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依照兩千年多年主流認識所猜測，這是孔子望河水而感嘆時光迅速流逝之語。辛亥首義迅即百年，中國號稱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然後是空前絕後的人權災難，至今“共和制”仍僅限於一黨內決策層密室策劃，民眾權利之共和遙遙無期。看見無數人在為那場革命上香，烏煙瘴氣，我只能燒幾張紙錢，以驅趕革命幽靈，但願它早日灰飛煙滅！
楊天石教授認為：如何評價辛亥革命仍無定論。此認識無疑很對，“無定論”說明有爭議，比以前“有定論”也即一場“資產階級革命”而無爭議要好得多。楊教授指出：“台灣的學者就認為是全民革命”，而非什麼“資產階級革命”。這其實也不奇怪，蔣介石在國民黨三大開幕詞中就已定調：“（一）本黨所代表的民眾，絕沒有階級之分。”即全民黨；“（二）三民主義之為社會主義，總理在其遺著和演講中，已經反覆說明。因為三民主義的革命，不僅是民族革命，而且包含社會革命。”說“全民革命”是國民黨方面的基調。孫黨歷來貪天之功，早就將辛亥革命納入其資本囊中，就像共黨自稱“抗日中流砥柱”一樣。老孫剛從報紙上得知辛亥首義消息未幾，約10月25日，就在紐約告知日本總領事的代表鶴崗永太郎：“目前華中起義，系由本人所指揮。”（《孫中山全集》第一卷，P543）
於是接下來楊教授就敘及尚有諸多懸疑需要解決，“我們不能把西方的資產階級革命和中國的辛亥革命等同看待，辛亥革命有它自己的特點，但目前這方面我們研究得還不夠。”很對。但儘管有了許多新認識乃至於產生許多爭議，官論依舊，“革命”這個俗套仍然籠罩着論者；“革命先行者”的桂冠仍然戴在孫氏頭上，緣由僅僅是國共兩黨都需要人們尊奉這個偶像，藉以維護其執政的合法性。所謂“辛亥革命”，既非國民黨所稱“全民革命”，亦非中共定義的“資產階級革命”，不過是新軍中激進分子折騰出來的反滿兵變，約定“八月十五殺韃子”而已。任何政治意義皆後來捲入者的借題發揮，策劃此次舉義之要員此後非死即遁，足以說明問題。
反思“辛亥革命”，首先必須還原孫中山之形象。孫氏原本並不神聖，即使在革命黨人中，“孫大炮”之雅號也早就如雷貫耳，他本人也知道擺脫不了的。這說明從人格上，他並不為人們尊重，是朋黨利益決定才使之獲得領袖之地位。公認其談不上有什麼思想，所有政治哲學說道都是從西方那些民主社會論說中抄來的，關於此，鮑羅廷向蘇共中央的報告裡說得極為明白，他竟自納悶：“這樣一個人怎麼會成為黨的領袖了呢？”後面的章節里有細說，此處不贅。
登上神台，是孫氏平生夙願，臨死前留話讓黨羽們模仿列寧製作不朽金身以供崇拜便充分表達了這個夙願。但買賬者並不多，例如梁啓超、胡適在其死後的悼亡文章里都毫不客氣地指責“為目的而不擇手段”的“孫文主義”。真正神化他，是蔣介石在蘇俄扶持下得以執掌政權，“為了打鬼，藉助鍾馗”，在1929年3月的國民黨三大上確立的。會議正式宣布軍政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確定總理主要遺教——《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及《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為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根本大法”。孫氏“遺教”被奉為“最高根本大法”，比“國教”更甚。從宣傳上、法律上禁絕了此前廣泛存在的各種批判與譏諷，為蔣氏自己需要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鳴鑼開道。從那以後，孫中山才得以爬上神壇。
辛亥百年，如果繼續恭維孫中山，就不僅是繼續歷史流傳之扭曲，也證明現在之淺薄，無助於進步，有利於腐敗與僵化。比如前不久再次熱鬧起來孫氏已於1904年3月加入美國國籍問題，他欺矇世人達21年之久，至死未諭。此事國外早有披露，如美國學者史扶鄰1970年出版的《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十年後出漢譯本，卻無動靜。直至前幾年始引人注目，詭辯之聲仍迭起，可見這個民族意識何等昏聵。把“驅除韃虜”推翻滿族王朝奉為正義，卻擁戴美國公民作為“建立民國”之首任總統乃至“國父”，這在任何民族國家都是極其荒誕的，說“國恥”絲毫不過分。若至今仍“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那就更不可理喻了！
竊以為“辛亥興師”或“辛亥舉義”皆談不上是什麼“革命”，它只不過是漢人對於滿族朝廷抵禦外來勢力不力，長期積鬱之不滿的一次發泄；但它給予清廷頑固派的衝擊是有力的，兼之各地響應使清廷迅速陷入孤立境地。能擺脫頑固派把持而醒悟，進一步採取讓步政策，即使僅僅為挽救自身垮台而為之，客觀上也順應了歷史進步大潮。這本是立憲之大好時機，若把握得住，於國於民皆福音也！
如果沒有12月25日孫氏跑來攪局，南北和議所獲得進展至少比“歷史沒有如果”強得多！本來還頗有希望的南北和議，“南京的某些主張共和的代表們，早在12月20日，即曾有過保持皇室的思想，打算以它‘作為團結邊疆’如新疆、西藏和蒙古的象徵，而‘剝奪它的一切權力和特權’。”（《清帝遜位與列強》，P376）但一切都因孫氏到來而泡湯，下船伊始，孫即表態：“革命的目的達不到，決不和議。”什麼是“革命的目的”呢？汪精衛一語道破：“你不贊成議和，不就是捨不得這個總統嗎？”竊得總統之位立即張羅“北伐”，原本還算順利的和議因孫氏破壞而失敗。孫氏破壞了和議，扭曲了辛亥之後中國史，在當時各種可供選擇的道路中走了一條最黑暗的路。
廣義地說，歷史不過是現在對過去的認識；狹義地說，那就只能指最接近事物本相，且儘可能精準地剖析其脈絡的認識。大約可以借鑑黃仁宇老先生之“大歷史”來說事：以攝政王為代表的清廷頑固派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徹底革命派，在貌似極端對立的表象下是徹底一致的內核。這個內核可以用老毛轉述列寧的一句話加以詮釋：“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故二者實質上相反相成，從頑固守舊和極端激進兩面夾擊唯一具有進步意義的立憲潮，合力陷中國於專制泥沼中不能自拔。從“大歷史”的角度觀察，辛亥開啟的革命潮經孫中山誤導後其實是歷史之反動，不存在任何層面上的進步意義。我們只需用吳委員長最新的五個“堅決不搞”去對比清廷之“預備立憲”，應當不難理解百年來這個歷史倒退何其巨大。
從文化層面上說，革命黨控訴滿清朝廷的千般罪惡歸納起來只有一個意思，就是昏聵的清廷不堪抵禦西風東漸對所謂“封建傳統”的衝擊，理當“王朝易姓”換個主子來擔綱。辛亥革命之所以發生並勝利地終結掉皇權，不是因為清廷冥頑不化恪守“封建傳統”那一套；而是因為它屈服了，開始試行“西方那一套”也即“準備立憲”，於是激起眾怒，這才會有“辛亥首義”所帶來的“終結了幾千年的封建王朝。”所謂“亂世出英雄”，想做中國新主子的大人物姓孫、姓袁、姓蔣、姓毛，按照叢林法則廝殺，中國人民的血淚一如既往地澆灌“英雄偉業”。最終為最缺德、最殘忍的毛氏勝出，果然不辱使命打造出古往今來最成功、最細密的專制權力，如今喚作“中國模式”。黃仁宇在其名著《中國大歷史》中評價蔣，說“他的一生表彰着一個極為偉大的群眾運動，有了這個運動作基礎，才可能有日後的人民共和國之產生。”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如果說大清國因對外屢戰屢敗而覆亡，民國卻因打贏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反侵略戰爭，戴着抗戰勝利的光環垮台。
試想，自打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不斷地打敗仗不斷地割地賠款，都沒人能推翻滿清皇朝，即使如太平天國那樣宏大的“起義”也沒能推翻滿清。反倒是十年無戰事也無割地賠款再發生了，卻弄出個並不起眼的“武昌首義”，且一呼百應最終由袁世凱逼迫清廷遜位。本來在認識上就屬於“半桶水”的立憲派，被“皇族內閣”以及“收迴路權”所激怒，糊裡糊塗便躋身激進派合力倒清了。攝政王主持的朝廷沒弄明白，他們設立“皇族內閣”的決策已經悄悄地改變了矛盾的性質，使一場政體之爭變成種族權利之爭了，作為少數民族的清廷，此舉實際上就是自殺！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馬勇先生在《新世紀周刊》發表《辛亥啟示錄：皇族內閣錯在哪兒》一文（http：//hihistory.net/post/12730/），言簡意賅地簡述了清廷自1906年開始的立憲過程，以及因立憲進程而使革命退潮；又因革命退潮而引發朝廷守舊派亢奮。
文章提到，直至“皇族內閣”頒布以前，清廷一直接受各界尤其是立憲派之意見，每次都有讓步性改進；“按照既定日程往前走。1911年1月17日，憲政編查館根據朝廷指示編制了一個修正後籌備立憲逐年清單，對此後兩年需要籌備事宜都有目標明確的規定。28日，朝廷公布宣統三年預算案。這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第一次將政府收入和支出向社會公布。從這裡不難體會清廷立憲的誠意。”結論正確。只要想想國務院頒令，公布“三公消費”都執行不了，當年此舉確實了不起。而社會亦投桃報李：“國內各界相對平靜，也沒有多少集會、遊行或請願。大家靜待朝廷按部就班落實立憲步驟，想想看現在已經是宣統三年了，即便是宣統五年步入立憲，不就還有兩年時間嗎？兩千年都這樣過去了，為什麼這兩年不能等？”
1911年3月29日，孫中山籌備了幾個月的“黃花崗之役”速敗，革命黨骨幹損失慘重，而社會似乎波瀾不驚，就連其發生地廣州也無甚騷動。此事件顯然使朝廷頑固派利令智昏，不過月余，5月8日頒布各界翹首以盼的首屆責任內閣，“十大部院加上總理大臣、協理大臣共計13人，竟然有皇族出身的五人、宗室一人、滿洲貴族二人，留給漢人的名額只有四人。”這個“皇族內閣”的名單惹怒了立憲派，他們迅即通過諮議局聯合會向朝廷提出抗議；“5月14日，山東巡撫孫寶琦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摺，強調宗支不宜參與內閣。到了6月下旬和7月初，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江蘇、安徽、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廣西、貴州、雲南等省諮議局議長及議員四十多人一再聯名或單獨向朝廷請願，一再重申‘君主不擔負責任，皇族不組織內閣’為君主立憲惟一原則，請求朝廷儘快取消這個皇族內閣，於皇族外選派大臣另行組建責任內閣。”就連“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率協理大臣徐世昌、那桐兩次請辭”。然而朝廷這回沒打算讓步，繼續強硬堅持。作者認為：“清廷忘了，皇族優先享有政治權利，其實是對平民對立憲黨人政治權利的剝奪，君主立憲就是要約束君主的權力，現在弄了一大幫皇族組成政府，君憲還有什麼意義呢？”
5月，清廷不但頒布“皇族內閣”，還採納盛宣懷的奏請，頒布“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將川漢、粵漢鐵路強行收為“國有”。理由似乎很充分：四川鐵路公司募集民間股銀1400萬兩，其中300萬兩被該公司由經理施典章挪用至上海炒股導致虧空，朝廷不肯買這300萬兩的單。於是惹怒股民延及各界，應了“天下未亂蜀先亂”這句古訓，不但工農商學兵，就連回、羌頭人土司，基督、佛教信徒，皆捲入保路風潮。朝廷頒令彈壓，釀成血災。以哥老會為主的會黨發動武裝暴亂，清廷進一步調兵鎮壓，直至成全“武昌首義”。
英籍海關洋員賀璧理彼時致函莫理循，表達了他對於辛亥革命之反感：“我也看不出有何必要進行如此劇烈的變動。1908年8月27日，朝廷下詔，規定在1917年頒行憲法，並提出一個完整的政治改革計劃。在籌備立憲期間，每年都要推行一些改革措施。到1917年，政府機構將高效率地運轉起來，至少將有一半國民受到教育，足以理解他們的責任與義務。於是，立憲派盡一切可能用和平的方式保證君主立憲政體循序漸進地建立起來。然而，與此相反……他們卻消滅了歷來受到普遍崇敬的帝制，將國家置於無政府的混亂狀態……在顛覆了現政府之後，他們又沒有訓練有素、富有經驗的人員替代那些被撤任的職員。我承認，我對於中國的前途十分悲觀。”（《北京的莫理循》，P384）遠在法國的勒龐則在其1911年新作《革命心理學》中預言辛亥革命的後果：“中國不久就會發現，一個失去了漫長歷史給它披上的鎧甲的社會，等待它的會是怎樣的命運。在幾年血腥的無政府狀態之後，它必然會建立一個政權，它的專製程度將會比它所推翻的政權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裡還引申出來一個問題：何以當年旁觀“辛亥舉義”的洋人會如此準確地斷言辛亥革命的災難性後果，而中國文化精英人士卻極少這種卓識？突出的表現就是那些一度主導社會思潮的改良、立憲派人士，紛紛躋身造反潮。導致這種狀況決定於傳統文化之深厚底蘊：以“存天理滅人慾”為核心的漢文化，人性缺失已經“非一日之寒”了；飽受此種文化薰陶的中國人，追尋“天理”的慾念遠甚於對人性的敬重，人性意識幾乎為零成為辛亥革命的最顯著色彩。蔑視人性的革命潮衝垮同樣蔑視人性的滿清朝廷，中國再次上演改朝換代之慘劇。直至今日，海峽兩岸乃至域外華人，浩如煙海的辛亥革命評論文章依舊沒有逃脫這個積重難返的俗套，完全無視自那場革命以降釀成多少人權災難，只知誇誇其談教條所賦予的陳詞濫調。從人文關懷角度審視那段歷史者猶如鳳毛麟角！
我們回過頭去看一看這段歷史，不知百年之後是否會有新的感悟：敗於八國聯軍之後，清廷“1901年頒布上諭說：‘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統。’清政府在此後幾年間，頒布了一系列政令，如廢科舉、興學堂、汰冗員、改軍制，建立各種新機構，以及推行‘獎勵設廠’等保護和鼓勵民族工業的政策。1905年以後，清廷又作出‘預備立憲’的許諾。”（《辛亥武昌首義史》，P113）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下詔設資政院和各省諮議局，進而決定立憲，期限先九年後改五年，允至1913年設立議院。各省議員均已選出，在京成立了各省諮議局聯合會。而這個聯合會短短時間內就向朝廷舉行四次抗議示威活動。至於報紙雜誌畫報，據馮自由提供的數據，至辛亥時已逾千種以上，絕大部分為民間所辦。是年10月30日，連黨禁也取消了。百年過去，退步幾何？至少，人民自主抗議的權利、自由選舉的權利、自由出書報的權利、自由組建黨團的權利確確實實是沒有了。
中國幾千年的政體，歸根結底是一個官僚集團統治的政體，皇帝一直是這個集團的最高首領。辛亥革命廢棄了皇帝，群龍無首之狀態下，官僚集團必將隨着時代進程而分崩離析，北洋政府應該可算是這個過渡。“聯省自治”一度成為共識。眼看中國就要滑進憲政的坑裡，“西方那一套”行將取代“中國特色”。謝天謝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黨專制”簡直就是為官僚集團統治量身定做的“蟒袍”。這回，又是孫中山引俄入室，拿着蘇俄的金錢、武器，自願充當蘇俄的提線木偶，挾持中國再次走上歧路。
從辛亥到北伐，既是國民黨的發家史，也是孫中山的禍國史。經歷漫長的血雨腥風，孫黨終成毛黨之鋪墊，“馬克思加秦始皇”總算獲得成功，一個空前龐大、細密而且穩固的官僚統治新模式得以確立。至於失去外蒙古和唐努烏梁海，失去藏南，即使比“滿清賣國”還要慘重，那都是無需計較的代價。正因此，辛亥革命功不可沒，既得利益團伙總是要紀念這個“偉大節日”的。
（2011.7.21）
作者:錢文軍，來源: 作者博客
|
|
|
|
|
|
|
|
 |
文章評論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