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的時候，全中國最為悲憤的肯定非蔣委員長莫屬。此時此刻，委員長最恨的人是誰？是毛、劉、周、朱嗎？真的不是。

蔣委員長有記日記的習慣，堅持數十載，直至去世的前幾年。蔣介石在當時他的日記中，不但沒有罵毛澤東，也沒有罵任何一位中共的領導人。

1949年10月初，委員長已經下野，李宗仁在上海作為代總統，當他在第一時間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的時候，他其實沒有罵任何一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沒有罵毛澤東、也沒有罵周恩來，他唯一罵的是宋慶齡。

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寫下：“共匪已於十月一日在北平成立偽人民政府，毛澤東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慶齡為其中之一，總理在天之靈必為之不安，國賊家逆其罪甚於共匪，痛心極矣！”

據分析，委員長不罵毛澤東、卻痛罵宋慶齡，證明他當時內心非常痛苦，共黨雖可恨，但他最恨的確是“家賊”，因為宋慶齡是他的妻子宋美齡的姐姐，對他來說，宋慶齡是屬於他的一個家人、親人，可是在這個歷史的關鍵時刻，她竟然跑到了敵對的陣營， 所以才最可恨、最該罵。

1.蔣委員長與宋氏三姐妹

宋氏三姐妹因為獨特的身世、特殊的姻親關係，與蔣介石的關係也比較特殊。胡佛研究所蔣介石日記的公布，使人們可以從他的內心獨白中窺探出他與宋氏姐妹的關係。

蔣介石稱宋美齡身上凝結了濃厚的母性。

蔣介石日記中有關於宋美齡的大篇幅記載。從婚後不久的日記中可以看出，蔣介石對宋美齡的才情、膽略與智慧非常欣賞、敬重，甚至有一種超乎尋常地依戀。

1930年12月4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自我有智識以來，凡欲出門之時，必戀戀不肯捨棄我母，到16歲時，必待我母嚴責痛擊而後出門，及至二十餘歲猶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遽改。近三年來凡欲出門時，此心沉悶慘澹，必不願與妻樂別者，豈少年戀母之性猶未脫耶，余誠不知所以然也。”

1936年12月發生的西安事變，是蔣介石刻骨難忘的經歷。後來宋美齡前往西安營救他，在見到宋美齡的那一刻，蔣介石禁不住號啕大哭，這在日記記述中，他對危急關頭宋美齡表現出來的勇氣和犧牲精神，終身感激不盡。

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蔣介石日記中，他也大量記載了宋美齡的出訪與外交活動，從中可以看出，蔣介石在抗日外交中十分依賴宋美齡。1943年3月2日他充滿自責地記載了宋美齡在美國的國事活動：“余妻昨日在紐約市政6廳演講幾至暈厥，其身心之疲乏與精神之憤懣可想而知。此余之審事不周，任其單身前往苦鬥之過也。但深信其結果於國家前途必有良效也。”

日記中每次提到宋靄齡，都會表現出濃濃的親情，宋靄齡更像是蔣介石的長輩，她的關懷和鞭策，確實能使他有所警醒。

蔣尊稱宋慶齡為孫夫人。在宋氏三姐妹中，蔣介石對宋慶齡記述最少，很少見到他們之間有所交往的記載。但是每次提到宋慶齡，蔣介石一般是尊敬地稱為孫夫人。但是，宋慶齡與蔣介石的政治主張截然不同，在蔣介石看來，宋慶齡是親共的，當兩人在政治問題上發生爭論的時候，在日記中蔣介石忍不住流露出憎恨，這時他不再恭敬地稱呼宋慶齡為“孫夫人”，而是直呼其名。

在舊金山會議前，他在日記中恨恨地寫道：“共匪知我絕無指派其代表參加舊金山會議之可能，彼乃間接運動宋慶齡對我說項，此慶齡與我提共匪事乃為十五年來第一次，當知其從不願與我談政治與共匪也，最後則以宋說項無效，乃不得不由俄國出面暗示，其挺共之態度，要求我容共。”

蔣介石日記是非常珍貴的資料，從中我們看到蔣介石心目中的宋氏三姐妹，還是不同於社會的一些觀感和猜想的。就蔣介石與宋氏三姐妹的關係來看，他對宋慶齡比較疏遠，但除了關於舊金山會議的一次爭論，並沒有他對宋慶齡的其他相關不愉快經歷的記載。

2.宋慶齡眼中的蔣委員長

在蔣介石成為中國統帥之後，宋慶齡始終認為他是一名獨裁者。宋在抗日戰爭期間之所以對蔣的領袖地位擁護與支持，並不是因為蔣在她心目中的獨裁形象轉變了，而是基於現實需求使然。

宋慶齡初期對蔣介石的厭惡，的確是出於對蔣個人品行的判斷，因而其反蔣也是局限在非官方事務的家事上。而民族獨立與政治民主則是宋慶齡衡量蔣介石是否最終能解決民生問題的兩個重要因素，而這兩個因素，又決定了宋慶齡對蔣介石政治地位的態度。

宋慶齡在政治上反對蔣介石，對他們個人之間的家族關係並沒有造成分裂，但宋在政治上反對或支持蔣，對國民黨的內政外交均造成一定的影響。

從已公布的蔣日記可以明瞭，蔣介石在禮儀上始終保持對宋慶齡的尊敬，但同時也保持一定的距離，同樣是宋美齡的姊姊，對宋藹齡，蔣介石一直親昵地稱之為大姊、孔姊；而對宋慶齡，蔣介石不僅很少提及，且通常情況下均尊稱其為孫夫人，從不稱二姊。

對於蔣介石陰謀暗殺宋慶齡的傳說，許多證據證明暗殺宋慶齡確有此事，但此事是否直接受命蔣指使，卻要畫一個問號，因為無論從個人政治地位，還是從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政治前途考量，蔣介石均不會出此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