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选又要到了，每逢大选，有一个议题都会被民进党拿出来，大肆炒作，用以攻击国民党。这个事件就是二二八事件。

台湾二二八事件是个争议很大的历史事件，1947年2月28日因台北缉私警察殴打一名烟贩并枪杀了一位平民而引发，行政长官陈仪未能妥善处理致骚乱蔓延全岛。3月8日，国军21师实施武力镇压。

当年，共产党、国民党都直接参与，也暗藏着日本残余势力和美国情报机构的势力。

在中共眼里，这是台湾人民为争取民主自治、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而发起的“二·二八”起义。中共党员于起义失败后，死伤逃亡。

在国民党眼里，早先是剿灭共匪叛乱与平定骚乱（两蒋时代），后来是官逼民反（马英九时代）。后来国民党或马英九年年纪念赔罪。

在后来成立的民进党眼里，这是中国人、外省人、国民党人屠杀欺负我们善良无辜的本土台湾人，我们要转型正义独立建国，永远不能让国民党执政屠杀欺负我们本土台湾人，不能让中国人屠杀台湾人。

2013年10月，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修建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里面特别放了主席后来的题词“虎穴藏忠魂”。纪念的是谁呢？是秘密发展或派遣至台湾，但遭国民党处决的中共党员。

对二二八事件，中共的史观认为：这是台湾人民为争取民主自治、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而发起的“二·二八”起义。

毛身后的这位叫谢雪红，又名谢飞英、谢氏阿女，1901年出生于台湾彰化。二二八事件中，中共台湾分部“二七部队”的领导人。

1945年8月，中共在延安开会决定成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指定台湾籍干部蔡孝乾为负责人（此时使用化名“蔡乾”）。初期中共台湾省工委干部包括简吉、谢雪红、陈福星、张伯显、廖瑞发、林梁材等人。

1947年3月2日，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上百万军队，内战正打得如火如荼。中共台湾分部的领导人谢雪红，趁机成立了“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组建“二七部队”，但武器弹药无法补给，寡不敌众、死伤甚多，随后被迫解散逃亡。

3月8日，中共中央在透过延安广播电台发表声援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文告《台湾自治运动》。3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全文刊载。《台湾自治运动》肯定了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是被迫的、正义的、正确的，接着列举6条对台湾人民起义的具体指示。

中共台湾分部“二七部队”的另一位领导人陈明忠，1929年1月2日出生于台湾高雄冈山，毕业于台中农学院。

 “二二八事件”真相很复杂，除了中共领导的起义外，既有台湾人民的抗暴运动，又有无理智的骚乱，还有台籍日军退伍军人和浪人当街拦路语言检定，不会闽南语或日语的疑似外省平民就被当街砍死，提着日本武士刀挨家挨户搜捕外省人砍杀，其中还有美国势力影响和操纵下少数人的“独立”和“托管”活动，多重交错混杂。

1947年2月27日下午，就有人张贴“打死中国人”的标语，高喊：“阿山(外省人)不讲理”、“猪仔太可恶”，“台湾人赶快出来报仇”等。1947年2月28日，更出现“打阿山”的号召，于是，在这种狭隘的地域主义、乡里主义情绪的支配下，对“外省人”的暴力行为不断发生。

关于当时外省人被惨杀、侮辱的状况，唐贤龙的《台湾事变内幕记》等书有几则触目惊心的记载，摘录如下：

在台中市，烟酒专卖局科员刘青山从办公室走出，即被推倒、围殴。后入台中医院治疗，第二天晚上，十余人冲入医院，割去刘的耳朵、鼻子，挖出两眼，再加殴击，直至毙命。

在台北桥附近，外省小孩在路上被流氓抓住，一个人抓左腿，一个人抓右腿，将小孩撕开，尸体被丢到水沟里。另有两个小学生，路遇暴民，暴民一手执一学生，将两人的头猛力互撞，直至脑血横流，旁观者拍手叫好。在万华附近，一小孩被捆绑双脚，暴徒将小孩头倒置地上，用力猛击，使脑浆流出，抛于路旁。在台湾银行门前，有一职员从办公室走出，即被暴民当头一棍，打出脑浆殒命。适逢一对青年夫妇路过，又被暴民围住，吆喝喊打，拳脚交加，棍棒齐飞，二人均被打得血肉模糊而死。在高雄，3月3日，“早上到菜市场买菜的士兵、外省人士，及妇女均被殴打。时至下午，大批暴徒集中市政府前广场与高雄火车站前广场，挥舞武士刀……”（出自《口述历史（二二八事件专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107、359页）。

大批暴徒挥舞这日本武士刀，与国军驻军发生对峙。事件中，有些暴徒十分残忍。有记者目击，“一数岁之儿童随其母出街，途遇暴徒，用刀将其母之嘴割裂至耳……其子被用力扭转面部倒置背后，实时气绝毙命……”。（出自国防部扫荡周报社：《台湾二二八事变始末记》，载于林木顺《台湾二月革命》，前卫出版社1990年，第177、178页）。

郑南榕，1989年自焚身亡，被台独人士称为“言论自由殉道者”、“台湾建国烈士”或“台湾独立建国之父”。他说，我出生在二二八事件那一年，那事件带给我终生的困扰。因为我父亲是在日据时代来台的福州人，母亲是基隆人，二二八事件后，我们是在邻居的保护下，才在台湾人对外省人的报复浪潮里，免于受害。地痞流氓和台籍日本兵联合皇民在其中搞煽动，他们逢人便要其讲台语，不会讲台语，就问日本语，不会的就杀。

那时的外省人恐惧逃亡，挨家挨户拍门求屋里的人开门让他们避难。虽说有地痞流氓砍杀外省人，但大部分的台湾人还是很纯朴善良，当然开门让他们进来，郑南榕一家也是这些逃难份子的其中之一。郑南榕爸爸虽然也会讲闽南语，但因为怕外省籍身份暴露会连累家人，只能在邻居的保护下才能逃过一劫。

日本残余势力的台籍日军退伍军人，成为攻打军火库，抢夺军队武器的主力。编制一如日本军队，带队者自封队长，挥舞东洋刀，高唱日本国歌，甚至叫喊“皇军马上就要回来了”。

美国又介入其中。美国驻台副领事葛智超等四处活动，鼓吹“台独”，“散播各种不实谣言，制造各种纠纷，混淆国际视听，致使事件不断地蔓延、恶化。

但是，蒋介石既坚决反共，又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事件发生前，蒋介石指示陈仪：“据报，共党分子已潜入台湾，渐起作用。此事应严加防制，勿令有一个细胞遗祸将来。台省不比内地，军政长官自可权宜处置也。”自然，陈仪等人以“反共”名义而采取的各项举措都易于得到蒋介石的支持。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虽然迅速确定“现时惟有怀柔”，并且先后派白崇禧、魏道明到台湾贯彻这一政策，以“宽大”为要旨，但是他对陈仪函电中所一再流露出来的强力镇压、制裁的意见并未驳正，事实上采取默认态度，对赴台军队的行动方针、任务、纪律缺乏严格而明确的规定，及至军队抵台，产生陈仪滥施捕杀、“台民恐慌”等问题后，蒋介石才下令制止，但猛虎出笼，错误已经铸成，纠正无及了。

死伤人数长期有争议。政治立场不同者说法差异甚大。由台湾当局成立的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已核查确认的死亡者680人，失踪者179人。二二八事件死伤人数各方数字整理如下：杨亮功调查报告， 死190人，伤1761人。白崇禧报告， 死伤1860人。《纽约时报》霍伯曼南京专电， 死2200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死3200人。保安司令部，死6300人。监察委员何汉文，至少死7000至8000人。《纽约时报》记者杜尔曼‧德丁专电， 死1万人。台湾旅沪六团体，1947年《台湾事件报告书》， 死1万人以上。民政厅长蒋渭川1947年《二二八事件报告书》， 死1万7000人至1万8000人。日本《朝日新闻》调查研究室， 死1万至数万人。美国驻台领事馆副领事乔治柯尔，死2万多人。

后来成立的民进党，则把二二八当成了打击国民党的政治提款机，每年都大搞各种舆论攻势，你们外省人、国民党、中国人多可恶，杀了我们这么多台湾人。可是从来不提，二二八至三月九日这十天，多少外省平民被残杀。独派人士经常跑到台北“中正纪念堂”上演向蒋介石塑像泼漆辱骂的戏码。

民进党想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所以故意略去了二二八事件里的中共的军事暴动与国民党的镇压。台湾本省人口占据绝对多数，只要成功挑拨族群对立情绪，就能打击国民党，自己天然占据优势地位而执政。

古往今来的很多历史悲剧，每个政党，都从自己立场与利益的角度，去故意解读，或删除部分事实。得利的一方，则把它当作永不停歇的提款机，刻意删去对自己不利的一半事实，每年挑拨煽动夸大制造仇恨，以此强化自己的选票利益。

正所谓，

仇恨，是最有力的动员。

族群，是最有利的选票。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