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政體終結與政治文明重建的路徑

   歷史告訴我們：社會的政治進步以及政治制度的發展，是人類這種生活在地球表面的智慧生物的一個最艱難、最痛苦、代價最大的領域。

世界各國的政治史，為21世紀華夏民族進行政治改革與再造提供了豐富的經驗，而且，對於華夏民族自身而言，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20世紀終結的大致2200年，也為我們提供了罄竹難書般的慘痛教訓。但是，由於我們社會的權力者從來以維護和延續自身權力而核心目的與目標，一系列真實的歷史教訓從來不能夠得到公開的教育和宣傳。

中國自秦朝之後，其國家的政權深陷一種家族皇權世襲體制的輪迴中，這便是我們通常所指的“家天下”的政體。事實上，漢朝思想家戴聖明確針對“家天下”政體的缺陷而提出“天下為公”的政治理念以及“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然而，這種理念與理想在中國至今尚未成為現實。根本原因當然在於中國社會始終沒有發生持續的產業與科技革命，也就是說，經濟基礎從未能夠擺脫小農生產方式。

在中國，“家族皇權世襲體制”從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輪迴了大致2200多年。在這樣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我們的國家在政治上，只有王朝姓氏的更迭而從來未有文明政體的創建，經濟基礎則是一直持續以家庭為勞動力主體單位的農耕生產方式，從未發生過持續而長久的產業革命，在知識體系方面，則是在名義上堅持以儒家人倫價值原則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從來無法催生出以探索和認知自然界運動規律的科學體系，也產生不出以開發和利用客觀物質的技術體系。

以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為標誌，中國的家族王朝世襲政體便開始處於一種總崩潰的狀態，但是，由於極其複雜的原因，清王朝一直延續到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才被推翻，中國社會的變遷異常緩慢，在各個領域都是如此。對於這一點，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一代知識分子，有着深刻的認知。尤其是魯迅先生。

在20世紀，以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為標誌，中國實現了由“家天下”向“黨天下”的政治轉型，但是“黨天下”卻繼承和延續了“家天下”的實質內核，20世紀中國的主要政黨——以國民黨和共產黨為標誌，都毫無例外的走上了以武裝力量為支撐的軍事化道路，導致國民黨和共產黨對於國家政權的爭奪，採取軍事戰爭的方式進行。可以說，這是20世紀華夏民族在政黨制度和政治文明上的最大失敗。

中國在1945年8月抗日戰爭結束後，國民黨和共產黨分別領導的兩大軍事集團，又在1946—1949年進行了長達三年多的大規模內戰，結果是：到1949年中華民國（國民黨政權）退居台灣、共產黨在大陸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在台灣以1987年蔣經國開放“黨禁”、“報禁”為起點，走上了一條政黨選舉競爭的民主道路，而共產黨在大陸的執政走過1949—1979年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掛帥時期和1980—2012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

在中國大陸，共產體制從1949—2022年，已經走過70多年的歷程。目前看，對於中國大陸來說，無論從政治體制、還是從意識形態、幹部制度、施政模式等等方面衡量，都難以為繼。一方面，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人民，已經具有普遍的文明意識和覺醒；另一方面，執政黨與民眾之間積累的矛盾已經無法通過現行的體製得到化解。一方面，現行的自上而下的幹部任命制導致體制內部政策運轉失靈；另一方面，社會多元化的態勢和產業革命的洪流不可扼制，僵化的政體必然被人民群眾多樣化的社會要求所衝垮。

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經歷40多年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大陸社會，即使在體制內部，也有相當部分人員已經具備基本的文明素養和法治觀念。這部分成員不會繼續盲目執行一些違背文明的指令，即使不敢公開的反對上級命令，也會消極的抵制或者拖延。而且，體制內部的具有文明覺悟的力量，極其容易與民眾中的文明力量結合起來。

眼下，在中國大陸，三年“動態清零”是一場全面性的社會內耗。導致中國大陸經濟與整個社會生活的一場前所未有的大停滯。站在21世紀百年歷史的角度判斷，這是現行的共產體制的總崩潰的一個具體的標誌點。

由於“動態清零”措施的簡單、粗暴，終於以烏魯木齊居民大樓火災而引發全國範圍的抗爭。全民性抗爭，發生在工人、業主、店員、學生等等各個階層，當警察面對抗爭的人群發問“誰是組織者”的時刻，抗議的年輕人齊聲回答“我是組織者”。這樣的場景已經宣告一種全民抗爭的興起，而且宣告原有的“維穩”手段不可繼續使用和根本無效。反抗是全民性的，不分地域、階層和行業，其結果，只能是現行體制的瓦解和中國大陸社會治理理念與機制的再造。

從瘟疫產生和傳播的自然規律而言，“清零”是一種根本無法達成的行政目標。“清零”直接導致社會整體“大停滯”的後果。顯然，一方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之後，中國執政者沒有找到正確的出路和方法；另一方面，民眾對於40多年改革開放時期積累的問題和矛盾已經得到不能容忍的地步。一方面，防疫以政權的名義突破法律規定而肆意作為；另一方面，封控衝擊其他一切正常的社會生活與生產活動。在防疫過程中，社會其它一切工作完全讓位於“防疫”。

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和執政理念、決策程序與施政方式等方面的自新與轉型，幾乎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成。這既是70多年來共產體制的傳統與教育造成的，也是自上而下一以貫之的“幹部任命制”造成的。由於沒有良好的選舉制度以及長期自上而下的幹部任命制，導致中國大陸的官方與民眾之間根本沒有有效的、及時的、正常的溝通渠道，也根本無法達成官民雙方的共識。在這種狀態下，盲目持有“制度自信”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策思維，只能給社會生活帶來巨大的災難，

中共20大之後，由於高層權力平衡被打破，必然導致共產黨內部發生一種執政危機、反覆和矛盾現象。官僚層也會出現首尾難顧、上下不調、本末倒置的“躺平”現象。同時，民眾的抗爭與不配合以及民主權益意識的大覺醒，會加速導致一場現行體制的整體瓦解。

出生於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的社會成員，是受毛澤東政治運動影響最深、最普及的一個世代的群體。他們身受政治運動之害、深受極端的政治教育之苦，然而，即使這代人是1980年代改革開放時期的受益者，也難以從內心深處轉變對於毛澤東的盲從與崇拜。所以，對於整個大陸，一個關鍵問題在於，出生於20世紀50—60年代群體，難以湧現具有再造華夏民族21世紀嶄新政治文明體系的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根本不會湧現出真正偉大的科學家和企業家。這是華夏民族進行政治改革與政治文明體系再造的一種無法逾越的現實阻礙。

事實上，生活在當代中國大陸的大部分社會成員，在思維方法、政治行為與價值觀念方面，仍然生活再毛澤東形成的巨大歷史陰影之下，根本沒有走出這道無形的暗影。不過，可以肯定，經歷了40多年改革開放與全球化趨勢洗禮的中國人，已經很大程度地再政治上有了相當程度的文明覺悟。即使頑固的崇拜毛澤東的社會成員，其大部分也能夠與其進行平等而理性的交流。

自18世紀歐洲大革命以來，歐美國家建立起來的民主政體，對全人類文明的進步做出了可圈可點的貢獻。毫無疑問，人類的政治文明發展是一個極其艱難困苦的過程。中國21世紀的政治文明建設，既需要借鑑歐美國家政治文明的經驗，又必須結合20世紀中國自身的政治演變規律。

我們可以總結出大致4種類型與範式，供21世紀華夏民族進行政治文明再造借鑑。這些範式包括：1、孫中山+袁世凱模式。從一定意義上說，清王朝是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民間進步力量與體制內部掌握軍權的袁世凱共同推翻的。2、前蘇共崩潰方式。前蘇共領導人對斯大林的批判，從1956年蘇共20大即開始了，一直到1991年葉利欽宣告蘇共為非法，過程歷經30多年。3、中華民國的台灣轉型範式。台灣社會是華人社會民主的燈塔，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持續到1945年二戰結束，才回歸中華民國，台灣經歷“兩蔣”的戒嚴時期，在1987年蔣經國宣布開放“黨禁”“報禁”，台灣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的道路。4、18世紀末歐洲大革命模式。以法國1789年大革命為標誌，歐洲主要國家在一大批偉大思想家的指導下，奠定了“三權分立”、“政黨競選”、“代議制”等為制度組件的政治體制架構。華夏民族應該從歐洲大革命中汲取西方偉大思想家的成果。

中國大陸的政治轉型和政治文明重建，必須以代價最小的途徑和方式進行。中國必須全力避免暴力革命和流血轉型，政治文明應該建築在是一切智者、勇者的有條不紊的制度設計和創建、文明價值的宣傳與樹立、以及各項具體政策的正確制定和執行的基礎上。

以社會代價最小的途徑和方式，實現華夏民族在政治領域裡的一場偉大升華，這不僅符合全體華人社會成員的利益，也符合權世界各族人民的利益；不僅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其他國家的根本要求。

在21世紀，作為一個擁有世界上最多人口國家的中國大陸，必須首先在政治制度方面進行一場偉大的設計，並且，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夠推動中國成為一個偉大國家，並且以一個成功國家的姿態屹立在世界東方。

自公元前221年221年秦朝建立到20世紀結束，作為一個國家體系的中國，在2200多年時間裡，從來沒有能夠創建出一種良好的、基於民眾福祉的以民生幸福為目的的政府系統。這是華夏民族的悲哀和悲劇。

從現在起，中國大陸射虎id政治文明體系的再造，應該從如下幾個方面有條不紊的進行：

1、普及性的、大規模的社會文明價值體系的樹立、創建、宣傳、教育；

2、設計與確立一種基於公平的制度體系，在一定的時期內，參與者民主的形式應該是一種較為適宜的民主形態。因為對於中國大陸而言，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普選制。當然，施行全體公民的普選，是華夏民族在政治上的一個終極型的目標。

3、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合理分工；中央政府主要職能集中在國防、外交、貨幣發行與社會宏觀發展目標的制定等方面，把許許多多、千頭萬緒的具體的民生事務交由各級地方政府去管理。

4、在現行體制內部進行政黨制度的改革，應該賦予八個民主黨派向各級政府推薦政府首腦的權限，然後，在換屆之際，通過“人大”代表公平選舉。

5、執政黨應該對於社會責任、歷史使命、政策方針進行重新探索與準確定位。

21世紀，華夏民族在政治上的根本任務，以及一條清晰的政治文明主線，必然是創建出一種超越“黨天下”的偉大政體。也就是說，實現由“黨天下”向“民天下”的偉大政治文明升華和制度轉型，這是一個不以任何人意志為轉移的歷史邏輯。

徐國進

2022年12月3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