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喻保權 1951 年生，重慶四十中初 67 級 5 組同學。下過鄉、進過廠、當過基層黨政領導、重慶市委曾授予過優秀共產黨員稱號。後入職外企、加盟私企至 2020 年退休。

重慶沙坪公園（原沙區公園）紅衛兵墓，說是全國唯一倖存、保留原貌的“文革”死難者墓群。計有墓碑 131 座，毗鄰埋葬沙坪垻區 “八·一五”派死難者 573 人，年齡最小的僅 14 歲。其中有我重慶四十中墓（墳）兩座，埋葬男女同學 4 名。

遇難同學享年十六至十八歲。“可憐無定河邊骨，尤是春閨夢裡人”。他們哪有“春閨夢及”，倒是令自己父母親友、兄弟姊妹撕心裂肺一輩子。

“文革”後，重慶和全國一樣奉旨拆毀了所有派性死難者墓碑。但對沙坪公園這個大型的紅衛兵墓群，重慶（四川）廟堂幾經爭論。1985 年由重慶市委書記廖伯康批示定調，按三不原則處理 “不拆除、不宣傳、不開放”，使沙坪公園紅衛兵群墓幸運留存，作為重慶市級歷史文物封閉管理（廖伯康 1962 年任重慶團市委書記時，因向中央反映四川“三年災害”非正常死亡 1000 余萬人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

紅衛兵墓頂大多豎起 8·15 字形火炬，主碑題詞高大上：“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能丟”、“死難烈士萬歲”等等，碑座四周刻記遇難經過及生平，墓牌刻寫死難者姓名及生卒。墓碑坐西朝東，寓意死難者“永遠心朝紅太陽”。

重慶四十中地處渝中區菜園壩火車站與朝天門碼頭的下半城主幹公路、南紀門和儲奇門之間。面朝長江，背靠著名的十八梯。學校西臨市法院、公安局新犯轉運站、南紀門中學（南中），東接重慶日報、解放西路民辦中學（解西民中）、凱旋路中學（紅岩三中）等。在偉大領袖親自發動、親自指揮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四十中對立兩派在重慶慘烈的文攻武衛中都屬配角，名不見經傳。

“文革”武鬥期間，重慶渝中區大多數單位和四十中周邊都被 “八·一五”派占據，只有兩路口、牛角沱一帶仍有“反到底”派駐守。市中區公路形成各自守防，犬牙交錯狀態。

1968 年 3 月 31 日晚，駐守學校的四十中“八·一五”戰鬥團《崑崙劍》又集合起 30 餘人，攜帶軍用刺刀、手槍、步槍等武器，乘坐卡車駛往菜園壩火車站（解西民中楊開智駕駛），按常規不定時的去檢查抵渝火車出站人員，查繳武器。當晚 11 時左右乘車返校。

車行至南紀門與中興路丁子路口時，一陣排槍響起，黑暗處有人大喊“停車！”。楊開智剎車於丁字路口中間，停於路燈下。我們並不驚慌，我們知道這個路口是南中“八·一五”把守。

我們高喊“四十中的”，左前路邊電線杆後鑽出 2 個持槍的南中學生，與我們招呼交談。

忽然一聲槍響。隨即聽見有人大喊“打到人了，‘猴兒’中槍了”。

“猴兒”是四十中“八·一五”戰鬥團團長侯天林（初 66 級 3 組，共青團員）。他坐在駕駛室，左右車門踏板上吊站着餘明、宋開元。

大家慌亂下車。我看見侯天林斜倚在駕駛座上，餘明用自己軍帽捂住侯天林的臉部。南中學生見狀已不知去向。

回過神來，我和部分同學隨車送侯天林去臨江門重醫二院。醫生對武裝學生送來的傷員，明知死亡，也要故作搶救狀，以免引起誤會。

其實，侯天林當場就死亡了，槍彈從右眼穿入。餘明回憶：“侯天林雙眼珠當時都掉落在捂他的帽子裡”。

半夜裡，學校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響起偉大領袖淒涼悲壯的《蝶戀花》“我失驕楊君失柳”。經歷“文革”的都知道，哪個地方反覆播放這個《蝶戀花》，那一定是這個地方又產生了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英勇獻身的烈士。

四十中與南中相鄰又屬同一派別。南中說“忽然開槍，是因為有人緊張導致意外走火”。為防四十中報復，南中還是躲避了幾天。

在紅衛兵重慶警備區市中區分部的竭力調解下，南中也竭盡所能賠禮道歉，安撫死者家屬，此事也就內部調解了。

至今，我不知道是南中哪個人在哪個位置誤開了這一槍，也沒有聽說有人為此承擔責任。不過，“文革”後期，南中“八·一五”團長 RGD 因其他罪行被逮捕、槍斃了，算是報應。

侯天林遇難五天后，“我失驕楊君失柳”的悲歌又在四十中上空日夜淒泣。四十中“八·一五”又被槍彈一次射殺兩人，輕、重傷九人，死難者是初 67 級 6 組李寧遠和初 68 級 7 組范榮惠（女）。不過，這次血案是對立的“反到底”派製造的。

1967 年以來，沙坪垻區的重大“八·一五”等學校、單位已在沙坪公園修建死難者墓（“文革”中重大學生死亡 27 人，是國內死亡大學生最多的大學）。其後，相鄰四周的“八·一五”派也將死難者送此下葬。我校也選擇在此安葬侯天林。

4 月 5 日四十中 8·15 在學校開了追悼會，百餘名送葬者分乘卡車送侯天林靈柩到沙坪公園下葬。下午，南中派來的送葬車急着回去（南中唐緒良“小白臉”駕駛），四、五十名同學搭乘南中車輛從原路返回學校。

四十中到沙坪公園 20 多公里。當時考慮，送葬車輛走牛角沱、李子壩、紅岩村一線相對安全，沿途都是“八·一五”派占據。牛角沱附近雖有“反到底”派據點，但都不臨近公路。送葬車輛懸掛白花，乘員赤手空拳，白天經過，標誌顯著，問題不大。

唐緒良、祁大春回憶：“途經李子壩連接美國史迪威將軍故居公路丁字路口前，看見路邊停有吉普車和卡車，10 余位武裝人員舉槍攔車。送葬車駕駛室只有一支槍，子彈都沒有上膛，那有對抗之力。為麻痹對方，唐緒良減速靠邊，並高喊‘我們是送葬車’。” 在對方放低槍口靠攏車輛時，唐緒良掛檔加速，朝牛角沱狂奔。對方駕駛吉普車追擊掃射，直至牛角沱麵粉廠附近才折返。

唐緒良在牛角沱附近猶豫、稍停後，選擇去附近的六中“32111”（“八·一五”派）求助，再由六中武裝護送下駛往重慶外科醫院。

李寧遠、范榮惠已中彈身亡， 9 名男女同學輕、重傷。我們參加了屍檢：李寧遠後背中彈，范榮惠左大腿中彈射入腹腔。”

何漢成回憶：“我當時在車廂後欄板處，人多車晃，就蹲坐地下。

李寧遠扶靠我後背，左右擠着牟陽廉、魏明和。忽聽密集槍聲，後欄板被子彈打得‘撲、撲’亂響。我們在車廂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也無處躲藏。哭喊連天，鮮血遍地。

忽然車子停了一下，立即有 10 余位同學跳車逃命。我後背、左右同學不死即傷，我蹲在地上躲過一劫，一雙新千層底布鞋完全被鮮血濕透。當時情景太可怕了。”

我班張明貴跳車後，見牟陽廉腿部中彈無法行走，不顧個人安危，背起同學就跑，攔下一輛當時兩派武裝都允許通行的糧煤運輸專車送去醫院。

我姐（川郵學生）從成都回重慶躲避武鬥，殊不知參加我校追悼會遇上了武鬥。萬幸的是，我姐沒有搭乘南中返回車輛。

噩耗傳到沙坪公園，人人都成驚弓之鳥，原路線不能再走了。我姐和我校滯留人員由重大“八·一五”接待安置，背道而馳先送去北碚區西師（西南師範學院），再乘船順嘉陵江繞回渝中區。

4·5 遇難的李寧遠、范榮惠就和 3·31 遇難的侯天林在沙坪公園合葬一墓。

汪福珍回憶：“修建四十中‘八·一五’墓碑，是重大冶金系（或礦山系）學生推薦的陳家灣附近建築單位。他們派師傅主持，我和余小容、張大芬（我班女生）、雷應碧（我班女生）、陳奉碧、李寧遠、王光榮、肥腳等 10 多名四十中男女同學自願現場幫工，耗時近 3 個月完成。我們在墓地轉運水泥河沙，抬連二石（條石），非常辛苦，但心甘情願。”

朱樹槐（“八·一五”繼任團長）回憶：“為 4·5 事件，我曾兩次去 54 軍鵝嶺軍部，參加由耿志剛參謀長主持的情況匯報會。當時部隊除了收集和上報情況，其他也無能為力。但耿參謀長給了四十中 800 元錢，聊表安慰。”

後來知道，攔截追殺我校同學的是駐守在重慶體育館（兩路口）的捍衛路中學（捍中）、二輕兵團“反到底”武裝。不知何故他們從兩路口（山上）鑽街走巷潛來李子壩（河邊）設伏攔車。“文革”後，也不知道是否有人為此承擔濫殺無辜的責任。

1968 年真是四十中“八·一五”災星年。7 月 31 日又發生與新犯轉運站糾紛，初 67 級 1 組羅涪年（餃子）被哨兵誤傷死亡事件。

7 月 31 日 9 時多，我們還在學校睡懶覺，忽被叫醒。聚集 30 餘人去附近的新犯轉運站（鳳凰台監獄）討說法。轉運站由部隊守衛，學生沒有帶槍（不排除個別人揣短槍）。

我的記憶是朱傳翼、我班尹大榮等回校喊人的。據說他們清晨上街張貼慶祝“八一建軍節”標語，與轉運站門衛發生糾紛、扭打，吃了虧，回校搬兵討說法。具體起因，我至今都沒有搞清楚。

轉運站大鐵門平常緊鎖，留個了望口，開小鐵門供單人進出。學生們蜂擁而至，轉運站不及關門，學生一涌而入，站滿院壩，要求打人者賠禮道歉云云。

轉運站院壩很小，進監舍要上幾步台階。持槍門衛退上台階，與學生對持。這時，有部隊幹部要求學生退出去，派代表來協商處理。

學生們還是聽了招呼，開始退出。但鐵門小，退出慢。我已退出門外，忽聽院內幾聲槍響。驚愕中，看見一汪鮮血從鐵門下湧出。大家驚呼：“打到人啦！”。

我和幾個同學立即擠進門去，看見院內還有 3、4 個同學在鐵門邊正待出來，我班惲小明手指對方還在喊說什麼。但羅涪年靠着鐵門倒着，臉色慘白，中彈身亡。持槍門衛都跑上二樓窗口警戒，封鎖了監舍門道。

朱樹槐回憶：“當時壓力很大。既要勸說、制止少數同學提出報復新犯轉運站的極端行為，又需及時向紅警區市中區分部請求協調部隊，澄清事實。我和趙禮橋（老師）、郭道沛（老師）、唐姓軍代表在重慶警備司令部（大梁子），向唐興盛司令員（兼市中區革委會主任）匯報詳情，分歧較大。對立派要求將 7·31 事件定性為‘持槍衝擊監獄的反革命事件’。在多方溝通協調下，唐司令員最後拍板：‘學生擅自沖入新犯轉運站錯誤是嚴重的；但對 7·31 事件不定性；要求學校作好死者家屬和學生情緒的穩定工作’。”

“文革”期間，重慶駐軍與“八·一五”派比較融洽，7·31 事件也只有如此了結。知情者說，門衛系新兵，確是慌亂中鳴槍示警而誤傷了學生，隨後也被部隊處理提前退役。

於是，沙坪公園四十中“八·一五”墓碑旁，又添一座新墳。

四十中“八·一五”死傷者都沒血濺武鬥現場，純屬陰差陽錯的誤傷。李寧遠、范榮惠、羅涪年和多數槍傷者雖帶有派性，但平常都沒回校參加文攻武衛活動，實際算是逍遙派。汪福珍回憶：“范榮惠家庭貧苦。4·5 事件上午，她還在幫爸爸拉板板車（膠輪平板車）謀生活。在南區路口偶遇同學，順便參與送葬隊伍而遇難。”

而羅涪年家有海外關係，對“文革”避之不及。7·31 事件時和同學偶然回校，隨眾參與討說法被誤殺。

嗚呼，我冤死的同學們！哀哉，白髮人送黑髮人！

2010 年春夏之交我回重慶，冥冥之中一個人去沙坪公園祭奠掃墓。

當時四周圍牆，鐵門緊鎖。找公園說明情況後，同意由設在公園裡的專門收集紅衛兵墓死難者資料的某民間組織派人陪我進去，而我需承諾向他們提供死難者相關資料。

兩男女陪我開鎖進園。只見雜草枯藤，亂樹斜枝，敗石頹碑，步道難覓。好些石刻文字已風化難辨，也有祭台殘留奠品，應是心酸人兒來過。墓地少見天日，萬籟無聲，一股冷風掠過，不禁打幾個寒顫。

彼時彼人，此情此景，真箇時空錯亂，令人悲從胸涌。

後去他們辦公室交流，知他們是在自願自費擬將所有死難者的情況整理成冊。囑我把學校死傷者詳情 E-mail 他們，還送我一張 1966 年重慶 12·4 事件的油印歌單“親愛的戰友你在哪裡”。後因忙於事務，一些細節我也無法確認，怕違事實，失約放棄，想來愧疚。

50 多年過去了，遇難同學的冤魂在陰朝地府找到真兇了嗎？若涅槃重生，再投人間，還要參加“無限忠於”的紅衛兵嗎？

“文革”不是中國道路的積極探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早已為此定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血的教訓必須銘記！愚昧與愚忠是要害死人的。

尚若又有文人騷客來鼓吹：“運動啦，運動啦！”你我雖已幡然醒悟，但你我的兒孫後輩會不會又山呼萬歲，捨命賠血去？！

(2020 年 11 月於成都，2023 年 3 月 19 日修改)

上傳者說明：

2021年12月，疫情中經常封城的重慶江北，某茶樓上，重慶40中、6中老三屆同學商量“吃螃蟹”，發起編寫《重慶市老三屆回憶錄選》。

2022年3月始，仍在疫情中，更多的老三屆同學，主要集中在重慶主城的十餘所中學，踴躍參與了“重慶市老三屆回憶錄”選編。

他們的文章基調與中國老三屆精神一脈相承，巴山蜀水的人文風貌，重慶豪爽的地方特色和感染力極強的韻味躍然紙上。

2023年5月，疫情解封后，《重慶市老三屆回憶錄選》正式出版。作為《中國老三屆回憶錄·重慶卷》，置身“中國老三屆史”之下，猶如路面上鑲嵌的一排碎石，花展中編織的一簇薔薇，文明的火炬實現了接棒相傳。歷史需由參與者來書寫，《老三屆回憶錄》就是參與者的親筆記錄，任何試圖掩蓋歷史真相的齪劣行徑，必在此昭然若揭。

173篇文章，篇篇皆真情。好文需分享，若束之高閣，實在可惜。作為回憶錄的參與者，我將陸續轉載其中的一些文章，預料共鳴者必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