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喻保权 1951 年生，重庆四十中初 67 级 5 组同学。下过乡、进过厂、当过基层党政领导、重庆市委曾授予过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后入职外企、加盟私企至 2020 年退休。

重庆沙坪公园（原沙区公园）红卫兵墓，说是全国唯一幸存、保留原貌的“文革”死难者墓群。计有墓碑 131 座，毗邻埋葬沙坪坝区 “八·一五”派死难者 573 人，年龄最小的仅 14 岁。其中有我重庆四十中墓（坟）两座，埋葬男女同学 4 名。

遇难同学享年十六至十八岁。“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他们哪有“春闺梦及”，倒是令自己父母亲友、兄弟姊妹撕心裂肺一辈子。

“文革”后，重庆和全国一样奉旨拆毁了所有派性死难者墓碑。但对沙坪公园这个大型的红卫兵墓群，重庆（四川）庙堂几经争论。1985 年由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批示定调，按三不原则处理 “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使沙坪公园红卫兵群墓幸运留存，作为重庆市级历史文物封闭管理（廖伯康 1962 年任重庆团市委书记时，因向中央反映四川“三年灾害”非正常死亡 1000 余万人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

红卫兵墓顶大多竖起 8·15 字形火炬，主碑题词高大上：“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死难烈士万岁”等等，碑座四周刻记遇难经过及生平，墓牌刻写死难者姓名及生卒。墓碑坐西朝东，寓意死难者“永远心朝红太阳”。

重庆四十中地处渝中区菜园坝火车站与朝天门码头的下半城主干公路、南纪门和储奇门之间。面朝长江，背靠著名的十八梯。学校西临市法院、公安局新犯转运站、南纪门中学（南中），东接重庆日报、解放西路民办中学（解西民中）、凯旋路中学（红岩三中）等。在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四十中对立两派在重庆惨烈的文攻武卫中都属配角，名不见经传。

“文革”武斗期间，重庆渝中区大多数单位和四十中周边都被 “八·一五”派占据，只有两路口、牛角沱一带仍有“反到底”派驻守。市中区公路形成各自守防，犬牙交错状态。

1968 年 3 月 31 日晚，驻守学校的四十中“八·一五”战斗团《昆仑剑》又集合起 30 余人，携带军用刺刀、手枪、步枪等武器，乘坐卡车驶往菜园坝火车站（解西民中杨开智驾驶），按常规不定时的去检查抵渝火车出站人员，查缴武器。当晚 11 时左右乘车返校。

车行至南纪门与中兴路丁子路口时，一阵排枪响起，黑暗处有人大喊“停车！”。杨开智刹车于丁字路口中间，停于路灯下。我们并不惊慌，我们知道这个路口是南中“八·一五”把守。

我们高喊“四十中的”，左前路边电线杆后钻出 2 个持枪的南中学生，与我们招呼交谈。

忽然一声枪响。随即听见有人大喊“打到人了，‘猴儿’中枪了”。

“猴儿”是四十中“八·一五”战斗团团长侯天林（初 66 级 3 组，共青团员）。他坐在驾驶室，左右车门踏板上吊站着余明、宋开元。

大家慌乱下车。我看见侯天林斜倚在驾驶座上，余明用自己军帽捂住侯天林的脸部。南中学生见状已不知去向。

回过神来，我和部分同学随车送侯天林去临江门重医二院。医生对武装学生送来的伤员，明知死亡，也要故作抢救状，以免引起误会。

其实，侯天林当场就死亡了，枪弹从右眼穿入。余明回忆：“侯天林双眼珠当时都掉落在捂他的帽子里”。

半夜里，学校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响起伟大领袖凄凉悲壮的《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经历“文革”的都知道，哪个地方反复播放这个《蝶恋花》，那一定是这个地方又产生了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英勇献身的烈士。

四十中与南中相邻又属同一派别。南中说“忽然开枪，是因为有人紧张导致意外走火”。为防四十中报复，南中还是躲避了几天。

在红卫兵重庆警备区市中区分部的竭力调解下，南中也竭尽所能赔礼道歉，安抚死者家属，此事也就内部调解了。

至今，我不知道是南中哪个人在哪个位置误开了这一枪，也没有听说有人为此承担责任。不过，“文革”后期，南中“八·一五”团长 RGD 因其他罪行被逮捕、枪毙了，算是报应。

侯天林遇难五天后，“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悲歌又在四十中上空日夜凄泣。四十中“八·一五”又被枪弹一次射杀两人，轻、重伤九人，死难者是初 67 级 6 组李宁远和初 68 级 7 组范荣惠（女）。不过，这次血案是对立的“反到底”派制造的。

1967 年以来，沙坪坝区的重大“八·一五”等学校、单位已在沙坪公园修建死难者墓（“文革”中重大学生死亡 27 人，是国内死亡大学生最多的大学）。其后，相邻四周的“八·一五”派也将死难者送此下葬。我校也选择在此安葬侯天林。

4 月 5 日四十中 8·15 在学校开了追悼会，百余名送葬者分乘卡车送侯天林灵柩到沙坪公园下葬。下午，南中派来的送葬车急着回去（南中唐绪良“小白脸”驾驶），四、五十名同学搭乘南中车辆从原路返回学校。

四十中到沙坪公园 20 多公里。当时考虑，送葬车辆走牛角沱、李子坝、红岩村一线相对安全，沿途都是“八·一五”派占据。牛角沱附近虽有“反到底”派据点，但都不临近公路。送葬车辆悬挂白花，乘员赤手空拳，白天经过，标志显著，问题不大。

唐绪良、祁大春回忆：“途经李子坝连接美国史迪威将军故居公路丁字路口前，看见路边停有吉普车和卡车，10 余位武装人员举枪拦车。送葬车驾驶室只有一支枪，子弹都没有上膛，那有对抗之力。为麻痹对方，唐绪良减速靠边，并高喊‘我们是送葬车’。” 在对方放低枪口靠拢车辆时，唐绪良挂档加速，朝牛角沱狂奔。对方驾驶吉普车追击扫射，直至牛角沱面粉厂附近才折返。

唐绪良在牛角沱附近犹豫、稍停后，选择去附近的六中“32111”（“八·一五”派）求助，再由六中武装护送下驶往重庆外科医院。

李宁远、范荣惠已中弹身亡， 9 名男女同学轻、重伤。我们参加了尸检：李宁远后背中弹，范荣惠左大腿中弹射入腹腔。”

何汉成回忆：“我当时在车厢后栏板处，人多车晃，就蹲坐地下。

李宁远扶靠我后背，左右挤着牟阳廉、魏明和。忽听密集枪声，后栏板被子弹打得‘扑、扑’乱响。我们在车厢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无处躲藏。哭喊连天，鲜血遍地。

忽然车子停了一下，立即有 10 余位同学跳车逃命。我后背、左右同学不死即伤，我蹲在地上躲过一劫，一双新千层底布鞋完全被鲜血湿透。当时情景太可怕了。”

我班张明贵跳车后，见牟阳廉腿部中弹无法行走，不顾个人安危，背起同学就跑，拦下一辆当时两派武装都允许通行的粮煤运输专车送去医院。

我姐（川邮学生）从成都回重庆躲避武斗，殊不知参加我校追悼会遇上了武斗。万幸的是，我姐没有搭乘南中返回车辆。

噩耗传到沙坪公园，人人都成惊弓之鸟，原路线不能再走了。我姐和我校滞留人员由重大“八·一五”接待安置，背道而驰先送去北碚区西师（西南师范学院），再乘船顺嘉陵江绕回渝中区。

4·5 遇难的李宁远、范荣惠就和 3·31 遇难的侯天林在沙坪公园合葬一墓。

汪福珍回忆：“修建四十中‘八·一五’墓碑，是重大冶金系（或矿山系）学生推荐的陈家湾附近建筑单位。他们派师傅主持，我和余小容、张大芬（我班女生）、雷应碧（我班女生）、陈奉碧、李宁远、王光荣、肥脚等 10 多名四十中男女同学自愿现场帮工，耗时近 3 个月完成。我们在墓地转运水泥河沙，抬连二石（条石），非常辛苦，但心甘情愿。”

朱树槐（“八·一五”继任团长）回忆：“为 4·5 事件，我曾两次去 54 军鹅岭军部，参加由耿志刚参谋长主持的情况汇报会。当时部队除了收集和上报情况，其他也无能为力。但耿参谋长给了四十中 800 元钱，聊表安慰。”

后来知道，拦截追杀我校同学的是驻守在重庆体育馆（两路口）的捍卫路中学（捍中）、二轻兵团“反到底”武装。不知何故他们从两路口（山上）钻街走巷潜来李子坝（河边）设伏拦车。“文革”后，也不知道是否有人为此承担滥杀无辜的责任。

1968 年真是四十中“八·一五”灾星年。7 月 31 日又发生与新犯转运站纠纷，初 67 级 1 组罗涪年（饺子）被哨兵误伤死亡事件。

7 月 31 日 9 时多，我们还在学校睡懒觉，忽被叫醒。聚集 30 余人去附近的新犯转运站（凤凰台监狱）讨说法。转运站由部队守卫，学生没有带枪（不排除个别人揣短枪）。

我的记忆是朱传翼、我班尹大荣等回校喊人的。据说他们清晨上街张贴庆祝“八一建军节”标语，与转运站门卫发生纠纷、扭打，吃了亏，回校搬兵讨说法。具体起因，我至今都没有搞清楚。

转运站大铁门平常紧锁，留个了望口，开小铁门供单人进出。学生们蜂拥而至，转运站不及关门，学生一涌而入，站满院坝，要求打人者赔礼道歉云云。

转运站院坝很小，进监舍要上几步台阶。持枪门卫退上台阶，与学生对持。这时，有部队干部要求学生退出去，派代表来协商处理。

学生们还是听了招呼，开始退出。但铁门小，退出慢。我已退出门外，忽听院内几声枪响。惊愕中，看见一汪鲜血从铁门下涌出。大家惊呼：“打到人啦！”。

我和几个同学立即挤进门去，看见院内还有 3、4 个同学在铁门边正待出来，我班恽小明手指对方还在喊说什么。但罗涪年靠着铁门倒着，脸色惨白，中弹身亡。持枪门卫都跑上二楼窗口警戒，封锁了监舍门道。

朱树槐回忆：“当时压力很大。既要劝说、制止少数同学提出报复新犯转运站的极端行为，又需及时向红警区市中区分部请求协调部队，澄清事实。我和赵礼桥（老师）、郭道沛（老师）、唐姓军代表在重庆警备司令部（大梁子），向唐兴盛司令员（兼市中区革委会主任）汇报详情，分歧较大。对立派要求将 7·31 事件定性为‘持枪冲击监狱的反革命事件’。在多方沟通协调下，唐司令员最后拍板：‘学生擅自冲入新犯转运站错误是严重的；但对 7·31 事件不定性；要求学校作好死者家属和学生情绪的稳定工作’。”

“文革”期间，重庆驻军与“八·一五”派比较融洽，7·31 事件也只有如此了结。知情者说，门卫系新兵，确是慌乱中鸣枪示警而误伤了学生，随后也被部队处理提前退役。

于是，沙坪公园四十中“八·一五”墓碑旁，又添一座新坟。

四十中“八·一五”死伤者都没血溅武斗现场，纯属阴差阳错的误伤。李宁远、范荣惠、罗涪年和多数枪伤者虽带有派性，但平常都没回校参加文攻武卫活动，实际算是逍遥派。汪福珍回忆：“范荣惠家庭贫苦。4·5 事件上午，她还在帮爸爸拉板板车（胶轮平板车）谋生活。在南区路口偶遇同学，顺便参与送葬队伍而遇难。”

而罗涪年家有海外关系，对“文革”避之不及。7·31 事件时和同学偶然回校，随众参与讨说法被误杀。

呜呼，我冤死的同学们！哀哉，白发人送黑发人！

2010 年春夏之交我回重庆，冥冥之中一个人去沙坪公园祭奠扫墓。

当时四周围墙，铁门紧锁。找公园说明情况后，同意由设在公园里的专门收集红卫兵墓死难者资料的某民间组织派人陪我进去，而我需承诺向他们提供死难者相关资料。

两男女陪我开锁进园。只见杂草枯藤，乱树斜枝，败石颓碑，步道难觅。好些石刻文字已风化难辨，也有祭台残留奠品，应是心酸人儿来过。墓地少见天日，万籁无声，一股冷风掠过，不禁打几个寒颤。

彼时彼人，此情此景，真个时空错乱，令人悲从胸涌。

后去他们办公室交流，知他们是在自愿自费拟将所有死难者的情况整理成册。嘱我把学校死伤者详情 E-mail 他们，还送我一张 1966 年重庆 12·4 事件的油印歌单“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后因忙于事务，一些细节我也无法确认，怕违事实，失约放弃，想来愧疚。

50 多年过去了，遇难同学的冤魂在阴朝地府找到真凶了吗？若涅槃重生，再投人间，还要参加“无限忠于”的红卫兵吗？

“文革”不是中国道路的积极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已为此定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血的教训必须铭记！愚昧与愚忠是要害死人的。

尚若又有文人骚客来鼓吹：“运动啦，运动啦！”你我虽已幡然醒悟，但你我的儿孙后辈会不会又山呼万岁，舍命赔血去？！

(2020 年 11 月于成都，2023 年 3 月 19 日修改)

上传者说明：

2021年12月，疫情中经常封城的重庆江北，某茶楼上，重庆40中、6中老三届同学商量“吃螃蟹”，发起编写《重庆市老三届回忆录选》。

2022年3月始，仍在疫情中，更多的老三届同学，主要集中在重庆主城的十余所中学，踊跃参与了“重庆市老三届回忆录”选编。

他们的文章基调与中国老三届精神一脉相承，巴山蜀水的人文风貌，重庆豪爽的地方特色和感染力极强的韵味跃然纸上。

2023年5月，疫情解封后，《重庆市老三届回忆录选》正式出版。作为《中国老三届回忆录·重庆卷》，置身“中国老三届史”之下，犹如路面上镶嵌的一排碎石，花展中编织的一簇蔷薇，文明的火炬实现了接棒相传。历史需由参与者来书写，《老三届回忆录》就是参与者的亲笔记录，任何试图掩盖历史真相的龊劣行径，必在此昭然若揭。

173篇文章，篇篇皆真情。好文需分享，若束之高阁，实在可惜。作为回忆录的参与者，我将陆续转载其中的一些文章，预料共鸣者必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