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论的第一章第一节，先叙述了笔者作此研究的问题意识，之后，作为阳明堡机场夜袭战研究的背景，考证了日中战争初期日军的航空战力及作战方法】
1.1 日中战争初期日军的航空战力及作战方法1.1.1. 研究方法 战史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记述人物事迹，战斗情节，宣讲自己一方的英雄史，而是要正确地记录战斗双方的作战意图、部署，从战略、战术、战斗结果（目的达成与否，损失，消耗）等全体面，记录、还原整个战略全体面的事实真相。这样，才能使研究成果变为有普遍性的，即交战双方及第三者都能认可的共同文化财产。此时，唯一的价值尺度，就是是否能正确地，公允地记录事实。不能像国家的宣传，教育一样，掺入仅通用一方的民族精神，政治立场。
为使研究成果具备普遍性，公允性，研究方法上，需要利用交战两国的档案资料展开双方向研究，以达到真正的“知己知彼”。在此，最重要的一环，是研究在战争和政治对立时代，不容易准确地掌握的知彼面内容。从现在各国的战史研究状况看，可以说最缺乏的就是这种对旧敌方的历史情报，战史档案的研究和评价。己方的战略意图，战斗部署，兵力，战术，损失等，今日基本都可以在己方的档案资料中得到比较完整的还原。而对于敌方的此类情报，单方向研究中大多停留在一种推测，分析，或谍报工作结果的水准上。其准确度，和实际面会有很大差别。在战争中，或之后的政治对立(如冷战)中，此类“仅知己，不知彼”的缺陷，受到对立国家间的保密制度，情报封锁的影响，很难得到弥补，完善。而战后和解逐渐达成的今日，若能排除政治面，教育面的影响，干扰，可以说双方向研究的方法已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所以，今日至少在以科学为基准的学术界，应放弃既成的单方向战史记录方法，排出国家，政党的政治面影响，积极地推广双方向研究，特别是应强化档案资料的对比研究。此时，应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是在战损，敌情方面尊重旧敌方的自报（知彼）内容。不需要再固执己见， 维护既成研究中对敌方战略意图，兵力部署，损失状况（战果）的推测。此类知彼（敌情）方面情报，都通过双方向研究，从敌方自己的档案记录中找答案。不研究战果，不推测敌情，只考证，准确地记录己方的战略方针，意图，战斗部署，作战过程和战损（死伤，消耗）情报，将其公开予对方，才是今日双方向战史研究的正确方法。可以说此新研究方法的条件已经趋于成熟，旧交战国今日基本公都开了战史档案，很多研究者也开始注重档案资料的重要性，并开始在研究中收集利用旧敌方的战史档案。此时面对的一个大课题，就是对仍占据战史研究主流的，旧单方向研究的体制、方法、研究成果的挑战。
从上世纪冷战时代开始的既成抗战史研究，在国家政治对立的背景下，缺乏今日国际对比研究的客观条件，多为单方向研究。特别是注重研究立场，意识形态和教育的大陆方面，有一种在政治指导下，按自国的立场，自己的史料，有选择的研究方向撰写自家英雄史诗的倾向。经常可见为提高己方的政治形象（如中流砥柱论），虚夸战果，贬低友军（国民党军队）的现象。内容面也注重记录战果，战绩，轻视，忽略了战略面分析，评价。史料面又不能接触到，或不愿信赖敌方战史资料，结果出现了许多严重失真的研究结果。像平型关大捷一样，断章取义，仅突出共产党的大捷，无视平型关战役的存在，长年以来也一直不能在公平的立场上，从战略整体上分析掌握其战斗的存在位置。在此种研究方针，方法的指导下，立场绝不会公允，内容也绝不会全面，真实。其结果导致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普遍性。记录的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英雄史诗，一个民族的天方夜谭，很难走出国境，得到交战对方和第三者的公允。
笔者研究战史的问题意识，即在力图用双方向对比研究方法，纠正此类旧战史记录中的偏向。本书的选择的题材，如阳明堡机场夜袭，冯家沟战斗，陈庄大捷等，都是共产党所宣传的抗战初期大捷，很多是教科书中出现的材料。在当时国共合作抗战的时代背景下，此类战例记述过程中，存在着强烈的政治宣传性格。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获得来自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武器，褒奖，抚恤，向上级机关的报告中，经常出现虚报战果，战损的现象。还由于当时共产党军队的文化水准，专业训练素质不高，战史档案记录资料（战斗详报）也十分贫瘠。很多战例今日都是以口碑或公开的宣传资料为证据还原，从本论中的双方向研究结果也可看出，实际上的事实真相与战史记录中的内容相差甚远。
本章内容，是检证1937年10月19日夜，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夜袭击日军阳明堡机场战斗的真相。此战斗经过军史，党史的大规模宣传、美化，其名声在大陆几乎无人不晓。但实际的战斗背景如何？战果内容是否真实？被称击毁敌机24架，歼敌百余的证据出在何处？又是否能在日军的档案记录中得到核实，检验？阳明堡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机场，日军飞行部队作战形态如何，进驻机场的是哪一支部队，何时进出，有多少架飞机，又是何种型号，战斗目的如何，战斗后又如何进行过损失补充？此类属于敌情方面的内容，何以说，至今在国内有关阳明堡夜袭的战史记录中几乎一无所知。相反日方的战史记录，却能提出接近完整的答案。
为了还原阳明堡夜袭战斗的历史真相，本章的考证重点在一，了解日中战争初期日军方面的航空作战基本状态，战力，和兵力部署情况，二，追踪解明关联部队的履历，行动，作战记录，三，考证日军对八路军阳明堡夜袭战斗过程的记录，和损失，补充记录。四，对比分析八路军战史记录的真实性和问题点，并与国军同期间的同样战例（夜袭邯郸机场）进行比较，掌握国共两方战史记录方法面的特征。
1.1.2. 卢沟桥事变前后日本陆军的航空战力 侵华战争初期的日军航空战力状态如何？《支那事変陆戦概史》一书中有如下统计： 
图表1-1 日中战争初期阶段的日本陆军航空战力《支那事変陆戦概史》
从表中可见卢沟桥事变前1936年4月，日本国内共有8个可以生产军用飞机的厂家。虽远远落后于欧美先进国，但比起还未起步的中国航空工业要领先一步。此时，日本全国的航空战力合计有53个飞行中队，飞机总数约1800架。相比之下，中国空军约有17个中队，470架飞机[1]。总数面约为日军的1/4。
另据陈梓湘《民国广东空军沧桑史》[2]中统计，中国空军抗战初期共有飞机442架，其中中央军所有数190架。称国军空军此时“总兵力不过二百二十余架”，吕芳上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2》中称“原编之9个大队计有飞机255架，暂编之一个大队计有飞机40架，总计295架，连同航空委员会直属之预备机10架，总数为305架”[3]。日中战力比例约为5比3。由于初阶段作战中飞机的大量损失，至1938年，日中间的航空战力比率下降到6比1[4]。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陆军进入大陆战场（不包括关东军，海军飞机）的飞机总数如下表中所示。共有侦察机84架，战斗机98架， 轻爆机36架， 重爆机24架，合计224架[5]。此数量后有损失，补充，至年底并无太大变化。 
图表1-2 卢沟桥事变时，日本陆军在大陆战场（不包括关东军）的飞机总数
日本战史丛书《中国方面陆军航空作战》记录：
图表1-3 临时航空兵团的编成 JACAR：C04120237600
卢沟桥事变后7月15日战事扩大之前，为了赴大陆支援陆军地面部队作战，陆军参谋本部下达临参命第五十八号[7]，以本土的航空部队（第一飞行团）为中心，编成了“临时航空兵团”（兵团长德川好敏中将），集结于“满洲国”南部。此部分航空战力，既是之后北支那方面军（1937年8月30日组建）在整个华北地区的航空部队主力。共有侦察机6中队，战斗机4中队，轻爆机4中队，重爆机3中队，合计18中队（同前15页）。数量约占此时日本陆军所有航空兵力的约1/3。责任指挥官为第一飞行团长仪峨徹二少将（陆士19期）。
临时航空兵团共有7个飞行大队，4个独立飞行中队。飞机按作战性能分为甲，乙，丙，丁四种。第一，第三大队为甲大队（侦察机大队），第二，第八大队为乙大队（战斗机大队），第五，第九大队为丙大队（轻爆机大队），第六大队为丁大队（重爆机大队）。每一大队下辖两中队，中队编制中架数不等，侦察，轻爆机为9架，战斗机为12架，重爆机为6架[8]。
此时，日本的航空部队还处于草创阶段，除满洲事变后开始进入实战阶段的关东军航空部队外，都没有实战经验。从技术，训练到战术面还属于成长、摸索时期。赴华北参战的临时航空兵团最初的临战洗礼，是向大陆移动途中的损失。飞行各部队在国内各地仓促动员编成后，为了迅速进入大陆战场，兵团指挥部命令全体部队于恶天候中强行向南满洲前进，集结。各飞行部队从动员地出发，7月23-24日在满洲南部的绥中，锦州、山海关，承德，大连等机场集结完毕。仅此移动，集结过程中，临时航空兵团未发一弹便自损了93式重爆机2架，95式战斗机9架，94式侦察1架，另外还有约十架飞机在飞行中走失，下落不明（同前24页）。仅此移动损失即占兵团全体战力的约1/10。
为了填补移动中出现的巨大损失空白，7月末，陆军省批准补充飞机43架。补充后 “北支那方面派遣的航空兵力总数为侦察机8中队（72架），战斗机7中队（84架），轻爆机4中队（36架），重爆机5中队（30架），共24中队， 222架”（同前28页）。
关于中国空军的航空兵力，据日军是年8月2日的情报统计，在华北地区共有战斗机42架，侦察机16架，重爆机4架，总数62架（33页），不足日军航空战力的三分之一（此为敌情推测，不足取证，在此仅供参考）。1937年10月太原会战中，中国军的飞行部队首次亮相，自报在此方面（太原）共有飞机30架[9]。此数字约等于日军在正太线，同蒲线方面投入飞机架数的约1/3。
比较起来，日军的航空兵力，战斗能力远超出中国空军。但中国军方面的航空战力，此时处于迅速发展阶段，特别是补充方面，并不像日军一样损失后需要上报核实批准，再等待厂家制造，而是全部从欧洲，北美购入，不断被运往前线，且都是最新款式飞机。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空军主力主要集中在扬子江以南的苏杭等地，北方战地日军机占绝对优势，太原会战前9月14日，中国空军将一部编成“北正面支队，以协助晋北，平汉方面陆军的战斗，司令部设于太原。9月16日在太原作战展开”，此后从平型关到忻口，太原，国军飞机几乎天天出现在战场，9月份共击落敌机4架[10]，已对日军地面部队作战形成威胁，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新航空战力。
1.1.3. 事变后关东军航空部队动向除了本土派遣来华的临时航空兵团，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关东军飞行集团的一部分，也介入了察哈尔，绥远，和晋北地区战斗。一小部分约两中队，参加了太原会战。最初利用阳明堡作前进机场 (10月3-7日)的日军，即是关东军的临时飞行队（侦察机一中队，7架）。关东军飞行部队从飞机数量面和作战经验面，都优越于本土航空部队。但除去初战外（1937年），并没有介入华北方面作战。1931年“满洲事变”时，关东军航空部队已进入实战阶段，由于之后频繁的“剿匪”作战协力，热河作战的空中支援（1933年）和对苏战略警戒需要，航空部队的规模不断扩大，1935年12月改编后，已形成具有5个飞行联队，18中队的关东军飞行集团，兵力占包括台湾，朝鲜在内的日本陆军全体航空战力的三分之一强[11]。 1937年7月15日，陆军参谋本部下令组编临时航空兵团同日，关东军也编成了6中队战力的“集成飞行团”，在飞行第十五联队长上条直大佐率领下，于满洲南部各机场进入临战准备。其奉命执行的第一项任务即是在锦州，山海关，绥中等各地机场，接应从内地派遣来华的临时航空兵团。集结完后与临时航空兵团一同进入支那驻屯军指挥下，参与了事变后平津地区的作战。7月26日的廊坊爆击，为日军航空部队在华首战，以关东军派遣的集成飞行团为主角。8月初平津地区战斗告一段落后，关东军集成飞行团解散后归满[12]。
一面，关东军为了借事变之机向察哈尔省（绥远，包头）方面扩展势力，8月14日编成由东条英机为兵团长的察哈尔派遣兵团（由独立混成第一，混成第二，混成第十五旅团编成，又称东条兵团），19日进出张北，开始了对察哈尔省都张家口的攻击作战。此时，第二飞行集团（关东军飞行集团）主力也奉命编成14中队的飞行集团（指挥安藤三郎少将）出动协助张家口作战。8月20-21日，协助混成第二旅团对张家口进行了大规模爆击。张家口作战结束后8月末，飞行集团留下上条临时飞行团（侦察，战斗，重爆机各两中队）返回满洲国境内（160页）。
进占张家口（察哈尔省）后，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并未停止前进。八月底，南口战役（8月8日-26日）后到达张家口的第五师团（坂垣兵团），与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铃木兵团）汇合后，又开始独断向大同，绥远方面推进， 9月13日占领绥远省与山西省境附近的大同，10月14日攻克绥远（今呼和浩特），17日占领包头。控制了蒙疆地区（察哈尔，绥远）全境。大同陷落前，协助察哈尔兵团作战的是关东军上条临时飞行团的6个中队，也随着地面部队前进，将基地机场从张家口推进到阳高。
此时，中国空军的航空部队也开始出现在华北上空，以洛阳，太原等地为基地加入实战。首先出现在大同上空，之后又进入平型关战场。9月25日，出现在小寨村上方的并不是八路军宣传科长萧向荣所称的日军飞机[13]，按国军和日军两方的档案记录，都可确定是前来支援友军战斗的中国军飞机。所以平型关大捷战斗中出现的所谓“敌机来袭与八路军陷阵肉搏”的传奇故事，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14]。八路军所在的老爷庙，小寨村附近后方战场，不仅没有敌机，更未发生过肉搏。
平型关战役中首先告捷的是国军飞机。9月28日平型关口的激战中，杨鸿鼎队长率领的飞行第十六队，在平型关口附近爆击了三浦旅团的独立山炮兵第三联队的一部（月野木部队），一次性攻击，使日军方面出现空前的惨重损失（堀江弥市曹长以下22名死亡）（参考笔者的《平型关战役研究》）。对比下日军关东军临时飞行队的飞机（两中队），由于解队（主力归满）和再编，27日以后，才迟迟进入平型关附近战场。
上条临时飞行团为了打击，消灭处于萌芽期中的中国军航空作战兵力， 曾连续侦察，爆击了太原附近的敌基地机场（旧太原北机场，现太原钢铁厂所在地，太原城北北西5.5公里处）。9月19日清晨，对太原机场之敌进行了首次爆击（日方自称“击坠敌机七台” [15]，国军战史则称损失飞机一架[16]）。9月21日至22日，再次派出飞行第十二联队重爆机一大队（93式重爆机12架），飞行第十六联队的战斗机一大队，从阳高机场出发大举空袭太原，并与驻太原机场的中国空军发生激战。此战斗被称为日中两军航空部队在华北地区进行的首次大规模空战。日方报告战果自称“击毁敌机9架”。战斗中，上条飞行团战斗机大队长三轮宽少佐乘坐的飞机，于太原上空附近遭到中国空军陈其光机截击中弹，三轮宽坠机身亡[17]。
由于经验丰富的三轮宽少佐死于初露头角的中国军航空部队之手，此事迹得到广泛关注，经过媒体等多方面宣传，最终使三轮和“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一样，成为了一个负面的传奇人物。被国人赋予空中“四大天王”之一，日军“驱逐之王”等称号。实际上，此类战争中的神话，多是事后创作，在国内流行的故事，称号也和“名将之花”同样，都是由国内宣传机关所赋予。据笔者调查，在日本国内能见到的，只有1943年佐藤喜一郎著『空の御楯 : 日本空中戦士伝』中的“空中射击第一人者”的一个夸张的文学表现，并不是军内评价。一面，三轮是佐级军官，其死亡之事实确实当时受到重视。见如下陆军大臣的申请（进达），可得知1937年11月5日，三轮与四天后在“平型关大捷”中毙命的桥本顺正（第五师团参谋），新庄淳中佐（兵站自动车第六本部长）一起受到追叙（死后叙位），三轮叙正六位，桥本，新庄叙从五位。 
图表1-4 三轮宽少佐叙位文件
有关太原会战中的中国军方面航空部队的参战概况，国军战史丛书《抗日战史/太原会战1》中有如下记录：
有关9月21日的日军太原机场空袭战也有记录如下：
国军空军正史称，被陈其光击落的三轮宽是日军首次陨落的“空中巨魁”“敌陆军航空队的驱逐之王”[20]。
关东军占领大同后，上条临时飞行团解散归满。三周间作战中飞行团损失机数不详，但可确认战死者为14名。《满洲方面陆军航空作战》记载：
图表1-5 秀岛正夫驾驶的93式重爆机 Wikipedia
以《台湾日日新闻》记录和『日本空中戦士伝』一书记录核对，可得知秀岛正夫中佐指挥的重爆机一架，于9月2日大同爆击的回途中，因引擎负伤迫降于张北西南30公里处敌阵地附近，堀，羽田，富永曹长，大岛军曹五名负伤。机组成员与来袭之敌战斗中全员与机体同归于烬，“尸体被表示敬意的支那军郑重掩埋”[22]。另平长一大尉在9月10日协助聚乐堡攻击中，中弹坠落，三轮宽少佐的战斗机，则于9月21日的太原空袭中坠落于太原西北部[23]。
图表1-6 佐藤喜一郎『空の御楯 : 日本空中戦士伝』陸軍画報社、1943年
从以上战例记录中核对结果，可知8名机组人员的死亡和三架飞机的毁坏信息，另外应还有6名死亡者，但日军资料中没有详细记录。作为参考，国军方面还有如下与日军的空战报导：
另外9月21日战斗中，包括大队长三轮宽，至少有两架日军机坠落（报刊报导为四架）之事实，可以从以下1937年《抗日画报》第12期中采访陈其光（击落三轮宽少佐的国军飞行员）的照片解说中确认。 
图表1-7 1937年《抗日画报》第12期
总之，协助察哈尔派遣兵团三周间的战斗中，上条临时飞行团损失了以两名飞行大队长为首的14名机组人员，和5-6架飞机，可称为是关东军飞行队开战以来的一个大损失。
上条临时飞行团解散归满之际，于9月23日编成了由飞行第十联队第一大队长田坂国三少佐指挥的另一支留守蒙疆的航空队，有侦察机一中队，战斗机一中队，称临时飞行队。继续以阳高机场为基地协助关东军察哈尔兵团方面的作战，直至12月中旬太原会战结束后。此部队编成后赶在平型关战役后半（9月27日至10月1日）出现在平型关，茹越口附近战场协助作战。太原会战开始后，10月3日至7日，又利用阳明堡前进机场，协助混成第二旅团对崞县，混成第十五旅团对原平镇两地展开反复爆击，战斗结束后返回阳高机场。忻口战役开始的第一天，10月13日，临时飞行队再次返回阳明堡机场（12日进驻，13日晚间撤出），对忻口敌阵地进行了一日空爆。之后转进蒙疆参加关东军方面绥包战役。战役后11月3日至8日再度返回山西太原方面战场。从临时飞行队的战斗记录可得知，其部是最初进驻，使用阳明堡机场的日军部队。
临时飞行队的两个中队中，釜井侦察机中队于12月底被编入新成立的驻蒙兵团（大本营直辖，蓮沼蕃中将），能登战斗机中队（能登大尉11月19日战斗中负伤后送，后改名板川中队）则归还于原属的关东军飞行集团（第二飞行集团）[25]。
1.1.4. 临时航空兵团的动向与内部作战分工1937年底前，关东军派遣的航空部队和北支那方面军临时航空兵团是如何进行作战分工的？ 从疆土管辖的层面讲，日军的侵华作战，与有所谓“独立主权的满洲国”并无关联。守卫满洲国的关东军，也没有理由卷入事变。关东军趁火打劫的目的，最终在扩大“满洲国”领土，即趁事变发生，将蒙疆地区（察哈尔，绥远）也纳入满洲国的势力范围。为了划清作战地域，管辖权限，8月20日，关东军察哈尔兵团被派遣到张北后，与支那驻屯军（8月30日以后归属北支那方面军）签订了一个航空作战协定。规定支那驻屯军（北支那方面军）使用南苑机场，关东军使用承德，多伦机场，南北作战界线为外长城线[26]。 按照此规定，9月下旬，关东军航空部队主力撤出大同后，北支那方面军临时航空兵团接替其后成为整个华北地区航空部队主力。其作战的薄弱环节即在国军飞机活跃的山西方面。理由是山西省当初并不是北支那方面军计划作战的地域。太原作战的发生，属于第五师团（坂垣征四郎）配合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东条英机），擅自盲动，挑起平型关战役所导致的偶然结果[27]。从作战分工面看，察哈尔派遣兵团活动的蒙疆地域，当初也属于关东军飞行部队管辖。临时航空兵团的重点作战区域，在10月13日忻口战役开始前一直集中在津浦线（第二军），平汉线（第一军）方面。太原会战的偶发和正太线，同蒲线两战场的突然增加，造成北支方面军的作战压力，和航空兵力极端不足的现象。
日军在山西空战能力的弱点，恰恰也是中国军的强点。此刻国军仅有的数十架飞机几乎都集中在太原附近，用于支援山西战线，所以出现了从全局看，虽日军航空部队总战力远远优势于中国军，但在山西方面两军航空兵力接近，一时出现了可互角状态。关于北支那方面军临时航空兵团的兵力配备，战史丛书『中国方面陆军航空作戦』称：
津浦线第四飞行团的基地机场设在天津，廊坊。平汉线第一飞行团的基地机场设在南苑，保定。此外，还有一个临时航空兵团直辖飞行队，任务是进行远距离侦察及对两飞行团的临时应急支援。
平汉线方面“第一飞行团下辖飞行第五大队（轻爆），第八大队（战斗），独立飞行第三中队（重爆）”共有飞机48架 。津浦线方面“第四飞行团下辖飞行第二大队主力（战斗），第七大队（侦察），第九大队（轻爆），独立飞行第九中队（战斗），共有飞机60架”。兵团直辖飞行队，下辖“飞行第一大队（侦察），第二大队一中队（战斗），第三大队（轻爆），第六大队（重爆）共有飞机60架” [28]。
如此，10月1日太原作战开始前，临时航空兵团主要在津浦，平汉线两方面作战。察哈尔，晋北一带作战支援（包括平型关战役）由关东军临时飞行团（9月初-20日），临时飞行队（9月23日-12月15日）担当。10月1日，太原作战开始后，由于开辟了第三战线（正太线，同蒲线），同蒲线忻口战场，正太线娘子关附近也成为激战场所。战局日趋紧迫，飞书数量绝对不足，所以临时航空兵团为了应急，不得不将平汉线方面第一飞行团的航空兵力逐渐转入山西战线，致使出现平汉线方面作战中航空兵力不足的现象。
为了解决此问题，10月23日后，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调整了临时航空兵团军队区分，第一飞行团（仪峨）辖飞行第五（轻爆二中），第六（重爆二中）大队，第七大队（侦查）一中队，第八（战斗二中）大队。航空兵团本部直辖飞行第一，第三两大队[29]。即增强了在平汉，同蒲，正太线方面作战的第一飞行团的空爆能力。10月27日以后，临时航空兵团又将津浦线方面第四飞行团的主力一部也调到平汉线方面补空。
从《第１军机密作戦日志》内容分析，太原作战期间，第一军脚踏两支船，并未停止，放弃原任务的平汉线方面的追击作战，用兵一半（第十四，第一〇八师团）继续向河南归德，安阳方面追击。一面又分兵一部（第二十，第一〇九师团）进入正太线方面战场。所以置于东，西石家庄机场的北支那方面军的航空兵主力，要同时支援平汉线和正太线沿线两方面战场的作战，由于兵力不足和距离关系，对第五师团同蒲线忻口方面战场的支援能力相对薄弱。因为石家庄机场离忻口战场有170公里远，普通的侦查无妨，但爆击任务时距离太远。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反复出击。此时战略价值一时上升的，即距离忻口战场较近的阳明堡前进机场。10月15日后，除有进驻记录的飞行第五大队盐田要一中队的轻爆机（编制9架）外，可确定还有协助炮兵战斗的侦察机一架使用过阳明堡机场（后述）。也不排除还有2架前后的战斗机存在。 
图表1-8 太原攻略战经过要图 引自《支那事变陆战概史》
有关此阶段北支那方面军临时航空兵团的部署，《支那事变陆战概史》云：
此处的一部从阳明堡出动的部队，即上述第一飞行团飞行第五大队（园田，轻爆机）第一中队（盐田）。从各种资料中均可判明，先后利用过阳明堡机场的，是关东军临时飞行队的釜井中队（至13日）和北支那方面军临时航空兵团的盐田中队。第五师团方面在崞县，原平镇，忻口战役中，釜井中队曾一时利用阳明堡作为前进机场，并与第五师团之间攻击前有过数次经“空地协定”实施的较大规模爆击。留下记录的一次是10月7日与本多兵团（2B）协定的原平镇爆击（2096页），另一次协定时为10月13日的忻口爆击（12日午后协定）（2018页）。可以确定13日在忻口执行爆击任务的是釜井中队的7架侦察机，从阳明堡起落6回，计42架次，投弹368发[31]。太原攻坚战中记录，11月7日与篠原旅团（15B）也实施过另一次有空地协定的大规模爆击（2145页）。
继釜井中队之后，为协助忻口战场战斗，北支那方面军飞行第五大队（园田）盐田第一中队（轻爆机），14日进驻阳明堡协助忻口作战。也与第五师团方面有过空地协定的爆击，由于没有留下战斗记录，实态不明。此类空地协定爆击，大多是应步兵，炮兵要求的编队定点爆击，配合大型攻击战时实施。从兵力面看，盐田中队从阳明堡机场最大可出动的轻爆机也不会超过9架（编制数，实际运用数仅7架前后）。另外还有协助炮兵作战的侦察机（从史料中可判明有一架），由于战斗中需要长时间滞空（2-3小时），每日两次，所以执行任务时也需要利用阳明堡机场加油。但晚间是否在阳明堡驻机不明。
10月19日夜间，阳明堡机场盐田中队轻爆机遭到一二九师陈锡联部夜袭一事，从日军复数记录中也可判明是事实。但双方的战果，战损记录却有很大差距。此时应以战损自报为原则，采用各自的战损记录。若以此为据，可确定日军方面损失“93式双轻爆击机”一架，记录为“大破”（兵站监部战斗记录）。战死者三名（飞行第五大队地勤兵），负伤者两名（警备机场的7D后备步兵第三大队一小队属）。
而八路军方面记录战损为“我伤亡约卅余人（内营长一，指导员一，排长二）”[32] “伤16人，亡22人”[33]（此情报可信），或“我亦伤亡百余人，营长一人连排干部数人”[34]。后者是八路军总部对第二战区报告，虽有国军方面的档案记录，但事实上是为了获得抚恤金所报的虚假数字，战后亦被八路军战史订正。以上为按战损自报原则统计出来的，可信赖的战损数据。
其余的所谓“战果”记录，如陈锡联报告称“将24架敌机全部焚毁，并歼日军警卫部队100 余人” 等缺乏证据，更不符合常识。按本研究提倡的战损自报原则判断，内容均不可信。另外日军兵站监部记录的“敌军死亡19名”，虽是清点战场的结果，非常接近事实。但从史料性质面分析，也只能作参考。最终结果，应以八路军自己记录的“伤16人，亡22人”为准。
[1]支那事変史 大東亜戦史 叢書第１６号 支那事変陸戦概史 上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71345400、71頁。 [2] 陈梓湘《民国广东空军沧桑史》《中山文史》第34辑，1994年，86页。 [3]吕芳上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 2 军事作战》，国史馆，2015年，303页。 [4] 《中国空军》（行政院新闻局 ，1947年，11页。 [5] 同前『支那事変陸戦概史』（JACAR：C13071345400）317頁。 [6]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中国方面陸軍航空作戦』朝雲新聞社、1974年、10頁。 [7] JACAR：C04120237600、昭和１３年 「陸支密大日記 第８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8] 『中国方面陸軍航空作戦』朝雲新聞社、1974年、20頁。 [9] 《抗日战史/太原会战1》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66年，第四篇第九章第二节插表第三。 [10] 吕芳上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 2 军事作战》，国史馆，2015年，305页。 [11]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満州方面陸軍航空作戦』朝雲新聞社、1972年、97頁。 [12] （前出）『満州方面陸軍航空作戦』159頁。 [13] 《平型关战斗纪实》《新中华报》1937 年11 月24， 29 日。 [14] 参考笔者《平型关大捷研究》（新版）。 [15] 《台湾日日新闻》1937年9月20日。 [16] 前出吕芳上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 2 军事作战》，306页。 [17] 『中国方面陸軍航空作戦』朝雲新聞社、1974年、35頁。 [18] 《抗日战史/太原会战1》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66年，5页，和第四篇第九章第二节插表第三。 [19] 前出《抗日战史/太原会战1》24-25页。 [20] 《中国空军》 行政院新闻局 ，1947年，33页。 [21] （前出）『満州方面陸軍航空作戦』161頁。 [22] 《台湾日日新闻》1937年9月5日，10月10日。 [23] 佐藤喜一郎『空の御楯 : 日本空中戦士伝』陸軍画報社、1943年、146-148頁，172頁，91頁。 [24] 《人报》1937年9月19日。 [25] 前出『満州方面陸軍航空作戦』161頁。 [26] 『支那事変陸戦概史』（JACAR：C13071345400）317頁，318頁。 [27] 拙著《日軍檔案中出現的平型關大捷》元華文創，2018年，56-58页。 [28] 『中国方面陸軍航空作戦』朝雲新聞社、1974年、36頁。 [29]「北支那作戦史要」JACAR：C11110927000、1215-1216页。 [30] 『支那事変陸戦概史』（JACAR：C13071345400）321頁。 [31]山西綏遠 主要戦闘経過概要 昭１２．９～１２．１１(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C16120470400、2111頁。 [32] 《陈锡联战斗报告》中国国家档案局《浴血奋战——档案里的中国抗战》2015年8月公布。 [33] 《八路军，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360頁。 [34] 《朱，彭致卫立煌副总司令等电》中国国家档案局《浴血奋战——档案里的中国抗战》2015年8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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