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國進論馬克思主義》

目錄

1、經典馬克思主義

2、中華民族迫切需要確立文明的歷史觀
    ——兼談文明史觀的含義、內容以及應用

3、儒學、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4、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局限及其與中國的聯繫

5、馬克思主義能否繼續充當“中國芯”？

6、21世紀中國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

7、習近平時代與馬克思主義

經典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產生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歐洲。這種理論的產生背景是歐洲（以英國為代表）資本主義社會發育階段中階級分化最劇烈的時期。因此，階級分化與階級鬥爭是影響到馬克思本人世界觀及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形成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在她確立後，經過世界範圍的共產主義者的實踐，特別是通過1919年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直接影響了整個二十世紀的人類生活，從而把世界歷史的格局改變成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對壘。在21世紀初，雖然人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走出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野，但是，無論是現在還是在今後的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她還會依然如故地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或者激發人們的理論熱情，並始終成為每個不同社會形態下人們所普遍關注的一個意識形態對象。   

 為什麼馬克思主義在產生150多年以後的今天還會有這樣大的魅力呢？因為馬克思說明了在他以前和他所處時代的社會運動規律，從而在思維方法方面為以後的人們認識自己的時代生活提供了一把永不生鏽的鑰匙。固然馬克思身後一百多年的世界狀況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但是，尤其是對於中國人來說，我們要對身邊的現實，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進程，要取得一種準確的認識，還必須向馬克思求教，以獲得觀察當代事務的基本方法和能力。因為馬克思按着歷史發展的必然邏輯創造了我們的精神世界，同時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生活形態。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對於20世紀中華民族現實和精神兩個方面的影響力，已經成為了中西方歷史交合地的一種非常奇特的文化奇觀。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始終包含着一個同社會先進的物質生產力結合在一起的能動的歷史主體，在馬克思本人所處的時代，這個主體當仁不讓地就是工人階級。在歷史上，工業作為一種產業力量，大規模地取代農業的地位，成為影響和決定人們生活的最普遍的力量。工業創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文明，而工人階級則是伴隨着大工業的出現而出現的。同時，也是在同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不斷獲取自身的利益和改善生活的狀況。在世界範圍內，從生產力先進國家的經驗來判斷，工業占產業的主導地位從18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50年代，其核心地位大致持續了190年時間，現在，經過20世紀50—60年代的以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革命，以美國為主要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生活已經走出傳統工業經濟的歷史範疇，但是，對於人類歷史的理解和說明仍然需要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因此，要研究社會現實生活，則依然需要這種理論的指導。在社會結構的重大變革中，工人階級自然地也是一個不斷變化着的社會主體，各個階級間社會地位高低、在產業關係中的人數改變以及經濟作用的提升或者降低受到了來自社會教育、科學技術、文化、醫療衛生等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因此，可以判斷，在歷史運動的每個不同的階段上，推動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的力量也是一種變量。但是，必須明確的一點是，這個變量肯定是和先進的物質生產力結合在一起的部分。
    自18世紀60年代算起，到馬克思主義產生的19世紀40年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經歷了大致一百年的時間。而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到19世紀40年代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最全面、最徹底、最科學的理論覺醒。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和認識馬克思主義的產生以及她對於後來的20世紀人類歷史的巨大影響力，才能夠幫助我們得出正確的結論。   

當然這一切並不單純因為馬克思個人的偉大，而是因為成就他個人偉大的那些事業本身，這個事業是如此深遠地影響到人類歷史的進程，以及如此深刻地用這種理論變革了人類歷史。馬克思創立了認識世界的方法，這種方法可以為每個人正確認識客觀事物開闢一個途徑，而且，這種方法是不能迴避的。對於中國來說，必須選擇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懷疑和猶豫的餘地。既然如此，就需要對經典馬克思主義詳加說明，既不能採取空洞地說教，更不能在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完全無知的情況下就忘言她的過時。    馬克思首創的社會分析方法即唯物辯證法的重要性，在馬克思本人具體的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中就充分顯現出來了，並且隨着他身後每一社會歷史發展進程，它都無不顯現出自身的獨立性質。對於探索社會生活的內在實質和根本動力起着世界觀方面的指導作用。運用馬克思的思維方法產生出來的理論不僅能夠揭示客觀事物的本來面貌而且能夠成為我們實踐賴以遵循的原則，這是馬克思的方法對理論本身的要求。   

 然而，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遺產不僅僅作為認識方法上的一個至高點，同時在它的內容之中包含有一個創造着歷史能動的主體，正是這個社會主體所發揮出來的真實的歷史作用，才使馬克思主義貫穿到社會的各個領域中去。在馬克思的時代，這個主體理所當然是工人階級。既使在我們的時代，在中國目前社會經濟的發展階段，工人作為一支基本的勞動力量依然承擔着最主要的創造歷史的任務。固然，工人階級自身在不斷發展和變化中。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曾經討論過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的問題，我認為，如果需要為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確立一個出發點的話，那麼，這個出發點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馬克思本人就是為了世界工人階級的解放奮鬥了一生。   

至於馬克思本人，還必須把他放置於他所處的全部真實的歷史聯繫之中。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無法用一個簡單的定義來表示，我們所需要的首先要站在時代生活的最前沿的一個至高點上，對大海的全貌有一個整體的輪廓。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在對於我們置身其中的社會事務的認識方面達到真理的彼岸，並且獲得社會實踐上的成功。當然這並不是說馬克思主義不需要一個明確的定義，而是說，有關馬克思主義的定義存在於馬克思學說的整個體系中，任何機械的和先驗的定義都有可能導致錯誤。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理論科學，自身存在着思想前提和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就前一方面來說，我認為不能就馬克思主義本身去認識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又必須研究全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展進程。    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前提和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具有如下共同特徵，第一個特徵就是對待客觀事物的辨證態度，辯證法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從一個神秘的字眼變為一個可以應用的科學方法。這是由馬克思的理論性質決定的，辯證法把任何事物都看成是一個運動的過程，在事物自身運動中尋找事物內部的矛盾屬性。它認為事物內在的本質是能動的和發展的，而不是靜止的和停滯的。因此，它為研究對象提供了最一般意義上的規定性。   

這樣，在馬克思視野之內的人類歷史的本來面貌就揭開了它雲覃霧繞的面紗。這便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個基本因素—— 唯物史觀。用唯物主義確定人類歷史，本身就提供了人類歷史的一種嶄新形象，這個形象是真實的和不容置疑的。唯物史觀所強調的是人們在自身物質基礎之上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這種活動在歷史中處於中心作用，它是對於其它的社會活動的支配力量，是歷史發展的動力。   

 在生產活動的各個不同物質基礎上的階級關係，處於相互矛盾和鬥爭的關係之中，從而推動人類歷史的進化。人類歷史是不斷進步的。因此，唯物史觀對每個具體歷史階級的正確分析就是對唯物史觀的理論上的發展。唯物史觀是對全部人類歷史的一般意義上的規定，但是，如果唯物史觀在這裡止步，經典馬克思主義也就不會對人類歷史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馬克思完成了唯物史觀的具體化進程，把這種研究人類歷史的方法運用到對具體的、現實的資本義社會形態的研究中去，從而得出關於資本義社會的總體看法和證明了資本義社會的運動規律。這樣，馬克思創立的剩餘價值理論從現實的和理論的兩個方面對唯物史觀提供了最完整、最系統、最科學的證明，從而使馬克思主義成為科學，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第三個本質標記。從方法論的角度實現了一個從抽象到具體的全過程，這一過程的理論基礎是堅不可摧的。因此，就連馬克思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這個理論體系的堅不可摧的邏輯性。   

 最後，從一切對現實生活研究的結論中得出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的最高階段的預言。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具有了實踐的力量和素質，共產主義理論是對資本主義的社會運動結果的基本判斷，社會理論是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分析結果，它使馬克思主義具有最明顯的行動性和革命性。   

 總之，馬克思主義的構成異常龐大。如果中國人掌握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特質，那麼，對於解決困惑我們自身的理論和現實的問題來說，就是把握了一把萬用萬靈的鑰匙，但是，馬克思主義決不是廉價的，要學習她、掌握她並且運用她則需要為之獻出畢業精力。一般來說，在這裡我所提到的馬克思主義都是指經典馬克思主義之根，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之源。所以，要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就必須不遺餘力的回到經典馬克思主義那裡去。 

（一）唯物辯證法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首先從表象出發開始對認識客觀事物，這體現在我們每個人的語言上面。每個人的語言都最直接地提供出這個人的思想面貌及世界觀。然而，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的存在，要認識事物的本質和內在規定性，我們就必須深入地探討事物的內在和外在的全部聯繫，事物的聯繫是真實的存在，這種聯繫本身是一條看不見的線，它處於事物存在的不同狀態中。唯物辯證法就是最符合事物本來面貌的哲學意識和思維方法，因此，不是客觀事物適應於辯證法，而是恰恰相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情況就是如此，它把自己自覺地建立在一種科學思維方法的基礎上，並且使這種哲學貫穿於它的全部著作之中。做到這一點對於任何一個著作家來說都是十分困難的，它需要的不僅是為了科學的無畏的獻身精神，更重要的，需要對客觀存在事物的全部內在聯繫有一個最清醒的認識。因此，從唯物辯證法入手開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最重要理由之一，就是經典馬克思主義全部著作都是對唯物辯證法的運用，而且是產生馬克思的一切思想的最重要的契機。的確，要了解馬克思主義，就必須懂得她的唯物辯證法，而現在，對於辯證法問題的研究，整個方面都存在着庸俗化的傾向。   

（二）唯物辯證法體現在現實生活中沒有一個單一的和確定的含義。因此，在這裡，需要的是對辯證法採用循序漸進的步驟，最後才能確定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以及唯物辯證法在馬克思那裡是怎樣運用的。   

（三）“辯證法”這個詞溯源於希臘文中，是表示對話的一個術語，指相互交換意見、反覆不斷追問、直到把概念弄明白為止。在各種不同類型的辯證法的核心中，我們都發現繼承了那種不斷詢問，與對立的知識材料積極交鋒的內容，柏拉圖以蘇格拉底這位古典哲學中辯證方法的偉大倡導者的人稱和口吻對這一點作了令人難忘的描繪。在哲學發展史中，辯證法在唯心主義意義上通過黑格爾達到了再也沒有發展餘地的高度。因此，唯心主義的辯證法也就從此結束。   

辯證法同樣需要自己的哲學基礎和現實前提，也就是說，辯證法作為一種思維方法不能獨立的存在和發揮作用，因為思維方法必須訴諸於一定的對象，不管這個對象是客觀的還是被主觀的確定的。就經典馬克思主義而言，她在確立辨證思維方法的前提和基礎之後，對參與社會實踐的主體力量採取能動的和唯物的態度。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在對社會經濟領域的研究中得到最完整的體現。但是，如果不研究社會的生產和流通、分配和消費，經濟就只是混純一體，而對於生產過程的研究，如果不說明建立在一定的物質技術基礎之上的社會分工等，生產就只是一個空洞的概念。通過馬克思的揭示，辯證法依次尋找客觀事物依存的條件和內容，使某項具體的社會活動處於相互聯繫的整體之中。   

但是，一切物質（包括自然界和社會事物）不僅是存在着，更重要的，它是在運動的過程中存在着，我們將物質運動的觀念運用到觀察和說明一切事物的實質中去，就能夠了解到客觀事物內在變化的原因。這種觀念為我們給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下定義提供了前提，也為說明辯證法究竟是什麼提供了一個基礎前提。正是在這裡，即研究物質運動成為辯證法的出發點。同時，它也是辯證法的本質標記之一。黑格爾的辯證法把客觀事物的運動觀念化，認為運動就是客觀精神的運動，而馬克思則把這種顛倒了的關係顛倒過來，並它賦予理解客觀事物的科學性質。   

既然一切存在着的事物都處於運動之中，那麼，就有必要尋找事物運動的原因、條件和基礎。這樣，理解矛盾就成為理解辯證法的關鍵。它幫助我們認識自然界的變化和發展，也幫助我們認識社會存在的運動規律，也就是幫助我們認識歷史，矛盾意味着在客觀事物處在統一體中，同時存在着相互不相容的對立力量，這些不同成份的因素不斷克服和不斷保留，彼此在相互鬥爭中得到消長和更新。   

在馬克思自己的著作里，矛盾的範疇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歷史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為具備了矛盾的觀念，就能夠認識到資本主義的歷史趨勢。事實上，就其產生並反映着這種制度的矛盾性而言，是有某種辯證邏輯的。但是，在運用辯證法的觀念進行探討時，我認為有必要提了出兩點告誡：   

第一，社會內部存在的不和諧現象或衝突並不完全構成哲學意義上所理解的矛盾。矛盾是指那些對特定過程或客體有必要同時又起破壞性作用的對立面。因此，進行辨證研究的工作並不是要大肆宣揚矛盾的無所不在和無所不有，而是要在整個社會過程中存在具體矛盾趨勢時去加以認定。總之，唯物辯證法開闢了一個看問題的視野，提供了一面觀察社會的透視鏡。不過，它並不需要預告在社會運動中要發生什麼，如果這樣，就是對於矛盾理解的庸俗化和對事物運動變化分析中先驗論。   

第二， 第二個告誡是，唯物辯證法不是一種簡單的、機械的因果關係的研究方法，而是對客觀事物構成一切內在聯繫進行動態的揭示和考察。辯證的研究方法並不致力於說明那些使矛盾趨勢展現出來的實踐的實際結果，但它能夠使人們準確無誤地在任何社會形勢中認定矛盾的力量和相互間的真實聯繫，這樣就為人們說明矛盾藉以對社會制度產生影響的一系列事件提供了前提。   

在說明了辯證法的基本概念之後，就到了對辯證法下一個大致的定義的時候。唯物辯證法對方法論所做出的獨特貢獻就是它在發現客觀事物內在的和外在的相互聯繫問題上的做法，就在於它形成概念問題上的作法。馬克思本人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為我們提供了關於這種方法的堪稱最傑出的範例。在《資本論》形成之前的經濟學手稿中，他寫道： “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因而，例如在經濟學上從作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的人口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地考察起來這是錯誤的。如果我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存的因素，如僱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而這些因素是以交換、分工、人格等等為前提的。比如資本，如果沒有僱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它就什麼也不是。因此，如果我從人口着手，那麼這就是一個混沌的關於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於是行程又得從那裡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後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一個混沌的關於整體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係的總體了。”   

 對於馬克思的思維方法來說，這樣概括的論述已經是十分明確了，她從事物存在的表象追溯到表象的基礎因素，隨後再在內容非常充實的情況下對原有的材料進行一翻重新構造。然而，當我們的探求用以實現這種方法的作法（關於上升到抽象或返回到具體的每步驟的具體批示和細則、實施指南）時，困難又產生了。在這時我們發現在每一個階段必須作出極其重要的決策、決定要探求哪些抽象的因素，把“決定性的”聯繫和表象性的聯繫區分開來，確定分析或重新的過程，判斷最後結果的有用性如何。例如，我們用什麼標準來決定，人口最初應該分為兩個社會階級組成的，還是由二個或更多的社會階級組成的？我們又根據什麼標準來判斷把勞動分解為幾個要素，“規定”是準確的還是不準確的，是完整的還部分的？如果要捍衛辯證法的效果，駁倒來自於經驗主義或其他論點的攻擊，就不能通過這類問題。這類問題無論如何也難不到科學辯證法，因為，她天然的就是客觀事物本身的反映和表現。而解決這樣的困難問題的方法是辯證法法的邏輯和歷史和統一的原則。這個原則作為唯物辯證法的重要思維原則，寄託着解決上述提問的方法，同樣也是解決一切思維自身問題的根本方法。   

 總之，唯物辯證法表現為探求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運動規律的科學的哲學思維方法，表現為獲得正確認識的一種態度；它強調事物的普通聯繫和變化發展，把這種的觀念作為認識一切客觀事物的基本的觀念；它把概念作為代表着客觀事物的“許多規定的事實總體”而加以形成和研究，而不是進行純經驗的揭示或描繪。
    唯物辯證法不僅是人類哲學文化通向科學的最好途徑，也是人類進行改變客觀世界一系列實踐的認識工具。   

（二）唯物史觀   

經典馬克思主義不僅代表着一種具有鮮明歷史特色的哲學立場，而且是明白無誤地為一個先進階級的勞動解放服務的理論體系。但是，作為行動指南的科學理論，進行純粹的哲學探討從來不曾是她的一項中心任務。馬克思主義者們從來都不僅把注意力集中於對人類社會歷史運動規律的一般分析上面，而是把理論思維的重點放在解決人類所面臨的重大的現實問題方面。所以，馬克思本人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分析才是成就經典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堅實的現實依據。   

所以，如果我們首先的直接從哲學探討開始考察經典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運動公里的論述，那就是不懂得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創作過程和思維方法的表現。馬克思的社會分析，力圖透過制度的表面現象，指示其隱藏於這個制度背後的本質，但是，馬克思並不是一開始就直截了當的對資本主義的社會隱而不露的本質進行分析，而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規定一個明確的前提，這個前提是關於人類歷史的一般結論。所以，單單具備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還不足以完成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身的科學分析，這裡必須具備唯物史觀的前提。因此，研究歷史就成了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實現社會的入場通道，這不僅要回顧資本主義從以前社會中產生出來的過程，而是要開闢一個視野，沒有這種視野，我們便不能理解資本主義是什麼。同樣，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關於人類歷史的一般結論和唯物辯證法完全一致。   

這種對人類歷史一般規律的考察就是我們所說的唯物史觀，馬克思在自己追憶的研究過程時，對此做了如下的描述：“我所得到的，並且已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單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級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確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制約着整個社會和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把這種唯物主義歷史觀同它的對立面即唯心主義歷史觀加以對比，我們可獲得最為鮮明的印象，在黑格爾這樣的偉大的唯心主義者的眼中，歷史完全不同於馬克思認為的那樣。不是物質生活而是思想使歷史具有意義，使歷史能夠為人們理解並且具有發展力量，具有“本質”。根據這樣一種見解，是觀念“創造”歷史，決定歷史的形態，而歷史本身（也就是人類的記敘）必須被看作是通過事件得到實現的觀念的體現。因此，馬克思稱黑格爾在歷史觀念上是用頭立地，宣稱要讓黑格爾用腳來站立。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使歷史具有意義的、可理解性的和本質性的原因是人民群眾（被劃分為不同階級）與他們的物質環境打交道的實際活動，這首先就是必須不斷重新創造用以延續他們自己生命的物質需要。從這種唯物主義的歷史的物質環境之外。不管這些思想能夠對物質環境產生多大的影響，有多麼大的促進作用，但它們首先必須產生於物質環境之中，而且總的說來必須與物質環境相適應。   

 這就提出了一個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這種唯物主義對人類歷史的說明既強調生產過程和現實的生產方式，那麼它是不是把全部歷史總結為經濟決定論了呢？不是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寫道：“ 一切社會變化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該求之於人們的頭腦中，也不應該求之於人們對於永恆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長的理解之中，而應該求之於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革過程之中；這些內在原因，不應求之於哲學，而應求之於該時代的經濟。”   

 從這種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經濟基礎的進步被唯物史觀確定為是歷史發展的原動力，但是，經濟基礎的進步也是一個各種歷史因素間相互辯證作用的結果。既然如此，首先考察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用來進行歷史研究的中心範疇即生產方式這個概念，從而探求對唯物史觀的理解，能夠取得很好效果。   

生產方式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首先被用來確立和明確區分種不同的社會形態、生活方式及分配形式，例如馬克思曾談到亞細亞生產方式、奴隸制生產方式、封建制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等等。在馬克思那裡，生產方式的唯一涵義就是用來作為區別各種不同的經濟生活（而非政治生活或上層建築）制度的歷史劃分標準。   

更為有意義的是這些生產方式的內部構造。一切生產方式，不管在其他方面存在多大程度和性質的不同，但都共同分為兩個方面，它的內部劃分的兩個方面，其一是馬克思稱之為的生產力，用以指社會的物質再生產手段人口、技術、產品等，另一個是在生產活動的持續過程中同等重要的構成要素叫做生產關係。這是指支配生產力和分配產品的社會制度安排，這裡是指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一切上層建築的因素和各種統治的機構，這些因素是在各種生產方式中都能發現的社會階級。它主要根據其成員對生產和分配過程的共同關係給這些階級下定義（奴隸、地主、農民、資本家、工人等等）。這些階級存在的特點是彼此之間具有不平等的地位而且通常是處於相互對抗性的關係。   

可見，無論生產力還是生產關係，都不是狹義的經濟概念，而是用以進行社會分析的基本範疇，要對任何社會進行全面的分析，都離不開完整地揭示該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真實歷史面貌。   

恩格斯在1890寫的一封信，對馬克思和他自己關於這個問題的見解作為闡明：“......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者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抽象、荒謬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着這一鬥爭的成果由勝利了的在獲勝以後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權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權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權義體系的進一步發展。這時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相互作用，而在種交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倡然事件（即這樣一些事物，它們的內部聯繫是如此疏遠或者是如此確於確定以致我們可以忘掉這種聯繫，認為這種聯繫並不存在）向前發展。否則把理論應用於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解一個最簡單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青年們有時過份看重經濟方面，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點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並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預交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但是，只要問題一關繫到描述某個歷史時期，即關繫到實際的應用，那情況就不同了，這裡就不容許有任何錯誤了，可惜人們統統以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還並不總是掌握得正確，那就算已經充分地理解了解理論並且立即就能夠應用它了。”   

 這說明，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的任何機械主義的理解都是錯誤的，如果只是簡單地把這一原理運用到說明一個具體的歷史時代，那也必然會犯形而上學的錯誤。只有把唯物史觀當成探討人類歷史的科學工具，才有可能得到各種現實的社會歷史關係的正確知識。   

 唯物史觀特別強調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對於歷史進步的意義。這是從唯物史觀的辨證因素中產生於生產方式的一種屬性，這就是任何生產方式下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不平等關係促成的極端緊張的相互關係。從這種不平等的整個事實中產生出了歷史變革的主要推動力——階級鬥爭。通過階級鬥爭，現行的財富和分配形式受到被剝削和被壓迫階級人們的抵制和反抗，同時也受到那些作為剝削和壓迫階級的維護。鬥爭的結果，是一個階級的失敗和另一個階級的勝利。然而，階級鬥爭也只是社會形態內在運動規律支配下的表現方式，社會形態更迭的最終決定性因素是生產方式的推動。   

 階級鬥爭的觀點在唯物史觀中不是獨立存在的，它與辨證法相聯繫。因為，它揭示了一切生產方式中的內在矛盾的一種形式，這個矛盾涉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相互作用，生產力要求主要的社會進行協作，以便能夠更新和維持物質存在，生產關係則反映出我們剛才提過的那樣的階級間的對抗。這樣，就會再生產它自身，但只有在破壞本社會的經濟結構的條件下才有夠進行這種再生產。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卻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寫，不僅是說明了歷史上一系列實質性的戲劇性的事件，而且也指示了一種辨證過程的渠道，使我們的歷史觀能有尖銳深刻的洞察力。   

 階級鬥爭的內在本性是辯證法在考察歷史時的主要理論見解。它使我們看出階段鬥爭是根源於生產方式的結構屬性，階級鬥爭會出現在一切生產方式之中，不管採取什麼樣的形式，鬥爭是奪取某種階級利益。   

但是，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看法並不就是說階級鬥爭是一場永無休止的戰爭，只在人類存在，鬥爭就將繼續下去，相反，這種鬥爭最終將獲得結束它本身所需的條件，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的研究，目的就在於建立起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者的社會統治，實現無產階級的社會。在這裡，已經結束了的但我們每個人依然記憶猶新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做一句話的解釋，片面理解唯物史觀中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是導致這場錯誤運動的主要的理論根源。   

 階級鬥爭的主題之所以有力，是因為使人們注意到歷史的積極參與者本身可能並不十分了解的一種社會活動和意識形態的歷史。階級鬥爭是構成歷史主體的各個不同的部分的活動。   

另外，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還來源於它的辯證法，歷史不僅是充滿衝突的，而且是內在充滿衝突的；歷史的衝突因素只有在我們把它們理解為辨證結構中的“矛盾”時才具有意義。馬克思還指出，人類創造歷史和自身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完全要靠自身的努力。任何其他的歷史研究都沒有象馬克思主義這樣自覺地以掌握歷史運動的方向為目標。僅僅是這一點，馬克思主義就值得我們相信和尊敬。   

 總之，唯物史觀對於歷史的理解是引人入勝的。只要你潛心鑽研它，並運用它理解歷史現實的運動，你就會發現它散發着真理的光芒。在這裡需要明白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原則，同時需要聯繫現實的社會實踐研究事物的態度。   

（三）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規律   

在對唯物史觀進行了一般性的說明之後，我們需要闡明馬克思主義存在的理由，即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前面所講的一切，可以說只是為了說明馬克思作為他畢生工作出發點的前提條件，不過，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已經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整個理論本身了，他的一切辨證見解和歷史說明，都用來為他畢生從事的中心工作，為任何形式的社會經濟組織所作過的最仔細、最徹底、最全面的考察服務的工具。但是，為什麼只有在完成了對人類歷史的一般看法時即形成了唯物史觀之後，才能夠揭示資本主義社會運動的規律呢？這決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它需要用唯物辯證法和人類創造的全部思想方法來說明，在這裡，隱藏着馬克思主義的誕生之謎。   

 馬克思在這個任務中為自己規定了一個明確的歷史性目標，即闡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所固有的運動規律。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馬克思按着自己的發現的科學的哲學思維方法——唯物辯證法，首先確定了研究資本義社會的出發點的起始範疇。這個出發點直接來自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結果。 

  資本主義的運動是從它的隱蔽本質中產生出來的，在幫助人們說明資本主義社會方面，馬克思做出了重要和最永恆的貢獻。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觀點本質上是歷史的，他總是自覺地高度警惕性的不要用沒有歷史具體性的抽象名詞來描寫這個社會制度，在他的眼中，資本主義是漫長的人類歷史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他在《資本論》中開宗名義地規定了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起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從分析簡單的開始”，同時，在政治經濟批判中也是這樣規定的。無論從事那項科學研究，起點範疇的規定都是十分重要。這說明，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既不能從資主義社會制度的歷史起源開始，也不能從這個制度本身開始。   

那麼，為什麼選擇商品作為研究資本主義的入口，而不選擇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活動的獨特組織形式的企業呢？為什麼不選擇主宰資本主義經濟生活並同賦予這種經濟生活以如此顯著的資本主義特色的市場呢？為什麼不選擇這個制度整體的抽象模式，先把全部概念提到我們面前，然後再加以詳細說明呢？簡要的答案是，這些只是構成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設施，而不構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和產生的真正原因。   

 在馬克思來看，只有在我們掌握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性質以後才能理解它的本質，而商品則是我們能夠藉以發現這個制度本質的最簡單和具有豐富的具體規定的社會存在，本質就包含在商品的雙重屬性這個特質中，商品體現着對人類的有用性或者滿足的物品。馬克思隨着古典經濟學家把它稱作使用價值，但是商品同時還體現着交換價值，即在日常生活的交易中支配其他物品的貨幣的能力。   

 然而，馬克思選中商品作為他研究資本主義的入口，不是因為它的使用價值，對資本主義的真正的社會分析是由商品擁有的交換價值提出的，因為，商品的這一屬性並不象使用價值那樣富於商品內部，確切地說，商品所擁有的交換價值是由社會加給它們的，而交換價值的全部秘密就是這種社會規定怎樣產生，它本質上代表着什麼。在商品雙重性的基礎上，就可以展開對商品體的分析，在這時馬克思的分析開始表現出它活躍的力量。因為他的論證指示了，需要有特別的歷史環境才能產生出這樣一種特別“抽象的”勞動。   

 馬克思在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分析中指出，古典經濟學家關於在所有商品內部有一種共同勞動的假定，只是為價值問題提出了問題，而不是得出答案。勞動價值論在馬克思手中因此不僅僅是了解交換價值的秘決，它對了解資本主義社會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時還為展示整個掩蓋着的資本主義社會關係提供了線索。   

對商品的社會分析使我們首先注意到一個重要的事實，即商品不僅是物品，而且還包含看不見的社會關係。在馬克思之前，正是商品的這種雙重性使人們對資本主義現實感到迷惑不解。馬克思對商品的分析標明，每一件商品都由各種互相鬥爭而不是合作的力量所構成。因此，關於商品的任何解釋再不能按其表面價值接受了。馬克思對商品的解剖就這樣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明察資本主義制度的真正社會分析的見解。凝結在商品體中的二重性是由勞動的二重性決定的，人類勞動最直接地體現為人同自然的關係。但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不僅創造物品的使用價值，它還同時創造這種物品用以進行交換的價值。這樣，勞動也就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地劃分為兩個方面，即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和形成交換價值的勞動，馬克思把前者則作具體勞動，把後者則作抽象勞動，以同商品二重性相對應，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形成商品的價值。   

我們已經說明了勞動所具有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賦予商品的交換價值的特殊性質。現在我們必須更仔細地考察馬克思對作為商品的勞動力本身的分析。象所有的商品一樣，人的勞動力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中成為一種可利用特殊商品，它也有兩個方面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但是，馬克思發現了勞動力具有一種使它與所有其他商品不同的特殊屬性，就是勞動力可以創造超出它之外的“剩餘價值”。勞動力之所以有這種特殊屬性，是因為，它的使用價值寓於勞動者在勞動期間為資本家生產的產品中，把勞動力作為商品出賣的條件之一，勞動力成為商品具有兩個條件，首先勞動者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勞動力，他可以把自己的勞動力向這個資本家出賣，也可以受另外的資本家的僱傭；另一個條件是，勞動者除了自身的勞動力一無所有，這樣的生活狀況使他不得不到商品市場上出賣自身的勞動力。   

馬克思就這樣把勞動分成兩個組成部分對資本家而言的使用價值，它由勞動所創造的產品的最後交換價值所決定的，和對工人的勞動力而言的交換價值，它由勞動者需要維持生存的工資所決定的。這種劃分就發現了資本主義家最深處的秘密，這個秘密就是，剩餘價值不是在商品市場裡進行不等價交易的結果，而是在生產過程中產生出來的，是由資本構成中的可變資本創造的。   

 剩餘價值理論對馬克思的社會分析非常重要。這個觀念的核心是勞動和勞動力之間的差別。對剩餘價值的考察已使人們深入到資本主義的內部，但是我們還沒有遇到表明這個制度身份的因素即資本。因此，對剩餘價值的考察就需從說明資本開始。   

 用馬克思的話說：“資本是自行增值的價值”。要回答這個問題，當然要想到馬克思所認為的商品內部包含着社會關係。資本遠不止是一堆設備，體現在機器中的過去的勞動在和現在的勞動一起工作時，是活勞動支配和運用死勞動機器設備。    我們應該在知識為核心的經濟形態中如何理解和發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這不僅是當代社會發展迫切解決的問題，也是世界範圍內馬克思主義者所需要回答的課題。勞動者的勞動過程中知識技能與整個頭腦的作用這麼高出體力本身，而且，勞動組織的改變對於勞動者個人同社會的關係也發生了質的變革。相反，死勞動機器是作為主人出現在活勞動的面前，活勞動必須使它的動作適應死勞動的要求，而這些要求不是提高活動的經驗和技能，而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活勞動來創造儘可能多的剩餘價值和資本的源泉。   

可見，資本不是物，它是存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一種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係，即資本家和僱傭勞動之間的關係，是在所有社會中都能看到的社會階級結構的等級制的表現。   

在對資本進行了考察之後，現在我們扼要簡明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運動規律，這一規律就表現為無休止地追逐剩餘價值生產的規律。馬克思把剩餘價值劃分為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兩種剩餘價值的生產是使資本主義得到不斷發展和維護的條件，但它的最終結果卻是為建立起工人階級和全社會勞動者占統治地位的嶄新社會準備了社會物質前提。在這裡，我認為無需不厭其煩地說明了兩種剩餘價值究竟是怎樣生產出來的問題了。   

 在長達一千頁的《資本論》每卷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後命運只做了一次展望：“隨着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於技術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劃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集體使用的勞動資料，一切和平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勞動的生產資料用而節省，各國人民日益被捲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具有國際的性質。隨着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隸、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構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是炸毀了。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馬克思關於資本資本主義運動規律的分析提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世界規模的變化方向。這種分析的洞察力是馬克思主義的獨特的和最為傑出的不朽成就。它使我們從本質之處理解了似乎完全不能理解的社會，使我們認識到社會生活中的人本身究竟是什麼，而這一切又是認識人自身將要成為什麼的必要前提。   

（四）共產主義的偉大預見   

我們已經走到了這一步，必須說明馬克思為我們指出的偉大社會理想。而且，這個理想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得到一個多世界的實踐，這個理想就是建立起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共產主義的思想及爭取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是賦予馬克思主義生命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們已經知道，世界歷史的第一個主題，是生產力的進步和不斷發展，而關於超越資本主義社會之上的新社會階段的經濟、技術、制度或文化，無論馬克思是恩格都沒有做出過所謂的預見，但毫無疑問，他們相信，這種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之上社會形態將使得人類生存的性質發生深刻的變化。這首先表現為勞動本質的變化，勞動對馬克思來說是人類行為中最具特色的活動。馬克思認為勞動是人類本質的活動和改變人類自身的活動，然而勞動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受到了極大的否定。因此，共產主義的第一目標，就是恢復人的自由勞動的社會屬性，使勞動成為人類的實現的能力。馬克思從來沒有抽象地空洞地談論過自由，在共產主義條件下，相對於個人的社會自由而言，自由就是必須使個人擺脫社會強加給個人的經濟需要的束縛，這要求對人們與自然和人們相互之間的活動進行有意識的指導，以取代經濟生活的盲目的自然力量。   

 因此，重新確立真正意義上的勞動的價值就成為共產主義的肯定無疑的目的。在《資本論》中我們看到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的勞動者的聯合體”和“重建個人所有制”的思想，人們能夠自由調節自己的勞動、決定自己與自然界交流的條件。馬克思對於未來社會的形象是什麼，他本人非常謹慎，他從來未去從事“烏邦式的”設想。他只是從現實的社會狀態中看到未來。對於這個問題，我不準備做更多的探討，因為共產主義還沒有成為我們社會的現實，我們每個人無時無刻不在觀察發生在社會中無為實事和現象，同時也感受我們自身。   

 最後要說的是，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真正革命的社會性質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必須繼續存在下去，馬克思主義必須要為共產主義的前進指引道路，予它以新的生機和活力，完成這個使命已是建設中的社會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現責任。我相信，馬克思主義久經考驗的科學世界觀將能夠繼續為人類自己創造常用常新的思想財富。我們時代的變革正在證實着這一點。   

（五）馬克思留給中國的遺產   

 在我們開始探討馬克思主義體系的時候，我們深刻地了解到，馬克思創建的不僅是一個完整的科學理論學說，而且它已經成為一種現實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中國是實踐馬克思學說的一個東方大國，在這裡我要回答的是，馬克思究竟給中國以及我們這代人留下什麼遺產？    從理論對實踐的指導意義來說，完全可以講，馬克思主義是創造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的偉大主題旋律，自從中國工人階級產生以後，自從馬克思主義通過俄國的十月革命傳入中國以來，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正處於封建王朝的覆滅以及整個農業文明崩潰的局面，從歷史的邏輯來說，20世紀中國必然是一個暴力革命的世紀，由於社會生活在封建的政治與文化的統治下停止滯的太久，就比必須進行一次持久的長期革命，20世紀中國的革命運動是由兩大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來主導並相繼完成的。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皇權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他為國民黨確立了“三民主義”的思想原則，同時，“三民主義”也構成國民黨的理論基礎，但是，“三民主義”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思想體系，它本身是融合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和人權意識、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學說等各種思想的大雜燴。然而，“三民主義”開闢了政党進行思想教育的先河。蔣介石領導的國民党進行了同軍閥的戰爭，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並進行了抗日民族戰爭。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成立到1936年領導的紅軍抵達陝北之前，這個政黨幾乎完全處在“白色恐怖”之下，但是，它卻通過南方廣大地區農村的武裝鬥爭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工農武裝力量，在1928年井岡山革命鬥爭時期，已經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視的軍事武裝力量，當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在群山環抱的延安，這個政黨的指導思想開始成熟，這就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實踐中的繼承與發展。但是，毛澤東頭腦中理解的馬克思主義主要的表現在階級鬥爭方面，一方面，這由於中國革命的需要和落後的生產力環境，另一方面，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情況看，《共產黨宣言》是首先影響到中國第一代共產黨人的著作。而且，實踐與理論結合在一起，就必然主要的應用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這種理論傾向也明顯地影響到1949年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後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方面的政策選擇和發展決策。
    在20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實踐中，中國人民孕育了自身的兩個精神大海：一個是魯迅精神，一個是毛澤東思想，這兩大海又是聯成一片的。兩者為中國無產階級和勞動大眾樹立了一座完整的、健康的和偉大人格的豐碑，魯迅精神代表了中國新文化的方向，而毛澤東思想則成為中國人民解放的象徵和鮮艷旗幟。兩位偉人都從20世紀初“五四”運動的洪流中成長起來，但是，魯迅先生卻以接受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生命的終點，毛澤東則以接受馬克思主義作為奮鬥的起點。魯迅精神是在白色恐怖中英勇樹立起來的鬥爭和正義的品格，毛澤東思想則是在陝北群山中誕生的。不管他們的個人命運多麼不同，然而他們都是為中國人民的利益無私奉獻的共產主義戰士，他們最緊密地歷史地聯繫在一起。魯迅精神和毛澤東思想成了中國共產主義事業的文化素質和科學品格。在世界觀的方面來說，兩者都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系統中的光輝成果。魯迅精神和毛澤東思想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遺產的一部分，也不僅作為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輝煌的文化，而且更重要的，兩者合在一起，已經成為我們社會生活現實。因此，一切願意繼承馬克思的中國人，首先必須懂得魯迅和毛澤東這兩個擁有無窮寶藏的思想真理。魯迅精神和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同時也是中國文化及其發展的必然結果，兩者是統一的。可以肯定的說，他們是繼承中國優秀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共同產物。無可否認，在魯迅精神和毛澤東思想中，都缺乏對中國社會經濟運動規律的認識，而使經典馬克思主義成為科學的正是她的經濟學說即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的分析。然而，中國歷史在魯迅和毛澤東的時代，其主要的任務是革命、是戰鬥。當然，從那時起，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實上也就已經開始了。可以肯定地說，馬克思主義不僅是認識社會歷史現實的最科學的思想工具，而且，馬克思主義還具備科學預見未來的傑出意義，這是馬克思科學理論的自身素質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任何人都不應忽視它。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等待我們這代人完成的事業是進行社會現代化建設。我們現在的任務既要繼承，又要發展，既要批判，又要創新。我們的時代為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開闢了無比廣闊的理論的和實踐的課題。我們應該自覺地發展和豐富這份最為珍貴的遺產，去創造和把握中國社會的未來！而目前來說，我們的任務既要認識世界，又要變革與發展我們自已。
    從正統的觀點看，我們說，魯迅精神和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以及中華民族文化發展方面的起着銜接作用的環節。但是，由於中國20世紀歷史的特殊性，在20世紀百年中，中國人的主要的歷史使命是革命，而不是主要的從事經濟建設與推動經濟增長。因此，魯迅精神和毛澤東思想在漢民族20世紀的革命過程中，都缺乏經濟建設和科學系統的素質。
    不容否認，由於20世紀中華民族的基本任務是暴力革命，也由於我們民族的思維特點，當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傳播並且在被共產黨人應用的過程中，主要的受到《共產黨宣言》中階級鬥爭理論觀點和十月革命的實踐的影響，因此，也就歷史地一直存在着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簡單化和片面化的傾向。這就需要我們站在21世紀之初的歷史高度，選擇正確的、批判性的態度對待我們自己的全部歷史，尤其需要科學地對待剛剛過去的20世紀的中國歷史。我們說，魯迅和毛澤東是20世紀中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影響下產生的偉大人物，但是，這決不是說，作為個人的魯迅和毛澤東沒有缺陷和歷史局限性，相反，我們必須站在21世紀初中國社會發展的至高點，認真總結魯迅和毛澤東的歷史局限性。甚至，在他們的身上，還存在着許許多多不符合文明標準的素質。歷史的發展同樣要求我們超越魯迅和毛澤東。當我們面對20世紀全部中國歷史以及中國共產主義實踐的時候，特別是站在21世紀之初中華民族創造新文明的關頭，我們就更需要全面的和辯證地認識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實踐。

                                                               徐國進

中華民族迫切需要確立文明的歷史觀
       ——兼談文明史觀的含義、內容以及應用

任何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都必然伴隨着人類歷史觀的巨大進步和實質性飛躍。無疑，21世紀初的現在，中國社會又一次對歷史觀表現出來研究和探討的熱情。事實上，中華民族要走好21世紀百年之路或者為更長遠的未來文明打下堅實的精神基礎，就必須在科學思維方法的指導下，為我們的民族確立起文明的歷史觀。
     歷史觀是人們對歷史事實（包括現實與未來）的看法、態度、立場以及處理實際問題表現出來的行為的總和。歷史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直接支配和影響着人們的行為以及制約着人們如何選擇未來的方向。可以說，在社會生活中，一切理性的活動都是基於一定的歷史觀下的行動。
      因此， 歷史觀的重要性在於，對於人們解決一系列現實問題的方法以及如何走向未來的選擇，都具有指導性的意義。
     從理論上說，一個具有文明的歷史觀的民族才能夠成為具有遠大發展前途的民族。因為文明的歷史觀能夠為一個民族解決眼前面臨的各種社會事務提供合理的、可靠的方法，並且能夠讓一個民族具有遠大的未來目光。事實上，中華民族自從有文字記載以來直到20世紀百年，始終缺乏系統的、完整的和邏輯性的歷史觀。在20世紀裡，孫中山先生開闢了中國政黨制度的先河，並且在理論上創立了“三民主義”、在國家政權制度方面提出了“五權憲法”的構想。但是，在辛亥革命後，中國卻重新陷入軍閥割據的局面中，1921年共產黨的成立，在理論上接受了通過十月革命傳來的馬克思主義，然而，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本身的接受、理解和運用始終十分有限。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踐最終隨着1966—1976年長達十年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結束而告失敗。
     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對中華民族具有橋梁般的意義，改革開放時期飛架在中國20世紀和21世紀之間，不僅給古來的中國注入了無限的發展活力，同時伴隨着全球化的趨勢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中華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可以說，改革開放時期為中華民族確立嶄新的歷史觀提供了基礎、創造了前提、準備了條件。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過後，中國進入了一個整體性、綜合性的發展時期，知識、科技、教育、文化、信息等因素將逐步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主導性因素，這也將導致社會發展動力隨之發生實質性的轉化。
     在21世紀初，中國對新的歷史觀的需要不僅是一個迫切的理論任務，而且是一個十分迫切的現實需要。因為嶄新的文明史觀對於中華民族的社會發展與生活進步具有巨大的指導意義。
     新的歷史觀是中國政治、經濟與文化等社會各個領域繼續發展與進步的根本要求。在政治方面，中國社會最需要有效的組織，而另一方面，公權力在人民中的威信卻喪失殆盡。政治改革是經過了30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後的首要社會任務，也成為中國大陸社會面臨的一項最具體的政治工作。但是，這項工作的進展卻遲遲邁不開步伐或者進展緩慢。
    在經濟方面，當着中國社會採取以資本為導向的企業改革後，社會分配的差別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文化方面，以權力意志為中心的文化已經轉向多元化。
中國必須為改革開放時期開闢嶄新的發展途徑、提出嶄新的發展方法和社會目標。
    

一、在中國形成新的歷史觀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

    在中國，思想界以及普通的人們對歷史觀的探討熱情，又一次隨着對許多現實問題和歷史事件的關注而被激發出來。當韓寒、袁騰飛現象出現後，標誌着對中國人的意識形態已經產生巨大的衝擊力。在21世紀的當前，一場關於歷史觀問題的爭論已經不可避免。從大的歷史運動來說，這也註定是中國文化發生重要轉折的時刻。

  　身為北京日報社社長的梅寧華發表文章《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辛亥革命百年回眸》，試圖對目前發生在中國社會裡的一系列文化現象和思想表現作出評價和反擊。但是，從梅寧華文章所表達出來的思想觀點看，他只能是適得其反。因為他並沒有真正把握住我們時代生活的實質和方向。他所試圖闡發的歷史觀也是落後的、枯燥的和陳舊的。　　
　　梅寧華在文章中所表達出來的觀點，幾乎是站在統治者的角度對中國20世紀百年歷史做出的一種說明。但是，他的理論結論註定是蒼白的和貧乏的。因為他持有的歷史觀，只是一種政黨意識的老調重彈，既不足以幫助中國人正確地認識20世紀百年歷史，也不能夠闡明一種中華民族需要的新的歷史觀。顯然，梅寧華是沒有戰鬥力和說服力的，他的理論觀點說服不了正在成長中的新一代，諸如韓寒、袁騰飛等人，也不會對中國在20世紀百年的史觀不足以表達20世紀中國歷史的本質，更不足以說明人類未來的運動方向。
     按着權力者的思維邏輯解釋自身的歷史生活，這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也是官本位條件下的意識形態的特色。梅寧華的文章，無非是通篇的已經被重複了多次的官方意識。梅寧華的文章一出，網絡上便有批判文章的出現。天涯社區裡有 筆刀俠的《旗幟鮮明地反對梅寧華的歷史觀》。但是，就我看來，雙方的文章所表現出來的態度以及思想深度而言，還不足以闡述出嶄新的歷史觀。着是中國人理論思維能力落後的表現。而按着恩格斯的定律，中華民族欲要站在科學的高峰上，就必須首先站上理論的高峰。
     我們可以把目前思想界關於許多歷史問題的爭論以及表達出來的思想視為嶄新歷史觀出現和確立的一個引子。事實上，人類社會的每一次重大的歷史性轉折，都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打破傳統。回顧中國歷史，百家爭鳴奠定了農業文明的以倫理為核心的思想體系，當然，這種思想體系歸根結底是由小農經濟基礎的產物。在小農經濟條件下，社會的基本勞動組織是以家庭為基礎，家庭（包括家族成員）按着輩分大小依次排列，而在政治方面，國家政權也直接模寫了家庭結構的基本特徵。
     在中國農業社會，一切大規模的工程、建築以及公共設施都由政府主導承建。在政府之外，既不允許存在獨立的政治力量，也不允許存在獨立的經濟力量。百分之九十的農業人口和百分之十的官僚及其它階層構成中國社會的基本面貌。這樣的社會構成具有超穩定型的性質，任何社會分工力量都無法突破。
    繼人類17世紀的工業革命後，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基於電子技術的信息化所形成的全球化，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超越工業革命的事件。在世界範圍內，工業經濟從發生到20世紀50—60年代的成熟用了大致兩個世紀的時間，在中國，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的洋務運動算起到現在，也走過了近150年的時間。但是，中國的整個製造業仍然不能夠算作一種成熟的領域。製造業的成熟可能還需要21世紀上半葉50年的時間。
     中國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正是在全球化的趨勢中推進的偉大歷史事件。這個時期是中國產業分工近乎裂變的時期，通過這個時期，中國產業分工的基本模型已經初步具備，但是，整個產業構成中的科技成分還處於相當落後的狀況。
     全球化的世界趨勢為人類闡明全新的歷史觀提供了現實的基礎，並且，也使得人類對新的歷史觀成為必然需要。因為人類的生活形態和生產方式發生了質的飛躍，而人類對自己歷史的認識必須發生巨大的升華。

在中國形成新的歷史觀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這些條件包括：1、經過19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已經深刻地融入到全球化的潮流中。這個動向是不可逆轉的。2、在21世紀初，需要形成新的歷史觀的思想性事件已經發生，從2005年起，思想界開始對改革開放進行反思，民間對毛澤東的批判聲浪的高漲以及毛澤東崇拜者的反擊劇烈地進行着。 3、公開的、公正的批判權力，已經成為一種現實的可能性，並且批判邪惡的權力是中國文化轉型所需要的一個基本條件。
     中國國內的改革開放時期正好對應着世界的信息化和全球化趨勢。信息化和全球化固然是中國社會生產力進步的外因，但是，如果從世界一體化的角度去看，其實，中國的改革開放就不完全是中國本國的事情。
     改革開放時期是中國內部社會分工最劇烈、最迅速是時期。不過，整個製造業的落後使得中國部可能成為引領人類知識和科學技術的主要力量，但是，在這個時期里，中國由於人口優勢卻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經濟體。
      社會多樣化是中國國內意識形態多樣化的直接導引。中華民族是一個沒有2的宗教傳統的國家，佛教對中國的影響悠久而深刻，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則相對要晚得多。客觀地說，宗教從來不是中華文化的內在因素和主流因素，而是中國文化中的外因和支流。
    從流傳下來的《易經》這一中國文化的源頭判斷，體現着漢字在周代之前的發展狀況和記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水平。同時最直觀地反映着古人在行動之前對於事件結果的預見性。
    中國的文化形態以百家爭鳴為成熟的標誌，在此之後，中國文化的積澱其實一直沒有發生根本性的飛躍，直到1919年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才開始發生巨大的轉型。一是書寫方式有文言文轉化為白話文；二是借鑑西方價值高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概念。但是，中國人的理論思維方式卻始終沒有真正完成實質性的升華，同時，在政治思維與觀念方面一直堅持着權力至上，致使中國的政治制度始終處於陳舊的和不符合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狀態。
    從歷史的角度看，西方文藝復興運動的結果，直接導致工業革命的興起，同時，在社會制度方面，以孟德斯鳩、伏爾泰等人為代表的思想家們，開始為社會研究並且設計理想的政治制度，這種理論上的探討直接是以公權力為對象的，而在中國，權力卻始終是一個皇族或者政黨的私有物，“天下為公”的理想始終沒有能夠落實到具體的良好的國家制度方面。
    中國處於農業、工業、科技業等多種產業的共同發展中。任何單一的產業分工都不可能擔當整個社會發展的重任，只有在整體性的產業分工相互促進的局面下，才能夠發揮促進社會進步的作用。

二、文明史觀的基本含義與主要內容

     歷史學家的任務是客觀地描述歷史事件的真實性，而歷史觀則是要解決形成歷史的原因以及如何看待歷史的問題。

傳統上，我們把經典馬克思主義表達的歷史觀叫做唯物史觀，按着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所說：“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紛繁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着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人是全部社會關係的總和”。但是，事實上，僅僅強調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卻是片面地強調了人的實質，因為人不僅是社會關係的總和，而且首先是與自然界關係的總和。
    其實，唯物史觀是經典馬克思主義向世人昭示的一個樸素而平凡的真理。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中，這樣的論述同樣存在，只是由於中國人的思維缺乏邏輯性和數據性，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對歷史觀的表述顯得零散和支離破碎。馬克思主義產生於19世紀40年代的歐洲，馬克思身處的社會環境，正是西方工業國家階級分化最劇烈的年代，而馬克思是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並且從無產階級的利益出發，去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經濟現象，得出了剩餘價值的理論結論。
    站在目前人類文明的發展高度，我們已經可以做出的結論是：經過以電子技術為核心的科技革命所帶來的信息化和全球化後，人類歷史正在逐步走出馬克思的理論視野。但是，馬克思為我們提供的分析社會問題的方法是不會過時的，我們欲要理解現時代生活的本質，還必須運用馬克思為我們提供的思維方法。而經典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繼承人是經過改革開放時期成長起來的具有文明素質的勞動者。

我把中華民族需要的新的歷史觀定性為文明史觀。因為文明是人類無差別的品質。把文明作為新的歷史觀的一個核心的觀念來使用和闡述，在世界思想史的範圍內，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思想家像這樣做過。之所以把文明作為當代人類思想與理論的一個核心觀念，是因為這個概念可以涵蓋人類一切有益的實踐與美好的品格。對於文明問題的揭示，不僅能夠說明人類本身的存在價值與意義，而且為人類走向一個美好的未來找到一把可靠的鑰匙。
     人類精神力的實質是文明，文明的實質與目的在於使得人類生活幸福。因此，按着如此的邏輯來理解和研究社會文明規律，才能夠從理論上為人類實踐確立起明確的方向和找到正確的方法。
    人類在地球上生存，與自然界的聯結構成一種最為複雜的系統。人類便是不斷地依靠利用自然物質和認識物質運動規律而改善並且提升自身的生活質量的。在研究人類文明問題的時候，並不是簡單地把社會生活中一切美好的品質複述一遍，而是需要揭示和闡明文明的生成規律和本質規律。
    闡明一種歷史觀是需要一系列經濟條件、理論準備和思維方法為支撐的。通過人類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信息化和全球化，這一趨勢剛開始遠未結束，仍然將在21世紀的上半葉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重要的內容和方向。
    在中國的思想史上，關於人性的認識從來就被劃分為截然不同的性本善與性本惡兩種。對此，中國人爭論了上千年。在中國的文化體系中，史學從司馬遷開始就是一種顯學。但是，站在我們今天社會發展的高度看，從歷史觀的角度來說，中華民族卻是一個有着悠久歷史但卻嚴重缺乏科學的歷史觀的民族。缺乏科學歷史觀的文化，是導致中國社會發展發展停滯的一個思想根源。

揭示與表述一種新的歷史觀的理論任務，已經客觀地落到了經過改革開放時期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的肩頭。經濟的長達30年的高速增長與發展為中國人提出了諸多的理論任務。一系列社會現象以及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都需要首先從理論上解決歷史觀的問題。
     中華民族最需要文明的歷史觀的引導。文明史觀是以全部人類知識、科學以及符合人性需要的美好價值為基礎的。人類生活的兩個方面的永恆主題：一方面是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問題；一方面是人類結成的社會關係問題。而文明史觀則首先從人與自然界的關係出發探尋社會的發展之道，而不是僅僅從社會關係的方面認識人類生活的實質。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才是人類生存最本質的體現。
     文明史觀的主要內容包括：1、人類是自身與全部自然界關係的總和。2、人類所結成的一切社會關係是以生物本能為基礎的，必須符合併且遵循人性文明的基本要求。3、美好人性的運用、發揮和完善，首先通過人類自身的智力勞動開始。4、一切有組織的社會力量，必須以服務於民眾生活質量的提高為準則。5、人類幸福的達成是建立在美好本性實現的原則下。獲得幸福是人類生活的終極目的。
     文明史觀認為：人類文明進步的主要標誌是通過與自然界的關係體現的。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得不得根本的改善，那麼人類的社會關係也就得不得改善。在自然界中生存的能動性是人類生命的主要特徵與實質標誌，而在實踐中的自覺選擇性則是人類智慧的主要標誌。
     文明史觀是對人類以往的歷史生活確立起真理的評判標準，也是對人類未來找到必然性的方向。文明史觀認為，由於現實的實踐直接決定並且影響到未來的社會生活，因此，必須按着人類文明的要求進行一系列社會實踐。
     文明史觀是對人類有史以來的歷史觀的超越。在對人類生活的理解方面，把人視為是與自然界與社會兩個方面關係的總和。人類首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與自然界的關係式首要的和第一位的關係。
     文明史觀強調文明在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性和發展價值。文明體現在人類的全部勞動過程中。中華民族在歷史觀方面的偉大進步已經開始，身處21世紀初的中國人正面臨着歷史觀發生實質性飛越的一個開端，一切關注中國文化變遷和思想界動態的人們，其實已經明顯地感受到了這個趨勢的到來和潮流的強勁。這是不可遏制的趨勢和潮流。
     文明史觀是對以往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切優秀理論的繼承，並且站在全部歷史基礎上的發展。文明史觀是以文明的標準來衡量人類實踐。

三、用文明史觀指導21世紀中國社會建設

   中國21世紀的成功發展，取決於一系列內部和外部因素的通力合作。在這些因素中，必須具備系統而正確的理論指導、完善而細緻的規劃方案、積極而公平的制度體系，此三者對於21世紀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起着最為重要的作用。不容否認，20世紀中國是以一個失敗的國家形象而展現在世人面前的，這種失敗也是由多種複雜的歷史與現實因素造成的。細緻，中國人必須有承認過去失敗的勇氣，更重要的是，需要具有總結歷史上社會發展失敗的智慧。
     在20世紀初的1911年，當辛亥革命推翻了家族皇權專制體制後，中國陷入了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中，直到1928年，國民黨才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國民黨的理論基礎是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義”，嚴格地說，三民主義並不是一種系統的具有嚴密的邏輯結構的理論體系，而是集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等各種思想的大雜燴。孫中山先生的最傑出的貢獻——“五權憲法”的政治構想，卻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執行。1921年7月成立的共產黨，在思想上接受的是馬克思主義，而體系在《中國共產黨一大章程》中的，主要表現在實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沒收資本家的財產和共產主義等等。由於中國社會嚴重缺乏良好的法律傳統，國民黨和共產黨在自己的成長中，都走上了一條一武裝力量為依託的道路，這是20世紀政黨制度建設的失敗根源。

一個外國人曾經講過大致如下的話：在列寧之後，在世界範圍內有兩個人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一是陝北群山中的毛澤東，一是獄中的葛蘭西。在我看來，獄中的葛蘭西的確對馬克思主義做出了十分確切的註解，而陝北延安的毛澤東，起內心深處卻與中國歷代皇帝的思維如出一轍。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這一點已經被1949、10—1976、9期間的歷史無情地證明。
    按着毛澤東的說法“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人送來了馬克思主義”。1921年7月共產黨在中國的成立，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具體的政治實踐力量。但是，在當時條件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是極其片面和淺薄的。體現在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到1936年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是所謂毛澤東思想的成熟期，以《實踐論》和《矛盾論》等文章為標誌。從1925年《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的開篇“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的提出，到延安，毛澤東走過了大致12年的人生歷程。但是，在一個如此長的時間裡，毛澤東從思想上基本上是延續着中國專制文化傳統的血脈，而他在延安幾年裡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也僅僅是通過蘇聯的哲學教科書。毛澤東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他公開發表文章的一開始到晚年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以及“文革”中提出的“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等口號中，我們可以知道毛澤東只是披着一張馬克思主義理論外衣的類似皇帝的統治者。他的所有的政治實踐無不是運用陰謀的方式和暴力的手段維護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力而已。而中國是一個根本沒有堅實的基層民主經驗的社會，人們非常習慣於跟着權力者的言行走而不是首先去判明是非。

毛澤東是中國人民20世紀民主革命的背叛者。他以搞政治運動的方式把法律置之腦後並且根本不顧，法律只是他手中的玩具，同時，也通過歷次政治鬥爭或者叫做路線鬥爭，把自己凌駕於整個國家機器之上，而“黨的領導”就是毛澤東一人的領導。而在毛澤東時代的知識分子，諸如柳亞子則是“不是一人能領導，那容百族共駢闐？”、郭沫若則是“有雄文四卷、為民立吉”的歌頌聲。其實，在毛澤東的心中，所謂的知識分子是連腳上沾滿牛糞的農民都不如的社會成員。知識分子階層是被毛澤東改造的對象，然而，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卻運用了政治迫害的方法。
    中國共產黨試圖把毛澤東晚年的所謂錯誤（在我看來是罪行）與所謂的“毛澤東思想”區分開來。其實，從理論上說，這種區分沒有任何意義，只能導致越描越黑的結果。共產黨（包括鄧小平）不能夠徹底否定毛澤東的原因是基於政治上的考慮，而完全不是認識不到毛澤東個人所犯的累累罪行。

馬克思主義被毛澤東簡單化合極端化為“階級鬥爭”、“公有制”等幾個硬生生的觀念。毛澤東歪曲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不僅是對中國人民20世紀裡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的否定，也是對落後的權力觀念的延續。無論從哪個角度衡量，如果把毛澤東歸為馬克思主義的行列中，那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無知和極大嘲諷。毛澤東心中的階級鬥爭，事實上是對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政治鬥爭的繼續，而根本不是馬克思從哲學的角度闡述的階級鬥爭。馬克思認為階級鬥爭對於任何社會來說，決不是一場無休止的暴力衝突和矛盾，相反，馬克思正是為了探尋克服人類社會在階級鬥爭的狀態下的方法和出路，才提出共產主義的偉大設想。恩格斯闡述了共產主義由空想到科學的理論轉化過程。
    共產主義實踐在中國的失敗，必然導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的開始。這便是1980年代由鄧小平為代表的進步政治家推動的經濟改革和社會開放。
    21世紀是中華文明再造的世紀。新文明的再造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同時必然會伴隨着一系列巨大的社會苦痛。新文明的再造甚至需要幾個世紀的時間，回顧歷史，我們知道，中國的百家爭鳴延續了近5個世紀的時間，而西方起自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也延續了3—4個世紀。我們可以認為中國19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時期是中華民族文明再造的一個偉大的序幕，現在，序幕已經拉開，我們可以預見，從21世紀開始，是中華民族社會文明的再造核心叫做新文明的形成時期，至於這個過程要延續多長時間，將主要地取決於中華民族何時成為世界各國的知識和科技的領先國家。
     但是，知識、科技、信息是無國界的人類共同的文明需求。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要消亡的一種力量，現在，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國家作為人類社會分工的一種存在，可能將一直存在下去，但是，國家的存在方式以及國與國間的關係卻隨着全球化趨勢的成熟而發生實質性的轉變。
    從21世紀開始到未來的2—3個世紀，對於中國而言，是一個整體的、綜合的、全面的社會文明再造的過程。20世紀百年已經給予了中華民族許許多多血淚教訓和經驗。新文明的形成需要所有的符合社會進步的因素共同發揮作用，而不是單純地依靠某個社會領域去帶動發展。從1949年算起，共產黨執政的60年基本上可以劃分為“政治掛帥”和“經濟中心”。在21世紀，這種試圖簡單地依靠某一社會領域進行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方式已經徹底成為過去。
    21世紀中國政治文明的再造是為社會奠定一種穩固的、公平的制度框架，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制度是中國借鑑的對象，但是，由於歷史文化的巨大差異，中國肯定不會照搬其制度。
     21世紀中國發展的實質是社會的整體性、綜合性和全面性的發展。發展是由多種產業力量共同促進的局面，是農業、工業以及以科技、教育為核心的第三產業領域的共同成長，是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大領域的相互促進，任何單一的社會力量都不能夠替代其它領域的發展與進步。按着對文明時代生活的本質的理解，就需要中國制定出“以人為本”的發展方略，說到底，社會的一切發展都首先來自於人本身素質的發展，而各行各業的勞動者，才是人類歷史發展生力軍。
    目前，中國在社會發展政策的選擇方面，必須有效地矯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不良後果，這個後果最明顯地表現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在企業改革和其它一切社會政策方面，選擇了資本主導型的經濟增長之路，而沒有真正走上以勞動者的發明創造為主的增長之路。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正在走着西方國家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的老路。而對於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來說，這是極其可怕的現象，如果不能夠得到及時的調整，社會政治危機將不可避免的發生。
     30年改革開放時期的發展歷程需要全面的總結，最關鍵的是，通過對偉大的改革開放時期的成敗經驗的總結，去為中國社會開闢一個更加可靠的發展道路。
     從現在起，中國必須確立以文明立國的偉大戰略思想。中華文明的再造必須站在全人類的發展高度並且着眼於人類文明的未來。

                                                                徐國進
                                                                                      2010-5-25

儒學、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儒學是屬於漢民族本土的一種文化流派。在春秋末年有孔丘創立，孔丘 （前551年9月28日<農曆八月廿七>～前479年4月11日<農曆二月十一>），魯國人。其核心價值是“仁”，“仁義禮智信”構成儒學的基本理念。在政治態度上，主張恢復周禮，在學術立場方面，強調“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在春秋戰國時期，該學派僅僅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當周朝的體制四分五裂後，在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上，出現了許多個基於大的家族為核心的小國，然後它們之間不斷地為了爭奪地盤而進行武力戰爭，到後來形成了戰國七雄的局面，最後以公元前221年秦朝的統一為結束。
    在秦朝滅亡後，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使得儒學逐步被歷代統治者推崇為“萬世師表”，在1911年清朝覆滅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後，在1919年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中，儒學才被視為腐朽沒落的文化而開始受到批判。儒學這樣的偉大的、散發着無限的人文光輝的意識形態，由於統治者的利用、束縛和教條，最終走向一種腐朽的“站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最終被大眾所拋棄。
    儒學深刻地影響了她之後的中國人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在以家族為核心的專制政治體系中，儒學在漢武帝后，就一直充當了維護統治者利益的說教。魯迅先生《現代中國的孔夫子》，則是對儒學作用的一種最生動的描述。

在20世紀裡，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最深刻影響到人類歷史進程的兩個理論體系。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先生在文化上對中華民族做出的偉大貢獻，當然，她是一種缺乏系統的邏輯思維的理論體系，同產生於19世紀40年代的歐洲的馬克思主義在形勢和內容上完全不同。
     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是分別被國民黨和共產黨所使用的理論。三民主義是孫中山所倡導的民主革命綱領。由民族主義(Principles of Nationalism)、民權主義(Principles of Democracy)和民生主義(Principles of People's Livelihood)構成，簡稱“三民主義”，直到現在仍然是中國國民黨信奉的基本綱領。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實踐是中國共產黨的具體的理論作為。是在中華民族未來尋找20世紀的出路時，在國內和國際形勢的相互影響下的選擇。就國內而言，在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的吼聲中，儒學已經不具備轉型為一種現代化的意識形態的條件，而新興起來的政治力量——政黨，則必須具有一種明確的思想體系，在這中情況下，國民黨的領袖孫中山先生以提出“三民主義”的思想為自己政黨的理論，而共產黨則選擇了接受從前蘇聯十月革命中傳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曾經討論過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的問題，有人認為“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有人認為“社會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當時，我寫了一篇《工人階級的階級利益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的文章。直到現在，我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即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的理論出發點是工人階級的階級利益，馬克思正是站在世界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並且由此出發，書寫了一生未能完成的巨著——《資本論》，而《資本論》成為世界工人階級的“聖經”。馬克思一生奮鬥的目的是讓工人階級活動勞動解放和政治解放，因此他倍加推崇“巴黎公社”，認為那是能夠讓工人階級獲得勞動解放的政府形態。
    在歷史觀的方面，《共產黨宣言》開宗明義的認為自從有階級以來的人類歷史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歷史。但是，馬克思的全部理論，都是為了探尋和回答如何消滅人類在階級鬥爭狀態下而生活所做的努力。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袖們，恰恰沒有領悟到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根本要義。

20世紀中華民族沒有能夠較好地解決文化（包括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兩個方面的問題。在意識形態方面，政黨極力推崇和宣傳自己的理論，其結果是與人民群眾的社會意識完全脫節，在政治制度上，每個政黨都頑固地維護者自己的一黨專政。這就是20世紀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基本狀況。
     而事實上，漢民族的意識形態問題，在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就已經得到解決。只是由於中國政治始終沒有完成一場制度性的革命，即用合理制度的方式限制權力本身的革命，使得20世紀中華民族在文化的轉型方面，也沒有能夠獲得根本性的成功。因此，中國的問題主要的還不是文化的或者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而是一個公平的社會制度體系的問題。
    中華民族具有優秀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傳統，但是，卻在政治領域始終未能走上一條真正的民主之路，這個任務的完成已經留給了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成長起來的21世紀的新一代。  

直到21世紀初，中國仍然是一個沒有一勞永逸地解決自身社會意識形態的國家，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思想之後，經由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到共產黨第四代領袖提出了“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事實上，都是執政黨在進行自說自話的一種狀態，而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真正豐富發展來說，其理論貢獻都是微乎其微甚至南轅北轍。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遭遇到的境況，已經與本民族自身的儒學，具有了相同的性質。即成為了並且僅僅作為一種官場話語而存在，只起着魯迅先生筆下的描述的“敲門磚”的作用。這其實最根本的並不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悲劇，而是一種政治制度的悲劇和社會發展的悲劇。 

回顧西方國家的歷史，文明知道，通過3、4個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西方主要國家一勞永逸地解決了自己國家的意識形態問題，那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精神。同時，在這樣的思想原則的指導下，一些偉大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論家們開始探討國家制度的設計和合理構成的問題，最終由孟德斯鳩、洛克等人為代表，從理論上形成了一種系統的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即以多黨制、普選制和三權分立為原則的國家體制。
    中華民族的思想方式必須發生一場根本性的轉型，即由倫理思維轉向邏輯思維、由利益思維轉向真理思維、由立場思維轉向正義思維。

單純從文化的角度來說，21世紀需要儒學、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並駕齊驅的發展。但是，對於中國而言，最需要的是進行一場以設計和建立公平制度為準繩的偉大跨越。沒有一種真正的符合了人性文明發展需要的制度體系，任何優秀的文化和意識形態都可能淪為強權的奴婢。
    只有一個偉大的制度體系，才能夠承載偉大的文化，並且在這種偉大文化力量的指導下進步。中華民族的有文字記載以來的全部歷史已經明確的告訴今天的我們，在歷史上，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偉大、光榮、正確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民族，但是，中國卻失之於從來沒有以限制權力為目的的公平制度的建設。偉大的文化能夠永恆，而任何依靠武力和強權製造出來的國家政權，卻都有可能隨之發生危機和崩潰。
    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對於20世紀中華民族的命運的影響是巨大的，而且，這兩種理論仍然將對中國21世紀的發展發揮作用。在21世紀初，歷史已經客觀地提出和要求中華民族必須超越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這個理論任務的完成，應該由成長於中國1980—2010年改革開放時期的一代中國人中的優秀的思想家來完成。
    中國在文化價值的選擇方面，可以定為在文明、幸福、大同等源自於中國傳統文化又能夠融入到現代生活語言的概念。這些概念即包括儒、道、墨、法等諸子百家的文明觀念，又能夠涵蓋起自西方文藝復興運動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光輝的價值。
    中國最迫切的是進行一場覆蓋全民的文明教育運動，同時，完成政治制度的跨越。當中華民族具備了一種偉大文明力量的指引的時候，當這種文明的價值具備了可靠的政治制度保證的時候，中國的發展才能夠恆久、持續和長遠，中華民族的繁榮、富強才指日可待。
    經過了30多年改革開放時期的中華民族，已經具備了首先向全人類貢獻一種文明史觀的理論能力。在文明的歷史觀的指導下，運用文明的智慧去勞動、創造和發明，中華民族就會對地球上的60多億人做出巨大的貢獻，而人類中的13億中華民族成員，也就會生活的幸福和文明。
    13億中華民族成員中孕育着無限的創造力，而發揮這種創造力，則需要公平制度和文明價值兩個可靠的因素來保障。
    偉大的社會發展來自於我們頭腦中是否具備偉大的價值觀念，也來自於我們為了自身社會的良好發展而設計出來的合理的制度體系。
    中國的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源於對邪惡的政治運動的反思、否定和糾正。從大的歷史範疇上說，改革開放時期是中華民族從根本上走上人間正道的開端，也為中華民族全新文明形成拉開了一個序幕。但是，改革開放時期所存在的缺點必須及時發現、糾正和解決。
    在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這個時期經濟學和法學成為兩大顯學。然而，在民間，卻興起着各種各樣的宗教勢力和巫文化形態，在20世紀80年代的氣功熱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和引導。從形形色色的氣功大師道眼前的李一，都表明我們的社會仍然是一個在意識形態方面嚴重落後的國家。但是，健康的力量在形成和成長成熟的過程中。
    改革開放時期為中華民族偉大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形成準備了條件、打下了基礎和開闢了途徑。這個時代把人性中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召喚到社會的各個角落，然而，到現在為止，中華民族已經開始懂得，金錢和權力決不是人類贏得文明生活的最實質的因素，而只是人類社會運行所必須具備的兩個工具，而人類文明最需要的品質是：真理與科學。
    可以肯定，中華民族形成於確立起嶄新文明只有一步之遙。而儒學、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同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優秀產遺。

理論必須找到她的實踐力量，才能夠成為影響人類生活的現實品格。而以文明、幸福、大同為核心價值理念的文明史觀的形成於確立，將為中國在21世紀開闢出一條通向幸福的坦途。


                                                          徐國進
                  

                                                                               2010-8-25

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局限及其與中國的聯繫

在世界範圍內，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一種深遠地影響到人類社會實踐的理論形態。這是由於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到19世紀40年代的必然結果。以英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體系發展到馬克思時代，其產業結構已經基本成熟、階級分化已經完成，在資本主義成長的過程中，整個社會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因素表現的全面而充分，資本主義的歷史現實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產生準備了一切必要的條件。

一般來說，馬克思主義者都自認為自己屬於無神論者。馬克思主義者無情地批判了宗教本身和宗教信仰，同時，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批判也十分徹底。

自從馬克思主義產生後，在世界範圍內，各國思想家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評價和論述可謂達到汗牛充棟的地步。然而，真正從某個方面合作某個角度超越馬克思主義的確如鳳毛麟角。更不要說從整體上超越馬克思主義體系了。然而，到21世紀初的現在，全球化為超越從超越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歷史的條件。

一、馬克思主義對人類認識社會生活的貢獻

馬克思主義是人類站在特定的工人階級基礎上，以工人階級獲得勞動解放為理論目的，並且為了使得全世界的勞動者求得解放而產生的嶄新的世界觀體系。馬克思主義在19世紀40年代產生後，代表了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制度認識的理論高峰，因此，她為世界範圍內工人階級爭取勞動解放提供了思想指導和行動策略。同時，馬克思主義也為人類研究自身社會的運動規律、發展方式提供了一種最具價值的世界觀和思維方法。

馬克思主義在19世紀40年代的歐洲產生，一方面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工人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的階級利益而需要一種鮮明的理論表達，這是馬克思主義誕生的階級基礎；二是英國的經濟學、德國的哲學以及歐洲的社會理論，而誕生一種嶄新的世界觀提供了思維方法。

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整體輪廓包括：唯物辯證法的思維方法、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即唯物史觀和基於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分析之上的剩餘價值論。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形成的思維方法，這種思維方法貫穿於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全過程中；唯物史觀吧人類歷史的基礎視為一種自然歷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的吃穿住是最基礎的因素，在此基礎上，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剩餘價值論則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具體的分析，認為剩餘價值是有僱傭工人創造的，被資本家階級無償占有的那部分價值。

馬克思主義對人類認識社會生活的貢獻，主要體現如下三個基本的方面：

首先，馬克思為全人類貢獻了一種恆久彌新的具有無限發展力的思維方法。這種思維方法被馬克思具體地運用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基本要素作用的分析，這是馬克思主義以及馬克思個人對人類理論思維方法的偉大貢獻。

其次，馬克思為人們提供了一種以階級利益為基礎的認識歷史的方法，進而闡發出一種完整的歷史觀。

第三，馬克思為工人階級獲得勞動解放提供了一種社會實踐的途徑。

歐洲的尤其是英國的19世紀上半葉的工人運動成就了馬克思主義。反過來，馬克思主義又成為在理論上、思想上指導世界個人運動方向的意識形態。馬克思在英國與共產主義同盟密切地結合起來，為同盟起草章程，從而促成了《共產黨宣言》的寫作並且促成了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共產主義者同盟，1847年6月在倫敦成立，是第一個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國際無產階級的政黨。1847年初，正義者同盟派J.莫爾邀請K.馬克思、F.恩格斯加入並決定按他們的主張改組同盟。1847年6月在倫敦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建立共產主義者同盟，擬定章程，並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國際主義口號代替“人人皆兄弟”的舊口號。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在倫敦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審查並批准章程，明確規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統治，消滅舊的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社會和建立無階級、無私有制的新社會。大會委託馬克思、恩格斯起草同盟綱領，產生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第一個綱領性文獻《共產黨宣言》。《共產黨宣言》的主要思想：一是把人類歷史視為階級鬥爭的歷史，這樣就確定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二是認為資本主義經濟運行和制度體系把整個社會分裂為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無產階級）；三是對共產黨的使命和社會理想、行動方向提出了基本的理論輪廓；四是闡明了共產黨人與其他一系列社會組織即政黨的關係。由此，《共產黨宣言》標誌着馬克思主義理論誕生的歷史性文獻。它是為“共產主義者同盟”成立而做的一篇標明共產主義者的歷史觀和世界觀的宣言。而“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第一條同盟的目的：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統治，消滅舊的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社會和建立沒有階級、沒有私有制的新社會。”

喚起工人階級即當時歐洲社會的主要的勞動者的階級意識，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大貢獻。因為馬克思的理論工作，世界工人階級才擁有了本階級的《聖經》般的著作——《資本論》。同時，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運動規律的分析，提出了工人階級的社會理想，在《資本論》的最後，提出的是“重建個人所有制”的設計。

對馬克思主義及其本人的理論貢獻，我在這裡不進行過多的論述，因為不想把這篇文章寫的太長，也不想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做重複的論述，因此只是點到為止。

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性局限

站在一個特定的社會階級的立場上，闡述自己的理論並且建立起大海般的理論體現，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首創。馬克思把工人階級視為他所在時代的最先進的階級，並且是最先進的生產力的代表者。因此，馬克思的全部理論，都基於世界工人階級獲得勞動解放。而工人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夠最後解放自己。馬克思是人類有史以來站在勞動者立場發表理論觀點的最偉大的思想家。這樣的思想家，在世界東方的中國，從有文字記載以來到20世紀，都是從來沒有過的。

牢固的和自覺的無產階級立場，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轉向剩餘價值論的最重要的條件。馬克思的理論目的和明確使命，是為工人階級獲得勞動解放而進行理論工作。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特殊的歷史使命，但是，工人階級必須首先解放全人類，才能夠最後解放自己。因為工人階級是這個社會最基本的勞動者。

但是，任何理論，都跳不出自身歷史的局限性。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現同樣存在着這樣的局限性。

首先在歷史唯物論的方面，馬克思在對人的本質的認識上，把“人”規定為是“全部社會關係的總和”，同時認為“人只能解決能夠解決的問題”，這使得唯物史觀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對歷史運動的被動性。關鍵的問題在於，馬克思在對於人類生存的實質的探討中，忽視了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是第一的和首要的一對關係，把人們之間結成的社會關係視為“人的本質”，這樣，就造成了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天然的一個缺陷，即只是強調社會關係而不能夠面對自然界研究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而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是比人們結成的社會關係更為基礎、更為前提、更為核心的一對關係。

其次，對資本主義解決運動規律的認識，在勞動價值論之後，向剩餘價值論的邏輯轉化時，過分強調了資本對工人的剝削性，而對勞動創造物質財富的社會性和生產力本身的超階級性認識不足。從商品出發對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和整個經濟運行系統進行分析，馬克思從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理論研究的一開始，就確立了一個明確無誤的起點。這個起點是看得見摸得到的一個“物”—由工人製造出來—對人們有用—並且必須是人們通過交換獲得—的物，這個物叫商品。

在勞動價值論向剩餘價值論轉化的過程中，馬克思的經濟思維開始脫離商品的一個固有的本質屬性，即商品不僅是資本家通過僱傭工人的勞動產品，也不僅是被資本家占有利潤的物，而且是對社會尚一切人都有用的物。商品的一般屬性——有用性——在交換的過程中超越了他的階級屬性。

馬克思在經濟理論的中心點和《資本論》整個大廈的樞紐是勞動價值論。從勞動價值論向剩餘價值論的經濟觀點的轉折，是馬克思在經濟學的思維方面走向不符合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和商品生產的普遍規律的開始。不僅在以貨幣作為資本形態的社會經濟運行體系中，而且在人類社會所有的社會形態下，人類生活都需要創造出大於自身消費的哪部分財富，以維持全人類的生存必需。

分工發展的規律是基於生產力進步而得以實現的。歷史證明，人類社會的運行不可能消滅分工，而至於分工的勞動差別和不同分工之間產生的階級在社會尚的地位差別，是可能通過公權力調節下的分配機制的改變而逐步縮小或者趨於合理的。人類的分工規律和科技在生產力進步的作用等因素，不僅不能夠在現實的方面對馬克思剩餘價值論給予佐證，而且，從純粹的理論上講，也不能夠給予剩餘價值論以充分的理論支持。顯然，剩餘價值論的理論結論，違背了人類社會的分工規律和現實社會的分配邏輯。

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把工人階級做為最先進的社會階級，事實上把社會生產過程簡單化了。任何社會的生產過程都是一個複雜的因素構成的綜合體，單一的社會力量徽章階級力量不可能充當整個生產過程的主導。只是在某些環節、某些方面扮演主導的徽章決定性的因素。

《資本論》這部鴻篇巨製，是馬克思一生都未完成的著作，在馬克思逝世後，由恩格斯按着馬克思的思維邏輯和分析方法完成。列寧成就講過大致如下的話，馬克思沒有留下自己的邏輯著作，誕生《資本論》就是馬克思的邏輯性，《資本論》的邏輯是無懈可擊的。然而，沿着馬克思在1883年逝世後的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我們站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發展過程，會看馬克思《資本論》的邏輯與人類歷史的實際狀況，並且把兩者進行對立，我們會發現，《資本論》作為一部經濟理論著作本身的邏輯固然無懈可擊，然而，當我們把她放在人類社會運動的進程中進行檢驗時，就會發現《資本論》與社會運動實際過程的巨大差別，一是，資本主義制度體系的進程並不符合《資本論》闡述的工人階級的絕對貧困的觀點，二是當資本主義完成工業革命的歷史使命後，整個經濟運行轉型到科技的道路上來，三是對共產主義以及“公有制”構想的簡單化。

事實上，由於馬克思的《資本論》的使命和目的是基於世界工人階級的階級利益和勞動解放為宗旨而寫作的。因此，《資本論》雖然全面而徹底地解釋了資本家剝削僱傭工人的秘密，然而，卻忽視了人類社會分工的無限發展性和逐步豐富對於兩大階級的影響。

馬克思經過對資本主義體系的觀察，得出的結論是工人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先進的階級，是代表着未來社會發展方向的最先進的生產力。因此，馬克思的全部理論研究，是站在工人階級的階級立場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處處代表工人階級的階級利益，並且試圖為工人階級獲得勞動解放找到可行的社會方法和出路。歷史證明，站在一個階級並且以某個社會階級的利益為基礎的理論形態，雖然具有強大的實踐力和現實活力，但是，由於社會階級構成本身的複雜性，其在改造社會的方法方面，註定會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由此，導致社會實踐走向片面和偏激的狀態。

《資本論》在以商品為研究的起點開始自己的理論思維以及進行偉大的理論體系建設過程中，對於商品實質的論述以及商品與貨幣的關係的研究，都具有傑出的方法論的貢獻，並且對資本主義社會體系的認識方面都提供了最直觀的出發點，並且從對於商品和貨幣關係的研究，一直從理論上走到“勞動價值論”，這一系列觀點都是符合歷史與邏輯的相統一的要求。然而，在“勞動價值論”之後，馬克思的理論思維轉向了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時，對於剩餘價值的理論闡述，便開始表現出自身歷史觀的巨大缺陷。

我們假設，馬克思在理論上走到勞動價值論時，着重點轉向對於人類社會產業分工規律的揭示，並且對各個不同的階級在產業分工中的作用進行論述，那麼，《資本論》便會從整體上到今天也不會過時。馬克思在寫作他的《資本論》的時候，就談論過“擔心資本論寫成後就已經過時”。後來的結果是，一方面，人類社會的進步決沒有人類在思想價值上面的進步和成熟來的更快，事實上，社會的整體的生產力狀況、經濟形態以及社會的整個上層建築的進步，都是落後於人類現時代最進步、最文明的思想體系的；另一方面，社會形態的發展與變遷有着自身的規律性和不可超越性。

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思維邏輯上，通過馬克思主義1883年逝世後的又120多年的人類歷史進程，尤其是自20世紀80年代人類在以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成果下實現了全球信息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後，剩餘價值論就更顯現的不符合當代社會運動的實際。

對於人類的社會生活而言，試圖用強行的方法或者暴力的方式消滅或者取消任何一種社會存在因素，都是在現實中做不到的。只能通過合理或者最接近合理的方式方法進行改造。

馬克思主義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體系批判的基礎上的理論，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研究，揭示資本家對工人階級創造的剩餘價值的占有性，而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合理性和必然走向滅亡的結局。然而，在任何社會的生產過程中，勞動及其分工都具有明顯的共性規律。

經典馬克思主義在歷史觀和對資本主義經生產過程的分析方面的漏洞，在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在補寫《資本論》的第二、三卷時，包括恩格斯晚年寫作的其它一系列文章，都試圖進行彌補。然而，恩格斯畢竟是馬克思的同代人和最緊密的理論發明上的合作者，他終究沒有能夠從思想上超越馬克思的高度。

三、21世紀中國需要超越馬克思主義

在當今世界範圍內，沒有那個國家會想中國一樣，需要對馬克思主義完成一場歷史性的總結和重新發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是伴隨着洋務運動後中國向西方的學習而開始的，由於十月革命的勝利，在中國找到了實踐的力量，這便是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之後，尤其是在1949年之後，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影響超過了中華民族本身的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成為一個“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然而，一個驚人的歷史事實是，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大海的認識，又是極其貧乏和無知的。

如何超越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高峰？這是中華民族在21世紀初仍然面對的一個嚴峻的意識形態方面的任務。對馬克思主義這個理論的大海做出一個全貌性的俯瞰和歷史評定，這是21世紀中華民族面臨着的一個理論任務，不僅因為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曾經是如此深刻和全面地影響到了中國人民的生活和精神，更因為中國欲要走好21世紀以及更加長遠的未來之路，必須從理論上跨越馬克思主義的高峰。

在人類範圍內，1980年全球化局面的形成和成熟，總體上說，人類社會已經開始從整體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方面走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野。到1980年代，距離馬克思1883年逝世大致100年的時間。在馬克思身後的一個世紀時間裡，人類社會的發展和文明進步本身已經超越了馬克思主義。因此，這就需要中國人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高度上，闡明一種嶄新的歷史觀和世界觀。成熟與1980年代的全球化，已經歷史地標誌着人類歷史走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野。人類需要從思想理論上、意識形態的各個方面，超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兩大制度的分野，從而為人類找到在統一的、一致性的文明道路上共同進步的途徑、方法和目的。

在中國政治與學術理論的關係方面，把一種理論當成為主導型的意識形態使用，這是從公元前134年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起就開始了。從那時起，儒術成為歷代統治者教化人民的唯一的意識形態體系，然而，也正是從那時起，生機勃勃的儒學價值被統治者的“獨尊”所毀滅。因為，統治者雖然口口聲聲家叫喊這“仁政”、“德政”等等詞彙，而其實，卻在行動上處處充滿着殘酷的殺戮和壓榨，因此，這不僅使得中國社會長期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下，同時，久而久之更使得普通百姓對統治者倡導的儒家學說充滿了厭惡和憎恨。儒學是毀於統治者之手而決非儒學本身。

事實上，在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之後，中華民族的理論思維始終未能走上一條真正的科學之途，所走的線路，是一種以維護統治者利益的權謀之路。中國人對西方的學習，起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的洋務運動，然而，由於中國社會的整體上的制度僵化、觀念陳舊，在政治制度的建設方面，始終沒有能夠試圖建立起以約束權力為目的的政治制度框架。

在20世紀裡的辛亥革命後，政黨作為一種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從而取代了以家族皇權為核心的“家天下”的體制。中國政黨的發展，由於2000多年的專制統治，中國根本沒有形成基層民主的傳統和法治理念，20世紀的主要政黨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一條軍事化的線路，因此，在中國政黨政治發展的初期，就缺乏法治的規範和必要的制度設計，政黨的軍事化是中國20世紀整個國家發展失敗的主要成因。政黨活動不能建立在公平制度的框架下，也沒有公平競爭的制度保證，最後，能夠生存下來的兩大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依靠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而國共兩黨對於國家政權的爭奪，毫無例外地走向並且運用了戰爭的方式。1946—1949年國共兩黨主導的大規模的內戰，歷史地標誌了中國20世紀政黨制度發展的失敗，也宣告了中華民族在自身發展方面和向西方國家學習的破產。

在20世紀裡，孫中山先生開闢了中國政黨政治的先河。國民黨的主義是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而共產黨則從十月革命的炮火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事實上，經過前蘇聯傳向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其實已經不是原版的經典馬克思主義，而是接受的列寧和斯大林兩位蘇共的領導人的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

當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家族為核心的專制帝制後，擺在中華民族面前的制度選擇有二：一是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體系，然而，中國是一個沒有基層民主經驗和良好的法治傳統的民族國家，因此在歷史的選擇面前，國內各種勢力本能地抵禦和防範資本主義的體系；二是學習和模仿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十月革命雖然從實踐上發生在辛亥革命之後，但是，從辛亥革命到俄國發生十月革命的幾年裡，中國事實上並沒有解決好社會制度的選擇問題，包括辛亥革命的領袖孫中山在內的民族精英們，都處於一種制度選擇上的迷茫和彷徨境況下，孫中山先生雖然提出了“五權憲法”的制度構想，但是，在國內，現實上並不具備實施“五權憲法”的社會基礎。不管孫中山是不是實際上提出過“聯俄、聯共、輔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主張，事實上在對20世紀初世界局勢的認識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歷史局限性：一方面，20世紀初的資本主義體系本身存在着明顯的缺陷和不足，資本主義尚未克服自身的固有的社會矛盾和問題，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在歐洲範圍內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進行的；另一方面，共產主義的社會理想正是基於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批判前提下形成的，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工人階級都對共產主義理想心存嚮往和實踐的強烈要求。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中華民族在自己社會輔助道路的選擇中，國內的各種社會力量自然地被劃分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

在20世紀的後半葉，尤其是在1949—1976年的毛澤東時代，馬克思主義（事實上是列寧主義或者斯大林主義）對中國的影響是全面的和深刻的。但是，在我看來，這並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力，而是中國共產黨從前蘇聯移植到中國的整個社會制度模式決定的，毛澤東把自己看做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事實上，應該是秦始皇在前而馬克思在後，甚至可以說，毛澤東本質上是屬於秦始皇的，他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大海的認識和觀摩，連一個在海邊上撿石子的小孩子的水平都不如。毛澤東只是拉來馬克思主義的名頭，進行自己認為正確的政治鬥爭和政治運動而已。至於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究竟是什麼？應該怎麼樣按着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指明的方向進行社會實踐？毛澤東根本是一竅不通。毛澤東的在延安時期寫出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只是抄寫了前蘇聯哲學教科書中的一些內容，並且加之於運用中國的一些口語而已，幾乎沒有任何哲學的價值和意義。然而，在共產黨的第一代人中，毛澤東的理論水平還算是最高的一個，主要是他在1935年遵義會議後的共產黨內部的政治鬥爭中擊敗了他的一系列對手，毛澤東便自封為孩子被封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最高的代言人。1949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國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實踐者。但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運用，一是在經濟上執行所謂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一是在社會方面運用階級鬥爭觀點。最終的結果是毛澤東發動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這次長達十年的政治運動，不僅把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一切優秀文化傳統破壞殆盡，同時也徹底打破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正確實踐的進程，進而將中華民族經過民主主義革命而培養起來的共產主義理想全部粉碎。

1883年馬克思逝世後，列寧主義在俄國出現，列寧對國家的解釋是“國家是階級壓迫和剝削的工具”，並且在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劃分上，把資本主義劃分為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兩個階段，認為，帝國主義是腐朽的、沒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列寧在暴力革命的方向上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

在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成立後，代1937年代的延安時期，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甚至於有國外的理論家做出過大致如下的評論：在列寧之後，在世界範圍內只有兩個人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一個是陝北群山中的毛澤東，一個是獄中的葛蘭西。

在中國共產黨的解釋中，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把中國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而形成的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適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而事實上，中國共產黨的以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領袖，尤其是毛澤東個人，是一個不懂得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中國共產黨試圖把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個人區別開來，同時，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必須把1949年10月之前的毛澤東與之後的毛澤東區別開來，把中國共產黨組織與毛澤東個人區別開來。當然，做這樣的區分本身或者就沒有意義，並且也是在客觀上做不到的。然而，從理論上做出這樣的區分，至少對於後人認識歷史那個起到有益的作用。
      時至目前，在國外的網站上，一篇叫做《馬克思的成魔之路》被傳的紛紛揚揚。而我看了這篇文章，心中猶如五味翻卷。在《馬克思的成魔之路》通篇都是對馬克思個人成長曆程的歪曲，也充滿着對馬克思思想願意的篡改。

其實，馬克思只是一個生於1818年的德國人、一個男人、丈夫和父親，一個歐洲工人運動的思想領袖、一個理論家或者思想家、一個去世於1883年的始終生活在貧困中的人。馬克思聲言“人所共有的我都具有”，並且當馬克思在世時，對那些明顯歪曲了他的基本的理論觀點的人講到“我只知道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的理論本身以及馬克思主義，如此深遠的影響到他所在的時代以及其身後的共產主義運動實踐，這是人類歷史發展到20世紀初的自然也必然的結果。正像產生與中國本土的儒學被統治者選中做為“國學”一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力，也是政治權力選擇的結果。對於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實踐的一系列失敗，我們應該認識到，錯誤並不在於馬克思主義，而在於毛澤東這樣的權力獨裁者。

在中國國內，2009年中國華東政法大學張雪忠教授發表《中國需要去馬克思主義化》的文章，列出了“中國去馬克思主義化”的理由：1、哲學上的獨斷。2、避免暴政未必得消滅宗教。3、解放生產力未必須摧毀私有制。4、取消馬克思在中國的神學地位。在文章的最後，張雪忠寫道：“在經歷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慘敗之後，中國已經在經濟領域進行了三十年去馬克思主義化的過程。但在政治和思想領域，為了維護一種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發展的政治體制，馬克思主義仍被用於將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扭曲成學舌的鸚鵡和理智的侏儒。”“當前的中國，迫切需要在政治、文化和教育領域啟動去馬克思主義化的進程，但這並不是要禁止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而是要取消其在中國的神學地位，以恢復中國人理性和良知的至高無上的權利。讓13億中國人，以一種全民族集體自虐的方式，徹底臣服於一個西方人的哲學體系，並成為一種終其一生也無法實現的幻想的奴僕，這既不合乎理性，也不合乎道德。”

張雪忠的《中國需要去馬克思主義化》——提出了中華民族面臨着的一個的一個嚴峻的問題：在21世紀，中國還究竟需要不需要馬克思主義？“中國需要去馬克思主義化”這決不是張雪忠教授個人的思想，而是代表着一種十分普遍的社會思潮，即“馬克思主義過時了”的思潮。
      回顧20世紀中華民族的思想史，中國的20世紀是由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開闢的，三民主義從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到1949年10月，主導了中國20世紀前半葉的民族意識，直到1949年中國分裂為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三民主義在台灣仍然是主導性的思想體系；在孫中山先生傳播和倡導“三民主義”的稍後或者同時，中國在1919年爆發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場運動的旗幟是“民主”與“科學”，時值五四運動爆發，俄國的十月革命已經於1917年發生，由於俄國毗鄰中國，十月革命的發生仿佛為正在尋求社會發展道路的中國樹立起了一盞燈塔。而且，共產國際迫切需要中國的共產主義力量成長起來，因此，共產黨的在中國成立，就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
     五四運動時期，在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之間進行了一場關於“問題與主義”的論戰，雙方的代表人物是胡適之和李大釗兩位中華民族20世紀的先賢。
    對比五四運動中的“打倒孔家店”的憤怒呼聲，我們在看眼前的“中國需要去馬克思主義化”的思潮。其實，這都表現着許多中國人在理論上的幼稚性、膚淺性和表象性。因為這些觀點貌似正確而實質上卻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點。比如在五四運動中喊出的“打倒孔家店”到70年代的“批林批孔”，不僅是對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儒學價值毀滅，而且毀滅了中華民族之芯。使得整個民族普遍的而嚴重缺乏文明的價值理念，只能懵懵懂懂地、盲目的跟着政治權力走，即使這個政治權力是邪惡的，也失去了最起碼的分辨是非的能力。這就是從文化上“打倒孔家店”造成的後果。而“中國需要去馬克思主義化”的提出，則是一個類似“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實質上，在中國20世紀的共產主義實踐中，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成立後，共產黨人在促進中國基層社會的民眾覺醒和民主成長方面，從1921—1949年的階段，尤其是共產黨在延安時期，都做出了許多傑出的貢獻，比如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執行的“三三制”，就是對中國基層民主的傑出的貢獻。而書寫《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時期的毛澤東，也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進步力量。由於中國社會是一個嚴重缺乏基層民主經驗和良好的法治傳統的國家，在1949年10月後，毛澤東逐步走向他所倡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反面，在1949—1976年，毛澤東背叛了孫中山先生開闢的民主主義，也背叛了共產黨的偉大的社會理想，運用一系列政治運動的手段，實現了一場長達27年的專制復辟，只是從名義上，毛澤東不敢恢復“皇帝”的名頭，而事實上，毛澤東成為一個凌駕於整個共產黨組織和國家機器至上的“帝王”，他自己的話便是“馬克思家秦始皇”。
     “中國需要去馬克思主義化”的思潮，一方面表現着這種思潮根本沒有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實質以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真實聯繫；另一方面，更是不懂得中國傳統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的關係實質，其實，中國在毛澤東主導下的共產主義運動實踐的錯誤及所犯惡性，是毛澤東這個邪惡的統治者的錯誤，而決不是馬克思主義之過。
     張雪忠只是一個沒有真正認識到經典馬克思主義實質的教授，他所代表的“中國需要去馬克思主義化”的思潮，也是一種不懂得中國的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關係實質的表現。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進行理論研究和學術探討時，往往對中國從秦始皇到毛澤東的邪惡的權力視而不見，而卻往往把實現的社會政策錯誤歸咎到某個理論體系和意識形態方面，這正是中國大陸許多所謂的知識分子的政治幼稚病。其實，這正是在用一種錯誤的思想態度呼籲一個他本人沒有能夠認識到的實質問題，這個問題是：中國大陸必須徹底改變政治權力與文化教育的關係，這也是一個政治權力必須還思想以自由的問題。
    對於中國大陸社會而言，一個最迫切的問題恰恰是：重建我們民族國家的政治文化、政治倫理與政治制度。在西方，自13世紀文藝復興運動中形成了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核心理念之後，西方政治又在以孟德斯鳩、伏爾泰等人為代表的政治理論指導下建立起了以多黨制、普選制和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由此，一個好了的政治制度結合着民主、自由的價值，推動西方工業國家發展到今天的高度。
    而在中國，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起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然而，孫中山先生設計的“五權憲法”的政治制度框架，卻從未得到認真的執行。而1919年在五四運動中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的口號，更是無從得以真正實現。
    《中國需要去馬克思主義化》，一方面，張雪忠提出的“中國需要去馬克思主義化”的理由是歪曲的；另一方面，張雪忠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是膚淺的。即使中國需要去馬克思主義化，也不是因為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錯誤或者過時，而是因為中國大陸需要根本改變政治權力與學術研究的關係，也就是說，中國大陸需要徹底改變政治與知識分子的關係。
     張雪忠沒有抓住中國需要去馬克思主義化的根本點，他可能認識到這個大陸政治與意識形態關係的不合理性，並且隱約認識到這個問題，然而，卻處錯了藥方。

中國不是需要去馬克思主義化，而是需要湧現出來一大批真正那個繼承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理論家和政治家；中國不是需要去馬克思主義化，而是需要徹底改變政治權力與文化教育、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政治權力與科學技術、政治權力與知識分子的關係，一句話，徹底改變權力與社會的關係，讓權力服務於社會需求、服從於人民意志。
     中國仍然需要馬克思主義，不僅因為1949年後60多年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推動了中華民族思維方式的提高，而且，我們欲要認識現實的一系列中國問題，仍然需要運用馬克思提供的思維方法去抓住當代社會問題的實質。
     在21世紀，中華民族理論思維水平的提高，仍然需要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中國需要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真理的馬克思主義、文明的馬克思主義。同時，這也不是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而是中華民族理論科學以及思維方法的升華過程。
    中國仍然需要經典馬克思主義，我相信，通過中華民族起自1980年的偉大的改革開放時期時期，中國的真正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傳人必然在改革開放時期後誕生，經歷了改革開放時期完整的歷史時期的一代人種，註定會從理論上湧現出一大批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些人也註定會在21世紀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事業中發揮出巨大的社會影響力。中國21世紀的味道思想家，註定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和發展者，他們能夠運用馬克思提供的科學的理論思維，把握中國21世紀社會發展的實質，並且提出解決中國發展所面臨着的一系列問題的正確的方法。

 超越邁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和世界觀，是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思想理論任務。在中國，這中嶄新的歷史觀正在誕生，這樣嶄新的歷史觀認為：文明是人類歷史的核心和實質。同時，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才是第一的和首要的關係，一方面，人類產生與自然界，並且按着自然界的規律而生活；另一方面，人類從自然界獲得吃穿住的生命之源。因此，從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出發理解社會運動，並且給予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解決一系列社會問題。這本身就是嶄新的歷史觀。

馬克思把人的實質視為“全部社會關係的總和”，而新的歷史觀認為，人類首先是與自然界（包括社會）關係的總和，把自然界與人類的關係視為最基礎的、第一性的關係。由此，人類才會根本根本社會實踐的內容和方向。

我把這種歷史觀叫做——文明主義或者社會文明主義。人類只有運用文明的方法才能夠達成幸福的目的。科學是根據自然界運動規律改善客觀世界與人類關係的活動，而文明價值則是基於人性本能的一切美好情感、理智表達出來的觀念。馬克思主義闡明的“工人階級勞動解放”和“勞動者解放”的理論，事實上完全可以作為21世紀一切科學研究的宗旨。

在中國，根據科學研究的對象不同，一般把科學劃分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社會科學應該是一種理論科學，而中華民族理論科學的任務，就是要根據自然界和社會的真實面貌，闡發出符合社會文明發展需要的理論體系來。中國在理論科學方面，迫切需要思維方法的升華，只有改變思維方法，才能夠促使中華民族的文化形態實現升華。

中國政治與意識形態的關係方面，在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後，就形成了一種政治權力控制社會思想的傳統。在21世紀初，中國的這個落後的衝突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
    中國歷來具有政治權力主導意識形態的傳統，從漢武帝決定“獨尊儒術”到共產黨為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期間歷時1600多年。所不同的，儒學是被劉氏皇家選定的國家意識形態，而馬克思主義是被政黨選定的一種理論。實質上，中國的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的關係並沒有發生變化。在20世紀的後半頁，馬克思主義一直作為中國大陸執政黨的指導思想，而其實，中國國內真正懂得經典馬克思主義實質的人卻如鳳毛麟角。當1953年中國科學院決定陳寅恪先生(1890-1969)出任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時，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覆》裡，提出了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可想而知，陳寅恪先生是不可能就任的。由此，他仍任教於中山大學。此事直到80年代才被公諸於世。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或者中國去馬克思主義化，這兩種極端的理論態度，依然表現這中華民族落後的理論思維傳統和特點。
    當21世紀第一個年代過去後，中國大陸社會的改革開放時期以及走過了30多年，對於一個民族社會的發展和文明形態的確立而言，30年固然還是一個十分短暫的時期。但是，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史坐標必然定格在：這個時期是中華民族新文明的奠基和開創的時期。
    經典馬克思主義將永遠做為人類思想史中的一座豐碑。這座豐碑是光輝燦爛的。在中華民族21世紀的文明發展史中，經典馬克思主義仍然會被繼承、豐富和發展。但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只有徹底擺脫政治權力的限制後，才能夠再次煥發出無限的光輝。

在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們，必須首先把經典馬克思主義放置在人類歷史運動的全過程中，並且從人類文明進步的實際狀況出發，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大海的全貌做出俯瞰。由此，中華民族才能夠自覺地站在當代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制高點上，從而豐富馬克思主義，並且為中國社會的文明發展找到正確的方法和出路。

                                                            徐國進

                                                                                 2011-7-25、26

 馬克思主義能否繼續充當“中國芯”？

歷史上，漢族社會有過兩次接受外來宗教與意識形態的經歷。一是公元1世紀接受從印度而來的佛教；一是1921年共產黨開始的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為指導思想。在中國，前者歷經2000多年，幾乎成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而後者，馬列主義在中國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從1949年10月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算起，還不足70年的時間，目前，馬列主義依然與中國基層民眾處於“兩張皮”的狀態中，毫無疑問，13億中國人的成年人都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名詞，但是，至於“馬列主義”究竟是什麼？估計沒有幾人能夠回答得出。

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人間理論體系。她不具備宗教的特點與實質，因此，不可能充當宗教的職能，更不可能像宗教哪樣進行傳播。但是，馬克思主義是自資本主義形成以來的最具有社會實踐指導意義的理論。因為在這個理論體系中，始終擁有一個能動的、先進的階級力量，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這個階級當然是工人階級。

 馬克思主義對於當代中國仍然具有理論上的指導意義，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認識當代人類事務的最可靠的方法。運用這個方法，有助於幫助我們探尋到現實生活的實質以及通向未來的途徑。

 但是，在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面，如下的幾個問題是至關重要的：

     首先，人類歷史已經走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的視野。馬克思主義產生於18世紀40年代的歐洲，標誌馬克思主義產生的著作是《共產黨宣言》，寫作於1842年2月，這部著作是應“國際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成立同時被要求所作的。人類的工業革命首先發端於18世紀60—70年代的英國，而成熟於20世紀的美國，期間走過大致190年的時間。在20世紀50—60年代開始，美國開始了以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革命，由此實現了人類信息傳播的同時化，從而導致世界經濟一體化，這便是全球化局面的形成，這種態勢到20世紀80年代開始成熟，至今，人類在以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革命開闢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局面下生存了30多年。

     信息化和全球化把人類的社會經濟提升到一個全新的形態，美國的許多經濟學家和思想家把這種經濟叫做信息經濟。

     全球化的國際局面的形成，標誌着人類歷史已經走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野。因為人類社會超越了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經濟學揭示和理論解釋，這是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的過程中就曾經提到的問題——在《資本論》的寫作過程中，馬克思在寫給朋友的信件中，馬克思就大致講道：由於《資本論》寫作的速度較慢、擔心寫成時便已經過時。

     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人類思想史上最具有遠大的歷史視野的理論體系，但是，任何一種理論形態，都不可能概括和描述未來社會的全部生活實際和實質。從20世紀人類歷史的發展衡量，以20世紀50—60年代工業革命的成熟為標誌，人類便開始走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野。人類的思想家們需要站在全球化的社會高度，不斷努力創造出時代生活需要的社會理論。

    人類面臨的一個迫切的理論任務，是努力探討超越工業革命的社會模式，並且為這種嶄新的社會形態的建立提供理論支撐和原則。

     其次，經典馬克思主義是對早期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經濟學詮釋。在馬克思時代，英國為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最豐富的社會現實材料，一是，社會人口結構的大規模變遷，即工人數量第一次超越農民，成為英國社會的占大多數的勞動人口。二是，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快速成熟導致工人與資本家（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的激烈的矛盾鬥爭。三是，共產主義運動開始走向有組織化，即共產黨作為一種新型的政黨組織已經產生。

     《資本論》是世界工人階級的“聖經”，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馬克思的唯一的理論目的，即是讓工人階級在勞動過程中最大限度地獲得的解放。《資本論》的思維邏輯是：商品是資本主義的財富象徵，商品是被僱傭工人階級通過勞動創造出來的、用於交換的勞動產品。勞動分為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兩個層面，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商品的價值。貨幣通過購買勞動力而轉化為資本，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當資本在市場上購買到勞動力後，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由此開始，工人階級不僅創造價值，而且創造出剩餘價值，但是，剩餘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最後的結論是：剝奪者必須被剝奪。

 而且，社會存在的事實是，對於任何一種社會而言，工人階級只是全部社會分工中的一個環節，而社會分工具有無限發展的可能性，而且，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類智力在社會分工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工人階級的勞動解放，是包括工人階級的勞動智能的提高在內的全部社會因素的結果。當然，政治制度的進步同樣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和保障力量。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政府即是能夠保證工人階級獲得解放的工作機構。

     社會生產是全部生產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單一的社會因素不會生成有效的社會商品和財富。而生產過程最重要的因素是勞動者智力的不斷提高和增長。

     馬克思理論中對於工人階級勞動解放的追求，符合19世紀40年代資本主義的社會環境，但是，如果放在全球化的社會條件下，則具有明顯的狹隘性。

     再次，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被列寧以來的社會實踐所嚴重歪曲。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不可能在一個國家裡產生，因為共產主義是全人類的共同事業，而列寧則認為共產主義能夠在一個國家首先建立起來。這是馬克思和列寧的公開的不同。列寧通過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號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列寧的國家理論，從本質上背叛了經典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問題的實質。因此，前蘇聯只能在歷史的長河中走向消失。因為“前蘇聯”本身即是一個違反人類生存本質的國家，它與人類文明的根本要求背道而馳並且南轅北轍。“前蘇聯”從1917年建立，到1991年解體，大致存在了70年之久的時間。

     第四，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關繫上，科學的思維方法比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具體觀點更加重要。

據報道，2015年11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進行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顧海良在《人民網》發表《讓世界分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文中說——“面向21世紀，如何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並讓世界分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和學科建設的重要使命”。《求是》雜誌11月25日發表了署名為“桑可”的文章《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文章說——“當前，我給改革進入攻堅期，社會整體利益訴求的多元化日益凸顯······如何撥開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重重迷霧，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中找出正確的前進方向······都需要一個開放包容、與時具進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去不斷完成它的歷史使命。”

     中國社會仍然是一個在意識形態方面極其不成熟的社會。一方面，整個社會沉湎於權力與金錢的支配下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全體社會成員嚴重缺乏對於社會現實預計未來的正確認識。在這種局面下，馬克思主義如何繼續充當改造中國社會文化的理論因子，這不僅是中共與其思想家們的任務，更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理論意義的大問題。

     馬克思主義能否繼續充當“中國芯”？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但是，當中國經過了30多年改革開放時期後，註定會湧現出一批傑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他們必然是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和發展者。

在理論上以及整個意識形態的建設上，中國需要的，是重新闡述人類有文字以來的科學價值，把人類的全部美好價值具體化、把漢語升華為世界上的主要的科學語言，從而使中華民族成為嶄新知識體系的首創者。

                                                       徐國進

                                                      2015/11/26

21世紀中國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誕生的19世紀40年代，對於歐洲社會而言，一方面：起自18世紀60年代英國的工業革命已經進行了大致100年，這個時期是英國社會階級分化最為劇烈的時期，農民向工業生產領域急劇轉化，社會人口大部分成為了產業工人；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新興的資本階級需要擁有自身的社會地位，由此在歐洲各國發生了資本階級革命，並且由此確立起了現代國家制度。在這樣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工人階級同樣為着自身的利益而進行有組織的鬥爭，世界上第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倫敦於1847年成立，這個同盟邀請馬克思、恩格斯兩人為其起草綱領，由此便在1848年2月公開發表了《共產黨宣言》，標誌了馬克思主義的誕生。

馬克思（1818—1883）首先是一位思想家。然而，這位思想家與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思想家不同，因為其他的思想家都是提出自己的一種理念加以論述，而馬克思在對於社會問題的認識方面，從一開始即是針對一個具體的社會產業分工中的階級——工人階級的利益、實踐、社會要求而從事自己的理論研究。因此，馬克思在思想上充當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而且馬克思主義以及《資本論》才是世界工人階級的聖經。馬克思個人及其全部理論，都是致力於追求實現工人階級的勞動解放而闡發出來的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中，始終存在着一個能動的、具有創新生產力活力的階級，在馬克思的時代，這個階級即是工人階級。

馬克思主義語境下的階級鬥爭，決不是社會生活中的一種無休無止的暴力行徑，恰恰相反，馬克思把階級鬥爭首先視為社會分工的結果，並且階級鬥爭表現出來的首先是不同階級之間的經濟利益的矛盾，是可以通過經濟的方法進行解決的。

在全部歷史中，馬克思把資本主義作為自己理論的一個明確的對象進行俺研究，其全部成果表現在《資本論》中，《資本論》把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的生產過程、流通過程以及總過程都進行了詳盡的理論描述，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社會運動的前途並沒有做過多的設想，他只是認為“資本主義的喪鐘已經敲響”和“剝奪者將要被剝奪”，並且指出未來的勞動組織是“自由人的聯合體”，並且要“重建個人所有制”等等。但是，在馬克思哪裡，所謂的“消滅私有制”是針對資本主義制度條件下的制度的一種主張，而決不是簡單地消滅私有財產的擁有權。否則，馬克思就不會在《資本論》的最後提出“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理論結論。

馬克思批判了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然而馬克思沒有批判過任何一個資本家個人。

在中國，從1950年代進行的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開始，其實是打着馬克思主義“公有制”的旗號，對於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一場嚴重的破壞。可以說，毛澤東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大海的認知，猶如一個站在海邊剛剛脫掉鞋子準備下海的頑童。毛澤東根本不懂更不會正確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精髓。當然，中國共產黨選擇了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的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在20世紀，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人民追求社會公平的方面，曾經發揮過或多或少的理論貢獻。

勞動階級在勞動過程中獲得解放——這才是馬克思主義對於人類社會的理論要義。

人類社會經過馬克思身後100多年來的發展和進步，尤其是經過20世紀下半頁以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革命的帶動，在社會分工和階級結構方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也便是人類社會階級結構的多元化的局面。處於不同的產業分工中社會各個不同的階級力量，共同充當促進社會文明的力量。

21世紀中國必將是一個產業大分工、大分化的世紀，同時也是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蓬勃興起的世紀，而科技發明的產業化，將是21世紀中國社會進步的主流和軸心，在這樣的軸心驅動下，中華民族的文明將發生一場普遍的質的飛躍

21世紀註定是全球化的縱深發展的世紀，21世紀將是人類自18世紀下半頁工業革命以來最重要的轉型世紀。工業革命走過了大致200年，人類通過電子技術革命進入到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電子信息經濟首發於20世紀50—60年代的美國，最終應該在中國達到一種成熟的頂峰，因為中國是1980年代以來接受世界上經濟發展成果最多的國家，同時，也是世界上人口和人力資源最多的國家。

21世紀中國仍然需要馬克思主義的聖徒。

在21世紀，中國必須在如下幾個方面正確發揮馬克思主義的直到作用：

第一，運用馬克思主義引導中華民族的思維方法向着邏輯思維的方向轉型，從而把漢語系統提升為世界上最主要的科學語言之一。對於人類而言，決定和影響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最重要的原因來自於思維方法和政治制度，語言本身決不是制約一個民族的科學技術進步的因素。自從傳說中的倉頡造字以來，我們民族的文字和語言系統是世界民族之林中最為優美和富於活力的語言品種。在21世紀，中華民族在文化上的一大使命，即是把漢語提升為世界上的主要的科學語言。

第二，把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民族的天下文明的價值結合起來，奠定中華民族的核心精神力。可以肯定，21世紀中華民族的社會意識形態，註定呈現一種百花齊放、競相爭艷的繁榮局面，而馬克思主義也註定在中國社會中發揮巨大的影響力和指導作用，同時，我們的社會註定要回歸中華民族的文化價值本源——天下文明的追求和意志。而且，在我們社會生活中，將包括世界上主要的宗教形態的因素，諸如佛教、基督教等，都會同時以不同的方式影響到我們對於生活方式的選擇。

第三，全球化條件的馬克思主義，幫助中國社會在21世紀社會發展的方面提出一系列具體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在改革開放時期後，中國社會已經進入到一種整體性、綜合性的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的時期，這需要社會的各種不同的組成部分，共同為着社會文明的進步和發展而奮鬥。中國社會內部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別性和不平衡性，但是，這只是發展程度上的差別和不同，而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行業、各種組件共同為着實現社會文明的目標而努力的局面，將構成中國未來30—50年的典型的社會特色。

經歷了19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思想家、理論家們，必將是經典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最直接的繼承者和豐富者。

近14億人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是——天下文明。在這樣的價值統領之下，馬克思主義在21世紀必將綻放出無限的思想光芒。

                                                                                徐國進

                                                                         2017年9月26日

習近平時代與馬克思主義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政治局10月29日下午就當代世界馬克思主義思潮及其影響進行第四十三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我們黨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政黨，馬克思主義是我們共產黨人理想信念的靈魂。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必須立足中國、放眼世界，保持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鍥而不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使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這是一個良好的現象，從中我們看到，中共領導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重視以及在中國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決心。

可以說，習近平時代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實踐的第三季，自從195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踐經歷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掛帥時代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代，這兩個不同的社會階段都為中華民族留下了深刻而具體的經驗教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實踐的第三季，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在21世紀中國必須達到極大豐富，中國需要對馬克思主義做出完整的理論發展和正確的政策實踐；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價值融合在一起，使得馬克思主義成為中華民族文化血脈中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

中國的習近平時代必然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高度。馬克思主義在習近平時代走向成熟，這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實踐的要求，更是中華民族文化轉型的迫切需要。然而，完成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民族文化的融合，這是一個嚴峻的理論工作，必須有一大批真正領會和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精髓的思想家去完成。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陸必須成熟並且成為一顆根深葉茂的常青的理論之樹。創建屬於中華民族社會發展需要的科學理論，這是馬克思主義在21世紀中國的使命。

對於中華民族而言，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外來的意識形態，隨着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在20世紀50年代以來，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中國站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成為一種最常用的政治語言。歷史上，從公元1世紀開始佛教開始傳入中國，佛教同樣是一種外來的宗教。應該說，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尚是一種沒有得到長足發展的理論，而且，這個理論體系在20世紀50—70年代的實踐中存在着嚴重失誤。馬克思主義應該也必須通過21世紀中國的社會發展而真正豐富和成熟起來。

歷史上，佛教是影漢民族意識形態和日常生活最普遍的宗教，幾乎貫穿了中國的整個家天下的歷史進程，基督教在中國的影響遠遠不及佛教，但在改革開放時期，基督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正在擴展中，經過改革開放時期以及全球化的洗禮，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呈現豐富和多元化。

在20世紀的人類生活中，出現了許許多多的“主義”，這是20世紀人類在意識形態上的一個典型的表現。

在全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至少包括如下兩個極其重要的理論線索：一是生產方式的進步是經濟形態發展的基礎與動力；二是勞動者的解放（人自身的解放）是一切社會實踐的根本目的。人類社會的經濟形態的運行，是馬克思主義關注的理論核心，因為經濟活動是人類社會運行的基礎和進步的必要條件，沒有經濟形態的進步和繁榮，一切社會的上層建築的變化，都不足以引導社會生活發生質的改變。勞動者解放（包括人的全面的社會解放）是馬克思主義一個核心的理論追求和現實追求。勞動者在勞動過程的解放程度，是衡量一個社會的經濟形態發展水平的重要尺度，也是衡量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的指標。

馬克思主義是歐洲社會工業革命巨大的社會文明進步條件下誕生的人類思想之光，馬克思主義一經誕生，世界工人階級便具有了科學的理論，也為勞動者提供了實現在勞動過程中的解放提供了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

馬克思主義把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作為一個特定的研究對象，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運行過程的實質、特點和必然結果。

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運動的一個必然的歷史階段，資本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理論研究對象，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評判，主要是指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資本家階級對於僱傭工人階級的勞動剝削，因此，馬克思主義主張的“消滅私有制”，決不是通過簡單的暴力形勢消滅社會成員對於物質財富的使用權和產權，相反，是要重建社會財富的所有制制度，使之更加有利於勞動者階級和生產力的發展。

在對於人的本質的認識上，馬克思主義強調“人是全部社會關係的總和”。然而，人類不僅是自己結成的社會關係的總和，而且，第一位的是人類與自然界關係的總和。人類是地球陸地上的生命，人類生命的起源問題至今尚無公認的科學結論。人類是自然界的產物，同時，大自然把能動的改造客觀環境的智力賦予在人腦中，而且，人類智力具有無限發展的可能性，這就使得人類社會本身具有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勞動是創造社會文明的唯一方法和途徑，勞動的智力含量越高，社會文明的水平也就越高，因此，社會文明的程度與人類勞動的智力程度成正比。但是，在人類社會的不同的進化階段，勞動本身存在着普遍而嚴重的人與人之間的剝削和壓迫現象，這使得勞動本身存在着明顯的被迫性，這才是社會的不合理、不公平之處。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條件下的勞動——首先表現為僱傭工人階級的勞動，在馬克思看來，其勞動成果——商品——屬於一種被資本家階級無償占有的勞動，因此，資本主義私有制必須被消滅，才能夠使得工人階級獲得勞動解放，然而，馬克思主張的“消滅私有制”絕不是簡單的使用暴力或者對工人產權的完全消滅，而必須要“重建個人所有制”。馬克思主義不是一種無政府主義或者主張社會暴力的理論。其中的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觀點，是指處於不同的生產方式下和分工過程中的階級，存在着事實上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巨大矛盾，而克服和解決這種矛盾，只有依靠生產力的進步。

   在馬克思主義中，始終存在着一個能動的、先進的勞動者階級，而階級是人類社會分工的產物。在馬克思的時代，這個階級當然是工人階級。馬克思包括恩格斯，事實上已經明確地看到科學技術在整個生產過程的作用和貢獻，因此，他們對於勞動者階級的智力的提高寄予無限的希望。

可以肯定，21世紀是人類社會運用方式發生重大轉折的世紀，因為社會生活的物質基礎和科技基礎都將發生實質性的變化。人類在科學技術上的一系列突破，尤其是在生命科學、能源科學和科技科學三大科學領域的突破，將從根本上改變現行社會的運行模式。人類社會自18世紀下半頁工業革命以來，社會運行的能源基礎建築在不可再生的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資源的開發利用之上，形成了以電力能源為主體的運行模式。

信息化將改變社會商品的流通方式，因此也將極大改變社會的分配方式。貨幣的職能需要回歸到交換職能的本源上，而貨幣作為資本的作用，正在被人類的智力資源所替代。也就是所，在未來的經濟中，貨幣不可能繼續發揮第一位的重要作用，而必然回歸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兩個基本的職能。

     信息化和全球化是人類文明傳播、技術的推廣和應用等等成為一種沒有國界限制的因素。這會使得主權國家的概念以及國家的運行方式終將發生巨大的改變。由電子技術革命帶來的全球化，第一次打破了國家的界限。使得國家界限成為一種符號意義。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存在着國家消亡的觀點，在馬克思的時代，主權國家對於人類的生活具有直接的決定意義，但是，在全球化的國際格局中，傳統意義上的國家界限已經被信息的力量所衝破。信息是一種無國界的資源和能量，而且即時地傳播給全人類。

地球上不同種族的國家之間的競爭，最終是一種文明形態的競爭。也就是說，科學知識、技術發明、文化創新的競爭才是不同國家競爭的最核心的因素。

21世紀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必然呈現一種在馬克思主義統領下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百花齊放的繁榮局面，沒有這樣的文化與科技的繁榮局面的出現，便不會有中華民族的真正意義上的振興。中華民族的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局面，迫切需要21世紀中國社會的嶄新意義上的諸子百家的湧現，尤其是在科學、技術和文化領域裡的創造發明。

馬克思主義是屬於全人類的理論科學成果，這個理論科學必須在現實的政策上提供促進自然科學、技術發明的具體政策實踐，才能夠促成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理論發展。

   馬克思主義的生機源自於她自身理論內核具有無限發展的動力，她所提供的思維方法能夠與人類社會的任何發展階段相契合在一起，並且為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提供依據。當然，馬克思主義也是一種廣受詬病的理論體系，然而，在很大程度上，馬克思主義受到的詬病與馬克思主義本身無關，而是後來的前蘇聯以及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實踐的諸多失誤造成的。

中華民族的文化精華，首先體現在姬昌在《易》中明確解釋的“天下文明”的價值以及對人類社會運動的“天下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的認知、開物成物的產業觀念等等。《易》之後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的大致550年間，華夏民族的先賢們開創了一個文化上的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包括道家、儒教、墨家、法家、農家、醫家、兵家、縱橫家等等的學術流派，這些學術流派不僅為當時的社會提出各種各樣的政策主張，而且直接服務於社會生活，創造科技成果並且引領文化的進步。對於21世紀來說，儒家不可能承擔起中華民族文化繁榮的任務。不是因為儒家價值本身，而是因為儒家只是意識形態的一個流派。儒家過分強調的周禮的運用，事實上起到了束縛社會思想多樣化的作用。

     習近平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必然是指導中國社會實現全面文明升華的理論。歷史上，屬於黃種人的華夏民族，曾經創造過無比輝煌燦爛的文明成果，但是，在公元13世紀前後，漢民族國家開始在社會生產力、科學技術、政治制度等方面明顯地落後於歐洲國家。歐洲國家在工業革命的過程中，創造了系統的科學知識體系和人文價值，從13世紀以來到20世紀的大致700年時間，漢民族社會長期停滯不前，政治制度的僵化、內部的社會動盪無不羈絆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文化科技上的創造力，在20世紀，中華民族才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覺醒，建立共和國、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然而，總體上，20世紀百年中國仍然屬於一個沒有得到成功發展的國家。直到1980年才走上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之路。

習近平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一方面需要從理論上對1950年來政治掛帥和經濟中心的兩個階段做出總結並且給予正確的歷史結論；另一方面需要對21世紀中國社會的發展道路以及方式方法做出具體的規劃和正確的政策。要做到這兩點都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思維方法。

運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這是在中國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最重要的一個理論任務。馬克思主義對於中國社會建設與發展事業，在21世紀仍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在21世紀，中華民族的思想家必須為馬克思主義注入新的動力和活力，這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

徐國進

                                                                           2017年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