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上述五位帝王，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功业最为卓越的帝王，然而在著名的《沁园春·雪》中，毛泽东独具慧眼，做出了异样的评判：功业虽巨，境界仍有缺憾。

自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对传统“豪杰帝王”早有深刻反思。无论是秦皇汉武的赫赫武功，还是拿破仑席卷欧陆的盖世威名，在他看来，皆欠缺了某种东西。

他拒绝崇拜那些“虽有大功大名，却欠于品德”的历史人物，其价值取向，早已在湖湘先贤的智慧中熔铸成型。

王船山有言：“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

杨昌济点破更深：“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

两位导师的思想奠定了毛泽东启航的征途，从此再也没有改变过。

青年毛泽东眼中，帝王终究只是“办事之人”，纵有惊天动地之功业，亦难逃“江山易主”的宿命；圣贤则是“传教之人”，其精神如日月长悬，主宰百世人心，恰如张载“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

毛泽东心之所向，乃是“办事”与“传教”的完美融合。

他洞悉：“只办事不传教，其事难以持久；只传教不办事，其教难以广远。”此一思想，深刻贯穿了他的一生。

审视中国历史，北宋韩琦、晚清左宗棠在他眼中多为纯粹的“办事之人”；而曾国藩，则达到“办事兼传教”的至高境界——这令青年毛泽东由衷慨叹：“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1.曾国藩其人其事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今湖南双峰县），是“晚清第一名臣”、 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中国近代史上威名赫赫的湘军创立者和统帅。 

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升迁内阁学士、兵部侍郎和礼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年）奉命南下主持乡试，途中因其母去世，获准还乡，丁忧守制。咸丰三年（1853年）又奉谕组建湖南乡勇，即“湘军”。同治三年（1864年）攻陷天京（南京），剿灭太平天国。次年奉命赴北方镇压捻军起义。同治五年（1866年）被清廷赐予一等“毅勇”侯封号，是文官中获此封爵的第一人。同年在安庆大营建立起官办学局，重印经史典籍。同治六年（1867年），拜大学士。次年出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年），奉命调查并处理“天津教案”。因对西方列强采取谋求和解的策略，次年又被调回南京原任。同治十一年（1872年）病逝。

曾国藩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他的作为逐渐改变了满清地方官员中的满汉比例，“内轻外重”的局面开始出现，为以后中国政局的变化奠定的坚实基础。曾国藩擅长诗与古文，还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 曾国藩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2.蒋介石与曾国藩

毛泽东、蒋介石二人是中国近现代上影响最大的历史人物，两人方方面面差异显著，但有一点非常类似，就是对曾国藩的推崇。

蒋介石一生学习、效法曾国藩，认为曾国藩的著作是“任何政治家所必读的”。蒋介石在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练学生，还亲自编辑了《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要求学员“人手一册”，作为治军治国之蓝本。

30年代，蒋介石在江西庐山等地举办“中央训练团”，亲自从《曾文正公全集》中辑录出《曾国藩剿捻实录》，分发给广大官兵，尤其要求高级将领“格外用心研究”。蒋介石带兵最大的法宝就是给将士以“重赏”和“重赐”，这也完全师法于曾国藩“精神＋银子”的练兵用兵手段。

在家庭教育上，蒋介石也效法曾国藩。他在给蒋经国、蒋纬国兄弟的信中，从衣食住行，作文写字，到阅读功课，均有详细严格的要求。

蒋经国在《我所受的庭训》一文中说:“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

3.为何曾国藩独得毛泽东偏爱？

曾国藩不仅统率湘军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立功），更以“立德”垂范后世。其家书、日记中蕴藏的“尚拙”、“耐烦”处世哲学（立言），深深滋养了湖湘乃至近代中国的精神沃土，实现了儒家“三不朽”的完满境界。有人认为，近现代湖南英才辈出，尤其是军政领域，与曾国藩的所作所为息息相关。

青年毛泽东由此确立了毕生追求：做“办事兼传教”的大气量之人。直面“中国人思想太旧、道德太坏”的积弊，他立志“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与蒋介石一样，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推崇，本质是对一种超越性精神境界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