的法治传统的国家，在1949年10月后，毛泽东逐步走向他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面，在1949—1976年，毛泽东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开辟的民主主义，也背叛了共产党的伟大的社会理想，运用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手段，实现了一场长达27年的专制复辟，只是从名义上，毛泽东不敢恢复“皇帝”的名头，而事实上，毛泽东成为一个凌驾于整个共产党组织和国家机器至上的“帝王”，他自己的话便是“马克思家秦始皇”。
     “中国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的思潮，一方面表现着这种思潮根本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真实联系；另一方面，更是不懂得中国传统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实质，其实，中国在毛泽东主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错误及所犯恶性，是毛泽东这个邪恶的统治者的错误，而决不是马克思主义之过。
     张雪忠只是一个没有真正认识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实质的教授，他所代表的“中国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的思潮，也是一种不懂得中国的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关系实质的表现。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进行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时，往往对中国从秦始皇到毛泽东的邪恶的权力视而不见，而却往往把实现的社会政策错误归咎到某个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方面，这正是中国大陆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幼稚病。其实，这正是在用一种错误的思想态度呼吁一个他本人没有能够认识到的实质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大陆必须彻底改变政治权力与文化教育的关系，这也是一个政治权力必须还思想以自由的问题。
    对于中国大陆社会而言，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恰恰是：重建我们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政治伦理与政治制度。在西方，自13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中形成了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核心理念之后，西方政治又在以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为代表的政治理论指导下建立起了以多党制、普选制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由此，一个好了的政治制度结合着民主、自由的价值，推动西方工业国家发展到今天的高度。
    而在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起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然而，孙中山先生设计的“五权宪法”的政治制度框架，却从未得到认真的执行。而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更是无从得以真正实现。
    《中国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一方面，张雪忠提出的“中国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的理由是歪曲的；另一方面，张雪忠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肤浅的。即使中国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也不是因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或者过时，而是因为中国大陆需要根本改变政治权力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大陆需要彻底改变政治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张雪忠没有抓住中国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的根本点，他可能认识到这个大陆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不合理性，并且隐约认识到这个问题，然而，却处错了药方。

中国不是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而是需要涌现出来一大批真正那个继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和政治家；中国不是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而是需要彻底改变政治权力与文化教育、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政治权力与科学技术、政治权力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一句话，彻底改变权力与社会的关系，让权力服务于社会需求、服从于人民意志。
     中国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不仅因为1949年后6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推动了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提高，而且，我们欲要认识现实的一系列中国问题，仍然需要运用马克思提供的思维方法去抓住当代社会问题的实质。
     在21世纪，中华民族理论思维水平的提高，仍然需要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中国需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马克思主义、文明的马克思主义。同时，这也不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而是中华民族理论科学以及思维方法的升华过程。
    中国仍然需要经典马克思主义，我相信，通过中华民族起自1980年的伟大的改革开放时期时期，中国的真正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人必然在改革开放时期后诞生，经历了改革开放时期完整的历史时期的一代人种，注定会从理论上涌现出一大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也注定会在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事业中发挥出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中国21世纪的味道思想家，注定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们能够运用马克思提供的科学的理论思维，把握中国21世纪社会发展的实质，并且提出解决中国发展所面临着的一系列问题的正确的方法。

 超越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思想理论任务。在中国，这中崭新的历史观正在诞生，这样崭新的历史观认为：文明是人类历史的核心和实质。同时，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才是第一的和首要的关系，一方面，人类产生与自然界，并且按着自然界的规律而生活；另一方面，人类从自然界获得吃穿住的生命之源。因此，从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出发理解社会运动，并且给予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这本身就是崭新的历史观。

马克思把人的实质视为“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新的历史观认为，人类首先是与自然界（包括社会）关系的总和，把自然界与人类的关系视为最基础的、第一性的关系。由此，人类才会根本根本社会实践的内容和方向。

我把这种历史观叫做——文明主义或者社会文明主义。人类只有运用文明的方法才能够达成幸福的目的。科学是根据自然界运动规律改善客观世界与人类关系的活动，而文明价值则是基于人性本能的一切美好情感、理智表达出来的观念。马克思主义阐明的“工人阶级劳动解放”和“劳动者解放”的理论，事实上完全可以作为21世纪一切科学研究的宗旨。

在中国，根据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同，一般把科学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应该是一种理论科学，而中华民族理论科学的任务，就是要根据自然界和社会的真实面貌，阐发出符合社会文明发展需要的理论体系来。中国在理论科学方面，迫切需要思维方法的升华，只有改变思维方法，才能够促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实现升华。

中国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方面，在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后，就形成了一种政治权力控制社会思想的传统。在21世纪初，中国的这个落后的冲突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中国历来具有政治权力主导意识形态的传统，从汉武帝决定“独尊儒术”到共产党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期间历时1600多年。所不同的，儒学是被刘氏皇家选定的国家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是被政党选定的一种理论。实质上，中国的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在20世纪的后半页，马克思主义一直作为中国大陆执政党的指导思想，而其实，中国国内真正懂得经典马克思主义实质的人却如凤毛麟角。当1953年中国科学院决定陈寅恪先生(1890-1969)出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时，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了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可想而知，陈寅恪先生是不可能就任的。由此，他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直到80年代才被公诸于世。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者中国去马克思主义化，这两种极端的理论态度，依然表现这中华民族落后的理论思维传统和特点。
    当21世纪第一个年代过去后，中国大陆社会的改革开放时期以及走过了30多年，对于一个民族社会的发展和文明形态的确立而言，30年固然还是一个十分短暂的时期。但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坐标必然定格在：这个时期是中华民族新文明的奠基和开创的时期。
    经典马克思主义将永远做为人类思想史中的一座丰碑。这座丰碑是光辉灿烂的。在中华民族21世纪的文明发展史中，经典马克思主义仍然会被继承、丰富和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有彻底摆脱政治权力的限制后，才能够再次焕发出无限的光辉。

在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必须首先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放置在人类历史运动的全过程中，并且从人类文明进步的实际状况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海的全貌做出俯瞰。由此，中华民族才能够自觉地站在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制高点上，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并且为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找到正确的方法和出路。

                                                            徐国进

                                                                                 2011-7-25、26

 马克思主义能否继续充当“中国芯”？

历史上，汉族社会有过两次接受外来宗教与意识形态的经历。一是公元1世纪接受从印度而来的佛教；一是1921年共产党开始的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在中国，前者历经2000多年，几乎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而后者，马列主义在中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1949年10月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算起，还不足70年的时间，目前，马列主义依然与中国基层民众处于“两张皮”的状态中，毫无疑问，13亿中国人的成年人都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名词，但是，至于“马列主义”究竟是什么？估计没有几人能够回答得出。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间理论体系。她不具备宗教的特点与实质，因此，不可能充当宗教的职能，更不可能像宗教哪样进行传播。但是，马克思主义是自资本主义形成以来的最具有社会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因为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始终拥有一个能动的、先进的阶级力量，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这个阶级当然是工人阶级。

 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中国仍然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当代人类事务的最可靠的方法。运用这个方法，有助于帮助我们探寻到现实生活的实质以及通向未来的途径。

 但是，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面，如下的几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人类历史已经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视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8世纪40年代的欧洲，标志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著作是《共产党宣言》，写作于1842年2月，这部著作是应“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同时被要求所作的。人类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端于18世纪60—70年代的英国，而成熟于20世纪的美国，期间走过大致190年的时间。在20世纪50—6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了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由此实现了人类信息传播的同时化，从而导致世界经济一体化，这便是全球化局面的形成，这种态势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熟，至今，人类在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开辟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局面下生存了30多年。

     信息化和全球化把人类的社会经济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形态，美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思想家把这种经济叫做信息经济。

     全球化的国际局面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历史已经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因为人类社会超越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经济学揭示和理论解释，这是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就曾经提到的问题——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在写给朋友的信件中，马克思就大致讲道：由于《资本论》写作的速度较慢、担心写成时便已经过时。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具有远大的历史视野的理论体系，但是，任何一种理论形态，都不可能概括和描述未来社会的全部生活实际和实质。从20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衡量，以20世纪50—60年代工业革命的成熟为标志，人类便开始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人类的思想家们需要站在全球化的社会高度，不断努力创造出时代生活需要的社会理论。

    人类面临的一个迫切的理论任务，是努力探讨超越工业革命的社会模式，并且为这种崭新的社会形态的建立提供理论支撑和原则。

     其次，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经济学诠释。在马克思时代，英国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最丰富的社会现实材料，一是，社会人口结构的大规模变迁，即工人数量第一次超越农民，成为英国社会的占大多数的劳动人口。二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快速成熟导致工人与资本家（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激烈的矛盾斗争。三是，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走向有组织化，即共产党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党组织已经产生。

     《资本论》是世界工人阶级的“圣经”，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马克思的唯一的理论目的，即是让工人阶级在劳动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获得的解放。《资本论》的思维逻辑是：商品是资本主义的财富象征，商品是被雇佣工人阶级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两个层面，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货币通过购买劳动力而转化为资本，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当资本在市场上购买到劳动力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由此开始，工人阶级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创造出剩余价值，但是，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最后的结论是：剥夺者必须被剥夺。

 而且，社会存在的事实是，对于任何一种社会而言，工人阶级只是全部社会分工中的一个环节，而社会分工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智力在社会分工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工人阶级的劳动解放，是包括工人阶级的劳动智能的提高在内的全部社会因素的结果。当然，政治制度的进步同样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和保障力量。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政府即是能够保证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工作机构。

     社会生产是全部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一的社会因素不会生成有效的社会商品和财富。而生产过程最重要的因素是劳动者智力的不断提高和增长。

     马克思理论中对于工人阶级劳动解放的追求，符合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但是，如果放在全球化的社会条件下，则具有明显的狭隘性。

     再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被列宁以来的社会实践所严重歪曲。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里产生，因为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而列宁则认为共产主义能够在一个国家首先建立起来。这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公开的不同。列宁通过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号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的国家理论，从本质上背叛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实质。因此，前苏联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走向消失。因为“前苏联”本身即是一个违反人类生存本质的国家，它与人类文明的根本要求背道而驰并且南辕北辙。“前苏联”从1917年建立，到1991年解体，大致存在了70年之久的时间。

     第四，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上，科学的思维方法比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观点更加重要。

据报道，2015年11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顾海良在《人民网》发表《让世界分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文中说——“面向21世纪，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让世界分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重要使命”。《求是》杂志11月25日发表了署名为“桑可”的文章《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文章说——“当前，我给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整体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日益凸显······如何拨开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重迷雾，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找出正确的前进方向······都需要一个开放包容、与时具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去不断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在意识形态方面极其不成熟的社会。一方面，整个社会沉湎于权力与金钱的支配下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全体社会成员严重缺乏对于社会现实预计未来的正确认识。在这种局面下，马克思主义如何继续充当改造中国社会文化的理论因子，这不仅是中共与其思想家们的任务，更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理论意义的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能否继续充当“中国芯”？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但是，当中国经过了3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后，注定会涌现出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们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在理论上以及整个意识形态的建设上，中国需要的，是重新阐述人类有文字以来的科学价值，把人类的全部美好价值具体化、把汉语升华为世界上的主要的科学语言，从而使中华民族成为崭新知识体系的首创者。

                                                       徐国进

                                                      2015/11/26

21世纪中国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诞生的19世纪40年代，对于欧洲社会而言，一方面：起自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进行了大致100年，这个时期是英国社会阶级分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农民向工业生产领域急剧转化，社会人口大部分成为了产业工人；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新兴的资本阶级需要拥有自身的社会地位，由此在欧洲各国发生了资本阶级革命，并且由此确立起了现代国家制度。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工人阶级同样为着自身的利益而进行有组织的斗争，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于1847年成立，这个同盟邀请马克思、恩格斯两人为其起草纲领，由此便在1848年2月公开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标志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马克思（1818—1883）首先是一位思想家。然而，这位思想家与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思想家不同，因为其他的思想家都是提出自己的一种理念加以论述，而马克思在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方面，从一开始即是针对一个具体的社会产业分工中的阶级——工人阶级的利益、实践、社会要求而从事自己的理论研究。因此，马克思在思想上充当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而且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本论》才是世界工人阶级的圣经。马克思个人及其全部理论，都是致力于追求实现工人阶级的劳动解放而阐发出来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能动的、具有创新生产力活力的阶级，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个阶级即是工人阶级。

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阶级斗争，决不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无休无止的暴力行径，恰恰相反，马克思把阶级斗争首先视为社会分工的结果，并且阶级斗争表现出来的首先是不同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的矛盾，是可以通过经济的方法进行解决的。

在全部历史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理论的一个明确的对象进行俺研究，其全部成果表现在《资本论》中，《资本论》把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总过程都进行了详尽的理论描述，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前途并没有做过多的设想，他只是认为“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和“剥夺者将要被剥夺”，并且指出未来的劳动组织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并且要“重建个人所有制”等等。但是，在马克思哪里，所谓的“消灭私有制”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制度的一种主张，而决不是简单地消灭私有财产的拥有权。否则，马克思就不会在《资本论》的最后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结论。

马克思批判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然而马克思没有批判过任何一个资本家个人。

在中国，从1950年代进行的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其实是打着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的旗号，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场严重的破坏。可以说，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海的认知，犹如一个站在海边刚刚脱掉鞋子准备下海的顽童。毛泽东根本不懂更不会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当然，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人民追求社会公平的方面，曾经发挥过或多或少的理论贡献。

劳动阶级在劳动过程中获得解放——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社会的理论要义。

人类社会经过马克思身后100多年来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经过20世纪下半页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的带动，在社会分工和阶级结构方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便是人类社会阶级结构的多元化的局面。处于不同的产业分工中社会各个不同的阶级力量，共同充当促进社会文明的力量。

21世纪中国必将是一个产业大分工、大分化的世纪，同时也是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蓬勃兴起的世纪，而科技发明的产业化，将是21世纪中国社会进步的主流和轴心，在这样的轴心驱动下，中华民族的文明将发生一场普遍的质的飞跃

21世纪注定是全球化的纵深发展的世纪，21世纪将是人类自18世纪下半页工业革命以来最重要的转型世纪。工业革命走过了大致200年，人类通过电子技术革命进入到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电子信息经济首发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最终应该在中国达到一种成熟的顶峰，因为中国是1980年代以来接受世界上经济发展成果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口和人力资源最多的国家。

21世纪中国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圣徒。

在21世纪，中国必须在如下几个方面正确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直到作用：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引导中华民族的思维方法向着逻辑思维的方向转型，从而把汉语系统提升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科学语言之一。对于人类而言，决定和影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于思维方法和政治制度，语言本身决不是制约一个民族的科学技术进步的因素。自从传说中的仓颉造字以来，我们民族的文字和语言系统是世界民族之林中最为优美和富于活力的语言品种。在21世纪，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一大使命，即是把汉语提升为世界上的主要的科学语言。

第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天下文明的价值结合起来，奠定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力。可以肯定，21世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形态，注定呈现一种百花齐放、竞相争艳的繁荣局面，而马克思主义也注定在中国社会中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和指导作用，同时，我们的社会注定要回归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本源——天下文明的追求和意志。而且，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将包括世界上主要的宗教形态的因素，诸如佛教、基督教等，都会同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我们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

第三，全球化条件的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社会在21世纪社会发展的方面提出一系列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改革开放时期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一种整体性、综合性的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的时期，这需要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组成部分，共同为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而奋斗。中国社会内部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别性和不平衡性，但是，这只是发展程度上的差别和不同，而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种组件共同为着实现社会文明的目标而努力的局面，将构成中国未来30—50年的典型的社会特色。

经历了19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思想家、理论家们，必将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直接的继承者和丰富者。

近14亿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是——天下文明。在这样的价值统领之下，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必将绽放出无限的思想光芒。

                                                                                徐国进

                                                                         2017年9月26日

习近平时代与马克思主义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政治局10月29日下午就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进行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锲而不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这是一个良好的现象，从中我们看到，中共领导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视以及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决心。

可以说，习近平时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第三季，自从19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时代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这两个不同的社会阶段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深刻而具体的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第三季，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中国必须达到极大丰富，中国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完整的理论发展和正确的政策实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价值融合在一起，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习近平时代必然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马克思主义在习近平时代走向成熟，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要求，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转型的迫切需要。然而，完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这是一个严峻的理论工作，必须有一大批真正领会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思想家去完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陆必须成熟并且成为一颗根深叶茂的常青的理论之树。创建属于中华民族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使命。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随着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站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最常用的政治语言。历史上，从公元1世纪开始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佛教同样是一种外来的宗教。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尚是一种没有得到长足发展的理论，而且，这个理论体系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实践中存在着严重失误。马克思主义应该也必须通过21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而真正丰富和成熟起来。

历史上，佛教是影汉民族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最普遍的宗教，几乎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家天下的历史进程，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远远不及佛教，但在改革开放时期，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正在扩展中，经过改革开放时期以及全球化的洗礼，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呈现丰富和多元化。

在20世纪的人类生活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主义”，这是20世纪人类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在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至少包括如下两个极其重要的理论线索：一是生产方式的进步是经济形态发展的基础与动力；二是劳动者的解放（人自身的解放）是一切社会实践的根本目的。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的运行，是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理论核心，因为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基础和进步的必要条件，没有经济形态的进步和繁荣，一切社会的上层建筑的变化，都不足以引导社会生活发生质的改变。劳动者解放（包括人的全面的社会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核心的理论追求和现实追求。劳动者在劳动过程的解放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也是衡量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的指标。

马克思主义是欧洲社会工业革命巨大的社会文明进步条件下诞生的人类思想之光，马克思主义一经诞生，世界工人阶级便具有了科学的理论，也为劳动者提供了实现在劳动过程中的解放提供了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

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的实质、特点和必然结果。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运动的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研究对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评判，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阶级对于雇佣工人阶级的劳动剥削，因此，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消灭私有制”，决不是通过简单的暴力形势消灭社会成员对于物质财富的使用权和产权，相反，是要重建社会财富的所有制制度，使之更加有利于劳动者阶级和生产力的发展。

在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人类不仅是自己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第一位的是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总和。人类是地球陆地上的生命，人类生命的起源问题至今尚无公认的科学结论。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同时，大自然把能动的改造客观环境的智力赋予在人脑中，而且，人类智力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这就使得人类社会本身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劳动是创造社会文明的唯一方法和途径，劳动的智力含量越高，社会文明的水平也就越高，因此，社会文明的程度与人类劳动的智力程度成正比。但是，在人类社会的不同的进化阶段，劳动本身存在着普遍而严重的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和压迫现象，这使得劳动本身存在着明显的被迫性，这才是社会的不合理、不公平之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条件下的劳动——首先表现为雇佣工人阶级的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其劳动成果——商品——属于一种被资本家阶级无偿占有的劳动，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必须被消灭，才能够使得工人阶级获得劳动解放，然而，马克思主张的“消灭私有制”绝不是简单的使用暴力或者对工人产权的完全消灭，而必须要“重建个人所有制”。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或者主张社会暴力的理论。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是指处于不同的生产方式下和分工过程中的阶级，存在着事实上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巨大矛盾，而克服和解决这种矛盾，只有依靠生产力的进步。

   在马克思主义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能动的、先进的劳动者阶级，而阶级是人类社会分工的产物。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个阶级当然是工人阶级。马克思包括恩格斯，事实上已经明确地看到科学技术在整个生产过程的作用和贡献，因此，他们对于劳动者阶级的智力的提高寄予无限的希望。

可以肯定，21世纪是人类社会运用方式发生重大转折的世纪，因为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和科技基础都将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人类在科学技术上的一系列突破，尤其是在生命科学、能源科学和科技科学三大科学领域的突破，将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社会的运行模式。人类社会自18世纪下半页工业革命以来，社会运行的能源基础建筑在不可再生的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的开发利用之上，形成了以电力能源为主体的运行模式。

信息化将改变社会商品的流通方式，因此也将极大改变社会的分配方式。货币的职能需要回归到交换职能的本源上，而货币作为资本的作用，正在被人类的智力资源所替代。也就是所，在未来的经济中，货币不可能继续发挥第一位的重要作用，而必然回归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基本的职能。

     信息化和全球化是人类文明传播、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等等成为一种没有国界限制的因素。这会使得主权国家的概念以及国家的运行方式终将发生巨大的改变。由电子技术革命带来的全球化，第一次打破了国家的界限。使得国家界限成为一种符号意义。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存在着国家消亡的观点，在马克思的时代，主权国家对于人类的生活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但是，在全球化的国际格局中，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界限已经被信息的力量所冲破。信息是一种无国界的资源和能量，而且即时地传播给全人类。

地球上不同种族的国家之间的竞争，最终是一种文明形态的竞争。也就是说，科学知识、技术发明、文化创新的竞争才是不同国家竞争的最核心的因素。

21世纪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必然呈现一种在马克思主义统领下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没有这样的文化与科技的繁荣局面的出现，便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真正意义上的振兴。中华民族的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局面，迫切需要21世纪中国社会的崭新意义上的诸子百家的涌现，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里的创造发明。

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全人类的理论科学成果，这个理论科学必须在现实的政策上提供促进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的具体政策实践，才能够促成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源自于她自身理论内核具有无限发展的动力，她所提供的思维方法能够与人类社会的任何发展阶段相契合在一起，并且为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提供依据。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广受诟病的理论体系，然而，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受到的诟病与马克思主义本身无关，而是后来的前苏联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诸多失误造成的。

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首先体现在姬昌在《易》中明确解释的“天下文明”的价值以及对人类社会运动的“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认知、开物成物的产业观念等等。《易》之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大致550年间，华夏民族的先贤们开创了一个文化上的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包括道家、儒教、墨家、法家、农家、医家、兵家、纵横家等等的学术流派，这些学术流派不仅为当时的社会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而且直接服务于社会生活，创造科技成果并且引领文化的进步。对于21世纪来说，儒家不可能承担起中华民族文化繁荣的任务。不是因为儒家价值本身，而是因为儒家只是意识形态的一个流派。儒家过分强调的周礼的运用，事实上起到了束缚社会思想多样化的作用。

     习近平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指导中国社会实现全面文明升华的理论。历史上，属于黄种人的华夏民族，曾经创造过无比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但是，在公元13世纪前后，汉民族国家开始在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等方面明显地落后于欧洲国家。欧洲国家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创造了系统的科学知识体系和人文价值，从13世纪以来到20世纪的大致700年时间，汉民族社会长期停滞不前，政治制度的僵化、内部的社会动荡无不羁绊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科技上的创造力，在20世纪，中华民族才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觉醒，建立共和国、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然而，总体上，20世纪百年中国仍然属于一个没有得到成功发展的国家。直到1980年才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之路。

习近平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需要从理论上对1950年来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的两个阶段做出总结并且给予正确的历史结论；另一方面需要对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以及方式方法做出具体的规划和正确的政策。要做到这两点都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

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这是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一个理论任务。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事业，在21世纪仍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在21世纪，中华民族的思想家必须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徐国进

                                                                           2017年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