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怎么了？

What Has Happened to Canada?

——从十五本加拿大著作看危机、邻里关系与共生的可能

— Looking at Crisis, Neighborly Relation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Symbiosis through Fifteen Canadian Books

钱 宏（Archer Hong Qian）

加拿大怎么了？

写《共生加拿大》以前，我想先把这个问题摆出来。

不是因为我已经有了答案，而恰恰是因为今天关于加拿大的答案太多了。

有人说，加拿大经历了一场“大转变”；十二年以后，同样两位作者又说，这个国家正在逼近“临界点”。有人把问题直指“加拿大民主的危机”，有人干脆把书名写成“我们的制度正在瓦解”。有人从越来越住不起的房子谈起，有人却认为加拿大真正的问题恰恰是人口太少；有人看到社会安全网的衰退，有人重新追问加拿大人与自然究竟应该怎样相处。

再向南看，问题更加有意思。

加拿大历史学家研究两百年的反美主义；民调专家发现，美加经济越来越融合，两国价值观却没有因此越来越相同；外交史学者研究所谓“特殊关系”；另一位加拿大作者Diane Francis则在2013年干脆出版了一本《世纪合并》，认真讨论加拿大和美国为什么应该成为一个国家。

这些作者并不属于同一个思想阵营。

有些人的结论甚至彼此冲突。

正因为如此，把十五本书放到一张桌子上，反而特别有意思。

我们暂且不问谁对谁错。

先问：

他们究竟各自看见了加拿大的什么？

一、《大转变》：加拿大已经不是原来的加拿大

2013年，民调专家Darrell Bricker与资深政治记者John Ibbitson出版 The Big Shift: The Seismic Change in Canadian Politics, Business, and Culture and What It Means for Our Future。

中文可译作：

《大转变：加拿大政治、商业与文化的结构性巨变及其未来》。

Bricker长期研究加拿大民意，Ibbitson长期观察加拿大政治。他们看到，当时长期影响加拿大政治、商业和媒体的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传统精英结构正在失去过去的支配地位。他们把这种传统结构称作“Laurentian Consensus”。与此同时，西部加拿大以及来自亚洲等地的新移民，正在改变加拿大的人口、经济和政治版图。

这本书今天重读仍然有价值，因为它没有简单宣布：

加拿大坏了。

它首先说的是：

加拿大变了。

可是，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变了，住房有没有跟着变？

经济重心变了，基础设施有没有跟着变？

移民来源变了，社区有没有跟着变？

地区力量变了，政治制度有没有跟着变？

变化本身不是危机。

不能与变化相适应，变化才可能积累成危机。

二、《临界点》：十二年以后，Shift为什么变成Breaking Point？

2025年，Bricker与Ibbitson再次合作。

这一次，书名已经变成：

Breaking Point: The New Big Shifts Putting Canada at Risk

《临界点：使加拿大陷入风险的新巨变》。

十二年前，他们讨论“大转变”；十二年后，他们讨论的已经是住房、青年压力、零工经济、地区张力、移民制度以及加拿大治理所面对的一系列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明确把加拿大内部裂缝的形成放在川普重新执政、关税和“兼并”言论出现以前。

所以两本书的标题本身，已经构成了一条小小的加拿大思想时间轴：

The Big Shift → Breaking Point

大转变没有得到充分调适，才可能逐渐走向临界点。

这也提醒我们：

如果把今天加拿大面对的一切困难都归因于美国，尤其归因于川普，解释就太容易了。

外部压力当然可能放大裂缝。

但是：

放大裂缝的力量，不等于制造裂缝的全部原因。

三、《加拿大民主的危机》：问题已经进入政治机器内部

Andrew Coyne是加拿大长期活跃的政治评论家。

他的：

The Crisis of Canadian Democracy

《加拿大民主的危机》

把问题直接推进加拿大议会民主内部。

Coyne关注领导层权力、议员自主性、党团、议会和选举制度等问题。他的关注点已经不是：

哪一个党比较好？

哪一个总理比较好？

而是：

加拿大民主政治的组织结构本身怎样运行？

这一区分非常重要。

如果问题只是某届政府做错了几件事，换一届政府也许就能解决。

但如果问题已经进入：

总理—内阁—党魁—党团—议员—议会—选举

整个组织关系之中，那么换人未必自动解决。

民主首先回答：

谁授权？

但还必须继续追问：

授权以后，受托者究竟替委托人做成了什么？

这已经触及组织信托。

四、《加拿大民主：我们的制度正在瓦解》：不能把制度问题全部归咎于政治人物

Donald J. Savoie是加拿大重要公共行政学者。

他的：

Democracy in Canada: The Disintegration of Our Institutions

《加拿大民主：我们的制度正在瓦解》

把问题放进更长的国家制度史中。

Savoie关注联邦政府为什么越来越难形成能够被不同地区共同接受的集体行动，议会是否充分履行职责，官僚体系、司法、媒体和透明度机制又怎样改变加拿大政府运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加拿大制度的英国历史来源，与加拿大自身强烈的地区差异放到一起观察。

这就提出了一个比政治人物更深的问题：

从历史中继承下来的制度，怎样适应一个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加拿大？

政治人物在制度中行动。

制度也在塑造政治人物。

加拿大的问题因此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组织问题。

五、《住房真相》：国家危机最后落到一间房子

Carolyn Whitzman在2024年出版：

Home Truths: Fixing Canada’s Housing Crisis

《住房真相：破解加拿大住房危机》。

她把宏大的国家问题重新落到一间房子。

这本书讨论加拿大怎样走到今天的住房困境、谁需要什么住房、无家可归、非市场住房、租户、可负担住房所有权以及最后“谁来付钱”。

UBC Press对全书的介绍特别提到：住房不可负担已经使一些长期居民不得不离开原来的社区，甚至使一些企业因为找不到能够负担附近住房的员工而关闭。

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账本问题出现了。

对投资者，房子是资产。

对银行，房子是抵押物。

对政府，房子产生税收。

对房地产行业，房子产生GDP。

可是对于一家人：

房子首先是生活。

如果房地产资产价值不断增长，而普通家庭越来越住不起房（特别是退休老人对房产税及物业管理费，被迫将凝聚几代的生命情感的房子卖掉），那么经济账本记录的“财富增加”，是不是也应该在生活账本记录一笔“负载增加”？

另一个与住房相关，而且可能造成政治混乱的问题，涉及原住民与后来者权益、立法与政策实践：法律在“尊重原住民历史权益”和“保护后来者财产安全”之间如何避免“零和博弈”（你多我就少）的问题。

六、《最大化加拿大》：加拿大究竟是人太多，还是人太少？

Doug Saunders的：

Maximum Canada: Toward a Country of 100 Million

《最大化加拿大：迈向一亿人口的国家》

提出一个与今天许多加拿大人的直觉几乎相反的判断。

Saunders认为，加拿大长期面对的问题之一不是人口过多，而是人口不足。如此辽阔的国土和丰富资源，如果人口规模过小，就很难形成足够大的国内市场、经济规模、基础设施和国际影响力。

这个观点不能因为今天加拿大出现住房压力就简单宣布错误。

但是现实同样要求我们反过来问：

人口增加了，

住房增加了吗？

医生增加了吗？

学校增加了吗？

交通增加了吗？

生产率提高了吗？

如果人口这个变量高速增长，而住房、医疗、教育、交通和基础设施没有同步增长，那么原本可以成为资产的人口，也可能在一定时期转化为生活负载。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

移民多还是少？

而是：

人口增长与生活承载能力能不能交互契合？

七、《社会安全网》：另一边却认为政府做得太少

Nora Loreto的：

The Social Safety Net: Canada in Decline

《社会安全网：衰退中的加拿大》

从另一个思想方向解释加拿大的问题。

Loreto认为，过去几十年的政策变化削弱了加拿大社会安全网，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受到侵蚀，并进一步影响社会凝聚力。

这与那些强调政府管制过多、行政成本过高的观点明显不同。

于是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矛盾：

一边说：

政府做得太多。

另一边说：

政府做得太少。

可是普通人的现实感受却可能同时是：

税并不少，

房子不便宜，

看病也未必容易。

如果两边都能找到现实依据，那么真正应该问的也许不是：

“大政府还是小政府？”

而是：

政府究竟在哪些地方做得太多，哪些地方做得太少？取得了多少资源？消耗了多少组织成本？最后又产生了多少生命效能？

八、《曾经与未来的世界》：批评生态主义，不等于否定生态

J. B. MacKinnon的：

The Once and Future World: Nature As It Was, As It Is, As It Could Be

《曾经与未来的世界：自然的过去、现在与可能》

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人类可能已经习惯了一个被削弱的自然世界，以至于把退化后的自然误认为“正常自然”。

这个问题对加拿大尤其重要。

加拿大拥有森林、湖泊、河流、海岸、冻土、矿产、石油、天然气以及巨大的自然空间。

所以批评某些生态主义政策，绝不能偷换成反对生态。

必须把几件事分开：

生态，是生命现实；

生态主义，是价值理念；

环境政策，是组织行为；

政策结果，则必须接受生活实践检验。

保护一条河流当然有价值。

但一项以保护河流为名的政策究竟花了多少钱、是否真正保护了河流、又给家庭、企业和社区增加了多少成本，同样应该能够讨论。

九、《美国佬，回家去？》：加拿大为什么如此在意美国？

J. L. Granatstein是加拿大重要历史学家。

他的：

Yankee Go Home? Canadians and Anti-Americanism

《美国佬，回家去？加拿大人与反美主义》

追溯加拿大长期存在的反美情绪。

从美国革命以后北上的效忠派，到贸易竞争、文化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商业利益和加拿大民族主义，Granatstein试图解释：加拿大为什么长期存在一种如此复杂的美国情结？

这留下一个很深的问题：

加拿大国家认同中，有多少来自“我是谁”，又有多少来自“我不是美国”？

两者不是一回事。

一个主体如果主要依靠否定另一个主体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它的主体性本身就值得重新思考。

十、《火与冰》：经济越来越近，价值观为什么没有越来越一样？

Michael Adams长期从事社会价值调查。

他的：

Fire and Ice: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the Myth of Converging Values

《火与冰：美国、加拿大与价值观趋同的迷思》

利用长期社会价值调查提出一个反直觉判断：

美加经济虽然高度融合，美国大众文化在加拿大无处不在，但两国的一些重要价值观并没有因此趋同。

这本书真正值得我们记住的，也许不是某一个具体调查数字，而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

连接不等于同一。

加拿大与美国贸易越来越多，并不意味着加拿大必须变成美国。

加拿大保持自己的文化和制度，也不意味着它必须远离美国。

主体差异与主体连接完全可以同时存在。

十一、《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真正的美加关系藏在外交新闻下面

Geoffrey Hale的：

So Near Yet So Far: The Public and Hidden Worlds of Canada–US Relations

《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美加关系的公开与隐秘世界》

把美加关系从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那里拉回真正运行的组织世界。

政治家、外交官、政府部门、利益集团、企业、边境、安全、贸易——真正的美加关系每天都发生在这些地方。

货车每天过境。

能源每天输送。

零部件每天来回。

学生、游客、资本和家庭每天流动。

因此，仅仅有一本“外交账”是不够的。

还需要一本：

北美生活账本。

十二、《你的国家，我的国家》：两个国家，却有一部无法完全分开的历史

加拿大历史学家Robert Bothwell的：

Your Country, My Country: A Unifie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你的国家，我的国家：一部美国与加拿大的共同历史》

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Bothwell没有把加拿大史和美国史完全分开，而是从17世纪共同的英国殖民背景写起，把两个国家放进同一个历史叙事中。

Oxford对该书的概括指出，两国有共同的思想和文化来源，却因为两个不同的主权而产生差异；即使大英帝国逐渐成为历史记忆，英国思想和制度仍长期影响着加拿大和美国。

这并不是说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

恰恰相反。

它让我们看到：

两个不同主体长期交互以后，会形成任何一个主体单独都解释不了的关系历史。

美国是美国。

加拿大是加拿大。

但是两国之间，还有一个已经存在两百多年的：

间。

十三、《历史使我们成为朋友》：“特殊关系”究竟特殊在哪里？

Donald E. Abelson与Stephen Brooks在2024年出版：

History Has Made Us Friends: Reassessing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历史使我们成为朋友：重新审视加拿大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这本书从两国超过250年的关系、世界最长的陆地边界、每天超过30亿加元的贸易以及安全、文化和政治联系出发，重新追问所谓“特殊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的出版时间尤其值得注意：

2024年。

也就是说，它恰好处在后来美加关系新一轮摩擦以前。

所以它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基准线。

没有基准，我们容易把今天的一切都理解为前所未有。

有了基准，才能分清：

什么是长期结构？
什么是短期摩擦？
什么才是真正的关系变化？

十四、《构建特殊关系》：真正的好邻居不是从来不吵架

Asa McKercher与Michael D. Stevenson的：

Building a Special Relationship: Canada-US Relations in the Eisenhower Era, 1953–61

《构建特殊关系：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加关系，1953—1961》

研究的是1950年代的美加关系。

两位作者查阅大量档案以后发现，当时两国在国防、外交、经济增长和自然资源等问题上同样存在真实分歧，但政策制定者逐渐形成了一种他们称为：

tolerant accommodation

的相处方式。

不妨译作：

宽容性调适。

有差异，仍然寻找共同利益；

有摩擦，不轻易摧毁合作机制；

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也承认邻居有自己的利益。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朴素的生活常识：

好邻居不是从来不吵架。

真正的组织信托，往往恰恰在发生冲突以后接受检验。

十五、《世纪合并》：既然已经如此接近，为什么不干脆成为一个国家？

最后是Diane Francis。

她2013年出版：

Merger of the Century: Why Canada and America Should Become One Country

《世纪合并：为什么加拿大与美国应该成为一个国家》。

这不是一句政治口号，而是一本完整的政治经济论述。

Francis看到的是一个很难否认的现实：

世界上很少有两个国家像加拿大和美国这样，在地理、资源、能源、贸易、资本、安全和社会生活上如此深度连接。

她因此把问题推到尽头：

既然已经如此密不可分，为什么不合并（统一）成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共同体？

无论同意还是反对，这本书都有一个价值：

它迫使我们面对一个问题——

连接走到极致，是否必然就是合并？

十六、萧伯纳早在近百年前，就把这个逻辑写成了一出喜剧

读到Francis的《世纪合并》，我想起英国大戏剧家萧伯纳的《苹果车》（The Apple Cart）。

这部1928年写成的政治讽刺剧里，美国大使Vanhattan突然带来一个惊人消息：

美国准备取消《独立宣言》，重新加入大英帝国。

听起来，这应该是大英帝国失而复得的伟大胜利。

可是Magnus国王很快意识到：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美国如此庞大的人口、经济和政治重量一旦进入这个政治共同体，真正的权力重心会在哪里？

甚至连首都在哪里都成为问题。

表面上看：

美国回归英国。

实际上却可能变成：

英国被美国重新组织。

这就是萧伯纳的幽默。

更妙的是，剧中美国大使给出的理由也是：两国的商品、思想、文化和生活早已高度交织，政治联合不过是对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给予正式承认。

这与Francis近百年以后提出的美加合并，竟有一种奇妙的呼应。

但萧伯纳也把“合并（统一）”最容易遗漏的问题一下子揭了出来：

合并以后，究竟谁并了谁？

统一以后，究竟谁统一谁？

谁代表谁？

谁决定谁？

谁最终改变谁？

十七、从1776到1814：昨天的敌人为什么后来能够成为朋友？

萧伯纳的玩笑背后，还有一段真实历史。

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

但是独立并没有立即终结英美冲突。

1812年，美英再次开战。

1814年8月，英军攻入华盛顿，焚烧美国国会大厦、总统官邸等公共建筑。史密森尼保存的相关史料对此有清楚记载。

几个星期以后，英军转攻巴尔的摩。

9月13日至14日，英国舰队连续约25小时炮击麦克亨利堡。

美国律师Francis Scott Key从远处船上观察战况。第二天清晨，他看见美国国旗仍然升起在堡垒上，于是写下后来成为《星条旗》的诗篇。

也就是说：

英国曾经烧过美国首都。

美国今天的国歌，又产生于抵抗英国军事进攻的战争。

可是战争以后，两国并没有永远把对方当作敌人。

美国仍然是美国。

英国仍然是英国。

双方既没有重新合并，也没有因为历史战争拒绝以后合作。

主体保留下来了。

关系却改变了。

这比“谁吞并谁”更值得研究。

十八、查理三世来到加拿大：英国传统为什么仍然存在于加拿大国家身份之中？

2025年5月，查理三世来到加拿大。

这里首先必须澄清一个容易混淆的概念。

今天的加拿大不是英国的属国。

查理三世在加拿大宪制中是加拿大的国家元首；通常由总督代表君主履行相关职责。2025年5月27日，他本人主持加拿大第45届议会开幕并宣读施政演说，这是加拿大君主亲自履行这一职能的罕见时刻。

施政演说的具体政策内容体现加拿大政府议程，并不能简单当作查理三世个人政见。

但仪式本身以及其中关于加拿大历史连续性、国家认同和国家共同体的表达，却值得注意。

查理三世说，这是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二十次访问加拿大，却是第一次以君主身份来到这里；讲话同时提到原住民历史、国家团结以及加拿大作为一个独立国家面对世界变化的方向。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加拿大已经成为独立国家主体。

可是英国宪政传统并没有因此从加拿大历史中消失。

同样，加拿大也不是只有英国这一条历史来源。

法国文化传统是一条线。

First Nations、Inuit和Métis是更早、更深的一条线。

后来世界各地的移民又不断进入。

所以加拿大本身其实已经告诉我们：

主体性并不一定通过消灭历史关系而产生。

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多重历史关系中生成自己。

十九、2026：一只HMS Trump舰钟，把两百年的历史重新接了起来

2026年4月，查理三世访问美国。

此时恰逢美国独立250周年。

在4月28日白宫国宴上，出现了一个颇有历史意味的小插曲。

查理三世送给川普的私人礼物，是英国皇家海军二战潜艇 HMS Trump 指挥塔上原来悬挂的舰钟。

这艘潜艇1944年下水，后来编入澳大利亚方向的第四潜艇中队并参加太平洋战争。国王把它称作川普那位“英勇的同名者”，并说这只舰钟可以见证两国共同的历史和未来。

查理三世当天还特意开起1814年的玩笑。

他说，看到今天的白宫，不禁想起英国人在1814年也曾经对这里进行过一次“房地产改造”。

紧接着，他把时间拉回1776年，称美国建国是一次大胆而富有远见的自决，并特别指出：

自己正是乔治三世的直系后裔。

他还提到川普母亲一方来自英国Outer Hebrides的家族根源。

这几句话放在一起，历史突然变得很有意思。

1776年，美国脱离英国。

1814年，英军烧过华盛顿。

同一场战争催生了后来美国的国歌。

2026年，乔治三世的直系后裔却坐在重建后的白宫里，把一艘名叫HMS Trump的英国潜艇舰钟送给美国总统川普。

历史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是昨天的敌人今天假装从来没有敌对。

而是：

经历分离、战争和冲突以后，主体仍然可以保持自己，并重新生成关系。

二十、“第51州”：一个政治话题为什么不应该变成加拿大的心理陷阱？

这样再看后来广为传播的“第51州”，分量就容易把握了。

这一说法最初出现于川普与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海湖庄园的谈话语境中，随后又被川普多次公开重复，因此后来已经不仅仅是一句饭桌玩笑，而获得了明显的政治、谈判和舆论意义。

但是：

政治语言是一回事，现实建州是另一回事。

加拿大成为美国一个州，并不是美国总统一句话能够完成的。

美国增加新州涉及国会行动；新州的产生还会改变参议院、众议院和总统选举人团的政治结构。

所以问题从来不只是：

加拿大愿不愿意？

同样还有：

美国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利益结构愿不愿意？

因此，加拿大当然可以回应来自美国的压力，也可以在选举政治中讨论国家主权。

但如果把“第51州”长期内化成加拿大国家身份的中心问题，反而容易进入别人设定的话语框架。

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不是：

加拿大会不会成为美国？

而是：

加拿大怎样成为一个更有生命能力的加拿大，同时与美国建立更好的邻里关系？

二十一、从“谁合并谁”到“为什么一定要统一？”

现在再回到Diane Francis。

Francis看见美加深度连接，于是问：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合并？

萧伯纳近百年前已经笑着追问：

合并以后，究竟是谁并了谁？

如果换成一个我们更加熟悉的词，还可以问：

究竟是加拿大“统一”美国，还是美国“统一”加拿大？

问题一旦这样提出，“合并（统一）”背后的思维方式就显现出来了。

它很容易落入毛泽东1956年八届二中全会上借《红楼梦》概括的那句话：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到1973年毛泽东再谈《红楼梦》时，对这句话的理解说得非常直接：

“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也是路线斗争呢！”

所以，这里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红楼梦》中究竟哪个人物说了这句话，而是这句话后来被赋予的一种思维方式：

一分为二——彼此斗争——一方压倒另一方。

可是：

两个主体发生关系，为什么最后一定要一个压倒另一个？

为什么一定要一个吞并另一个？

为什么一定要一个“统一”另一个？

二十二、从“一分为二”走向“一视为仨”

这正是万事交互主体共生（Everything 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EIS）试图打开的另一种思维空间。

关键词首先在：

Intersubjective。

不是Subject—Object：

主体—客体；

而是Subject—Subject：

主体—主体。

加拿大是主体。

美国也是主体。

加拿大不是美国的客体。

美国也不是加拿大的客体。

所以，两者之间真正值得研究的，就不只是：

谁并掉谁？

谁统一谁？

谁压倒谁？

而是：

两个保持差异的主体之间，能够生成什么？

这就是：

间。

不是“一分为二”以后非要分出胜负，而是进一步走向：

一视为仨。

主体——主体——间。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也不是西风压倒东风；

不是加拿大吞并美国，也不是美国吞并加拿大；

不是加拿大统一美国，也不是美国统一加拿大；

甚至也不只是把两个国家简单合并成一个更大的国家。

而是两个各自保持主体性的国家，在“间”中连接、交互、契合，并不断生成新的关系、新的价值和新的生活可能。

生命本自具足，又非独存。

这不是折中。

折中仍然是在既有两端之间寻找位置。

交互主体共生所说的“间”，却具有生成性：

关系发生，第三者生成。

这才是“合并（统一）”与共生真正的分水岭。

二十三、十五本书为什么值得放在一起？

现在再把十五本书放回桌面。

Bricker与Ibbitson看见：

结构变化与临界点。

Coyne和Savoie看见：

民主与国家组织。

Whitzman看见：

住房。

Saunders看见：

人口。

Loreto看见：

社会安全网。

MacKinnon看见：

生态。

Granatstein看见：

反美主义。

Adams看见：

价值观差异。

Hale看见：

外交新闻下面真正运行的跨境组织。

Bothwell看见：

无法完全分割的共同历史。

Abelson与Brooks重新审视：

特殊关系。

McKercher与Stevenson发现：

差异中的宽容性调适。

Francis则把问题一直推到：

国家合并。

萧伯纳笑着问：

合并以后，究竟谁并了谁？

1812年的战争告诉我们：

曾经真正打过仗的主体，也可以重新成为伙伴。

查理三世的两次北美讲话又提醒我们：

历史连续性与主体独立并不必然矛盾。

这些看起来完全不同的问题，其实共同指向一个被现代分科知识切碎了的问题：

关系。

二十四、真正缺少的，也许是一本生活账本

为什么十五本书能够分别看见真实问题，却很难把这些问题全部连接起来？

原因并不复杂。

现代知识按照学科分工。

可是：

生活不是分科发生的。

一个新移民来到温哥华，不会只遇到一个“移民问题”。

他马上同时面对：

住房、工作、交通、学校、医疗、语言、社区和文化。

一家企业来到加拿大，也不会只遇到一个“经济问题”。

它同时面对：

能源、土地、税收、审批、劳动力、资本、环境政策以及美国市场。

所以问题本来就是交互发生的。

这也是为什么共生经济学提出：

生产回归生活，生活呈现生态，生态激励生命。

GDP当然重要。

但是GDP还必须继续接受生命效能的检验。

这就是GDE：

C——降本；

E——赋能；

H——健康；

T——信任；

P——和平。

经济增长究竟有没有降低生活成本？

有没有赋能人的创造？

有没有改善健康？

有没有增加组织信任？

有没有维护和平的生活关系？

这些问题，比简单争论“左还是右”更加接近生活。

二十五、美加之间，更应该打开“北美自由贸易区生活账本”

同样，美加关系不能只算外交账。

加拿大对美国出口多少，美国向加拿大出口多少，当然要算。

但是还应该问：

每天多少能源跨过边境？

多少电力进入共同电网？

多少汽车零部件来回穿越？

多少农产品进入彼此家庭？

多少企业依赖共同供应链？

多少资本、游客、学生和技术人员每天流动？

多少家庭本身就生活在两个国家之间？

关税不是电视新闻里的一个百分比。

最后都会进入：

企业成本，

运输成本，

就业成本，

家庭成本。

反过来，贸易增长也不天然等于共生。

如果跨境经济活动造成新的生态、社区或者安全负载，同样应该记账。

所以真正应该打开的是：

北美自由贸易区生活账本。

收益记进去。

负载也记进去。

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问：

究竟降低了多少成本？

赋予了多少能力？

改善了多少健康？

增加了多少信任？

维护了多少和平？

二十六、加拿大怎么了？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

二十六、加拿大怎么了？

十五本书没有给出一个答案。

它们给出了十五个方向。

而这恰恰可能是最重要的发现。

因为加拿大面对的也许从来就不是十五个互不相干的问题。

住房与人口有关。

人口与移民有关。

移民与就业有关。

就业与生产率有关。

生产率与投资有关。

投资与税收和监管有关。

公共服务与政府组织效能有关。

生态与能源有关。

能源又与美国市场有关。

美国政策再反过来进入加拿大的企业、就业、价格和家庭生活。

一圈转回来：

所有宏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最终还是回到了生活。

那么，一个拥有辽阔土地、丰富资源、成熟制度、高教育水平、持续人口吸引力，并与世界最大经济体共享漫长边界和极深经济联系的国家，为什么仍然会同时出现住房、生产率、公共服务、地区关系、人口承载以及组织信任等多重压力？

这才是“加拿大怎么了？”真正留下的问题。

二十七、这不是结论，而是《共生加拿大》的开始

所以，这篇文章写到这里，不准备给加拿大开一张简单的药方。

它首先是一篇背景。

十五本加拿大著作让我们从十五扇窗口看见这个国家。

有危机论。

有制度论。

有人口论。

有住房论。

有福利论。

有生态论。

有反美主义研究。

有特殊关系研究。

甚至还有美加合并论。

它们都看见了一些东西。

但加拿大究竟怎样从这些彼此分开的观察中重新认识自己？

这正是《共生加拿大》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将重新回到加拿大的历史。

不是为了怀旧。

也不是为了重新寻找一个单一的“加拿大本质”。

而是要看看：

原住民、英国、法国以及后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怎样在这片土地上相遇；

不同地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利益怎样冲突，又怎样连接；

多元主义给加拿大带来了什么，又遗漏了什么；

生态主义保护了什么，又在哪些地方与生活发生新的张力；

加拿大与美国为什么能够从战争走向世界上最深的邻里关系之一，又为什么今天重新出现紧张；

加拿大已经形成的制度、价值和生活方式中，哪些值得珍惜，哪些需要重新检验，哪些又需要继续生成。

这时候，我们才真正进入：

《共生加拿大》

它不是要用“共生”这个词替换“多元”。

也不是在生态主义之外再增加一个主义。

更不是试图用一种理论给加拿大重新贴标签。

我们要追问的是：

一个已经如此多元、如此富有、如此辽阔，又如此深度连接世界的国家，能不能从“多元并存”继续走向“交互生成”？

从人与人的并存，

进入主体与主体的交互；

从保护自然，

进入生命—生活—生态的交互；

从国家之间的利益计算，

进入组织信托；

从加拿大与美国“谁影响谁、谁依赖谁、谁压倒谁”的二元想象，

进入：

主体——主体——间。

不是加拿大统一美国。

也不是美国统一加拿大。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也不是西风压倒东风。

加拿大仍然是加拿大。

美国仍然是美国。

而加拿大内部的不同主体，也不必因为差异而彼此取消。

万事交互主体共生

Everything 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EIS）

所追问的，是差异主体怎样连接、交互、契合，并在“间”中生成过去任何一方单独都不曾拥有的新可能。

生命本自具足，又非独存。

如果这个问题值得追问，那么：

《加拿大怎么了？》只是序幕。

接下来真正需要展开的，是：

《共生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