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作為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叱詫風雲、名震寰宇的人物，本人的興趣由來已久。27年前，在長子出生前異常焦躁的日子裡，自己在院外書店偶爾看到了一本書，名曰“破屋春秋 – 陳獨秀一家人”，毫不猶豫地買了下來。沒想到，這本書一直跟了我27年。如今兒子已長大成人，自己也流落異邦，但這本書卻一直跟着我。閒時拿來翻一翻，裡面的情節仍然感人、催人淚下。陳獨秀很難寫，今天只是介紹一下他那個較為“平庸”的三公子 – 陳松年。

之所以稱陳三公子為中國頭號“紅二代”，是因為他的父親是中國“紅”的源頭，不論這個擁有9000多萬成員的世界第一大黨的黨史如何寫，都繞不過這個人；陳三公子同父同母的兩個哥哥 – 陳大公子和陳二公子早就犧牲，兄弟二人本身也是紅一代，而且在中共紅一代中的座次不低，尤其陳大公子，排名與周總理接近。

雖說“血濃於水”，但陳三公子 – 陳松年先生與他的父親陳獨秀、大哥陳延年、二哥陳喬年相比，脾氣秉性相距甚遠，如果不是出生於這樣家庭的話，他就是一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人物，在人群中無任何辨識特徵。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小人物，由於他家庭的原因，一生跌宕起伏，活得戰戰兢兢、小心翼翼，毫無紅二代的自豪感。

陳松年（1910年 - 1990年），陳獨秀的第三子，與哥哥延年、喬年為一母所生。 他一生經歷太多太多的苦難和不幸。剛出生父母離異，17歲時哥哥延年被害，次年二哥喬年又遇害。解放後又因父親的身份而受牽連，直到粉碎“四人幫”後才過上了平凡的安頓日子。

苦難童年

當他1910年出生在安慶時，父親已離開安慶與他的小姨也是後來的繼母高君曼生活在一起，多年來很少回老家。幼時的松年一直和母親生活在安慶老家，與父親見面的機會很少。直到20世紀30年代初，父親被國民黨關進南京的監獄中，他去探監，這是他生平第一次見到自己想念多年的父親。當他看到父親那一副樣子時，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淚。表面上對子女嚴酷，內心卻十分疼愛兒子的父親卻叫他不要哭，並告訴兒子流淚是一種沒有出息的表現，男子漢就要經得起挫折啊！

少年時期

陳松年沒有像他的兩個哥哥那麼幸運，去上海、北京讀書，甚至出國留學。早些年僅在大學讀過書，還沒有畢業就輟學了。然而松年和他的兩個哥哥一樣，也能吃苦，再加之家學的淵源，自學了不少古典東西，也很有文學修養。

陳松年3歲時的一天，他的祖父陳昔凡剛去世，靈柩還停在家中，恰好安徽都督袁世凱的親信倪嗣沖奉袁世凱之命派手下打手追捕陳獨秀等一批進步知識分子，還聲明要斬草除根。這一批打手突然來到陳獨秀家中，沒有抓到人便抄了他的家，搶走了陳家珍藏的一批字畫，並揚言要抓走陳獨秀的幾個兒子。此時延年、喬年聽說官兵要抓人，便急忙跳牆逃走。而松年年紀小，翻牆時，不慎跌落在鄰居家的澡盆里。由於陳家一向樂善好施，待人熱情厚道，與鄰居關係都很親密。當陳家有難之時，大家都願意相助。鄰家的一婦女知道官兵在追捕陳家子弟，見松年掉進澡盆後，急忙就把他當做自己的孩子，順勢裝出要給松年洗澡的樣子，就這樣松年才沒被抓走。為此，官兵卻將陳獨秀的長兄陳孟吉的兒子陳永年當做陳獨秀的兒子抓去了，還讓他坐了四年牢。

家庭變故

陳松年17歲那年，大哥延年在上海被害，噩耗傳來，真是晴天霹靂。祖母和母親都哭得暈了過去。這時，哥哥延年的後事，還是松年和姐姐筱秀去處理的。當他們二人來到上海後，國民黨當局不但不讓他們收屍，連看都不讓看他哥一眼。他們二人，只好在哥哥就義的地方燒了幾炷香和一點紙，還痛哭了一場。後筱秀由於過度悲傷和勞累，暴亡於上海醫院，去世時年僅28歲。

第二年，二哥喬年又在上海被迫害，他的後事又是松年去處理的。那時，國民政府仍然是不讓收屍，當他看到倒在血泊中的喬年那種慘烈之狀，心中的痛苦確實難以用語言來形容。

青年時期

松年青年時代，可說是災難頻頻降落在陳家。在他28歲那年，日本侵略者即將占領安慶之時，他便弄了幾隻小船將家中的財產全部搬到鄉下，藏在陳家的祠堂里，然後準備去找父親陳獨秀。結果日本人還是將祠堂里的財物幾乎洗劫一空，只剩下幾件破家具，其中還有父親陳獨秀用過的兩隻羅漢椅和一個立櫃。

隨後，陳松年夫婦帶着祖母謝氏和剛滿1歲的大女兒長瑋從安慶乘船到武漢，見到了剛剛獲釋的父親陳獨秀和與自己年齡相仿的繼母潘蘭珍。然後繼續沿江而上，經重慶，最後到達重慶江津。

陳松年一家在和父親流落江津的日子裡，生活十分艱難。全家就靠他們夫婦在江津對岸的德感壩九中教書的微薄薪金維持的生活。在這裡陳松年盡力侍奉祖母，陪伴父親度晚年。

在人們看來，陳獨秀一生少“兒女情長”。而此時的陳獨秀，大概是人到晚年特別怕寂寞，非常喜歡和兒子、兒媳及孫子們在一起說說笑笑。正是陳松年一家的到來，給父親陳獨秀平添了不少的歡樂。就這樣陳松年一家在這裡陪伴父親直到他老人家去世。陳松年是一個孝子，他既孝敬父親，也很尊重後母潘蘭珍。除了自己直呼潘蘭珍為母親外，他的子女在他的教育下，也很尊重潘蘭珍，平時都親熱地叫她二奶奶。

在江津，陳松年的祖母謝氏去世了，緊接着父親陳獨秀1942年又在江津去世。由於戰亂，松年只好把兩位老人，暫時安葬在那裡，直到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陳松年到處求人，才托福建一位心地善良的木材商將祖母和父親的靈柩用木排裝上，沿江而下運回安慶。在搬運父靈柩時，松年怕國民黨見到“陳獨秀”三字後生變，就在父親棺木上寫上了父親科舉時使用的名字“陳乾生”，安葬在集賢關附近的深林中。所幸陳松年那時沒有為父親立碑，才使陳獨秀的墓躲過“文革”浩劫。

晚年時期

解放前，陳松年經歷了太多的不幸，解放後又因父親複雜的身份的和各種複雜的社會因素，也遭遇了不少困難。他先是執教小學自然課，1951年經民政部門介紹，進了安慶市開始籌建的窯廠，負責籌建的具體工作。

當“三反五反”及打“老虎”的風暴襲來時，陳松年被打成“老虎”，成了貪污犯。後來迫於形勢，不得不“招認”，被迫認下貪污款項。為了在限期內退賠贓款，只得把北京箭杆胡同那座曾是“新青年”雜誌的房子賣了。鑑於他認罪態度較好及家世原因，得到寬大處理。從此他不再沾錢，只當一名技術管理員。70年代，安慶市又籌建第二磚瓦廠，陳松年又被調去當生產管理員，只到1980年退休。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上級有關部門經複查，認為當年系逼供性質，陳松年的貪污行為證據不充分，給予平反，又將退賠的款項如數退還。後他被選為安慶市政協常委，任安慶市文史館館員、安徽省館員。

陳松年與妻子一生有一男三女，他們夫妻倆雖然互相盡力支持着這個家庭，但家境仍然很困難。面對這種困難的環境，大女兒陳長瑋和二女兒陳長璵讀完高中後提出不上大學，出來做工，幫助家庭擺脫困難。而陳松年夫妻倆卻堅決要求兒女們上大學，以保住陳家世代書香門第的家風。妻子對兩個女兒說：“我就是勒緊褲帶，不吃不穿也要供你們上大學。”她說到做到，為了兒女們上大學，她自己曾走出家門去窯場抬土，修鐵路，糊火柴盒，同時還挑起家務重擔。後來，由於妻子的去世，陳家生活更為困難。

1958年2月20日，毛澤東視察安慶時，從當時的安慶地委書記傅大章那裡得知陳松年的生活困難，考慮到陳獨秀為中國革命作出過貢獻的歷史，毛澤東叮囑當地政府對他給予每月30元的生活補貼。當時物價低，30元前確實很值錢，幫助陳家解決了很大困難。後來陳的四個兒女中，有3個上了大學，這30元錢的接濟功不可沒。

當然除了經濟原因外，政治上，陳家也得到了應有的地位。自從1953年毛澤東視察安慶後，歷經許多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在安慶的陳家未受過什麼大的不公正待遇和迫害。這與毛澤東的關照是密不可分的。

自從父親陳獨秀去世後，陳松年的家中一直懸掛着父親陳獨秀1936年攝於南京老虎橋監獄的一張照片：照片上父親留了一撮鬍鬚，目光炯炯，英氣襲人；旁邊是他的生母，父親的原配夫人高曉嵐的相片。高曉嵐面容清秀端正，梳着老式髮髻，穿着女式西裝。就這樣，陳松年每天陪伴着雙親的照片。在他看來，父親的精神給他的人生是一種十分重要的慰藉。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一個清明節，已是年近7旬老人的陳松年，拄着拐杖，步行10餘里來到父親的墓前，祭掃他的亡靈。以後幾乎每年都要來一次，直到他1990年追隨父親而去。

家庭成員

竇珩光，陳松年的妻子。竇家為安徽霍丘的名門望族，陳、竇兩家為世交。陳獨秀父親陳象五曾在竇家執教，竇家幾個兒子曾經在其教導下，先後考中秀才、狀元。

陳長琦，陳松年的長子，也即陳獨秀的長孫，1947年出生，任合肥工業大學機械學院院長，黨總支書記，教授，中國真空學會理事。在世人看來，陳長琦無論是外表和性格都酷似其祖父，是一位眼界開闊，專業基礎深厚的學者與行政領導幹部。

陳長瑋，陳松年的長女，大學畢業後在一所鋼鐵設計院工作，曾任工程師。因工作努力，積勞成疾，1984年病故。

陳長璵，陳松年的次女。大學畢業後在一家軍工廠工作，為高級工程師。

陳長璞，陳松年的幼女，因文革沒有上大學，下放到農村勞動鍛煉，後招工回城，進安慶圖書館工作，經過自己的努力，任安慶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長，也是研究祖父陳獨秀的一方權威。

長璞此人頗有其祖父遺風，膽大包天。1981年5月，她瞞着父親，自作主張，給黨中央寫信，大膽地提出修建祖父陳獨秀墓地的問題。後來鄧小平親自批示：“陳獨秀墓作為文物單位保護，請安徽省考慮，可否從地方財政中撥款修墓，並望報中央”。如今陳獨秀墓地，已成為安慶當地的旅遊名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