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与人类正确发展相关的基本元素，探讨用高级脑治疗情绪活跃的方法

Ruo Qian Kang 03/2013

简介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依恋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以探索与人类发展相关的基本组成部分，并展示人类的依赖性和独立性。 这些相互冲突的倾向反映了“平衡控制”如何成为人类正常发展的基本原则。 研究表明，幼儿期经历的质量决定了儿童的价值观及其发展方向，从而可能导致两种相反的结果。 自我导向、自我激励的轨迹标志着正常的发育过程，并导致增强的控制和更高的大脑激活。 不利的早期环境会促使孩子贬低自己并关注他人。 这是情绪激活的来源之一。

   本文的第二个目的是探索神经科学研究结果，以检查早期创伤导致的特定大脑变化。 讨论包括通过回顾情绪调节文献揭示的可能的干预措施。 三种应对策略——重新评价、自我慈悲和自我意识——都可以激活大脑的高级功能，并可能扭转大脑的负面反应，从而重新建立“幸福的港湾”。 这也是迈向正常、自我导向的发展过程的重要一步。

   本文的第三个目的是提出一种新的儿童发展方向系统模型，以便从方向系统的角度描述和总结上述过程。

   我感谢许多在整个项目中支持我、影响我的人。 我要感谢我的顾问兼指导委员会主席Dr. Ames恩目自博士，她一直给予我坚定的鼓励、支持、宝贵的指导和巨大的帮助。 我深深感谢Dr.Hoisington昊胜坦博士，我的委员会成员和我的学习导师，她对我的信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负责的指导，周到的反馈和极大的耐心，为我的稿件提供了宝贵的反馈，提供了专业领域的宝贵意见。有了她的指导、支持和建议，我才可能完成这篇论文。我感谢我的老师Dr.Qin秦宝莲博士，在我研究生学习期间，她给我的指导和启发，有助于我有效率地进入我的研究领域，促成了这篇论文的研究课题。

   特别感谢我的图书管理员 Hailey Mooney 的耐心和时间帮助我查找研究文章和材料。 特别感谢我的儿子高哈里和他的太太界喜在我需要的时候给与的一贯支持和帮助。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和姑姑康金铃的忠实支持。 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Jane奶奶和晓宣，她们耐心倾听我对这个项目的想法并给予我善意的鼓励。 特别感谢我的朋友宋意宣对我论文的关心和善意的建议,和鼓励，特别感谢我的朋友Mary、Lou的善意关怀、鼓励和祈祷。

    第一章介绍

    数千年来，人类对自我人生发展，象迷一样充满兴趣，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早在科学出现之前，古代哲学家就提出了关于世界和人类的本质、普遍原则和“自我实现”方式的思想。 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斯多葛派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理性的； “世界是由和谐、合理的法律统治的； 人类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Striker，1988）。 柏拉图著作《理想国》的焦点之一是情感与理性之间的联系（Wong，1991）。 亚里士多德的主要伦理思想是获得美德，因为人类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过一种体现美德的生活（Tianosky，1990）。 这些想法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础。 

   随着社会科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出现了强调多样化观点的发展理论和模型。 脑科学的最新进展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因为大脑和思想被认为是打开人类发展“秘密之门”的关键。 基于这个逻辑，我计划使用三种相关发展理论的框架以及神经生物学发现来讨论人类发展。 我将探索影响人生发展方向以及目标和发展结果的基本组成部分，并将进一步识别反映大脑优势和局限性的人类特征。 

   最后，我将讨论如何利用大脑的理性认知功能来调节情绪。 这些焦点基于这样的观念：我们对人类的本质或特征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有可能选择或设计适当的自我调节策略或技能。每个人都有一个天生的、精心设计的大脑，能够引导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过上正常、健康的生活。

 我关于人类发展的基本问题源于这个想法：

⦁ 为什么个体会发育异常？

⦁ 人为什么会患上精神疾病？

⦁ 人类有可能成功调节情绪吗？

⦁ 如何使用更高的大脑功能来管理非理性情绪？

    基于这些问题，本文有几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提出依恋理论，以了解儿童对其照顾者的依赖性质，并解释基于环境质量的结果差异。 此外，本文还将讨论安全基础对儿童发展方向的影响。然后，本文将讨论内部团结与内部冲突和内部工作模式的概念，以解释基于早期发展路径的不同结果。 讨论还将包括与慢性、不利的早期环境相关的脑外伤引起的神经生物学后果。 此链接将有助于解释高级大脑与低级大脑的特征。

    本文的第二个目的是提出自我决定理论，以说明人类的优势。 人类拥有满足其对能力、自主性和连通性的心理需求的天生能力。 自我决定理论提供了一个在这种背景下理解人类的框架——他们的独立本质、他们内部心理需求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内在的整合目标（Deci & Ryan，2012）。 尽管自决理论通常适用于积极环境中的正常个体，但该理论认为所有个体都应该能够通过自我调节来发挥其潜力。 然后，基于两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的整合，我假设，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激活高级大脑功能并停用较低级大脑功能的方法，那么早期创伤的幸存者可以实现更高的大脑模式，并通过整体整合来恢复 “正常的大脑”。

    本文的第三个目的是对情绪调节进行简要的文献综述，以介绍基本的情绪调节策略及其后果。 这种方法将强调“上下”控制对于恢复大脑内部平衡的重要性。 我将提出一个情绪产生的过程模型来说明应对策略并检查其有效性。 由于非理性思维会引导大脑进入不平衡状态，因此找出利用理性思维激活高级大脑的方法可以减少情绪性大脑活动，并在高阶模式下达到更正常的状态。 

   由于创伤个体往往存在“方向性”问题，我将讨论自我意识和自我关注对情绪调节的影响，并为这些个体提出策略，将其其他动机的方向改变为更正常的方向。接下来，我将根据文献引用的理论和报告的研究结果，通过提出儿童发展的脑方向系统模式理论来总结本文的要点。摘要将考虑通过早期童年经历获得的价值观如何通过导致相反结果的一系列变化影响发展方向，我将进一步建议可能有效引导创伤个体回到正常发展方向的干预措施。 我将以简短的总结和对未来研究的建议来结束讨论。

康若茜（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