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博主按：本不想再把过去写的煽情的文字再贴出来。但看这坛子里人，就觉得那么思想贫乏和禁锢，行为那么无理且病态，就想再来点把火烧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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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的论语热，也引来了知识阶层的一股反弹。但对不读论语的草根阶层，仍然觉得是一部论语普及的“儿童”读物。知识阶层反感于丹，是因为于丹对论语原意的误解。最典型的，莫过于她所推崇的“半部论语治天下”！而知识渊博的学问界，当然明白这所谓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是怎么一回事情，草根阶层不明白，我们有情理可原谅。于丹也不明白，那就遗笑大方啦！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宋初宰相赵普，人言所读仅只《论语》而已。太宗赵匡义因此问他。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其实于丹如果能够解释和发挥今天我们常说的，街头聪明和书本聪明的公理，或许还能够说服学问界的指责。但于丹没有，却尽情对之发挥。

这里实际上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论语和我们先秦的哲学，在基本的一句话，一个词上，为什么这么让大家产生分歧呢？

我们都知道，1000个人读论语，就有1000本论语；这样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相互讨论，相互理解，相互磋商，就可以发展出来一本真正中国人的自己的哲学观。这哲学观健康不健康，是看此时此刻的社会问题的。当然还有一些人反对我说，孔子的言论不是哲学，如果你是这样讲，这样想，那就不要把孔子的话当做我们民族的信仰和精神。这样我们就不会有争论。当儒家的学说不能成为中国的多信仰中的一门儒教的时候，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在这里谈国学啦！争论也就不存在啦！

但是，科学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明白了科学和玄学的差别。中国过去朴素的哲学观和儒家的思想，就是因为它本身对名词，概念，推理的模糊，而被今天的人们去钻研，去研究，去解释，去发挥，所以难得它就不变成1000个人读，就有1000个理解。

但是我们今天的科学，就不是这样，1000个人读物理学，就不可能产生1000本物理学。

科学是和文学和艺术是相对的。在文学艺术中，极大地推崇和诱惑着读者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文学和艺术如果越能使读者想象和发挥，它就越成功。这是科学和文学所追求的大不同。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通常也都是诗人或者文学家。所以他们跟人们讲起道理来，不免会采用文学的方法。所以在中国，哲学被称呼为玄学。而且，越玄，越美，表明作者的知识越丰富。这样就产生了中国的道家和墨家以及后来佛经的对印度冥想打坐而来的参禅方法。故意讲些模棱两可的话，发展至极端，就是我讲的“清早不梦”的故事。

西方波拉图和亚力士多德开始，因为他们本身也是数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等身份，所以他们在比较这科学和文学这两种东西的区别的时候，发现了两者追求的不同，因而导引出了不同于文学的思维方法，亚力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为主的逻辑学。由此及彼，西方的思维埋下了朝向科学发展的契机。

相反由于中国文字的艰难，不是草根阶级可以马上掌握的。能够有条件掌握中国文字的，一般都是上层阶级。而这个阶层的人们，不事农工，也就体味不到农工的辛苦。自然也不会花心思去改善和抚慰下层农工的悲伤。因而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其背后的自然科学，也就极少关心。看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历史，除了军事学《孙子兵法》以外的，从来都是一部重道轻术的历史。

这种重道轻术的发展，使得读书人只重视做文章，无病呻吟，堆砌词汇，以至于唐代韩愈，实在忍无可忍，带头发起了抵制骈体文的运动。文本以载道，可是由于不事农工，对道就不可能有那么多广泛的悟性，于是读书人就又开始发展其他近乎病态的文化。

人类思想的发展，是多学科广泛交互进行的。仅以做文章这一个方法去寻道，无疑跟“身在此山”有关，永远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这种载道的文化和心理特征，却是歪歪扭扭地潜伏在中国的古书中的。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无意识遗传。到了今天，发展到那些当东方遇到西方后不服输的国人身上，他们也还是想从中国的古籍里边，希望找到我们老祖宗早在千把年前已经研究的我们现在还在研究的一些学科，比方说管理学，道德学。表现在自然学科上，就是勾股定理、圆周率、张衡的地动仪，以证明我们老祖宗也是相当聪明。

这种不服输，表现在鸦片战争，尤其明显。把罪责都归罪于汉奸，埋怨中国的事情都是汉奸惹出来的，如果鸦片战争中没有琦善这样的一帮汉奸，如果道光一贯重用林则徐，中国就不会失败。

咦嘘呼！中国的历史什么时候才能够还给历史学家？这样我们的老百姓才能从真相中看到真理！

难道真的如果林则徐一直能跟义律搏弈，我们就不会输掉鸦片战争吗？请看林自己的说法。

在谪戌伊犁的途中，他写给朋友的信，是这样的：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里的林则徐已经知道交战不可能取胜，但是他却对受信的朋友说，他的这言论，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所以蒋廷黼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书中，很可惜地说，因此，满清的改革开放晚起步了20年。因他这隐蔽了的事实，使得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以为：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不是中国的古法不行这种思想，在我们现代的历史教科书中，也广泛载之；因而现代的很多青年，特别是愤青，仍然如鸦片战争后的士大夫阶层一般，秉承并扩大了这不服输的性格。现在的国学热就是这不服输的延伸。

国学，面对的是我们古人的文言体。文言体的本身就是一个字的难理解多解释和假借字；这样给我们后代来读，其本身就造成了意思的多解。况且古人生活的二千多年，中国的生活方式都没有什么大改变。下层的百姓可以拿三国演义当做历史，拿三国演义的人物性格当生活中做人和认识人的依据。过去村落中和小城市中的社会交往的农民意识怎么能跟今天动则百万的城市生活相比呢？我们今天的人际关系，怎么能秉承古人的那原始简单的忠、孝、礼、仪呢？

今天的人,拿这简单的忠、孝、礼、仪几个字来解释我们今天的生活，难得跟古人的忠、孝、礼、仪四个字内涵一样，就所谓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和生活，哪里会起好的作用？

今日的社会是个多元化的社会。处于不同利益阶层的人们会有不同的信仰。有人喜欢吃羊肉，有人闻见羊肉就反胃。有人信鬼魂存在有人就不信。有人信UFO是外星人有人就耻之以鼻。做为社会的整体的管理阶层，当然要允许各个阶层的人都存在，都自我表现，都有自己的思想；要求社会各阶层互相尊重。有不尊重行为可以诉诸法律加以约束。这本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出于某种原因我们不去调理，那是我们政府的不对，不是我们群众的原因。

无论今天的人们怎么想办法在古人的言论里找依据，都是在科学时代做出违反科学的事情，用老祖宗参禅打坐的办法，用义和团划符念咒的方法，对抗西方越来越大地渗透。这个西方渗透的潮流经过了167年的阻挡，付出了上亿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代价，只是延缓了渗透的进度，而并没有抵挡渗透的趋势。从100多年前极微弱的信仰洋教的二毛子，到今日不管是商业利益考虑还是年轻人的时髦考虑，圣诞节活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二毛子一个小小的群体啦。这种趋势，无论什么人想阻挡，167年的事实都证明，不管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都是阻挡不了的。国人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就要改变和这生活方式相合拍的思想，想办法阻挡的只能延缓这趋势，但是却改变不了这边其大的潮流。

苹果的果实那么鲜艳美味，一方面是为了让动物们去吃它，另一方面也是让动物们可以传播它的种子到更远的地方。我们人类的各个团体和阶层，何尝不是这样？一方面是贡献着自己的产值，一方面是为自己谋着私利。各个利益阶层的交汇和矛盾，要大家各自找到各自不产生矛盾的相互距离，大一统的天下，无论如何不能发挥各利益阶层的潜能，还是允许多元化，才是解决人性自由的锁链的唯一方法。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