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上述五位帝王，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功業最為卓越的帝王，然而在著名的《沁園春·雪》中，毛澤東獨具慧眼，做出了異樣的評判：功業雖巨，境界仍有缺憾。

自青年時代起，毛澤東對傳統“豪傑帝王”早有深刻反思。無論是秦皇漢武的赫赫武功，還是拿破崙席捲歐陸的蓋世威名，在他看來，皆欠缺了某種東西。

他拒絕崇拜那些“雖有大功大名，卻欠於品德”的歷史人物，其價值取向，早已在湖湘先賢的智慧中熔鑄成型。

王船山有言：“有豪傑而不聖賢者，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

楊昌濟點破更深：“帝王一代帝王，聖賢百代帝王。”

兩位導師的思想奠定了毛澤東啟航的征途，從此再也沒有改變過。

青年毛澤東眼中，帝王終究只是“辦事之人”，縱有驚天動地之功業，亦難逃“江山易主”的宿命；聖賢則是“傳教之人”，其精神如日月長懸，主宰百世人心，恰如張載“為萬世開太平”的宏願。

毛澤東心之所向，乃是“辦事”與“傳教”的完美融合。

他洞悉：“只辦事不傳教，其事難以持久；只傳教不辦事，其教難以廣遠。”此一思想，深刻貫穿了他的一生。

審視中國歷史，北宋韓琦、晚清左宗棠在他眼中多為純粹的“辦事之人”；而曾國藩，則達到“辦事兼傳教”的至高境界——這令青年毛澤東由衷慨嘆：“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

1.曾國藩其人其事

曾國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今湖南雙峰縣），是“晚清第一名臣”、 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中國近代史上威名赫赫的湘軍創立者和統帥。 

曾國藩於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進士，入翰林院；後升遷內閣學士、兵部侍郎和禮部侍郎。咸豐二年（1852年）奉命南下主持鄉試，途中因其母去世，獲准還鄉，丁憂守制。咸豐三年（1853年）又奉諭組建湖南鄉勇，即“湘軍”。同治三年（1864年）攻陷天京（南京），剿滅太平天國。次年奉命赴北方鎮壓捻軍起義。同治五年（1866年）被清廷賜予一等“毅勇”侯封號，是文官中獲此封爵的第一人。同年在安慶大營建立起官辦學局，重印經史典籍。同治六年（1867年），拜大學士。次年出任直隸總督。同治九年（1870年），奉命調查並處理“天津教案”。因對西方列強採取謀求和解的策略，次年又被調回南京原任。同治十一年（1872年）病逝。

曾國藩對程朱理學推崇備至。他的作為逐漸改變了滿清地方官員中的滿漢比例，“內輕外重”的局面開始出現，為以後中國政局的變化奠定的堅實基礎。曾國藩擅長詩與古文，還創立晚清古文的“湘鄉派”。 曾國藩與胡林翼並稱“曾胡”，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並稱“晚清中興四大名臣”。

2.蔣介石與曾國藩

毛澤東、蔣介石二人是中國近現代上影響最大的歷史人物，兩人方方面面差異顯著，但有一點非常類似，就是對曾國藩的推崇。

蔣介石一生學習、效法曾國藩，認為曾國藩的著作是“任何政治家所必讀的”。蔣介石在任黃埔軍校校長時，以曾國藩的愛民歌訓練學生，還親自編輯了《曾胡治兵語錄白話解》，要求學員“人手一冊”，作為治軍治國之藍本。

30年代，蔣介石在江西廬山等地舉辦“中央訓練團”，親自從《曾文正公全集》中輯錄出《曾國藩剿捻實錄》，分發給廣大官兵，尤其要求高級將領“格外用心研究”。蔣介石帶兵最大的法寶就是給將士以“重賞”和“重賜”，這也完全師法於曾國藩“精神＋銀子”的練兵用兵手段。

在家庭教育上，蔣介石也效法曾國藩。他在給蔣經國、蔣緯國兄弟的信中，從衣食住行，作文寫字，到閱讀功課，均有詳細嚴格的要求。

蔣經國在《我所受的庭訓》一文中說:“父親認為曾文正公對於子弟的訓誡，可作模範，要我們體會，並且依照家訓去實行。平常我寫信去請安，父親因為事忙，有時來不及詳細答覆，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訓的第幾篇代替回信，要我細細去參閱。”

3.為何曾國藩獨得毛澤東偏愛？

曾國藩不僅統率湘軍平定太平天國、捻軍（立功），更以“立德”垂範後世。其家書、日記中蘊藏的“尚拙”、“耐煩”處世哲學（立言），深深滋養了湖湘乃至近代中國的精神沃土，實現了儒家“三不朽”的完滿境界。有人認為，近現代湖南英才輩出，尤其是軍政領域，與曾國藩的所作所為息息相關。

青年毛澤東由此確立了畢生追求：做“辦事兼傳教”的大氣量之人。直面“中國人思想太舊、道德太壞”的積弊，他立志“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

與蔣介石一樣，毛澤東對曾國藩的推崇，本質是對一種超越性精神境界的追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