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战争与和平》，作家已经开始对贵族浮华的生活表现出厌倦——也包括他自己的。对爱情与婚姻的本质产生疑问，连美丽也失去了魔咒般的影响力。
  安德烈公爵觉得在客厅里闲谈的贵族们都很愚蠢，而他的妻子则没了这些人就没法活。皮埃尔被形势裹携着，骑虎难下，不得不娶海伦为妻时，他有一种想要逃离的冲动。想要逃离，大概是所有进入亲密关系之前的男子都会有的冲动。虽然海伦很美丽，但不再有安娜那样的魅惑力，几乎全仗了她父亲的诡计才与皮埃尔成了婚配。瓦西里公爵的确是只老谋深算的老狐狸，象皮埃尔这么一个憨厚（差不多是憨傻）人能不落入他的圈套才怪。

  读托尔斯泰的作品，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作家的生活经历，托尔斯泰年轻时一度沉溺于交际场，赌博，酗酒，嫖妓，无所不为。之后当然是改邪归正了。婚后，稳定的家庭生活对作家的创作生涯不无帮助，但托尔斯泰的妻子始终热衷于应酬交际，与作家少精神上的交流，更勿庸说灵魂上的共鸣。家庭生活露出了琐碎平庸的真容。

  托尔斯泰子女众多，其中还包括一个私生子，应该是婚前与一个女农工所生，我一直很想知道托尔斯泰怎样对待他的这个非婚生的孩子。以作家仁慈的本性，应该待他不薄，或者优厚于其他的孩子也不是不可能。《战争与和平》的主人公皮埃尔就是个私生子，他深得父亲喜爱，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和差不多全部遗产——中间费了一番周折，因为按当时的法律，私生子没有继承权。但皮埃尔吉人自有天相，在争夺遗产的各种势力的角力推拉下，在阴谋的漩涡里，不操心没费力，就得到了别人梦寐以求的财富及地位。不知道皮埃尔身上是不是有托尔斯泰的非婚生儿子的影子——我但愿如此，不知为什么，我深为这个儿子及他的母亲不平。《复活》里的卡秋莎身上无疑有其母的影子。

   聂赫留朵夫在灵魂救赎之旅中探访了为卡秋莎接生的产婆，怀想卡秋莎当年怎样在一张简陋的板床上独自生下孩子，当适时，无疑是作家本人在百感交集。对比《安娜》中列文在基蒂生孩子时表现出的极端地焦虑和担心，不能不让人感叹命运之厚此薄彼，竟有天渊之别。基蒂从一怀了孕就被众星捧月似地被周围所有人轻怜重爱，而卡秋莎，或者在生产的前一刻还在田间劳动，之后独自承担了分娩的痛苦——没人为她揪心扯肝地担心——象列文对基蒂那样。
  我相信，卡秋莎身上会聚了所有托尔斯泰在过去的生活中轻亵过的下层女性的影子。
  被轻侮，固然有她们自身的原因，但作家并没有因此原谅自己，聂赫留朵夫坚持要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赎罪，执着地追随着卡秋莎的行踪。她关在监狱他就去监狱探访，她被流放他就雇上一辆马车一路跟随流放犯的队伍。
  因为卡秋莎，聂赫留朵夫这个贵族老爷开始接触下层人的生活。世界不再是从前的模样，目睹了贫民们的种种惨状，对比贵族们箸糜的生活，下层民众的困苦生活令人触目惊心。贵族的婴儿象通常我们见到的婴孩：可爱的胖乎乎的手腕间象系了一根线。而贫民窑的婴儿：腿细得象蚯蚓，苍白的脸上带着奇怪的苦笑。还有夹杂在流放犯队伍里的，跟随着被流放的父母的孩子们，失去了母亲又被迫与父亲分开的小女孩，躺在被粪汁弄污的地面上睡觉的男孩。世界丑陋残酷的一面占据了作家的视野，他不能再对之视而不见了。
  此时，情欲再不能障蔽作家的双眼，异性的美不再有魅惑力，在聂赫留多夫眼里，伯爵夫人之种种卖弄风情与在街头偶遇的卖春妇的行为无异，而后者还更可以原谅——因为贫穷，谋生而不得已为之。

  书中有一个场景让我印象至深。是聂赫留朵夫在火车上看到的一群进城务工的农民所遭受的待遇：从车站直到火车上，到处被呼来喝去，从一个车厢被驱赶到另一个车厢，而这些人对这种境遇的逆来顺受，不只让作家感到吃惊，连我也惊讶不已：原以为在中国才会见到的景象，只有中国的农民工才会忍受的不公平的待遇。在基督的光芒笼罩下的国土原来也出现过。尽管圣经里说：人是按神的样子造的，所有人都该受到尊重。
   最后，还是在聂赫留朵夫公爵的干预下，这帮农民工才在火车上安顿下来，坐在公爵对面的老农，拼命地把穿着树皮鞋的脚缩在座位底下，怕挡了老爷们的路，这个场面让我觉得似曾相识。后来下车时，老农还感慨地说他出门这么多次，象聂赫留朵夫公爵这样的老爷还是头一次遇到：不但不打人，还给他们这样的下等人让座。
   这个片段让我明白了何以有后来的俄国革命。托翁对于革命是同情的，对于革命者是理解和赞赏的——被流放的政治犯中不乏革命者。但作家凭着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革命者之所以革命有种种不同的理由——有品德高尚的理想主义者，也有仅仅因为对个人境遇感到不满而渴望颠覆现行制度的人，甚至投机份子。而从前中国的红色文学总是将革命者一概神圣化，一概将之归为第一类人。
  写作《安娜》时，作家是40岁到50岁之间，之后应该是《战争与和平》创作期，而开始写《复活》时，作家已经60多岁，《复活》完稿时托尔斯泰已年近七十
   人老心慈，是因为见多了人间苦难吧。渐入老境的作家所关注的不只是一般的下层劳苦大众，做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关注所有受苦的人，包括罪犯。政治犯，刑事犯。描述罪犯所遭受的不人道待遇。有一个犯了盗窃罪的乡下青年只是因为无知和无聊拿了一块主人也不想要的破地毯。当然也有真正凶恶的罪犯，即使这些人表现出种种低劣的行为：在稠人广众，众目睽睽下行苛且之事，或者在流放途中诱使同伴一起逃往原始森林，当缺少食物时就杀掉同伴以充饥。就是这样可怕的兽行也没有让作家产生厌弃心理，也没有让托翁失掉悲悯心。
   作家思考苦难背后的原因，得出一个结论：人不能惩罚人。甘地也曾受托尔斯泰的影响，两人互通过信件。何况甘地本来就是印度教徒，托翁的支持应该更坚定了他的信念，最终以”默摒“即”非暴力 不合作“的方式赶走了英国殖民者。。
  托尔斯泰也曾经思考农民贫困的原因，最终同意了某个哲学家的结论：土地不应该私有化。托尔斯泰不是想想就完了，他是真正地身体力行，打算把他自己拥有的土地分给农民。到了晚年，更打算把所有家财尽散，过简朴生活。但遭到妻子的极力反对，以至于最后82岁的托翁离家出走，逝世于一个小火车站里，而且至死也不愿意见他夫人一面。可见作家与妻子的矛盾积怨之深。
  这些愿意为未来的人类谋福祉的思考者们，如果见到后来的革命后的俄国和中国，不知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