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残杀为哪般？------再说两句 秦晖在《人们为什么厌恶帝制》里，对“加州学派”与“人口论学派”的“华山论剑”着墨不多，后边的引述里给我的感觉，显然是对相关的自然科学缺乏了解所致。我引述一下秦晖的原文，再来分析这个问题： 前者认为中国传统时代（除了近代的一瞬间）一直都是世界第一，并没有什么大的制度缺陷，历史上的大乱都是“小冰河期”这类气候灾变。欧洲史学界的一些“反人口论者”认为中世纪欧洲人已经会以原始计划生育手段因应经济变化、以积极调整来打破“马尔萨斯铁律”，中国史学界同样有人发现了传统时代我们先人的计划生育天赋。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似乎也只是因为江南没有富集的煤铁。反之，后者则坚持认为人口过剩使中国沦于“低水平均衡陷阱”，陷入“过密化”和“没有发展的增长”，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停滞和危机，更别提发生工业革命了。 据我对地质和人类历史的了解，上次最近的小型冰河期，发生在明末，而且持续时间极短，前后不到100年。其它类似的现象在人类的文明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秦晖以这样的理由反驳加州学派，显然极易得手。而对这种自然灾害的提及，显然是不明白大自然对保持自己的生态平衡的方法缺乏知识。在生态学上，自然地理条件和灾变对物种密度的限制因素，是归类于非密度限制类型。与其相对应的，就是密度限制物种人口（虫口等）的各种方法。在对“人口论学派”的反驳中，也还是由于对自然科学的了解不多，所以他没有反驳而只是采取不信、不辩论的态度。 本文也就是对“人口论学派”和我所提出的蟑螂文化，做进一步的生态学方面的科普。 我已经说过，蟑螂文化，靠着R-生存策略而度过环境困难时期。在环境有利时期，就会充分行使繁殖策略。但由于人口过剩问题而出现杀伐加深，人道主义价值观缺缺，是密度制约因素中的一种方法。儒家提倡的“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与实际生活的不竞争不可能得生存，明显存在着冲突和矛盾。因而思想上与行为上的分裂，造就了精神上的明显冲突，为“东亚病夫”的病情发作，埋下了种子。 中国文化追求的“多子多福”策略，造成人口压力问题，诚然还有人类DNA程序设计本身的阻碍。这就牵涉到许多亚文化行为之所以发生存在的另外一个大课题。亦即亚文化行为的社会学意义。我们日常生活中观察感觉到的同性恋行为、恋物行为、虐恋与受虐行为、角色认同、第三性别、以及自杀、杀婴行为都属于生物学上的亚文化行为。其次对于调控人口增长也会起一些作用的不孕、有意或无意识的避孕等，也都属于生态学上密度制约因素。但是很明显，中国文化对DNA控制下的减少人口策略，显然是反作用力占绝对优势。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文化观念显然明显优势于DNA所能提供的人口控制策略。这样DNA所能起到的调节人口增长，显然无能为力。（有关这个论题，请关注我的《亚文化人口及其社会学意思》） 对于“过密化”与“没有发展的增长”，等人口论学派的观念，要说明其实质，必须也对生态学上的R_K生存策略，做进一步、更详细的说明。（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先古狗一下维基百科上简要介绍的这套理论）。鉴于读者的兴趣，我不会把有关的微分数学方程也做介绍，但其科学意义，懂得严密的数学逻辑的人，一定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首先R_K策略，是一种相对来讲的行为概念。取决于哪种行为占优势，不是说一个社会或者群体，如果行使R_策略（即reproduction），就没有任何K_策略(饱和值)行为，这是一个相对来讲，看哪个更为优势的社会群体行为。R_策略首先是机会主义者。它的特点，1是能迅速发现可移民的新的生态环境， 2是能在新的环境迅速繁殖并与其它物种或同类取得竞争成功，3是此一生境一旦被消耗殆尽，它还能继续扩展到其它生境。如果仔细观察中国已被开垦的土地与闲置荒地的比例，似乎就能得出此一结论。再看如今遍布世界的华人分布，似乎更能证明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 K策略者又被称为稳定策略者，以较长时间生存于一生态环境者，也是生境中的群体和生境发生互相作用的物种的群体，都会随后达到或接近各自的饱和水平K；这样对于具有高R的群体就不再有利益了。这样的生境，对于具有竞争能力，特别是具有占领一方环境并具有利用该环境产生能量的文化，是更为重要的。在高等植物，这种K选择可形成较大的个体，诸如灌木和乔木，它们具有排除靠近其附近的刚长出的其它植物的根系和遮挡这些植物阳光的能力。在动物，K选择导致动物的特化现象(以避免与竞争者发生冲突)，或导致为对抗同种成员而加强监护、捍卫领域的倾向。在其它情况相同的条件下，K选择对那些平衡时能保持密度最大的群体是有利的。在这种长期拥挤环境下成活率或繁殖力都不够高的基因型会被消亡。 以上是我抄自课本上的话，不难比照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自春秋战国进入铁器以来，从汉代一直到清代，铁器的技术水平几乎没有改进。使用的耕田农作方法延续2千多年而没有改变。农民甚至认为：“庄稼活儿，不用学，人家怎么做，咱也怎么做”。土地的产出全靠开垦荒地的R策略。一旦没有可开垦利用的荒地，生态环境与人口密度达到了饱和值，所谓人口的特化（进一步分工改进社会结构，改进生产技术）也不能形成；而利用环境产生新能量的途径也不可能实现。 举例说明以上的论题，我们可以回想文革时期，农业生产取得丰收的赞语，“粮食亩产跨黄河、过长江”。粮食亩产400斤，算是达到指定标准，如果是500斤，算是跨黄河，如果是800斤，算是过了长江。这就说明，在现代农业手段之前，粮食一般在2-300斤而已，这样子，养活着中国8亿人口。现代农技通过良种繁育、深耕和秸秆还田、化肥与农药，已经达到了亩产1200斤到1400斤（2006年我回国时候，跟我过去的农科所同事交流来的数据。他并且告诉我，由于秸秆还田，现在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也即植物可吸收的肥料，已从80年代的0.3%上升到现在的6~7%，增长20多倍，达到欧美国家的土壤养分水准）。 K策略这种竞争的特点在早期中国无法出现，纯粹是文化行为对基因的反作用而实现的。比如在过去2千多年的社会里，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可以“指腹为婚”，继承家产。基本上都是已经设计成型的人生轨道。达尔文演化理论中最重要的性选择根本无从发挥作用。人生的意义只有一条读书做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窄门。在这样的社会里，人工选择，占了巨大优势。而人工选择的基本依据，就是儒家思想和道德说教。比如对女性的乳房美的选择，大乳房被看做是淫荡的象征，而现代科学揭示的大乳房妇女，是妇女重视养育子女，形成后代竞争优势的K选择的质量，在美学外观的体现。而人生的现实世界，极其复杂，书本与现实的冲突，造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脱离现实的亚文化人口众多，所以恋足、恋童、同性恋、斗鸡、赌博都成为社会繁荣时期的多余能量消磨方式，而不能转换为促进技术力量增进和发展的科学。 生物或者社会的演化，依赖两种力量。一是系统发育惯性，一是生态压力。所谓系统发育惯性，是指某物种在整个系统发育演化中，如果发现某一条路能够行得通，便会一直朝着这个路径走下去。也就是说如果系统惯性很大，也就难以发生改变。对中国文化如此的安排，抵消了系统发育惯性所能分配到的演化，或者说，中国两千年来的所走过的道路，已经被证明是个行之有效的路径，亦即改朝换代，互相杀伐这种蟑螂文化是个行之有效的发育路线，那么要解决它并让它改走另外一条道路，就会非常困难。这也是为什么辛亥革命至今100年，而中国的大一统中央专制制度一点也没有发生改变。 这种文化策略，面对新技术带来的人口增速过快，从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对人口的消耗，三反五反、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信阳水库崩塌等等消灭人口的无意识行为，始终无法解决人口与环境容纳量K值的矛盾。上山下乡运动，更能说明这个问题。 只有在独生子女政策开始以后，我们才看到这个问题的开始缓和。如果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还是有人口增速过快的消耗，无疑今天的生活水平，比毛泽东时代不会好到哪里去。 |
