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話語中，“文化”是一個被頻繁使用的概念，也往往充當一個被濫用的詞彙。那麼，“文化”究竟是什麼？又究竟應該如何理解“文化”的實質與含義？這便是涉及人類生活的一個關鍵的問題。     

 從廣義上說，“文化”覆蓋人類的所有的言行。也就是說，文化是人類全部社會生活內容的體現和表現形態。但是，絕不是所有的“文化”形態都符合於人類生活的實質目的與根本要義。       由於人類是地球上唯一的具有能動的改造客觀環境的生命體，這種能力源自於大自然賦予人類頭腦中的智慧。在地球生物鏈中，除了人類，其它的所有生物不具備能動而持續的改造客觀物質的能力。因此，我們說，人類是地球上唯一具有智慧的生命。

 正因為人類具有這樣的智慧，因此，人類擁有自身的文化形態，人類也是地球上唯一擁有自身的文化形態的生物，而且，文化對於人類的社會形態發揮直接的影響力和作用力。 人類來源於自然界並且最終會復歸於自然界。因此，人類的文化有着兩個方面的體現：一方面是人類自身關係中的文化；一方面是人類與自然界關係的文化。前者屬於人類生活的道德範疇，後者屬於人類對於自然界的認知範疇。兩個共同構成人類社會生活的全部內容。

 人類是地球上唯一具有主動創造社會文明和保存文明成果的生命。人類是地球上唯一的文明生命。幸福是人類生活的唯一目的，而文明是人類獲得幸福的唯一途徑和方法。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的歷史首先是文明史，或者說，是一部社會文明不斷進步和追求社會文明的歷史。

 只有從文明進步於發展的角度衡量歷史，人類的生命才具有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必須明確，文化的實質內涵是文明。文化的作用和功能是引導人類實現文明和按着文明的要求而從事於社會實踐。所以，文化的實質即是推動和引領社會文明化。  

  華夏民族的歷史文化，可以以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為分野。在先秦，從公元前12世紀姬昌開始使用文字進行書寫起，到公元前8—3世紀，華夏民族湧現出了被後世譽為“諸子百家”的偉大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企業家，在各個不同的諸侯國中，也存在着許許多多優秀的政治家。可以說，華夏民族的社會文明形態，即是在公元前8—3世紀的這個歷史時期里奠定的。   

 以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為標誌，以嬴政與胡亥父子二人的“焚書坑儒”和“指鹿為馬”的具體政治事件為標誌，直至20世紀末頁，基本上說，華夏民族的文化體系屬於一種極其腐朽和墮落的成分。人文價值方面根本沒有真正的平等、自由與民主理念，有的只是統治者灌輸的某種與現實生活和真實的人性根本沒有關係的、從儒家搬來的所謂的“仁義”、“德政”、“親民”等等虛假的概念。在人與自然界的關係方面，華夏民族從來沒有湧現持續的產業革命與科學發現，而所謂的“天人合一”、“人定勝天”等等觀念，只能流於一種說教。   

 在秦朝之後，華夏民族的人文價值逐步顯現的缺乏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在與自然界的關係方面，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發現自然界運動規律和利用自然界物質造福民眾的能力。在這樣的文化中，統治者只能不斷通過暴力與欺騙的方式面對民眾，而民眾要麼選擇順從、要麼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以暴易暴。民眾只是充當統治者暴力統治下的工具，這是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後中國的權力與人民的常態關係。必須指出，秦朝的建立，徹底斬斷了源自春秋時期的諸子百家共相爭鳴的文化局面，從而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斬斷了華夏民族的一切優秀的文化基因，並且，可以說，這種流毒一直延續到現在。 

 20世紀華夏民族的文化革命在中國大陸的範圍里沒有能夠取得根本意義上的成功。一方面，在1950年代之後，中國大陸社會沒有能夠真正繼承、貫徹和發揚五四運動倡導和提出的“科學”與“民主”精神；另一方面，中國大陸一邊倒向前蘇聯並且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確立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導致華夏民族在中國大陸的社會成員，至今不能吸取和領悟科學與民主的文化素養。    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直接而偉大的文化成就，是把一成不變的的、僵化難懂的文言文的書寫模式，轉化為了以“白話文”方式進行書寫的模式。同時，極大地豐富了傳統漢語的詞彙量，也引進了西方的自然科學體系和部分的人文體系。胡適先生在政治上代表了堅定的民主主義、在哲學上代表了實證主義以及在文化上代表了自由主義。同時，胡適先生提出了有關中國的“文明再造”的宏大的歷史課題，魯迅先生則是一位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者，同時，魯迅先生對於中國的統治者的批判，無人能出其右。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湧現出一批傑出的教育家，以蔡元培、張伯苓、梅貽琦等為代表。

 1940年1月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發表於《中國文化》雜誌創刊號，原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取自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綱領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不僅指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建設方向，也是當今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並且提出“吸收精華、排泄糟粕”觀點。然而，毛澤東在客觀上扮演了華夏民族優秀文化的最大破壞者的角色。   

 1966—197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歷史的淵源看，只是秦始皇父子焚書坑儒和指鹿為馬的變種。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工人階級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階級，工人階級的勞動解放，既需要良好的政治體制，同時也需要科學技術的大發展。 顯然，無產階級的革命只能通過自由的、科學的勞動革命而得到實現和成功，並且，自由的、科學的勞動過程才是“無產階級”贏得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解放的唯一的通途和方法。

 眼下，華夏民族必須首先確立對於權力和金錢的正確的觀念。尤其是迫切需要正確的權力觀。金錢與權力——只是一個國家的民眾從事於經濟活動和政治活動的工具，而不是社會活動的根本目的。因此，華夏民族必須徹底改變金錢觀念和權力觀念。

 在21世紀，華夏民族的文化形態的方向是：文明化、全球化和邏輯化。首先，在人與人的關繫上，需要根本轉變管人、整人、治人的意識形態，從而，把全社會的注意力，集中到以認識、探索、開發、利用自然界物質的方向，並且，在思維方法上，把以形象思維為主的思維方法提升為邏輯思維為主的思維方法。     

  在21世紀，華夏民族仍然面臨着一場深刻與徹底的“文化革命”的使命，毫無疑問，21世紀華夏民族的偉大的社會文明升華，其首要的任務是完成一場偉大的文化革命。 

  21世紀華夏民族的文化革命，其宗旨和核心要義是文明革命。

 徐國進 2023年2月6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