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边疆少数民族区域治理的诸多方案中，只有主体民族大规模移民，才能做到长治久安。比较成功的便是中国东北的山东、河北等地民众的闯关东，使得人迹罕至，只有游牧民族的东北地区，成了汉族的核心生活区域，即便现在有“满洲国”之类的组织死而复生，绝无成功的可能。 当然也有另类的成功者，为了保证边远地区长治久安，除了大规模移居主体民族外，也对原住民进行残酷的屠杀，苏俄就是典型的代表。 
外蒙古的离去，是国人永远的痛，之后国共两党也分别进行了一些举措，企图拿回失地，最后都不了了之。 1.老蒋的做法 1949年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在联合国发起“控苏案”，以苏联并未做到“不援助中共”等条件认为苏联违约在先，于1953年2月24日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改为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台湾当局顺势在地图上重新纳入外蒙，让地图重新变成秋海棠。 败退台湾后的国民党政权，将秋海棠地图作为维系“法统”的核心符号。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台湾的教科书、邮票、货币上，秋海棠版图无处不在。 直到台湾首次政党轮替后，民进党政府2002年重申其承认蒙古国，并于对方互设具大使馆功能的代表机构。而因蒙古政府遵循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和外蒙双方仅保持非官方往来。 2.中共对外蒙的人种改良计划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不仅在与苏联谈判时提到了外蒙问题，在中蒙的经济交流中也进行过一种“和平演变”- 通过主动提出派遣汉族劳工、鼓励赴蒙工人定居的方式加深中蒙联系。 新中国的援蒙工人项目并非外蒙的要求，而是中方主动提出劳务项目。这一点可以从《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 - 1964）》的研究中看出。 中方首先提出了派遣工人援助蒙古建设的问题。中方在对蒙交涉里提到，组织劳工的理由之一是为了解决“中国有很多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赴蒙工人将由移民至绥远与察哈尔从事农耕的贫苦农民组成。这实际上就是要派遣汉人前往外蒙工作。在这之后，中蒙双方于1950年达成了六千中国工人赴蒙项目。 1954年，中方再次主动提出“派遣适量的劳动力支援蒙古”的议题，“并询问蒙古工厂劳动力缺乏问题”。外蒙方面表示“最好在1955年4月或春耕前派来，可携带家属，在蒙工作期限越长越好。”随后向中方交出了蒙古各行业所需的劳力缺口：“建筑工人 9220名，农业工人2305名，工业工人725名，涉及近 40个技术工种”。 然而当第一批7000名中国工人陆续抵达蒙古以后，蒙方便发现了蹊跷之处，7000名赴蒙工人中只有几百名是蒙古人，余下全是汉族。 而之后外蒙方面发觉了一件更加令其不安的事，“中方还多次主动提出派遣赴蒙工作的中国工人与蒙古妇女通婚，长期定居蒙古等要求”。 中方人员向蒙古提出赴蒙工人长期定居方案的提议，从“尽量让援建工人在你们那里定居”到“中国政府主张中国工人与蒙古公民结为夫妻”，这些提议都希望赴蒙工人可以无限期乃至永久定居于蒙古。 毛泽东声称：“中国压迫剥削了蒙古三百年，很对不起你们，现在要给各个少数民族还债，给你们移民几十万人过去如何？以后在农业方面，中国可以用劳动力援助蒙古，其数目可以在10万，也可以是20万，甚至也可以达到30万。” 这个移民是否有可能是蒙人呢？当然不是，因为当蒙古方面请求中方将内蒙蒙族移民至外蒙时，中方却全部将之拒绝，与之相反，汉人劳力移民要多少有多少，“中国无法从内蒙古派遣畜牧工人，但可以用任何数量的中国工人来替代”。 1957年4月，外蒙党中央第一书记丹巴还曾试图向中方请求“几十万蒙古族牧民到蒙古工作和生活”，同样也受到了中方的拒绝，中方以“内蒙古的居民有870万人，其中700多万人是汉族，而蒙古族仅有100多万人”为由，向蒙方表示“大量迁移内蒙古的蒙古族居民去蒙古定居是有困难的，只能动员汉族人去蒙古参加工、农业方面的工作”。 有研究指出，中方“在派遣汉族工人时显得格外康概,而在派遣内蒙古蒙古族人时却十分谨慎”。同时“中方的上述言语和举动给蒙方留下的一个印象是，中国工人赴蒙工作可能并不是他们的真正任务，而让工人长期定居在蒙古，成为蒙古公民并增加蒙古人口才是是长远目标。” 外蒙方面为增进中蒙之间的经济合作（特别是与上万赴蒙工人及其家属相处）向全蒙党政干部机关工人发出了学习汉语的呼吁。这些均是中蒙两方由赴蒙项目加强经济与文化联系的例子。 但随着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合作的破裂，赴蒙工人项目也最终破产，1964年4月至7月，中国在蒙工人6000余人分28批离开外蒙。1983年，外蒙对在蒙华侨全面驱逐。 最后，国共两党在外蒙问题上的各自努力均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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