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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呼机的兴衰谈起
传呼机从无到有，寿命往大了说，大概有三十岁，当然研制开发那段时间不算。这个小玩意儿英文的全名应该是“Page Beeper”,传到中国大陆的时候，传统一点的人称它“传呼机”，新潮一点的叫“PB机”，极个别的人称它为“忙人机”，在传呼机普及的时候，在大街上可以经常听到时髦青年在告别时说：有事儿Call我，或者说：有事儿呼我。
中国在闭关锁国贫穷落后的时候，对洋货一直很新鲜，拥有这些洋货也是富人抖富的好机会。据说，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也就是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上海码头到了一批美国塑料皮带，那时的上海人可能是第一次见到塑料产品，很光滑，也很柔软，像皮革一样。塑料皮带顿时成了上海阔少的抢手货，那几个月，南京路上满街走的都是不系上衣扣子晃来晃去的阔少，要人们欣赏那条腰间的塑料皮带。
传呼机也是一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最早建的传呼机台是126台，国营体制。起始售价是八百元机费，另外每月三十元呼费。刚开始发售的几个月，无人问津。我想主要原因一是这个玩意儿太新鲜，有点儿超前，那时私人家庭电话还不普及，单位多还在使用分机，我呆的那个空一所总共只有三条可以往北京市区打的外线。二是价格太高，当时军队中层干部的收入在一百至一百五十元之间，呼费每月要三十元，显然不是个人或一般家庭可以承担得起的。但很快126台的传呼机全部脱销。
这些传呼机都被那些人买走了呢？我个人调查的结果是那些淘到第一桶金的北京个体户，传呼机立马成了财富成功的象征。不过大多数北京人看不上这个，还是觉得在国营单位拿着三五十元工资稳当保险。那时我观察过这些人，在饭馆吃饭的时候，北京人过去习惯先把烟掏出来放在饭桌上，因为抽什么牌子的烟就代表着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份。有了传呼机后，最先掏出来的是那个白壳的，有两盒香烟那么大的朔料匣子，大大方方地往桌上一放。最得意的时候是吃着吃着传呼机哔哔叫起来，有传呼机的那个人会马上起身出门四处找公用电话，因为那时还没有大哥大，其他人也愿意等着，没有人觉得这样不礼貌。
有文字记载的是一九八零年北京市东城区把001号个体餐饮执照发给了悦宾饭馆，那个饭馆现在一直还在，东城区政府一直想保持那个荣誉，好像计划拆迁时也不想动那个地方。我曾路过几次，但一直没好意思进去，因为吃请吃惯了，要是自己掏钱，好像还不自在。干得早的那批人，不论是蹬板车卖菜卖橘子，还是切羊肉片，还是后来的卖服装，都会很快发达起来，不过我对他们一直敬而远之。现在，我的老朋友中还找不出当年拿白机子的那批人，记忆中接触过一个，稍微谈一谈聊一聊就发现底太“潮儿”。
我有传呼机概念的时候是一九八五年，那年我随空军航空维修代表团出访西德。由于是中国航空专家首次来到西方，各大航空公司都抢着要求接待，我也搞不清楚应该去哪家。法国提出派专机到法国巴黎参观一天，我忙说不行不行，我们的旅行路线在国内时已经安排好了。一位德国的公关经理提出要陪伴我们三天，看得出他想同我们多呆几天加深感情。一天在不来梅的晚宴上，我正好坐在他身边，席间，他的腰间突然有个什么东西嘟嘟叫了起来，他掏出看了看，又放了回去，我忙问，那是个什么玩意儿？他给我解释半天，意思是说，不在办公室也可以找到他，上面显示电话号码，只要回电话就行了。这时我突然感觉这个小玩意儿太有用了，过去给领导当差的时候，常常是领导一句话，我们找人要跑断腿。
从对传呼机开始感到新鲜，到拥有，到最后看到广阔市场又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一九八六年，我出访美国，看到了计算机和数字电路已在各行各业得到广泛的应用。回来以后，一天夜里突发奇想，构思了一套“计算机外语教学系统”，找了几个当时的精英，很快就把这种构想变成了现实，接着鲜花美酒铺天盖地而来。当时中关村已形成一定的市场机制，给新技术市场化带来了很多便利。那时虽每天还在空一所上班，中关村那边已经开始走帐销售了。
很快淘到了第一桶金，而且来的非常容易，这第一笔钱我想来想去决定买传呼机，先要解决通讯问题。当时北京126台传呼机已经脱销，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关系说可以买到旅游局台的传呼机，单价是两千四百元，花了一万元买了四个，我自己留一个，另外三个给了主要技术人员，我也得让他们尝到开发新产品的甜头。
那时的传呼机只能显示数字，不能显示汉字，不过，我已经很满足了。我那台传呼机主要用于业务联系，每天只要一叫，要么是买教学软件，要么是要求技术合作，还有要求换现金的。有一次，空一所开全体干部大会，我忘了关掉，传呼机突然叫了起来，大家都回头看着我，一个坐在身旁的干部说，潘涌的手表会自动报时。那时连空军最优秀的科技人员都没有传呼机的概念。
可能由于我能说会道又见多识广，喜欢提着经理箱四处游说收集信息，不少大公司把我当成了计算机专家，其实，我连计算机怎么启动都不会。四通公司信息最敏感，派出新产品开发部经理四处找我要求技术转让，饭是吃了不少，但我说，现在还是空一所的人，实在不方便。联想公司拨出二十万元成立了奥林匹克公司，也想用这个产品为公司主导产品，但由于管理不善，这二十万很快就吃光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观了北京计算机外部设备三厂，听说其中一个车间正在同新加坡客商合作，生产传呼机，全部出口。我立刻感觉到是一个难得的投资机会，如果能用这里生产的传呼机，再利用军队电话线路方便的有利条件，要是能建立全军第一个传呼机台该多好。正在我构思的时候，新加坡客商的市场经理来空一所找我，要求技术合作。他说建立一个传呼机台只需十条电话线，总投资为二百万人民币。
当时我受外部世界严重干扰，这种干扰也就是邓小平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极想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像四通一样的民办公司，万润南能干，我也应该能干。但想来想去，考虑到自己的能力和实力，还是决定把这一条重要信息提供给所领导。我立刻带着这位外商经理去见科技部部长，再三强调这是一个难找的投资创收机会。那位科技部长是个老大学生，没想到他同我打起了官腔，他说，小潘，你说的那个玩意儿我知道，叫忙人机，医院用来找医生的，其它地方用不上，所里现在决定投资一个鱼塘，一共二十万，到时过节大家有鱼吃就行了。
可能谁也不会想到，五年后，传呼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最后几乎发展到一人一机的程度，我想当年进入到这个行业的人都挣得钵满笸满，你想想，投资个几十万，雇上十几个打工妹传呼就行了，每月的月费就是一大笔收入。我后来还是暗暗地做了些调研，但北京市无线电管理局一再重申个人私企不给无线电频道，这个项目在我这儿一直是水中月，镜中花。
都叹人生苦短，很快我也到了写回忆录的年龄，如今在网上踩浪，有好几个网友一直在向我打听一个人，k26s在打听，还有一个姓罗的小网友也在打听这个叔叔。这个人也姓潘，是我的本家，看得出他当年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个人的父亲是中国第一代电子工程专家，他本人自幼聪明好学，不仅有点儿像我见过的神童，而且是神童的神童，虽赶上文革，没有机会上大学，但还是自学成才。当兵的时候，我们情同手足，互相鼓励，十几年一直关系很好，后来因一笔走帐的事，我没有重视，产生了误解，从此失去联系。早期他能解密汉化计算机办公室应用软件，后来发展成研制计算机软硬数字电路高手，自己研制开发了传呼机台。在我走向没落的时候，他突然腾飞，他曾一个县一个县推销安装自己的传呼机台，着着实实火爆了一番。
人有好几怕，生老病死都怕，但人们对这些事真是无奈。其实人最怕的是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过去的荣誉优越的感觉，甚至还有美女香车鲜花美酒都瞬时间灰飞烟灭，还有塑料皮带传呼机价值转眼化为乌有，这是人们的第二个无奈。都说曹雪芹最后穷愁潦倒因而写出了《红楼梦》，我觉得这种流传有误，试想一个人到了每天要饭的地步，怎么还有心思写作，只不过家境不如从前，吃喝温饱应该不愁。纽黑文的一个网友在《万维》上留言，说我周围的人都是下三懒，每天中午耶鲁医学院门前聚满了黑头发，那些黑头发在一起，都有说不出的愉快。这位纽黑文网友说得不错，我吃喝还是不愁，只不过在人们眼中的境况不如从前。我是这样，想想中国大陆当年投资传呼机台的老板们，他们的境况会如何呢。
传呼机市场大概六七年前开始走下坡路，出现亏本，现在已经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手机。我对任何事情都充满着好奇，曾问过一个朋友，那些传呼机公司都干什么去了。那位朋友说，有的变成段子公司了，雇上几个人每天编段子卖，也是个好市场。如今，中国的段子满天飞，据说销售额过亿，可能美国教市场经济的大教授听了还要翻白眼。
我和同学每天网上聚会，上面美才子才女云集，一天，我们在网上编起了段子：
女同学A说：明天是三八，工会发了200元，对每天辛勤劳作在厨房的我是个安慰。刚收到一短信，与大家共享：女人天生最喜欢什么花？玫瑰花？百合花？山茶花？牡丹花？茉莉花？都不是，应该是：有钱花！别的咱不要，只要有钱花，去了商场使劲花。
同学B说：有钱不花是傻瓜，还是抓紧时间把钱花。
同学C说：有钱才花是假花, 没钱也花是真花.。
同学D说：有钱不花是傻瓜, 没钱也花怎么花？
同学C又说：米子把自己当朵花，不能不知信用卡。
同学B又说：假花真花舒心的花, 前人不花后人花。
同学E总结： 假花真花舒心花, 有钱不花是傻瓜,
前人不花后人花. 抓紧时间大把花，
有钱不花是傻瓜, 没钱也花怎么花？
米子真的要想花, 怎能不知信用卡？
有钱才花是假花, 没钱敢花是真花。
我看过以后，心花怒放，胡诌了两句平平热度：有钱会花才是花，没钱纸钱烧着花。后来又发现都是女同学想花钱，又问：为什么男人不花钱，为什么女人想着花？到底男人挣钱给谁花？我不花，你要花，这样的男人不会花，这才是女人要的花。
写完了，心也静了，总算圆了传呼机的梦。
04/2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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