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早報》5月21日發表旅美學者偉達先生文章《紀念二戰勝利 突破“普京困局”》一文。偉達先生在文中說，俄羅斯（蘇聯）作為二戰反侵略同盟國，只是“偶然及誤會”，認為二戰前後蘇聯也侵略擴張，只是希特勒和斯大林分贓不均，才導致蘇德戰爭、蘇聯加入盟軍。偉達先生還把蘇聯衛國反法西斯戰爭稱為“所謂的衛國戰爭”，言下之意頗不認可這是保衛國家的反法西斯正義戰爭。

  而如今持偉達先生這樣觀點的各國人士，其實是非常多的，且涵蓋從精英到平民、不同行業的各身份人士。總體而言，他們都淡化甚至否認蘇聯及俄羅斯在二戰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貢獻，強調俄羅斯也是侵略者，並認為俄羅斯利用紀念二戰來顛倒當今俄烏問題的是非、為侵略烏克蘭做掩護。這些人也對蘇聯及俄羅斯的幾乎一切事物都持負面觀感，對蘇聯及俄羅斯與其他國家民族的歷史和現實糾紛，都站在反對和否定俄羅斯、站隊俄羅斯對立面。

   筆者對於偉達先生及與其類似立場者這樣的觀點，是不能苟同，乃至頗為反對的。

   首先，筆者當然明白俄羅斯正在入侵烏克蘭，並譴責俄羅斯的入侵、支持烏克蘭的反抗，以及希望國際社會同情和支持烏克蘭、對抗入侵。筆者也了解，普京政權確實在利用二戰歷史及相關紀念，來粉飾其當今侵略、歪曲俄烏問題、爭取國際支持的情況。

  但這並不意味着人們可以抹殺蘇聯及俄羅斯在二戰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巨大功績，尤其包括俄羅斯人在內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和各民族在納粹德國侵略期間，經歷的極大苦難和代價、英勇的抗戰、為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起到的巨大而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不能以任何理由磨滅的。而關於蘇聯的善惡功過，也並非偉達先生等所說那樣“一邊倒”。

   二戰已過去80年，雖然世界各地有不少紀念，可人們對其的記憶已有些模糊不清。當代的許多人已並不能細緻準確的了解二戰的詳情，包括各國在二戰中的傷亡和各種代價、哪些國家受納粹德國和軍國日本傷害最深、在反法西斯戰爭中貢獻如何。人們更多只是根據當今意識形態、地緣政治、有立場的輿論導向性的宣傳，以及個人的好惡，來主觀性的論斷歷史上的是非。這種機會主義立場顯然是錯誤的。

   偉達先生確實提到了蘇聯和中國在二戰中的巨大傷亡，但似乎並未真正體會到作為受害國人民的苦難與憤怒，反而將這樣的傷亡作為譴責俄羅斯（甚至還包括對中國）不珍惜和平的說教由頭。這種“指責受害者”、不去譴責加害者，反而借受害者的受害史來規訓受害者的言論，本身就是不妥的、違背情理的。

   二戰中蘇聯不僅付出巨大傷亡，也是消滅納粹軍隊數量最多、擊敗納粹德國的決定性力量。自1939年納粹德國閃擊波蘭，多數國家都被德軍輕易擊垮，如英國和法國整個二戰期間消滅德軍不足50萬人，美軍則1944年諾曼底登陸後才與納粹全面作戰，也只消滅德軍50多萬。而蘇聯軍隊從1941年6月開始即直面德國最龐大、最精銳的主力部隊，擊斃德軍超過400萬，另俘虜超過200萬德軍，自身付出超過1000萬軍人犧牲的代價，另有近一千萬平民死亡，以及更多軍民傷殘，以及經濟社會上的各種有形無形損失。蘇聯在抗擊納粹德國的貢獻，超過其他所有國家總和的數倍。

   而且特別要注意的，當時烏克蘭作為蘇聯一部分，許多烏克蘭人都作為蘇聯紅軍參與了衛國戰爭。如衛國戰爭主力部隊之一就叫“烏克蘭第一方面軍”。當然，也有一些烏克蘭人選擇加入納粹德國陣營或觀望蘇德對戰。但多數烏克蘭人當時是站在蘇聯一方的。否定衛國戰爭的偉大，不僅羞辱了俄羅斯，也是在羞辱烏克蘭。

  可以說，沒有蘇聯，美英法及其他歐亞非國家即便團結起來積極作戰，也是很難擊敗納粹德國、將法西斯勢力消滅的。再假設美英法等國在蘇聯中立情況下，全力作戰可以打敗納粹，付出的代價也遠遠超過蘇聯參戰、分擔大部分壓力和代價的歷史情況。正是蘇聯吸引德軍主力，讓美英等國減少了本來會有的至少幾百萬人的傷亡、英國必然亡國的後果。

   而把蘇聯在同期一些擴張和對弱國的欺凌，與納粹德國的罪惡等量齊觀，也是錯誤的。無疑，蘇聯也確實在1930-1940年代有擴張和侵略行為，但暴行程度和性質都不同於納粹。如納粹對猶太人實行種族滅絕、在蘇聯境內屠滅許多城鎮鄉村、將當地變成廢墟。而蘇聯並未如此。而蘇聯在國內統治時造成的饑荒，以及蘇軍攻入德國時的報復性殺戮和強姦，確是較大罪行，但這與納粹的基於種族主義的擴張和滅絕不同，且程度仍不及納粹暴行。

   而蘇德戰爭爆發，也是希特勒試圖向東方擴張、占領土地和奴役異族而發動，蘇聯當時雖想在國際競爭中分一杯羹，但整體處於守勢，且多以策動各國左翼革命為方式影響世界，並無狂熱擴張和種族征服欲望。相反，蘇聯還明確反對種族主義和民族壓迫，也確實推動了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

  而在二戰後，美國及其盟國與蘇聯及其盟國的冷戰，確有自由民主對抗專制的一面，但更多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壘。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雖然如今證明有種種缺陷、容易扭曲和被利用，但其本身不能簡單以“邪惡”定論。

   從19世紀中期至今，尤其20世紀20-70年代，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是有很強民意基礎的，是中下層生活困苦、知識精英看到不公不義，共同選擇嘗試改變現實的一種路徑，許多知名人士和億萬大眾都投身其中，不應在並未真誠細緻討論下就簡單的否定和污名化。而斯大林製造的殺戮，列寧黨和斯大林體製造成的問題，也不能等同於蘇聯就是罪惡、社會主義就是壞。蘇聯也不等於社會主義的唯一模式。

   二戰後至解體時的蘇聯，雖然也行霸權主義，但同時也支持和促進了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促使歐美為避免蘇聯德勝而改良資本主義、構建全球化、承擔國際責任、和美歐及第三世界共同促進人類和平進步。雖然相對於歐美等西方國家，蘇聯是專制落後的，但它仍然比20世紀之前各帝國及同時期歐美外其他幾乎所有國家更加文明進步，科教文衛也更為發達。無論是第一個發射人造衛星和首個載人宇宙飛船，還是若干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都反映了蘇聯取得了巨大成就並得到西方在內世界認可。

   對這樣的蘇聯，及蘇聯最主要成員俄羅斯，顯然是不應全盤否定、以負面為主的。而且，冷戰期間的美國及西方陣營，同樣曾製造殺戮（如在越南）、扶植亞非拉不少專制獨裁政權（如智利的皮諾切特、剛果金的蒙博托、菲律賓馬科斯），並不比蘇聯有絕對的道德優勢。

  如今普京統治的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確實玷污了當年蘇聯及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營流血犧牲的榮譽、破壞了二戰後建立的和平文明新秩序。但這不意味着要淡化甚至否認蘇聯及俄羅斯在二戰反法西斯中的貢獻、蘇聯各族人民的代價犧牲，反而更要明確認可那些犧牲和貢獻。

   而且顯而易見的，俄烏戰爭中雖然俄羅斯有戰爭罪行，不少烏克蘭平民受害，但也遠未達到當年蘇聯遭受納粹侵略受害的規模和烈度，也不及蘇丹、巴以等地戰爭造成的平民死亡比率。

  許多反俄親烏、親西方人士總是說普京政權和俄羅斯一邊紀念二戰反法西斯、一邊侵略烏克蘭並各種辯護，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掩蓋罪惡。這樣的批評是事實。那麼反過來，反俄親烏、親西方人士一邊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同情烏克蘭人民，同時卻又扭曲二戰史實、淡化甚至否定蘇聯和俄羅斯人民在法西斯侵略中的苦難、二戰中的巨大貢獻，難道不也是在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缺乏普世人權觀念和平等的同情心？反俄親烏人士這樣的言行，也損害了自身反侵略和同情平民的正義性、邏輯一致性，也是在給烏克蘭反侵略戰爭抹黑。

  以上這些問題及我的評論，不僅發生和適用於俄烏問題，也同樣適用於評價中國抗日戰爭問題、中日問題。中國當今內政外交各種負面情況，同樣不應抹殺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苦難和貢獻。日本也不能因為現在站在親西方和自由民主陣營，而逃避歷史上的罪行、掩蓋幾十年來缺乏悔罪乃至還普遍性美化侵略戰爭和殖民主義的行徑及其醜惡。

  而且無論中國還是俄羅斯，在二戰後至今在政治、經濟、公民權利等方面的悲劇和相對落後，其多數人民更應該得到同情，以及國際社會的善意關心幫助，而非更多的責難。統治者也不代表人民。而如果統治者在作惡同時也做一些有道理的、必要的、有益的事，比如紀念二戰，那就事論事也應支持理解。即便要批判其利用紀念二戰來掩飾今日的醜惡，也同樣就事論事具體評價，而不應該否定紀念二戰本身的必要，不應忽視甚至否認俄羅斯中國等國人民的情感、立場、關切。

  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民主和專制及其差別確實重要，但並不是一切事情都要以當事國/當事人是民主還是專制劃分是非。民主國家不意味着做什麼都正確、合理，專制國家也不是做什麼都是錯、都要被罵被阻止。有時，民主國家在國際競爭中更加利己和非理性，並不惜損人利己、發動戰爭。專制國家也有合理關切、其政府起碼部分時候也在履行捍衛國家民族利益、服務國民的責任。

   而偉達先生及許多人不看事情本身曲直和詳情，直接以民主還是專制來劃線和論斷是非，或者誇大民主與專制的重要性，把一切問題都和民主專制掛鈎、等同，是並不理性、不符合事實、違背評判事物客觀性的。

  當今的世界確實在撕裂，大多數人都以利弊、親疏、歸屬來站隊，而不顧事情本身是非曲直、當事方善惡正邪。許多人在某一件事上站在反侵略反屠殺的正義一邊，卻在另一件事上站在為侵略屠殺辯護的邪惡一邊，而另一群人又在前者事件上站在邪惡一邊並為惡辯護，在後者議題上卻又主持起了正義。

  這樣的現實是令人傷心的，反映了不同身份、立場、訴求群體之間共識的消失和對立的加劇，也是世界從逐漸融合到重新撕裂的表徵。筆者無力改變這樣的現實，但仍然希望通過各種方式，包括寫下本文，來釐清歷史與當下的重要爭議的事實真相。但願世界上的人們，未來更少偏見與主觀，更多同理心和實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