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考分流的合理性 —— 与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商榷 沈乾若 一．问题的提出 初中升高中考试之后，大约半数学生升入普通高中，半数进职业高中。对于近年来这一中考分流政策，社会上怨声四起。前些年大家都能升学，现在为什麽要把一半学生打入另册呢？不但家长不满，某些教授学者也纷纷发声，批判它不公平。 人们对中考分流的疑虑与不满其来有自。 首先，升普高还是职高以分数划线，低于分数线的一律入职高。个人意愿和资质特长均不予考虑。职高即‘另册’，政策本身令人不得不如此解读。 第二，九十年代高等院校升级扩招，使大学升学率一路飙升。1977年的570万考生，本科和专科共录取27万人，录取率仅5%。然而到2020年，考生人数接近翻番，1071万；录取人数增加了35倍，达967.5万人，录取率高达90%！[1] 虽然高录取率引发了就业难，但它吊高了人们的胃口，把读高中、升大学看作天经地义，将非常态当作了常态。 第三，职业高中的质量问题。突出的如学生资质偏低，不求上进者较多。即使某些家长和学生有意于职高，因学习环境差，担心非但学不来职业技能，还被差生带坏；因而顾虑重重。 最后，职高毕业果真有前途吗？至今似乎尚无足够的社会效果和正面榜样，能够消除人们的疑虑。另外，职高毕业的学生日后可还有机会读大学？诸多问题，都在人们的关切之中。 对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的采访录“18岁之前的教育不应该是淘汰赛”，近日广为流传。姚教授主张“取消中考分流，让孩子们都上高中，毕业后再决定去读技校、中职、高职还是大学。......还可以考虑取消中职，全部改成高职，提高职业教育档次。”[2] 中国社会的教育焦虑几乎达到沸腾的程度；然而广大农村、边远和贫困地区的声音很难听到。发声的大都为城市人群，而且是中、上阶层。姚教授是在为一部分人代言。 笔者不赞成姚教授的观点和主张。尽管上述对于中考分流的疑虑与不满有来由，有道理，但事情还有另一面。专家学者们需要关注农村和贫穷人口的教育状况，了解世界各国的做法和经验教训；方能为公众提供正确的引导。 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能否健康、顺利发展，取决于有关各项政策是否得当。一个以中职教育为起点，实现纵向衔接与横向沟通的完整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以及相应的统筹教育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多层级国家资格框架的颁布实施[3]，更为业界和社会所期盼。 同时，不论职业教育抑或普通学业教育；改善教育生态，关注人的身心成长，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应得到更多关注。 作为一个从事和研究普通学业教育的人，笔者从六、七十年国内和北美的亲身经历中，从所了解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结果中，体会到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职业教育有赖于民间社会、家长学生的支持，社会的正确认知和共识在此起着关键作用。因写就此文与读者分享自己的感悟，并就教于姚洋教授。 二．中等教育双轨制很普遍 笔者之见，中考分流并非倒退。它看似新政策，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然而就大方向来看，其实是拨乱反正，将合理的做法捡拾回来。 现在的人很少听说‘三足鼎立’一词。它指的是在高中阶段，普通高中、中等师范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三类教育机构并存。初中也设有职业教育，即技工学校。这一体系始自民国，一直延续到文革之前；很好地满足了社会需求。七十年代笔者做技术翻译所在的工厂，有些技术过硬的八级工，工资高，倍受尊敬。读小学时的班主任毕业于中等师范学院，语文数学都教，讲得很好；其他老师亦然。 可惜这一套教育体系在文革中被当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砸烂了！ 高中阶段，国际间广泛采用普职分流的双轨制。在欧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普通教育处于同等地位。德国的职业教育举世闻名，无需赘述。其他如法国、芬兰和瑞士，初中毕业生进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比例分别为65%[4]、72%[5]、和85%[6]，大大高于中国所要求的40-50%。在亚洲，七、八十年代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四小龙的腾飞，均得力于包括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在内的完整职教体系的建立。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进行选择，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无高下贵贱之分。 国内人们对本科学历的期望，一般来说，是从事脑力劳动。对硕士、博士的期望，是从事较高级的脑力劳动，或者研究工作。高中阶段双轨制是由社会各行各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决定的。社会所需脑力劳动的比例，脑力劳动中从事研究工作的比例，尽管在增加，毕竟超不过体力劳动。教育机构的设置若与此不符，供与求不匹配，必然造成混乱。君不见近年来大学生毕了业找不到工作？同时建筑、制造等行业的招工却越来越困难？众多大学毕业生甚至研究生去作外卖小哥，很不正常。 当然，人们的教育水平随著社会的发展而提高，与此同时进入职场的年龄也逐步后推。西方国家和中国分别实行十二年、九年义务教育，这在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初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基本上不再必要，亦为一例。 三．智能类型与功利追求 姚洋教授提出“不能用(中考分流）这种手段，首先把40%的孩子定义了，你未来就是低收入者......”。 教授在北大接触的均为学霸，年轻一代中的读书人。但却将这部分人当作了整体。殊不知全国城乡的中小学里，这样的学生只是少数。大多数学生普普通通，有些调皮捣蛋，甚至厌学弃学。 人的秉性各不相同。有的爱读书，人生目标是科学家、学者；有的爱动手，拆拆卸 卸、组组装装引发他们的兴趣；有的有领导潜质，喜欢发号施令；还有的热爱艺术，有音乐、绘画或表演天分；......不一而足。此乃常识。一方面，社会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而另一方面，人与人不同，存在各种不同的智能类型。人力资源这种需求与供给的内在和谐，真乃上天所赐。人们本来可以对号入座，各得其所的。 然而中国的现实却相当尴尬。工厂招不到工，农村的人不想种地。似乎人人都只想读书、升学。211不行，要读985；普通院校不行，要进北大、清华。读完本科不够，还要拿硕士、博士。不但大陆国人如此，海外华裔移民亦然。家长们聚到一起，子女如何考取名校几乎是唯一的正经话题。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中国人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样的要求与期望显然不现实。不但不符合社会需求，也违背大多数人的禀赋和能力。以当今盛行的考研风为例。‘研究生’，顾名思义，是做研究的。然而有多少考生真正有志于而且有潜力从事科学或者社会人文研究？已有若干文章告诫人们，若无浓厚的兴趣和足够的潜力，日后非但做不出像样的成果，而且将苦不堪言。 中国人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迁的强烈追求，在世界各民族中颇为罕见。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现实环境的逼迫或者诱惑。 作为农耕民族，中国百姓吃苦耐劳，责任感极强。为了家庭和后代摆脱贫穷，人们宁愿牺牲个人的暂时利益，来谋求长远福祉。 延续一千多年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在中国造就了重视教育、勤奋向上的文化传统。我们既得益于这一传统，有时也不免受累于它。 四九年后的数十年间，大家都穷。改革开放使社会发生巨变。迅速的贫富分化，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对于财富的渴望，跻身上层社会的向往；种种功利追求急剧膨胀。此亦当今教育焦虑的缘由。 功利追求碾压了年青一代内心真正的愿望。孩子要的是志趣的满足和天性的释放；而父母考虑的，则主要是社会经济地位。孩子频频跳楼自杀的悲剧，大抵因此而起。 社会经济地位对人的重要性无须讳言，很少有人能够置之于不顾。然而，个人资质能力和智能类型，对人们职场与事业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它有意无意的忽视而一味追求功利，是会自食苦果的！ 看待职业教育，眼光要放长远。现在的职业教育尽管不令人满意；然而通过努力是可能改变的；职业高中未必始终是‘另册’。至于收入高低，社会地位，亦非一成不变。譬如，上年纪的人想必记得艺人地位从前与当下的巨大差别。望向海外，美国和加拿大的蓝领工人，很多工资高于办公室的文职人员，甚至普通技术人员。进入职高的学生“未来就是低收入者”？怕未必。 四．高中毕业开始分流之不可行 “中考分流，就是过早地给孩子贴标签”，姚洋教授说。职业教育固然必要，为什麽不能等孩子高中毕业再来选择呢？ 数十年前，十五、六岁的孩子离家外出、干活挣钱司空见惯。现在从业年龄已经大大推后，尤其城市人口。若职业技术教育和大学一样，高中毕业后再开始，则进入职场最早也二十一、二岁了。本科生和硕、博士参加工作的时间固然更晚，但那是少数人。对多数人而言，难道从事重复性的简单体力劳动，也要二十大几方得开始？！人们说思维能力需要早期开发；某些职业技能的培训如果着手过晚，只怕再难达到必须的水平。这一点，只要想一想孩子学弹钢琴的情况，就明白了。 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相当比例为初中毕业生，家庭经济条件迫使他们打工挣钱养家。分流这时已经开始。故高中后分流只是部分城市人口的想法，在农村做不到。为这些农村孩子提供培训，使他们尽快获得职业技能，挑起家庭重担，是社会和国家的责任。 对于不那麽享受读书而爱玩爱动、或对职业技能有兴趣的学生而言，一直被关在教室里读书，无以施展拳脚，有违他们的志趣。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校智育至上，书生以外类型的孩子缺少培养和展现聪明才智的机会和舞台。孩子天性多多少少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厌学弃学，此为根源之一。故中小学要办得生动活泼，提供多种社会实践、文娱体育社团活动等，丰富学生们的生活；同时也要为即将迈入成年的学生提供职业教育和培训，使他们心有所系，能量和才华找到用武之地。 “18岁之前的教育不应该是淘汰赛”？恰当的说法应当是‘分流’，而非‘淘汰’。从小学，到中学、大学，是人成长从一体到分化的过程，最后进入不同的行业和职业。而中学正是分化的时期。初中时，孩子慢慢发现自己的兴趣爱好、潜力特长，有些对于职业前程产生了想法。 高中阶段，部分孩子准备升读大学；另一部分对学术无甚兴趣，而向往某种职业或技能。其他孩子也在探索和发现自身潜质兴趣的过程之中。这是孩子自然而然的成长。中等教育在传授知识文化的同时，要提供机会，引领学生了解社会，认识自己；也要因材施教，满足学生不同需求，为升学或就业做好准备。 孩子的成熟和分化有早有晚，但存在大致的规律；它不可能迁就人为规定的教育体制和学校结构。相反，后者的制定必须依据并符合前者。十六～十九岁的高中生已然分化，不能强制性地捆绑在一起了！硬性推迟分化到高中毕业之后，只怕违反人生成长的时间表，引发很多问题。这一点，从下面介绍的美国情况可见一斑。 再者，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少子化，使得未来劳动力稀缺。中职、中专的毕业生， 早早做好准备，进入职场。这是一支何等宝贵的、生龙活虎的劳动大军！ 五．美国综合中学的教训 我们来看高中阶段不分流的例子，即美国及加拿大的综合中学体制。在北美，与姚教授所倡导的一致，普、职分流被推迟到12年级之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基本不存在，职业教育属于高等教育。故中学被称为综合中学，招收各类不同的学生。[7] 综合中学开设的课程多种多样。例如数学，有所谓‘微积分预科’，也有‘基础类’、‘应用类’；选修课既有打字、木工、烹饪等实际操作型的，也有IB，AP等学术指向的。综合中学实质上是个大杂烩。十个手指按十只跳蚤，不但升学类学生未能奠定坚实的学业基础，就业类学生需要的职业技术培训，也只开几门选修课，浅尝辄止。 在中国，升学率是衡量中学质量最重要的指标。而在美加却以毕业率为标准。为了多数学生能够拿到毕业文凭，所谓高中毕业，除英文外，其它科目大多只要求初中水平。低标准、低质量，乃综合中学痼疾。 令综合中学头痛的，是其居高不下的辍学率，多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二，少的也有五分之一。十六到十九岁的年轻人，若不爱念书，本该学门手艺，准备养活自己和家人的。但美国和加拿大的制度既不提供职业培训，也不容许他们就业。他们要麽窝在校园里无所事事，要麽辍学在社会上鬼混。美国青少年吸毒酗酒、校园霸凌以致高犯罪率，综合中学‘功不可没’。 教育综合化是上世纪中期‘教育民主化’思潮中兴起的一项社会运动，追求平等。倡导者认为，将学生分配到两类不同的学校，接受不同档次的教育，违背公平原则。然而综合化的结果，却阻断了社会中下层向上攀升的阶梯，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使社会变得更加不平等。 美国制造业的用工荒十分严重。就业类高中生不该被困在综合中学，对他们开放职业技术培训乃当务之急。试想若这些学生习得一技之长，加入劳动大军；美国的制造业何至于招不到工人？社会犯罪率也应有所降低。 美国的前车之鉴，望国人记取。 2022年1月
参考文献： 1. 2021年高考报名人数1078万！高考录取率/升学率对比 https://www.uptom.com/15461.html 2. 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18岁之前的教育不应该是淘汰赛 https://www.infzm.com/contents/221601 3. 姜大源：大国职教需要大视野 http://www.cvae.com.cn/zgzcw/yjdt1/202104/0ef529412df8480dbebd36f54e3b1e1c.shtml 4. 职业教育不再是“末等教育”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4-02/11/nw.D110000gmrb_20140211_3-14.htm?div=-1 5. 综述：芬兰职业教育的强大吸引力 https://new.qq.com/omn/20210425/20210425A06XRL00.html 6. 瑞士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现状、挑战及启示 http://www.zgjjzyjy.org/newss.asp?id=2280 7. 沈乾若：北美的综合中学和学分制成功么? —关于美加教育体制的思考与建议，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30(9): 34-38 8. 哔哩哔哩：融汇中西教育论坛 https://space.bilibili.com/1455329331 作者沈乾若简介：
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学硕士，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数学博士。《加拿大博雅教育学会》名誉会长，《融汇中西教育论坛》召集人。中国大陆和加拿大数十年大、中学教学及办学经验。现为独立教育学者，从事比较教育研究，方向为教育体制与政策，基础数学与科学教育。 电子邮箱：sharon_q_shen@yahoo.com 鸣谢： 本文经姜大源、储朝晖、马立平、蒋式延、马莅夏等阅览，并提出改进意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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