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中考分流的合理性 —— 與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教授商榷 沈乾若 一．問題的提出 初中升高中考試之後，大約半數學生升入普通高中，半數進職業高中。對於近年來這一中考分流政策，社會上怨聲四起。前些年大家都能升學，現在為什麽要把一半學生打入另冊呢？不但家長不滿，某些教授學者也紛紛發聲，批判它不公平。 人們對中考分流的疑慮與不滿其來有自。 首先，升普高還是職高以分數劃線，低於分數線的一律入職高。個人意願和資質特長均不予考慮。職高即‘另冊’，政策本身令人不得不如此解讀。 第二，九十年代高等院校升級擴招，使大學升學率一路飆升。1977年的570萬考生，本科和專科共錄取27萬人，錄取率僅5%。然而到2020年，考生人數接近翻番，1071萬；錄取人數增加了35倍，達967.5萬人，錄取率高達90%！[1] 雖然高錄取率引發了就業難，但它吊高了人們的胃口，把讀高中、升大學看作天經地義，將非常態當作了常態。 第三，職業高中的質量問題。突出的如學生資質偏低，不求上進者較多。即使某些家長和學生有意於職高，因學習環境差，擔心非但學不來職業技能，還被差生帶壞；因而顧慮重重。 最後，職高畢業果真有前途嗎？至今似乎尚無足夠的社會效果和正面榜樣，能夠消除人們的疑慮。另外，職高畢業的學生日後可還有機會讀大學？諸多問題，都在人們的關切之中。 對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教授的採訪錄“18歲之前的教育不應該是淘汰賽”，近日廣為流傳。姚教授主張“取消中考分流，讓孩子們都上高中，畢業後再決定去讀技校、中職、高職還是大學。......還可以考慮取消中職，全部改成高職，提高職業教育檔次。”[2] 中國社會的教育焦慮幾乎達到沸騰的程度；然而廣大農村、邊遠和貧困地區的聲音很難聽到。發聲的大都為城市人群，而且是中、上階層。姚教授是在為一部分人代言。 筆者不贊成姚教授的觀點和主張。儘管上述對於中考分流的疑慮與不滿有來由，有道理，但事情還有另一面。專家學者們需要關注農村和貧窮人口的教育狀況，了解世界各國的做法和經驗教訓；方能為公眾提供正確的引導。 中等職業技術教育能否健康、順利發展，取決於有關各項政策是否得當。一個以中職教育為起點，實現縱向銜接與橫向溝通的完整職業教育體系的建立；以及相應的統籌教育學歷證書和職業資格證書的、多層級國家資格框架的頒布實施[3]，更為業界和社會所期盼。 同時，不論職業教育抑或普通學業教育；改善教育生態，關注人的身心成長，推動城鄉教育均衡發展，應得到更多關注。 作為一個從事和研究普通學業教育的人，筆者從六、七十年國內和北美的親身經歷中，從所了解的正、反兩方面的實踐結果中，體會到中等職業技術教育的重要性。職業教育有賴於民間社會、家長學生的支持，社會的正確認知和共識在此起着關鍵作用。因寫就此文與讀者分享自己的感悟，並就教於姚洋教授。 二．中等教育雙軌制很普遍 筆者之見，中考分流並非倒退。它看似新政策，本身也存在諸多問題。然而就大方向來看，其實是撥亂反正，將合理的做法撿拾回來。 現在的人很少聽說‘三足鼎立’一詞。它指的是在高中階段，普通高中、中等師範和中等專業技術學校三類教育機構並存。初中也設有職業教育，即技工學校。這一體系始自民國，一直延續到文革之前；很好地滿足了社會需求。七十年代筆者做技術翻譯所在的工廠，有些技術過硬的八級工，工資高，倍受尊敬。讀小學時的班主任畢業於中等師範學院，語文數學都教，講得很好；其他老師亦然。 可惜這一套教育體系在文革中被當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砸爛了！ 高中階段，國際間廣泛採用普職分流的雙軌制。在歐洲，中等職業技術教育和普通教育處於同等地位。德國的職業教育舉世聞名，無需贅述。其他如法國、芬蘭和瑞士，初中畢業生進入中等職業技術學校的比例分別為65%[4]、72%[5]、和85%[6]，大大高於中國所要求的40-50%。在亞洲，七、八十年代韓國、新加坡、台灣和香港等四小龍的騰飛，均得力於包括中等職業技術教育在內的完整職教體系的建立。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和特長進行選擇，普通教育與職業技術教育並無高下貴賤之分。 國內人們對本科學歷的期望，一般來說，是從事腦力勞動。對碩士、博士的期望，是從事較高級的腦力勞動，或者研究工作。高中階段雙軌制是由社會各行各業對人力資源的需求決定的。社會所需腦力勞動的比例，腦力勞動中從事研究工作的比例，儘管在增加，畢竟超不過體力勞動。教育機構的設置若與此不符，供與求不匹配，必然造成混亂。君不見近年來大學生畢了業找不到工作？同時建築、製造等行業的招工卻越來越困難？眾多大學畢業生甚至研究生去作外賣小哥，很不正常。 當然，人們的教育水平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提高，與此同時進入職場的年齡也逐步後推。西方國家和中國分別實行十二年、九年義務教育，這在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中國初中階段的職業教育基本上不再必要，亦為一例。 三．智能類型與功利追求 姚洋教授提出“不能用(中考分流）這種手段，首先把40%的孩子定義了，你未來就是低收入者......”。 教授在北大接觸的均為學霸，年輕一代中的讀書人。但卻將這部分人當作了整體。殊不知全國城鄉的中小學裡，這樣的學生只是少數。大多數學生普普通通，有些調皮搗蛋，甚至厭學棄學。 人的秉性各不相同。有的愛讀書，人生目標是科學家、學者；有的愛動手，拆拆卸 卸、組組裝裝引發他們的興趣；有的有領導潛質，喜歡發號施令；還有的熱愛藝術，有音樂、繪畫或表演天分；......不一而足。此乃常識。一方面，社會需要各式各樣的人才；而另一方面，人與人不同，存在各種不同的智能類型。人力資源這種需求與供給的內在和諧，真乃上天所賜。人們本來可以對號入座，各得其所的。 然而中國的現實卻相當尷尬。工廠招不到工，農村的人不想種地。似乎人人都只想讀書、升學。211不行，要讀985；普通院校不行，要進北大、清華。讀完本科不夠，還要拿碩士、博士。不但大陸國人如此，海外華裔移民亦然。家長們聚到一起，子女如何考取名校幾乎是唯一的正經話題。千軍萬馬擠獨木橋，中國人將“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發揮得淋漓盡致。 這樣的要求與期望顯然不現實。不但不符合社會需求，也違背大多數人的稟賦和能力。以當今盛行的考研風為例。‘研究生’，顧名思義，是做研究的。然而有多少考生真正有志於而且有潛力從事科學或者社會人文研究？已有若干文章告誡人們，若無濃厚的興趣和足夠的潛力，日後非但做不出像樣的成果，而且將苦不堪言。 中國人通過教育實現階層躍遷的強烈追求，在世界各民族中頗為罕見。既有歷史淵源，又有現實環境的逼迫或者誘惑。 作為農耕民族，中國百姓吃苦耐勞，責任感極強。為了家庭和後代擺脫貧窮，人們寧願犧牲個人的暫時利益，來謀求長遠福祉。 延續一千多年選拔官吏的科舉制，在中國造就了重視教育、勤奮向上的文化傳統。我們既得益於這一傳統，有時也不免受累於它。 四九年後的數十年間，大家都窮。改革開放使社會發生巨變。迅速的貧富分化，人們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對於財富的渴望，躋身上層社會的嚮往；種種功利追求急劇膨脹。此亦當今教育焦慮的緣由。 功利追求碾壓了年青一代內心真正的願望。孩子要的是志趣的滿足和天性的釋放；而父母考慮的，則主要是社會經濟地位。孩子頻頻跳樓自殺的悲劇，大抵因此而起。 社會經濟地位對人的重要性無須諱言，很少有人能夠置之於不顧。然而，個人資質能力和智能類型，對人們職場與事業的成敗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對它有意無意的忽視而一味追求功利，是會自食苦果的！ 看待職業教育，眼光要放長遠。現在的職業教育儘管不令人滿意；然而通過努力是可能改變的；職業高中未必始終是‘另冊’。至於收入高低，社會地位，亦非一成不變。譬如，上年紀的人想必記得藝人地位從前與當下的巨大差別。望向海外，美國和加拿大的藍領工人，很多工資高於辦公室的文職人員，甚至普通技術人員。進入職高的學生“未來就是低收入者”？怕未必。 四．高中畢業開始分流之不可行 “中考分流，就是過早地給孩子貼標籤”，姚洋教授說。職業教育固然必要，為什麽不能等孩子高中畢業再來選擇呢？ 數十年前，十五、六歲的孩子離家外出、幹活掙錢司空見慣。現在從業年齡已經大大推後，尤其城市人口。若職業技術教育和大學一樣，高中畢業後再開始，則進入職場最早也二十一、二歲了。本科生和碩、博士參加工作的時間固然更晚，但那是少數人。對多數人而言，難道從事重複性的簡單體力勞動，也要二十大幾方得開始？！人們說思維能力需要早期開發；某些職業技能的培訓如果着手過晚，只怕再難達到必須的水平。這一點，只要想一想孩子學彈鋼琴的情況，就明白了。 進入城市的農民工，相當比例為初中畢業生，家庭經濟條件迫使他們打工掙錢養家。分流這時已經開始。故高中後分流只是部分城市人口的想法，在農村做不到。為這些農村孩子提供培訓，使他們儘快獲得職業技能，挑起家庭重擔，是社會和國家的責任。 對於不那麽享受讀書而愛玩愛動、或對職業技能有興趣的學生而言，一直被關在教室里讀書，無以施展拳腳，有違他們的志趣。長期以來，我們的學校智育至上，書生以外類型的孩子缺少培養和展現聰明才智的機會和舞台。孩子天性多多少少處於被壓抑的狀態。厭學棄學，此為根源之一。故中小學要辦得生動活潑，提供多種社會實踐、文娛體育社團活動等，豐富學生們的生活；同時也要為即將邁入成年的學生提供職業教育和培訓，使他們心有所系，能量和才華找到用武之地。 “18歲之前的教育不應該是淘汰賽”？恰當的說法應當是‘分流’，而非‘淘汰’。從小學，到中學、大學，是人成長從一體到分化的過程，最後進入不同的行業和職業。而中學正是分化的時期。初中時，孩子慢慢發現自己的興趣愛好、潛力特長，有些對於職業前程產生了想法。 高中階段，部分孩子準備升讀大學；另一部分對學術無甚興趣，而嚮往某種職業或技能。其他孩子也在探索和發現自身潛質興趣的過程之中。這是孩子自然而然的成長。中等教育在傳授知識文化的同時，要提供機會，引領學生了解社會，認識自己；也要因材施教，滿足學生不同需求，為升學或就業做好準備。 孩子的成熟和分化有早有晚，但存在大致的規律；它不可能遷就人為規定的教育體制和學校結構。相反，後者的制定必須依據並符合前者。十六～十九歲的高中生已然分化，不能強制性地捆綁在一起了！硬性推遲分化到高中畢業之後，只怕違反人生成長的時間表，引發很多問題。這一點，從下面介紹的美國情況可見一斑。 再者，中國社會的老齡化，少子化，使得未來勞動力稀缺。中職、中專的畢業生， 早早做好準備，進入職場。這是一支何等寶貴的、生龍活虎的勞動大軍！ 五．美國綜合中學的教訓 我們來看高中階段不分流的例子，即美國及加拿大的綜合中學體制。在北美，與姚教授所倡導的一致，普、職分流被推遲到12年級之後。中等職業技術教育基本不存在，職業教育屬於高等教育。故中學被稱為綜合中學，招收各類不同的學生。[7] 綜合中學開設的課程多種多樣。例如數學，有所謂‘微積分預科’，也有‘基礎類’、‘應用類’；選修課既有打字、木工、烹飪等實際操作型的，也有IB，AP等學術指向的。綜合中學實質上是個大雜燴。十個手指按十隻跳蚤，不但升學類學生未能奠定堅實的學業基礎，就業類學生需要的職業技術培訓，也只開幾門選修課，淺嘗輒止。 在中國，升學率是衡量中學質量最重要的指標。而在美加卻以畢業率為標準。為了多數學生能夠拿到畢業文憑，所謂高中畢業，除英文外，其它科目大多只要求初中水平。低標準、低質量，乃綜合中學痼疾。 令綜合中學頭痛的，是其居高不下的輟學率，多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二，少的也有五分之一。十六到十九歲的年輕人，若不愛念書，本該學門手藝，準備養活自己和家人的。但美國和加拿大的制度既不提供職業培訓，也不容許他們就業。他們要麽窩在校園裡無所事事，要麽輟學在社會上鬼混。美國青少年吸毒酗酒、校園霸凌以致高犯罪率，綜合中學‘功不可沒’。 教育綜合化是上世紀中期‘教育民主化’思潮中興起的一項社會運動，追求平等。倡導者認為，將學生分配到兩類不同的學校，接受不同檔次的教育，違背公平原則。然而綜合化的結果，卻阻斷了社會中下層向上攀升的階梯，加劇了貧富兩極分化，使社會變得更加不平等。 美國製造業的用工荒十分嚴重。就業類高中生不該被困在綜合中學，對他們開放職業技術培訓乃當務之急。試想若這些學生習得一技之長，加入勞動大軍；美國的製造業何至於招不到工人？社會犯罪率也應有所降低。 美國的前車之鑑，望國人記取。 2022年1月
參考文獻： 1. 2021年高考報名人數1078萬！高考錄取率/升學率對比 https://www.uptom.com/15461.html 2. 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18歲之前的教育不應該是淘汰賽 https://www.infzm.com/contents/221601 3. 姜大源：大國職教需要大視野 http://www.cvae.com.cn/zgzcw/yjdt1/202104/0ef529412df8480dbebd36f54e3b1e1c.shtml 4. 職業教育不再是“末等教育”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4-02/11/nw.D110000gmrb_20140211_3-14.htm?div=-1 5. 綜述：芬蘭職業教育的強大吸引力 https://new.qq.com/omn/20210425/20210425A06XRL00.html 6. 瑞士中等職業教育發展：現狀、挑戰及啟示 http://www.zgjjzyjy.org/newss.asp?id=2280 7. 沈乾若：北美的綜合中學和學分製成功麼? —關於美加教育體制的思考與建議，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16.30(9): 34-38 8. 嗶哩嗶哩：融匯中西教育論壇 https://space.bilibili.com/1455329331 作者沈乾若簡介：
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工學碩士，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學數學博士。《加拿大博雅教育學會》名譽會長，《融匯中西教育論壇》召集人。中國大陸和加拿大數十年大、中學教學及辦學經驗。現為獨立教育學者，從事比較教育研究，方向為教育體制與政策，基礎數學與科學教育。 電子郵箱：sharon_q_shen@yahoo.com 鳴謝： 本文經姜大源、儲朝暉、馬立平、蔣式延、馬蒞夏等閱覽，並提出改進意見。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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